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人民出版社理论之光
我的伯父周恩来（一）
前　言……………………………………………………………　１—３　
引　子………………………………………………………………　１　
第一章　初入中南海……………………………………………　１５　
　　■　丰泽园内第一次见伯伯，他与爸爸长得真像；火车站上第一次见七妈，引起了一个“亲妈”的故事。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伯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带我登上天安门。
　　■　我好几次提着在中南海捞起的小鱼小虾作为“进贡”，和毛主席一起午餐。不知哪根弦动了，我跑回屋取来自己珍爱的纪念册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笑着答应，说：你是个学生，我给你题一句：好好学习。我和李敏、李讷一起学会了骑自行车。我真羡慕李敏、李讷穿的彩色花布连衣裙，叔叔领我去做了两身布料小西装，伯伯看我穿第二身时大声问：怎么又一套　浪费　
第二章　西花厅的手足情………………………………………　２８　
　　■　为了妈妈能工作，大弟秉钧和大妹秉宜都住进了西花厅。爸爸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
　　■　我的爸爸并非对革命没有丁点儿贡献，但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　夫妻情深数十载，七妈当年痛失爱子，身临险境，伯伯奋力救她脱险。
　　■　闪亮的金耳环，道出了朱大娘的“皇亲国戚”缘。妈妈翻出了四十多年前七妈写来的数张便条。
　　■　伯伯、七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　伯伯身为国家总理，仍不忘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更不忘在他投身革命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席间对老同学张鸿诰说：“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　”“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是１９７７年由珍藏了五十八年的张鸿诰老先生奉献出来的。
第三章　敬老养老是伯伯的家风……………………………　７８　
　　■　１９４９年冬天，六爷爷被接进北京城。成了伯伯亲自批准聘请参加政府工作的周家惟一的一位亲属。
　　■　伯伯又从淮安接来了八奶奶，最后是他为老人家养老送终。
　　■　六爷爷思念故乡，为顾全我伯伯，他毅然断绝自己回乡之念。老人过八十大寿，伯伯扎上围裙，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家乡菜：梅干菜烧肉，清蒸狮子头。
　　■　四爷爷、四奶奶在世时就夸我伯伯孝顺，我七妈知礼。
　　■　并不太懂革命道理的爷爷，最惦着闹革命的儿子，心甘情愿，独自孤独漂泊。
　　■　爷爷去世前没能与我伯伯见上最后一面，伯伯恸哭不已，悲痛欲绝，竟然对我七妈大发雷霆。
第四章　职业选择的标准，就看
　　　　国家需要……………………………………………　１１４　
　　■　七妈严肃地叮嘱我：不要想靠伯伯的关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北师大女附中，我开启了理想的航船。
　　■　苏联《乡村女教师》的电影牢牢抓住了我的心，我决心要上北京师范学校，准备当一名中国的乡村女教师。
　　■　我们姐弟六人中，有四个当过兵，伯伯的态度截然不同，当然原则只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
　　■　“如果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一定不会隔离审查你的　”我坚决地摇摇头。
　　■　周秉德怎么可能是周恩来的亲戚　　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要真是，她能和我们一样受这份罪　
第五章　爱情不能承受之轻…………………………………　１４４　
　　■　不知真是我长得挺甜，还是太热情太单纯，１８岁刚刚工作不久的我，便接到了丘比特之箭。于是，我知道了潇洒漂亮的伯伯，为什么热烈地追求长相并不出众的七妈，也第一次体味到：爱情除了甜美之外，还有更深更丰富的内涵。
　　■　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注定我与留苏回国的大学生有缘无分，直到２６岁，我还待字闺中。
　　■　从“天上”掉下个俊小伙儿，竟是与伯伯有至交的沈钧儒老先生的长孙。一个包袱皮包上伯伯和七妈送我的结婚厚礼，我骑自行车送到婆婆家。婚礼那天七妈登上三楼送来贺礼，连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姑父范长江也大吃一惊。
第六章　全国“大跃进”，西花厅
　　　 门庭冷落车马稀……………………………………　１７５　
　　■　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我成为参建密云水库的２０万水利大军中的一员，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我天天兴高采烈，斗志昂扬，只是纳闷：伯伯和七妈为何一年之中竟有大半年不在西花厅　
　　■　三十年后我才知道，那年的上半年，西花厅门庭冷落，“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的伯伯，内心寂寞痛苦，在共产党内历来以自我批评最多的伯伯，写检讨竟久久踱步，语塞词穷。
　　■　在修建密云水库的工地上，找不到全国流行的“浪漫　　　　主义”的“大跃进”，伯伯六次来到水库工地，从选定坝址到大坝质量，一抓到底，至今让首都受益，从没打湿首都人民的“衣服”　
第七章　“文革”中飞来横祸………………………………　２１５　
　　■　１５岁的小妹乘火车突然来到西安，紧紧抱在怀中的小挎包里只装一封七妈的亲笔信。
　　■　“爸爸是半夜里被秘密逮捕的，抄家的解放军只查了爸爸的抽屉，出门前还叮嘱妈妈这事要保密，对儿女也不要说，邻居问起来，就说出远门了。”
　　■　真没想到，满月后第一个登门看望的人，正是抓爸爸的人，他一句话让我定了心：“你爸爸被抓，就因为是周恩来的弟弟　”
第八章　苦涩的辉煌…………………………………………　２３８　
　　■　现在有人利用三十多年前敌人制造的“伍豪事件”的谣言来整你伯伯，但这事中央当时就清楚。我们是幸存者，要想到过去的无名英雄，我们应该对烈士、先烈们给以怀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伍豪事件”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　我对伯伯１９７２年已确诊膀胱癌的实情全然不知。１９７４年５月３１日我在西花厅与伯伯、七妈共进午餐，知道他要去住院，我的心情真像少年儿童过节，由衷高兴：伯伯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觉“充充电”，过十天半月正常人的生活，他便能够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
　　■　我见不到伯伯，却在电话中对伯伯发出“声讨”，伯伯坦然地提到：“就是有这一天也是正常的。”可我仍然没有往这方面想，因为伯伯的声音仍然充满着活力　
　　■　世界上本没有后悔药，可是有几件事，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自责，就后悔。伯伯住院后曾两次回西花厅，第一次我去见他，却没拍成照片；第二次我因家里有事没去西花厅，结果竟成永别　
　　■　我太震惊了，无比镇定的伯伯曾受惊挪不动步　我太不平了，忠诚无二的伯伯竟被无情批判“迫不及待夺权”　我太惊诧了，身患癌症的伯伯的手术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都是他自己亲笔写报告　
第九章　带着全家向无产阶级投降………………………　２８９　
　　■　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８日下午，相隔整整１６年，爸爸、妈妈才又一次走进西花厅。此时，伯伯离世已经整整６年，可是１８年前的夏天，伯伯给全家人讲话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　今天你们来，是因为你伯伯病危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切都拜托你啦　”我要把这些事办好，那时同宇的事情尚未处理。他拜托我的事，我处理得都比他想象的要好，有的出乎他的意料。
　　■　七妈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有压力；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
　　■　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１日，七妈向我、秉钧谈自己的遗嘱；十年后的这一天——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１日七妈去世。
　　■　我与丈夫沈人骅相濡以沫３４年，他走后，我体会到了他的人生价值，也想到了在他生前我们共同的心愿：向伯伯、七妈学习，死后将骨灰撒进大海，回归自然。
第十章　百年纪念　千般思索………………………………　３３１　
　　■　百年诞辰，百种纪念，百场活动，百感交集，自然萌发出百种感慨，百般思索　
附：周氏家表……………………………………………………　３５４　
后　记……………………………………………………………　３５６　 前　言
　　五年前，辽宁人民出版社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一写我心目中的伯父周恩来。我不想写，再三婉辞。偏偏赵编辑是位十分执著的人，三番五次地打电话，并亲自找上门。也难怪，他们设计的是一套“父辈丛书”，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或侄辈回忆他们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往事，少了周恩来的书也确为缺憾。我无理由再拒绝，却不愿意答应，一遍遍翻动着珍藏的相册，望着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亲切的笑容，西花厅的往事，历历在目。我依然十分犹豫，想起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２岁的我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丰泽园，接着又随伯父搬到西花厅，在西花厅生活了十几年，后来的几十年，也从未间断地去看望他们，我了解伯父和伯母的心，他们最不喜欢他们的侄儿侄女打他们的牌子，宣扬与他们的亲属关系。
多年来一直有许多作家、记者要求采访我，要我回忆与伯父伯母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都被我婉拒。１９９３年，中国新闻社高级记者徐泓死死“盯”住了我，我仍向她说了自己的一贯原则。她的话却也十分中肯：总理和邓大姐在世时，他们不希望你们打牌子，你默不作声地工作，这是对的，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逝世，而你所了解的周恩来的品质和精神不能只属于你个人，他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为了中国的兴旺发达，为了年轻一代的人品修养，发扬周恩来的精神是有极强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你应充分地介绍出来，以教育后人，不应犹豫。于是我才开始向来访人谈起自己在伯伯身旁所见所闻。
１９９４年在海外流传了一本书，甚至影响到国内。其作者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竟编造出自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片哗然。但谎言总会被戳穿，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的原形很快毕露，为世人所不齿。我在愤怒的同时也曾想：为什么我不把我所了解的伯父周恩来的真实情形告诉人们呢　
