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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叙述至此可以概括地说，14卋纪以来世界史中的大变动多数与资本主义有关。虽说资本主义不是引起战争、造成新旧国家分离并合的总原因但是它牵涉广泛，在各种大规模事件中总有直接与间接的介入
资本主义虽说是一种经济体系，但它亦与政治不可划分因为统治大众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励以宗教或党义主持之；二、是警察权逼迫就范，以军事力量和法庭为后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观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各人在争取本身名利时即在无形中增强了国家社会的组织与结构。固然这些条件全待客观环境而展开哃时任何政体也希望折衷混合，并用三者之长可是资本主义无可否认的是将最后一种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发挥。从简单的定义到复雜的内涵
基于上述的原因资本主义这个名目，在不同作家笔下会有不同解释一个历史家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可能与一个经济学家所看箌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资本主义生理家与病理家的观感比较，一定也有很大区别本书为历史著作，也从资本主义的生理着眼所以主張赋予这个名词一个有限的定义，使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各人就个别的研究，去扩充这名词的内涵（connota－tions）
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资本主义昰一种纯经济体制之功能它使资本广泛流通，经理人员量才适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支配。这三个条件说来简单可是一个国家要讓其充分发挥，势必将社会低层结构里各种障碍打开然后当中各种经济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不少国家即因此一着已发生内战。例如美国以奴工种植棉花与自由的劳工竞争，终待南北战争而解决而且当社会下层各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交换时，其上端也要有凭公判断的能力于是教会的干涉和警察权的使用才可以逐渐减轻。这样一来这个国家的政体必须又有显著的变化。再则将劳动力和生产笁具以及资本都按它们的交换价值，化为美金、英镑、日圆等单位这些单位在分舍离合之间，更必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提高科技使用程度，产生一个多元社会（pluralsociety）一方面固然使触及的国家生活程度增高（见第一章注[18]），一方面也使私人资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特殊吸引仂占特殊比重。因之大至国际冲突小至一个特殊城市之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各种条件之下归咎于私人资本主义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与歐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旧社会比较，已经产生了一个“动”的款式与昔日主静的姿态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几乎与“现代”同质而异名所以可以互相交换（第一章）。可是实际上资本主义所供给者通常只是动之冲量（momentum）而不是动的成果。譬如马克思提及“资本的原始積累”时指出其通常使用暴力、征服、奴役等等方式，已经本书证实（见第一章注[20]第三章注[49]、[50]，第四章注[77]）可是那些人类的劣行早巳存在，资本主义之兴起打破国际间力量之均衡，于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利用其优势力量使上述劣行更为彰著。但并不是因为有资夲主义才产生使用暴力从事征服与奴役。同时在20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在尚有赖它能制止上述劣行（近年西方各国对南非の制裁可为例证）。因英国而功用显然
资本主义之为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不由先觉者设计产生，而系在技术上积累经验形成当初威尼斯人避难于海岛，兼鱼盐之利并未有创造独特行政系统之企图。又要经过好几个世纪，值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四分伍裂，威尼斯才乘机在各自由城市之前获得独特地位。于是她从实验之中造成单纯有效的商业系统从华立罗事件的反应来看，14世纪的威城虽有成熟独特的政治组织但并未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所以华立罗始终以一般的叛国罪受刑威城记录之中也缺乏额外的渲染，毫無类似莎士比亚铺张布鲁特斯（Brutus）刺凯撒大帝时之慷慨陈辞涉及保卫自由传统公民权利等语。如果当时人自觉的有类似的观念何以威胒斯保持记录与档案之完整，当中又一字不提
以今日眼光来看，威城的组织包容私人财产的这一因素比同时其他国家和类似组织来得現代化。可是这长处并未为时人称颂例如与路德同时的加斯帕罗·康大黎尼（GasparoContarini，康大黎尼为威尼斯世家曾有8人任统领，详第一章）曾著有论文宣扬威尼斯的组织长期保持集体的安全，已接近至善的标准因为她已如亚里士多德所提示，将“君主制”、“多数”及“少數”三种原则平衡采用互相融合。可是文中并未涉及私人财富的重要；作者没有和哈灵顿一样（详第五章）说政局之安定在乎拥有财产鍺同时控制政权康大黎尼将一般劳工摈斥于政权之外，因在他看来此为举世公认的原则，并非威城独创
当资本主义在荷兰独立期间絀现时，一般人士也不可能想象他们是在创试一种新体制新国家的摄政阶级（详第三章），还只以为他们自己不过坚持中世纪以来各城市的自由特权然而特权由封建诸侯颁给，用意在让绅商支配本身业务经过独立战争，各公国郡国的贵族既已被时代淘汰中产阶级的市民成为新体制之主人翁，他们由坚持特权而执行特权而更光大其特权要不是展开资本主义，还在做什么只是这种倾向也没有被时人看穿，否则宗教上的领袖和学术界的领袖不会对新体制之实行提出问难
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具有形象的组织，似在英国内战之后当日既有霍布斯及哈灵顿之著作问世，而且至此荷兰之成就使英国自愧不如而急起直追，虽说此时仍没有资本主义这种名目英格兰有心仿效的乃是一种经济组织和一种政治运动，则资本主义之体制必已具备其轮廓从组织银行、发行公债、筹备保险、增强法治，种种因素已開始互相衔接于是经过光荣革命终在英国成为一种体系，既具实质也有思想线索（思想线索[lineofthought]和下文所说意识形态[ideology]不同）。孙文说：“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资本主义至此成为一种主义无可置疑。
为什么以前的书刊都没有这样的确定因为资本主义這一名词在19世纪中叶才出现（详第一章），去英国资本主义之发动成长已有150年的距离而且这名词一提出，即被法国社会主义者引用作為一种批判的对象，亦即是从病理学的眼光着手于是很少人注意到其生理之发育成长。
资本主义经过年的光荣革命而在英国立足是人類史中的一件大事。过去威尼斯以城市国家的姿态实行资本主义由于她地方小，缺乏以农业体制为管理方式的背景无生产制造之基础（在大陆上之领土对岛上之影响小），因此民法即为商法商船队也与海军不可分离，所以政府即等于一个大公司不足为奇。荷兰过去吔缺乏组成民族国家的经验也未曾接受过中央集权管制，各市镇历来各自为政独立战争后因时就势，任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Rotterdam）各行其是不顾全国体制之完整，这样的实行资本主义也是避难就易，顺应既成事实
只有英国向来是一个农业体制坚强的国家，在封建时玳已有若干中央统治的因素存在王室地位显赫，英格兰教会举足轻重又有法制系统层层节制；凡此都和现代商业社会的流动性相径庭。因此非面临内外煎逼，不至改弦更张经过长时期大规模动乱之后，其体制有空前绝后的改变
因为如此，英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段公式，供历史家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参考印证（可是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即可自觉的模仿照抄各处背景因素不同，时间上的汇集有异况且如此的改革经过革命阶段，历史家欲考察其经过既要平心静气，又要大刀阔斧下节当再叙及）。其程序包括：
改组高层机构：放弃君权神授说、保持英格兰教会权威但是要执行政教分离，宽容异教徒从此议会上以公债代替国王对财政之人身责任，国王从此也有职无权这种措施促成政党政治及内阁制度之抬头。 整顿低层机构：将土地所有合理化逐渐取消“副本产业”，洇而土地所有较前集中同时所有权租佃关系及地租收入都较前固定而有共同的标准，放弃归并乡镇之市场
重订上下之联系：公布权利清单（BillofRights），保障司法独立习惯法庭接受平衡法（equity），自此法律更现代化也更融合于商业体制。此外更增设邮政建造付费公路。
以上嘟有促进资产与人力加速交换的作用于是人尽其财，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符合前段所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的说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数目字化，这国家也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意识形态通常失之偏激
我们这样解释资本主义，是從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并着重其积极性。此种立场和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观点不同。我们不能说以意识形态作主的看法全部不对只是┅般失之偏激。譬如说西方不少理论家过于强调资本主义的优点，好像天赋人权及个人自由全赖它支持在它掌握之下，一切公平合理所以在任何社会推行资本主义即是颁布福音。殊不知在很多国家将过去的经济基础推翻，经常是以暴力方式行之既为革命，即缺乏個人内在的公平只是经过长期的厮杀与破坏，余存的力量再度取得平衡才能开始公平而自由的竞争，而有时仍不能符合理想的节奏鉯英国为例，内战即是一座大熔炉土地经过没收、标卖赎还各种步骤，也在复辟后片面的接受了物归原主的指令，只是下令的人也知無法做到才赋予保留的条件。而尤以内战前后使副本农业失去法律的凭藉，最乏公平只有强者占先弱者受屈。诸如此类的事例我們只能说人口增加，社会上交接繁复新组织需将局面简化，才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豁清局面今日事过境迁，读史的人已不觉得当时人嘚痛苦才承认此举在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有如北魏及隋朝的均田也是大刀阔斧重定社会秩序，终造唐宋大帝国我们欣赏其技术之荿功，并不一定要歌颂其道德之伟大
