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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都是在这个社会群体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每个社会群体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变迁，从而这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也必然会随着一起发展和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必然会不断有新的文化因素出现，湖湘文化精神亦是如此。那么，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究竟有哪些，或者说湖南人究竟有哪些精神特征，对此人们已作过不少的讨论，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也有不少，这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分析。
&一、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
&&& 有人说，&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我们理解，除了&强悍&、&不畏艰苦&、&不怕死&、&尚武任侠&等精神风气之外，这个&蛮&字主要指湖南人所具有的独立不羁、不肯调和、不肯轻易服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特征。
&&& 辛亥革命时的湖南志士杨毓麟将这种精神特征概括为&独立根性&四个字，认为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根性&即根本特性。他说湖湘文化&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如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王闿运&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之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己。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 杨毓麟举了周敦颐、王夫之、王闿运、谭嗣同等几位先贤作为湖湘文化&独立根性&精神的代表人物，我们在此还可补充几位。如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前对孙中山是信服的，他与孙中山精诚合作，在国内埋头苦干，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打硬仗，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黄兴对此坚决反对，并不因孙中山是领袖而盲目服从。又如彭德怀，他与毛泽东同为湘潭人，他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从事军事斗争，他也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独立不羁的性格，据说他直到延安时期的后期仍称毛泽东为&老毛&，是党内高级干部中改口称&毛主席&的最后一位。庐山会议他向毛泽东上书，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以致最终被定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正是作为深受湖湘文化浸染的两位湖南巨人&独立根性&精神的一次深刻体现，两人所持的观点主张的内容完全对立不能相容，两人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却是一致的。还有曾国藩&屡败屡战&、&扎硬寨&、&打死仗&，郭嵩焘不顾被人攻讦为&辱国&而慨然出任近代中国第一任大使，左宗棠独排众议以70高龄率兵远赴天山，毛泽东热心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自己却不赶热潮留在国内投身现实斗争等等，都是这种精神风气极好的例子。
&&& 钱基博对湖湘文化精神中的&独立根性&曾作过概括分析，指出了地理环境对这种&根性&形成的影响。他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 湖湘文化中的这种&独立根性&当然是由来由的，杨毓麟虽将其追溯到北宋周敦颐，其实还应远往上溯。
&&& 冯友兰曾对楚人的&独立精神&有过一番议论，他说楚人&有极新之思想&、&不受周之文化之拘束&，并举屈原为例，说明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独立性。楚文化中的这种&独立根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屈原这样的文化精英身上，而是处处可见的。楚人并不在乎别人称其为&蛮夷&，反而宣称&我蛮夷也&。表示了对中原王朝的蔑视，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楚人敢于自己称王而不待周王朝的封号，更是自我意识的强烈表现。而楚人这种自我意识强烈的&独立根性&，无疑是受到了&九黎&、&三苗&精神的浸润和影响的。楚国之地，本是蚩尤遗族三苗部族长期生活居住过的地区，春秋战国之际，三苗的后裔&荆蛮&、&苗蛮&也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当屈原遭受流放，来到沅湘之间的这块土地上时，当地的土著仍是&苗蛮&等三苗后裔。楚人既与&九黎&、&三苗&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九黎&、&三苗&的文化精神对楚人有着影响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有学者曾详细讨论过&九黎&、&三苗&文化精神中&独立不羁、自我意识强烈&的特性，这实际上就是&独立根性&精神。这种&独立根性&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楚人，而且通过楚人的影响，在湖湘这块热土上代代传承，经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而至今不息。从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直到毛泽东等等，他们这些湘人的行事、性格中无不深深浸染着这种&独立根性&精神。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中的一大宝贵精神财富，是应该不断发扬光大的。
&二、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情操
&&& 爱国主义这种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它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给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给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进步以重大影响。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而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必然逻辑。
&&& 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东周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纷争，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士人们的国家观念普遍缺乏，但也有一些仁人志士，他们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表现出深切的爱国之情。屈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他担任楚国左徒期间，积极向当政者提出了不少改革内政、修明法度、发展经济、联齐抗秦的主张。这些主张对楚国的社会发展有好处，但却会损害贵族们的既得利益，楚怀王听信谗言，将屈原放逐。面对残酷的现实，屈原不愿同流合污，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但又无力回天，只有将满腔忧愤倾注于诗歌创作之中，《离骚》、《天问》充分表达了他忠贞深厚的爱国情操。屈原最后在汨罗江投水自尽，以身殉了自己爱国主义理想。屈原虽不是出生在湖南，但他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产生于湖南，他以身殉国的壮举完成于湖南，他的思想和行为对湖湘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汉初期政治家贾谊受到朝廷排挤，被贬来到长沙。他想起与自己经历相同的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表示哀悼，并借此倾诉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怒和忧伤。