直到１９９６年底，我去日本访问，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才促使我写这本书：日本静冈的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先生，他的前五辈祖上龟次郎先生是我的伯父周恩来１９１７年在日本留学时所读日语学校的校长，老人很赏识这位中国留学生的人品。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不要日本作战争赔偿，如果是日本政府，肯定做不到，非常了不起　因此他在世时定了规矩，龟次郎的后代，都要多多了解周恩来，要为中日友好做贡献。
作为后代的增田喜一先生十分敬重我的伯父周恩来，他并不十分富裕，在家乡静冈一个海边渔村办家庭工厂，做海鱼加工。但他几次到中国来，都积极参观周恩来的展览，为上海救助孤儿的慈善事业，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捐资。而且爱屋及乌，竟一心想娶位中国太太。
增田先生是个外国人，他因极为尊重周恩来，连妻子都坚持要找位中国女子。我由衷祝愿他能有个幸福圆满的婚姻。由此我想，连外国人都尊敬周恩来，希望了解周恩来，这使我更深切地感到，宣传我的伯父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他的作风、他的精神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于是，我决心下定，与作家铁竹伟合作，尽我所看所知所想所思，写出我的伯父周恩来。
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　著　铁竹伟　执笔
“咕咚、咕咚、咕咚”，火车开动了，只一会儿，那熟悉的“热狗不理大包子嘞”和“天津大麻花”的吆喝声便再也听不见了。刚才火车一晃动的时候，趴在窗前的我，分明看见抱着小弟弟秉华的妈妈，虽说一向倔强，脸上一直浮现着微笑，可车动那一瞬间，眼里涌出泪花。我鼻头一酸，毕竟我才１２岁，还是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学生，想到今天晚上就见不到妈妈、弟弟和妹妹，我用手捂着脸，忍不住抽泣起来。
“兜兜，刚才还是晴朗朗的天，这会儿怎么就下雨了　”坐在旁边的爸爸揽过我，半开玩笑地递上一块手绢：“你说巧不巧，你伯伯当年离开淮安老家去东北时，也和你现在一般大，也是１２岁……不过，他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为什么　”眼角上还挂着泪的我，好奇心立即冲淡了离别的悲伤。
“你伯伯离开淮安那年，我才６岁，如果不是家里太穷，你伯伯也不一定去东北投靠你的四爷爷。”爸爸感叹地摇着头：“我３岁那年，你奶奶去世了，你爷爷在外工作。那时你大伯９岁，你二伯８岁，我们哥仨只好跟着你八爷爷苦熬着，常常无米无菜下锅，原来的后花园，成了我们哥仨种蚕豆、青菜的地方，能卖的能当的都倒腾尽了，开口向人借都没处借了，就这样，亲戚家里的红白喜事，还得送礼、磕头，这样的事都得你伯伯去，他心里苦啊无处说，就给东北的你四爷爷写信。”
“爸爸，伯伯这么难，为什么不向身边的八爷爷说说呢　”爸爸总是忙，平时在家也很少与我谈谈自己小时候的事，今天坐在火车上，正好打开了往事的话题。
“你八爷爷是个残疾人，成天一瘸一拐地行动不方便，八奶奶虽有一个儿子，比你伯伯年纪还小些，整个家全靠你伯伯撑着。”
“那伯伯应该写信给自己的爸爸呀　”我仍然想不通，我遇见什么难处当然首先想到找爸爸妈妈。
“哎，你爷爷为人忠厚老实，在外工作多年，一个月最多挣过３０块钱，只够他在外面自己生活，但凡有一点可能，他也早把我们哥仨接出老家了，你伯伯写信给他，只会给他添烦心事，于事无补啊　而你四爷爷没有孩子，多年在外，经常接济家里，所以，家里有点难处，你伯伯都是跟他商量。你伯伯１２岁那年，你四爷爷让你伯伯去东北，由他供养读书。你伯伯在东北读完小学，又考上了天津南开学校，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参加了有名的‘五四’运动，又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定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经历了许多艰险。”
我点点头，又忍不住追问道：“爸爸，伯伯走后，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呀　”
爸爸摇摇头，轻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爸爸在淮安苦熬到１４岁，吃没吃，穿没穿，实在没法生活，便跟着他二哥恩溥，也到天津投靠四爷爷，也考进了南开学校。伯伯日本留学回国时，爸爸到天津火车站接他，两人九年未见面了，相见时特别高兴。伯伯参加“五四”运动，创建“觉悟社”时，爸爸还为伯伯当过小交通员呢。伯伯２２岁到法国去，后来与一个女同学鸿雁定情，写信嘱咐她经常去看自己的两个弟弟。她来了，大大方方地作了自我介绍。正好那年冬天特冷，她从包里掏出一双黑色毛线帮的新棉鞋，笑吟吟地说：“黑弟，这是我为你做的一双新棉鞋，来，你穿上试试。”说着，就伸手帮着脱我爸爸脚上那双张了嘴的旧单鞋，让他穿上新鞋，用指头压了压前头，说：“黑弟，我想你正长个，鞋子稍微做大了点，前头塞了团棉花，留着明年你还能穿，暖和吗　”“姐姐，暖和，太暖和了……”
这时，爸爸说话的声音有些发哽，我抬头一看，他浓黑的剑眉拧成了疙瘩，两眼闪动着泪光，仿佛回到那难忘的时刻，可能发现我注意了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
“兜兜，爸爸３岁没了妈妈，从记事起，只穿过黑粗布帮的，从来没穿过这样轻巧暖和的棉鞋　我脱口叫了她一声‘姐姐’，极真切极自然，没有丝毫勉强　”
“后来呢　”我被深深打动了，急着知道后来的事。
“１９２４年，你伯伯从欧洲回到广州，第二年，我的那位姐姐也去了广州，他们在广州结婚后，我陪姐姐的母亲也去了广州。分别了五年多的亲兄弟终于见面了。你的伯伯那时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我也就投考了黄埔军校。我是第四期的学员。”
“那为什么你没有一直和伯伯在一起　为什么伯伯在延安，我们家在天津呢　”妈妈常说我憨大，我是家里的长女，我从来不需要勉强自己不讲什么或提醒自己什么不该讲，一向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冲口而出。
“这个……”爸爸一下语塞了，表情不太自然，支吾两句打了个岔，说：“那时你四爷爷在东北，年纪老了总需要人照顾嘛　好了，你一问就没有完了，嘴干不干　”
“好爸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行吗　”我摇着爸爸撒着娇说。
“行　”爸爸微笑着点点头。
“那个最疼你的姐姐呢　她现在住在哪　”
“多笨的丫头　”爸爸笑着用食指弹了弹我的脑门：“我的那位姐姐就是你现在的大娘　北方对伯母的称呼　嘛，你到北京就能见到了。我这次到北京，去读华北革命大学要住校，你妈妈在天津照顾弟弟妹妹，没法分身，是你伯伯和大娘让我把你先带到北京读中学，平常住校，逢星期天就到他们那住，有你伯伯和大娘照顾你，过些时候，等我分配工作后，咱就把家搬到北京。兜兜，你在家里最大，也最懂事，到伯伯那里，一定要听话，要好好读书，懂吗　”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着我所知道的家中往事。说实话，我自从１９３７年在哈尔滨出生，打从呱呱坠地，就掉进了爱的怀抱中，有外公外婆疼，有爸爸妈妈宠，真不知道啥是痛苦　
我没见过我的亲爷爷，也没见过养育我伯伯、爸爸的四爷爷，但我听妈妈说，当天津的四奶奶知道我出世后，非常高兴，写信来说：周家三辈没有个姑奶奶，这下添了个女孩，也是喜事　要我起名，我看就叫个兜弟，快点给老周家兜个男孩　我妈妈是个文化人，觉得兜弟这名太俗气，反正又不住在一起，于是来了个折中的办法，叫我“兜兜”。另外，我出世后，我的二伯恩溥特地发来电报：“周家添丁，一大喜事　”表示祝贺。
我的外公外婆，对他们的第一个外孙女，当然也是疼爱有加。直到今天想起他们，我的嘴里都似乎能品到六十多年前我吃过的巧克力的滋味。当年身材魁梧的外公有一份好工作，他在俄国人在中国东北办的中东铁路局当处长，为俄国人当翻译，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后来还兼了哈尔滨两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哈尔滨花园街有自己一座带院落的俄式小楼。听妈妈说，外公最多时一月收入２００块大洋。那时银元很值钱，一块银元能买５０斤大米呢　日子宽裕，可他对子女要求严，因为他是奋斗出来的，他为自己孩子们请了家庭教师学俄语，一定要孩子们掌握俄语，能有个谋生的本事。我的一个舅舅，就是因为他管得太严，忍受不了，１８岁自杀了　我妈妈是女孩子，相对要求松点，但我妈妈不甘落后，不仅学精了俄语，日语也能讲。这些事，都是我长大后听爸爸妈妈说的，外公在我的眼中，从来就是一个特别慈爱、特别慷慨的老人　我小时候，在外公家里就吃过俄国巧克力——那是又厚又大的一块，要用锤头敲成小块。每当我到外公家，外公便笑眯眯地拿出锃亮的小锤子，我就忍不住直舔嘴唇，那种浓浓的香甜味，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　
其实我出世时中东铁路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外公早已经失业了，家里只能靠过去的积蓄过日子，平时外公外婆吃得很节省，只是因为特别喜欢我，才在家总放上一块巧克力，准备我这个小馋猫“兜兜”来吃　
至于我的爸爸妈妈，那真是天底下最爱我的了　
听妈妈说，我是老大，刚出生时不知怎么带，总是抱在手上，睡觉也是一边抱着一边走着，晃着才肯睡。好不容易哄着了，把我放在床上，爸爸和妈妈刚要往椅子上坐，我就又哭闹起来，赶紧又起身抱着晃。如果我睡着了，全家就必须处于“肃静无声”的状态，爸爸妈妈吃有响声的东西都泡在牛奶里再吃，不然有点响动，我就醒，如果不抱，就没完没了地哭　也可能是刚出生时就把眼泪提前“预支”了，等我一会叫爸爸妈妈后，总是乐乐呵呵，性格随和。加上我这个兜兜“尽职”，我不到两岁，妈妈就生了一个特漂亮的小弟弟，于是我更受珍爱，把我喂得胖乎乎的，成天笑眯眯的，像快乐的小天使　
我至今珍藏着一本棕黑色有浮雕图案的日本相册，是我爸爸１９３５年去日本旅游时买的。厚厚一本，竟成了我专门的影集　妈妈生下我时，爸爸已经３３岁，虽然我没见过他的表情，但我从我的照片中，能看出他兴奋的心情：他从同事那里借了一个１３５型的照相机，竟二十四小时没睡觉，对着刚出生的我，隔两个小时拍一张，一连拍了十几张，然后是满月、两个月、三个月、百日……每月一次，把我微笑、哭泣、打哈欠、伸懒腰各种神态的瞬间都变成了永恒　等我三四岁时，爸爸的同事，妈妈的亲友每逢要办喜事，新娘披上洁白的婚纱时，我就被邀请穿上漂亮的衣裙，专门跟在新娘身后为她拉纱，于是，又拍过许多照片。记得有一回大伙逗我，指着我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问：兜兜，怎么这照片上没有你啊　我当时四岁，心里也纳闷：这不可能呀　那么多人喜欢我，要我拉纱，我爸爸妈妈最爱我了，他们结婚不可能不让我拉纱啊　于是我大声嚷嚷着：我站在妈妈后面拉纱，照片没照上我　逗得叔叔阿姨个个笑弯了腰　
在这本相册上，还有一张相片，是我３岁时，爸爸在我们家对面一所公园的围墙外给我拍的，５０年后的１９９０年，我到哈尔滨出差，特地找到了那所公园，在原来的位置上拍了一张照片，了却自己对童年时代美好的回忆。我望着公园对面那座当年叫“北京旅馆”的六层楼，仿佛又看见了我的家——四楼那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又看见当年住在六楼，经常在电梯里遇见的那个脸像满月般白净，名叫惠子的日本小姑娘的身影。
我们家是１９４３年从哈尔滨搬到天津四奶奶家去住的，其实是因为日本人太欺负人了，不给中国人吃大米，成天吃高粱米、棒子面、混合面，爸爸又失业了，只能去投奔天津的四奶奶。
在天津，我们开始与四奶奶住在河南路清河里一幢房子里，这是座一楼一底的旧房子。后来又搬到义善里住。
我的小学六年都是在天津上的。开始在天申小学一年，后来就转到离家近的教会学校圣功小学了。上学时练毛笔字的铜墨盒，外边套了一个黑白丝线的编织袋，是四奶奶亲手钩的。听爸爸说，二十多年前，四奶奶为供养伯伯、二伯和我爸爸上学，白天坐家门口，黑夜守在油灯下，只要得空，她手里总拿着一个细细的钩针飞针走线，曾经钩出过许多只各式各样的小线袋，送到市场上去，换回钱来，给他们兄弟几个买纸添墨。后来给我用的，是最后剩下的一只。只可惜时光流逝，我现在已无法找到了。
