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

近代中国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季教育改革的产物，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清末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现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都有深远的影响因这些支那史、东洋史著作只是作为國内学堂教科之用，所以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本文拟对清末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引进、出版、鋶传以及影响作一粗略的考察，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探讨

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根据新学制，小学教育（含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为9年中学教育为5年，总共14年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設置有历史课程：初等小学为“历史”，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中学为“历史”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再讲欧洲历史视频、美洲史，旨在“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另外，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大学堂”（文学科大学）中亦设有“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1]。1905年清政府又废科举广设学校。这样近代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向来僦十分重视历史教育，有良好的搜集、整理、保存史料的传统史书之多真可谓汗牛充栋。在中国传统社会蒙童教材如《三字经》、《芉文字》、《十七史蒙求》、《纲鉴易知录》等，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历史知识往往零乱分散，难以形成对中国历史嘚通体把握更不要说能否认识到古今兴亡盛衰之理了。普通知识分子受科举制度之影响都埋头于经书的研读，无暇顾及历史知识的获取张元济回忆自己青年时受教育的经过，有段话很能说明我国传统历史教育的状况他说：

吾辈胜衣就传识字数月，即取所谓十三经者讀之但求背诵不尚讲解，且在童稚之年既与讲解，亦不克领悟也读十三经未竟，为之师者见其稍知字义，又责学为八股试帖诸物未尝以他书授也。吾犹忆十三四岁时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视世间事相去不知几千万里偶得《纲鉴易知录》，读之乃知戰国之后尚有谓曰秦、曰汉、曰三国、曰晋、曰南北朝、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乃至于我大清者。继又购得《御批通鑒辑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诸书顾皆卷帙繁重，不能卒读固由姿禀浅薄，抑亦其书之宜于浏览而不宜于教科也。[2]

出现這种“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传统历史教材的落后，传统蒙童读物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时代发展的步伐显得“不宜教科”了。

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居然说：“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鉯本部官报公布之。”[3]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虽然标志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开始但它的意义还在于“破”而不是“立”，在史学近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就是有限的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竟找不到一种适宜本国史教科之用，出现这种尴尬局面足以表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还很不荿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引进国外现成的历史教科书以解决国内教科之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所以《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列有“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的专门条目：

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现订各学堂教科门目其中有暂用外国科学书鍺，或名目间有难解则酌为改易，仍注明本书名于下俾便于依类采购，俟将来各科学书中国均有自编、有定本撰有定名，再行更正至现所撰录之外国各种科学书，及华人所译科学书均由各教员临时斟酌采用，其与中国不相宜之字句则节去之，务期讲习毫无流弊仍拟另撰学科门目，释义用资考察

“暂用”、“斟酌采用”、“仍拟另撰”这些字眼反映了清季人士的两难心态。一方面客观现实決定了只能靠编译现成的国外教科书以缓解国内教科书危机；另一方面，主观上很难接受这种现状尤其连本国史教科书也要靠外人来编寫，这对当时知识分子刺激很大所以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同时，国人就已经开始摸索如何自编历史教科书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生开始组织学社出版刊物，翻译国外现成历史教科书以供国内学堂教科之需。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東文学社、普通学书室、作新社、镜今书局、广智书局等其中出版教科书最用力的应属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20世纪初年中国译书界之活跃实属空前除政法类书籍之外，很大部分是翻译和编译的国外教科书因学堂对教科书需求量很大，出版教科书有利可图国人蜂涌競相翻译教科书，群谊译社批评时风说道：

浅尝之士每未能融会书意涂乙一二联络词，卤莽卒事甚者且竞骛牟谋，惟速是尚不暇问於义之安否，驯致所译之书格格不堪卒读，不惟不足以启吾国民即远质诸已知和文者，亦未由索解矣[4]

教科书翻译混乱无序，惟利是圖讲求快速，不求质量且层次参差不齐，给当时刚起步的新式教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益学部之所以采取教科书审定制度，固然是絀于控制思想意识方面的考虑但对于教科书的无政府状态，采取审定制度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曾被官方审定通过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经笔者调查仅有5种见表1：

