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阅读：我的中学时代（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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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阅读：我的中学时代（季羡林）
我的中学时代
我幼无大志，自谓不过是一只燕雀，不敢怀“鸿鹄之志”。小学毕业时是1923年，我12岁。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赫赫有名，为众人艳羡追逐的地方，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敢报考正谊中学，这所学校绰号不佳：“破正谊”，与“烂育英”相映成双。
可这个“破”学校入学考试居然敢考英文。我“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颇好。因此，我被录取为不是一年级新生，而是一年级半，只需念两年半初中即可毕业。
破正谊确实有点“破”，首先是教员水平不高。有一个教生物的教员把“玫瑰”读为jiu
kuai，可见一斑。但也并非全破。校长鞠思敏先生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气节，远近传扬。他生活极为俭朴，布衣粗食，不改其乐。他立下了一条规定：每周一早晨上课前，召集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讲话。他讲的都是为人处世、爱国爱乡的大道理，从不间断，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会有良好的影响。
教员也不全是jiu
kuai先生，其中也间有饱学之士。有一个姓杜的国文教员，年纪相当老了。由于肚子特大，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杜大肚子”，名字反隐而不彰了。他很有学问，对古文甚至显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我曾胆大妄为，写过一篇类似骈体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蝇头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给的批语是：“欲作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可怜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读书不多，腹笥瘠薄，哪里记得多少古典！
另外有—位英文教员，名叫郑又桥，是江浙一带的人，英文水平极高。他改学生的英文作文，往往不是根据学生的文章修改，而是自己另写一篇。这情况只出现在英文水平高的学生的作文簿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给他们以简练揣摩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水平，用心亦良苦矣。他平时常看的英文读本都难度不低，大半是《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泰西五十轶事》、《纳氏文法》等等。
我从小学到初中，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到了正谊以后，此地的环境更给我提供了最佳游乐的场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内清溪流贯，绿树成荫；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边荷塘星罗棋布，芦苇青翠茂密；水中多鱼虾、青蛙，正是我戏乐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饭，家里穷，每天只给铜元数枚，做午餐费。我以一个铜板买锅饼一块，一个铜板买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脑，站在担旁，仓促食之，然后奔到校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虾是齐白石笔下的那一种，有两个长夹，但虾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苇秆挑逗，虾就张开一只夹，把苇秆夹住，任我将它提出水面，决不放松。钓青蛙也极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针敲弯，抓一只苍蝇，穿在上面，向着蹲坐在荷叶上的青蛙，来回抖动，青蛙食性一起，跳起来猛吞针上的苍蝇，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于这种游戏，其乐融融。至于考个甲等乙等，则于我如浮云了。
但是，叔父对我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正谊有一位教高年级国文的教员，姓徐，对古文很有造诣。他在课余办了一个讲习班，专讲《左传》、《战国策》、《史记》一类的古籍，每月收几块钱的学费，学习时间是在下午4点下课以后。叔父要我也报了名。每天正课完毕以后，再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学习上面说的那一些古代典籍，现在已经记不清楚，究竟学习了多长的时间，好像时间不是太长。有多少收获，也说不清楚了。
当时，济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冯鹏展先生，老家广东，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几个中学里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创办的尚实英文学社授课。他住在按察司街南口一座两进院的大房子里，学社就设在前院几间屋子里，另外还请了两位教员，一位是陈鹤巢先生，一位是纽威如先生，白天都有工作，晚上7～9时来学社上课。当时正流行diagram（图解）式的英文教学法，我们学习英文也使用这种方法，觉得颇为新鲜。学社每月收学费大洋三元，学生有几十人之多。我大概在这里学习了两三年，收获是有的。
就这样，虽然我自己在学习上并不勤奋，然而，为环境所迫，反正是够忙的。每天从学校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回城里学英文。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到超过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天晚9点下课后，还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慢腾腾地走回家。虽然囊中无钱，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能过一过眼瘾，饱一饱眼福。
叔父显然认为，这样对我的学习压力还不够大，必须再加点码。他亲自为我选了一些古文，讲宋明理学的居多，亲手用毛笔正楷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有空闲时，亲口给我讲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要说我真感兴趣，那是谎话。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那一批《彭公案》、《济公传》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偷看这些书。
我在正谊中学读了两年半书就毕业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最后离开了我的大虾和青蛙，我毕业了。
告别了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值得怀念的阶段，我步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当年我15岁，时间是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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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我的中学时代
作者：zha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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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我的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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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中学时代-我们的时代中学时代－我们的时代 通过课堂上的学习和传唱，了解该歌曲的旋律，熟背歌词，理解歌曲作者在创作这首歌时所要表达的“中学时代”的含义。代表着我们的中学时代的美好时光。同学们在平时也要多传唱，多交流。也加深同学间的友谊。通过歌曲的学唱，练熟了歌曲，理解歌词背后的意义———中学时代，正值最青春年华的时代，同学们要把握好自己的中学时代。求知，探索，让自己的知识和学识更上一层楼。 歌曲内容：什么时光最值得珍爱？是这幸福的中学时代。什么时光最难以忘怀？是这美好的中学时代。友谊的阳光在心灵间照耀。知识的泉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什么时候懂得了人生？是在求知的中学时代。什么时候认识了世界？是在探索的中学时代。智慧的花儿在心灵间盛开。希望的苗儿在这里成材。中学时代，黄金时代，迈着轻捷的步伐走进校门，带着希望的歌声走向未来。熟唱歌曲，了解该歌曲的含义。
