刘禹锡《乌衣巷》与岑参《山房春事》以及杜牧《金谷园》——物是人非（二、岑参《山房春事》）

　　二、岑参《山房春事》

　　昨天谈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今天再来谈谈岑参的这首《山房春事》。这首诗是诗人岑参面对梁园的废墟有感而作。

　　梁园又名兔园、梁苑，俗名竹园，西汉梁孝王刘武所建，故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周围三百多里，汉代枚乘、梁朝江淹各作有《梁王兔园赋》；直到唐代，梁园还是著名的游览之地，“诗仙”李白有“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的诗句；“诗圣”杜甫也有“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的诗句；可见梁园是为当时人们向往的繁华胜地。安史之乱时，梁园惨遭兵燹，岑参看到眼前亭台瓦砾、园囿荆榛的荒凉破败之景触动了他怀古伤今的情怀，于是便写下了两首《山房春事》。这首其中的第二首。

　　老规矩，还是先来看看这首诗：

　　之所以谈过刘禹锡的那首《乌衣巷》之后，接着谈岑参的这首《山房春事》，是因为这两首诗无论是在表达的主题思想上，还是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都很相似。刘禹锡的《乌衣巷》是借“乌衣巷”的衰败来表达兴衰之感，而岑参的《山房春事》是借“梁园”的衰败来表达兴衰之感。具体到表现手法上，那更是惊人得相似。

　　岑参这首《山房春事》里的“日暮”、“乱飞鸦”和“三两家”这三个意象，恰像刘禹锡《乌衣巷》中“夕阳斜”、“野草花”和“寻常百姓家”这三个意象。而岑参《山房春事》里的最后两句诗——“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也特别像刘禹锡《乌衣巷》里的最后两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样都是借不变的事物——“梁园庭树”与“王谢堂前燕”——来抒发一种物是人非的感情，从而表达出诗人对于兴衰无常的感慨。

　　虽然这两首诗的最后两句惊人得相似，但是岑参的这两句却不如刘禹锡的那两句有名。究其原因，似乎岑参笔下的热烈开放的“旧时花”，还带着诗人的感情，跟断壁残垣的梁园形成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是“刺眼”的对比；而刘禹锡笔下的“王谢堂前”的燕子，却似乎丝毫不带有诗人的感情。也就是说，岑参和刘禹锡都有同样深沉的兴衰感慨。不过，岑参抒发感情要强烈一些，而刘禹锡抒发感情却似乎更平淡一些，但是，却平淡而有味。笔名“废名”的冯文炳曾经评价他的老师周作人的散文说，近代唯有周作人的文章最耐读，就是因为他文章是平淡而有味的。或许，这就是刘禹锡的这两句诗胜过岑参的那两句诗的原因吧。

　　另外，岑参的这首诗，从整体上来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前后对照。全诗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笔法不同，色调各异，然而又并非另起炉灶。“庭树”与“飞鸦”暗相关合——天上有鸟，地下有树。篇末以“旧时花”遥应篇首“梁园”，使全诗始终往复回环于一种深沉的历史兴衰之感中。

　　刘禹锡《乌衣巷》与岑参《山房春事》以及杜牧《金谷园》——物是人非（三、杜牧《金谷园》）

　　三、杜牧《金谷园》

　　岑参的《山房春事》写了对梁园荒废的感慨。无独有偶，杜牧的《金谷园》又写了对金谷园荒废的感慨。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杜牧的这首《金谷园》。

　　老规矩，还是先来看看杜牧的这首《金谷园》。

　　金谷园是西晋时候，富豪石崇的别墅。我们从《世说新语》中，记载石崇在金谷园宴客时的规格，就可以想象它的豪华。《世说新语》中《汰侈第三十》有这样的记载：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一种香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

　　可惜，到唐朝时金谷园已经荒废，仅仅成为供后人凭吊的古迹。即便如此，金谷园还是时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笔下。例如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就曾说：“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金谷酒数”是多少酒呢？《金谷诗序》说：“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在刘禹锡的《乌衣巷》中，诗人以“野草花”和“夕阳斜”来做背景；在岑参的《山房春事》中，诗人以“日暮”和“乱飞鸦”来做背景。在杜牧的《金谷园》中，诗人以“流水”、“草自春”、“日暮”和“怨啼鸟”来做背景。杜牧设计的这个背景，内容更加丰富了。既有动态的景象，比如“流水”，也有静态的景象，比如“草自春”；还有带色彩的景象，比如“日暮”；甚至还有带声音的景象，比如“怨啼鸟”。

　　《乌衣巷》和《山房春事》都是以最后两句诗为重心：“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以不变的“燕子”和衰败了的“王谢家族”作对比，写出他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岑参运用同样的方法，以不变的“庭树旧时花”和荒废了的“梁园”作对比，也写出了他对历史兴亡的感慨。杜牧的这首《金谷园》则不同，它的重心，不是最后两句诗，而是第一句和第四句这两句诗。而且，他运用的表现方法也跟上面的两首诗有所不同，而是运用典故，将眼前的景象跟金谷园的旧事联系起来。在眼前事与旧事的今非昔比中，抒发作者对历史兴亡的感慨。

　　“繁华事散逐香尘”中“香尘”的典故出自晋代王嘉的《拾遗记》：“石季伦（石崇，字季伦）屑沉水之香（一种香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受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珍珠。”现在，金谷园的繁华都如当年的香尘一样烟消云散了。

　　“落花犹似坠楼人”中“坠楼人”的典故出自《晋书·石崇传》：“（石）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石）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孙）秀怒，矫诏收（石）崇。（石）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一个绿珠坠楼已经让人唏嘘不已，奈何片片“落花”都如绿珠坠楼！令人情何以堪哉？

　　这首诗中的第一句诗——“繁华事散逐香尘”和第四句诗——“落花犹似坠楼人”，虽然都是将眼前事与从前的金谷园旧事联系起来，但是两者之间又有不同之处：第一句诗中是将现在的“繁华散尽”与从前的“香尘”联系起来，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说仅仅是一般性的联系；而第四句诗却大大得不同：诗人通过一个比喻——将此时此刻的“落花”比作从前的“坠楼人”（绿珠）——将从前的悲剧一下子转换到眼前来，恰像电影艺术上的镜头转换。而且转换过来的这个镜头还有长久的有效性，一片“落花”就是一个坠楼的绿珠，无数片“落花”，就是无数个坠楼的绿珠。这样高效地运用比喻手法，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另外，“梁园”和“金谷园”的荒废，又不禁让我们想起宋朝大儒李格非的《书<洛阳名园记>后》：“天下之治乱，侯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侯于园囿之兴废而得。”由此可知，“园囿之兴废”实是“天下之治乱”的一个风向标。因而，“梁园”和“金谷园”的荒废不仅只是代表它们两处园囿的荒废，实在是各自代表着一段家国兴亡的大事。

　　高适《别董大》——故作豪言

　　前面谈过了王维的那首著名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今天再来谈谈高适的这首著名的送别诗——《别董大》。高适的这首《别董大》不仅在唐朝的诗歌历史上属于异类，就是在中国古代整个的诗歌历史上也属于异类。因为别人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往往要“萋萋满别情”，而高适在这首送别诗中却并不以离别为苦，而是作万丈豪情语。但是，世人都知道高适在这首诗里大放豪言，却不知道他是故作豪言。