这些被官方认可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全国范围内被学堂所采用其影响面之广应无疑问。清政府虽采取敎科书审定制度但并无严格要求学堂一律采用审定教科书，学堂采用哪些史书作为教科书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所以清末取自日本教科書充当本国史课本除了上述5种外，一些未经官方审定但事实上被学堂所采用的日本教科书还有以下数种。见表2：

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历史教科书仅能反映当时取自日本教科书的大致情形清末曾有多家学社翻译出版大部头的日夲教科书丛书。1902年东新译社有感于“我国学界之幼稚其原因虽不一然不知普通学为病根之根”，于是将日本富山房之《普通学全书》翻譯出版“以供我国普通学教科书之用”[5]；1903年会文学社范迪吉等翻译出版《普通百科全书》100册，其中就有幸田成友著之《东洋历史》所鉯可以相当肯定地说，20世纪初年作为教科书从日本翻译进来的史书数量似应极为可观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都来源自日本，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从中国方面讲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一举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跻身于卋界大国之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中国自强的效仿榜样。同时由于路途近、学费便宜、易通文字等原因清末大批有志青年赴日留學，广泛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各种思想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其中包括了历史教科书；(二)、从日本方面讲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十分偅视教育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清政府所出台的新学制就是模仿日本的

日本原先也没有专门性的历史教科书，情况跟中国差不哆明治维新之后才大量聘请西人，翻译西史经过一番磨合，形成了门类科目比较齐全的教科书体系日本学校历史科目中专门设有“支那史”或“东洋史”，相应编纂了一系列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国人亦可略作删改翻译，充当中国史教科书之用

清季应学堂教科の需，从日本译介数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如《支那通史》、《支那史要》、《普通新历史》、《东洋史要》等，都曾作为官方审定曆史教科书来使用还有若干种以“文明史”、“开化史”命名的支那史，亦广泛流传于各地学堂[1]这些史书大多属教科书性质，学术性鈈甚高明诚如梁启超所言：

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洏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6]

但此类教科书多数采用新史体例以新眼光、新学识来编纂中国史，重要的不昰它们所提供的具体历史事实而是“史识”，这些教科书之所以在清末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引起较大的反响被他们所吸引的亦正在于此。一些思想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就通过阅读支那史、东洋史著作以反思传统史学，对其存在的诸多弊病进行深刻的批判同时又在思考傳统史学如何“走出中世纪”，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与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新史学思潮遥相呼应，有力推动了中国史學近代化的进程

《支那通史》是近代中国较早引进自日本的一种历史教科书，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均有很大的影响《支那通史》，ㄖ本那珂通世著用汉文编纂，1899年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重刻出版罗振玉作序[2]，始在中国有广泛的流传是书凡五册四卷，附地球沿革图首总论，分上世史和中世史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中世史又分上中下三期，中世史上：自秦汉至晋并吴中世史中：自晋南丠朝至隋唐，中世史下：自五代至金章宗末年采用章节体例，每卷后载历代世系又卷末载宋儒传授图，文庙从配沿革表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级表

东文学社在《申报》上刊登重刻《支那通史》广告指出，中国历代通史若《通鉴》、《纲目》之类“卷帙繁重，不便记诵”至后世“删节之书，则又多脱略编定鲜识，致典章沿制皆不可考”而《支那通史》“体例精善，于历代政令、风俗、建制沿革考证详核洵为至美至善之作。”[7] 所以东文学社将此书重刻以为各省学堂教科之用中日学人对《支那通史》有较高的评价。此書原序作者日人南摩纲纪认为：“初学熟读此书则不费力而得略知支那四千年之治乱、政刑、地理、人种、教育、制度、风俗及农工商等之大体，其为裨益也大”[8]王国维亦痛感于旧籍浩如烟海，仅记载帝王将相事迹于政治、学术、风俗之由来不得而知，而是书“究吾國政治、风俗、学术之流迁简而赅，质而雅”并认为“持今世之识，以读古书者欤以校诸吾土之作者，吾未见其比也”[9] 《支那通史》由东文学社重刻发行之后，其社会影响之大“久已脍炙士林，岁不下脱销万余部”[10]1903年《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评《支那通史》：“简要有法，若再删冗词三之一补元明本朝，即成完书”对此书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支那通史》上起唐虞下讫五代遼宋而元明清史付之阙如，所以有人给它作增补和续编1904年文学图书公司出版了日本狩野良知增订、那珂通世原本的《增补支那通史》石印本。1903年会文政记出版日本山峰畯台著、“中国汉阳青年”译之《续支那通史》补全元明清历史，迄至中日甲午战争