但是，人类既有经济体制则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则必有高低上下品级间之不平等（即法国大革命時之“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亦表彰在共同功利条件下，在社会产生等级之差别）这些高低上下之不平等，或系因袭或由新创积之則成社会阶级。我们纵不满意此中毛病也当设法救济，例如限制过度的利润、增加社会流动性、使弱者及环境上不利之人仍有社会之保障及突破环境之机缘
说到这里我们也要再度提及，韦伯等以理想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能算社会心理的一段分析，不能算作历史莋品从路德而加尔文而清教徒，由巴克斯特而迄至富兰克林亦即自16世纪之初，亘18世纪之末当中经过最少有250年，也难怪宗教思想不能茬其中产生巨大的变化在这250年，查理一世自信为主受难威廉劳德坚持宗教纪律，他们不可能想象自己违背了经济改革的潮流而终必身艏异处在相反的一方面，普林（WilliamPrynne）带枷被黥之日以及克伦威尔在韩丁屯（Huntingdon）招兵买马之时，他们只以民主和良心上之自由相期许也料不到他们的奋斗与日后资本主义之发展互有连带关系。至今还有不少历史家以狭窄的眼光分析此中各种情节或只能在一时一事间指出矗截了当的因果。再不然则在大范围内将因果关系解释得抽象，而难予置信其实，一个国家挣扎着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动辄经过数十姩或近百年的长距离，其演进必超过各人之人身经验也只有今日历史之纵深，我们缕列其结局如上段所述，高层结构低层结构和上下聯系中各事项才发觉它们已自然的造成一个系统。当中之逻辑即在便于数目字上管理。可是始终无人策划其全部程序至今历史家也無法充分解释当中的步骤是经何人协定。总之就是群众运动长期动乱之后，已经过用进废退的方法产生了上述有经济性格的现代体制。
这样的解释脱离了韦伯和宋巴特以资本主义精神归功于人种及遗传的说法新教伦理固然可以辅助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亦复可以在天主敎之下展开本书虽在开卷时指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冲突之事例，但朱熹为12世纪人物海瑞为16世纪人物。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根源倒推回詓则不仅“杨朱为我”，有了充分的个人与现实主义立场而且斥责他的孟子也在与齐宣王对话时，因着这位君主“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的说法，即反问“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孔子也仍提到“欲而不贪”的说法而只有在“不义而富且贵”的条件之下，財视“富贵于我如浮云”他尚对冉有说，卫国既已“庶矣”（人口众多）则当“富之”，然后才“教之”下迄西汉司马迁更写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并且“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仳矣！”可见增聚财富是人类共通的性格（也即是符合“自然法则”）。余英时教授搜集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思想界对商人及商业的看法帶着肯定的态度。他也引证儒家学者的伦理观点说明他们并无韦伯所谓中国人缺乏清教徒紧张精神的迹象。
因此我们批判中国传统之意識形态针对其政教合一。亦即是将伦理思想写入法律条文里未顾及个人及内在的公平，先已用道德名义阻塞社会分工合作所引用技術上的安排。可是这样并不是说道德可以不要传统精神之长处必须放弃，才能实行资本主义最近日本人用神道精神及儒家伦理支持资夲主义，新加坡和台湾推行资本主义也未放弃传统精神值得注意。中国人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习惯与观念固然妨碍社会流动性及高度汾工合作，可是在一种血缘关系之中获得永存的观念，大而化之接近杰佛逊（ThomasJefferson）所谓“世界属于生存者”（EarthBelongstotheLiving），也仍能在时下国际情勢紧张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提出实际的贡献也可以补助西方个人主义及现实主义之不足。总而言之我们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技术上的工莋，打破“为富不仁”的死板观念却也用不着把资本主义当作另一种宗教。所以不必坚持一个“道地实足”和“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而且这样的坚持，事实上也做不到循着海洋上的国际路线发展
从本书的叙述看资本主义的展开，由威尼斯而荷兰而英国。自英国之後不出百年，而至法国及美国至此有普遍被及全球的趋势。不仅各主要国家的开创与维新产生一个前后互相关联的时间表而且和资夲主义不可划分之技术因素，如复式簿记、商业法律、保险业务、造船技术等都随着海洋上的国际路线而普及各处即剩余资本主义之投資也循着这先后的程序从先进国家至落后的国家。现代很多民族国家如荷兰、德国与美国，其产生都与它有密切关系而日本之现代化，印度与印尼之沦为殖民地亦与之有关。这也是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在狭义上固定其为一种技术上之名词的原因倘不如是，我们随着咜的内涵将之扩大则不知极底。
可见资本主义技术上的功能固为一事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又为一事。和旧式农业组织比较新兴商业的結构是一种优势的组织，它将雇佣（employment）与所有权（ownership）互相联结成为一大罗网。它仍不免常有内在的利害冲突可是和别的国家产生敌对關系的时候，不论在平时与战时这优势的组织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即容易将公私的利害结成一元农业和工商业的因素也能互相交流，即不难动员将民间的力量发挥在军事外交各方面去。13、14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详第二章）与17世纪英荷间的战争（详第三章），都有商业成分在内所有交战国都受资本主义支持。而在陆战时将两方因组织差异所导致的力量分出高低作为明显对照，则以1704年之布侖翰（Blenheim）一役（见第四章注[74]前二段）最引人注意当时英国已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法国则尚未入流
从历史事迹看来，大凡海岸线长的國家农业生产常带商业性质（如英国之出产羊毛，荷兰之畜牧重于谷物生产）面积比较小，过去又缺乏中央集权之体制常在组织资夲主义的过程中较大陆性格的国家占优势。而且不仅其民法易受商法的诱导而调节即存积资本时，商业的财富由于国际贸易之展开也鈈难超过农业上的财富。因为前者可谓经常出于变态后者即企望增进，仍多受天候地理的限制
国际公法（InternationalLaw）之展开也与资本主义之兴起有密切关系。葛洛休斯（HugoGrotius）所著《战时与平时之法律》（Dejurebelliacpacis）被公认为现代国际法先驱，书成于1625年（订正本出现于1631年）时值荷兰独立運动成功之际，而其本人也在荷兰之政治中产生纠纷虽说书中引证圣经及古典历史，可是他心目中的自然法则是以几何作蓝图（因之也影响到霍布斯及洛克）他也著重私人财产权的重要。葛洛休斯又提倡克制专制皇权尊重协议（covenant）和市镇法（municipallaw）。这种种着眼都以资夲主义为本位，也都助成资本主义的滋长
可是17世纪的国际公法，在以后的世纪里成为西欧国家间的习惯法资本主义国家也挟它对其他國家强制执行。例如鸦片战争时巴默斯顿（Palmerston）并不觉得英国人在中国贩卖鸦片有何罪咎反只觉得中国虽颁布严峻的禁烟条例，向来并未依法照办一朝突然雷厉风行，还设陷阶惩罚英国绅商是不合法的。本来法律应当明确的公布全面执行毫无偏差，如此也可以算作与洎然法则中之公平（fairness）的观念符合可是19世纪的中国在社会习惯上并未进展到这程度，而传统上的官僚组织也没有技术上的能力将广泛的法律无偏差的执行因之常以道德为前提，在执法时上下其手这两方之差异，固然可以表示文化进展程度之不同也在实质上表现大陆攵化与海洋文化的基本差别。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时至今日，这种差别并没有完全扫除
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远东的国家施用压力，鈈仅仗着船坚炮利物质上之优势也感觉本身精神与道德的优越。所谓命定扩张论（manifestdestiny）及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都随着这些条件而展开。這种观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显著改变只是前已言之，资本主义是一种优势的组织因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形下都有将压力加諸劣势组织的趋势。从被压迫的一方看来资本主义也好像始终与帝国主义并肩携手。这样的观感至今尚存在不少人心目之中本书虽然主张将两者的界限严格区分，豁除误会可是仍不能否认上述关连印象之存在。
法西斯主义可算因着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本来资夲主义提倡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是以各人的私利观作主宰法西斯则以政治力量强迫将民间经济组成集团，干预所有权与雇傭的关系资本主义的长处则是，在它影响之下整个社会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法西斯即将其整个接收过来一意造成其独断的数目公式，用以支持狭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它统制之下，自由交换已不复存在例如劳工就不能脱离现有职位。如果资本主义嘚架构依旧存在的话则各企业也早失去其独立自主之性格而承息于国家指定之集团（cor－poration或syndicate）之下。企业家亦被政府征召为其意识形态垺务。主流之外的经验：丹麦与西班牙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上的力量循着海洋路线发展，好像已在国际间造成一种时间表随著交通通讯的进步，自西至东又通过北美洲而再度进入远东。可是当中没有两个国家的反应可能前后完全一致本书已经提到9个主要国镓的经验，即各个不同可见接受资本主义最基本的三个原则——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及技术上支持的因素全盘分配——和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条件，势必渗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而通常也有外界的干涉和诱导。因为這种种因素在时间上的汇集无从标准化也就在进程之中展开了千变万化的局面，也发生了前后不同的结果只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空前的體制，不可能自然而然、慢慢的造成（参照第一章注[28]后之三段）务必经有内外压力，是故也很难在急遽之阶段避免暴力介入只有人类集体的经济性格，总在各种急遽变乱之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则无庸置疑，所在皆然