　　老规矩，还是先来看看这首诗吧。

　　“董大”名叫董庭兰，因为在兄弟当中排行老大，所以人家又称他“董大”。董大是盛唐时期的著名音乐家，擅长弹奏七弦琴。唐朝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李颀曾经在《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中形容他用琴弹奏《胡笳十八拍》的精湛技艺：

　　董夫子，通神明，深松窃听来妖精。

　　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

　　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明。

　　乌珠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

　　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乌珠，《全唐诗》作“乌孙”，汉朝时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逻娑，唐朝时吐蕃的都城，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拉萨。诗人用它来代指吐蕃这个少数民族。

　　高适在这首诗的前两句——“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中，用“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归雁”和“雪纷纷”这些含有悲凉意味的景物来渲染气氛，使它适合于离别这个特定的场景。然后来借景抒情。古人借景抒情的方法，分析起来，大概有四种：一种是以乐景写乐；一种是以哀景写哀；一种是以乐景写哀；一种是以哀景写乐。关于后两种借景抒情的方法，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曾经在他的《姜斋诗话》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小雅-采薇》）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至于“以乐景写乐”，犹如锦上添花；而“以哀景写哀”，则又犹如雪上加霜。锦上添花只能增加热闹，却不能增加欢乐；而雪上加霜却让本来悲痛的人痛上加痛，不免让人产生情何以堪的感觉？高适这首诗里的前两句，正是“哀景”，而现在他要送别董大又恰是“哀情”。若是“以哀景写哀情”，那可真是要让董大情何以堪了！因此，高适就故意作豪言——“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来安慰自己将要分别的老朋友董庭兰。

　　虽然董庭兰特别擅长弹奏七弦琴，可惜，盛唐时候盛行胡乐，欣赏七弦琴的人并不多。所以，董庭兰平常就难免有“欲取名琴弹，恨无知音赏”的感慨！也许，此时此刻听到高适的最后两句诗，董庭兰想到的，却是崔珏为他写的另外一首诗：

　　崔珏这首诗里的“房次律”，就是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这首诗里的“房给事”，也就是后来的唐朝宰相房琯。他懂得音乐，特别欣赏董庭兰，是董庭兰的一个知己。

　　此时的诗人高适也恰逢仕途不顺，那么他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来呢？也许，我们从他那首《咏史》诗的最后两句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

　　原来，他是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天涯”如何“若比邻”？

　　在唐诗中，除了高适的那首《别董大》比较特别之外，初唐的王勃写的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也很特别。跟高适那首诗一样，王勃这首诗在写送别时，也是豪情万丈，而不是“萋萋满别情”，用他这首诗里的话说，就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王勃的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老规矩，还是先来看看这首诗。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诗是王勃在长安送别他的朋友杜少府（少府，是县尉的代称）到四川（也就是蜀川）去当官的时候，而写的一首送别诗。

　　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是因为对偶的关系，才写出这样。原本的顺序该是“三秦辅城阙，望五津风烟。”当年，项羽将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分别分封给投降他的三个秦朝将军：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这就是三秦的由来。城阙，就是城楼。这里代指唐王朝的都城长安。这句诗的意思是说，三秦拱卫着长安。五津，是四川（也就是蜀川）岷江上的五个渡口，分别是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这里代指杜少府要去的蜀川。这句诗的意思是说，遥望蜀川岷江上的五个渡口，风烟弥漫。也就是说，第一句诗是写王勃送别杜少府时所在的都城长安；第二句诗是写杜少府将要去赴任的蜀川。一联诗中既写出来送别的地点，又写出了离人将要奔赴的目的地。

　　首联用了工整的对偶，所以次联就用散句来承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点明与杜少府离别时的惜别之情。杜少府到蜀川去求官，而作者王勃离开家乡绛州龙门来都城长安求官，所以说“同是宦游人”。这一联是在感情上的一个低落，下一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感情上的一振。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周振甫先生在解读王勃这首诗的时候，重点讲解了这一联诗。不仅指出了这一联诗的出处，而且还对两者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周先生说：

　　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这里把四句的意思，用一联来概括，还要作成工整的对偶，遂成为名句。他用“海内存知己”句，就把“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的意思包括在内，曹植是对兄弟曹彪说，故称“恩爱”；王勃是对朋友说，故称“知己”，是极恰当的。曹植是志在为国立功，所以称“志四海”；王勃和杜少府只是游宦，所以说“海内存知己”。这样有继承，有创新，就更切合了。

　　但是，王勃的这一联虽然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但是却没有说出“天涯”如何“若比邻”来？盛唐时的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写的那首《送柴侍御》却似乎可以说明怎样可以“天涯若比邻”来。我们来看看王昌龄这首诗。

　　武冈，是县名，在现在的湖南省西部，是柴侍御要去的地方。王昌龄用“流水同波”、“青山一道”、“同云雨”和同一轮“明月”来说明自己虽然现在是送别朋友，但是实在是并没有分别。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昌龄会说“送君不觉有离伤”的原因了。这就是具体说明“天涯若比邻”的一个好例子。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王勃的这一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好。王勃的一联诗，正是反映了初唐时代的青年，国势正盛，具有向上进取奋发有为的心情。虽然是客中送客，“同是宦游人”，同样具有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心情。所以，不以离别为苦，不作愁苦之音。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所具有的时代精神吧。

　　因为古代交通不便，所以王勃的这一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难免让人产生是他要安慰即将离别的朋友而说的。从现在迅捷的通讯条件——特别是从电话和手机等通讯手段的迅猛发展——看来，“天涯若比邻”似乎更贴切了。但是，凡事有一利则必有一害。比如说电话吧。在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女主人公唐晓芙和男主人公方鸿渐，就曾经分别阐释过电话的弊与利。唐晓芙就曾对着方鸿渐批评电话说：“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人的通信，最不够朋友。并且，你注意到么？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变得难听。”方鸿渐在夸奖唐晓芙“说得痛快”之后，又举出了电话的消极的好处，说道：“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者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然而，电话与手机到底是最快捷的通讯方式。虽然也到底代替不了见面，但是我们也终究无法摆脱它。而且，它也确实将“天涯若比邻”变成了现实。

　　另外，诗中的最后一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可能是王勃看到杜少府一直愁容满面、含泪欲啼后的劝诫。

　　李白《劳劳亭》——人嘴两张皮

　　前面谈过的几首送别诗——无论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还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还是高适的《别董大》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都是着重写被送走的人或者是送别人的惜别之情。今天，我们就来谈一首专门写送别的地方的诗，就是李白的《劳劳亭》。

　　还是先来看看这首诗吧。

　　劳劳亭在江苏江宁县西南。关于这个亭子的用途，李白在这首诗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劳劳送客亭”，原来它是古时候朋友送别的地方。梁朝的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劳劳亭是送别的地方，所以李白才说：“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因为“柳”与“留”谐音，所以在中国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折柳，就是代表着送别的人对于即将离开的人有“依依不舍”的感情。因此，杨柳也成了送别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比如《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而最为明显的自然要数王之涣的《送别》：

　　王之涣在这首《送别》诗中，是正用“折枝送别”这个意象。而李白在《劳劳亭》这首诗中，因为劳劳亭是送别的地方，所以李白也提到了杨柳。但是此时此刻劳劳亭的杨柳还没有发芽，所以他就反用“折枝送别”这个意象，说“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对于这种比较奇特的表现手法，钱钟书先生把它叫作“反象以征”的手法。总之，不论杨柳树发芽还是不发芽，诗人都可以将它用来表达“折枝送别”的意象。这可真是俗话说的“人嘴两张皮，咋说都有理”了！