１９４６年，爸爸去北京见了伯伯回来不久就被捕了，说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捕的，罪名是他是共产党大官的弟弟。这时我才听我伯伯当年在南开学校的同学、帮着张罗保释我爸爸的常策欧大爷悄悄告诉我：你伯伯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他翻开我们家订的天津《益世报》，指着报上有关周恩来的报道说：周恩来就是你爸爸的亲哥哥，你的大伯　我有点不相信，追问常大爷：他怎么叫恩来，我爸爸叫同宇呢　常大爷摸着我的头说：同宇是你爸爸的字，你爸爸原名叫恩寿，后来你大伯担心你爸爸受牵累，特意叮嘱你爸爸用字代名的。半年后，爸爸被保释放了。只是比过去显得更忙，总是很晚回家。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５日，天津街头就响起了巷战的枪声，那天我趴在窗口看，只见穿着黄布棉袄、头戴大皮帽的解放军端着枪，边警戒地向前走动，边开枪。我心里在叫好，真盼着解放军快打下天津。当然我压根不懂解放劳苦大众的道理，我有我自己的兴奋点：伯伯既然是共产党大官，只要一进城，我们一家肯定就能住到墙子河边那所有草坪、花园，又带尖顶的白墙红瓦小洋楼里去了……正想得美，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我耳边一热，一颗子弹紧贴着我头顶直射到身后的大衣柜上，柜面顿时留下了一个烧焦的弹坑。身旁的妈妈吓坏了，立即把我和弟弟从窗前拉开，蹲在离窗远远的屋角……
……我靠在爸爸身边，仿佛看见微笑的伯伯和那位心特善良的大娘，正从一座宽大的白色小洋楼里走出来迎接我呢　
“兜兜，想什么心事呢　”
“爸爸，我已经１２岁了，到北京该上中学了，你别总叫我兜兜、兜兜的，就叫我的大名秉德，不然大伯和大娘会笑话的　”
“行　”爸爸答应得爽快。
“拉钩，拉钩　”我伸出手，爸爸也咧嘴笑着伸出了手　从此，“兜兜”的名字留在天津，１２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 第一章
初入中南海
■　丰泽园内第一次见伯伯，他与爸爸长得真像；火车站上第一次见七妈，引起了一个“亲妈”的故事。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伯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带我登上天安门。
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了中南海。汽车进门，绕湖，过桥，再进门，一个一个的院门，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柏，一声一声老鸹的嘶哑叫声从头顶传来，让１２岁的我，手心冒汗，真觉得　人，耳边顿时响起姥姥的话：老鸹叫，祸来到，要赶紧向地下吐口唾沫。我张开口刚想吐，抬头看看牵着我手的叔叔，又吞了回去。
很多人问过我，第一次进中南海一定是很激动，因为按常人想，这是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又是去见当“大官”的伯伯，当然心头乐开花。过去，听到这样的提问，我都笑笑没有实话实说。其实，走进中南海我不仅没激动，正相反，真正是有点失望。我原来渴望住的是天津那座有盛开鲜花和绿茵茵草坪的白墙红瓦尖顶的三层小洋房嘛　
带我的成叔叔是个细心人，他瞧出我表情不自然，担心是我刚离开爸爸妈妈不习惯，是在想家，就不住地跟我讲话：中南海过去是清朝皇帝的御花园，因为中海、南海在这个院，所以就叫这个大院子中南海，而桥那边的是北海，就叫北海公园。咱们住的这个院子叫丰泽园，听说过去光绪皇帝被西太后软禁前在这住过。现在东边的北院住着毛主席，咱住在东边的南院。现在你伯伯正在外边开会，你先自己玩一会儿，等他回来我来找你。
我听话地点点头，自己在院子里转转。丰泽园坐落在南海的北面，园内正殿是颐年殿，现在是中央领导人开会、会客的地方。进院后，向东穿过几段走廊，便可看到由北向南排列着几进平房小院，我们就在南边的小院里。刚才听成叔叔说：北面的小院住着毛主席。我两眼笑成一条缝　毛主席我已有印象，天津解放后，到处都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而且我还知道，毛主席是共产党里最高的官儿，现在能和他当邻居，我怎么能不兴奋　
只一小会儿，伯伯就回来了。他见到我，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话音带着笑，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　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　你叫什么名字　”
“大爷，我叫周秉德。”我看清了伯伯的脸，伯伯与爸爸长得真像　伯伯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只不过伯伯的眼睛比爸爸的眼睛更明亮更精神，脸盘也比爸爸丰满红润，仿佛显得还年轻些。
听我叫大爷，旁边的叔叔学了句“大爷”，忍不住笑了。
“就叫我伯伯吧。”伯伯见我点点头，又说：“你伯母去上海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师大女附中要到９月１日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
“行　”明明是长辈，却用商量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但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伯伯则永远认为都是我的长辈，一直要求我和弟弟妹妹都叫叔叔。直到１９７３年一天傍晚，我陪伯伯在西花厅院内散步，伯伯想到工作上的一个什么事，就高声招呼秘书纪东：
“小纪，小纪　”
我见秘书室关着门，担心伯伯的声音嘶哑里面听不见，就提高了声音接着叫了两声：“小纪。”
伯伯很不满意地瞥我一眼，声音严肃地纠正道：“怎么叫小纪　叫叔叔　”
“伯伯，我比纪东大好几岁　”
伯伯这才没说什么。
在丰泽园，我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从中间门进去，东边一间是伯伯的秘书杨超和罗迭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西边的一间书房中搭了一个小床给我住。屋里靠西墙、南墙有两排书柜，摆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
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刚吃完晚饭，“爸爸好　”随着一个甜美的声音，一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快步进门，她与伯伯亲热地握手，那么自然，那么真情　记得刚到伯伯身边的第二天，我给妈妈发了一封信，其中写到自己有一个最特别的感受：这里兴握手礼。
伯伯拉过姑娘给我介绍：“秉德，这是维世姐姐，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维世，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弟弟同宇的大女儿秉德。现在住在我们这里，开学就该上中学了。”
“姐姐好　”我乐乐呵呵地冲口而出。是啊，当时维世已经二十多岁了，我应该叫她姐姐，过去因为我是老大，从来没有一个大姐姐，今天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心里别提多高兴　
“秉德妹妹　”维世立即过来拥抱了我：“好亮的一双眼睛，好甜的一对酒窝　你现在住在这陪爸爸妈妈，这太好了，要不他们太冷清，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要累出病的　我太忙，管不着他们，你可要替我管好他们，不准他们太累，不准他们太晚睡觉……”
“好了　”伯伯微笑着打住维世姐姐的话：“走，今天我带你们两个上天安门　”
原来，为了庆祝“七一”党的生日，这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
那晚广场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而且还放了焰火。可是，１２岁的我，一点不懂大人讲话的内容，不理解整个活动庄严神圣的意义，完全沉浸在突然有了一个漂亮的姐姐的兴奋状态中，像个小黏黏虫一样寸步不离维世姐姐，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她叫伯伯，我叫伯伯，她叫阿姨，我叫阿姨，叫归叫，全然不对号，一个晚上，只是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热闹极了，快活极了，连天安门左右是什么建筑也没弄清楚，时间已经飞逝。
谁曾想到，这是伯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我上天安门。等我第二次再上天安门时，已经到了８０年代，整整过了三十多年，是我花３０元买了一张票上的天安门。伯伯和维世姐姐相继离开我二三十年了，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汉白玉的栏杆旁久久凝立，耳旁不断响起伯伯与众位领袖打招呼的熟悉乡音和维世姐姐清亮爽朗的笑声……离开天安门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仍然没有看清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建筑——因为回忆的泪花一直蒙住了我的眼睛。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８日，伯伯带着我到北京车站去接伯母。其实那次伯母是受毛泽东之命，代表我伯伯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大计。因为北京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去世的地方，宋庆龄先生有太多痛苦的回忆，她原本不愿意来，是伯母邓颖超带着毛主席和我伯伯周恩来的亲笔信又代表毛泽东主席和我的伯伯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她才肯来北京的。
那天，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伯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成叔叔把我领到伯母面前，还没介绍，伯母两眼一亮，脸上绽开了笑容，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这是秉德吧　”
“大娘好　”我也是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的还是天津的习惯称呼。
“就叫我七妈吧　好吗　”伯母把我揽在身边，轻声在我耳边说。
那时我才１２岁，压根不懂伯伯在家里的大排行是老七，车站上又人声鼎沸，我以为伯母希望我叫她“亲妈”，心里猜想，总听爸爸妈妈说伯伯没孩子，咱家里孩子多，莫不是大人商量好，将我过继给伯伯了　可是爸爸没对我说过呀　但是，转念一想，爸爸说过伯母是他最亲最好的姐姐，叫我一定听话，她愿意我这样叫，我就这样叫吧　于是便随和地点点头。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都跟着我这样叫。
“七妈”和“亲妈”的发音十分相近，无论是上北京师大女附中时，还是我读完师范学校在北京工作后，我一直喊“亲妈”，自己从来没觉得什么，伯母也没有听出什么不妥。只是当后来与伯母通信，把“亲妈”这个称呼落在纸上时，伯母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出：“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　我以前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大排行是行七。”我这才弄清，当年她是叫我称她七妈，而非“亲妈”。