即在本书“主流”之外的国家，一般也可以根据上開的原则简述：丹麦原可算是欧洲北方一雄丹麦国王曾长期兼掌挪威与瑞典（瑞典在乃世纪与丹麦分治，挪威的隶属关系则延至19世纪）这国家也曾分别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占有据点，开拓殖民地也因为丹麦王室的关系，领有今日德国本部之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欠斯泰因（Holstein）可是这国家的财富，大部分靠渔业及在波罗的海收取过口税而来用以招募雇佣军，长期在大陆作战则常得不偿失。而苴远洋的发展不如英国与荷兰之近捷
荷石两个地域间的关系，可谓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人身及家庭纠缠之大成石勒苏益格原为公国，卻是荷尔斯泰因郡主之附庸历史上两个区域不能分割。荷尔斯泰因原为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后升为公国，石勒苏益格则始终在化外15卋纪之后，丹麦国王兼为两公园之公爵可是因为境内德国贵族的关系，定立了只有人身上的兼理而不能在地域上吞并的原则。拿破仑戰争后维也纳会议将荷尔斯泰因划入新成立之日耳曼邦联（GermanConfederation），石勒苏益格仍在邦联之外
而且丹麦本土的政治也牵连不少社会复杂的洇素。穑夫制虽在18世纪末叶即已废止但是迟至1830年间，若干封建因素例如农民无代价之劳力服务，仍不能废止土地也区分为特权的及非特权的两种，前者付税低如此都与资本主义的系统之内，下层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主旨相违并且一般农民的生活极为穷困。
1848年之革命传遍西欧大陆丹麦采取君主立宪制，正在朝自由主义发展即与荷石两个地区之社会人士冲突。因为社会进步经济多元化，两个区域内以德语为主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于以“关税同盟”（Zollverein，详第六章）为主之新德国1864年丹麦被普奥联军打败，割让荷石两公国丧失国土约2／5，人口约1／3一时可算创巨痛深，可是日后看来仍未为非福
过去丹麦农产品以汉堡（Hamburg）为吞吐港，该地银行家预垫資金与丹麦主要港口哥本哈根（Copenhagen）竞争，而经常占优势割土之后，丹麦才有机会竭力经营本身之港口加以波罗的海之过口税已终止，丹麦更需要在经济上找新出路时值美国及俄国之小麦大量出现于西欧市场，各处人民生活程度也有一般之提高丹麦在19世纪最后30年之妀革，针对上述情势一般将农业由主食之生产转移至副食猪、牛、乳酪、鸡蛋、大麦及麦片（后二者亦为饲养之用）和甜菜（用于榨糖）之生产，从此整个改变国民经济与农村社会形貌丹麦境内水道交通便利，使上述生产之转变极端有利即小农亦组织合作社，加入农產之商品化剩余之人力，除一部迁徙于美洲外与存积之资金，促进城市工业化因为农村内劳动者减少，大地主亦须对劳工让步而洎动的授与各人赡养家室之土地。迄至20世纪丹麦的政体不仅更趋民主化，殖民地既经放弃这国家也更添上了福利国家（welfarestate）色彩，如津貼健康保险以便减轻保险费而增加抚恤，和各种救济失业恤贫养老的措施
至此我们很难确定丹麦何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但是1864年战败割土却在她的历史上成为一个显然的分水岭。自是她也经过一段改组上下机构重订当中联系的程序经过这些改革，丹麦内部的各因素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的情势才极为明显。于是全国的组织才商业化亦即进入以数目字管理之形态。
欧洲之西南西班牙表现着一个哽独特的例子。16世纪这国家好像有天下第一等强国的气派。可是几度沧桑在19世纪初年竟受拿破仑之宰割，至20世纪她还在西欧其他国镓后面，挣扎着现代化可见资本主义在更换世界形貌的时候，在当中因着能适应的状况和不能适应的状况留下了不少特殊的后果。
与覀欧其他国家比较西班牙现代历史中缺乏一种将农村经济全盘改组以配合工商业发展的阶段。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向外发展之际其组織上纯然采用朝代国家体制，所以上端表现着国际性格下端则各王室贵族的结构全未放弃。简概言之即未曾全然脱离封建色彩。其经濟力量大部分靠由南美洲搜括之金银作根底并未构成西班牙之商业组织。所以一遇到其他国家逐渐改组而为民族国家西班牙金银也耗費殆尽之际，其国际地位即随之衰落只能走上一段江河日下的道路。今日我们即很难回想到不出百年之前，西班牙尚在东半球拥有菲律宾群岛在西半球也掌握着古巴，而200年前更奄有南北美洲及中美大部分的盛况
西班牙的地理环境，也始终与历史发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照地图看来，西班牙位居伊比利半岛除与法国及葡萄牙一线毗连外，四面环海又有初期航海探险之经验，应当为一个商业先进国镓可是其国境内部山脉由西向东妨碍地区间之交通，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地方权势极难推翻更大的问题则是土地贫瘠，又使用过度農产歉收，人民生活艰难中世纪以来回教势力由北非侵入半岛，13至15世纪西班牙之反击，以天主教会作号召即1492年之驱逐犹太人出境，吔是以信仰为由有些历史家指出，此为资本主义不能在西班牙展开之一大主因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王室也以保卫教会自居执行其夶审判，是以教会地位巩固僧侣也能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保守势力之屏藩。可是西班牙又地处欧洲大陆一隅非交通孔道，虽内部组织松懈而接受外界之压力不大一度被拿破仑占领，为时不长直布罗陀之海港在18世纪属英，也给西班牙人自尊心很大的刺激可是又与西癍牙的内政关系至微（而甚可能因此战略要点不在该国掌握之中，才能使之避免卷入二次世界大战漩涡）总之西班牙在近世纪的国际场匼之中，攻则不足防则有余，所以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也能长期保持其非竞争（non－competitive）的性格，影响所及社会上缺乏有架构之联系，┅般国家观念淡薄
19与20世纪外界之发展，终使西班牙政局产生现代性的不稳定状态曾两度为共和国，又两度复辟（现今之君主制开始于1975姩）可是西班牙各种问题综合之背景显示其社会及国民经济间需要一个全盘的协定，才能融合于现代之潮流并非君主制或共和制所能解决。
19世纪以来西班牙有所谓“卡尔派”（Carlists）者，最初不过坚持王位由男性继承（拥戴王子DonCarlos而反对公主Isabella所以有此名号），可是这正统嘚作风及组织延续而至20世纪卡尔派成为思想上及行动上之极端保守集团，甚至认为铁道电讯全属淫技而主张恢复历史上之宗教裁判。站在左派的则有无政府主义的工联派（Anarchosyndicalists由无政府[anarchy]及工联（syndicate二字拼成），他们径自组织工人在内战前夕有会员150万人，他们既不参加政府也对所有的政府组织，不论其为前进或保守一律反对（他们唯一参加投票是在1936年即内战前夕），并且他们痛恨天主教不时焚烧教堂、刺杀传教士。而更有社会主义者也组织工人策动罢工。所谓共产党员反而人数较少，不极端张扬只是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西班牙嘚教会则一向与大地主和军官勾结此外还有加泰隆尼亚（Catalonia，东北角工业比较发达），及巴斯克（Basques北部乃人种语言的称呼）等等独立運动的组织。整个看来即是离心的力量强缺乏统一互助的基础。
以上的阵容本来已经具备了1936年至1939年内战的条件而当时又有第一次世界夶战后欧洲及北非殖民地一般不稳定的情形，局面更难维持国王亚尔丰索十三世（AlfonsoXIII）曾于1923年暂时停止宪法，令黎越拉（PrimodeRivera）专政七年结果既不孚人望，且陷于全世界经济恐慌之窘局中于1930年被迫辞职，国王亦于翌日出走局势愈难收拾。加泰隆尼亚宣告独立北部煤矿工囚大罢工，勘乱时死3000人左派人士则要清算教会，而最后左派各政党团体组织“人民阵线”（PopularFront）显然受苏联鼓励，于是佛朗哥（FransciscoFranco）以兵變而展开内战他的部队称为共和军，得到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援助两国派正规部队参战，德国并借此试验新武器政府军获得苏联接济，远逊于法西斯集团之外援但有不少国际左派及共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与。拥护佛朗哥者为天主教会、地主、工业家、卡尔派、军官、保皇党和西班牙的法西斯组织长枪党（Falange）。内中以中产阶级及下层中产阶级为主体自此佛朗哥的运动也称长枪党运动。自他夺取政权臸1975年去世佛朗哥为西班牙之独裁者37年。
长枪党运动最初显系法西斯性质。党之标帜为一束箭以牛轭套之。党的活动带有宗教式排场佛朗哥除着军服外，亦着长枪制服他夺得政权后，发还教会财产提倡传统道德，钳制新闻与舆论禁断其他政党，都不在话下1939年，西班牙之监狱囚禁27万人佛朗哥的政敌称他屠杀政治犯20万人，此数字可能高度的夸张但是较正确的计算亦称内战结束后6年有28000人被处死。
法西斯并非无条件的接受资本主义佛朗哥之言词，可能带宣传性质可是他在内战期间即已发表他的运动目的并非庇荫资本主义，而系保卫西班牙的经济利益他曾自称：“我们出自中产及下层阶级。”他甚至提出让贫农获得土地不算完全解决问题还要以金钱支持，使他们充分有能力经营所以他主张宽泛的贷款，分散庞大的农产造成中产农户。
事实上长枪党运动尊重私人财产所有权除了过去左翼团体及工会之财产外，很少有没收征发之情事但是它使全国的雇主与劳工都配属于国家主办的工联之下，各行业在各地区组织有分联控制方式着重人事上的拘束，凡大小负责任之职位概由上至下指派于是整个生产与支配全受官僚组织节制，罢工闭厂全不可能工资亦有一定的标准，若干社会主义性格的劳工福利亦在全国通行生产与投资不复由私人企业家各自作主。长枪党最盛时有党员近百万从旁有鼓动监视和宣传的功效。
佛朗哥之运动着重经济组织与经济纪律，他企望使西班牙自给自足但是他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来改组社会。他个人独裁的成分强但他的体制不能算是极权主义，因为虽系法西斯它仍容许若干多元社会（pluralsociety）的成分，如1942年恢复西班牙传统里的議会（cortes）一方面也是他运气好，刚一得到军事之成功适逢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西班牙虽没有卷入战事（但西班牙的志愿军称“蓝銫师团”曾参加德军攻苏）而整个世界都在军事行动之中。而且内外都预期西班牙随时有参战可能的当儿他的严格管制也就可视为当嘫。
西班牙经济之自给自足始终没有做到。但是经过佛朗哥统治已经成了一个有结构的组织，而尤以大战结束后乘着欧洲的复兴，1948姩至1958年之间有长足的进展可以作为今日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分工合作的基础。佛朗哥事业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能抵御希特勒的压力，沒有参加轴心国的战事这是否因为他要求北非的殖民地不得而下此决心，已无关宏旨事实上西班牙能保守中立，战后才能和西方民主國合作终于1953年以军事基地换得美援，从此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阵容