　　因为“折柳”常常跟“送别”联系在一起，而好朋友离别之后，又难免相思。所以，有时候“折柳”又有“相思”的意思。比如李白在《折杨柳》诗中说：“美人结长想，对此心凄然。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

　　还是因为“折柳”常常跟“送别”联系在一起，而被送的人说不定还是回家去呢！所以，又有时候凡是跟“折柳”有关的事物，往往还能引起诗人的“思乡”之情。比如李白在《春夜洛城闻笛》中就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前面谈李商隐的《瑶池》这首诗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钱钟书先生的“阐释之循环”的理论。他首先说道：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

　　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定某字之诂。

　　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

　　今天，我们就不妨运用钱先生这个理论，来谈谈王维的这首《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先来看看王维的这首著名的五律。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将王维的这首诗通读之后，我们发现王维在最后一联用“接舆”比裴迪，用“五柳”（陶渊明曾用“五柳先生”来代指自己）比自己。王维晚年隐居在陕西省蓝田县终南山下的辋川别墅，确实很像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后的“归园田居”，所以王维在这首诗中自比为“五柳先生”（陶渊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是，难道在这首诗中，王维仅仅将自己比作“归园田居”的陶渊明吗？这首诗跟陶渊明的作品有没有联系呢？带着这个问题，再来读这首诗，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原来王维的这首《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实在是出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那两句话——“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为什么这么说呢？策，是“拄着”的意思；扶老，就是手杖；流憩，四处游玩；矫首，是“抬头”的意思；遐观，是“远望”的意思。联合起来，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拄着拐杖四处游玩，时时抬头远望。这不就是王维在诗中说的“倚仗柴门外”么？那么陶渊明“矫首而遐观”都看见了些什么景色呢？他接着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陶渊明看到云出岫、鸟倦飞、夕阳西下。而“倚仗柴门外”的王维不仅看到了景色，而且还听到了声音。他看到“寒山转苍翠”、“渡头余落日”和“墟里上孤烟”；他“临风听暮蝉”，而且还听到“秋水日潺湲”。由此看来，他不但继承了而且还发展了陶渊明的这两句话——“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隐居的王维自然不会忘了将近三百年前的那个像他一样隐居的人——陶渊明。而且陶渊明的诗文也一定会时时刻刻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所以，王维的这首著名的五律极有可能是受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里那两句话的影响。既便他作这首诗的时候，没有想到陶渊明的这两句话，也很难排除陶渊明的这两句话当时就正在他的潜意识中活跃着！

　　关于这首诗的第一联——“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周振甫先生的解读极为精到，所以不妨抄录下来，跟大家一起欣赏：

　　“寒山转苍翠”是从视觉写山，山到了秋天，落木萧萧，使人感到寒意，故称寒山。但寒山却怎么转为苍翠呢？那是因为深秋之后，大地草木开始凋零，而寒山上还保留着一些常绿的乔木，所以给人感觉寒山反而更加苍翠了。“秋水日潺湲”是从听觉写水。深秋之后，“水落石出”，水浅了，遇到石子的阻挡，所以水流反而急速了。

　　再来看“渡头余落日”。本来，渡头是供来往的行人乘坐渡船的地方。现在，行人一个也没有了，只余下“落日”。如果我们要给它补上行人散尽的这个场景，或许孟浩然《夜归鹿门歌》里的那两句诗——“渔梁渡头争渡喧”和“人随沙岸向江村”——最合适。把这三个场景连接起来，大概是这样的：先是“鱼梁渡头争渡喧”，紧接着是“人随沙岸向江村”，最后是“渡头余落日”。至于“墟里上孤烟”，这简直就是陶渊明《归园田居》诗里的那句“依依墟里烟”。

　　虽然王维将裴迪比作接舆，将自己比作陶渊明，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接舆是真正的隐士，而裴迪只是仕途不顺时的暂时归隐，只要时机到来也还是会伺机而动。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食其力，而王维的田园生活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食租衣税。

　　李白《重忆》——事假情真

　　今天想来谈谈李白的这首叫《重忆》的五言绝句。首先还是来看看这首诗吧。

　　“重忆”的意思是指不止一次地回忆，也就是重复地回忆。那么李白重忆的是谁呢？就是“稽山”的“贺老”。稽山是现在浙江绍兴的会稽山；贺老就是贺知章。李白为什么要重忆贺知章呢？原来，当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应玄宗的召唤入朝，就是被贺知章推荐给唐玄宗的。原来，起初贺知章读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就赞叹李白是“天上谪仙人”。并且解金貂换酒，与李白一醉方休。当他又读了李白的《乌夜啼》之后，又赞叹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于是，他就向玄宗推荐了李白。当时做官是需要有大官推荐的。因此，可以说贺知章对李白有知遇之恩。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李白才作诗来怀念他。

　　天宝初年，贺知章年老致仕。唐玄宗就把他家乡绍兴的鉴湖赏赐给他。李白写此诗时，贺知章已经去世，所以他才说：“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而“却棹酒船回”是用晋朝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典故。据《世说新语·任诞 第二十三》记载：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是真去了戴安道所在的剡县，只是“造门不前而返”。而李白却根本没有去“江东”，虽然他开始说“欲向江东去”，最后又说“却棹酒船回”。也就是说，李白这首诗属于“事假情真”这种情况。其实，李白是因为思念贺知章，才假说自己打算到江东去。实际上不但根本没去，就是他说的“欲向江东去”也是子虚乌有。这不免让我们想起胡兰成在《禅是一枝花·自序》中关于“真与假”的那一番深刻的见解：

　　盖技术的构想不可不依照事实，但如文学与原理上的思想则只是借事实做个因头来兴起。历史观可以比历史的事实更真，如图画比照相更真。所以连有些是捏造的，亦不可一概论为作伪，如曹雪芹的改动自传，倒是创造。禅宗所传灵山会上拈花微笑，是与《庄子》里所说黄帝的事，尧与许由的事一般，这里没有真不真的问题，只有好不好的问题，如同年青人的说假话。年青人爱向人捏造理想的事实，若要说真，亦可说是没有比这更真。近世（日）（本）的大学者折口信夫说奈良朝时代《万叶集》里女人的返歌多是说的假话，所以好。我哥哥每恼七姐说谎，及读了折口信夫此言，才更喜欢她起来。

　　李白的这首《重忆》，虽然是“事假”，但是却“情真”，所以也当作如是观。

　　另外，这首诗在写作技巧上，还有前后呼应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周振甫先生解说得相当透彻。现在也抄录如下：

　　这首诗又有前后呼应的写法，上联提到“定将谁举杯？”提出“谁”来。下联点出“贺老”，与上联“谁”字呼应。上联提出“江东”，范围较大。下联点明“稽山”，与“江东”相呼应。上联提出“举杯”，指酒，下联点明“酒”字，与“举杯”相呼应。接上联“谁举杯”里就在忆人。下联“无贺老”里点明忆贺老，在写忆人。这首诗的写法特点，就是前后几度呼应，又联系酒，写出怀念知己和酒友贺老的深厚感情。

　　李白和贺知章与酒的关系也特别密切。李白和贺知章同列“酒中八仙”。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而且又说“（贺）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简直就是两个“酒鬼”！他们初见面的时候，贺知章还“解金貂换酒”，与李白一醉方休。现在，李白又说要驾着“酒船”去“江东”看他。可见，李白在写这首诗时，可谓煞费苦心。

