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通讯社 吴建芳、杨生华报道）
许嘉璐院长在文化沙龙上作开闭幕式致辞
兰华升执行董事代表中国文化院致辞
艾克先生主持两岸四地文化沙龙
2013年11月6日至7日，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文化院主办，由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承办的首届“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活动在福建福州举行，两岸四地在文化界具有代表性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沙龙活动。这次活动以“探讨中华文化、凝聚发展共识”为主题，主要就四大议题即“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代华人的文化精神”、“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进行研讨。会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与会者关于中华文化发展方略的八条“福州共识”。
本次活动邀请到两岸四地在文化界具有代表性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与沙龙活动，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有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教授韩秉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晓峰、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刘登翰、华侨大学副校长张禹东、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主任王博、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施炎平、中国海峡文学艺术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学、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际岚、福建行政学院教授林怡、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主编宋喻、青岛老舍文化研究会研究员周建彩、中华能源基金董事局委员中国文化院执行董事张治中等；来自台湾的有王道旺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苏进强、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理事长陈若曦等；来自香港的有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潘耀明，中国文化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芳等；来自澳门的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咨询委员李观鼎等。
以下为“中华文化发展战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活动详情：
1、许嘉璐院长开幕致辞：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许嘉璐
文化发展需要方略，两岸四地齐心研究
——“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开幕致辞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许嘉璐
其实我不过就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到现在执教54年，如此而已。至今我还在努力地学习有关文化的知识。五天前我从台湾回来，在台湾参加了几个活动，其中学术性较强的有：由“中研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太平洋基金会主办的“中华文化与企业的经营”研讨会，最后一代衍圣公、民国后成为祀奉官的孔德成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以及一场有关儒学的研讨会，从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对从古今贤哲对社会的教导有了更深刻的领会。所以，“学不可以已”，用周总理的话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有关这次文化沙龙的宗旨和筹办这次沙龙时的思考，汪澍和兰华升两位先生在致辞中都已经做了说明。这次沙龙无疑地又是我学习的一个机会。作为这次文化沙龙的参与者之一，我说说我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要举办两岸四地的文化沙龙？举办沙龙，在我和兰华升先生以及其他朋友闲聊中曾经提到过，没想到就成真了。当时我的想法是，中国文化院的宗旨是“弘扬华夏文化，和合世界文明”。到纽约办尼山论坛，在北京办尼山论坛，大批国际朋友来，这就是在“和合世界文明”，而其基点是当前中国亟需振兴民族文化。这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当今的时代是人类的危机时刻。人们比较关注本国的和世界的环境、资源、社会以及经济（特别是两次金融危机）等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背后，根本性的问题是文化。我们不能不否认现在弥漫在地球上空、占着绝对强势的是西方文化。这一文化是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基督新教促成的。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之后，从哲学上说是从笛卡尔之后逐渐形成、从20世纪后半叶到现在更加强化介入经济全球化及现代科技发展的物质崇拜、工具理性和价值中立。就是这一其实已经异化了的希伯来文化，造成了今天的种种问题。在这时，西方的智者，包括学者、思想家和宗教家开始意识到西方要从东方（具体说是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否则人类随时有可能引起一场灾难，甚至可以彻底毁灭。具体的事例就在我们眼前，例如中日之间的矛盾，一旦擦枪走火，这种灾难就不局限于中日之间，有可能扩散到东亚、亚洲甚至全世界；又例如最近爆出的美国监听丑闻，这在和平时期只是监听，一旦遇到紧急状态，这就是杀人的工具，既然可以监听，就可以定位，用无人机精确制导，进行“斩首行动”和屠杀，只要导弹落在具有实力的国家，就可以引发一场混战。既然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把头转向东方，想从中国古老的智慧中吸取探索人类未来之路的营养，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两岸四地的学者自然应该有所担当，还应该加强交流，逐步取得更多的共识，齐心合力，挽救世界。但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只是世界的一员，而五千年的文明证明了一点：中华文化的智慧是宝贵的，是有别于后来所产生的一些文明，它更适合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提升。
第二，中国自身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首先不能不承认，垄断着世界舆论、思想，或者说控制世界绝大多数人灵魂的，既然是物质崇拜、工具理性和价值中立，我们也不能不受其灾。今天在两岸四地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如果抛开现象看其实质的话，不外乎就是中华文明与希伯来系列文明、现代文明等其他文明的一场博弈。祖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虽然现在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也开始在海外投资，那不过是开始要富，还没真正的富，更不能谈到强；有钱只是富而已，富未必强，富未必贵，强与贵的支撑就是文化。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一位中老年先生，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和旧皮鞋，到咖啡屋要一杯咖啡，在那里看报，进来的人有的一看到他会先对他致意，他也会很绅士地回礼。原来他不是亿万富翁，甚至过得有些拮据，但他是勋爵，有他家族品格的传承，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无钱而贵，足以引起世人的尊敬。
人生的价值、精神的价值从来不是中立的，可是我们百年来一直受到“西学东侵”的折磨（我不用“东渐”，因为它不是渐渐来的），这种折磨在今天尤其显得痛苦。只有我们文化强了，国家才强，民族才强，我们才能摆脱这种折磨。另外，祖国尚未完成统一，“完全的统一”应该是两岸四地形成一个整体。虽然两岸的人民一直在努力，形势也越来越好，但我们知道，祖国的完全统一还需要时间，不能性急。当一个家庭有些钱了，家里有很多的文化宝贝，但弟兄还不和，还在分居，外人怎么看这个家庭？恐怕不能说这个家庭是楷模。“家和”才能“万事兴”。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经验证明，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最持久、最坚韧、任何外力无法摧毁的纽带，就是文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两岸四地联合起来共同探讨我中华文化的发展，表明我们具有炽烈的热情，也有非常坚实的理智及基础。要让中华文化成为两岸“金刚不坏”的纽带，让它更加坚韧，更加粗大，就离不开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发展和创新。所以我们会议题目在斟酌后将“中华文化发展方略”放在前面，即是说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财产，今天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决定了需要弘扬、发展和创新中华文化，需要两岸四地一起坐下来研讨。当然我们三十几位专家坐在这里研讨，不可能一呼百应，但逐渐研讨下去，让它成为两岸四地文化人的热点话题，我想是可能的也会有成果的，能造成两岸加强文化交流、港澳和内地加强文化联系的一种“势”。
第三，扭紧文化纽带，共创文化繁荣。在两岸之间有多重纽带，现在最热络的是经济纽带，但经济是漂浮的、忽起忽落的。中国大陆到台湾的投资容易受到限制，额度很小，台湾到大陆的投资已经是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绝大多数台商在大陆盈利了，和大陆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可是别忘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如今受制于世界的经济形势，如果美元成了一张废纸或近同废纸，再次爆发金融危机，我们大陆和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受到重创，那时台企就面临着半停产甚至停产，贸易减少，港口可以罗雀。两岸经济纽带会变得松弛。另一个纽带——政治纽带。我们现在安安静静、和和睦睦、思考辩难，五十五年前两岸炮声轰鸣时谁曾料到？二十年前，谁能想到海峡两岸“三通”会说通就通？现在每天往返于两岸的航班九十多，马英九先生说还不够，桃园机场、松山机场在谋划如何扩大；谁能想到今天我们的餐桌上就有一些是台湾的农产品？即使能实现政治互信，那也只是一时的，政治不断在变化，我们需要小心呵护，不希望走回头路，但谁也不能保证。军事也是一种纽带，两岸退役将领不久前共同提出两岸军队应该配合起来保卫祖宗留下的疆土和海疆，现在这还是一种愿望。军事随着政治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我们的子课题，也就是三场的论题：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代华人的文化精神，都围绕着刚才我所说的主题。这就是说，思考中华文化发展方略，必须弄清楚我们深厚的渊源，这是祖宗留下的遗产。我们需要破解一个问题：农耕时代的文化理念是否适合后工业时代？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时时见于报端。另外，两岸四地在全世界据说有五千万到八千万华人，作为中华民族子孙，在远离“唐山”的地方，反而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中华文化。只有全球华人都来参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想中华文化的振兴才能指日可待。因此可以通过文化沙龙，凝聚两岸四地文化精英，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为最后形成中华文化发展方略的共识献计献策。