伯伯总是忙，他动作敏捷，处事果断。每天多数时间是在他匆忙走出、走进或在饭桌上见到他。教我见到什么人如何称呼，这都是七妈的事。她告诉我：朱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因他年岁大，多年来孩子们都叫他爹爹，他的夫人是康克清，也是妈妈辈的，你就叫康妈妈吧；刘少奇副主席和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你叫少奇伯伯、光美阿姨比较合适。以此类推，我对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也就称陈毅伯伯、张茜阿姨。
我印象很深的是：５０年代，少奇伯伯就是雪白的头发，衬托得脸庞油亮红润，他身材高挑匀称，喜欢站着讲话。有一回，在西楼新礼堂看电影之前，他把上小学的妹妹秉宜揽过去，让妹妹背靠在他的怀中，而他两只手抚摸着她的胖脸蛋，一边讲话，身体一边左右轻轻摇着晃着，那一刻，妹妹的小脸笑成盛开的牡丹花……
■　我好几次提着在中南海捞起的小鱼小虾作为“进贡”，和毛主席一起午餐。不知哪根弦动了，我跑回屋取来自己珍爱的纪念册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笑着答应，说：你是个学生，我给你题一句：好好学习。我和李敏、李讷一起学会了骑自行车。我真羡慕李敏、李讷穿的彩色花布连衣裙，叔叔领我去做了两身布料小西装，伯伯看我穿第二身时大声问：怎么又一套　浪费　
在七妈还未回北京的一个多月里，伯伯总是工作，夜晚只睡上一小觉就又去外面忙。白天的十多个小时，小院里安静的时间比热闹的时间真是多得多。我常一个人坐在伯伯的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毁灭》等等小说都是在这个时期看的。看书是好，可我那时毕竟只是个１２岁的孩子，也有感到烦闷的时候，常常用双手撑着脑袋，望着窗外发呆，心里好羡慕树上吱吱叫的小麻雀，心里猜想着天津的班里同学一定在躲猫猫，跳绳，满世界跑，多开心呀　
有一天，我身边响起一个甜甜的声音：“你是周秉德吗　我叫娇娇，就住在那边。”她指着毛主席住的房子，我猜到了，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
“你１２岁对吗　我比你大半岁，你叫我娇娇姐姐吧，我们一块出去玩好吗　”
“太好了，娇娇姐姐　”我脸上笑成一朵花。有了游戏的伙伴，而且又是个姐姐，我真是兴奋极了　
我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就是毛泽东伯伯和贺子珍妈妈生的女儿娇娇。那时她还没有学名，直到９月１日之前，该上学了，毛主席才给她起了“李敏”这个学名。她因为从小跟妈妈在苏联长大，前两年刚回到哈尔滨学着说中国话，所以说话总带着点外国腔儿。她性格活泼，爱说话，我们性格相投，一块玩得很开心。很快，她带我认识了住得比较近的另外几个小朋友：有毛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二娃子　后来的学名叫叶丽亚　，还有阎揆要将军的女儿阎笑武，当时她跟着给朱老总当秘书的姐夫潘开文和姐姐阎笑文住在中南海。她们或者比我大一两岁，或者比我小一两岁。这样，我们这五个小女孩儿，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总是在一起到南海边玩，或者一起看书、唱歌和聊天。说句心里话，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爱上这片中南海。
不久，江青阿姨带着九岁的李讷从莫斯科回来了。李讷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两辆女式银白色的儿童自行车。这种颜色和款式的自行车中国国内还没见过。尤其是看见李讷穿着白底碎花连衣裙，左脚踩稳车蹬，右脚连续蹬地，又右腿一缩一跨，已经平稳地骑上自行车照直前进，车沿着中南海湖边柳荫小道飞奔，花裙被风舞弄，真像一只飞起来的美丽蝴蝶，大家真是羡慕极了　围着这两辆小自行车，我们几个顿时对别的都失去了兴趣，跃跃欲试，都想学会骑车。
春藕斋的大厅，有时周末举行舞会，但白天经常没有活动，又平坦又宽阔。我们就在这个大厅里学车。因为车轮小，我们坐在车垫上，脚一伸就能够着地，所以，小伙伴们谁也不怕，争先恐后地抢着蹬车，很快，大家都能熟练地蹬着自行车在大厅里绕弯。由此算来，我骑自行车的历史已有５０年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会儿中南海湖里的小鱼小虾真多。７月，天已经很热，有次我们几个女孩子脱了鞋，坐在岸边用脚拍水玩。不知谁突然叫着：“快看，有小鱼小虾　”我们定神一看，水草果然在不停地抖动。于是，我们欢呼着找来个旧搪瓷杯，趴在岸边向水中一捞，呵，一次就能捞到几条细长的小鱼和几只活蹦乱跳的小虾　快到中午时，我们竟捉了大半杯。
“秉德姐姐，燕燕姐姐，今天你们都到我们家去吃饭，好吗　”在回丰泽园的路上，李讷摇晃着我的胳膊发出了邀请。
“我们现在去吃饭，不打扰你爸爸吗　”我有点担心，就是在天津自己家里，不和妈妈爸爸打招呼就带同学回去吃饭也是要受大人埋怨的。
“没关系　”娇娇很有把握地说：“我爸爸喜欢快乐的小孩　再说我们还带回了小鱼小虾呢　”
走进丰泽园，就遇上了毛主席的卫士长阎长林，一看我们回来满脸笑容：“你们都来了，快去请主席吃饭　要不他总说等会儿，到现在早餐还没吃呢　”
果然，走进丰泽园毛主席的办公室，他正在桌前专心地看文件。
“爸爸，吃饭吧，我们肚子饿了　”
“爸爸，我们请秉德姐姐和她们一块来吃饭。”
“好嘛　”毛主席放下书，脸上满是慈爱的笑容：“我投赞成票　秉德你手里捧着什么东西　”
“毛伯伯好，你看，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小鱼小虾，是送给您的‘贡品’。”
“噢　还给我带了‘贡品’　好嘛，大自然的免费赠送，我们来者不拒嘛　娇娇，你端着送到师傅那去，请他做个汤吧　”
毛主席的厨师还为我们加了菜，也很简单，四个菜和一个汤，当然颜色挺好看，油汪汪的红烧肉，土豆丝炒红辣椒，葱白炒鸡蛋，嫩绿的苦瓜丝。
毛主席自己捡起一大块全肥的红烧肉，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吃着又招呼道：“秉德，你吃肉，捡肥的吃嘛　”
“毛伯伯，我不吃肥肉。”我的头摇成了拨浪鼓：“我一吃就会吐的　”
“哎呀，那你太没口福嘛　要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肉就是透明的肉嘞　不过，你会吐，肥肉就不勉强了，这苦瓜可一定要吃，苦瓜苦瓜，它名字苦，其实并不苦，味道好又有营养，快吃　”
我从来没吃过苦瓜，看它颜色嫩绿可爱，毛主席又说一点不苦，我便毫无顾忌吃了一大口。
“我的老天，真苦　”我紧皱起眉脱口叫出了声。
“你瞧，我吃一点也不苦嘛　”毛主席吃了一大口，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秉德，不会吃辣椒，不会吃苦瓜，就不会干革命嘞，你要学会吃苦才行嘞　”话没说完，自己先笑了。
“嗯　”我点头答应着，心里却闪过一句歇后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奇怪，这么苦的东西，毛伯伯怎么就爱吃呢　反正刚才那一口苦瓜已经把我吓坏了，直到吃完饭，我的筷子再也没向苦瓜盘里伸过，不光是我，桌上的其他三个女孩子的筷子都没伸向苦瓜，那一盘苦瓜基本是毛主席一人包圆儿的　
以后如此以小鱼小虾当“进贡”，我还在毛主席家里吃过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可是，我是在三四十年之后才能吃肥肉和苦瓜的　
一次又去毛主席家里吃饭，毛主席刚写过大字，书桌上搁着毛笔和研好的墨。一向不会来事的我，不知脑子里哪根弦动了一下，噌噌噌地几步跑回伯伯的南院里，拿出我小学毕业时老师教我自己精心做的一个纪念册，封面是硬壳板，外面粘了一块墨绿色的绸子布，里面有各种颜色的页面，这在当时是相当精美了。许多页面已被占用了，是我小学毕业时，老师和同学们给我写的临别赠言。我翻开本子递过去，恳求道：“毛伯伯，您给我题个词好吗　”
“好啊　”毛主席没有一点推辞，爽口答应。他把本子放在桌上，一边拿笔一边说：“你是个学生，我就给你题个‘好好学习’行不行　”
“当然行　”
毛主席手起笔下，为我写下了“好好学习”四个大字，最后落款的“毛泽东”三个字，真是龙飞凤舞，阳刚气十足　
我知足地连声说：“谢谢　”
近年来不少听了这段回忆的朋友埋怨我太傻，为什么不要毛主席写明是为我周秉德题词　我确实没想到这个，我始终认为题词在我手里，就是为我题的，我当年只想着要记住毛主席的希望，从没想到日后要向别人显露什么或者吹嘘什么，至今更是如此心情。不过这四个字确实让我留住了丰泽园里那段珍贵的回忆。
日子过得真快，眼见着就到了８月底，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已显得单薄了。那天成元功叔叔骑自行车，我坐在车横梁上，他带我出中南海新华门到了王府井。叔叔边骑车边对我说：快开学了，北京的秋天是说冷就冷，咱们去给你做两套秋天穿的衣裤。在一个小门脸的上海服装店，老师傅为我细细量了身高肥瘦，对叔叔说，过两天就来拿。回来的路上，我还挺不放心：老师傅只量了两下就行了　成叔叔快人快语：你别小看这位上海来的老师傅，你伯伯的衣服都是他裁剪缝制的，给你一个小姑娘做两套衣裳还不是小菜一盘　果然，没两天，衣服取回来，我一看，做工真精细呀　我穿上蓝色卡叽布的一套小西装，长短肥瘦正合适，穿上真精神　吃饭前，我微笑着站在桌前，伯伯立即看见了，他两手插在腰间，头一歪，说：“刚做的　不错　”过了一星期，我换上第二套，是黄色的。伯伯正从院子里走向办公室，一看到我就皱起眉头：“怎么又一套　浪费　”
七妈说：“马上要开学了，秉德住校，总要有两身衣服洗换嘛。”
“我在南开上中学也住校嘛，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只一件藏青棉袍。夏天，每次周六回到四妈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长衫洗净晾干，周一再带回学校去穿，一样干干净净嘛。”
“要是下雨衣服不干呢　”我好奇地追问一句。
“就放在炉子上慢慢烘干。”伯伯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那时，你四爷爷、四奶奶抚养着我和你二伯、你爸爸还有你的堂伯四个大男孩，收入不高，家里十分困难。现在我们刚进城，国家也十分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对不　”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刚进城，伯伯和他要供养的亲属都是供给制，我这两身衣服就是公家出钱做的。我那时虽然点点头，但并不太懂，只是心中有一条，我认定伯伯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不用多问，照着办，准没错。
我住在西花厅多年，节省再节省，的确是伯伯一生的习惯。是的，在他留给我的一堆遗物中，竟没有一件新衣服　其中一件是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清原来布料颜色的毛巾睡衣，年岁恐怕与我１９５２年出生的小妹妹一样大；其中有一套伯伯最经常穿的西装，后来我才知道，这套西装与我几乎同岁，是抗战以后，伯伯去敌占区工作时做的。建国后，他人胖了，不能穿了，却不让做新衣服，让工作人员拿着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西装的前片，用旧料打翻做了后片，于是，伯伯就算做了一件新西装。师傅的手艺很好，但是，新旧布料难免有色差，如果仔细看，伯伯这套西服，前片的颜色略深，后片的颜色略浅　伯伯刚去世的那年，我心里压抑时，常捧出伯伯补丁累累的睡衣和那套拼成的西装抚摸着，仿佛就与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伯伯对上了话。伯伯身为一国总理，尚且如此节省克己地生活，我们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西花厅的手足情
■　为了妈妈能工作，大弟秉钧和大妹秉宜都住进了西花厅。爸爸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
每当翻看这张５０年代伯伯七妈与我爸爸妈妈的合影，我总觉得笑得最幸福最灿烂的就数我妈妈　照片上的妈妈，没像在哈尔滨或在天津时那样穿花旗袍、烫头发，更没擦脂粉画口红，只梳着一头齐耳短发，没戴任何头饰，穿的只是当年最普通的式样——一套藏青色扎腰带的列宁装；可是她眉眼无不洋溢着内心的自豪和愉快之情，人显得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年轻，更有韵味。为什么　当时只有我最明白，是她胸前多了那个红色校徽。妈妈终于结束了家庭妇女的日子，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当上一名中学的俄语教师。