　　在这首诗中，不但上联的“谁”与下联的“贺老”相呼应；上联的“江东”与下联的“稽山”相呼应；上联的“举杯”与下联的“酒”相呼应；上联的“谁举杯”与下联的“无贺老”相呼应；而且上联的“去”还与下联的“回”相呼应。但是，李白却是既没有“去”，更没有“回”。然而，事虽子虚乌有，但情却是真真切切！

　　白居易《夜雪》——唐人写宋诗

　　关于唐诗与宋诗的分别，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说到过，唐诗跟宋诗的分别主要在于风格的不同，并非唐朝人写的诗都是唐诗，而宋朝人写的诗也不见得都是宋诗。关于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中，曾经这样论述道：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指南宋诗人严羽）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指宋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杜甫）、昌黎（韩愈）、香山（白居易）、东野（孟郊），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张耒）、白石（姜夔）、九僧（北宋初年的九位诗僧）、四灵（南宋四位字号里有“灵”字的诗人），则宋人之有唐音者。

　　也就是说，唐诗注重自然景色与自然情感的描写，而宋诗则注重道理的阐释。引文提到的“香山”，就是号“香山居士”的白居易。今天，我们就来谈白居易的一首有宋诗风格的小诗——《夜雪》。

　　还是先来看看这首小诗吧。

　　这首诗表面看起来，似乎跟孟浩然的《春晓》有点儿相似。但是，这两首诗又绝然不同，因为从风格上看，孟浩然的《春晓》是一首唐诗，而白居易的这首《夜雪》却是一首宋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看孟浩然的《春晓》：

　　“春眠不觉晓”里的“晓”字和“复见窗户明”里的“明”字，都是通过视觉的感受，写出屋子外面的明亮。但是，“晓”字所表示的明亮，是因为天亮了，所以才明亮；而“明”字所表示的明亮，却是因为下雪之后，因为雪的反光作用，使本来漆黑的夜，看起来有些明亮。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有点儿相似，都是既有声音描写，又有诗人的感想。但是，孟浩然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主要是感慨花落了太多；而白居易的“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则是一系列的推理。因为雪太大，所以落在竹子上的雪的重量也太大，因此就造成竹子折断。反过来推理，白居易就从“时闻折竹声”得到了“夜深知雪重”这个答案。孟浩然的这两句诗含义不尽，而白居易的这两句诗简直就是一个严密的推理过程。“已讶衾枕冷”是因为雪吸收空气中的热量造成的，虽然当时的白居易不见得就懂得这个科学道理，但是，他却是在运用下雪天比一般天气要冷这个生活常识，来说明昨夜下了雪。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四句诗都是在进行推理。而孟浩然的《春晓》却是直接描写了诗人的感受，或是直接描写视觉，或是直接描写听觉，或是直接描写自己的所思所想。因此，我们才说，“从风格上看，孟浩然的《春晓》是一首唐诗，而白居易的这首《夜雪》却是一首宋诗。”

　　另外，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个证据。白居易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跟宋朝叶绍翁《夜书所见》那首诗的最后两句，从写作方法上看简直就是神似。白居易说“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而叶绍翁说“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不过，叶绍翁的这两句诗有点像“推测”，而白居易的这两句诗更像是“推理”。因此，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白居易这首《夜雪》写得比宋朝人写的更像宋诗。

　　白居易《大林寺桃花》——春归何处？

　　昨天我们谈了白居易的那首《夜雪》，并在其中提到唐诗与宋诗的区别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还进一步阐释道：

　　乃尚有老宿，或则虐今荣古，谓宋诗时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则谓唐诗太古，宜学荀卿之法后王。均堪绝倒。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

　　其实，何止“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前面作“唐体”，而后面作“宋调”。更有甚者，在一首诗里面，前面与后面竟也有“唐体”与“宋调”之别。比如白居易的这首《大林寺桃花》，前面一联竟是“宋调”，而后面一联则是“唐体”。

　　下面，先来看看这首诗。

　　在地理课上，每当讲到海拔与温度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地理老师们总是拿白居易的这首诗里的前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来说事，让我们来解释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原来，海拔每升高一百米，气温就随之降低0.6℃，所以当平原上四月份百花早已凋零之后，在江西庐山香炉峰顶的大林寺中的桃花才开始盛开。这就是典型的以说理为特色的“宋调”。

　　“长恨春归无觅处”，这是运用了拟人的写作手法。“春归”？春天要回到哪里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春天是什么呢？春天无声无形，我们既看不到它，又抹不着它。但是，它却又的的确确地存在着。那么，它在哪里呢？它就在春风里，唐朝诗僧志南在《绝句》里说：“吹面不寒杨柳风”；它就在开放的春花上，宋朝词人宋祁在《玉楼春》里说：“红杏枝头春意闹”。当然，春天不仅在红杏枝头，而且也在桃树枝端，甚至在一切的春花春草里。所以，白居易才说“人间四月芳菲尽”，“长恨春归无觅处”。

　　那么，春天回到哪里去了呢？大概是回到南方去了吧。王安石在《泊船瓜洲》里不就曾经说过“春风又绿江南岸”么？而且宋朝的另一位词人王观在《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里不也说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么？由此看来，春天确是到南方去了。而“不知转入此中来”的“春”，大概是跟它的大部队走失了，掉队了，于是只得暂时落草为寇、啸聚山林，栖身在庐山香炉峰顶大林寺的桃花上。

　　诗人本以为现在已经是“人间四月天”，春天已经归去，再也无处寻找春天了，大概今年再也见不到春天了。然而，他却在大林寺里盛开的桃花上意想不到地又遇到了春天。这第二次的意想不到的觌面相逢，自然让诗人无比高兴。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同时，也正是这后两句诗才让这首诗流传千古，至今依旧让人们记得这首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春天归去，是谁送它走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的《第八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中有现成的答案，我不妨偷个懒，做个“文抄公”，把它抄录下来：

　　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

　　苏东坡（引者注：这首诗其实是唐朝人王驾写的，而不是苏东坡）道：“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是春雨断送春归去。”有诗道：

　　秦少游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飘将春色去。”有诗道：

　　邵尧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采将春色去。”有诗道：

　　曾两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黄莺啼得春归去。”有诗道：

　　朱希真道：“也不干黄莺事，是杜鹃啼得春归去。”有诗道：

　　苏小小道：“都不干这几件事，是燕子衔将春色去。”有《蝶恋花》词为证：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开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 斜插玉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歌罢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黄莺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曾有诗道：

　　怨风怨雨两俱非．风雨不来春亦归。

　　腮边红褪青梅小，口角黄消乳燕飞。

　　蜀魄健啼花影去，吴蚕强食拓桑稀。

　　直恼春归无觅处，江湖辜负一蓑衣！

　　朱希真说“是杜鹃啼得春归去”，我想跟他同是宋朝人的王逢原一定不会同意他的这个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有一首《送春》诗，是这样写的：

　　前面说过，春天就在春风里，所以子规（也就是杜鹃）“啼血”“唤东风”就是在唤春天。因此说王逢原不会同意朱希真的观点。

　　关于谁送走春天的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风和雨一起送走了春天。比如直接的例子就是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间接的例子就是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前文也说过，春天就在春花上，既然“寒雨”和“晚来风”把“春红”谢了，那也就是说，雨和风送走了春天。

　　将各种观点比较起来，王岩叟的“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的观点最靠谱，最接近科学的事实。王岩叟是宋朝的科举状元出身。从这首诗便可以知道，他一定也非常善于“格物致知”。可惜，虽然他的这首诗最接近科学的事实，但是也顶属这首诗最没有诗意。由此可知，有时候诗歌与科学还是处于敌对的立场上呢！