范文二：我的中学时代卫天成，1992年生，《ONE?一个》编辑，青年作家，新锐编剧。“吃在位育，玩在南模，死在上中。”在上海的每一所中学，几乎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它成为初三学生中考填志愿时的参考要素之一。现实却与传说大相径庭。每次跑进位育中学的食堂，那些菜品像是熬了好几个夜晚，奄奄一息地躺在不锈钢盆子里。食堂阿姨不耐烦地催促我点菜，我只好硬着头皮胡乱一指。眼前的餐盘恰如施暴后的现场，一荤两素凌乱地摆放着，韭菜里夹杂着海带丝，炸鸡腿里混着海带丝的汤汁，几根韭菜入侵白米饭，我完全没有胃口。怀着糟糕的心情应付一顿潦草且难以下咽的午饭，变成我的高中生活中一件最痛苦的事。在这种低色彩饱和度的画面里，Yuki的出现就像是浓墨重彩。她自顾自地挨着我坐了下来。“听说食堂被承包了。不巧啊，被我们赶上了。”Yuki耸耸肩，说，“以前学校自己负责伙食的时候，食堂就跟天堂一样：早饭有热气腾腾的生煎包，一咬就会有汁水滋出来；午饭的菜色也丰富，一块炸猪排比人的脸还要大，外脆里嫩，还有大块的红烧肉和超级入味的酱鸭；晚上还有夜宵呢，不仅有小馄饨和鸡翅，还有烧烤！”我望了望食堂窗口上方那些褪色的如同遗像一样的菜品图片，咽了咽口水。在Yuki诱人的描述里，我们很快乐地扒完了那顿难吃的午餐。那是我第二次和Yuki聊天。我早就听说过她，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漂亮、不穿校服、化浓妆、翘课、出入夜店，据说换男朋友如流水，每一个被她甩掉的男生都心痛欲绝……以至于第一次凝视着她那双天真的大眼睛的时候，我很难将传说中她的“劣迹”和她人畜无害的面貌联系起来。那是在高二那年的新年晚会上，看台的座位是高三学生的福利，我们则席地而坐。“这位同学，挪过去一点儿好吗？”“噢。”“我叫Yuki。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就是Yuki啊！久仰久仰！我叫卫天成。”“哈哈哈，你就是那个会写小说的才子啊！久仰久仰！”她好像对谁都了如指掌。我们第二次见面之后不久，她在人人网上给我留言：“喂，听说你是你们班的数学课代表啊，以后放学后帮我补习数学吧。”我想象着她扑闪着齐刘海之下的大眼睛对我说话，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如同接受邀请一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危险的挑战。我拿着96分的试卷去找她。她在操场看台的最高处等我。传说我们中学有全市最大的操场，那么大的操场、那么广阔的看台，没有人会注意到角落里有两个学生正在补习数学。“为什么要来操场补习啊！去图书馆不行吗？”我问她。“不行。会被人误会的。”她回答。我表示理解，然而，她的担忧恰恰给这场约见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色彩。随即，她从书包里翻出试卷，递给我看――刚过及格线，她一脸懊丧又求知若渴的表情。想起传言中她那些可怕的行径，我越发觉得她变成了摆在我眼前的一道最难解的大题。我们就在腿上摆了几本很厚的课本，把试卷铺开。我尽可能详细地把解题过程写在空白处，这个过程无疑是某种持续的心理暗示，给自己信心，为自己打气，以免自己露怯。她侧着脑袋，越来越跟不上我的思路，我才重拾些许优越感，就好像一个冒险者确信自己有能力征服危机四伏的森林。此时她变成了一个平淡无奇的笨女孩：她让我重复地讲解一道很简单的题，我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她好像也察觉到了，终于勉强点头表示已经理解了。但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正在整理课本、试卷和稿纸准备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凑近，吻了我，然后用不服输的语气对我说：“你不亏吧。”尽管我的初吻在这之前就献出去了，但我还是蒙了，又很意犹未尽地看着她。“我先走，你过一会儿再走。”她不容分说地留给我一个背影。那天的夕阳美极了。我重新沉湎于探险的乐趣，在操场看台帮她补习数学成为每周的惯例。很快，关于我们恋爱的消息不胫而走。我的女同学们纷纷表示痛心疾首：“卫天成，你怎么跟那种女生走得这么近！”她们嫌弃地看着我，就像看着一棵被猪拱过的白菜一样。校园的流言蜚语具有病毒一般的传染性，在那些添油加醋的说法里，17岁的我被描述成“一个情场老手”“一个拈花惹草的男生”。依照大家的成见，一个会写小说的文艺青年，要多花心就能有多花心。而我和Yuki在一起，简直就是同流合污。我们的感情不负期待地升温，亲密的相处将所有传言的面具褪去。Yuki的成绩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只有我知道，她那些骇人听闻的劣迹背后，隐藏着多少笨拙的努力。我们也发现了彼此身上更多的闪光点。她带我翻进天文台看满天繁星，躲在后门吃从栏杆缝里塞进来的外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她在隔壁小区的花园里摆上了心形蜡烛对我表白。她总是不守规矩、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恣意妄为。这些特质如同钥匙一般，打开我四肢的镣铐，把我从规章的束缚里解脱出来，让我去感受青春的酣畅淋漓。我原先还觉得惴惴不安，但随着这些刺激而浪漫的经历不断增多，我发现这个充斥着那么多按部就班的生命的校园，简直就是一个反乌托邦的存在。而我和Yuki――在众人眼中离经叛道的一对，就成了真正掌握真理和秘密的人。我们渐入佳境，对探索和挑战乐此不疲。Yuki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学校边上的小树林。位育中学地处阴气聚集之地。据说，学校本身就建在坟地上，南面毗邻着一个烈士陵园，北面就与这片小树林相接，从学校大门边上的小道进入，穿过小树林，即可通往临近的公路，是一条捷径。但是，小树林中既没有路灯，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路，一到夜晚，就伸手不见五指，劫财、劫色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老师们不断警告我们那里是危险的禁区。这片树林虽小，但若不熟悉地形，就很容易迷失在鬼打墙一般的树丛之中，半天都绕不出来。不仅如此，刚进学校，我们就听闻了一个可怕的传说：前两年，曾有一个深夜回家的女人在树林里被奸杀、分尸，她的四肢散落在周边，头颅则在树丛之间被找到。夜幕降临，身处小树林里的人，时常能够听到若有若无的哭声，甚至有人亲眼见过一个血肉模糊的身影……这个传说无疑给幽暗的小树林增添了更多阴森、恐怖的氛围。出于强烈的好奇，在某个周末返校的夜晚，我们决定去一探究竟。在这之前，我只会在路过时向小树林张望，Yuki的陪伴终于给了我进入小树林的勇气。我们怀着完成某种仪式般的心情，在彼此的见证下，郑重地走了进去。迎接我们的是萧萧的阴风和簌簌作响的树木。真的漆黑一片，我们只能隐约辨认树木的轮廓，它们相互交叠在一起，如同暗影中的魑魅魍魉，我们甚至没有办法看清彼此的神情，她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偶尔会有摩托车疾驶而过，为我们短暂地照亮前方充满泥泞和坎坷的路。我们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在传说中的案发现场摸索而行，只有彼此的体温通过掌心传递着继续冒险的勇气。我们不可避免地绕了些路，终于抵达另一端的公路。我们在温暖的路灯下相视而笑，内心竟然洋溢着一股劫后余生的感动。此后，我们还不甘心地进去了几次，最终不过发现了一个无人看守的警卫岗亭，几对在黑暗处亲热的情侣，还有几个可疑的黑色垃圾袋――里面装的只是垃圾。传说中的女人的哭声和她血淋淋的身影，无非都是胡编乱造。我们很扫兴，就像观看了一遍重放的《走近科学》。但是Yuki总是擅长带给我新奇感。后来，她带我去了学校创始校长的衣冠冢，那是学校里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她言之凿凿：“传说只要情侣在老校长的衣冠冢前跪拜三次，他们的爱情就可以天长地久。”我们虔诚地照做了，当时我坚信我们的故事一定会流传下去，成为一段佳话。再后来，故事无足为奇，我们也和其他小情侣一样不争气地分手了，一如我们经历的所有传说一样，经不起考验。有一次，我们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叙旧，提及当年干的傻事，我哈哈大笑，说：“这么蠢的传说，你还真相信啊？”Yuki不服输地说：“本来就是我瞎编的，你才蠢呢！”我当时觉得，内心好像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说呢，只恨自己当时年纪小，不懂她小小花招背后的一片温柔。
范文三：我的中学时代我的中学时代沉浸知识的海洋，投身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同学之间的恩仇纠葛，恩师们的音容笑貌，&&绚丽多姿的中学时代乃是人生永不褪色的浪漫花季！中学时代的故事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散落在青春的长河里。成年后每每同学相聚，总是饶有兴致的说起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何止是相聚之时，在你休闲阅读时，在你孤独寂寞时，在你穷困潦倒时，在你酊酩大醉时，在你沉浸梦乡时&&只要有一丁点的机缘诱因，便不由得重温起学生时代的幕幕过往。入学的故事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同善中学度过的（那个时候高中刚刚撤销，学校只有初中三个年级六个教学班，进入21世纪后才改名为同善初中）。那时候农村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初中是择优录取，镇上有两所初中，同善中学和刘村中学，全镇前120名录入同善中学，其余的录入刘村中学，成绩特别差的就在家务农了。说起同善中学的入学通知书，那还是有点故事的。六年级的升学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成绩就出来了，一个坏消息很快传到我的耳朵里，说我的小三门（历史、自然、思品）考了个蛋蛋，我说不可能，父亲也不信，就到同善中学查卷子，一查才发现我的卷子被上堡小学一个叫宁卫国的孩子调了包，真实的分数是64分，一个小学生竟如此大胆，实在是不可思议！也许是孩子们太渴望升入同善中学缘故吧！好在父亲是老师，和同善中学的老师有交往才方便查卷子弄清个中原委，假如父亲不做教员而是农民，那我恐怕12岁就要在家务农了。唉，不管怎么说我算是进了大名鼎鼎的同善中学。教师群像记忆中的初一生活是新鲜的，美好的，欢快的，无忧无虑的，恰似烂漫花季，自己就像一只蜜蜂徜徉其中，处处是新奇，处处是诱惑！非常幸运，我被分到语文大师李树德所带的班级，李老师有个绰号叫日本，学生时并不知道，后来做了老师，又和李老同事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现在想来大概是他挺直的腰板、走路的姿势跟电影里的日本兵形象颇有几分相似的缘故吧。李老师是一个非常敬业，作风细腻，和蔼可亲的好老师，他的板书是我学生时代、乃至有生以来最工整、最清晰、最标准的。他给我们刻印了数不清的作文范例、语法知识、文言文字词解释用法等语文辅助资料。打扫卫生、集体劳动、运动会、文体表演&&那个同学干什么，总是安排的十分具体而妥帖。李老师脾气非常好，不管孩子犯了什么错，他从来不动手，而是进行贴心的心灵开导，引导孩子明白事理。气急了也只是板个面孔，瞪瞪眼睛，吼一声就过去了。在那体罚盛行的八十年代，班主任李老师能有这样的好脾气，实在是难得！班主任自不必说，初一的任课教师几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学台林清老师体形瘦长，说话干脆利落，常用的口头禅是不听话，跟你三必给！收拾捣蛋的学生时，也就是啪啪啪三巴掌完事。