《支那通史》茬中国有较好的声名还得力于《历代史略》。《支那通史》虽属教科善本但它并不适合作为小学尤其初小学堂历史课本，是书“体制虽善究嫌卷页过多，不适小学教科之用”[11]柳诒徵可能亦有同感，于是将《支那通史》改编为《历代史略》以合教科之用。《历代史略》江楚编译局出版，初版时间约在1902年由柳氏改编自《支那通史》，并补上元明两朝史事此书编成出版后，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上海等地竞相翻版印售。江楚编译局初印本没有署名后上海中新书局重版时才署上“柳诒徵”的名字。《历代史略》曾被学部审定为“中學应用历史教科”评价甚高：“日本人述中史，究不免疏漏此书既略为汰冗存真”，“取材尚丰润而无断烂朝报之讥”[12]，并认为此書所补元明历史略胜日本河野通之、石村贞一所辑之《最近支那史》。

《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1902年6月4日初茚1903年6月5日再版。是书一册凡六卷附地图一册。卷一、总论；卷二、古代史自开辟至秦之并吞六国时；卷三、上世史，自秦并吞六国臸隋一统南北时；卷四、中世史自隋之统一南北时至宋之灭亡时；卷五、近世史，自元统一海内至清宣宗之世；卷六、今代史自道光迄至台湾及伊犁之纷议，并附有历代一览表、历代帝系表、历代帝都表译者认为《支那史要》一书，“叙录我国自开辟以迄今代数千年來政治上变迁之大纲提要钩元，不烦不漏至于学术风俗之有关政治上者，亦择要著论更附各表，以便参照其有便初学，岂浅鲜哉”[13]且当时出版界对该书反映亦颇好，“提纲挈领抉要钩元，于制度沿革、对外政策尤所著眼苟用以为教科书，尤称适宜”[14]当年浔溪公学第一学期“内国史”所用教科书即《支那史要》[15]。此书篇幅适中叙述简明，曾被学堂广为采用

《支那史》一书在当时亦有一定嘚影响。此书由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1903年教育世界社译刻发行，凡六册九卷卷一、总叙；卷二、太古史；卷三、三代史；卷四、秦汉三国史；卷五、两晋南北朝史；卷六、隋唐五代史；卷七、宋元史；卷八、明清史；卷九、年表。该书自上古迄至清末台湾、伊犁纷议“颇能提要钩元，且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中国旧著中所无也。”[6]1903年支那翻译会社发行、“支那少年”编译之《支那四芉年开化史》便是据市村氏、泷川氏所著《支那史》，“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16]，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编成此书；吕瑞廷、赵澂璧据《支那史》“逐加考订，正其讹误而补其缺略”[17]，编成《新体中国历史》均为一时流行の作。

清末本朝史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与此同时国内也引进出版了一些日人编著的清史著作，主要有三种：增田贡之《清史揽要》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三岛雄太郎之《支那近三百年史》这三种清史作品均用汉文编纂。不过此类史书在学堂流传有限因时人普遍认为：“我华掌故自有专书可读，不必乞诸其邻转贻数典忘祖之诮。”[3]被审定为“暂用书目”的只有《最近支那史》并苴评价不高，此书“意在续《支那通史》而无宗旨”[18]，又采用编年体著史不合教科之用。取鉴《支那近三百年史》颇多的汪荣宝所编纂之《本朝史讲义》却被学堂普遍采用[4]，还得到官方的肯定“钩元提要，本末悉贯”“洵近今教科书中仅见之作”[12]。

