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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投稿体会
　　　　　　　　　　　　　　　　　　　　我的投稿体会
　　　　　　　　　　　　　　　　余继聪
　　现在要发表文章很不容易了，就是我们本地的报刊也常常一两年不发我一次文章，全国的不少纯文学期刊特别是散文杂志逐渐停刊，或者改版为通俗期刊，报纸的编辑我几乎都不认识。
　　我是西部云南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不是一方文坛的诸侯，更不是文坛名将、霸主，人缘不广，没有贾平凹、余秋雨之名流大儒的人缘，文章又写得极其一般，根本不可以与人家同日而语，想发表当然就更难，大多数投稿几乎都石沉大海。
　　写散文和投稿将近二十年了，我最敬佩的是《北京文学》和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雨花》杂志的编辑。这大概是我接触过的目前中国做事情最认真的纯文学杂志、做人最认真的编辑，他们对编辑工作的认真负责令我感动不已。我根本不认识这两家杂志的编辑，《北京文学》却两次选用过我的散文，《雨花》杂志连续三年发表过我的文章。而且《北京文学》的编辑都曾经在我的文章通过终审后、编发以前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让我感到很温暖。《北京文学》每期只发表一两篇散文，很难发表的。《雨花》杂志的编辑，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谁，却很感激他，被他感动，我的投稿，他都用《雨花》杂志社的信笺纸用很漂亮的书法字手写给我回复，或者随退稿来信，指出我的稿件故事性不强，不适合《雨花》发表，建议投稿给散文期刊，或者告诉我文稿留用了。看着他们的认真回信，无论文稿是否留用，我都很感动。我估计，在这个年代，还能认真花时间回信，舍得花时间回信和退稿，舍得倒贴邮票钱给作者退稿的杂志社大概全中国仅《雨花》一家了。
　　我投稿，原来十多年坚持打印投稿，但是杂志几乎都不用，现在懒得投稿了，有人到我博客来约稿，或者直接来下载，就发几篇，不发表，我也无所谓。偶尔有合适的好散文，我还是认真打出来，邮寄《北京文学》或者《雨花》，邮寄出去，我知道发表的可能性极低，也不作非分之想，也就忘记了，发表出来，就当是意外收获。
　　现在的杂志，几乎都有电子信箱，但是几乎都无人看电子信箱。《北京文学》就是根本不从电子信箱里选用稿件，要投稿，得工工整整打印出来邮寄。我很少通过电子信箱投稿。据说《散文》等杂志是要投稿给熟悉的编辑的私人信箱，才能发表，但是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我大学时代投稿，那时昆明还很少有电脑，我更不可能有电脑打文章，我的文章都是手写稿，很乱，我的字写的很差，又不知道用复写纸多印几份，不知道复印几份，也没钱复印。我那时真的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或者说因为无知，所以胆大，不知天高地厚，盲目自信甚至自负，稿子都是直接邮寄给《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北京的大刊名刊，每一次的寄出，或者泥牛入海，或者等待煎熬。稿件投出去后，总是急欲发表，每天都眼巴巴等待着编辑来信或者邮寄来发表的样刊，当然，我等来的只有失望。
　　大学期间，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师大图书馆的报刊室，我喜欢看《散文选刊》《散文》《人民文学》等杂志，翻到觉得自己可以投散文稿的杂志，我就认真地把编辑部的地址抄在我的笔记本上，那个笔记本，是我作为优秀团干部，师大发给我的奖品，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我几乎每天下午下课后，都匆匆赶往报刊室，去看杂志上的散文，也经常根据所选编文章的风格来猜测编辑的喜好，根据他们的喜好，看自己的文章风格是否与编辑的喜好吻合，看自己可不可以给该杂志投稿。一直到现在，我拿到一本有散文栏的杂志，还是会研究它的栏目风格，抄下它的编辑部地址。