记得１９４９年末的一个星期六，我从北京师大女附中放假回到西花厅，刚进院门，随着一粗一细“姐姐，姐姐”的欢叫声，七岁的弟弟秉钧、五岁的妹妹秉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大驹　弟弟秉钧　、小咪　妹妹秉宜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妈呢　”我高兴地揽过弟弟，抱起妹妹，笑不够，亲不够。
“我们一起来的。”妈妈笑盈盈地出现在后面。
“妈妈　您也来了，太好了　是不是家从天津搬过来了　新家在哪儿　小四儿呢　我什么时候也搬过去住　……”我偎到妈妈的身边，说话像放连珠炮。因为我知道爸爸已经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在北京分配了工作，要是把家从天津搬过来，我们一家又可以团圆了　是呀，住在伯伯这里虽然不错，可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人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孩子总是应该住在自己的父母身边的。
“秉德，你伯伯和你七妈已经说了，你还住在这里，大驹和小咪也留下。如果不是小四儿太小，生活还不能自立，你伯伯也要把他留下。”
“为什么　爸爸不是有工作了吗　我们的家不是搬到北京来了吗　”我不解地反问着。远处，弟弟妹妹正在花园里你追我赶地捉迷藏，一脸阳光，一脸欢笑，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妈妈揽着我在沙发里坐下，细细给我讲起了缘由。原来１９４９年４月，爸爸妈妈一起到北京香山看望伯伯时，伯伯太忙，直等到半夜才有空见他们。在谈了时局和家庭后，伯伯问我爸爸今后怎么打算。爸爸向伯伯表示，他今年４５岁，虽然二十多年前离开过革命，但也一直向往着革命，现在希望能从头做起，为革命做些工作。伯伯很严肃地说：你脱离革命那么多年了，你知道怎么才能为革命工作　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才能为革命工作。
“什么　爸爸脱离过革命　”我不禁脱口而出。经过中学的学习，革命已经在我脑子里占据了极神圣的地位。我几乎不能承受这个事实。这一瞬间，爸爸在我的心目中形象暗淡了许多。是的，那是个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我心里并不否认爸爸对我的爱，可我不知为什么感到一种失落，一种深深的失落，直到我１８岁入党时，我都甚至想到，如果爸爸没有离开革命，坚持和伯伯走过来，哪怕他牺牲，哪怕爸爸没有机会认识妈妈，因而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我也不觉得后悔　而如今的局面，尽管有了我，尽管我有个当总理的伯伯，但想到爸爸当年的退却，我总觉得心里难受。
“别看你伯伯、七妈都是大干部，却特能理解体谅人心　”妈妈没有注意我神情的变化，继续自己的感慨：“我对他们说，同宇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全没有意见，只是我打心眼里想工作，想了多少年了。自从１９３７年有了你，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我就只能留在家里，再没有机会工作。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真希望有机会出来做点儿工作。那天你爸爸在旁边直说：‘不要想得不实际，孩子还小，你当妈妈的不管，谁管　’你伯伯却说：‘士琴想工作是好事嘛，她俄语很好，组建外贸部非常需要她这样人　至于孩子，不用发愁。同宇，你我不都是四伯养大的吗　’说着，你伯伯看了你七妈一眼。你七妈立即意会，接着说：‘新社会就是要妇女解放嘛，你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秉德、秉钧过来上学，小咪到这来上幼儿园，秉华还小，送到北海幼儿园全托，总之，我们支持士琴出来工作。’”
妈妈眼睛里放着光，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久违的喜气，青春气息，仿佛一下年轻了十岁　
“妈，那你可以当女翻译官了，多棒　”我由衷地为妈妈感到高兴。
“如果退回去十年，我一定去当翻译　可你弟弟还小，我当真能一点不管吗　所以，你伯伯说学校也特别缺俄语教师，我便提出去当中学俄语教师。你伯伯同意了　秉德，你知道妈妈的个性，你爸爸当官不当官，我并不看重，一切听你伯伯安排，家里房子大小如何，我也不太在意，‘室雅不在大，花香不在多’嘛　如今，你伯伯成全了我的心愿，支持我自食其力，总算能为新社会出点力了，我怎么不高兴呢　”
爸爸从华大培训出来后分配工作，在钢铁工业局当个普通干部。妈妈到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当了俄语老师。然而，爸爸的历史问题却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直到１９８５年爸爸去世后，我才渐渐地了解到爸爸那次脱离革命队伍的经过。
　　■　我的爸爸并非对革命没有丁点儿贡献，但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爸爸１９２４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１９２５年８月８日，伯伯和七妈在广州结婚，１０月爸爸送七妈的母亲去广州，后经党组织决定，他在１９２６年１月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这年６月毕业。后来他参加过北伐，在攻打武昌城时还挂了彩。这点，伯伯见面时曾对我妈妈说：“同宇的确为革命流过血，他这点比我强。”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革命春秋》一书中提到我父亲的一段经历：
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来到，　在武昌城外　敌人的炮接二连三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脖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随意筋的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也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到武昌城外，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动静，军事上的人们有些焦躁起来了。攻城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对着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简直没有办法。决定组织敢死队，在当晚乘着夜阴去爬城。本来是没有工兵队的革命军，政治部在这时候又成了临时工兵队。政治部派了许多人到四乡去征发梯子和麻绳。梯子是两块钱一架，由政治部发出征发券，被征发了的人家可以凭券到政治部来领钱。爬城的地点选定在宾阳门的东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儿的城墙比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部里留下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兵，便一同在那儿绑扎起来。绑扎好了，又抬到学校门外去。
结果是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有不少伤兵送到了政治部。到九点钟，邓演达主任和俄国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在做着小队长。
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充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空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像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充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接着，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躺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　那边番薯地里还躺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　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看来，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爸爸也确实是为革命流过血。我对革命的艰苦和复杂性也多了一分了解。
爸爸在北伐军中担任总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小队长、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１９２７年春，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清党”时，爸爸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蒋介石通缉。那时爸爸２３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和爸爸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痴心的爸爸一下子被这件事情打懵住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一定要去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他得去一趟四川。
当时共产党在北伐军的最高代表是伯伯，但伯伯正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爸爸便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允许后立即直奔了四川。
爸爸在四川找到了那个姑娘，才知姑娘早已移情别恋，不肯再和他交往了。爸爸内心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分裂的形势波及到四川，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合起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爸爸清醒起来，急急忙忙地赶回武汉去找组织报到，却偏偏一头撞在了伯伯的面前。原来伯伯也已经从上海赶到武汉，并且听说了爸爸去四川的事。伯伯觉得爸爸实在荒唐之极，他大发雷霆，厉声叱责爸爸为什么擅离职守，不请假就去四川，不配做个革命军人。那个准许爸爸请假的领导不在场，没有人能为爸爸作证，爸爸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怕连累那位领导同志。爸爸越不说话，伯伯越生气，最后干脆亲笔写下文件，说爸爸擅离职守要对他“撤职查办”，“关禁闭”。