作为中国文化院院长及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我就想说说对这次会议题目的解读供大家参考，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在发言中点明,进行批评指导，谢谢！
2、中国文化院执行董事兰华升开幕式致辞全文：
兰华升执行董事代表中国文化院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这金秋时节，我们相聚在历史名城——福州，共同见证“中华文化发展方略 两岸四地文化沙龙”这一盛会，共同探讨中华文化，凝聚发展共识，促进中华文明在两岸四地的传承、合作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文化上的沟通与凝聚。
这次的文化沙龙是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与中国文化院共同主办。中国文化院是由中华能源基金设立的非赢利的文化发展促进机构，由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担任院长。今天，本人十分荣幸地受许嘉璐院长的委托，代表中国文化院董事局致辞。同时，我也带来了中华能源基金董事局主席叶简明先生的问候和祝福！
在许嘉璐院长的领导下，中国文化院以“传承华夏文化，和合世界文明”为宗旨，采用“8+1”合作模式，与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长城学会、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爱国网等组成联盟，汇集各方智慧，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与研究，以文化产业为支点，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繁荣，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和合发展。
去年我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进行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深刻影响。今年8月在香港举办了以“国学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复兴”为主题的“中华国学论坛”；10月刚刚在北京主办了“北京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信仰?伦理”为主题，进行了不同信仰和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过几天还将在北京举办“儒释道融合之因缘”研讨会，多角度地思考儒家、道家和佛家融合之因缘，总结经验，发掘智慧，把中国经验介绍给世界。
此外，中国文化院在“中医”和“茶文化”两大领域也开展了相关文化推广活动。9月在北京举办了“中医养生论坛”，还计划在普洱、武夷山、纽约等地举办系列“国际茶文化高峰论坛”，分享中国茶道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内涵。
当然，我们也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推广国学，弘扬中华文化。中国文化院有杂志、出版社、网站作为阵地，来进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进行国学推广和文化弘扬。我们出版有季刊《国学新视野》和系列高端文化书籍，“中国文化院”网站也全面报导世界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成果、报导两岸四地国学研究成果和世界汉学动向、报导两岸四地中华养生尤其是中医养生和茶文化方面的活动和发展动向。
当今时代，以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不同文化之间融合与冲突、竞争与合作并存。如何加强文化融合与合作，怎样应对文化冲突和竞争，成为每个民族不可回避的课题。文化软实力决定民族竞争力，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复兴是两岸四地同胞的共同愿景，中华民族复兴需要中华文化复兴，两岸四地承担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也肩负着创新发展中华文化的崇高使命，理应共同应对国际文化的竞争挑战，共同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使之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3、“第一议题：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专家发言摘要：
张帆（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
全球化时代全球的文化也进入了竞争的局面之中，如何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至少在我们国家，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这个关系中间，文化成为交锋的前沿。这并不奇怪。这涉及民族的构成。
何谓民族以及民族如何形成，学者具有各种观点。但是有一点恐怕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文化通常决定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我们如何向文化上的陌生人表述自己呢？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将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内容。民族共同体就是因为这些内容而生活在一起。这即是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具有各种范围，家乡，母校，信仰，兴趣爱好，风俗习惯，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化认同的标准。民族文化是一种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文化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特别是遭遇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文化圈的时候，这种凝聚力会表现得更为强大。
相同的理由，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未来民族之间的冲突原因不一定是政治或者经济，不同的文化将构成冲突的原因。这种观点被表述为“文明的冲突”。他们认为，冷战的背景消失之后，文明的冲突可能是世界的最大矛盾。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儒家文明之间都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分歧。也许，这将是未来战争的理由。总之，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必须指出的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由来已久。持续的争论并没有达成共识，思想没有进展而对立情绪不断地积累，以至于貌似激烈的交锋多半只有正反双方的观点钟摆式地来回变换。从强调“走向世界”到周期性地返回国学热、读经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怪圈。当然，这种争论总是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许多历史学家将五四时期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是一个重要的理由。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众所周知。然而，今天有不少学者正在对此作出检讨。他们认为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斩断了民族文化之根，贻害至今。这个意义上，国学热或者读经热不过是给年轻一代补补课。在我看来，必须意识到，鲁迅这一代人的选择以貌似悖论的方式出现：一方面，他们援引西方文化资源来反抗西方文化殖民；另一方面，他们以弃绝传统文化达到与民族国家的认同。他们觉得，传统文化已经彻底腐烂。不是毁弃一切，凤凰涅盘式地重建一个新中国，那将是毫无出路。他们的做法看起来如同悲愤的孤注一掷。这种选择一旦失败就再也没有任何退路。看得出来，他们的决绝背后依据的是他们对于历史的判断。
这种历史判断今天是否仍然有效？这涉及如何认识当今的历史特征。考察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全球化是许多人使用的一个术语。种种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和发达的交通系统正在将全球联成一体。然而，这对于文化意味了什么？正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文化同质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
美国文化正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全球，高科技支持的传播系统以及文化产业产生的巨大利润成为这种文化覆盖的强大帮手。这绝不是一件好事。众多文化品种的消失如同生物品种的消失一样可悲。各种看待和理解世界的眼光、价值观念、信仰、生活理想统统退入了历史博物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一种文化的独断不仅是没有活力的，单调乏味的，而且是危险的。如果这种文化的挫折就可能导致世界的分崩离析，这肯定是一种不安全的局面。因此，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共存以及相互平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换一句话说，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仅是对于民族的，也是对于世界的。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国度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
尽管如此，我们要做的事情绝不仅仅是背对世界，沉醉复述先哲的格言。今天，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远为复杂。在我看来，形成这么几点认识是很重要的：
一、真正的民族文化要用于面对全球化的世界，用于面对现代社会，参与各方面的对话，甚至是竞争和交锋，并且在这种对话、竞争、交锋之中确认和展示自己的价值。中华文化传统之深厚，主题之深邃，完全有条件在对话之中呈现出特殊的光辉。完全退出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这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当然，需要一批学者严谨地研究何谓国学，从义理、考据、词章等方面阐发传统的经典，但是仅此远远不够。保卫民族文化的一个目的即是，提供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引入并且使之活在当下。
二、总体上，保卫民族文化不是亦步亦趋地复制古代文化。哪些古代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正统楷模，或者用一些人的习惯用语——哪些是民族文化的“本真”？先秦的还是唐宋的？儒家还是道家？这些论争还可以继续，但是，还可以有另外一些思考方向。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文化是阶段性的持续积累，而不是从某一个固定的文化圆心不断扩大。怎么能要求《论语》提前给出指导网络文化或者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呢？事实上，原点式的文化圆心并不存在。每一种成功的文化，都是当时的人们应对、适应、改造、征服自己生活环境的产物。文化的动力是横向的，与环境互动之间产生，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起点。承传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起点出发。这意味着每一个时代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问题域，同时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解决这些问题。这即是民族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价值是与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体现为单纯地复述经典乃至抄袭古人。