　　有一次忽然看见师大期刊室里《延安文学》杂志上印得有举办“延安文艺杯”全国散文大奖赛的启事，联系人是《延安文学》杂志副主编史小溪，于是在那年的雨季，在阴雨绵绵的师大旧教室，我写成了稚嫩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童年》，砰砰心跳着投进了师大的绿色邮筒，邮寄给史小溪老师，然后眼巴巴急切等待回音。我注定与文学有缘，与散文有缘，西部散文名家史小溪老师竟然很快给我回信了，回信热情洋溢地可定了我稚嫩的文章的优点，说我的经历和感受与他青年时期极其相似，说会帮我推荐发表和评奖。我很感动，幸福得几乎流泪，从此与他频繁书信往来。史小溪老师在来信中细致耐心地帮我修改稿件，或者指点我修改稿件，或者指导我如何读书和写好散文，也同时教我做人。这样的来信，每一封有时竟然达到七八页。我把他的来信，印得有宝塔山形象的《延安文学》杂志社的信笺纸小心地装订成册，一直珍藏至今，时不时还会于深夜的灯下或者周末雨声阳光里翻寻出来，回忆自己美好的大学时代，温暖自己。
　　最早是在《中国化工报》、《中国环境报》、陕西《延安文学》和山东《邹城报》发表了散文随笔，那些文字很弱，都是得力于我文学的启蒙老师、《延安文学》常务副主编史小溪老师的推荐。虽然文章写得很不好，但是能够与刘心武的文章一起发表在《中国化工报》，能够发表在儒家亚圣孟子老家的《邹城报》上，我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还是委实高兴了一段时间，并且因此坚定了当散文家的梦想。
　　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楚雄来，那时楚雄还是很少见手机和电脑，我写好散文，就请字写得比我好的学生用三四份复写纸垫在稿纸下边，帮我誊抄，这样每篇文章可以复写出三四份，但是底下第三四份往往已经模糊不清。这一段时间，由于经历了数十百次投稿石沉大海的打击和绝望，我已经有自知之明，不敢再给北京的大报刊和其他地方的大报刊投稿。
　　我的逐渐出成绩，是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华散文》投稿，从认识主编刘会军（今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老师开始的。这对我的写作来说，是一个巨大转折或者说契机，我的写作路不再那么艰难了，或者说由逆境进入略微有点顺的顺境了。给《中华散文》杂志投稿，都是打印稿，它有电子信箱，但是也需打印投稿。刘会军老师是个很好的人，很愿意培养默默无闻的青年、业余作者。
　　我也是机缘巧合，才认识刘会军老师的。是因为看见史小溪老师的散文集里介绍，他曾经在《中华散文》发表过文章，我问他杂志地址，他说好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具体地址记不清。我从书架上找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儒林外史》，学生送给我的，发黄的一本老书，繁体字的，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1981年5月湖北第6次印刷，当时是2001年秋天，这本书出版出来，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时我不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址是否发生了变化，就按这个地址给《中华散文》杂志投稿，请街边的文印店用电脑打印的打印稿。幸运的是几十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搬迁，但是我那时文章写得太差，之后我直接投稿给主编丛培香和另外几位副主编、编辑收，都未能发表。
　2002年春季的一天，我课间突然发现我教的一个学生杨世福在看《中华散文》杂志，我借过来一翻阅，果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杂志，而且地址也就是学生送给我的那本《儒林外史》上印刷的地址，邮编100705，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真的是机缘巧合，我问杨世福哪里来的《中华散文》杂志，他说他爹和他都爱读这本杂志，连续订阅了三年了。那个周末，我坐班车去永仁县看妻子和小孩，一路上都在看这两期《中华散文》。