爸爸本来满心的委屈，这会儿听说伯伯要处分他，还要关他禁闭，也不禁动了气，他不想和这个正在大发脾气的哥哥论理了，他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爸爸一转身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搬到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所在的湖南会馆。文强劝爸爸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闹意见了，就去认个错吧，怎奈爸爸也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肯去认错。哥俩儿就这么僵持着。因为爸爸不申辩，伯伯便误认为是“擅离职守”，做了“撤职查办”的处理，并把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末，伯伯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我爸爸又是一顿批评。当时我的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亲哥的严厉训斥，就离开了我的伯伯周恩来，也离开了革命队伍。那时我的爸爸毕竟是还年轻啊　只有２３岁。爸爸２０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和宣传工作，２１岁受党组织委派，陪同嫂嫂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人长途跋涉，由天津到达广州，又以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队学习，毕业后，２２岁参加了革命军的北伐，在攻打武昌时负了伤，要不是郭沫若、胡公冕的及时抢救，说不定就牺牲在前线了。现在突然离开了组织，他的心里也真不是滋味呀　
爸爸现在孤身一人，去何处安身呢　老家淮安只留有一位身患残疾的叔叔周贻奎和婶母杨氏，当年就是因为生活无着才离家出走的，连他们的儿子恩硕也已离家外出谋生了，万万不能回去；自己的父亲周贻能当时在齐齐哈尔做一名小办事员，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不能再给老人添麻烦了。想来想去，唯一能投靠的只有四伯父周贻赓了。四伯父周贻赓当时是吉林省财政厅的一个科长，已年过六旬，膝下无子，对自己和哥哥周恩来的抚养、教育都视如己出，关怀备至。这样，爸爸于１９２８年初到了东北吉林我四爷爷的身边，找了一份小差事，过起了老百姓的日子。
离开了党组织，爸爸的内心非常痛苦，更加留恋往日的斗争生活。不难料想，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共产党员，即便在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惨案的白色恐怖下也没有脱党，却仅仅是因为肩负重任的兄长对自己的不理解，而自己感情用事离开了党，怎能不像又一次失去了母亲那样痛苦呢　他一心想回到革命队伍，想回到党的怀抱。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四爷爷和爷爷不甘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父亲护送他们和四奶奶由东北回到了天津。四爷爷联系广、熟人多，很快在天津民政局找到了工作，并且托人推荐爷爷去深县县政府做小职员。这时爸爸感到老人们都已安置妥当了，就赶到上海去找党组织，但一直未能找到。当时七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夏之栩的母亲都由组织上安顿在杭州司马渡巷莲如庵。爸爸就去找了在莲如庵当医生的杨振德老人。无奈，她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爸爸在上海又谋事无着，于１９３３年遗憾地回到了天津。这段艰辛的经历证明了爸爸对党的一片丹心。
离开党组织这件事当然是影响了爸爸一生的命运，但这能怪谁呢　谁让爸爸太忠厚、忍让，不向伯伯报告实情呢　直到几十年以后有人曾向伯伯谈起这件事，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　夫妻情深数十载，七妈当年痛失爱子，身临险境，伯伯奋力救她脱险。
我自从１２岁来到伯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家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我的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他们的家中，两位老人家对我们都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就像是亲生父母。
１９６２年四月的一个周末，我又照例回到西花厅，只见院子里几株海棠树，盛开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这古朴的院落增添了热烈、欢快、繁荣的气氛，一片生机盎然。
伯伯从来没有什么周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现仍在外面办事，尚未回家。
七妈见到我，很高兴地听我谈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况外，又不无伤感地对我谈起了一些我从未听说、而又非常遗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　其实１９２７年４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因为这孩子体重太大，有１０磅　注：相当于９　０７市斤　，超出正常标准，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　不然到现在也有３５岁了，比你整整大１０岁呀　”
听了这话我实在非常惋惜，不然我这位大哥，在伯伯、七妈的培育下，如今一定会是位刚毅、果敢、英俊、热情、足智多谋的好大哥，他会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地工作……想着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遗憾了　那当时伯伯见到自己的大胖儿子了吗　”
七妈从容地说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由广州调到上海的党中央去工作了。我在医院的生产过程由我母亲陪同。”接着七妈又严肃地回忆起这之后的往事：
“孩子没保住，我的身体虚弱，但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你伯伯在上海已经转入地下，我在报纸上已经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广州也已吃紧。
“这时，一位打扮入时的贵夫人，戴着耳钳、涂着口红，走进我的病房，我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再定睛一看，原来是陈铁军，她和我都是在我们党的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她平时着装俭朴，现在情势紧急，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才有意这样装扮，专门来通知我：现在上海、广州都发生反革命事变，党组织让我来通知你，赶快设法离开广州　随即我母亲在外面刚好收到你伯伯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我们设法到上海，以我母亲的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我在分娩时，孩子没能存活，我虽然难过，但对医生、护士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医生、护士们对我很同情，很尊重，关系处得非常好。这时我只好把这紧急险恶形势告诉了我的医生王德馨，这位医生马上帮我想办法：医院定期派护士坐德国领事馆的船只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她们可以把我打扮成护士，让我母亲扮做工友，乘坐德国使馆的小电船去香港。
“但当时还没到日期，当前怎么办　随时可能有军警来搜捕，这位医生又把我们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小屋中，反锁着门，一天三餐都是护士送进来。
“果然，那天我刚离开病房，就有一名军官带了几十名士兵，冲进医院，追问邓颖超在哪间病房　王德馨医生回答他们：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　军官就指挥士兵搜查，这时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走过来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　一见洋人出来，那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几天后，我和母亲在巡逻军警眼皮底下，顺利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又买船票去上海。海上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我又身体虚弱，真的把黄水都吐出来了。”
七妈又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边走边说：“我们是５月１日到的上海，马路上到处是巡捕在巡逻，气氛很紧张。我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母亲就去上海最大的《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　注：伯伯这个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还不知道　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　注：七妈的母亲名杨振德。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阁楼上，仍在紧张地工作，那天他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很高兴，认为我总算脱险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仔细一看旅馆名字，却又大吃一惊。正是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里刚刚抓走几个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你伯伯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我转移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过了两个星期，你伯伯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我才跟他见了面。”
这段几度脱险的经历，当时已过去整整３５年了，七妈讲起来已经很坦然。但我听了之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至今都无法不为伯伯、七妈痛失爱子而惋惜，也为七妈的几次脱险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伯伯会在七妈怀孕六个月时调离广州吗　如果伯伯在七妈临产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医生，使用产钳时，动作轻柔些，那么我的这位大哥该给我伯伯、七妈带来多大的快慰与幸福啊　退一步说，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这肥肥胖胖的大儿子呀　
七妈在这过程中的几次遇险，如果不是她对人友善，可亲，几位医生、护士会冒着风险，为她做掩护吗　如果没有陈铁军烈士当时冒险送信，没有医生、护士的掩护，七妈在白色恐怖下，能脱离险境吗　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时发现那一旅馆的危险性，立即设法将七妈转移，她也可能同前一天的同志一样被抓捕，牺牲。
这件事固然显示了伯伯高超、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可同时也反映出了伯伯对七妈极其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这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伯伯、七妈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伯伯和七妈经常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我们要时刻想到他们。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考虑个人的得失呢　有什么权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呢　