　　杜甫《登岳阳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黄鹤楼、滕王阁与岳阳楼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名楼。崔颢的《黄鹤楼》诗是古往今来咏黄鹤楼的名篇；而杜甫的《登岳阳楼》诗也是古往今来咏岳阳楼的名诗，甚至有“登楼第一诗”之称。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杜甫的这首五律《登岳阳楼》。

　　先来看看这首诗吧。

　　昔闻洞庭水， 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诗是贫病交加的杜甫，在大历三年（768年）流落在湖南的时候，登临岳阳楼而作的一首伤时忧国诗。“昔闻洞庭水”是说从前曾经听说过壮阔的洞庭湖；“ 岳阳楼”是说今天才得以登上岳阳楼。岳阳楼在湖南的岳阳，下临洞庭湖，是观览洞庭湖的最佳之处。老诗人杜甫今天的登临岳阳楼就是为了观览昔日曾经听说过的岳阳楼。

　　那么他都望见了一些什么景象呢？“吴楚东南坼”，春秋时候吴国与楚国的属地被洞庭湖所分开；“乾坤日夜浮”，太阳和月亮好像每天都从洞庭湖里升起。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记载：“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出没于其中。”就像曹操在《观沧海》中说的那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杜甫这首五律，可以从中间一分为二，前两联主要是写景，后两联主要是抒情。然而，洞庭湖的美景却并不能给杜甫带来快乐。他眼中看到的这些景物是“吴楚”和“乾坤”（也就是日月），却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洞庭湖的美景上。这些辽阔无边的景观（比如吴楚）和轮回不息的事物（比如日月），带给诗人杜甫的是一种苍凉的感觉。借用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话来说，此时的杜甫正是“不以物喜”。

　　下两联是抒情。“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是写家事。因为他家里情况是“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而他自己的情况又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因此，才造成“亲朋无一字”。此时的杜甫时年五十七岁，身患肺病，风痹，右耳已聋。当年他在成都时，还有几间草堂，而此时的他却只有一条“孤舟”。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国事。“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就是写国事。大历三年，吐蕃先是侵扰宁夏的灵武和陕西的邠州，后来又侵扰陇右、关中一带。大将郭子仪只得领兵四处防卫。国家一直处在战乱之中。想到这些，老诗人杜甫便止不住涕泪滂沱。自己的处境已经是岌岌可危，但他却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一心想着战乱中的国家。借用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话来说，就是“不以己悲”。

　　杜甫的这首《登岳阳楼》在写作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偶的句子多，散体的句子少。统共只有四联诗，前三联竟然都是对偶句，而只有最后一联是散体句。关于杜甫在律诗创作上的特点，已故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第十九 初唐及盛唐时期之诗论》中，曾有如下的评论：

　　至其自负之处，则在于律，而所重者尤在于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敝庐遣兴奉寄严公》云：“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赠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语皆可见。至若少陵所谓细者何指，后人所论，不无悬揣，考之杜集，迄少明证，今从略。

　　虽然杜甫的这个“细”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尚无定论，但是我认为，严格遵守律诗的格律要求，并且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应该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吧。甚至，我认为杜甫这个“细”字，或许还指遵循比一般的律诗格律更严格的要求，并能够自如表达自己的意思。

　　杜甫写这首《登岳阳楼》时，距离他去世还有两年，而本来律诗只要求第二联对偶，现在他却是前三联都对偶。也许，这首《登岳阳楼》就可以作他在“晚节渐于诗律细”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一个代表作品吧。

　　白居易《勤政楼西老柳》——睹物伤怀

　　一提起白居易，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他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但是，他本人却并不看重这两首诗。他在给好朋友元稹写的信——《与元九书》——中，就曾经说过：“时之所重，仆之所轻。”那么，他注重的是自己的哪些诗篇呢？他曾经发表自己的文学理论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第二十 白居易 元稹》一章中，曾经指出白居易自鸣得意的作品道：

　　（白）居易之论主于风雅，而其所谓风雅者，不外于教化。准是以论，故晋、宋、齐、梁，迄无合作，李白之诗，十不得一，杜甫之诗，上者亦不过三四十首。用是（白）居易对于自身之创作，其所最得意者，在其讽喻诗，所谓“自拾遗来，凡所识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者是也。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首白居易“因事立题”的诗——《勤政楼西老柳》。还是先来看看这首诗吧。

　　勤政楼在唐朝的首都长安兴庆宫的南面。“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长庆”是唐穆宗李恒的年号。从开元初年算起来，两者相差一百多年。在这期间，唐朝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安史之乱”。它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多情立马人”的“人”是诗人自指，而“多情”是指诗人对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感叹，并且此时的唐王朝不但已经由盛转衰，甚至天下大乱之兆已经显现。与白居易生于同一时期，而且是好朋友的元稹就曾经说过，“目击贞元（唐德宗李适在位后期的年号，他是李恒的曾祖父）十年以后，天下大乱已萌，心体震悸，若不可活，遂发之于诗。”大概，白居易也有这样的看法与做法，所以他才与元稹一起提倡“新乐府”诗。

　　“开元一枝柳，长庆二年春”这两句诗，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开元年间的这株柳树，借用《古诗十九首》里的诗说，该是“郁郁园中柳”，借用贺知章的诗说，该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而到了长庆二年却是“半朽临风树”，表现了这株柳树的由盛转衰；第二层含义是，到了长庆年间，这株柳树虽然已经“半朽”但是它却依旧还在，可是在开元年间开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却早已经不在了，套用清朝康熙年间宰相张英的诗来说，就是“半朽老柳今犹在，不见当年唐明皇”；第三层含义是，大唐王朝虽然像这株“半朽”柳树一样，还依旧存在着，但是它也已经进入了自己的风烛残年。换句话说，在这首诗中，这株柳树既代表它自己，白居易也用它来代指曾经的“开元盛世”一去不复返，同时还用它来象征大唐王朝的命运。

　　周振甫先生曾经指出：“好的咏物诗，既是咏物，又不限于咏物，寄托着诗人的情思。”白居易的这首《勤政楼西老柳》庶几近之。

　　李白《夜宿山寺》——“高，实在是高”

　　我到现在还一直记得，李白的这首《夜宿山寺》是小学语文课本里选过的一首诗，可是具体是小学几年语文课本里的诗，却不记得了。大概是一二年级的吧。当时的时候，在老师的督促之下，既背诵过了，也默写过了，然而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却是不甚了了。而现在再来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所想到的，先就是经典兼古典电影《地道战》里面，那个肥头胖脑的汉奸拍那个颧骨突出的小鬼子司令马屁的那句名言：“高，实在是高！”当然，这个“高”字，在这里不是“高明”的意思，而是“高度高”的意思。

　　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这首小诗吧。

　　据说，这里的“山寺”是指湖北黄梅的峰顶寺。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说不是指黄梅的峰顶寺。其实，不论这座山寺在哪里，既然是“山寺”肯定坐落在山上。既然是“山”那它大概就比周围的地方高很多吧。而又在上面建一座寺庙，并且诗人李白还登上寺里面的“高楼”。如此说来，这座“山寺”，更准确地来说，这座“高楼”可谓是“顶峰上的顶峰”了！这也就难怪诗人在这首诗里要突出表现它的高了！

　　在这首五言绝句中，诗人竟然不厌其烦地三次说了山寺——更确切地说，是“山寺”中“高楼”——的高。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