三、遭遇外来文化，接纳或者拒绝外来文化，必须区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是否构成了压迫关系。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这是正常的，而且是彼此沟通、交流的理由。没有理由生吞活剥“后殖民”理论将一切外来文化统统斥为居心不轨的侵略。“后殖民”理论时常深刻地揭示隐藏于文化交流——包括文化市场上的商业性竞争——之中的权力关系和压迫关系。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将所有的外来文化一律地形容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宪兵。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生活于当今世界，外来文化已经是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简单地统计一下现代汉语之中多少词汇是由英语、日语、俄语转译过来的，我们就能够想象文化环境之中外来的成分占有多大的比例。因此，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仅仅是一种文化恐惧症，我们不可能继续把自己安置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里。
我们的现状是，我们的周围存在许多思想资源，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现成的模式不存在。这一切无不表明，民族文化的重点不仅仅在于过去，更在于民族的今天。集聚整个民族已有的智慧，立足于今天的环境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包括创造性的转换，学习古人的各种思想，包括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这将是我们未来的重要工作。
稳定与弹性：一本多元的文化格局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
在我看来，一个良性的文化格局，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秩序，第二个条件是活力，缺一不可。
秩序和活力之间的结构在历史中间，或者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间应该是在调整的。这种调整也许会在不同的水平上进行，也许会体现出某种大的趋势。比如就社会治理来说，我个人觉得，一个弹性越大并且能够保证某种秩序和稳定的社会那一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中华传统文化格局，从宏观角度来说是一本多元的。“一本”就是经典，而这种经典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宋代；第二个阶段是从南宋的末期或者从元代开始，元明清这段。前一段的经典基本上是以五经或者六经为主，作为标志。后一段的经典基本上是以四书作为最核心的内容。不管怎么样，五经或者六经以及四书在这两个阶段里面保持了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可是如果同时看整个中国历史的话，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民间社会从一般文化到信仰，保持足够的活力和弹性，呈现出多元的格局。比较早的时候的诸子、汉代的班固。最著名的，作为私学的儒家。像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像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农家、杂家等等各种各样的学派，在民间以非常广泛、自由的方式存在，并且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同时也是一种反思和批评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东汉有个人叫王充，他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从政治和社会的大的方面来说。第二句话从文化来讲，“知经误者在诸子”，也就是说知道经典传统有什么过失的，在诸子的多元力量。多元力量是一种思考、批评，同时也是见识性的力量，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整个中华文化的格局，是这种多元的传统在民间并存的格局。
有一次我去安徽亳州的道德中宫，正殿供的是老子，配殿供的是观世音菩萨，在很强宗教传统的地方，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南岳大庙，我听说，也是佛教和道教共同管理。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民间社会里面多元的一种思想世界、文化结构的最好的、最形象的一种证据。
但这并不妨碍“一本”经典的位置，经典基本上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对世界的理解，很多时候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基本上是经典、主旋律所提供的。但生活中随时随地呈现出的自由度、创造性很多时候是多元的诸子所提供的。诸子后来就逐渐地演变为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两个最大的传统，一起构成三位一体的格局。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三点：一是权力和民间社会的关系，二者保持一种连续性，同时也保持一种差异性。这种连续性是权力对民间社会的一种控制，就文化上来说主要是通过教化所展开的控制的方式，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展现的非常清楚。这种教化最主要的方式是教育和科举。教育是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内容，科举是允许什么样的人进入权力世界，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唐太宗看到许多青年人进考场时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这是权力和民间社会的连续。权力通过这种方式对民间社会产生影响。可是差异性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权力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一点要很清楚。中国传统社会很清楚，权力基本上到县一级，县以下民间社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家族，通过地缘共同体，有五缘文化，有亲缘、地缘。亲缘、地缘在很多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社会与权力在连续性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这种自身特点让民间社会保持了自己的活力，自治的能力。当权力被破坏的时候，例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乱世，它有自我治理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
二是民间社会内部的多元性在中国传统社会非常清楚、明显，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信仰、民间宗教，不同家族组成的共同体都构成了民间社会内部多元性的重要基础。
三是意识形态的更换，即意识形态本身的变化，在类似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下，意识形态是否可以发生某种变化？从中国传统上来看的话当然可以。从五经到四书经典的变化，在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所发生的变化。比如汉初汉武帝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道家到儒家传统的变化。这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一本多元文化格局的叙述。
最后提三点思考。第一点，一个社会弹性越小，稳定性越差。最好的例子是法家和秦政。法家是一个在瞬间可以迅速积累起能量的学派，它适合于一个革命性的、处在某种特殊时期下的政党。法家的成功与失败都源于它这样的个性。它能够成功地帮助秦国扫荡六国。它的失败在于，秦帝国的政治维持了十五年，最后被两个民工打垮了，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没有弹性，太僵化、太死板，没有给人喘息的空间。法家的思想不给生命提供任何柔软的东西，比如情感、伦理、宗教在法家里是没有的。法家里只有干瘪瘪的秩序，并且是以一种强加的方式赏罚。
第二点，儒家在历史上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是它提供了一种稳定和弹性，秩序和活力之间相对比较均衡的模式。换句话说，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是这个学派十分重要的一点，另一方面，儒家对人性的关照，对于人情的重视，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家国天下）的尊重。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的成功在于它扎根在中国深厚的土壤里。
第三点，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稳定所允许的弹性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趋势。从世界上来看是如此，从中国建国五十四周年来看的话也是如此。
最后我想用两个卦象来做一个小的总结，这两个卦像是泰卦和否卦，周易里除了乾坤之外，我们最熟悉的两个卦。最初看卦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吃惊和诧异的。否卦看起来很正，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这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结构。可是周易将之称为“否”，就是闭塞不通的意思，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弹性的社会，只有闭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衙门就是衙门，庶民就是庶民。福州共识中提到精英与庶民一起，这就很好。否卦太强调秩序模式、稳定模式。泰卦是天在下，地在上。我将它称之为流行中的定位，定位中的流行。稳定中的弹性活力，活力中的秩序和稳定，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才会通向泰和。故宫六个大殿，周易的一卦六个爻，泰和中和保和，这是核心价值。看几个宫殿，干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就是泰卦。
陈若曦（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理事长，台湾大学驻校作家）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世所公认。当今世界骚乱频仍，地球危机四现，我们海内外的华人应当努力宣扬中华文化，既自救也救人。我们凭借的是祖先文化的精华，即仁爱、包容及和谐；尤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更是解决地球生态危机的不二法门。