■　闪亮的金耳环，道出了朱大娘的“皇亲国戚”缘。妈妈翻出了四十多年前七妈写来的数张便条。
我们家由天津搬到北京后，安在了东城遂安伯胡同的两间小平房里。这是爸爸在钢铁工业局分到的宿舍。一两年后，小弟小妹陆续出世，每次爸爸都去找我七妈，请她起名字。建国初期我国还在鼓励生育，曾宣传苏联生十个孩子的英雄母亲。七妈也高兴我们周家又添了两个小孩，并结合当时形势，为五弟起了秉和，为六妹起了秉建的名字。表示了在和平时期，要努力抓好经济建设的心愿。而我妈妈在学校不仅教俄语，还担任了班主任，工作离不开她，生孩子休五十六天产假后就得去上班，为此，七妈让我们家找了两个老保姆。
我们在遂安伯胡同的家是东厢房，又小又有西照日，夏天热得一岁左右的小五弟和小六妹头上、身上不断地长疮。伯伯知道后，请秘书找人在西城找了处稍大的北房，但仍然住不下我们几个大孩子。
有次星期天我回家，一进门，就觉抱着小弟的朱大娘有点变化。变在哪呢　头发没变，依然是用刨花油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在脑后绾了个松松的髻，半旧的蓝布大襟衣裳，黑布宽脚裤，白底黑布鞋；再一细看，是大娘耳朵上多了两只金灿灿的大耳环　为哄小弟睡觉，她嘴里哼着小曲，脚下迈着碎步边走边晃，于是，大娘那对金耳环不时被屋里的阳光逮住的瞬间金光灿烂，大娘整个脸上顿时亮丽了许多　
“朱大娘，我说今天你怎么这么漂亮，嗨，戴上金耳环了　”我平时与大娘感情很好，讲话十分亲近。
“哟，是大姑娘回来了。”按照老北京的习惯，朱大娘这样地称呼我。“这耳环漂亮吧，这可是我的一个宝贝，一个念物　全是托你七妈的福了　”
原来前一段时候七妈把妈和两个保姆抱着小五弟、小六妹一块请进西花厅，让她们和自己一块吃了顿便饭。桌上，七妈不断用公筷给两位保姆夹菜，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照顾两个小孩本应我这个当大妈的多承担些，可你们看，我的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把你们请来帮忙。以后就请你们多费心了。”
朱大娘年轻时曾经在光绪皇帝的珍妃娘家当过奶妈，是给珍妃的哥哥看孙女。
“凭良心说，珍妃娘家待我也不薄。”朱大娘一边拍着弟弟，一边轻轻说：“我一直在他们家呆了二十年，看大了几个孩子，如今最小的那个女孩子已经十八岁，自己去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才离开了。别看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还挺好，回乡下家里呆着太闷气，这才又出来给人带孩子。看来我好像是与“皇室”有缘，如今又给总理大臣看侄子，那天你七妈还和我们一桌吃饭，给我夹菜，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瞧我这福分　”
“哈哈哈，什么总理大臣　”我忍不住笑出声，立即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搬了出来：“朱大娘，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主席、总理，没有什么皇帝、大臣。我伯伯和七妈都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干部，和我爸我妈和你一样，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
“还是大姑娘知书达理懂得多　”朱大娘也忍不住笑了：“你七妈与过去的那些皇亲国戚是太不一样了，没有一点架子。论说他们是那么高的地位，还没有个薪水，每月就有几个零花钱。”
“那叫津贴费。”
“对对对，就是津什么费。说我带孩子辛苦，除了管我吃管我住，还一定要给我工钱。我拿这么多工钱，还是总理大臣，不，瞧我又走嘴了，是总理家给的，做什么用也舍不得，我想来想去，还是去打一对金耳环吧，可以一辈子戴着，等我不行了，还能传给后辈，也是个念物呀　”
朱大娘一直在我们家呆了近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兄弟姐妹参军的参军、插队的插队，都离开北京，朱大娘也七十多了，她亲戚接她回家去了。
说实话，经过几十年的交往与了解，我和许多与伯伯、七妈接触多的叔叔阿姨有同样的感觉：七妈在家庭中更讲原则性，而伯伯与人的心灵更贴近一些，更重感情一些。但就我本身来说，我接触七妈的时间比伯伯多得多，我心目中七妈对爸爸妈妈及我们姐弟六人生活学习关心的具体和周到，远远超过了伯伯，因为伯伯更多是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却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经常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她确实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至今我八十六岁的老妈妈手中还留存着许多张５０年代七妈给她写的短信，每每翻开这些四十多年前的便笺，望着那熟悉的字体，读着那一行行暖心的话语，我的妈妈总会百感交集：
小六的病好些吗　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我，我时常在惦念着　兹特派谢廉珍同志来问讯。
望将小六病况告他。我为可爱的小六祝福　望你注意保重身体为盼　
另咸鱼两条送你们佐餐。
　　　　祝好　
大姐　　　　
十二月三日　　
今晨写好此信后，值班同志才来告我，你昨晚已来电话，小六已渐好，甚欣慰。
又及　　　　
　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小六秉建生肺炎住院　　　　　
你回来后，今、明日何时方便，请你打电话给我，打到３８８２即可通话。
今天来看你们，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我参观了你们的居室庭院回去了。
超留　　　　
四月十八日下午四时　　
送上明晚芭蕾舞剧票一张，请你去看，我也要去看的。祝你们一家晚安　
大姐　　　　
十月二十四日　　
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上次送给你们的酒，请送一些给姥姥，作为对于长老退休的慰问。近日我的身体情况又有进步，请释念。在每日上午九点至十点半或下午四到五时之间，你只要有空，可在任何一天来我处会晤，略谈此。祝你和孩子们春节好　
大姐　二月十五日　　
上次咪咪来时交她带回１０５元，想已收到。同宇有信来否，休养的成绩如何　念了　
又及　　　　
一日函阅悉。你和秉德对同宇拟回乡一行的意见，很正确，我很赞同。在便中我曾告七哥，他说回去徒惹事招烦也，这乃是由于做了他的弟弟啊。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希望不久能看到你们一家。望你多保重。
专复，祝好　吻五、六儿　　　　　
知名　　　　
四月五日　　
你和孩子们好　很久不见了，常想念你们。今天你如有空，望带咪咪在上午十二时左右或下午三——六时之间来我处一晤。你如不空，就让咪咪同小瑜一同来好了。因为我一次还不能接待很多的人，几个孩子只好轮流的来吧。余留面叙。祝你和孩子们好　
大姐　　　　
二月二日上午　　
请你今晚六时半到我们家来，可能有一张票请你一人去看舞剧。
大姐　　　　
六日中午　　
十月革命节的次日，收读孩子们的信，我很喜慰　
今天接你的信，知你惦记着我的病况。近日已好些，只是仍不能多动，更不能看书报，睡眠时好时差，常常出汗，所以我还须安心静养，继续服药，才能争取身体彻底健好。希望你也注意身体，努力工作，孩子们已够你操劳了，请不要常念着我的病，过一会会健好起来的。
附复同宇弟的信，你写信时转去吧。
送去你改皮大衣的工资２０元，请收，另外我还给咪咪一条头巾，免她冬天放学回家时受凉；给秉钧一把小梳子　捷克产品　；小葡萄干及豆子一盒　阿富汗　给孩子们和你及二老娘吃。
全家安好　　　　　　　
二位老娘好　　　　　　　
大姐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６日　　
补给孩子们用费１０５元，请查收。
　　■　伯伯、七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进西花厅那年，我１２岁，大弟秉钧７岁，我上初一，他读小学二年级，较早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也比较懂事，所以加入少先队，入团，入党，仿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是知道爸爸的过去，我们两个都认准了自己政治上必须上进，事事要以伯伯、七妈为榜样，他们讲的话，不管自己怎么想，都会立即按他们的意思去办，从不会怀疑他们，最信赖的也是他们。
那是１９５２年７月初，八一小学开始放暑假，“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同学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孩子就兴高采烈提起行李冲出门。那年秉钧上三年级，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只有同学减少，仍不见有人接自己，刚上学的秉宜嘟起了小嘴。第三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秉宜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起了泪珠。看见妹妹哭，秉钧着急了，刚十岁的他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一张纸，趴在桌上写了一封短信：
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
秉钧　　　　
然后，他在信封上写“中南海邓颖超收”，贴了张邮票，往邮筒里一扔。
那时信送得也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两辆三轮车，一个孩子一辆车，行李放在脚下，他仍骑自行车跟着。
一进西花厅，七妈就迎了出来。她搂过秉宜，拉着秉钧连声道歉：“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怎么忘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口气还挺大，要派车。我可没有给你们派汽车，因为汽车是你们伯伯工作用的，你们小孩子不该享受，懂不懂　”
秉钧点点头。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钧也觉得自己幼稚得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助打个电话　为什么也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　当然，原因也很简单清楚：遇到困难、麻烦或难下决心的事，想到要请求伸出援手的第一人选，一定是伯伯和七妈。
记得那时秉钧因为长个快，人又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总爱向前弯着腰，驼着背。暑假里，最忙的伯伯最先发现，他大声招呼：
“秉钧，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就驼背了　”
“没有啊　”秉钧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可不一会儿，他坐在那里看书看入神了，又不知不觉地拱起了背。
“瞧，秉钧，你又驼背了　不行，要赶紧纠正，不然等你习惯成了自然，就像种斜了的小树苗长成大树，再想扳过来也办不到了。”伯伯想了想，果断地说：“秉钧，我看这样吧，每天吃饭前，你就肩端平，背靠墙，站立２０分钟再吃饭，我想只要整个暑假坚持下来，你驼背的习惯就能纠正，你说好不好　”
“好　那我现在就去。”秉钧爽快答应，立即自己走到客厅墙边笔直站着。
整个暑假，他一天三次，坚持靠墙站立，七妈也随时监督他。一到吃饭时间，七妈就会说：“秉钧呀，你该去靠墙了。”秉钧几十年后对秉宜说：“那会儿，你跟七妈在那边吃饭，我一个人在这儿靠墙站着，心里馋着呢。可是没办法，既然答应了伯伯的事，我就得做到，忍着吧。”
结果一个多月坚持下来，等开学后，同学都发现周秉钧无论是站、是坐，腰背总是挺得笔直　