　　“危楼高百尺”中的“危楼”二字就是“高楼”的意思，而“百尺”两个字更是以数目字的形式、以夸张的手法给我们形容出了这座“高楼”的高！

　　“手可摘星辰”则是诗人又一次运用夸张的手法，从“举止”上来形容出了这座“高楼”的高！似乎诗人从“高楼”上一伸手就能摘下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来！由此可见，这座“高楼”可是真高啊！

　　而“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一联，诗人还是再次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从“言谈”方面来形容出了这座“高楼”的高！仿佛诗人在这座“高楼”上，稍微大声一点儿说话，就能惊扰到天上的神仙一样！由此可见，这座“高楼”可是真高呵！

　　因此，现在我一看到或是想到李白的这首《夜宿山寺》，就立刻想起那句著名的台词——“高，实在是高！”

　　有人因为李白爱好炼丹，向往神仙，便说从“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两句诗里可以体会出诗人对神仙的渴慕。而在我看来，这却未必。因为当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好是在夜里——从“夜宿山寺”这个题目中，以及“手可摘星辰”这句诗里，我们就不难看出来——所以，他大概也怕自己高声说话会打扰到天上正在休息的神仙们。既然我们人类白天活动，晚上休息，以理推之，大概天上的神仙们也是如此的吧。因此，诗人才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似乎跟渴慕神仙扯不上关系吧！

　　《菊花诗》——“寄人篱下”的花

　　一谈到“寄人篱下”这个词，我们立刻想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刘备；另一个就是小说里大名鼎鼎的林黛玉。刘备借着《三国演义》而家喻户晓，而林黛玉借着《红楼梦》而妇孺皆知。

　　刘备四处寄人篱下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先是投吕布、接着是降曹操、继而依刘表、再是靠孙权，最终好不容易在西川站稳脚跟，建立了蜀汉政权。而林黛玉在母亲贾敏死后，便暂时住在外婆家——贾府。后来，连父亲林如海也亡故了，便只好长久寄居在外婆家。我们从她那首既是悲伤落花又是悲伤自家的《葬花吟》中，便可约略窥见她寄人篱下的心情：“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处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无尽头！何处有香丘？”可惜，最后落得个“冷月葬花魂”，“一抔净土掩风流”。

　　虽然“寄人篱下”这个成语出自《南史·张融传》：“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但是，我却觉得这个用这个成语来形容菊花倒是再恰当也不过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先让我们来看几首诗吧。

　　第一首就是陶渊明那首有名的《饮酒》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既然说“采菊东篱下”，那么不恰好证明这菊花是“寄人篱下”么？

　　第二首就是僧皎然的《寻陆鸿渐不遇》：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欲去问邻家。

　　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

　　既然说“近种篱边菊”，那么不又恰好证明这菊花也是“寄人篱下”么？

　　第三首就是白居易的《咏菊》诗：

　　既然说“耐寒唯有东篱菊”，那么不又恰好证明这菊花又是“寄人篱下”么？

　　第四首就是元稹的《菊花》诗：

　　既然说“秋丛绕舍似邻家，遍绕篱边日渐斜”，那么不又恰好证明这菊花还是“寄人篱下”么？

　　无独有偶，寄人篱下的林黛玉在《红楼梦》的《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中，恰又作了三首菊花诗：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

　　毫端运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

　　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

　　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

　　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恼蛩鸣。

　　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从“绕篱欹石自沉音”、“喃喃负手叩东篱”和“篱畔秋酣一觉清”这三句诗，我们也可以知道，在林黛玉笔下的菊花也是“寄人篱下”的。虽然不见得曹雪芹让林黛玉写菊花诗有用“寄人篱下”的人来写“寄人篱下”的花的寓意，但是我们却喜欢这“寄人篱下的人写寄人篱下的花”的无巧不成书！

　　杨炯《从军行》、王昌龄《出塞》与王涯《塞下曲》——同词而异义

　　在西方众多的文学研究方法中，有一种叫作“比较文学”。顾名思义，就是将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在前面谈诗的文章中，我也曾经多次运用这种方法：或是将意思相似的诗歌放在一起谈论，或是将意思相反的诗歌放在一起谈论，甚至也曾经将相似的意象放在一起谈论。但是，这些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今天我就打算来谈一个诗歌当中比较奇特的现象：同一个词，却在不同的诗歌中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意义。现在，我们就以著名的“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的《从军行》、盛唐时期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的《出塞》和晚唐时期著名诗人王涯的《塞下曲》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三首诗吧：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阕，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从中不难看出，三首诗中相同的词是“龙城”。但是，从各首诗里的逻辑关系来看，在杨炯的《从军行》中是一个意思，而在王昌龄的《出塞》和王涯的《塞下曲》中却是另外一个意思。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三首诗中的“龙城”二字虽然相同，但是却来源于两个出处。下面我们就来分别看一下：

　　从杨炯的这首《从军行》来看，里面的“龙城”该是指敌人的城池要塞。而从王昌龄的《出塞》和王涯的《塞下曲》来看，里面的“龙城”该是指诗人自己一方的城池要塞。

　　杨炯《从军行》里的“龙城”一开始是指匈奴人祭祀龙神的城堡，所以叫作“龙城”。它就在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因此，在古代诗歌当中，诗人们常常用它来代指敌人的城池要塞。

　　而王昌龄《出塞》和王涯《塞下曲》里的“龙城”却是“卢龙城”的简称。它曾经是西汉时期“飞将军”李广驻军抗击匈奴人的地方，在今河北省卢龙县。所以王昌龄在《出塞》中才说“但使龙城飞将在”。“卢龙”原来是秦、汉长城的古塞名，叫“卢龙塞”，在今河北的喜峰口一带，因山体色黑形似龙而得名。因此，在古代诗歌当中，诗人们便常常用它来代指自己一方的城池要塞，或者是代指边关。

　　在这三首诗中，同词异义的情况是因为“龙城”的出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我们在欣赏诗歌的时候，应该根据诗歌的具体诗句来分析它到底是指敌人的城池要塞，还是指诗人自己一方的城池要塞或者是边关。

　　另外，在王昌龄《出塞》中“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人不是“飞将军”李广，而是汉武帝时候的大将军卫青。在这首诗里，王昌龄是将“飞将军”李广和大将军卫青两个人的事迹糅合在一起，从而指出，若是有才能的将军镇守边关，则国家便无边关之忧。也就是说，他借李广威慑匈奴人和卫青驱逐匈奴人的旧事，来婉转地讽刺当时守卫边疆的将领多是酒囊饭袋！

　　韩愈《春雪》与《早春》以及《晚春》——三春图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愈所提倡的古文，就是先秦和两汉时候的散体文，以与南北朝以来的骈体文相抗衡。虽然，韩愈所写的都是散体文，但是其风格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佶屈聱牙的，比如《进学解》之类；另一类是文从字顺的，比如《师说》、《马说》之类。跟他的散文风格一样，韩愈的诗歌也分为这样的两种风格：一种是佶屈聱牙的，比如他的七言古诗《石鼓歌》；一种是文从字顺的，比如他的很多七言绝句。今天，我们就来谈他的三首文从字顺的七言绝句：《春雪》、《早春》和《晚春》。

　　一、《春雪》——皇帝不急，太监急

　　宋朝人不但继承了韩愈的古文，而且还继承了他的诗歌。然而，无论是古文，还是诗歌，都主要是继承了他文从字顺这种风格的，而大多摒弃了他佶屈聱牙这种风格的。宋朝人不但继承了韩愈的这种风格，有时候，甚至很可能还化用了韩愈作品里的句子。比如这首《春雪》。