“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不正是庄子说的“天人合一”吗？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我与大自然合一，和平共处，不讲征服、被征服。老子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无私、仁爱的理念。正因为我们祖先有先见之明，有优良文化，我们现在更以身作则，务求在文化上，尤其是生态保护上，为全球做出表率，证明中华文化优良且日新又新。
众所周知，地球生态的压力之一是栖息地的改建和破坏。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村保守了广大的耕地和绿地，若为了加速工业化而提倡农村城镇化，土地一旦破坏，就永远恢复不过来矣！半世纪来，很多人羡慕美国式生活：高速公路、私家汽车、宽阔住宅、冷气、游泳池等等，五年前就有调查报告了，若人人都过美式生活，那需要六个地球；今年更糟了，估计要六个半地球！五年就流失了半个地球的资源，生态破坏多迅速呀！
如今提倡“慢活”、“乐活”，要大家放慢生活节奏，城市生活农村化才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表现。先进国家都在努力打造环保和再生能源计划的城市，譬如加拿大全国就打造了许多节能又低碳的组合屋，鼓励民众居住。中国已在上海崇明岛的东滩打造了生态村，另一个在保定市。希望海内外的华人多多来催生这一类的村庄和城市。中国人口近四十亿，若每省都有节能减碳的绿建筑城镇或村落，将是全球的模范，对保护地球生态贡献大了。
讲到节能减排，根据联合国2011年的调查，台湾人均排碳量居全球第十七名，高于大陆、日本和韩国，居亚洲第一。我也很希望华人都来关心、督促台湾。
中华文化又以饮食文化和养生文化著名，为了保护生态，我们呼吁禁食熊掌、鱼翅、燕窝、冬虫夏草等等。
中华文化包容了多民族的传统文化，多彩多姿；尤其少数民族的部落建筑，更加珍贵。为了发展旅游观光，常常喜新厌旧，以新的传统式建筑取代旧的，殊不知商业化的后果往往是死路一条；缺乏历史积淀的新建筑，如同缺乏生命历练，只会显得肤浅甚至虚伪。旅游和传统保存一定要相辅相成，宁可修旧如旧，如此才可长可久，也即永续经营。
发扬中华文化可做的事很多，但环保和生态保护特别紧迫，至盼世界华人一起努力。
近三十年中中华文化的南下和北上
徐学（中国海峡文学艺术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两岸文化的交流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交流和融汇之中，我们也在寻找什么是中华文化未来的路线。
1979年之后，大陆可以见到台湾或海外的作品，但此之前也并非全无交流。上个月见余光中先生，谈起说你当时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对文化很有信心。余光中先生是一位天文爱好者，他写了一首诗叫《欢呼哈雷》。哈雷彗星多少年才来一次，他观测了哈雷彗星。诗中写道，下次你再来临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民族文化像长河一样还是滚滚向前。我问他，当时你是在香港，当时左派到宅批判你，说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么经得起我工农兵的大铁锤”。你为什么还会有民族的信心，文化的信心？在两岸隔绝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将来我的读者是在大陆。台湾很多人在十年浩劫的时候，就对中华文化非常有信心。随着开放之后，即我所说的南下，海外华人感受到改革开放也就是中华文化一种生命力的体现。终于要凤凰涅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海外文化界就进来了。最早是歌曲，大家知道邓丽君，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对邓丽君的作用，我们现在才慢慢发现。纪念邓丽君的时候，连蒙古歌手腾格尔都说小时候经过礼堂听到邓丽君的歌曲都惊为天人。我们想到邓丽君会影响到许多女歌手，没想到对男歌手、对作曲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琼瑶、古龙、金庸等等就进来了。这些歌曲也好、文学也好，其美学价值不一定是十分高明的，但是为什么会对大陆有这么大的轰动。当时的疯狂正是我们文化干枯干渴的一种表现。他们有的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传播，而是一种启蒙。后来台商进来，其营销、管理、世界通道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出版、音乐、舞蹈……还有就是宗教方面影响非常大。现在义工影响非常大，小区营造、教育，包括学前教育。
为什么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传统文化保护的好，二十年前，它的文明程度不像今天这么高。现在文明程度提高很多，在传统文化方面，他们找到许多和现在文明结合的面向。他们懂得在世界上观察一些先进的国家怎么做慈善，怎么做福利，怎么做环保，怎么建设自己的家园，这都是很值得大陆去思考的台湾经验的大陆意义，当然也有大陆进步中的台湾机会，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今天在这里讨论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觉得很庆幸。回顾百年之前，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我们挨打、挨饿、挨骂，但是通过八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我们刚柔相济地解决中印、中苏争端，甚至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我们今天基本摆脱了挨打的命运。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后，在海外的资金、经验、技术大力支持下，我们基本摆脱了挨饿的命运。
但是我们还是在挨骂，而且骂的声音可能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周边的国家，包括我们老百姓。这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怎么摆脱挨骂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实力都是硬文化，而文化实力才是软文化。中华文化、华夏文化曾经这么辉煌。
经过这么多年的两岸文化交流，海外文化交流，有一些观念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什么地方是中心，什么地方是边缘。中华文化的中心在哪里，边缘在哪里？二十几年前，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两岸作家第一次接触。余光中先生做了一个主题报告《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是上游和下游互相影响，中央和边缘互换。
我们中国人喜欢纯粹的东西，骂的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杂种。最近我接触到一个做基因库研究的朋友，他专门在研究客家人、闽南人、华人的基因，他发现不管自称是中原的基因也好，从中原来的也好，其实在你的血液中间已经混杂着很多蒙古人、畲族人、苗族人、瑶族人。我们今天可能要改变一个观念，杂种才是好的，混血才是厉害的，移民才是有力量的。一个移民从千里之外到新的定居点，一个家族的迁移必须要有组织力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能生存下来要有非常强的开拓力量。移民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可能是文化再生的新的增长点。
以前我们常常认为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离这个地方地方越远越是不开放越是边陲。但是现在发现在黄河流域消逝的许多东西要在香港、台湾、海外找回来。我们会想到，如果祖国大陆的中华文化是根，海外是花和叶，花和叶必然离不开根，花和叶也会反哺根。两岸四地的文化在交流中才真正产生它的生命力，我们要以更开阔的心胸去接纳它，特别是一些另类的，我们不太习惯的新的文化。
张晓风（台湾著名作家，台湾阳明大学教授）
说到文化，我们究竟对自己的文化有几分的尊敬，几分的爱慕。至于尊敬和爱慕之后，我们要怎样去对待它，这是第二件事情。
经常我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它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也不见得那么羡慕它。我们觉得中华文化算什么，要扔就扔吧，无所谓的。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到任何地方捡到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把它来代替。包括鲁迅都有这样的心态。不过我给鲁迅那一代人以善意的解释，就是他们那一代像是小孩子刚刚长到了13岁，到了他的叛逆期，叛逆期的表现就是那个样子，但是他是成长的一部分，我们就原谅这些叛逆的青年吧。如果鲁迅活得久一点，他可能不是那么想，其实包括李光耀也是这样。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羡慕华人的文化，越往后他越觉得不对，这个东西可以拿来给所有的在新加坡的四个族群来分享。他并不是因为是华人便华人本位，只是把好处分享给印度人、马来人以及其他外来的弱势的族群。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回到正常的，而不是13、14岁的叛逆期的青年的那种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应有适当的尊敬。
在这里我举了一些字，这些字都有哲学的意味。虽然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比如“川”这个字就是象形，水怎么流。可是“川”的里头加上三个点就变成“州”了，有了州，在茫茫的河川或是大海里，那一个点就是州。有时候不得不说台湾、大陆岛屿这些字眼，可是所有的大陆不都是岛屿吗？所有的岛屿不都是大陆吗？都是一块水中的土地。茫茫的海中，让我们可以很谦虚的在上面活着。为什么要很谦虚呢？因为海水上升，岛屿可能就没有了。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承受上天的恩惠在这里活着，就在这片土地上好好地活着，创造美好的文化，跟全世界的人分享，如此而已。
我觉得“册”字的象形漂亮的不得了。一个竹简。前些年在湖南一个井里还挖出吴国时代的一个册页，中间用一个绳子串起来。竹简加上牛皮的装订，画到这么细致。我看到这个字就想到在台湾南北部的读法。“册”下加一个木头，架两个腿，把这个书给搁高一点，这就是家里最重要的典籍了。这就叫“典”。我们现在说要恢复经典、提倡经典，就是这个家里宝贵的数据。
“血”字右下方的是摩梭文的“血”，他们也是象形字，就画成这个样子。流下来凝结住了就变成一个小点，这就是血的特色。他画的相当好，但汉民族画的就更高明了。血为什么不画成血管里流出来的，却画容器里的血呢？因为在创造字的时候，已经把它作为祭典里一个重要的东西。杀了牛羊，将血供给天地。这里面有赎罪的意味，牺牲牛羊，请天地饶恕我们。这有宗教祭典的意味在里头。它画的不是生理上的“血”而是文化上的“血”，实在是了不起。
同样的“坐”字，我也把摩梭文的字放在旁边，就像是一个喇嘛盘腿坐着。可是我们的“坐”比较有意思，中间一个土堆，坐了两个人。坐一个人就能坐了，为什么要两个人？汉民族太勤劳，一个人坐下休息划不来，朋友来了才坐下来喝杯茶。“坐”字里有种人情在里头。
至于“武”、“信”呢，也许各位比较常接触这两个字。其中“武”是止戈为武，用现在话说就是恐怖平衡，我只要军备我不打仗。我作为强国，说你们俩别打了，他们就不打了，这叫止住别人的干戈，这就叫做我的武力，不是真正打仗。至于“人言为信”，华夏人从来不知道要定了契约才是“信用”，说了话就是“信用”。人言就是“信”，说了话就得算话。
摩梭文的“贫”就是一个人穷了，也不讲究了，披头散发的。可是我们的“贫”大有意思在，即“分贝”。分钱了，不合起来用，分开来用。在处理抽象的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
人和人有一种关系叫“从”，长官在上，我在后跟从。有一种叫“比”，两个人关系比较平等。“北”是两个人背对背，字的结构就是两个人站着背对背。至于“并”就是两个人站立，属于平等的关系。在平等的关系里，“比”跟“并”也不一样。
“仁”跟“化”也是很有趣的，“仁”就是人加上多重的人该有的关系。至于“化”，从甲骨文、经石文看，甚至小篆都可以看出是一个倒着的人和一个正着的人。你要教育一个人，是要花很大力气的，拗着他的本性，变化他的气质。
字那么多，举一些例子。接着说词，两个相反字组成一个词。西方他们会另外创造一个字，比如温度，气温。我们不这么说，我们说今天冷暖如何。我们对事情的考虑永远是正反然后合一，不另外造一个字，而是利用原来的字。副词可以说动静怎么样，是非怎么样，褒贬怎么样，成败、恩仇、祸福、得失等等。或者这人不知好歹，有的副词有偏义。至于名词，说这个人功过如何，包括了功和过。至于量词也是有着有趣的形容的性质。