范文四：我的中学时代1人都爱用“青衫年少，白衣飘飘”之类的句子，来描写中学时代，很纯美，远离世间烟火的样子。真实的情形，其实不是这样的。至少我的，不是这样的。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穿着土布的衣，脚着一双母亲纳的布鞋，肩背母亲用格子头巾缝制的书包，在离家三十多里的老街上念书。那时，乡下孩子，极少有家庭富裕的。每个孩子，看上去都差不多，都是一枚不起眼的小土豆。我们这许多的小土豆扎堆在一起，相互取暖，一起成长。书自然是整天读着的，整天挖空心思去念着想着的，还有吃。是的，吃。不知是不是因为正处在长身体的年纪，我们每天总处于半饥饿状态。每个月，家里会担了粮米送来，给学校食堂。早上是稀饭就咸菜。中午是白饭就咸菜。晚上还是稀饭就咸菜。这样清汤寡水地吃着，肚子里很欠油水。那时的伙食费，委实不多，一个月八块钱。交全了的话，中午可以加一个小菜，和一碗冬瓜汤。但很多孩子交不起，比如我。我们就自创一种汤，叫酱油汤。做法极简单，倒出一勺酱油，拿滚开水冲泡了。奢侈一点的，里面再滴两滴麻油，汤就成了。我读了几年中学，就喝了几年这样的汤。下午的时光，总是漫长得厉害。两节课后，是做课间操时间，肚子饿得折磨人，操做得有气无力。偏偏食堂的师傅又来招惹，煎出香喷喷的葱油饼来，一张张，黄灿灿的，摊放在食堂窗口卖，上面撒满碧绿的葱花，整个校园都弥漫着那香。我们假装闻不到，把头埋到书堆里。可是，那香，从书上的每个字里跳出来。我们假装玩耍，大声说笑，可笑着笑着，鼻子不做主了，总要深吸一口，再深吸一口。周遭的每一寸空气，都是香的呀。有时，我们实在敌不过那馋，几个要好的女生去合买一张，分着吃。盼着周六学校放假，真是归心似箭。一路马不停蹄奔回去，疼我的祖母，总会想办法给我弄点好吃的，煎两只鸡蛋，煮一碗小鱼。年少的心里，觉得世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那样的时刻，可以有煎鸡蛋吃，可以吃煮小鱼。周日返校时，每个孩子或多或少，都会自带些干粮。我的祖母会给我炒上几斤蚕豆，塞上两罐咸菜。还有一种吃食，是把面粉炒熟了，用沸水泡着吃。现在的孩子恐怕见都没见过，我们苏北人家，叫它焦雪。关于它，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久远的从前，六月天里，苏北地区闹饥荒，饿殍遍地。天上的雪神看不下去了，想拯救人??，遂降下雪面粉。但又怕上帝看见六月降雪，会治她的罪，遂把面粉的色泽，染得跟黄土地的颜色差不多。老百姓见天上飘下“泥土”来，人人惊奇。反正观音土都有人吃，这天上的“土”，更不可错过。于是家家争接这天上之“土”，拿开水泡了，吃在嘴里，竟奇香无比。饥荒过后，为纪念雪神，苏北人家就有了每年六月六，必吃炒焦雪的习俗。学校宿舍老鼠多，一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无论我们怎么藏着那些可怜的有限的干粮，它们都能轻易找到。即便我们把装了焦雪的布袋子挂到屋顶上，它们也有本事把布袋子咬出洞来，在里面大快朵颐。与它们几番较量后，我们甘败下风，把吃食全转移到教室里去了。晚自修上到一半，就有孩子在位子上坐不住了，闻到桌肚子里的香呀。一俟下课铃声响，教室里立即沸腾了，瓷缸瓷钵子的，响成一片。不多久，人人都捧一碗热腾腾的焦雪在吃，整个教室都被焦雪的香给淹没了。男生们都特能吃，自带的干粮，往往没两天就见底了，他们就偷我们女生的。咸菜、炒蚕豆、焦雪、饼片，见什么偷什么。女生们都心知肚明着呢，也不戳穿他们，有时甚至有意不锁课桌肚，任他们偷食去。其结果是，所带的干粮，往往支撑不到周末。我们又要过几天饿肚子的日子。也结伴去同学家打牙祭。有女生晚上要归家取东西，我们呼啦啦吆喝上五六个人去送她。乡下的夜晚，那么安静，我们的动作，却搞得那样大，齐刷刷站在女生家的院墙外，兴奋地说笑，等着她父母来开门。她母亲后来给我们做荷包蛋吃，一人三只。我们就那么心安理得地吃下去，不知一个穷家里，那么多鸡蛋，该积攒多少时日。就这样，吃着吃着，我们也就长大了。吃着吃着，我们也就毕业了。（摘自《有美一朵，向晚生香》，稍有改动）
范文五：我的中学时代我幼无大志，自谓不过是一只燕雀，不敢怀“鸿鹄之志”。小学毕业时是1923年，我12岁。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赫赫有名，为众人艳羡追逐的地方，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敢报考正谊中学，这所学校绰号不佳：“破正谊”，与“烂育英”相映成双。 　　可这个“破”学校入学考试居然敢考英文。我“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颇好。因此，我被录取为不是一年级新生，而是一年级半，只需念两年半初中即可毕业。 　　破正谊确实有点“破”，首先是教员水平不高。有一个教生物的教员把“玫瑰”读为jiu kuai，可见一斑。但也并非全破。校长鞠思敏先生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气节，远近传扬。他生活极为俭朴，布衣粗食，不改其乐。他立下了一条规定：每周一早晨上课前，召集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讲话。他讲的都是为人处世、爱国爱乡的大道理，从不间断，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会有良好的影响。 　　………… 　　我从小学到初中，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到了正谊以后，此地的环境更给我提供了最佳游乐的场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内清溪流贯，绿树成荫；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边荷塘星罗棋布，芦苇青翠茂密；水中多鱼虾、青蛙，正是我戏乐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饭，家里穷，每天只给铜板数枚，做午餐费。我以一个铜板买锅饼一块，一个铜板买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脑，站在担旁，仓促食之，然后奔到校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虾是齐白石笔下的那一种，有两个长夹，但虾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苇秆挑逗，虾就张开一只夹，把苇秆夹住，任我将它提出水面，决不放松。钓青蛙也极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针敲弯，抓一只苍蝇，穿在上面，向着蹲坐在荷叶上的青蛙，来回抖动，青蛙食性一起，跳起来猛吞针上的苍蝇，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于这种游戏，其乐融融。至于考个甲等乙等，则于我如浮云了。 　　但是，叔父对我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正谊有一位教高年级国文的教员，姓徐，对古文很有造诣。他在?n余办了一个讲习班，专讲《左传》 《战国策》 《史记》一类的古籍，每月收几块钱的学费，学习时间是在下午4点下课以后。叔父要我也报了名。每天正课完毕以后，再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学习上面说的那一些古代典籍，现在已经记不清楚，究竟学习了多长的时间，好像时间不是太长。有多少收获，也说不清楚了。 　　………… 　　就这样，虽然我自己在学习上并不勤奋，然而，为环境所迫，反正是够忙的。每天从学校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回城里学英文。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到超过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天晚9点下课后，还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慢腾腾地走回家。虽然囊中无钱，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能过一过眼瘾，饱一饱眼福。 　　叔父显然认为，这样对我的学习压力还不够大，必须再加点码。他亲自为我选了一些古文，讲宋明理学的居多，亲手用毛笔正楷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有空闲时，亲口给我讲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要说我真感兴趣，那是谎话。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那一批《彭公案》 《济公传》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偷看这些书。 　　我在正谊中学读了两年半书就毕业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最后离开了我的大虾和青蛙，我毕业了。 　　告别了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值得怀念的阶段，我步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当年我15岁，时间是1926年。 　　（摘自《读有所悟》，稍有改动）
范文六：我的中学时代3我的中学时代（下）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作者微博】一、日，中越战争爆发了。春节刚过去没几天，人们还沉浸于甜蜜的气氛中。谁也想不到“兄弟加战友”的两国突然就兵刃相见了。自我记事起，战争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头顶上。小学二三年级时，高家七年制学校挖防空洞，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每天摇轱辘，倒土，运砖，和水泥，打出了一个百十米长的斜洞，里面黑咕隆咚，地上湿得粘脚。校长说，苏修原子弹和导弹来了，大家就钻进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朝西北方向看，生怕从那儿飞来可怕的东西。村里的大人说，苏联坦克三天就能从内蒙开到杨陵。年前，校门口的陇海线上，爬满载有士兵、坦克、火炮、装甲车的军列，“哐嘡哐嘡”朝西飞驶。传说要和苏联打一仗，班里也来了一位从新疆转移回来的女生。我当然不知道，标榜“自卫反击战”的战争，是邓小平集团为了挽救柬埔寨波尔布特红色政权而发动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佯装的正义一如既往；猫耳洞，血染的风采，悲情而惨烈；总是一个接又一个的“胜利”，……被导演剪辑好的画面，掩盖了一场血腥、不义的战争。在高中，因为偷拿一本辅导书，我骤然坠入了深渊。那是高一发生的事情。当时，高考辅导书流行，宝鸡地区教育局编的那一套尤其受欢迎。能买得起的，都是家庭境况优越的同学。我买不起，内心非常渴望拥有，不知怎么就起了贼心，乘早操时间，偷拿了前排女生的《化学》读本。