贾谊受到屈原为国分忧精神的感染，身不在其位却仍然坚持给文帝上奏章，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他的忧民爱国对后世、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随着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创立及其传播，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当时是宋金交战、国家危亡、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湖湘士人们坚决主张抗金，反对妥协投降，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品质。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在向宋钦宗所上的《时政论》中就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胡宏在上高宗书中对金南侵而朝廷步步退让极为不满，甚至痛斥最高统治者&顾虑畏惧&，朝臣&欲偷安江左，贪图荣宠。&同时，湖湘学派的许多师生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爱国主义，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们直接投身到抗金的斗争之中。如胡宏的弟子张栻就曾跟其父亲张浚兴师北伐，张栻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以及他那抗金爱国的坚定立场和思想，深深影响了湖南士人。南宋末年，蒙古人南下进攻长沙，在湖南安抚使李芾的率领下，长沙军民包括潭州书院、湘西书院、岳麓书院的数百学生义无反顾地投入守城战斗，坚守半年之久，最后矢尽粮绝，李芾和学生及许多官兵都壮烈殉国。这爱国主义的悲歌永远激励着后人。
&&& 明末清初、清军入中原烧杀掳掠，湖南士民和各书院学生投身于抗清救亡斗争之中，书写了又一页爱国主义的新篇章。南宋抗金名将吴猎的后裔，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眼看明朝大势已去，自己空有报国之志而无力回天，最终绝食死于岳麓山。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在明朝灭亡清军追剿农民起义军余部和南明政权进入湖南之际，挺身而出，毅然举义兵于衡山，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又埋首著述，完成&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重任，以寄家国之仇，终身不作清王朝统治下的臣民。
&&&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神圣职责与使命。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如魏源，面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种种衰世迹象萌生了变革拯世意识，他在《海国图志》中开宗明义地揭示该书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不仅主张将西方长技用于军事，还主张将之用于国计民生。魏源的思想是洋务运动的理论先驱，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人士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他们的倡导下，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实践，对于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左宗棠，不仅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而且在他古稀之年还率兵出师新疆，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作出了卓越贡献。甲午战败，天下震动，湖湘志士大批涌现，谭嗣同是这批志士中的杰出代表，他面对着国家&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严峻局势，毅然走在国人的前列奋起救国。戊戌政变时，他本可逃过劫难，但却甘愿受死，慨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以自己的鲜血唤起民族的觉醒，表现了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论在理论思想领域，还是在革命斗争实践方面，湖南都涌现了一批批英雄人物。如宋教仁、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刘道一等。可以说，没有湖湘子弟的参与，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岳麓书院弟子杨昌济先生的经世救国思想影响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创立新民学会，继承湖湘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传统，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为新文化运动在湖南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不断探寻救国真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了崭新阶段。
三、关注现实、体用结合的经世学风
&&& 所谓经世济用，又称通经致用，即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这是中国儒家的一种优良学风，湖湘文化更是具有经世致用的突出特征。有学者认为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不能将它视为湖湘文化精神特点，王兴国先生对此曾有辨析，他说&诚然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表现是有程度不同之区别的。例如清代汉学盛行时，在某些省份经世致用思想是不被重视的，但是在湖南却是始终一贯的，到了近代则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
&&&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学风，可以上溯到先秦汉唐时代。战国的屈原，西汉的贾谊，其学问文章与治国安邦的抱负、忧国忧民的心怀、理想的追求实践浑然一体，他们是湖湘文化中经世济用学风的先行者，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泽被后世；三国的蒋琬，以实干精神为诸葛亮赏识；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学问高文章好忧国忧民振时济世，力倡改革遭受贬谪也不改初衷，他们推动了经世致用学风在湖湘文化中的发展。
&&& 到了宋代，随着湖湘学派的创立，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风正式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发扬光大。宋代湖湘学派开山者胡安国苦治《春秋》数十年，其目的是&康济时艰&；胡宏兄弟继承其父家风，主张从事学术的目的是&明体&以致用，而&致用&就是要&致&现实的政治、经济即治国安邦得民的大&用&；稍后的张栻更是把&传道以济斯民&作为宗旨贯穿于岳麓书院整个教学活动中，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湖湘学派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具有实干精神的人物，如吴猎、赵方、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等人，他们或成为经邦济世的能员大吏，或成为卫国杀敌的良将英才。