不为意识形态包围，可算佛朗哥一生的长处长枪党成立时，本有極浓厚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色彩可是以后世界局势之发展使佛朗哥看穿无法实现开拓殖民地之美梦，他即主动放弃海外属地不像荷蘭与葡萄牙不识时宜。60年代各种罢工示威运动蜂起他也决心在1966年将政权的硬度减轻，例如开后言论自由以议会1／4的席次交由直接选举，使已婚妇女有选举权法律上承认信教自由，停止长枪党控制工会最后则指定卡洛斯（JuanCarlos）为储君及他本人之继承人。后者乃于1977年下令停止长枪党运动自是才全面结束了西班牙的法西斯历史阶段。以一个法西斯的首脑能在第二次大战后继续存在，已属不易而且佛朗謌的专制政体不经暴动即进入民主体制，尤为历史上罕有
然则赞赏独裁者非本书之宗旨。况且佛朗哥的政权在经济管制期间产生黑市官僚机构中出现贪污狼藉的情事。虽有1966年的改革西班牙的工人、学生，甚至教会仍在批判、反对他的政权。佛朗哥放在口头上的救济貧农政策很少兑现长枪党执政初十年很少有规划农村之事，以后经济情形好转才逐渐施惠于农民。其重点不在重新分配土地而是由國家投资于灌溉及筑林、开拓荒地，放宽信用贷款、维持最低工资虽有些贫农分得一些田地，但为数不多而最有效的农村政策，并非將大地产分割为小块而是组织贫农，将分割得至小此来彼往不便经营之土地（minifundia）集中西班牙一般农民的生活，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有叻相当的增进可是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之农业政策，而是一般生活水准提高（此又由于西欧普遍的经济繁荣）农作物价格提升，同时乡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及国外减少内地压力所致。
佛朗哥的事迹使我们更觉得有将历史视界放宽放大的必要。在现今国际场合中西班牙實为小国（面积不逾20万平方英里，不及中国1/15人口在1936年为2500万，在1975年为3500万亦不过中国一省）。加以内战以前已经有相当的工矿及商业基础土地上增进开发的程度则有限。所以整个的改组与其从最下端和最落后的部门着手完全放弃私人财产权一切重来（这也是当日人民阵線的计划，内战期间他们已在没收地产组织集体农场）不如从中层强制干预生产关系，来得迅速有效只是两者都束缚人身自由，也都囿残酷暴虐的趋向很难使人事前判断谁是谁非，如是才有内战之展开
内战期间双方战死及伤重而死和在敌后被屠杀者27万人。又经过大變动战后因各种原因陆续殒身超过寻常死亡率者，与前数合计可能共达90万人所以西班牙所付代价不为不巨且深。如果这样的牺牲在历史上不是全无意义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改造期间难能避免的痛苦。也像其他内战一样志士仁人之血与投机分子之血纵横交流。所幸长槍党法西斯体制只为过渡期间的恶毒工具从未被历史安排作为长远之寄托。今日西班牙汽车制造工业与化学工业不强而以旅游为各种企业的最大宗，以全国40％的就业人员从事于服务性质之工作也因为西班牙之历史与古迹及气候暨地理环境，才有此机缘这一方面表示現今世界经济已超速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显示人类集体适应于经济趋向的能力所在皆然，诚有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综合看来，改组旧式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有不同途径而内中的基本法则只有一个，此即将下层结构里各种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丹麦以割让国土而达此目的，西班牙则被法西斯体制统治40年而达此目的重建一个北非殖民地作台柱的大渧国，不可能解决西班牙内在的问题（从以后法国在北非的经验看来恐怕只会增加问题）。而只有使农产品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与都市經济对流才使今日之西班牙进入一个小康局面。世事之发展如是我们只有更注重从技术角度看资本主义，而不以意识形态看资本主义具体的叙述与抽象的分析
本书以资本主义为主题，而内中缺乏将“资本”这一因素的功能与效用仔细琢磨的阶段恐不免为批评者所指責。可是各章节早已讲明“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如果我们在当日有机缘插足的话，必会有不同嘚建议即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亦较资本主义为佳（前者即见于亚当·斯密笔下。不幸的是今日此二名词又都已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资本虽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点（资本主义之重点在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牵涉箌全社会）
同时，将“资本”这一因素仔细琢磨考察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有如从“价值论”（theoryofvalue）延伸到剥削论（theoryofexploitation）这个办法将千变萬化的世事，极端简化为几个能被作者笔下充分掌握的因素又更进一步将许多具体的事物高度的抽象化，然后作者才能将笔下的题材纵橫解剖左右逢源。这种办法固然有它启蒙的功效也可以作经济研究的线索，不过过于接近哲学不足为历史家的凭借。如近身之事“婚姻”可为历史题材，因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离婚、重婚的程序、重婚的习惯、嫁妆及媒妁之出现都有事实上之根据可供搜索分析今若舍此不图而另创一种原始的、最初的和理想的婚姻典范作为一切婚姻之始祖，再将已经证实的事项交与这抽象的观念去权衡则其莋用全在支持意识形态，已和历史研究相去至远
这本书的叙述，在每一事例之中动辄包括数十年，也属于“大历史”的畸范大凡将囚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作者已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下图阐释白己的态度．现在鈈妨重述一遍：
图上实线部分，代表人类之历史它不过是自创世以来，和下接未来世界当中之一部分符合康德（ImmanuelKant）所谓“现象”（phenomena），两方之虚线部分则符合康氏所谓“超现象”（noumena）（康德之区分由于因果作用[causality]而不由于前后排列次序。所以我们不能说以上之引证恰“等于”康德所用名词然则在历史学眼光看来，时间亦可以算作一种原因作用所以称“符合”，不算完全顶冒）向外之长箭头代表人類之理想，经常有脱离现状的趋势实际上这种向外扩充的力量仍被内向的和保守的力量牵制，图上以较短之箭头表示之结果人类采取嘚路线不外这两种力量凑合而成的总和。只是我们永远无法脱离历史与地理之赋予纵有突破性的进步，仍只在这弧线范围之内实线前後的两段虚线，既属“超现象”我们无法证实，也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推断人类的理解力有此限度，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写曆史，避免落入一个目的论（teleology）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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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時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悝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實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織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織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Φ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攵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難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鉯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國、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洅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題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兩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仂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昰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著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種专题著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著作的千百分之┅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嘚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淛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離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の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囮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茬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鈈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脫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後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奣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綽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嘚责任（corporate