美国诗人康明思（e.e.Cummings,）的诗，月亮“moon”中的“o”一定要画成圆的。蚱蜢(R-p-o-p-h-e-s-s-a-g-r)跳来跳去，落叶(Leaffa)垂直而下，他一定要追寻跟中文一样的英文中的视觉美感。至于庞德，干脆将中文(尧、舜、
禹、皋、陶)写入诗中。日本神户大学的山鸟重医师有一位病人，是位中风的木匠，他忘记了所有日本的字母，但是却记得汉字。这个现象非常特别。汉字因为什么而容易被记得？爱我们的语言，爱我们的文化，然后才谈得上去发展。顺便建议，这个“战略”比较战争气息，如果是“策略”就好一点，如果是“商略”就更好了。
4、“第二议题：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专家发言摘要 民间信仰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纽带
韩秉芳（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教授）
二十年前，在1994年，在台湾嘉义中正大学开过一次海峡两岸道教文化研讨会，那次我参加了。其实那次是两岸三地，当时没有香港，那次发言题目是《论道教的民间性》，当时还安排在第一个发言。因为在台湾的民间宗教是得到空前发展的。我到台湾去了三次，大庙小庙都看了。那个像妈祖信仰，那个当时说它是狂热也好，总之是非常的壮观。那么今天这个文化沙龙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讲堂,我来给大家讲这个题目叫做民间信仰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纽带。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实际今天不是登东山的问题，也不是登珠穆朗玛峰的问题，还可以到航天飞机上，航天器上，可以看小的地球村。我以为研究学问也应当站的更高一些，用大历史观来回顾或者回看当前我们海峡两岸四地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思想中树立一个大的东西。
我这四十年就是在研究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我比在座的可能年长，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已经三个月了。所以对民间信仰自小就有所体会。
精英学者往往都谈儒释道，真正的学者应该更多地把眼睛向下看，看看广大人民，中国人，刚才许嘉璐先生说海外还有八千万的海外游子，可以说无处没有咱们炎黄子孙的足迹。那么这些人、大多数人在关注什么，我认为民间信仰是很重要的。我就这个题目提纲挈领谈两个问题。
一、 破除明心，高瞻远瞩
为什么要讲破障，我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更要不得。我要讲讲破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说在中国许多学者中，知识界中，存在这么几个障，中国百年历史中，相当多的精英人士不自免地受蒙蔽，竟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第一障：大家说了很多的，我们中国为什么在近一百年来被动挨打，甚至亡国灭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许多先进的人就寻找根本问题在哪，为什么会落后呢？结果找错了地方。刚才有人说他们是因为年轻，说他们愤青，年轻，我看也不是。那是好像相当多的人找上了中国文化：鲁迅说“我们这些典籍，这些古书，上头写了两个字就是吃人”，钱玄同就说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么当然后来就一再一再的发展，后来又找出一个外国人来，说是“李约瑟难题”，也找到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时我们是信誓旦旦，都认为是这样。实际不是这样。怎么一百年就否定几千年的文化呢？一百年的特殊情况下的清代的腐败，制度的腐败，国家皇权到了最腐败的程度，闭关锁国等等，怎么就把它全部归结为传统文化上呢？这个就是第一障。我们这样丰富浩瀚的文化遗产，文化基因，结果被说是一钱不值。当然这个越来发展越厉害。大家就不用提十年浩劫了。用晚清以来一百多年落后之一叶，障蔽了中华五千年伟大文明的文化传承这座巍峨泰山！
第二障呢，不知道大家醒悟到这个问题没有，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提出的中国是“一穷二白”。当时我也信誓旦旦，走到街上去宣传。现在看来这也是一大障。穷固然是，连绵的战争，兵荒马乱，军阀混战，国共两党、建国初期又有一场大仗——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帝国主义干了一场大仗。穷是真的。我们怎么能不穷呢？但是并不白。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白，中国传统文化如此丰富，怎么会白呢？而且我认为是而且是两个轴心文化的接口，儒释道加上大乘佛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比今天美国还要富足强大的国家。中华文化一直没有衰竭，流传下来几千年，在世界上，受到世界人民景仰，是文艺复兴的源头之一，像伏尔泰把中国看成天堂，知道康乾盛世，依然灿烂。有世界上最丰富、最浩瀚的文化积淀。
第三障：认为中国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家。好多人这样讲，梁启超先生、胡适先生也这样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没有宗教信仰基因的，都有。其实中国宗教是世界中最丰富多彩的。地下很丰富的考古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们的传统宗教，佛教，我们的包容性，世界的各大宗教，从婆罗门到犹太教，各大宗教都在中国传播。不仅有儒释道三教，还有原始宗教，乃至世界上各大宗教，都在中华大地上发生过影响，包容性很强。只不过，中国的宗教有其独特性，不能用西方宗教的范式来生搬硬套。
第四障：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个障就更大。宗教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现象，人类历史表明，宗教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守护者之一，对人类文化的发展，社会整合和保障取得巨大作用。从大历史的角度讲，宗教的正能量占主要方面。
所以我们要破这四障，否则有眼不识金镶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实际上大家心里都知道。妈祖生日是什么样的？从总统到最普通的民众，抬着妈祖，万人空巷。我去梅州两次看过妈祖，那个在她生日的时候，梅州岛的每块地方都站着人，盛况空前。而且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台湾的渔民，还偷偷的到祖庙去祭拜。
二、 民间信仰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纽带
海内外的许多精英学者，谈国学只谈儒释道，更有甚者，只讲儒学，言必称孔子。我们应更加关注于普通百姓，关注某种天然的文化信仰心理。我们大陆上的民间信仰，是从妈祖登陆开始。首先解冻的就是妈祖信仰。可是由于某种政治原因吧，也起不来。就是说大陆上把民间信仰一概搞大，认为是封建迷信。庙拆了，神拉倒了，所以很多年轻人也都这么认为，我是经历了日本时代，国民党时代，所以在我小时候民间信仰是一脉，家里就继承了民间信仰，所以寻根问底，拜妈祖、祭关帝、龙母、宝生大帝等等做法在民间是十分广泛的。我可以大抵说一句话，正统的民间信仰是没有民间信仰多的。可以说，民间信仰在民间广大群众中间，还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活在下层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中，渗透到每个文化娱乐活动中间，其影响绝不在儒释道之下。而海外华人，台港澳同胞，都对此有浓重的信仰感情，这是华夏民族共同的文化财产，是海峡两岸四地共同的精神纽带。
以王道精神建构两岸和平互助
苏进强（旺台两岸互信基金会董事/执行长，王道旺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
我先呼应一下刚才韩老师所讲的民间信仰。在今年的4月，我去金门参加活动。每年金门的天后宫都会有一个祭奠。我看，参加一般的天后宫这种妈祖的活动在台湾是稀松平常的。每一年大家看到大甲会有红妈祖。去金门让我眼睛一亮，让我感慨万千的是在那个活动当中，有一百多个队是从厦门、漳州、福州，从福建对岸的去的妈祖信徒。他们几千人在金门的街上走动。就如同早上某位老师讲的50多年前两岸还兵戎相见，怎么可能在今天还迎神赛会，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妈祖的信徒，在金门的街上，这样子大家共同为一个信仰在那边有共同的语言和动作，面带微笑，我非常的激动。
其实刚才韩老师所提的这些在台湾，的的确确，这种民间信仰在台湾社会是重要的一股力量。我在早上的这个响应当中也特别提到小区主义，其实小区主义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民间信仰的根基。台湾的文化不是台湾的文化部，而是各地方、各庙口的庙，这些宫，这些寺，这些信仰都是对土地、对神的敬畏延伸到对人的一种情感。从这点来讲，韩老师刚才所讲其实是和我今天的题目相结合的。王道精神听起来很高，其实我这边讲的王道精神就是仁义精神。从早上到刚才，很多的专家学者发表过很多很好的看法，建议，我个人非常肯定举办这次会议的意义。
我发现中华文化是我们在座各位、全球华人共同的信仰，是一个重大的共识。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中华文化在两岸四地不同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风貌、不同的风华，开枝散叶，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虽然各有不同，但绝不是对立的，不同是一种扩大，是一种分散、力量的延伸。所以我想这里王道精神其实就是对一种和而不同的连结，它不是一种对立的思考。
那我必须也很直白的说，两岸目前对中华文化的一些看法有很多的交织，但也有一些不同，在目的上、在功能性上、在价值上、在操作性上还存在着一些歧义。在虽有不同，但这没什么大不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透过这个论坛来化解，来降低这个歧义。我也必须要进一步说，有很多朋友，有大陆媒体对我过去的经历感到很好奇，你这个人过去参加绿营，被称为绿营的铁板的你怎么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几年来做这个文化交流？我必须要说中华文化在台湾不分蓝绿，实际上台湾民众两千四百万，除了原住民，大部分祖先来自大陆，同根同源，血浓于水，这是不可否认的。我刚才讲的民间信仰这些神啊，这些宗庙啊、也几乎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
所以文化的力量是可以改变政治的。因此我希望文化能够影响政治，让政治支持文化。目前在台湾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梦想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许有一天中华文化能深入到每个政党的心中，那中华文化在全球性的高度就能更发扬光大。
我们过去讲中华文化要内盛外稳。那下面我讲一下策略，因为我自己也曾在台湾的中华文化总会服务过。我对于文化进入小区、进入生活、进入社会的底层我有一些小小的经验，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中华文化是个根本，我特别提到刚才讲和而不同，不同不是对立，而是开枝散叶，是百花齐放，那早上有朋友讲，也不能让它到处乱窜，要引导，我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比如台湾的小区主义、社会大学、小区大学，实质运作都掌握在公民自己身上。
个人以为在这整个文化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结合历史传统、生活美学、文创产业的“小区营造”。台湾早期就已经有了强烈小区意识的“庄头”“部落”，八十年代以后，各乡镇小区几乎成立“小区发展协会”，以这个小区自发性的组织来促成小区居民的团结，凝聚小区发展共识，“小区总体营造”因此成为台湾社会进步的文明指标。
台湾目前已成立二百多万个非营利性组织，是台湾社会稳定的力量。也是政治乱象，蓝绿恶斗的重要制衡力量。其类别繁多，大部分涵盖小区公共事务，其功能在连接小区居民生活、生存与生计，凡此，小区居民都可以表达意见，并实际参与行动。居民也可以组织各种正式、非正式团体，如妈妈教室、志工队等等。每一个小区居民都会感受到更多的关怀与帮助，同时对于负面的言语或行为，也会感到群体力量的约束。这在台湾居民的认知中，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台湾小区大学也是民间自发组织。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这里面有一些民主的精神在里面。要进入民间社会，要用柔性方式，不霸而稳。要敬佩世人，对人与自然心存敬畏，要能而不抢。