我将赃物藏在学校广播室同乡那儿，慌慌张张潜回教室。第一节课上，班主任讲了失窃之事，一双鹰眼前前后后梭巡，我不敢触碰那道锐利的光束，心“噗噗”跳着，意志上已经投降了。下课后，向他坦白了自己的劣迹，并将书归还，请求原谅，他和善地答应了，表示不上报学校，就此打住。我信了，觉得自己获得了拯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绝望了。班主任食言自肥，将此事作为抓纪律育人的成绩上报校长，学校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那一天，我觉得自己死了。更可悲的是，人称笑面虎的教导员，骑车赶到我家里，将此事告诉了父母。星期日回家，一进家门，便是母亲悲戚的面孔，继父暴怒的巴掌落在我脸上：“要钱你就张口，我们累死也要供你！”心里颓丧，高强度的学习，再加上营养不良，我在高二第一学期病了。脸色蜡黄，疲乏无力，感觉就要倒下去了。母亲让我请了一周假，在家调养。她除了熬中药给我喝，还尝试用土法子治病：她抱来麦秆，念念有词地点燃，等火旺势了，让我从火上跳过去。吃母亲做的饭，睡在自家炕上，看着弟弟妹妹们活泼的面容，我竟然好了。二、同学都在埋头做题目，除了学习，几乎无话可说。我想说话的时候，就假定有一个人在听——那个从边疆转回来的女生。她高挑、秀气、沉静，极少跟大家说话。黄昏，我常常独自在河边散步。炊烟四起，从河对岸的村子里传来母亲唤儿吃饭的声音，这是最难忍受的时刻。眼前迅疾浮现一副“家”的图景，那里有父母妹妹弟弟们，劳作一天的他们围坐在院子中央，边吃饭边说笑，接下来便是宁静的夜晚，每个人都能踏踏实实做自己的梦……那里有让一个人安宁的全部东西。世界再大，也与他们无关。一个男人无非是这样，挣钱盖房，娶妻生子，再给儿子盖房娶媳妇，带孙子，一天天老去，身边的人陆续谢世，最后你也死了，躺到南坡头那方安埋族人的坟园里。看透是看透了，但庸常的日子却对人有致命的腐蚀。有谁愿意舍弃轻轻松松的日子而去拼命争取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每年都有人发疯，有的突然就撕碎了课本，眼睛直直地盯着班主任；有的愤然跳河，发胀的尸体漂浮在河面上……我们心里“咯噔”一下，闲谈间慨叹几声，便又埋头做题了。大家在追赶那个叫“成功”的东西，要抓住命运的巨手，从黄土地上跳出去。有时，入睡前我也会暗忖：自己会不会变成那样？未知的不可捉摸的命运啊，我多想早点知道你发给我的底牌是什么！恳求你别让我浪费了光阴去读无用的功课！学校招贴栏里悬挂着尖子生的照片，考取大学的他们才是我们的榜样。那些幸运儿，令人心生嫉妒。我怎样才能变成他们？“你得飞。”——有一个声音说道。我对自己说：“你得飞，只有从蝼蚁般蠕动着的人群里飞出去，人生才有意义。”三、在两年高中生涯里，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准未婚妻。 因为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里主人公的名字叫“苏冠兰”，我对“苏”字产生了好感。“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女主人公丁洁琼的话不啻一枚核弹，击中了少年的心。我相信远方一定有一个人在等着自己。尽管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坚信自己会恋爱一场。定亲是婚配，属于动物般的生活，只有恋爱过的人生，才叫人的生活。我相信，有一条人生之路正在向远方伸展，不论如何艰难，总会踏上那条唯一的属于自己的道路。因为耽于幻想，精神上不知不觉松懈起来，对考学不再那么上心。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诱导学生做国家工具，放弃对真知、人性及人的命运的探求。整个社会气氛，对文理的价值判断是：理科生实在、有用，是靠真才实学立足；文科生则被贴上轻浮、无知的标签，没出息怕吃苦的人才学文科。高二年级六个班，仅设一个文科班。谈起文科班，班主任一脸不屑的神情。理科班学生也以学理而自傲。我虽有心转读文科班，却因顾忌失败而未迈出那一步。在课堂上，我心里转动的尽是丰富多彩的人文世界，对社会、历史、人物和人性的兴趣，远远高于微积分、牛顿定律与摩尔反应。大队部那台黑白电视机播放的话剧《于无声处》《报春花》等，让我感知到了一个激情奔涌的新世界，僵硬的中国即将被思想的洪流改变。就这样，我滑向了差生。高考前的一次全县综合竞赛，我对着题目慌张不安，成绩出来后，被班主任打入“死牢”。但我并不着急，总觉得冥冥中会有好运气降临，让自己迈过这个坎。成绩好，一切皆好。班主任整天讲的就是：全县前多少名，才有可能拿到前途通行证。学校的工作就是确定哪些人是真正的种子选手，并浇灌特别的养分。若你不是能下蛋的鸡、能拉出丝的蚕，他们便宣告你的死刑，放任自流，到时候发一张毕业证。同学不知不觉分成两个阵营，尖子生一伙，差生一伙，技巧与心得都成了秘密。被传为佳话的是一个差生的事迹。该生智商欠佳，相信“铁杵磨成针”的道理，下晚自习后，会点燃煤油灯，一直做题到十二点才离开教室，他怕自己忘了，总是把会的题目再做一遍。到了白天，眼睛常常眯成一条线，一副半醒半睡的模样。所谓重点高中，没有诗歌，没有戏剧，没有远足。学校不过是一个工厂，将急速发育的男女强塑成标准的考试机器。高考前，大家已经做好了毕业的准备。照班级全家福，要好的各自站在桥头，以校门为背景，将友谊定格在潺潺流水声中。尖子生春风拂面，一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王者风范，差等生一脸忐忑，不知如何向辛苦供养自己的父母交差。学校撤销了对我的处分，班主任让我回村里办入团手续。短短两年时间，我被作为有污点的差生吊在那里，最后为了高考，才给我一条生路。我也就没有当初的上进心了，只想混过这难捱的日子，待来日，重新伸展自己的愿望。初夏的夜晚，我骑车回到高家村，找到担任团书记的本家哥。他几分钟就给我办好了政治身份，我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四、初夏，她悄然回所在地参加高考了。教室里再也没有让我留恋的东西了，那间储存她身影的屋子空了，在我踮脚偷窥的台阶上，落满紫色的泡桐花。继父最后一次驮面到学校，带我向管灶的叔叔致意。糊里糊涂就到了高考的日子。继父带我寄居在姑父的宿舍，陪了我三天。愧疚的是，当拿到物理化学二科考卷，我就明白：今年肯定输了。1980年暑假，考完试，我跟继父去西安盖房。我自知前景不妙，但仍抱有幻想：如果录取了，我就有前途了。我也作了失败的准备，打算自费上《山西青年》杂志主办的“刊授大学”，自学中文系，以作家柳青为师，写出一部自己的《创业史》来。拉砖，做下手，每天能挣一块一毛钱了。休息时，跑到钟楼邮局买几本文学杂志，从《上海文学》《延河》《青春》《鸭绿江》里感知激荡的心灵世界。在冷冰冰的现实之外，作家斑斓多姿的笔墨温暖着我的心。一天，往上递砖时，整层架子突然塌了，我的双脚陷在砖堆里……脚后跟受伤，突然不能行走了。村里来的人带来了坏消息：我离高考录取线差二十分。准未婚妻家人托媒人说，是否可以置办些衣料，让女子做针线活，娃都不小了，也该办事了。父母以儿子还小，将女方试探的皮球踢了回去。他们是想给我一次机会，考上了远走高飞，退掉这门婚事。继父觉得二十分不算什么，复习一年肯定能过了。当我说出自己的愿望是读文科后，他沉吟了片刻，和母亲交换了一下意见，支持我的决定。我向他们保证：一定考上好大学！继父看着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出水才看两腿泥。父亲带了瓜和烟，找远亲叔叔帮忙，让我进入扶风中学文科复习班。因为热爱，学习就变得容易多了，也充满乐趣。我通过每日早上的报刊阅读，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诸科融为一体，进步神速。闲暇时，躲进县文化宫阅览室，如饥似渴阅读文学杂志。印象最深的是叶辛的《蹉跎岁月》，那部描写云南插队知青生活的小说，将我带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在五月份的预考中，我对监考老师说：“题目太简单了，你们怎么能分出好坏呢？”老师瞪圆了双眼：“看把你能的！你答答看。”十天后，高音喇叭宣布我获得全县预考第一名。带着继父给的十块钱，我奔赴考场。1981年，我以陕西省宝鸡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如愿以偿步入人文之路。在填报志愿时，我选了两个：一是中文系，圆作家之梦，以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一是新闻系，当记者，以刚直之笔记录中国变革进程。八月里的一天，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录取书。拆开信封，看到写在录取书上的名字，我知道这不是梦。我感觉自己在那个瞬间飞起来了。
范文七：我的中学时代3我的中学时代（下）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作者微博】一日，中越战争爆发了。春节刚过去没几天，人们还沉浸于甜蜜的气氛中。谁也想不到“兄弟加战友”的两国突然就兵刃相见了。自我记事起，战争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头顶上。小学二三年级时，高家七年制学校挖防空洞，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每天摇轱辘，倒土，运砖，和水泥，打出了一个百十米长的斜洞，里面黑咕隆咚，地上湿得粘脚。校长说，苏修原子弹和导弹来了，大家就钻进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朝西北方向看，生怕从那儿飞来可怕的东西。村里的大人说，苏联坦克三天就能从内蒙开到杨陵。年前，校门口的陇海线上，爬满载有士兵、坦克、火炮、装甲车的军列，“哐嘡哐嘡”朝西飞驶。传说要和苏联打一仗，班里也来了一位从新疆转移回来的女生。我当然不知道，标榜“自卫反击战”的战争，是邓小平集团为了挽救柬埔寨波尔布特红色政权而发动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佯装的正义一如既往；猫耳洞，血染的风采，悲情而惨烈；总是一个接又一个的“胜利”，……被导演剪辑好的画面，掩盖了一场血腥、不义的战争。在高中，因为偷拿一本辅导书，我骤然坠入了深渊。那是高一发生的事情。当时，高考辅导书流行，宝鸡地区教育局编的那一套尤其受欢迎。能买得起的，都是家庭境况优越的同学。我买不起，内心非常渴望拥有，不知怎么就起了贼心，乘早操时间，偷拿了前排女生的《化学》读本。我将赃物藏在学校广播室同乡那儿，慌慌张张潜回教室。第一节课上，班主任讲了失窃之事，一双鹰眼前前后后梭巡，我不敢触碰那道锐利的光束，心“噗噗”跳着，意志上已经投降了。下课后，向他坦白了自己的劣迹，并将书归还，请求原谅，他和善地答应了，表示不上报学校，就此打住。我信了，觉得自己获得了拯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绝望了。班主任食言自肥，将此事作为抓纪律育人的成绩上报校长，学校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那一天，我觉得自己死了。更可悲的是，人称笑面虎的教导员，骑车赶到我家里，将此事告诉了父母。星期日回家，一进家门，便是母亲悲戚的面孔，继父暴怒的巴掌落在我脸上：“要钱你就张口，我们累死也要供你！”