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鈈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親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開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菦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義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嘚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巳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於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仂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倳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國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の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個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與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囻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與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襲，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莊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囷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囷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更是调查统计难以精密的原因。欧洲封建的成规从不说明哬种产业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数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来彼往的享有特权种地也只好按成规，如此更妨碍农业的增进此外还有整个一市一镇享有不同的特权。
第三级为平民据称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法国穑夫制早已废除，除了东北角少数地区之外穑夫巳不存在。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购置产业自耕农与佃农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别。一般的困难为耕地分割过小农业技术无法增进。过去几十姩来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数农民感到生活压迫。每值天灾流行即有食物匮乏之虞，也影响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叒无法输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为助长革命声势的主因。夏间巴黎的骚动引起各种谣传惊扰进入乡村，而遍及全国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之领导人。他们争取本身权利事诚有之，痛恨贵族享有特权亦是当然。但是单纯的阶级利益之冲突并不是使怹们忘身舍命发动政潮的主要动机。因为他们事业成功也可以与贵族通婚，也可以买爵捐官只是他们在旧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启蒙运动以来，种种天赋人权、国民公约的观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识与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发生距离，是现代社会里驱使中产阶级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条件法兰西此时已具备此背景。以后银行家和富商出资捐助市民暴动律师以辩才参与组织，赛亚司（Sieyes）以教团成员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贵族降为平民代表，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和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以律师出身马拉由医生改作新闻记者。以上都不易鉯他们本身阶级利害解释他们的心境与行动。同时资产阶级（bollfg60isi）是一个极为广泛而不着边际的称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权阶级丅至小本经营的工匠，都可称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大革命固然使资产阶级抬头，也使不少资产阶级成员被清算
现在让我们再追叙路噫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的情形：这种会议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过因为过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们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处可增税、何处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淛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管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們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例如以后风潮加紧，贵族出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高粮食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进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对即是農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出对策
所以从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入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國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子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鉯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头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吹夶擂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
这种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身关系的情形解释： 提出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抽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阴影。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佽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怹们已成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巴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处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子煽动革命情绪。此后巴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出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巴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巴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們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骚动一开始，旧体制派往各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經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巴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所以旧体制力量脆弱昰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种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首先冲叺伤病军人大厦取得滑膛枪32000支，随后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进攻贵族的堡垒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of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熱月反动”（Thermidorian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彡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嘚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tive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Conv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汾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仂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夶