　　2002年5月份，我在电话里跟史小溪老师讲起此事，问他认不认识《中华散文》杂志的编辑，认不认识主编丛培香，他说不认识主编，但是认识副主编刘会军，刘会军老师即将于5月份接任主编（这就是我与《中华散文》杂志有缘），我于是请史小溪老师帮我推荐一下稿件，他说可以。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帮我推荐，就很快直接给刘会军老师投稿了，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我就是史小溪老师推荐的那个云南人。2002年第11期《中华散文》杂志发表了我的散文《因为有爱》，从此我与刘会军老师成为了好朋友，能够成为业内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领导刘会军老师的好朋友，我感到很荣幸，很幸福。我们从此经常电话往来，他问我对杂志的建议，我坦诚地给他提过许多建议。从那时一直到2006年底，他的职务变动，《中华散文》杂志彻底大变脸，变成了今天花里胡哨的《我的故事》，其间，我总共8次在《中华散文》杂志发表文章，2005年发表了2次，为第2期和第8期，2006年发表过3次，是第4期、第7期和第12期；文章连续三年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出版的“21世纪年度散文选”，即《2004散文》《2005散文》《2006散文》。2006年第12期《中华散文》刚好是最后关门的一期，有我的散文《妈妈的味道》和舒婷的一篇散文，第二年，舒婷也以《妈妈的味道》为题目发表了一篇散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从题目、全文第一段和整篇文章的构思来看，很明显受到了我的文章的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出版的“21世纪年度散文选”，从《2003散文》到《2008散文》，我都认真翻阅过几遍，很少有云南作家的作品入选，连续三年入选的，大概只有我。我很自豪，很感恩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散文》杂志社。
　　回头去想，我当初根本不敢想，我能够认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领导，并且成为朋友。我第一次给刘会军老师打电话，就发觉他很亲切慈祥，不是冷若冰霜的口气，我一下子就觉得他可亲。这大概就是我与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散文》有缘。文学是需要缘分的，想当作家，要看你与文学是否有缘，有的人投了几十年的稿，从来就发表不了，或者上不了大刊名刊，大概就是他们与文学无缘。
　　我写好文章，刚开始的时候，是急于投稿，急欲发表，热血沸腾地写完，马上去打印店打印出来，终于投进邮局的邮箱，砰砰激动着、热血沸腾着的心才忽然平静下来。这样的投稿，由于缺乏必要的沉淀和认真的修改、推敲，不是思想浮浅、缺乏深度，就是文字不流畅，缺乏文采，甚至还有错别字和病句，几乎都石沉大海。
　　我在2003年以前，一直怯于用电脑打文章，2003年7月写的文章《炊烟的味道》，还是请街边的打印店打的。后来不知道是谁说，都什么年代了，还不用电脑打文章，不用，电脑就是一坨废铁嘛。这是因为我告诉他们，家里几年前就已经花了将近八千元买了一台清华同方电脑，这笔钱等于我当时一两年的工资总收入。他们劝我说，赶快用电脑自己打吧，就算用拼音慢慢拼，也比拿出去请人打要好，而且慢慢就会快起来的。我禁不住劝说和批评，终于在这年秋天开始用电脑，像老牛爬坡一样慢慢打散文。
　　2003年秋天，我学会了发电子邮件。我们学校里经常可以看见《中国教育报》，我看见它有电子信箱，就把《炊烟的味道》发给了《中国教育报》的电子信箱。我没敢抱什么幻想和希望，只是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学会了用电子信箱发电子邮件，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其后，我把此文打印出来，邮寄给了北京的《人民文学》《十月》，天津的《散文》月刊，西安的《美文》，河北邢台的《散文百家》，辽宁大连的《海燕都市美文》等散文期刊，结果至今都毫无音讯。