心里颓丧，高强度的学习，再加上营养不良，我在高二第一学期病了。脸色蜡黄，疲乏无力，感觉就要倒下去了。母亲让我请了一周假，在家调养。她除了熬中药给我喝，还尝试用土法子治病：她抱来麦秆，念念有词地点燃，等火旺势了，让我从火上跳过去。吃母亲做的饭，睡在自家炕上，看着弟弟妹妹们活泼的面容，我竟然好了。二同学都在埋头做题目，除了学习，几乎无话可说。我想说话的时候，就假定有一个人在听——那个从边疆转回来的女生。她高挑、秀气、沉静，极少跟大家说话。黄昏，我常常独自在河边散步。炊烟四起，从河对岸的村子里传来母亲唤儿吃饭的声音，这是最难忍受的时刻。眼前迅疾浮现一副“家”的图景，那里有父母妹妹弟弟们，劳作一天的他们围坐在院子中央，边吃饭边说笑，接下来便是宁静的夜晚，每个人都能踏踏实实做自己的梦……那里有让一个人安宁的全部东西。世界再大，也与他们无关。一个男人无非是这样，挣钱盖房，娶妻生子，再给儿子盖房娶媳妇，带孙子，一天天老去，身边的人陆续谢世，最后你也死了，躺到南坡头那方安埋族人的坟园里。看透是看透了，但庸常的日子却对人有致命的腐蚀。有谁愿意舍弃轻轻松松的日子而去拼命争取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每年都有人发疯，有的突然就撕碎了课本，眼睛直直地盯着班主任；有的愤然跳河，发胀的尸体漂浮在河面上……我们心里“咯噔”一下，闲谈间慨叹几声，便又埋头做题了。大家在追赶那个叫“成功”的东西，要抓住命运的巨手，从黄土地上跳出去。有时，入睡前我也会暗忖：自己会不会变成那样？未知的不可捉摸的命运啊，我多想早点知道你发给我的底牌是什么！恳求你别让我浪费了光阴去读无用的功课！学校招贴栏里悬挂着尖子生的照片，考取大学的他们才是我们的榜样。那些幸运儿，令人心生嫉妒。我怎样才能变成他们？“你得飞。”——有一个声音说道。我对自己说：“你得飞，只有从蝼蚁般蠕动着的人群里飞出去，人生才有意义。”三在两年高中生涯里，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准未婚妻。 因为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里主人公的名字叫“苏冠兰”，我对“苏”字产生了好感。“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女主人公丁洁琼的话不啻一枚核弹，击中了少年的心。我相信远方一定有一个人在等着自己。尽管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坚信自己会恋爱一场。定亲是婚配，属于动物般的生活，只有恋爱过的人生，才叫人的生活。我相信，有一条人生之路正在向远方伸展，不论如何艰难，总会踏上那条唯一的属于自己的道路。因为耽于幻想，精神上不知不觉松懈起来，对考学不再那么上心。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诱导学生做国家工具，放弃对真知、人性及人的命运的探求。整个社会气氛，对文理的价值判断是：理科生实在、有用，是靠真才实学立足；文科生则被贴上轻浮、无知的标签，没出息怕吃苦的人才学文科。高二年级六个班，仅设一个文科班。谈起文科班，班主任一脸不屑的神情。理科班学生也以学理而自傲。我虽有心转读文科班，却因顾忌失败而未迈出那一步。在课堂上，我心里转动的尽是丰富多彩的人文世界，对社会、历史、人物和人性的兴趣，远远高于微积分、牛顿定律与摩尔反应。大队部那台黑白电视机播放的话剧《于无声处》《报春花》等，让我感知到了一个激情奔涌的新世界，僵硬的中国即将被思想的洪流改变。就这样，我滑向了差生。高考前的一次全县综合竞赛，我对着题目慌张不安，成绩出来后，被班主任打入“死牢”。但我并不着急，总觉得冥冥中会有好运气降临，让自己迈过这个坎。成绩好，一切皆好。班主任整天讲的就是：全县前多少名，才有可能拿到前途通行证。学校的工作就是确定哪些人是真正的种子选手，并浇灌特别的养分。若你不是能下蛋的鸡、能拉出丝的蚕，他们便宣告你的死刑，放任自流，到时候发一张毕业证。同学不知不觉分成两个阵营，尖子生一伙，差生一伙，技巧与心得都成了秘密。被传为佳话的是一个差生的事迹。该生智商欠佳，相信“铁杵磨成针”的道理，下晚自习后，会点燃煤油灯，一直做题到十二点才离开教室，他怕自己忘了，总是把会的题目再做一遍。到了白天，眼睛常常眯成一条线，一副半醒半睡的模样。所谓重点高中，没有诗歌，没有戏剧，没有远足。学校不过是一个工厂，将急速发育的男女强塑成标准的考试机器。高考前，大家已经做好了毕业的准备。照班级全家福，要好的各自站在桥头，以校门为背景，将友谊定格在潺潺流水声中。尖子生春风拂面，一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王者风范，差等生一脸忐忑，不知如何向辛苦供养自己的父母交差。学校撤销了对我的处分，班主任让我回村里办入团手续。短短两年时间，我被作为有污点的差生吊在那里，最后为了高考，才给我一条生路。我也就没有当初的上进心了，只想混过这难捱的日子，待来日，重新伸展自己的愿望。初夏的夜晚，我骑车回到高家村，找到担任团书记的本家哥。他几分钟就给我办好了政治身份，我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四初夏，她悄然回所在地参加高考了。教室里再也没有让我留恋的东西了，那间储存她身影的屋子空了，在我踮脚偷窥的台阶上，落满紫色的泡桐花。继父最后一次驮面到学校，带我向管灶的叔叔致意。糊里糊涂就到了高考的日子。继父带我寄居在姑父的宿舍，陪了我三天。愧疚的是，当拿到物理化学二科考卷，我就明白：今年肯定输了。1980年暑假，考完试，我跟继父去西安盖房。我自知前景不妙，但仍抱有幻想：如果录取了，我就有前途了。我也作了失败的准备，打算自费上《山西青年》杂志主办的“刊授大学”，自学中文系，以作家柳青为师，写出一部自己的《创业史》来。拉砖，做下手，每天能挣一块一毛钱了。休息时，跑到钟楼邮局买几本文学杂志，从《上海文学》《延河》《青春》《鸭绿江》里感知激荡的心灵世界。在冷冰冰的现实之外，作家斑斓多姿的笔墨温暖着我的心。一天，往上递砖时，整层架子突然塌了，我的双脚陷在砖堆里……脚后跟受伤，突然不能行走了。村里来的人带来了坏消息：我离高考录取线差二十分。准未婚妻家人托媒人说，是否可以置办些衣料，让女子做针线活，娃都不小了，也该办事了。父母以儿子还小，将女方试探的皮球踢了回去。他们是想给我一次机会，考上了远走高飞，退掉这门婚事。继父觉得二十分不算什么，复习一年肯定能过了。当我说出自己的愿望是读文科后，他沉吟了片刻，和母亲交换了一下意见，支持我的决定。我向他们保证：一定考上好大学！继父看着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出水才看两腿泥。父亲带了瓜和烟，找远亲叔叔帮忙，让我进入扶风中学文科复习班。因为热爱，学习就变得容易多了，也充满乐趣。我通过每日早上的报刊阅读，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诸科融为一体，进步神速。闲暇时，躲进县文化宫阅览室，如饥似渴阅读文学杂志。印象最深的是叶辛的《蹉跎岁月》，那部描写云南插队知青生活的小说，将我带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在五月份的预考中，我对监考老师说：“题目太简单了，你们怎么能分出好坏呢？”老师瞪圆了双眼：“看把你能的！你答答看。”十天后，高音喇叭宣布我获得全县预考第一名。带着继父给的十块钱，我奔赴考场。1981年，我以陕西省宝鸡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如愿以偿步入人文之路。在填报志愿时，我选了两个：一是中文系，圆作家之梦，以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一是新闻系，当记者，以刚直之笔记录中国变革进程。八月里的一天，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录取书。拆开信封，看到写在录取书上的名字，我知道这不是梦。我感觉自己在那个瞬间飞起来了。
范文八：我的中学时代(2)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正读到小学五年级。家庭出身很好的老师们闻风而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第二天用红布缝了袖标，袖标上用硬纸板漏上了毛体的黄漆字，第三天制造了红布的大旗，旗上也用黄漆描上了毛体的大字。紧接着老师们让家庭出身不是地富反坏右的学生们每人回家要了八毛钱，收了钱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红袖标。几天工夫满学校都是大大小小的红卫兵了，当我们这些穷孩子把红袖标套到破衣袖上时，那种得意地将胳膊抬起来，如果行人对我的胳膊注目，我感到荣耀得了不得，有很多类似于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愚蠢表现。如果街上没有行人只有一条狗，我就把红袖标炫耀给狗看，狗看了红色，兴奋得不得了，追着我的屁股咬。记得有第一次戴着红袖标回家，我爷爷问我：“孙子，你们是闹‘长毛’吧？”我感到爷爷的话有点反动，就赶紧去学校向老师汇报，想当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老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你爷爷说得基本正确，‘长毛’造反，我们也是造反，回去告诉你爷爷，‘长毛’是封建地主阶级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性称呼，应该叫太平天国。”红卫兵这玩艺在村子里稀罕了也就十来天，因为十天后，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们也都成了红卫兵。我姐姐她们的红袖标是用红绸子缝的，三个毛体大字是用黄丝线手工镶上去的，比我们学生的袖标高级许多倍，价格却只有五毛钱，这样我们才知道那些红卫兵老师贪污了我们的钱，家长们戴着袖标到学校找老师理论，老师们蛮不讲理，硬说发给学生的袖标是从北京的红卫兵总部批发来的，是经过了中央文革检验的，价格自然要贵，接着老师们就嘲笑家长们戴的袖标是假冒伪劣产品，是杂牌军，把家长们唬得目瞪口呆。我们知道老师们是睁着眼说谎话，我们也就知道了闹红卫兵的事并不神圣，那几个成了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里用火炉子炒花生吃，吃得满校园都是扑鼻的香气，他们买花生的钱就是从我们买袖标的钱里克扣出来的。他们贪污点小钱吃点喝点也就算了，学生给老师进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们不但在办公室里吃花生，他们还在办公室里耍流氓，这是我和同学张立新亲眼见到的。那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倒，他老婆也被打倒，俩口子被关在一间小厢房里，老师让我们轮流值班，趴在小厢房窗外监听。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趴在窗外，冻得半死不活，满心盼望着校长和他老婆能说点反动的话，我们好去汇报立功，但是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弄得我们失望极了。