那在场有很多从事各行各业的朋友，现在两岸都在讲文化创意产业，如果变成一种公益性的产业，我想大家都不能接受，那这里我的建议就是来找不同领域的朋友，建立文创平台，让文化生活内化到人内心、生活当中。我们对一些流行文化都很忧心，那我们可以把中华文化的一些底蕴运用到流行当中。大陆害怕台湾跑掉，但跑不掉，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教育在。这一步是可以加强的。文学、电影也一样。台港文学选刊我读了二十几年，大陆台湾都有作家协会，这中间有很多合作空间。
现在我们要谈文化复兴、文化发展，就必须以中华文化为本，先从幸福小区做起，让传统的伦常观念扩大到小区，让传统文化在小区落实扎根；而未来的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则从小区向全国、世界扩散，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最亮眼的品牌，也成为西方社会“霸道”文化中的新蓝海。
今天我们大家有了共识之后，接着就要有计划、有阶段、有方法、有效率的逐步推动。福建是两岸四地的枢纽，未来将居于启动文化战略的关键地位。我们相信这个愿景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
以科学精神推动和平发展
林怡（福建行政学院教授）
看到我这个题目，我说以科学精神，会不会引起歧义？一般人可能会有两个疑问：第一 、科学精神是否是指大陆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它与中华文化发展战略这个议题有关系吗？
第一点，它与科学发展观不属于同一范畴，不是科学发展观；第二点，它与议题有关。最后我还是决定以这个题目发言，因为许先生也给我壮胆，说年轻人有问题就要提出来。
1983年，我进入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后来的浙江大学，我读了七年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在古籍所念，我想那么多先生给我们讲了那么多古典文化，但是在我近十年的授业生涯当中，没有一个先生不是对鲁迅先生和对胡适先生同时充满敬意，但为什么这种敬意在今天出现了问题呢？比如最近的鲁迅退出中学课本。
昨天晚上，我问自己曾经二十年前在福建师范大学教出的一个学生，他现在教高三语文，我昨晚跟他交谈，我问他，教语文有意思吗？学生学的有劲吗？他说没意思。我问他听说鲁迅退出中学课本了？他说初中退出了，高中没有。我问他还剩什么文章啊？像《狂人日记》？他说这些都没有了。我记得我们那时也大概是这个年纪在读这些文章的，是很自然的。那现在，我觉得这正常吗？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在这里讲，我们今天中华文化的这种发展，战略也罢，方略也罢，小标题——凝聚发展共识——我们到底用什么来凝聚我们两岸四地的发展共识？
上午，各位的发言都对我非常有启发：我觉得我们不能背对世界，那是没有出路的。其实文化是阶段性积累。科学、科学精神确实它是外来的，是舶来品。但是1903年，严复在翻译时多次用到这个词。这个词并不仅仅是指理工类的、狭义的很多人今天理解的一种概念。实际上像严复很早就认识到科学精神是基本社会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那么这种科学精神是什么？首先，我要讲何为科学精神。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是理性、包容、民主、法治。按近代学者梁启超的著名演讲，“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的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理性即求知、求真、求是、求实、创新；包容即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人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民主即民本诉求，民为贵；还有道家的要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这样一种思想；以及用现代制度去保障落实该理念；中国古代有没有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是儒家的、法家的，而现在法治即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现代法治；这里面有跟我们传统文化交融的地方，也有我们需亟待发展的地方。我们传统的文化里已经有了包容精神、民本思想。现在需要保障的是民主和法治理念，也就是所谓的理性。
其次，科学精神这是两岸四地社会转型的基石。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两岸四地共同经受了科学精神的洗礼，并在此精神的灌溉下开花结果，逐渐完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一个事实。台湾社会发展到今天，总的方向是科学精神在指导。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共识。所以我们应该在科学精神的光耀下，实事求是的彼此看顾、互相尊重、相互欣赏；在持续广泛深入的沟通、了解后逐渐达成彼此理解、彼此谅解，在此基础上构建求同存异、和平发展的现代法治框架，在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共谋两岸福祉和平发展大计。也就是说科学精神是推动两岸四地和平发展的指南。
最后，普及和光大科学精神是两岸四地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共同使命。科学精神关联着个体、社群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可经教化训练而养成，并在实际生活中贯彻之。全力在全社会养成科学精神，是两岸四地文化建设与发展共同的使命，应把科学精神的养成融入青少年教育和公民教育中。两岸四地应本着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诸己；无挂碍、无恐怖，力行近仁的和平心态协同合力，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当代视角下的王阳明心学
周建彩（青岛老舍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目前，王阳明心学在海峡两岸四地、在中华文化圈乃至在全世界的研究都很热，比如说贵州每年一届的“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都会有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出席，而且每年都会有很多来自全世界的王阳明和王阳明心学的研究者和崇拜者前往那里去朝拜。
今年春天，我也专程去了一趟贵州，去参观王阳明当年讲学的地方，而且非常有幸地找到了他当年龙场悟道的那个“玩易窝”，感慨良多。在那里，我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王阳明和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崇敬之情，我见到一位来自美国的朋友，他的中国名字叫李阳明，他62岁，在贵州学院当外教，因为特别喜欢王阳明，所以给自己取名“李阳明”。台湾的蒋先生曾经多次到过那里，他非常推崇阳明心学，不仅根据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建立了他的“力行哲学”，而且为了纪念王阳明，让台湾许多场所都以王阳明的名字命名，比如阳明山、阳明路、阳明公园、阳明医学院，还包括在场的张晓风老师所在的那所大学——阳明大学，可见阳明文化早已融入我们台湾民众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
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地区、国家的学者以及研究机构来关注和研究王阳明心学呢？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哲学教授戴维-巴托什认为，“王阳明很可能在未来充当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阳明学说用‘心性’和‘良知’这两个人类文化所共有的符号将整个人类联系在了一起。”杜维明教授也认为：“王阳明正在成为一座超越国界的桥梁，照亮人类的心灵，成为现代人的心灵支柱。”
接下来，我的交流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关于阳明心学。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种思想体系，自明朝中期产生以后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阳明心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心即理；良知与致良知；知行合一。其中，“心即理”是阳明学说的基础性理论，而且是他全部思想的基点。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本心”，这一“本心”包含着最高的天理，不外乎人心，人心既是天道。他心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必须求理于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心即理”的心，王阳明后来又将他称为“良知”，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心里的“光明月”，就是我们本来圆满成就的德性，只有“良知”的表现与实现才是我们的生命所拥有的本来的面貌。所以，“良知”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导，是“最后的生命准则”。
只有“良知”还不行，关键在于“致良知”。王阳明认为，生活中之所以不都是好人，还有各种恶人、恶行、恶事，不是因为没有“良知”，而是这些人没有“致良知”。要在充分认识到自己本有良知的前提下，把良知贯彻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所以“致良知”，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那么这也就是王阳明的另一种学说，也是他终生一直坚持的“知行合一”。
另外，他还认为“良知是造化之精良”，天地万物有良知，花草木石皆有良知，他的良知学说其实是涵盖了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族群，到人类，到全体，以至于到天地万物。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其实是把深深的自我理解和宽广的人文关怀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王阳明精神。
第二个方面：阳明精神和阳明心学对于人类当代社会的价值是什么。阳明心学的价值可以说有很多，我觉得最突出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哲学根据。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自我的冲突不仅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道德的滑坡，也使我们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家园趋于荒芜。特别是在网络化生存之后，人们的心灵出现了各种问题。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解决人类的困惑，更没有带来人格的完善和心灵的安顿，许多人在外在物质世界的寻寻觅觅中，不知心归何处，不知家在何方，处于心无所依的迷茫当中。
所以王阳明的“心即理”就此显示出他独特的价值。他预设的是，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境界的建立，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漂浮的，是随着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而迁移流转的，是没有根基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精神世界，要为富裕的物质生活建立起“主宰”，建立起“主心骨”，要把丰富的物质生活纳入到崇高精神的“主宰”之下，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此心归处是吾家。”