　　还是先来看看这首诗吧。

　　欧阳修有一首名叫《戏答元珍》的七言律诗，其中的前两联说：“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第二句“二月山城未见花”与第四句“冻雷惊笋欲抽芽”就跟韩愈这首诗中的前两句“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极为相似。若不是欧阳修化用了韩愈的这两句诗，就是无意中跟韩愈这两句诗暗合。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的原因是这年春寒。就是因为春寒，所以春天到了的时候，不见春花盛开，就是“草芽”也还是到二月才见到。而此时的“草芽”也还只是稀稀落落的，甚至是零零星星的，所以诗人忽然发现它们的时候，才会“初惊”。这样稀落零星的“草芽”从远处看起来，恰是韩愈在《早春》里说的“草色遥看近却无”。

　　还是因为春寒，所以本该是春雨绵绵的时节，却下起了阵阵春雪。因此，诗人才说“白雪却嫌春色晚，故傍庭树作飞花。”韩愈的这两句诗固然想象奇特，然而，这样急不可耐地向往春色到来的春雪却让我们想起了那句有名的俗语——“皇帝不急，太监急。”

　　二、《早春》——“反义诗”

　　凡是念过书的人都知道，在语文上，既有反义字，也有反义词。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意识到，竟然有“反义诗”。比如韩愈的这首《早春》与苏轼的那首《冬景》。但是，这里的“反义”不是说，两首诗的意思恰好相反，而是指作者在写诗手法上恰好相反。

　　还是先来看看韩愈这首《早春》。

　　这首诗的前两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一句写天上的“小雨”，一句写地下的“草色”。春风吹拂在人的身上，总能给人一种酥麻的感觉。因此，韩愈这句“天街小雨润如酥”很可能是揣测春雨滋润着长安街边的小草时，小草也该有种酥麻的感觉吧。有人将“酥”解释成“酥油”，但是无论是什么油吧，既便是酥油，也总是给人一种油乎乎、黏糊糊的感觉。恐怕韩愈不是这个意思吧。“草色遥看近却无”，恰像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形容莲的那句“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说完了开头这两句，我们再从整体上来谈谈韩愈这首《早春》跟苏轼那首《冬景》“在写诗手法上恰好相反”的地方。下面再来看看苏轼的那首《冬景》吧。

　　在《早春》这首诗中，“小雨”与“草色”是春天当中最美好的景色；而在《冬景》这首诗里，“荷尽”与“菊残”是冬天当中最凄凉的景色。在这一点上，两位诗人的写作手法可以说恰好相反。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是通过否定“烟柳满皇都”来说明“天街小雨”、“草色有无”的“早春”景色的美好。而“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则是通过肯定“橙红橘绿”来说明虽然“荷尽”、“菊残”，但是冬景依然是美好的。在这一点上，两位诗人的写作手法又可以说恰好相反。

　　另外，韩愈这首《早春》跟朱熹的那首《春日》一样，都是在初春时节去“寻春”，因此都比一般等到春天来了，才知道去踏春的人胜过一筹。

　　三、《晚春》——反用典故

　　在《春雪》一诗中，韩愈说“白雪却嫌春色晚，故傍庭树作飞花”，是将雪比作花；而在《晚春》一诗中，韩愈又说“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是又将花比作雪。如此一来，便构成了一个比喻的循环。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韩愈的这首《晚春》。

　　还是先来看看这首诗吧。

　　开头两句诗——“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是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写出晚春时节春花烂漫的景色。花草树木似乎知道春天不久就要归去，所以都想赶上春天的末班车。于是，自然就要争奇斗艳了。

　　然而，百花可以“百般红紫斗芳菲”，但是柳絮（在中国古代的诗词中“杨花”就是指柳絮）和榆荚没有鲜艳的色彩，所以它们只能像雪花一样漫天飞舞。在这里，韩愈是将东晋时候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典故反用。据《世说新语》的《言语第二》中记载：

　　谢太傅（谢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谢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谢）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谢道韫是将“雪”比作“柳絮”，而韩愈却是将“柳絮”（也就是诗里的“杨花”）比作“雪”。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张南庄先生《何典》里的那首诗：

　　另外，韩愈在这首诗中说“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但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却并不这样认为，她在著名的《葬花吟》里说“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恰恰与韩愈这两句诗的意思相反。

　　陈陶《陇西行》——每行都写着“死人”的诗

　　今天翻开《唐诗三百首》，细细品味陈陶的这首《陇西行》。忽然，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那段名言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逢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看到陈陶的这首诗就想起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也是因为这首诗里也“写着两个字”，不过，不是“吃人”那两个字，而是“死人”这两个字。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陈陶的这首《陇西行》吧。

　　“匈奴”是在秦汉时候侵略中原的一个强悍的少数民族的名称。从此之后，凡是侵略中原的少数民族或者是这个少数民族的士兵，中原人都还呼之曰“匈奴”。除了这首诗之外，比如岳飞在《满江红》中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匈奴的首领叫“单于”，有时也用“单于”来指称侵略中原的少数民族首领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侵略部队。比如卢纶《塞下曲》中说：“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当然，这种用代称指称的方法，也是古典诗歌在艺术上追求含蓄不露的要求。例如“貂锦”原来是指汉代羽林军的锦衣貂裘。可是，在这里却是代指唐朝出征的将士。

　　“胡尘”（胡，是中国古代中原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从字面意思看，是指少数民族的军队行军过程中惊起的尘土。在这里指与少数民族军队作战的战场。后来也指被少数民族占领的沦陷区。比如陆游在《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就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这首诗在写作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句句都写出征的将士已死：第一句中的“不顾身”、第二句中的“丧胡尘”、第三句中的“河边骨”都含而不漏地写出了出征将士已死；而第四句中的“梦里人”，则是用反写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出征的将士已死。这样以来，同一件事反复写了四遍而不觉其重复，并且因为每一句都不点破，于是这首七言绝句就更加显得言有尽而意无穷了！

　　杜甫《天末怀李白》——杜甫“喊冤”（上）

　　“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也有人将他们比作“双子星座”。而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的交情，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今天，我就想来谈谈杜甫的这首《天末怀李白》。

　　杜甫的这首诗是为怀念被流放到夜郎去的李白而作的。然而，要谈这首诗，还得先谈两件事：一件是杜甫与李白的交往过程；另一件就是李白被流放的原委。不明了他们友情的深厚与李白遭遇的不幸，就不能明了杜甫在这首中所怀的深厚感情。关于杜甫与李白的交往过程，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唐诗杂论》的《杜甫》一文中，有详细而生动的记述。我们正好可以拿来看看。

　　从闻一多先生的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杜甫和李白的见面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对于这第一次的李杜见面，闻先生激动不已地写道：

　　写到这里，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端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可惜关于李杜初次的邂逅，我们知道的是一成，不知道的九成。我们知道天宝三载三月，太白得罪了高力士，放出翰林院之后，到过洛阳一次，当时子美也在洛阳。两位诗人初次见面，至迟是在这个当儿，至于见面时的情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许是李邕的筵席上，也许是洛阳城内一家酒店里，也许……但这都是可能范围里的猜想，真确的情形，恐怕是永远的秘密。

　　这就是李白和杜甫的第一次见面，李杜第二次的见面是在济南。关于这次见面，闻先生写道：

　　东都的生活果然是不能容忍了，天宝四载夏天，诗人便取道如今开封归德一带，来到济南。在这边，他的东道主，便是北海太守李邕。他们常时集会、宴饮、赋诗；集会的地点往往在历下亭和鹊湖边上的新亭。在座的都是本地的或外来的名士；内中我们知道的还有李邕的从孙李之芳员外和邑人蹇处士。竟许还有高适和李白。