我们感到无趣，就嗅着花生的香气，摸到了老师办公室窗外，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看到担任着学校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正往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比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还让我们失望，岂止是失望，简直就是绝望，我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二天我们就把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对村子里的人说了，张立新还用粉笔画了一幅图画，画面比我们见到的情景还要流氓，吸引了许多人围观。这下子我和张立新算是把老师得罪到骨髓里去了。一年后，村子里成立了一所农业联合中学，我们的同学除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之外，都成了联中的学生，张立新虽然也得罪了当上了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的郑红英，但他家是烈属，郑红英不敢不让他上联中，我家成分是中农，原本就是团结对象，郑红英一歪小嘴就把我上中学的权利剥夺了。我姐姐自以为与郑红英关系不错，去找她说情，希望她能开恩让我进联中念书，郑红英却就：“上边有指示，从今以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就这样，我辍学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新成立的联合中学只有两排瓦房，每排四间。前面四间是办公室和老师的宿舍，后边四间是两个教室。教室紧靠大街，离我家只有五十米，我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从田野里回来或者从家里去田野，都要从教室的窗外经过，教室的玻璃很快就让学生们砸得一块不剩，喧闹之声毫无遮拦地传到大街上，传到田野里。每当我从教室窗外经过时，心里就浮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我感到自卑，感到比那些在教室里胡闹的孩子矮了半截。我好多次在梦里进入了那四间教室，成了一个农业中学的学生。我渴望上学的心情我父亲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只能把自己的渴望深藏在心底，生怕一流露出来就会遭到父亲的痛骂，因为我得罪了郑红英，不但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也给父亲带来了很多麻烦。姐姐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她宽慰我说：“这个联合中学，上不上都一样，老师也不教，教了学生也不学，天天在那里打闹，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自学呢！”话是这样说，但我心中的痛苦一点也没减轻。我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尤其好。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搞旱速写》，曾经被公社中学的老师拿去给中学生朗诵，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考上中学应该不成问题，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中学梦。当时的农村，吃不饱穿不暖，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要想自学成材，几乎痴人说梦。但我还是在夜晚的油灯下和下雨天不能出工的时候，读一些闲书。1973年，托我叔叔的面子，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当合同工。进厂登记时，我虚荣地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但很快就有一个曾经在我们村的联中上过学的临村小伙子揭穿了我，弄得我见人抬不起头来。后来听说厂里的合同工大部分都往高填学历，有的人明明是文盲，硬填上高中毕业，我把自己的学历填成初一，其实是很谦虚的。因为我叔叔在这家工厂当主管会计，所以就安排我当了司磅员，与笔和算盘打交道，在不知底细的人心目中，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当时工厂里经常组织批林批孔大会，厂里管这事的人以为我有文化，就让我重点发言，我就把报纸上现成的稿子抄到纸上，慷慨激昂地念一遍，竟然唬住了不少人。厂子里曾经莫名其妙地掀起过一个学文化运动，让我讲语文，我没有办法，就去书店买了一本关于写作的小册子，一课下来，竟然有人说我讲得好，还有人以为我在中学教过书。1976年终于当兵了，填表时，我大着胆子，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到部队后才发现很多“高中毕业”的战友连封家信都不会写，于是，在填写入团志愿书时，我就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了高中一年级。以后的所有表格，都是这样填了。虽然再也没有人揭穿我，但我的心里始终七上八下，每逢首长或是战友问到我学历时，我的心就嘭嘭乱跳，然后含糊地说：“高一。”直到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得了大专学历，才解决了这个尴尬问题。
范文九：我的中学时代我的中学时代（中）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作者微博】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随继父去咸阳打工。时间已经进入1978年，我在世间已经生长了十五个年头。孤寂的农村生活，培养出少年蓬勃的想象力。目力之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能遇见谁，又将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那时，我无法展望自己的未来，因为不知道有无机会挣脱土地的束缚，走上一条明媚的大道。这次可谓睁开眼进入城市。在此之前，五岁时跟随母亲远赴新疆探望生父。母亲期盼他能回心转意，不为了晋级加爵而抛弃我们母子仨（一岁多的妹妹放在家里，由爷爷看着）。我目睹了“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武斗的情景：乌鲁木齐街头，满载绿军装、手持枪棒人马的卡车呼啸而过，尖利的高音喇叭里迸溅出“革命”“捍卫”“刺刀”“斗争”诸如此类的字眼，走在我们前头的一位中年女士被飞过来的一颗手榴弹炸死，肠子流了一地，母亲捂住我的眼睛，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我们搭乘直升机飞往克拉玛依，留在记忆里的有蚂蚁般的运油车，生父冷漠的脸，以及袅袅升腾的烟雾。母亲还带我去了西安，好像在找二伯倾诉，希望他能劝自己的弟弟改弦更张。从伯父家的玻璃窗望出去，玉米抽出的条条红缨，无声地在雨中飞舞着。汽车，行道树，愁眉不展的人们，城市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其实，我更喜欢仅有一条街的绛帐车站。东来西往的火车，汽笛，白色的蒸汽，铿锵铿锵的摩擦声，窗口上映现的陌生脸孔。这儿连接着远方，给予我无穷的渴望。我在等待出发的那一天，从此越过八百里秦川，进入未知的新天地。在长大的岁月里，这儿是我与世界勾连的地方：将拾得的蓖麻交到扶风县油脂厂，换回一瓶香喷喷的菜油；捉蝎子挖草药卖给药店，领到几张崭新的票子，买一本薄薄的连环画；无所事事的时候，和玩伴从东头走到西头，再回到长着一口大坑的双庙坡口，心里便十分满足了。继父率领五泉公社建筑队为机务段二级站盖房。每天和工友拉木料，穿梭在浓荫蔽日的街道之间。城市的好，在我眼里除了梧桐、公交车、高楼大厦外，就是一个个生动的裙装少女。裙裾飘飘，微风带来她们淡淡的体香，明媚的脸庞，好听的普通话，……她们当然不会正眼瞧一个瘦弱的农村少年。我知道自己处于毛氏种姓制社会的最底层，连村里好看的女子都够不着，她们以嫁给吃国家饭的城里人为荣。考学是唯一一架通往天堂的梯子，我打工，就是为了攒够学费，从课本里读出自己的前途。行走在大街小巷，阳光烘烤着年轻的皮肤，少年心里却充满莫名的自信。夏夜，工地附近的西藏民族学院放露天电影。我和工友们赶过去看，一地青春洋溢的男女，银幕上的东西无关紧要了，我要汲取这热力四射的生命能量。我会有那样一个时刻么？心身自由地欢唱、呼吸，舒展自己的枝叶？秋天，迎着夕阳迈开西行的脚步。母亲送我到村口，眼里有殷切的期盼。我跟着村里几个高年级同伴，背了一布兜馍、一瓶辣酱菜，沿着塬上小路，经周家、香里，来到东西湾崖头。俯瞰塬下，铁路、河渠、田畴、房舍、劳作者历历在目，极目望去，依次是扭动的渭河和沉默的秦岭……我们站在风里喊叫：嗨——嗷嗷——啊啊——咿呀呀……紧着身子，顺陡峭的土路下塬，沿高干渠走到绛帐高中。校园依塬而建，肃穆严整，在我眼里就是一个集中营。各科教师之外，班主任、教导员和校长构成一个垂直管制体系。行伍出身的班主任，眉宇间带有一股肃杀之气，令人紧张。教导员和校长都属于官场动物，笑容里露出极深的世故劲儿。也有值得一说的老师，比如瘦高斯文的物理老师，他身上那股洒脱的书生气最让大家着迷；还有美丽的英语老师，一颦一笑都讨人喜欢。政治、语文、历史、数理化、生物、英语，再加上每周一次的体育。课程里没有美术和音乐。大约做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化学、物理实验，除此之外，我们的大脑都是用来装那些概念、公式、定律和规律的。逼仄的空间气氛凝重，每一个进来的学生，都在瞬间被催熟了。一日三餐几乎吃不到什么，早操后，再上两节课，才能吃到早饭。买一碗玉米碴子，掰开背来的锅盔，就着自带的豆瓣辣子，几口下去了事。午饭就更简单了，买碗面条，上面偶或飘一两块指甲盖大小的肥肉，不吃猪肉的我，还得把它们一一挑出去；清汤寡面，时不时会浮上来一只溺毙的苍蝇。往往到下午三四点钟，肚子就嘀咕起来。晚饭，一碗糊汤一只馍。晚自习结束，巴不得连月亮都想咬一口。至于宿舍，只是一间容纳春梦的盒子。两层通铺，在光溜溜的木板上铺上被褥，一个挨一个睡下去。一个个躁动的少年，把自己裹紧，生怕泄露了生命的秘密。夜里，左邻右舍常有异动，我假装睡死了，从指头缝打量他们的全套勾当……我在别人的梦话里沉入梦乡。夜半常常被从窗外吹来的尿骚味熏醒，——有人就在墙外小解，尿迹在太阳下白花花地刺眼，校长叱骂也不管用，只好驱使几个清洁工，定期用铁铲削去硬硬的一层。偶尔，会瞥一眼同班男生油光锃亮的脑瓜，会假装无意间撞见了某个俏丽的女生。阅读和遐思支撑着贫瘠少年挨过了这乏味、呆板的日子。图书馆能借的书就那么几本，无非是几本皱巴巴的“鲁郭巴老”——鲁迅艰涩难解，郭沫若轻狂飞扬，巴金幼稚煽情，老舍油滑冗长，都很难读出美感来。激活我的是校门两侧阅报栏里的几份报纸：《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它们每天把中国的气息带过来，让我的目光越过关中平原眺望远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一个个地名打开了遐想之门，一个个人物鼓起我前行的勇气。