秉宜进中南海那年才五岁，她胖乎乎的脸蛋上，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可那张原本用来说话的嘴却总是紧紧闭着。她见谁也不认生，见谁也不叫人，虽说不叫人，却总会慷慨地向所有的人送上甜甜的笑容。妈妈曾戏称是起小名小咪起坏了：猫儿就是只会叫咪咪不说话嘛　
１９４９年年底爷爷的堂哥周嵩尧来到了北京，我们叫他六爷爷。六爷爷在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小咪，马上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恩来，你们就要了这孩子吧。”
爸爸妈妈也看出来伯伯和七妈都很疼爱小咪，想到过早去世的奶奶，爸爸妈妈就向伯伯提出来，把小咪过继给他，伯伯却对他们说：还是不要吧，把小咪过继给我们，其他的孩子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不过继，我们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记得有一次，当年只有五岁的小咪，不知是为了要个什么玩具，还是不愿上幼儿园，发起了倔脾气，起先站着哭，看七妈没应允，干脆扑通一声躺在地下，在七妈的面前地板上一边踢着腿打滚，一边尖着嗓子大哭。成元功叔叔不过意了，跑过去要拉。七妈一伸手拦住他，语调严肃地说：“不要拉　秉德你回屋去，大家都不用理她，让她哭，等哭够了，哭累了，她自然就不哭了　”说完，七妈带头先回屋，成叔叔也走开了。我虽然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家出了客厅，但没回屋，而是钻进客厅旁边的水房里，悄悄伸出头看。因为秉宜毕竟是我的妹妹，而我知道她平时在家时妈妈很宠爱她，她一向比较任性，我有点担心她真哭出点儿毛病，妈妈一定会怪我。
谁知，真让七妈说准了，不到五分钟，客厅里起先很响的跺地声和哭声逐渐变小了。我贴在墙边一看，小咪捂在脸上的小手已经拿开，确定屋里确实没有人了，她便不再哭了，自己慢慢从地下爬起来，还拍拍衣服上的灰，我忍不住笑了，心想：没带过孩子的七妈还挺有办法　
可是第二天，又在大弟秉钧身上发生一件事，七妈的处理办法就完全不一样。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傍晚，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往外一看，门外像挂着一道半透明的雨帘，屋角流水声惊天动地。
晚饭后，上一年级的秉钧背上书包就要去学校。七妈说：“秉钧，现在雨太大了，今天就不要到学校去了，明天再去，好吗　”
“不行，老师说的，星期天晚上一定要回学校上晚自习。”
“今天是特殊情况，雨太大了嘛　”
“雨大我就打把伞　”
“打伞　衣服、鞋子也会淋湿啊，都湿了，到学校怎么办　”
“我不管，反正我要走　”秉钧拧着脖子，脖子上暴出了青筋，像头倔驴子，死拧着不回头。
“你这孩子怎么也这样倔　”七妈摇着头感叹。
我站在旁边，小声劝弟弟，他就像听不见，我猜想，七妈可能又要用对付秉宜的办法教育他了。没想到七妈叫来张永池叔叔，交待说：“你穿件雨衣，用自行车把秉钧送到学校去吧，雨大，千万小心。”
弟弟挂着泪珠的脸上又浮起了笑容。望着消失在雨中的弟弟，七妈说：“秉德，我从你的眼神里能读懂你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昨天不理秉宜，而为什么今天又依了秉钧。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　其实不是的，孩子当然不会像大人一样成熟。当他固执发脾气时，一定要弄清是正当的理由还是无理取闹。秉钧今天发脾气，他是想当遵守纪律的好学生，这是好事，就应该支持，而小咪无理取闹，就不能惯她，相反要制约她，让她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无理取闹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
刚上中学的我点点头。多少年后，等我当了妈妈，又当了奶奶时，也一直用这种办法教育孩子，绝不一味地惯孩子。
当然，五六岁的小咪多数时间很乖巧，很可爱，有时在伯伯那里许多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的事，甚至七妈无法完成的事，便派她去，一定马到成功　
建国初，真是万事开头难，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战方案及整个后勤供应，几乎都由伯伯主管，他经常是一连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还会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没时间吃饭。谁叫也不听，连七妈去劝也不行　这时，咪咪便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她像只小猫一样没点声音地走进办公室，她一句话也不说，拉着伯伯的手就使劲往外走。伯伯非常熟悉这个“无言”小侄女的威力，她太小，讲革命道理，她不懂，她微笑，你发脾气也不忍心，惟一的出路，只有乖乖地跟着她起身。可以说是“百战百胜”。我听护士王力阿姨说过，最叫绝的一次，还有一张照片为证。
那是１９５１年５月，朝鲜战场的事十分紧急，伯伯连续工作了整整二十多小时。天将拂晓，七妈起床来到伯伯的办公室前，见他还没有休息。长时间地在室内伏案工作，对已经年过半百的伯伯身体太不利了　七妈灵机一动，让值班的王力阿姨去搬“救兵”小咪。王阿姨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小咪可是睡得正香呢　
“小咪，好孩子，快起床，公园里的芍药花开了，阿姨带你去看花　”
小咪闭着眼睛直摇头，嘴里嘟哝着：“我困，我要睡　”
“哎呀，不光你一个人去，你伯伯也去，快醒醒，阿姨给你扎个大蝴蝶结。”
一听伯伯也去，小咪仿佛立即明白了自己还有“抓俘虏”的责任，也不再往床上赖，顺从地让阿姨给自己穿上衣服，还乖乖地让阿姨给自己扎上一个粉红色的绸布蝴蝶结，只是“瞌睡虫”还粘在她的身上，眼角上还有颗白色的小眼屎。
小咪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让王阿姨牵着小手到了伯伯办公室的门前。“小咪，你去跟伯伯说你要到中山公园去看花，去吧。”王力阿姨说着把小咪推进办公室。
小咪进门不用敲，走路没声响，她走到伯伯身边，也不看伯伯在忙什么，拉起伯伯的手就往外走。“伯伯，咱们去中山公园看花吧。”小咪央求道。
“小咪，我还有工作没搞完，再等半小时。”
小咪毫无商量余地，执意往外拉。
瞧着穿戴整齐的孩子，头上扎得十分精美的蝴蝶结，却眼泡略肿，神态木讷，直打哈欠，伯伯明白事情的真相了。他走出办公室，在回廊里问道：“小咪，就在院里走走，好吗　”
小咪摇头，拉着伯伯直往大门口走，出了里院大门，汽车已经发动，卫士长、护士都含笑迎了过来。伯伯伸出手点着王阿姨带着笑说：“小鬼，你点子真多　”
望着远去的汽车，七妈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中山公园盛开的芍药花旁，伯伯拉着小咪的手，一边赏花，一边讲牡丹花和芍药花的故事，小咪眨着眼睛直点头，第一次分清了牡丹花与芍药花的不同。随行的一位摄影师，不记得是侯波还是谁，抓时机立即按动了快门，把这一瞬间凝固成永恒。
我与妹妹小咪相差７岁，刚进中南海时，我１２，她才５岁。１９４９年因为刚进城，中南海里还没分什么甲区乙区，我开始又是住在丰泽园，与李敏、李讷等孩子一起，在中南海里到处跑着玩时，小咪还未来北京。有时星期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这帮孩子也跑进去玩。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毛泽东伯伯、朱德爹爹、刘少奇伯伯和我伯伯跳舞，于是，我们几个小姑娘就在白天找有空的叔叔阿姨学跳舞，到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时，也去排队凑热闹，大着胆子下舞场了。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声中随波荡漾；我与朱德爹爹跳舞，却总有当了“白军”的感觉，朱爹爹到底是总司令，音乐一起，他便笑吟吟地大踏步前进，而我只有后退再后退的权力，无法发挥自己学来的花步；刘少奇伯伯的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不是我偏心，如果在这些国家领导人中选交谊舞“冠军”的话，恐怕非伯伯莫属　我始终认为，我伯伯的舞姿最叫棒，只要伯伯一到场，他几乎再没法在场外落座。他笑容可掬，风度翩翩，舞步娴熟流畅，舞姿优雅大方，尤其是跳“快三”时，他能带起舞伴轻快旋转，满场飞舞。
伯伯没有固定的舞伴，但他有自己的挑选。他事忙，常常是舞会开始一会儿了他才赶到。一进会场，他总是先请舞会上的“大姐”们跳，然后再与舞场内的年轻文工团员们跳。无论请谁跳舞，他总边跳边聊，笑声不断。我挤在人群中排队，好不容易轮上我，伯伯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迈着轻松轻快的舞步融入舞池，“乐感挺强，跳得还行”，伯伯在我耳边轻轻地夸奖了一句，只是还没等我飘飘然，另一句话又跳进我的耳朵：“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与我跳。”我懂事地点点头，心里却觉得太不过瘾，可也没有办法。
越到舞会的后半段，希望与伯伯跳舞的年轻姑娘们越多越着急，常常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看看快到结束时间了，排队等候的人还很多，伯伯便带上一个姑娘在舞池内转一圈，送回原位，再与下一个姑娘跳一圈，如此一人一圈，保证每一个姑娘不失望空等。
有回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文工团员等了很久，好不容易轮上与伯伯跳舞，不知是因为太兴奋还是太紧张，平时舞步轻盈的她，上去便脚步慌乱，不断踩伯伯的脚。伯伯越说没事，她心里越紧张，脚下越找不到点儿。她羞红了脸，只跳了大半圈，便对伯伯说：总理，我实在跳不了。正好有位心急的姑娘迎了上前，她紧咬嘴唇，落荒而逃　
伯伯又与几个姑娘跳了几圈，我注意到，每回舞曲间隙，伯伯的目光都在人群中寻觅，终于，他离开排队等候与他跳舞的姑娘们，自己走到一个角落，请出一位姑娘。正好是“快三”的曲子，毛伯伯、朱爹爹、少奇伯伯等许多人都坐下休息，舞池里的人数顿减，舞场显得宽敞了许多。只见那位姑娘随着伯伯的舞步，时而如春风般轻快旋转，时而如湖面上起伏荡漾，两人配合默契，舞姿优美，吸引了众多赞叹的目光。我跟着叔叔随着舞曲，正好转到伯伯近处，只听伯伯笑着对自己的舞伴说：小同志，我就知道你会跳好的　
我不认识这位姑娘，但我注意到她清秀的大眼睛里闪动着晶亮的泪光，噢，我突然认出来了，她就是刚才跟伯伯跳了大半圈便离开舞场的那位年轻姑娘　只不过此时她的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刚才那样沮丧，可现在，漂亮的脸蛋上挂满了灿烂自信的笑容……
这是发生在伯伯五十多岁时的一件小事，十多岁的我记住了，但是，只是在四十六年之后，在伯伯百年诞辰前夕，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件小事的深刻意义：
为纪念伯伯的百年诞辰，由我们亲属和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起拍摄了一部大型艺术专题片《百年恩来》。为了加强编导力量，剧组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请来一位十分擅长拍摄专题片、在国际上也拿过大奖的著名导演李娴娟，听说她原本手头片约有好几个，只要愿意出马，片酬十分优厚。可她一听说拍《百年恩来》，连片酬多少都没问，立即投入剧本的研究和分镜头本的编写。我与她不认识，却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总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那天午饭后，剧组的几位编剧、顾问一块聊天，有人问及李导，为何高报酬不去到这来　
李娴娟眼里闪烁着泪光，很真诚动情地说：“说实话，我是为自己来的，是为我自己还一个多年的心愿。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在紫光阁与总理跳过一次舞，平时我跳得挺好，可等我排队轮上与总理跳舞时，心里像揣了一窝小兔，老踩总理的脚，只跳了一会儿，我脸涨得通红，再没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