而王阳明龙场悟到的大道，就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他认为每个人的心灵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精神资源，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小宇宙。我们的生活世界，都是在心灵世界完善的基础上，自己开辟与创造出来的。我们的生活如何，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若是我们的心灵光明崇高，世界也会光明崇高；若是我们的心灵世界幽暗肮脏，生活也会幽暗肮脏。说到底，我们所享用的世界就是我们心灵状态所主导的世界。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所说的：“我心自有光明月，千古万世永团圆”。还有一首诗中，他这样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从这里，我们所讲的就是“大道在人心”，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重震和救赎，首先要从人心上下工夫，在心上磨炼，要每个人从认识自己、回到本心开始，要反观内心，反思人生，构建一个美好健康的精神世界和家园。这是当代继承和弘扬阳明心学的第一个重要意义。
第二，就是阳明心学为现代人类本心良知的挺立和完美人格的塑造提供了理论支持。《论语》里有“足兵、足食、足信”之说，而现代人类的最大病痛依然如王阳明当年所言，阳明当年所言，是诚信的缺失，良知的障蔽与人心的陷溺。因此复归良知、挺立良知、扩充良知就显得尤为重要。
按照王阳明的观点，人的良知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是先验的存在的。正因为人具有了这种意识，才能知是知非，为善去恶，才能有道德价值判断的能力。可是现实社会中好多人善恶不分，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良知”，而是因为他的“良知”被遮蔽了。“良知”就像镜子一样，如果被尘土遮蔽，就不能照物。所以我们要经常地扫除这些尘土，这面镜子才能照见事物。因此，我们作为道德主体，要经常擦拭自己的“良知”这面镜子。只有能意识到我们的本心良知，自修自悟，自我教育，我们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具备辨别是非，为善去恶的功夫，也才能够塑造我们的完美人格，守信的行为首先来自心灵的真诚，来自对天道的认可。当然，阳明心学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诸多问题所彰显的重要价值，也体现了阳明心学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个方面，就是发挥阳明心学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新桥梁”作用。在各国文化激烈竞争的今天，要加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加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我觉得阳明心学学无论是现实基础还是理论内涵，都具备了作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新桥梁”的条件，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文明的局限与“致良知”说的时代价值。西方文明在引领人类社会近代发展的进程中，渐渐暴露出自身的局限与无奈，比如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比如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再比如面对难题时的束手无策。上午许嘉璐先生在讲话中讲到，目前人类生存环境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生存危在旦夕，当人类发展陷入困境的时候，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古老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法门。关于这一点，前面发言的几位老师也都提到了。
面对这些，阳明的“致良知”说给了我们很深的启发。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我们首要的是任务是整个人类的心灵的觉醒，要大彻大悟，不仅广大群众要“致良知”，各国领袖更要“致良知”，按照王阳明的说法，“良知”本身是活泼泼地与天地万物连在一起的，不止人有良知，天地万物也有良知，人类就是与天地万物了无间隔地在一起的。人和自然必然，也必须要和谐相处。
二是“知行合一”对西方文化科学精神的补充。这个意思我简单说，就是阳明心学不仅具有中华文化的人文理性，而且它还有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的科学的理性，因为阳明心学每个理论的产生，都是他通过亲身体验，在千死万难中出来的。虽然他不赞成“格物致知”。但是他的每一个理论都是通过“格”，都是在“体己”的状态下完成的，是“德性致知”。而且他终生坚持“知行合一”，他的理论真正是从实践中来，又运用到实践中去，体现出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而科学精神说到底，其实就是“良知”的一种充分体现。
所以我觉得阳明心学不仅可以和西方文化互补，还可以参与对话，在对话中进行补充。有了这两点，阳明心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就有了走向世界的内在根据和重要理由。最后我想用杜维明先生对王阳明心学的评价来结束我的发言，他说：“王阳明心学的智慧不仅是属于文化中国的，也应该属于全世界，心学时代已经来临。
5、“第三议题：当代华人的文化精神”专家发言摘要：
华人华侨与中华文化软实力
张禹东（华侨大学副校长，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海外华人宗教研究中心和闽台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中华文化发展到很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猜忌，特别是中国威胁，这种不和谐声音为什么一直不断？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样在发展的同时，能够讲好中国的故事，传递好中国的声音，所以怎么样构建这个既有国际影响力，怎么把中华文化具有全人类性的价值展现出来，这个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问题，也是两岸四地共同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以华人华侨为切入点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历过一些事情。有一次访问，侨联主席跟我讲了这么一个事情，这个侨联主席的孙子问他一句话，你们中国为何抢占我们中国的岛屿。这引起他的一种反思。他的孙子是不会中文的。那我就跟他说了，你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可能也不是太成功。你说孙子就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华文教育的不成功，造成这种疏离。还有一个学校，有百分之九十的华人，这个校长四十出头，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他现在就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困惑，所以他表态说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子再不会讲中文。还有一个事情，很多国家说中国搞孔子学院这种东西是中国文化侵略，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会对孔子学院这样一种语言文化交流机构有意见，这就引发了我们对中华文化软实力方式的思考，对外语言传播的一种方式。所以由此我有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要充分重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中独特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得以在海外逐渐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海外华人华侨的推动。华人华侨移居海外，更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其中主要是通过教育机构和华文传媒来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及中华文化的传播。海外华人华侨还在吸收当地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发展中华文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为当地人民乐见并接受。
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些资源。比如可以更好支持他们办华文学校，这是将民族文化很好的传承下来的一个好的方法。华侨华人社团
第二：提升软实力，要遵循传播规律，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策略是什么。苏进强先生刚才讲要融入小区，我认为这种提议是很好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目前的问题是急功近利性，缺乏传道士精神及制度性保障。其目前手段单一，经常是以国家意志为推动力举办的文化年、交流年，缺乏民间交往的多样性，辐射面有限，常常讲过程，讲形式，效果欠佳，缺乏信息沟通与回馈，出现动机与效果信息不对称，应加强民间性而淡化官方色彩。我们两岸四地有共同的使命与责任，共同的血脉根基，两岸的华文教育，展开合作。我想能不能开展一些教师的、学生的论坛，切实务实的做一些具体的东西。如果我们两岸四地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东西，我想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这种复兴、这种共同的一种愿景就指日可待。
中华人文精神及其价值体系的现代重建
施炎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周易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在东西文化比较、融汇的背景之下，如何重新反思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和它的基本精神。这个题目很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文化讨论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实质性问题的思考和提炼。因为我认为，中华文化要有一种自信，要有一种自觉，要展现她的软实力，那么文化的弘扬应该在什么层次上，我觉得现在应该进入到理解和梳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层面上。这样的层面，才能够建构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层的内涵，和她的学理与智慧的水平。在这个层面上，我想才能够更好地，对内融汇我们民族的分歧，对外展现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的风采和她的文化内涵。
出于这样的考虑，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多地考虑的是，中华文化精神为什么本质上是人文精神。所以我在想，中国人的“文化”概念——“文化”这个词，是近代才有的。但是关于文化的概念，历来是在“人文教化”这个观念上展开，因此我认为，中华文化她的源起和早期发展，以至她的后来演变，一直到近代的反思，都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是在“人文”，她的功能是在“教化”。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研究的内容必须要探讨中国人的“人”和“人文”，以及人生取向和价值，有这种探讨，才能落实到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对政治层面、制度层面、人伦道德规范层面上的转化。我理解，这大概就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一个本质所在。