第二年，继父又在宝鸡机务段包了活。掌管基建的人暗示要好鸡蛋，继父雇人在乡里收了几十箱上好的，雇车送往权贵家。继父坐在驾驶室陪司机说话，我和一亲友随车押送。出扶风，过岐山，在凤翔境内碰上一场猛烈的雷阵雨。我们张开帆布盖住粉白的鸡蛋，但还差一点，我就把身体遮在筐子上面。背湿透了，心里却很快活：保住了鸡蛋，继父就有活干了。还是盖楼。我负责折钢筋，一天大约要折几百个，胳膊酸胀，一身疲乏，每天的报酬不足六角钱。机务段的人清闲自在，一张报纸一杯茶，好饭好菜，有热水澡洗，他们工资比我高得多，玻璃窗后面那些自得的眼神让我心生向往。黄昏，沉重的日头一变而为抒情的夕照。独自来到渭河桥边，眺望高楼栉比的市区，谛听隐隐约约的喧闹声，少年心里滋生了些微的希望。生父当时就在城里。他是文化馆摄影师，在我的想象里，他应该过着体面的日子。我投向热闹处的目光，有那么一缕是寻找他的。唤醒强烈自我意识的，是《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人生观大讨论”。该杂志在1980年5月号上刊发了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第一次听到有人诘问：人生是什么？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未经思考的人生不是真人生”……在那一刻，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黄继光刘胡兰等英雄人物确立的“革命理想”坍塌了。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我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我得过值得过的人生。考大学时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里面就有“晓”字。我的中学时代（下）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作者微博】一日，中越战争爆发了。春节刚过去没几天，人们还沉浸于甜蜜的气氛中。谁也想不到“兄弟加战友”的两国突然就兵刃相见了。自我记事起，战争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头顶上。小学二三年级时，高家七年制学校挖防空洞，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每天摇轱辘，倒土，运砖，和水泥，打出了一个百十米长的斜洞，里面黑咕隆咚，地上湿得粘脚。校长说，苏修原子弹和导弹来了，大家就钻进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朝西北方向看，生怕从那儿飞来可怕的东西。村里的大人说，苏联坦克三天就能从内蒙开到杨陵。年前，校门口的陇海线上，爬满载有士兵、坦克、火炮、装甲车的军列，“哐嘡哐嘡”朝西飞驶。传说要和苏联打一仗，班里也来了一位从新疆转移回来的女生。我当然不知道，标榜“自卫反击战”的战争，是邓小平集团为了挽救柬埔寨波尔布特红色政权而发动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佯装的正义一如既往；猫耳洞，血染的风采，悲情而惨烈；总是一个接又一个的“胜利”，……被导演剪辑好的画面，掩盖了一场血腥、不义的战争。在高中，因为偷拿一本辅导书，我骤然坠入了深渊。那是高一发生的事情。当时，高考辅导书流行，宝鸡地区教育局编的那一套尤其受欢迎。能买得起的，都是家庭境况优越的同学。我买不起，内心非常渴望拥有，不知怎么就起了贼心，乘早操时间，偷拿了前排女生的《化学》读本。我将赃物藏在学校广播室同乡那儿，慌慌张张潜回教室。第一节课上，班主任讲了失窃之事，一双鹰眼前前后后梭巡，我不敢触碰那道锐利的光束，心“噗噗”跳着，意志上已经投降了。下课后，向他坦白了自己的劣迹，并将书归还，请求原谅，他和善地答应了，表示不上报学校，就此打住。我信了，觉得自己获得了拯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绝望了。班主任食言自肥，将此事作为抓纪律育人的成绩上报校长，学校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那一天，我觉得自己死了。更可悲的是，人称笑面虎的教导员，骑车赶到我家里，将此事告诉了父母。星期日回家，一进家门，便是母亲悲戚的面孔，继父暴怒的巴掌落在我脸上：“要钱你就张口，我们累死也要供你！”心里颓丧，高强度的学习，再加上营养不良，我在高二第一学期病了。脸色蜡黄，疲乏无力，感觉就要倒下去了。母亲让我请了一周假，在家调养。她除了熬中药给我喝，还尝试用土法子治病：她抱来麦秆，念念有词地点燃，等火旺势了，让我从火上跳过去。吃母亲做的饭，睡在自家炕上，看着弟弟妹妹们活泼的面容，我竟然好了。二同学都在埋头做题目，除了学习，几乎无话可说。我想说话的时候，就假定有一个人在听——那个从边疆转回来的女生。她高挑、秀气、沉静，极少跟大家说话。黄昏，我常常独自在河边散步。炊烟四起，从河对岸的村子里传来母亲唤儿吃饭的声音，这是最难忍受的时刻。眼前迅疾浮现一副“家”的图景，那里有父母妹妹弟弟们，劳作一天的他们围坐在院子中央，边吃饭边说笑，接下来便是宁静的夜晚，每个人都能踏踏实实做自己的梦……那里有让一个人安宁的全部东西。世界再大，也与他们无关。一个男人无非是这样，挣钱盖房，娶妻生子，再给儿子盖房娶媳妇，带孙子，一天天老去，身边的人陆续谢世，最后你也死了，躺到南坡头那方安埋族人的坟园里。看透是看透了，但庸常的日子却对人有致命的腐蚀。有谁愿意舍弃轻轻松松的日子而去拼命争取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每年都有人发疯，有的突然就撕碎了课本，眼睛直直地盯着班主任；有的愤然跳河，发胀的尸体漂浮在河面上……我们心里“咯噔”一下，闲谈间慨叹几声，便又埋头做题了。大家在追赶那个叫“成功”的东西，要抓住命运的巨手，从黄土地上跳出去。有时，入睡前我也会暗忖：自己会不会变成那样？未知的不可捉摸的命运啊，我多想早点知道你发给我的底牌是什么！恳求你别让我浪费了光阴去读无用的功课！学校招贴栏里悬挂着尖子生的照片，考取大学的他们才是我们的榜样。那些幸运儿，令人心生嫉妒。我怎样才能变成他们？“你得飞。”——有一个声音说道。我对自己说：“你得飞，只有从蝼蚁般蠕动着的人群里飞出去，人生才有意义。”三在两年高中生涯里，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准未婚妻。因为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里主人公的名字叫“苏冠兰”，我对“苏”字产生了好感。“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女主人公丁洁琼的话不啻一枚核弹，击中了少年的心。我相信远方一定有一个人在等着自己。尽管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坚信自己会恋爱一场。定亲是婚配，属于动物般的生活，只有恋爱过的人生，才叫人的生活。我相信，有一条人生之路正在向远方伸展，不论如何艰难，总会踏上那条唯一的属于自己的道路。因为耽于幻想，精神上不知不觉松懈起来，对考学不再那么上心。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诱导学生做国家工具，放弃对真知、人性及人的命运的探求。整个社会气氛，对文理的价值判断是：理科生实在、有用，是靠真才实学立足；文科生则被贴上轻浮、无知的标签，没出息怕吃苦的人才学文科。高二年级六个班，仅设一个文科班。谈起文科班，班主任一脸不屑的神情。理科班学生也以学理而自傲。我虽有心转读文科班，却因顾忌失败而未迈出那一步。在课堂上，我心里转动的尽是丰富多彩的人文世界，对社会、历史、人物和人性的兴趣，远远高于微积分、牛顿定律与摩尔反应。大队部那台黑白电视机播放的话剧《于无声处》《报春花》等，让我感知到了一个激情奔涌的新世界，僵硬的中国即将被思想的洪流改变。就这样，我滑向了差生。高考前的一次全县综合竞赛，我对着题目慌张不安，成绩出来后，被班主任打入“死牢”。但我并不着急，总觉得冥冥中会有好运气降临，让自己迈过这个坎。成绩好，一切皆好。班主任整天讲的就是：全县前多少名，才有可能拿到前途通行证。学校的工作就是确定哪些人是真正的种子选手，并浇灌特别的养分。若你不是能下蛋的鸡、能拉出丝的蚕，他们便宣告你的死刑，放任自流，到时候发一张毕业证。同学不知不觉分成两个阵营，尖子生一伙，差生一伙，技巧与心得都成了秘密。被传为佳话的是一个差生的事迹。该生智商欠佳，相信“铁杵磨成针”的道理，下晚自习后，会点燃煤油灯，一直做题到十二点才离开教室，他怕自己忘了，总是把会的题目再做一遍。到了白天，眼睛常常眯成一条线，一副半醒半睡的模样。所谓重点高中，没有诗歌，没有戏剧，没有远足。学校不过是一个工厂，将急速发育的男女强塑成标准的考试机器。高考前，大家已经做好了毕业的准备。照班级全家福，要好的各自站在桥头，以校门为背景，将友谊定格在潺潺流水声中。尖子生春风拂面，一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王者风范，差等生一脸忐忑，不知如何向辛苦供养自己的父母交差。学校撤销了对我的处分，班主任让我回村里办入团手续。短短两年时间，我被作为有污点的差生吊在那里，最后为了高考，才给我一条生路。我也就没有当初的上进心了，只想混过这难捱的日子，待来日，重新伸展自己的愿望。初夏的夜晚，我骑车回到高家村，找到担任团书记的本家哥。他几分钟就给我办好了政治身份，我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四初夏，她悄然回所在地参加高考了。教室里再也没有让我留恋的东西了，那间储存她身影的屋子空了，在我踮脚偷窥的台阶上，落满紫色的泡桐花。继父最后一次驮面到学校，带我向管灶的叔叔致意。糊里糊涂就到了高考的日子。继父带我寄居在姑父的宿舍，陪了我三天。愧疚的是，当拿到物理化学二科考卷，我就明白：今年肯定输了。1980年暑假，考完试，我跟继父去西安盖房。我自知前景不妙，但仍抱有幻想：如果录取了，我就有前途了。我也作了失败的准备，打算自费上《山西青年》杂志主办的“刊授大学”，自学中文系，以作家柳青为师，写出一部自己的《创业史》来。拉砖，做下手，每天能挣一块一毛钱了。休息时，跑到钟楼邮局买几本文学杂志，从《上海文学》《延河》《青春》《鸭绿江》里感知激荡的心灵世界。在冷冰冰的现实之外，作家斑斓多姿的笔墨温暖着我的心。一天，往上递砖时，整层架子突然塌了，我的双脚陷在砖堆里……脚后跟受伤，突然不能行走了。村里来的人带来了坏消息：我离高考录取线差二十分。准未婚妻家人托媒人说，是否剧《于无声处》《报春花》等，让我感知到了一个激情奔涌的新世界，僵硬的中国即将被思想的洪流改变。就这样，我滑向了差生。高考前的一次全县综合竞赛，我对着题目慌张不安，成绩出来后，被班主任打入“死牢”。但我并不着急，总觉得冥冥中会有好运气降临，让自己迈过这个坎。成绩好，一切皆好。班主任整天讲的就是：全县前多少名，才有可能拿到前途通行证。学校的工作就是确定哪些人是真正的种子选手，并浇灌特别的养分。若你不是能下蛋的鸡、能拉出丝的蚕，他们便宣告你的死刑，放任自流，到时候发一张毕业证。同学不知不觉分成两个阵营，尖子生一伙，差生一伙，技巧与心得都成了秘密。被传为佳话的是一个差生的事迹。