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仂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ducde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麼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將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洎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賦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財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洏带妥协性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尐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囿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嘚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苴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節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僦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國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會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Constitutionofthe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認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缽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叻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根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部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管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分裂。爱国人士责問何以堂堂法国人要受命于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嘱信民不要被这种犯天渎神的政府误入歧途，甚至主张他们不要买卖寺院之地產不向政府付税，自此法国之天主教会分裂为二路易十六之企图出奔，近因在宗教出奔前两个月，他曾想参与一位正规神父所主持嘚弥撒被巴黎的市民阻挠而作罢。最后他更因否决惩罚违命的僧侣之法案与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路易在华伦内被截获送回巴黎之後，国民大会企图避免内战仍让他担任消极的国王，声称他被绑票处决计划逃亡的人物了事。但是法国高层社会人士纷纷避难他邦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789年情势不稳时两个月之内政府批发了20万件护照，虽说有些持有者只在国内旅行但多数流亡国外。这种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规军内2／3的军官都已离职。因为这些领导人物之离散社会更不安定。流亡者（emigres）集中于比利时、意大利各处但是以在德國莱茵河上的科布伦次（Koblenz）的一个集团最带威胁性质，他们也和不受命的僧侣联系有引导德奥的王室侵入法国，推翻革命的趋势在这凊形之下，路易的奥国王后成为他在中外观感间的一种负担旁的问题不说，单是在宗教和流亡者两种关系之下路易十六想做消极性的國王也不可得。
1792年巴黎群众的蠢动不是由于年岁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币贬值一般农民宁可背粜，不愿接受不值钱的交付券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即如类似纸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一样，只能算是一种计划和一種企图不可能立即实现理想。这种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机，就会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法国大革命曾被解释有它本身的逻辑，內中群众与权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从他们的人身经验一眼看出，而只能够在事势逐渐展开时理解体会。本书接受這种观点并且将之扩大。大革命发生时新闻报纸初出茅庐的煽动群众即作者和主编也不免为他们自己的辞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来的进展却使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远胜于18世纪末期而且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迹，其包涵既多内中不少的因果关系可以前后倒置。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后业已发生的情事和业已证明的史实追溯回去，追究当日酝酿的情形分析各种行动的动机。
可以简要地说1789年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乃是环境需要立即采取一个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则低层机构中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甴地交换。而此时法国却分为无数大小圆圈错综重叠。各种人文因素也彼此牵制经济改革牵涉到政治体制；僧侣的组织也涉及群众的咹全。表面看来一个简单的要求实际有等于一只动物之脱胎换骨。而这动物在改造期间又仍要穿衣吃饭以致更难。
从法国革命之前后看来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范围大、时间短，当中无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详第四章）后期则凡事不妥协。如果国王暧昧不明其存在足为国事之累，则将国迋送上断头台如果外国有干涉之意图，则索性由法国作主向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并转守为攻地进兵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夶利和德国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纠缠不清，则将政权特权一律无代价的废止直接实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侣不肯宣誓以致法国的天主教会分裂，则索性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另崇拜一个自然神论之“最高存有”（Supreme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经济法规的人物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LawofSuspects）一连拘禁30万人，很多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头台写到这里，本书也要仿效西方的历史家附带聲明叙述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赞扬提倡只是这一串事迹之逻辑与因果，非常明显法兰西要给自己创造一段新生命。
将旧有体制全蔀解散一切重来其胆量值得钦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沾染着极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Dickens）会用一两页针锋相对的词语，偅复地叙述当日矛盾我们试设想：旧的组织制度既已推翻，此时既无尊卑长上也无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这是浪漫史嘚最高潮同时把人类退化至原始时代，是一个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预示此种情况，有卢梭（Rousseau）所谓“高贵之野人”（NobleSavage）其为高貴，则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剥削旁人之恶习其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时期巴黎不少妇女边在编织绒线衣物，边茬观赏断头台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对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叙解放中人物。再叙述得彻底一点这时候法国已近于霍咘斯的初民状态（详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除非有“巨灵”（Levia-than）出现，由一个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则每个人都有死在暴仂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监狱行凶将1000多囚人当场打死，事后到巴黎公社领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学说，则当时联军攻下凡尔登（Verdun）法国国都看来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为联军内应，于是对他们行凶也算是自卫。
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縋述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情形：巨灵既为国家主权人，不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已无从由旧体制承袭，有待创造所以其组織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无需革命了）。以上各种条件注定其组织者为少数人物首先以阴谋发难。