&&& 南宋以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王阳明心学陷入空疏一路，但王学在湖南的传播却有浓厚的经世济用的特点；张元汴等王门学者在湖南讲学，注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倡导躬行实践，这都与正宗的王门心学有较大的距离。清初湖湘文化讲究实学，王夫之是代表人物，他的理论追求和济世实践，正是经世济用的最好范例。清中叶乾嘉时代考据学盛行，学者们钻入故纸堆而把社会现实问题置于一边，湖南的汉学家虽也讲考据，但他们却能注意将考据研习经史与通晓时务结合起来。如王文清治汉学不囿于经史训诂而是兼及礼、乐、兵、农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以使学生能通经致用。陶澍不仅是一位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名臣，也是一位倡导经世致用的大学者。他与魏源、贺长龄等人一起身体力行，不仅在盐政、河政、漕运的改革方面有很大的成绩，还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经世学派，对后来的湖湘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这促使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学风的蓬勃发展。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学派是陶澍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的积极践行者，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将&经济&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在理论上将经世致用的主张提高了一步。又如左宗棠，他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特别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学问：其一是地理学。左宗棠在道光十九年作了《舆地图说》一书，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兵事莫不悉心研究探讨。其二是农学。左氏曾买田湘阴东乡柳庄，在此他不仅精研近人有关著述，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在湘阴首倡种茶之风。正是由于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才奠定了他日后的经世功业。
&&& 在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下，除了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之外，近代以降湖南还产生了一大批经邦济世的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学术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为世人所称道。这种学风还直接影响了近代湖南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到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这种学风又为杨昌济等学者继承发扬，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新一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实事求是、勤勉笃实的务实作风
&&& 实事求是也是湖湘文化精神的明显特征。在岳麓书院讲堂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题写的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仿佛还在昭示着湖湘学人不断保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唐人颜师古解释这四个字，说实事求是就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在湖湘文化的传统中，实事求是不仅体现为一种学风，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勤勉笃实、注重实践的务实精神结合起来，成为湖南人求学问道经邦济世的自觉追求。
&&& 湖湘文化的求真务实精神由楚文化发展而来，楚文化又深受墨家的影响，墨家提出了&有本之者，有源之者，有用之者&的三表法，主张认识事物要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百姓耳目之实&和实践的效果来判断真理是非。墨家这种思想对湘人影响甚大，到了宋代周敦颐以后，不仅成为湖湘学人的哲学观念，并且成为他们生活的准则。周敦颐《通书》阐述了&诚&的思想，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这里所说的&诚&，实际上就是&实事实理&。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周氏&诚&的思想，他认为&诚&就是客观存在，&诚者，实有者也&，他还认为&诚&就是忠实于客观事物，即&忘乎己而一于理&。这些都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具体表现。
&&& 王夫之之后，湖南学人继续发扬务实求真之风。魏源提出：&以事实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他对当时中国事务和世界世务悉心探究，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振聋发聩的主张，这正是湖湘学人实事求是的最好体现。乾嘉之际江浙一带的考据家如戴震等人，他们做学问虽讲&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但他们的&实事求是&只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问现实，与社会实践是相当隔膜的。曾国藩对这种现象很是不满，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钻诂训，本河间献之旨，薄宋儒为空疏。夫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即物穷理乎？&曾国藩正是有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并将其贯彻到他的社会实践中去，才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左宗棠一生，前四十年孜孜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后三十年则将其所学大展宏图于实践之中，他对实事求是的体会尤为深刻，直到临终他还在遗折中写道：&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 湖湘文化主张务实践履、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一向强调知行统一和力行的重要，他主张：&学者务积功于实事。&毛泽东在形成自己的行知观的过程中明显受到老师的影响，这在他的早期文稿中多有体现。他曾在《伦理学》一书的批语中写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他不但刻苦地学习书本知识，他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研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曾多次与蔡和森等好友&游学&，深入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毛泽东青年时期形成的这种重力行、重践履的学风，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他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既是对重力行、重践履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超越。
&五、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意识
&&& 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与这种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
&&&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湖湘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融合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实现:其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如上古时代以舜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与三苗文化、先秦时越文化与楚文化以及后来湖南境内汉、苗、瑶、回、土家等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这里所说的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既包括湖南内部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包括湖湘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三，不同学派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如法家、道家、儒家以及佛教与道教、宋学与汉学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其四，湖湘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创新。比如屈原，他的诗歌创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和一座高峰，而他最出色的作品则是在湖南完成的。当屈原从湖北来到湖湘大地时，面对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几乎全新的异质地域(也可说是民族)文化，他的作品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已是研究文学史学者的共识。由此看来，屈原诗歌的伟大成就正是湖湘文化中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沟通融合的成果。