　　2004年2月底或者是3月初，忽然收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报编辑部张旦昕教授来信，他告诉我，他在2月12日的《中国教育报》上读了我的文章《炊烟的味道》，很喜欢，他打印了下来，同来信一起给我邮寄来，还有他的名片。他打印下来的《中国教育报》的配图很漂亮，北方的斜顶小屋，覆盖满白雪，高高凸起的烟囱里，炊烟袅袅。我根本不知道此文发表了，真的是喜出望外。这就是我通过电子信箱投稿成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通过电子信箱投稿成功发表的不多几篇文章之一。当年之内，此文就被《青年文摘》《读者》《散文选刊》《中华文摘》《辽宁日报》等报刊竞相选载，至今已经被28家以上公开出版的刊物选载。
　　《北京文学》的编辑和《中华散文》主编刘会军老师告诉我，因为电子邮件投稿很容易，所以许多作者把很稚嫩的文章、没有认真修改的劣质文章大量投进杂志的电子信箱，所以杂志一般不从电子信箱里选用稿件，打印的文稿，因为要花费打印费和邮寄费，所以作者一般都总会认真修改几遍。我知道这一点，之后这些年就一直坚持给喜欢的、合适的几家杂志投打印稿，除了《中华散文》《北京文学》，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民族文学》杂志，江苏省作协主办的《雨花》杂志。
　　近年来，有的原创散文杂志选稿面越来越狭窄，刊物办得越来越差，随便翻阅一两年的杂志，或者随便翻阅几期，甚至只需翻阅目录，就可以发觉，这些杂志看来看去就是那几个人的文章，偶尔会编发一两个陌生名字作者的清新作品，也改变不了它们总体风格单一、死气沉沉、半死不活的样子，我订阅了十多年这样的杂志，对散文和这些原创散文期刊不可谓不痴情，但是它们办得令我越来越失望，这几年我只是到报刊亭随便翻阅一下了，有的散文刊物的编辑和有的综合性文学刊物的散文编辑思想腐败，有的多选用人情稿，熟人稿件，有的男编辑甚至要求女作者与他发生暧昧关系。这是我近年来对文学期刊越来越失望和很少给杂志投稿的主要原因。到如今，我还一直订阅的杂志只有《散文选刊》，还坚持到图书馆翻阅的只有《北京文学》《人民文学》《雨花》等少数期刊了。
　　随着娱乐方式的复杂多样化，随着传媒渠道的多样化，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读者越来越少，还能够坚持读文学作品的，除了作者、教师，主要就是学生了。可是如今的编辑队伍，很令我们广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失望。
　　像我的散文《收藏阳光》等等，深受全国各省市大中学师生的喜爱，几乎被大半个中国的学校用于初高中的各种语文考试卷，包括各省高三年级的高考模拟考试卷，但是虽然我曾经多次把此文投稿给天津、陕西、河北、辽宁、北京和其他省市的报刊，都不入编辑的法眼。
　　我这样的草根作者，业余作者，全寄宿制民族高中的教师，工作异常忙碌，苦不堪言，还得挤榨出时间阅读和写作，很不容易，要写好文章就更不容易，写出好文章，要想发表，更不容易，按史小溪老师的说法，我们这些不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不在报社、杂志社、文联、作家协会工作的人，业余作者，可以说是文学的“圈外人”，发表文章当然很不容易。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掌握的刊物，无法交换着发表稿子，无法“换工抓脊背”。没有办法，前几年，我经常违背投稿的游戏规则，经常是一稿多投，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不是余光中、余秋雨、贾平凹，文章写得再好，能够发表的几率也几乎为零，何况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文章写得上不得台面，就是这样一稿多投，也经常是统统石沉大海。文稿打印出来以后，我一般是复印十多份，分国家级、省级、州市级三个梯级的杂志同时投稿，或者分几次投稿，国家级报刊投稿两三个月后，如果无回音，再投稿给省级刊物，依此类推。由于西部州市县中学教师工资极低，打印费和邮寄费相对很高，我打印文章，每页纸四周的边距都设置得很小，行间距也很小，字号都用小四号字。这样每页可以打印更多的字，每张纸都是两面复印，邮寄的时候，就可以减少邮资。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每页上字排印得密密麻麻，编辑看着不好看，修改也不容易，估计这样正好使得编辑更容易看不中我的稿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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