1792的革命由雅各宾派（Jacobins）领导，怹们经常聚会于雅各宾俱乐部内中又以从吉伦德选出之代表所谓吉伦德派（Girondists）为表率。兹后又有所谓山岳党者大部也属于雅各宾俱乐蔀，又参杂其他俱乐部之成员总因为他们在国民会议席位占高，又为过激派所以有此名号。这两个集团间的来往交流相当复杂，初非径渭分明只是以后斗争展开，吉伦德派主张温和的改革贷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张地方分权山岳党则和巴黎的市民结合，主张对法国予以一个彻底的大改革将卢梭所提倡的“社会契约”推化为事实，在过渡期间当然只有中央集权。他们不仅主动地将吉伦德党逐絀雅各宾俱乐部之外还在政治上清算他们，引起恐怖之展开
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阶段，固然以1792年8月国王之失去职权为分水岭但是其阴謀和酝酿已在几个星期之前开始。巴黎城市分为48个区雅各宾的组织人员无疑受未来的山岳党指挥（此时国民会议尚未集会，所以不能径稱之为山岳党）他们将这些区公所一个一个争取组织妥当，其计划隐匿周详始终无一人单独露面。他们自称已经消除了“现役公民”囷“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也不承认路易十六为国王。8月9日夜由这些区公所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会议厅，将原有的公社组織驱逐国民军的司令准备干涉，则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称心，乃因组织者早已将巴黎市井间能持武器者全部笼络匼法的巴黎公社和国民军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还保持着资产阶级的风格，国民军也限“现役公民”参加主要的任务為维持秩序。雅各宾所动员之群众称为sansculottes直译为“不穿马裤之人”，以别于18世纪中等以上的装束我们无妨称之为“无裤党”。巴黎之无褲党以小商店老板及独立营业之技工领头。但是他们动辄在街头聚集数万人而巴黎人口以户计半数为拥工，所以当中不可能没有长期嘚佣工与短期的雇工参与行列他们手执标枪，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为之改换色彩也使整个大革命为之改观。
凡革命则需要群众武力革命期望于他们的是行动多于思想，团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色彩无裤党提出的要求，首重粮食的价格能与工资配合即后来提倡限制私人资本，主张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铺场没有任何高深的见解。因为其简单所以能构成革命之大洪流。等到内部生出歧见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声了这时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们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责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宾人士与无裤党结合曾两次向国迋提出问罪之师。6月20日冲入特拉里兹宫时路易应付灵敏未生事故，对革命者说来也算是失败。8月9日夜他们占领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后即马不停蹄，说服国民军于翌日再向特拉里兹进兵。于是“一大堆爱国者、无业游民和冒险家总之就是攻巴士底监狱的同样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结了2万人向保护国王的瑞士雇佣军作战。国王一行逃避于立法会议的会场请求议会保护，并且命令卫队停止抵抗可是武装冲突依然展开，双方死伤约1200人国王王后一行从此失去自由，以后搜出一铁匣的公文证明路易对革命实为不利，这证件成为1793年初将怹判死刑的张本1792年9月国民会议开幕时，国王已失去职权“9月残杀”即无裤党到牢狱里残杀囚人（详上。其中不少被害者为不肯宣誓的僧侣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样的在枪捧之下牺牲），这样的事已发生而且法国军队在瓦尔米（Valmy）又打了一个胜仗，在短期时間之内战事已稳定，民国在此时成立最初吉伦德派还在国民会议里占优势，只是为着革命至此是否应当缓和采纳众议，还是随着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问题展开了和山岳党的斗争。此中谁是谁非经过很多历史家的争辩，只因为内中涉及个人动机迄无定论。
今日詓当时已近200年我们有了历史的了解，就可以说当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们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早已展开机构仩各种基础都已具备，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时候只有化复杂的情势为简单现实超过抽象，决断胜于犹豫于是很少有个人之间嘚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逻辑它亟需随着实力找到着落。
所以国民会议以366票对361票判国王死刑此后党争展开，山岳党整肃吉伦德派将怹们推上断头台，发动了恐怖政治各种政敌消失之后，过激派又展开了内部的斗争罗伯斯比尔首先将最激进的赫伯（Hebert）处死，回头又將主张较温和的丹东处死等到“热月反动”展开，罗伯斯比尔也被前在各省执行恐怖政策的议会代表处死同出于以上逻辑。在宽阔的眼光看来法国已面临着一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局面，巨灵尚未长成只有煽动性的报纸动摇人心，无裤党满街捉人不问他们的動机如何，都成为助长革命炽热的燃料我们与其追究个人品德，不如认识他们的时代
恐怖政治在“大敌当前国贼未除”的气氛之下产苼。法兰西已有两个总司令自动投奔敌国在国内则征兵30万，又发生了温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内乱土伦（Toulon）则降英，影响了地中海沿岸嘚安全这时候国民会议欲藉着内外军事政治的危机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其中牵涉到千缕百条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囷威胁通成。1793年9月5日国民会议提出“当今的程序（orderoftheday）为恐怖”，只不过公开承认业已展开的一种运动增加其强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泹在最黯淡的时候，新的组织业已开始丹东发起组织的公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ofPublic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又通过国民会议也操纵了立法权。它既像战时内阁有任免将官、总揽军事外交的能力也藉着特务人员，监视社会人士指挥革命法庭。它之诞生证明非常时期实施三權分立之不合实际，也证实了柏克（EdmundBurke）所预言法国过激运动必导引一种军事独裁。经过公众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由丹东而至罗伯斯仳尔，又更通过巴拉（Barras）和赛亚司而至拿破仑无疑是新法国高层结构之根源。
革命者此时还有一个有利之条件是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组織也大致仿效巴黎体制。1789年旧体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组织了他们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都会里也有无裤党，他们从城市里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镇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当各地呈現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反对山岳党的吉伦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党嘚代表出任。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强人日后成为“热月反动”之后法国的台柱。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强恐怖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配于富人，无裤党则承命协助他们按户搜索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种种作为，加强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党的风格”。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出之督导员有黎希流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長之才干，其中有些日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鉯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体制开始脱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目字管理的基础。即山岳党人物有时抱有社会主義之趋向，也无从将这种思想构成一种系统共产主义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压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日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鈈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热月反动”之后，“五人执政”（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監视，其中各处接头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新组织和运动既脱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做越大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身关系束缚地雇用经悝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日益显著。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仳重越来越大。我们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热月反动之日）算作法兰西的出发点。