&&& 又如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他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能开创一个新的学派，与他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分不开的。周敦颐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维成果，其思想体系从理论构架到范畴、命题，都有对佛道之学的改造、利用。周敦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主要是因为其援佛、道入儒，并能会通诸家而推陈出新。南宋时期，胡宏、张栻等学者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学风特点即兼收并蓄。胡宏并非湘人而是闽人，他和他的父亲胡安国开创了湖湘学派，这与他们能广泛汲取其他理学学派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胡宏的学生张栻曾与朱熹、吕祖谦等学者以书信的方式就理学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并与朱熹有过著名&朱张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张栻在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等许多方面接受吸收了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观点。后来的岳麓诸儒也不囿于学派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力求兼取众家之长。在岳麓书院讲坛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够放言高论，传播其学说。这种状况与当时其他一些学派之间互相排斥、壁垒森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了湖湘文化和湖湘学派的博大胸怀。明清之际王夫之集千古之智、众家之长，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总结，还对佛、道两家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将各家融冶会通，从而别开生面，把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近代以来，随着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转型，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以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湖湘学人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局面，莫不试图有所作为以拯危局。他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实现国家的近代化。魏源大胆突破&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师夷长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将&师夷&的主张付诸实施，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对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并且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力宣扬传播西学。维新志士谭嗣同则以&通&为思想学术宗旨，熔铸古今，萃取中西，全方位地吸纳中国传统的儒、墨、道各学派及佛学、西学的思想，建构了其《仁学》思想体系。
&&& 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湖湘文化杰出人物，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践融会贯通，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更是湖湘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精神特征的最好体现和伟大成果。
&六、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的奋斗精神
&&& 钱基博先生曾说：&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唯其厌声华，故朴；唯其耐艰苦，故强&。钱氏所言湖南人、不畏艰苦的精神风气，就是指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确为湖湘文化中&数千年之古风&。
&&& 往上追溯这&数千年古风&，必须提及尧舜时代的三苗。三苗是？尤九黎的后裔，他们原本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失利，但他们仍然顽强地作为一个整体而保持部族的凝聚力，并在新的部族首领的带领下，不畏艰辛，不避艰险，经过长达数百年的辗转迁徙，经历了平原、沼泽、湖区、山地等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各种各样的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力量顽强斗争，最后来到了以湖南武陵为起点的西南山区，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这种自强不息，不畏艰辛，面对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而从不屈服的奋斗精神，也是后来作为湖湘文化一个源头的楚文化所秉自强不息、坚忍不磨、不畏艰险的精神风气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精神对湖湘文化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精神风气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湖湘文化的这种精神风气&数千年古风未改&，从先秦到明清一直相沿不替，到近代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 陈独秀曾对湖南人的这种精神风气有过一段充满激情的描述和赞叹：&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世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 陈独秀所盛赞的王夫之、曾国藩、黄兴、蔡锷等人，是湖南人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的奋斗精神的突出代表，其实这样的人和事在近代湖南不是几个，而是一数就是一大串的。如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宁调元等许多湖湘英杰，他们之所以能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他们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的奋斗精神是极有关系的。
&&& 这种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的奋斗精神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使湖湘人物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产生出&天下舍我其谁&的高度自信。在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湖湘大地又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他们的刚劲作风和率直性格，他们自强不息、坚忍不磨的奋斗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走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其&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生格言，正是湖湘文化自强不息、坚忍不磨奋斗精神的绝好写照；至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等湖南英杰，也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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