该生智商欠佳，相信“铁杵磨成针”的道理，下晚自习后，会点燃煤油灯，一直做题到十二点才离开教室，他怕自己忘了，总是把会的题目再做一遍。到了白天，眼睛常常眯成一条线，一副半醒半睡的模样。所谓重点高中，没有诗歌，没有戏剧，没有远足。学校不过是一个工厂，将急速发育的男女强塑成标准的考试机器。高考前，大家已经做好了毕业的准备。照班级全家福，要好的各自站在桥头，以校门为背景，将友谊定格在潺潺流水声中。尖子生春风拂面，一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王者风范，差等生一脸忐忑，不知如何向辛苦供养自己的父母交差。学校撤销了对我的处分，班主任让我回村里办入团手续。短短两年时间，我被作为有污点的差生吊在那里，最后为了高考，才给我一条生路。我也就没有当初的上进心了，只想混过这难捱的日子，待来日，重新伸展自己的愿望。初夏的夜晚，我骑车回到高家村，找到担任团书记的本家哥。他几分钟就给我办好了政治身份，我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四初夏，她悄然回所在地参加高考了。教室里再也没有让我留恋的东西了，那间储存她身影的屋子空了，在我踮脚偷窥的台阶上，落满紫色的泡桐花。继父最后一次驮面到学校，带我向管灶的叔叔致意。糊里糊涂就到了高考的日子。继父带我寄居在姑父的宿舍，陪了我三天。愧疚的是，当拿到物理化学二科考卷，我就明白：今年肯定输了。1980年暑假，考完试，我跟继父去西安盖房。我自知前景不妙，但仍抱有幻想：如果录取了，我就有前途了。我也作了失败的准备，打算自费上《山西青年》杂志主办的“刊授大学”，自学中文系，以作家柳青为师，写出一部自己的《创业史》来。拉砖，做下手，每天能挣一块一毛钱了。休息时，跑到钟楼邮局买几本文学杂志，从《上海文学》《延河》《青春》《鸭绿江》里感知激荡的心灵世界。在冷冰冰的现实之外，作家斑斓多姿的笔墨温暖着我的心。一天，往上递砖时，整层架子突然塌了，我的双脚陷在砖堆里……脚后跟受伤，突然不能行走了。村里来的人带来了坏消息：我离高考录取线差二十分。准未婚妻家人托媒人说，是否可以置办些衣料，让女子做针线活，娃都不小了，也该办事了。父母以儿子还小，将女方试探的皮球踢了回去。他们是想给我一次机会，考上了远走高飞，退掉这门婚事。继父觉得二十分不算什么，复习一年肯定能过了。当我说出自己的愿望是读文科后，他沉吟了片刻，和母亲交换了一下意见，支持我的决定。我向他们保证：一定考上好大学！继父看着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出水才看两腿泥。父亲带了瓜和烟，找远亲叔叔帮忙，让我进入扶风中学文科复习班。因为热爱，学习就变得容易多了，也充满乐趣。我通过每日早上的报刊阅读，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诸科融为一体，进步神速。闲暇时，躲进县文化宫阅览室，如饥似渴阅读文学杂志。印象最深的是叶辛的《蹉跎岁月》，那部描写云南插队知青生活的小说，将我带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在五月份的预考中，我对监考老师说：“题目太简单了，你们怎么能分出好坏呢？”老师瞪圆了双眼：“看把你能的！你答答看。”十天后，高音喇叭宣布我获得全县预考第一名。带着继父给的十块钱，我奔赴考场。1981年，我以陕西省宝鸡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如愿以偿步入人文之路。在填报志愿时，我选了两个：一是中文系，圆作家之梦，以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一是新闻系，当记者，以刚直之笔记录中国变革进程。八月里的一天，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录取书。拆开信封，看到写在录取书上的名字，我知道这不是梦。我感觉自己在那个瞬间飞起来了。
范文十：我的中学时代1我的中学时代（上）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作者微博】字号背景评论打印电邮收藏微信领英新浪微博1976年春节过后，我升入高家学校六年级，中学时代开始了。 大队屋顶上那头高音喇叭的调门低了许多，从里面漾出来的革命歌曲，依旧铿锵，却不再让我烦躁了。从小，耳膜里灌输的就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诸如此类的歌曲，印在心里的是“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这样的歌词。这些旋律和句子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鬼，附着于我的生命，一有缝隙便滑出来作祟。在语文、数学之外，排队，唱歌，做操，念大批判稿，这几乎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第一次参加批斗会，批斗对象是邓小平，我根本不知道此公为何物，又为何要批判他，念老师写好的稿子时，心里充满了滑稽感。学校名称虽在，但事实上早就变成了生产队。“学工学农学解放军”，大约是从四年级起，我们便放下书本，扛起锄头铁锨，排队唱歌走向田头。拾麦子，摘棉花，掰玉米棒，日子过得快活，几乎什么也没学到手。写黑板报，说三句半，都是抄报纸上的玩意儿。由于一个名叫黄帅的北京女孩闹革命，老师不敢教课了，我们则名正言顺地放弃了学习。初中第一学期，数学教师教我们一元一次方程，几个顽劣生阴阳怪气地敲桌子叫道：X！X！——X是啥？——X他就是老黄牛——我们都是X。教师涨红了脸，课程无法进行下去。我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爱学习，守规矩，把老师的教导当成真理。此时也萌生了一股反叛的力量，羡慕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觉得他们身上有股狠劲，敢使坏，敢跟规章制度叫板。我偷偷卷起棉花叶子学吸烟，学说流氓话，故意说平时根本出不了口的脏话，最后，因为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脏话而被班主任踢了一脚。我也似乎看穿了自己的一生。初中毕业，因为外祖父的地主身分，升高中无望，回家务农，就此开始像父辈一样“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挣工分攒钱娶媳妇，生儿育女，面黄肌瘦，佝偻着背，不知哪天被一场疾病夺去性命。知识无用，人品无用，没有靠山——有用的父辈，几乎没有任何能跳出农村的生路。当时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其实就是集中营，农民不过是最底层的奴隶，命若蝼蚁。父母在1976年为我订了亲。夏日中午，放学刚进院子，母亲就使眼色，把我叫到厨房，大姨小姨笑嘻嘻瞅我：你媳妇来了。母亲让我端饭进去瞅一眼——“好好看，你得跟她过一辈子哩！”在这之前，他们跟我念叨过，意思是我已经长大了，该说媳妇了。我知道，身边的玩伴大多有了媳妇，班里的几个女同学也寻了婆家。但我并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迈进上房的。她和媒人端坐在土炕两头，我只低头飞快扫了一眼，便像被马蜂蜇了一般逃出来。与我同龄的媳妇，矮小、黑瘦、温顺，她长在七八里外的农家院子，小学毕业就回家干活。这就是我的媳妇？我要跟她过一辈子？订亲本是让我安心的。但当我从班主任曹积良老师那儿看到一本书之后，突然有了“梦想”。那本粗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讲的是追求进步、为正义事业献身，我感兴趣的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北平，表白，北戴河，大海，卢嘉川，林道静，革命。我要做不死的卢嘉川，好与我的“林道静”共度一生。革命与爱情融为一体，具有不可抗拒的蛊惑力。我想，林道静那样的女学生，一定在秦岭之外。彼时，排球兴起，学校女子排球队风头日盛，我偶尔偷窥几眼白大腿过过瘾。我明白，大腿再白，也都不是我的。第二年，恢复考试制度，不再讲“阶级出身”。每个人都瞪大了双眼，把手伸向命运的怀抱。父母看我的眼光里也多了一丝柔光，身为长子的我隐约感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一棵寄托着这个家庭全部期望的树。革命停摆，只剩下了学习。体育课干脆不上了，除了早操，一整天都在学习。各科老师准点等候在教室门外，担心其他老师拖堂侵占自己课时。校园里弥漫着强烈的竞赛气氛，我不由自主进入了战场。语文无非两大块，认字和写作文，读了六年书，我们认的字也就一千来个，大多不求甚解，糊里糊涂地用而已。所谓写作文，就是把老师刻印的范文背了又背。不外乎学雷锋做好事、大干快上干革命之类的八股烂文，背起来朗朗上口，却很难记在心里，因其辞藻华丽空洞无物。数学，因为有曹积良老师的悉心开悟，让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物理和化学，才是真正的拦路虎——荒废多年的大脑，很难理解电磁定理和化学反应方程式。台阶上、树荫下，一大堆脑袋歪歪扭扭，半眯着眼，念啊写啊，口水慢慢濡湿了衣领。老师说了，弄不明白的，先把公式和反应方程式背熟了再说。从早到晚，几门课轮番轰炸，我们幼小的脑瓜里塞满了知识，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究竟有何意义。我们盼着太阳落山，当好看的红皮球滚下山，光亮骤然消失之时，大家心里一阵轻松：终于能回家吃饭了。教育局按学生分数排名次对教师进行奖惩，因而引发了几乎公开的作弊浪潮。校长打探试题，教师破解之，然后一股脑儿塞给我们。中考前，黑脸校长亲自刻印押题作文，让我们背，考试时照猫画虎即可。考试那天早晨，母亲为我煮了一个大鸡蛋，她和父亲送我出了家门。我的后背感受到了他们灼热的期望。考上了，我就有了前程，不再吃土地的饭了。可我们只是连滚带爬荒草一般长高了。不论是体质抑或心智，欠缺一个文明社会少年所必备的基本素养：不知道做人的礼仪，不知道文化传统，不知道世界的真面目，没有情感发育，没有审美教育，没有对大自然的兴趣，跟没有对真理和公义的追求，……就这样懵懵懂懂地长大了！以这样的状况，自此步入人生的搏斗场，靠单薄发育不良的身体，摸索自己的未来。成熟的早就熟得不成样子。校长老到班里来巡视，某个好看的女生也经常神秘地出没于独立的校长室，大家也就是会心一笑。后来才知道，人家早就“露滴牡丹开”了数个回合，曾被牡丹乃哥捉奸在床，女生为校长还打过胎。有一个玩伴，父母自省城落户本村，在汤家村拜有干爹干娘，平日形影不离，我以他为友。他考上了宝鸡中学，一声不吱，就此遁去。我一下子明白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种姓鸿沟”，一个农村孩子和吃商品粮孩子的光年般的距离。庆幸的是，我被扶风县绛帐高中录取，分在理科一班，算是高考苗子。父母露出了笑容，打算供我上大学，他们要让那些欺压自己的家伙低下头去。鸟雀们叽叽喳喳绕着几棵古老的柏树飞上飞下。我突然觉得校园小了。男女生在校门口嬉笑着告别了，“我们走了——”“再见了——”我在这儿生活了七年。盛放幼年美好光阴的地方，再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mo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