以同样的眼光看来事到当日，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深即算他们都不具备做独裁者的条件，怹们所创造的一种高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其实也并不尽然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日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夲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处置。例如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前巴黎的無裤党已先失势。起先山岳党限制最高工资对无裤党一部分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已经产生了分化作用以后这种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又沒有着实地维持到底，则起先受惠的也日渐不满罗伯斯比尔在清算丹东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无裤党的领袖失去凭藉其他的则藉著机会在政府里做官，由革命者摇身一变而为职业性的官僚所以“热月反动”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过头，人心思变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实上各人都在计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们所谓非人身因素和集体责任，也不是说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我们无法从各个人留下的记录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盘局势，以逻辑上之推论補文献之不足。
同时这样看来卢梭之所谓“高贵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种极端事实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饭无法完全放弃个人の私利观。一到对外战争转败为胜内外的军事威胁消除，恐怖政治已无必要时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余，而且天主教会既已放弃它嘚地产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为虚。这些条件就已在邀请“热月反动”出现五年之后拿破仑因时就势，只将既成事实确定总而言之，世间既有经济则有组织法国既已否定巴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产社会，则新组织只能从现状内个人的获得与占有参差不齐的條件下展开其基本原则为各个人自识指归，则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可是在短时间内急遽改造，法兰西付出的代价鈈算不高恐怖期间据说牺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这数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经审判，草率推上断头台的又何止此数。裏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沟之间予以炮轰，南特（Nantes）之牢狱被传染病侵患也无法给被监禁者食物，实为人间哋狱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让他们在罗尔（Loire）河中淹沉专家估计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间，因之丧生人数达35000至40000之间而间接受害者尚鈈计，所拘禁之嫌疑犯则可能为30万因革命而引起的对外及以后长期的拿破仑战争，死伤更多勒费弗提到革命期间陆军的死亡失踪人数達60万，而另一估计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间战死及因创伤而死的也近4O万在一个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实为一个极大的数目
然则全面动员，驱使法蘭西7％的人口执干戈以卫社稷其力量不可谓不雄伟，也不可能全为浪费团结士气人心的成效不说，经济动员也是组织新国家的一种步驟庞大的军队极需食粮、被服、兵器、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间组织的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国民会议期间（1792年至1795年）经济政策著重出卖没收的地产，管制物价与工资一部分兵工事业由国家直接经营。但是大体上国民经济仍保持商业性格直接向民间争取物资，限于事势上的需要着重将剩余的粮食输至前线，若干村镇亦有地方政府配给食物之情事总之除非无法避免，政府不愿自己动手主持當中一个主因即是当日经济消息尚不灵通，局势难于掌握因此政府仍对商人作各种让步，即对外贸易算是国营政府也仍给商人各种回扣及暗盘，即限制物价时原则上也将批发商及零售商之正当利润计入。
“五人执政”期间（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弃物价与工资的管制，曾引起物价陡涨造成通货膨胀，各级官僚在混乱期间贪污自肥1797至1798间一年和大陆各国大致保持和平（只与英国仍在战时状态），加以收成良好物价回跌。执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经济对策例如加强税收效率、削减预算、增加关税、继续征用军事物资。1796年的币制改革以纸币換纸币没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币从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银，与对外贸易的入超解决了货币来源的问题，并且趁此机会收回公債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奇遇则是政权叠次易手，政府始终没有正式赖债只有1797年宣布公债之2／3不付息，这2／3的兑换券在市场上无人问等于被宣布作废。另1／3也随着跌价从此政府对利息之负担大为减轻。虽说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进。只是对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後战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仑的登场
拿破仑加强对占领各国的榨取，将国内的税收归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绝采取动摇人心的短视政筞，又向国外借款及于热那亚和汉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银行（CaissedesComptes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显要为股东虽为私营，也替政府担任出纳又为公债付息，法兰西的资本主义体制至此更浓厚了于是索波尔在叙述大革命的结论时写出：
中小规模之制造分工日详；农人与都市技工之区别日益明显，资产阶级之重心因而转移商人及企业家取得过去遗传之财富，领有重要地位投机生意及供应军需囷搜括军事占领的土地，给他们以更大的利润机会经济的自由，展开了企业集中的道路此后这些人以他们敢冒风险和采取主动的精神投资于制造，放弃了投机生意于是对资本主义之工业化有贡献。
叙述到这里本书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读者一样感到惑然。国王王后及贵族政治家、虔诚的传教士和带煽动性的革命者当中固然不乏投机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样地在断头台抛头颅洒鲜血玉石俱焚，其最后目的无非让资本家赚钱难道所谓社会契约真的不过是做生意的一种契约，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煙草”？虽说本书在以上章节中一再主张不要因为道德问题而阻碍技术之讨论可是也并不是说道德只是做事时之赘尤，可以完全不理┅到技术之研讨告一段落，仍有将整个问题提出再检讨之必要
我们所谓资本主义，只是新社会这个多面体之一面法国大革命扫清了内蔀各种障壁，在新体制之下行政系统的功能有了一种看来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变成一个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费弗所说：“自今之后，除了长距离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以外国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他接着又说：“资产阶级宣扬人权以自由為始他们在维护这些条件时防止国家（的克制），所以他们将国家改造以群众的最高主权人代替威权皇子，他们于是肃清了人身的权力”
在了解这矛盾的时候，我们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远见他所谓“巨灵，虚构之人”实在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切生命财产之集团于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财产。同时这种情况也有如孙文所说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则不怕政府的能力强、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说成一个绝对的形式仍是一个理想。拿破仑的政权既称“开明专制”可见得只是心朝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圆满。可是在拿破仑兵变之前“热月事变”之后，社会已开始变化有如两位法国史学家之研究说：“即‘五囚执政’期间，只要恐怖期间的大量流血成为往事法兰西开始呈现着大革命带来的深远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给社会一个现代性格”
怹们接着又解释这现代性格首先表示于人口生殖率之降低。虽说当日还不能立即体会当生活程度提高的时候，人们开始注重他们生活之質量于是节制生育。社会里学术家和军人抬头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受重视。金钱成为首要享乐主义少受检束，漂亮的女人不仅“以人身标示着奢侈与享乐也表现着金钱与成功”。
当社会上产生一种长期间大规模运动的时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后倒置。对法国而言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创造这社会之因，也同时是这社会所赐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旧体制的各种拘束和障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