所以我不大主张，单纯地从儒家文化、单纯地从道家文化，或者单纯地从佛家文化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也不大主张，用现在大学的学科细分——社会学、伦理学、哲学……来探讨；因为毕竟中国文化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在一个学科分类的框架中进行的，中华文化虽然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趋势，但是我认为她的主流和她的倾向，是谈三教融合的，是诸子百家、殊途同归的。我们只要看一下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来的那些经典，尤其是思想大家，无一不涉及到三教之间的沟通，所以我觉得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在这种结合点上，在这种分出点上，来展示出她的内涵价值和她的文化风采。在这一点上，我曾经写了一些文章和书。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谈我现在的一些认识。
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我曾经把她概括为这四个方面，即有机人本、宗法群体、主观能动、道德理性。或者说中华文化精神的一种思考的原点，应该围绕什么？不应是围绕从儒家和道家出发的精神观念，而是应围绕儒家和道家的风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钱穆先生提出来的，他说，我们不要光研究儒家和道家决定和制约了我们中华文化的面貌，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背景，影响和产生了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我们为什么产生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什么产生不出释迦牟尼，而产生了孔子和老子，这必须要追到孔子、老子以前的“五经”，尤其是里面的经典——《周易》。
所以我是主张把《周易》从《易经》到《易传》这么一个八百年左右的发展看成一个思想的系列。这个思想系列，郭沫若先生曾经梳理过，有几个学派的演变。但我相信，这个演变过程中最大的贡献，一个是道家，一个是儒家。如果说道家比较偏重于从人道这个角度来阐发《易经》的内涵，那么我想，儒家偏重于从人文德性的角度来予以阐发。到了《易传》，正像他所说的——殊途同归，至少是把儒、道两家的精华能够收到这一点上来。所以我参加过几次台湾学者的讨论会，包括陈鼓应先生提出的《易传》是一个道家的著作还是儒家的著作，我老是向他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说“你这个是伪命题”（笑）。你在《易传》里面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也可以看到孔子的很多思想，而且现在的考古文献，特别是各地竹简要编提出，孔子对《易经》的阐述是相当丰富的，我碰到很多搞考据的人，都认为现在《易传》里面的“子曰”，很大程度上是孔子的原话或者转述，至少是孔子学派的思想观点。所以我们如果把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看成一个系列，那么使得中华文化的建构阶段就是体现出一种精神建构、价值建构的显著特点。
我的研究结果认为，经典《易经》给中华文化留下的最主要的、不能忘掉的成果有两个，一个就是提供了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文精神，我们的价值观念，不是来自某个“上帝”，也不是来自伟人的领导，而是来自于“圣人”，或者说先哲们对天地之道的认知、体验和提炼，也就是“效天法地”。同时，人文精神的阐述也应该在天、人的相互关系中展开，从这一点来讲，我有时候不大赞成现在很多人提的“天人合一”这个说法，我认为“天人合一”更多地表现为庄子的观点，另外在后来的文化发展，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中间，我查了一下，只有张载曾讲过“天人合一”，而更多的如《易传》、《中庸》、《荀子》，是谈人参与天地化育，人和天地构成为“参”。我想，这是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中间，融合了儒、道以后，形成了一个中国人最早的宇宙观，而这种宇宙观，是建构中华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种人文精神的建构方式，以及它谈到的一种价值观念，是和西方的人文主义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不大主张为什么中国的人文精神一定要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独立”啊、“理性精神”啊、“科学精神”等去看中国传统，认为有这些才有人文精神，没有这些就没有人文精神。
我觉得这不是中国有没有人文精神的问题，而是中华人文精神有她自身的特点。从这一点出发，实际上中华人文精神和欧洲文艺复兴人文精神一个很大的不同，她更看重的是一种“有机人文”，把人文主义精神放在一个天地的“相参”和互动过程中间，因此中国人是非常辩证地来考虑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认在天地面前的尊敬和慎重，但同时认为，人在天地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应该参与天地化育的。那么这个观点我想荀子表达的最清晰，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这个“参”也就是“三”，所以说中华的人文精神是离不开天地精神的考察的，我想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我把它概括为一种“有机人文主义”或者说“有机人本主义”。
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不像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上帝而讲个性独立，而是针对天地自然而言，既然要针对天地自然，那么天地自然面前的人的力量，就反映在人际之间的融合、人际之间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和中国的宗法社会相结合，因此它是强调“宗法群体主义”。我们看中国文化中间的一个很大特点，她的“群己之辨”——如何思考群己关系，是中华文化精神中相当主要的一个内容，一直到近代也是如此。陈独秀就用过这个命题，他说，“我接受西方的观点，叫‘内图个性发展，外图贡献于群’。”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陈独秀是自由主义吗？你说陈独秀是反传统吗？我想，他是把传统的“群己之辨”联系起来的。当然，宗法主义有它的局限。还有两个特点，我认为中华人文精神有她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另外呢，她偏重于道德理性，我就概括了中华文化人文精神）这四个方面的特点。
中华文化有她一种独具特色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之间，是很难比较高低的，我不主张二者之间的优劣短长，因为它本质是一个各具特色的问题。中华人文主义，她是早启的，比西方要早，而且她是充满着智慧的，如果我们有机会读一下《礼记》，读一下《中庸》，其中对人文精神，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赞扬——“人是天地之心”，“人是五行之秀”，这种赞扬绝对不比哈姆雷特对人的赞扬逊色。所以我想，这是人文主义的特色问题，而不是优劣短长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这种人文精神整理、梳理起来，使她转化为——我比较接受的是创造性的转化——转化为我们当代的文化建设、文明建设需要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返本开新”，实际上不存在，也不可能！
那么下面谈谈人文精神的表征，或者说她的理性的展现，我把她梳理了一下，其中一个就是她的价值观。我理解，体现中华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念，不是某一个单独的词，如“责任”、“和谐”、“公平”，而是一种关系范畴，因为中华人文精神有一种非常可贵的思维智慧——她是辩证地思考人和天地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辩证关系，来思考人的精神价值和行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构，在这个关系中间，体现出对人世社会的规范和制约，所以我个人理解，中华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念应该是在一种辩证关系的结构中展开的，实际它是对关系的一种判断和分析。其中，我最欣赏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有序和谐”这个观念。中华文化她的主体部分、或者主流部分是“礼乐”，“礼”是讲“有序”的，是外在的，讲规范的，讲制度的；“乐”是讲“和谐”的，是心情的，讲内在的；这两者的组合才能构成“礼乐”文化的全部。这样的组合，在思维方式上，或者说在哲学思辨上，它就是种“有序和谐”。“有序和谐”是一种智慧，“有序和谐”是一种框架，我们只要调整不同的内容，充实新的解释，完全可以为我们现代社会建设所用。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在这一点上去展开工作的话，我们既没有秩序，也没有和谐，我想这个教训是值得注意的。
再举个例子，“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这两个观点，是中华文化所谓“君子人格”的两个最主要的成分，而这个人格来自什么？来自于对天地阴阳之道的一种体验，又把这种体验，转化为“龙德”，因此“龙德”是一种阴阳辩证的属性。所以说“君子人格”的完善，它至少包含着两个基本内涵，既要有“自强不息”，又要有“厚德载物”，这两者建构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人格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比的一部分。
再比如，我认为不应该单纯地去讲“诚信”，而是要讲“真诚”与“守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以儒家为主的经典的传统，诚是内在于心的，是人的心情，因此儒家是倾向于没有性恶观，而是倾向于性善，实际上它说性是“无善无不善”。“真诚”，按照朱熹的解释就是“真实无妄”，它来自于天性，因为天道是最公平的，是最真实无妄的，你要效法天道行事，你的心必须要诚，所以我说，真诚是从伦理，从心境这个角度讲的。而“守信”是从行为规范上讲的，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儒家就强调“守信”的行为来自于心灵的“真诚”，来自于对天道的责任。这和西方相比，我认为它是优势，因为西方讲守信就是行为规范，它要靠上帝、宗教来制约，要靠法治来制裁，因此西方尽管在商业上有很多信用的制度和行为，但同时也发展了很多对商业守信的规避。当然，我们如果光强调心灵之诚，实际上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上，在“诚”和“信”这两个问题上，它有一个辩证思考，这种辩证思考，作为一个资源价值，对于我们现代人建设诚信体系，特别是商业部门建设诚信体系，还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我们再在其中融入法治手段，融入市场经济手段，我想对解决我们的诚信和信用问题，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另外两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补充了。因此从这个思考的角度，我想提出一种我对于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特质的四个理解，即有机人本、宗法群体、主观能动、道德理性，同时我想提出关于这种人文精神的表征，即价值观念上的五项基本原则，即刚健与厚德、修己与安人、真诚与守信、公平与正义、柔远与睦邻，作为一种抛砖引玉，我非常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的讨论，甚至争论，这样才能够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探讨深入下去，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五四”时期讨论问题，甚至三十年代讨论问题的水平，而没有新的进步。我们现在应该是超越“五四”时期的讨论，应该超越八十年代的讨论，应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