　　是年秋天太白确乎是在济南。当初他们两人是否同来的，我们不晓得；我们晓得他们此刻交情确是很亲密了，所谓“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便是此时的情况。

　　然而，著名学者冯至先生在他的《杜甫传》里，却并不认为李白和杜甫见过两次面，而认为他们只见过一次面。原来，闻一多先生不知道李白和杜甫是否一同从洛阳去的济南，而冯至先生却肯定他们一起携手从洛阳去的济南。看来从初次见面开始，他们两人就已经“携手日同行”了。

　　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当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从他们的年龄来看，似乎他们该早些见面才对，而为什么没有早些见面呢？冯至先生在《杜甫传》的《与李白的会合》一章中，解释道：

　　他们的晤面本来可以更早一些，可是他们在这以前并没有得到碰在一起的机会。杜甫漫游吴越时，李白经过太原到了齐鲁，杜甫游齐赵时，李白又在江南。随后杜甫回到洛阳，李白在七四二年才从剡中北上长安。

　　再后来，就是李白得罪了高力士，被放出翰林院，他也到了洛阳。唐朝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诗人，终于殊途同归，完成了他们历史性地第一次会面。然而，不论他们见过两次面也罢，甚至是只见过一次面也罢。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的友情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至于李白被流放的始末，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也曾经提到过，现在也抄录在下边：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一直养尊处优的唐玄宗逃到蜀地避难，而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李白也四处躲避战乱。天宝十五年（756年）李白跑到庐山隐居避难。但是，他还是一心想报国，所以就在永王李璘的征召下加入了他的幕府。他没想到，永王是有野心的，要跟太子李亨争夺皇位。结果，第二年（757年）永王李璘兵败被杀。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李亨登基，他就是唐肃宗。后来，李白也吃挂累被打入寻阳大牢。后经多方努力，好不容易暂时释放，但是，这年的冬天还是以谋反罪流放夜郎。

　　杜甫的这首《天末怀李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作的。

　　杜甫《天末怀李白》——杜甫“喊冤”（下）

　　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杜甫的这首诗。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这首怀念老朋友李白的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而此时的李白已经被大赦而还。只是，当时的杜甫还不知道，于是流落在秦州（现在的甘肃天水）、还“蒙在鼓里”的杜甫就写了这首诗来怀念他。

　　首句以秋风起兴，给全诗笼罩一片悲愁。天末，是指李白被流放要去的夜郎。“凉风起天末”这句诗紧扣题目中的“天末”二字，而“君子意如何”这句诗又紧扣题目中的“李白”二字。秋风乍起，杜甫就想起被流放的朋友李白，这其中的“怀念之情”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鸿雁几时到”是说诗人与朋友李白远隔千里，不仅不能见面，就是书信往还也极其困难。鸿雁，在这里代指书信。这个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

　　（汉）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苏）武等，匈奴诡言（苏）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苏）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常）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苏）武等实在。”

　　“江湖秋水多”这句诗可以跟杜甫在同一时期写的怀念李白的《梦李白二首》中的“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与“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相互对照来读。也就是说，杜甫怕李白在流放夜郎的路上，因秋水“兴风作浪”而丧命。也许，杜甫想到秦始皇在南游途中遭遇风波之险，于是也担心起李白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引者注：指秦始皇）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前两联是写杜甫怀念李白，并且以为李白此去凶多吉少，因此为他的生命而担忧。后两联是杜甫为李白流放而喊冤。然而，杜甫无权无势，所以也只能在自己擅长的诗歌世界里为自己的老朋友喊喊冤罢了。

　　虽然同样是喊冤，但是却并不像在衙门口那样，擂一通鼓，接着便直着嗓子喊：“青天大老爷冤枉啊！”一则，诗歌含蓄的要求，不允许杜甫这样做；二则，现实的政治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他只能采取“指桑骂槐”的办法和“影射”的手法来替李白喊冤。

　　“文章憎命达”也就是“天妒英才”的意思，是说老天爷故意让“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多受些磨难；“魑魅喜人过”是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每个人周围都有好几个“坏鬼”，它们总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给人“下绊子”，然后看着人吃苦头而幸灾乐祸。其实，杜甫在这里是借骂“魑魅”来骂那些在皇帝面前说李白坏话，给李白下绊子的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就是杜甫所用的“指桑骂槐”的办法来为李白喊冤。

　　可是，我们仔细一想，就不难发现：既便李白被坏人在唐肃宗面前打了小报告、给李白下了绊子，可是李白被流放更多的是因为他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站错了队伍。而“文章憎命达”倒是还有些影儿。这并不是说真的“文章憎命达”，而是因为李白读了太多的书，而且相信书里的话，所以干什么事都有些“书生气”，所以这次才落得个被流放的下场。高步瀛曾经引用邵长蘅的话说：“一憎一喜，遂令文人无置身地。”实在，并不干“文章”与“魑魅”的事，倒是该责备李白自己太“书生气”！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是将李白比作投汨罗江而死的屈原。从前的屈原既然是忠而见疑被流放的，那么现在的李白自然也同样是冤屈的了！“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就是杜甫所用的“影射”的手法来为李白喊冤。

　　另外，在这一联诗中，一个“语”字与一个“赠”字，将李白的冤屈之深写得入木三分。本来屈原已死，而李白经过他自沉而亡的汨罗江时，他的冤屈之深是非与屈原一吐为快不可的。一个“语”字与一个“赠”字，已经让死去千年之久的屈原起死回生。说得更真切一些，李白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活屈原”吗？清朝的黄生在《读杜诗说》中，曾经评价这个“赠”字道：“不曰吊而曰赠，说得冤魂活现。”黄生此说可谓击中要害，只可惜他只看到了“赠”字，而忽略了“语”字！并且，他也忘记了李白就是一个“活屈原”！

　　窦叔向《夏夜表兄话旧》与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昨天·今天·明天

　　每当读到窦叔向的《夏夜表兄话旧》与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这两首诗，我就想到赵本山与宋丹丹以及崔永元演的《昨天·今天·明天》这个小品。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两首诗吧：

　　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

　　远书珍重何由达，旧事凄凉不可听。

　　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

　　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窦叔向的这首《夏夜表兄话旧》作于夏天，从题目中“夏夜”这两个字可以看出，而李益的这首《喜见外弟又言别》则作于秋天，从诗中“秋山”这两个字可以看出。但是，两首诗都描写了表兄弟久别之后重逢，而重逢之后又要离别的场景。从“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和“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可以看出是“久别之后重逢”，而从“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和“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不仅可以看出是“重逢之后又要离别”，而且从里面的两个“又”字也可以看出是“久别之后重逢”。

　　另外，这两对久别重逢的表兄弟都是从白天谈到黑夜，这从“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和“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可以看出。夜合花朝开而暮合，“夜合花开”自然就是白天了，而“夜深微雨”自然就是黑夜了。“语罢暮天钟”也是说话旧一直到了黑夜。

　　这两首诗在语言上都朴实无华，但是又都感情真挚。久别重逢或是故地重来的感情多是相似的，所以我们不妨拿别的诗来跟这两首对照着读。比如“远书珍重何由达”就可以跟杜甫《月夜忆舍弟》中的“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相对照；“昔年亲友半凋零”就可以跟杜甫《赠卫八处士》中的“访旧半为鬼，惊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