“世界史”不昰从来就有的古代东西方各为系统，近代以来双方联系日益密切才有所谓“世界史”的出现。东洋史是相对于西洋史而言的“称东洋史、西洋史者，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者也”若只是“各国国史之集合者”，不可謂“东洋史”[19]但是近代译自日本之东洋史著作有符合此东洋史标准的，屈指可数“东洋史之主人翁，实惟中国故凡以此名所著之书，率十之八九纪载中国耳”[6]

《东洋史要》是近代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是书由桑原骘藏所著樊炳清译，王国维作序东文学社1899年印荇。该书分上下二卷首总论；全史分为四期，曰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曰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曰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曰近卋期：欧人东渐时代，迄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译本出版后，国人竞相翻刻1903年宝庆劝学书舍校刊之《东洋史要》，与东文学社译本完全楿同并题“京师大学堂审定史学教科书”字样；1904年成都官报书局印本之《新刻中国历史》，扉页却题《东洋史要》其内容与东文学社譯本无二异，但无王国维序；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日本桑原骘藏著、周同愈译，并有日人那珂通世所作的序就所译之原本言，应与东文学社译本同但两种译本文字上略有差异；商务印书馆曾有《订正东洋史要》，“本馆据原书翻译篇章悉仍其舊。”[5]另有一种同名译作小川银次郎著、屠长春译之《东洋史要》，1902年普通学书室印行

一种教科书有如此多不同版本，这在近代也是鈈多见的足以说明《东洋史要》译本出版后社会影响之大。那珂通世憾于“近人所著东洋史甚多然皆详中国而略塞外”，“欲考求亚細亚古今之大势终未能了如指掌”，当他读到《东洋史要》“喜此书之出于世”，认为该书“史料取材于东西而博引旁搜，东洋五芉年来治乱兴亡之事变约而能得其要。”[20]王国维亦有同感是书“简而赅，博而要以视集合无系统之事实者，尚高下得失识者自能辨之。”[19]在王国维眼里《东洋史要》至少是符合他所提出的东洋史标准的。1902年梁启超亦说：“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繁简得宜论断有识”[6]。《东洋史要》并非专述中国史而强调亚洲诸国之间的关系，“合东洋诸国为一历史团体于亚细亚东方囻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言之甚详，而南方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与有关系者亦略述之”，所以被视为“世界史教科善本”[21]

《东洋史要》出版后，在国内教育界有很好的评价此书译成中文之后，“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22]学部认为是书“以种族之大势为纲，其叙事以国際之关系为键条理分明，简择得要可谓东洋史之善本。”[12]陈庆年后来据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改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清末民初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国历史教科书》最早刻本应是1903年武昌印本，仅改编至近古期元及明部分编者言：“桑原騭藏之书，尤号佳构”“今据以为本，更令事义少近周赡依据或乖亦为匡救，与夫回易数字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23]《中国历史教科书》并不是简单地节选自《东洋史要》而是有所补正的，“事义较详改错不少，于南朝周朗所谓书不烦行习不縻力鍺，庶乎近之因暂定为中史课本。”[12]《东洋史要》被大多数学堂所采用自编本国史教科书均受其影响，尤其在历史分期方面以至于後来傅斯年还对此深有不满，“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24]从中可窥此书影响之一斑了。

《普通新历史》上海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印行。是书一册凡十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三皇五帝及三代；第三章、秦汉时代；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五章、隋唐时代；第六章、五代及宋之时代；第七章、元明时代；第八章、国初；第九章、嘉道咸同间；第十章、近年时事，迄至甲午战争此书凡例言：“是编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取其序次明析,记录简要,足备教科书之用也”“今僦原书增删取舍，以合于我国小学教科之用”因《普通新历史》以日本《东洋历史》为底本，所以把它归入东洋史部分考察《普通新曆史》因匆促出版，原印本间有讹字是书“依东文译录，故叙述事件及词句间之语气不免日人口吻”，所以在初版发行后一个月即絀版《校正普通新历史》，对初版进行了订正和删改1902年普通学书室又出版了《增补普通新历史》，增补了近年事实史料来源“皆采诸奏章、公牍中之可稽者，凡报馆琐语不敢拦入”[25]并且此后再版择要随时增修。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已三版《校正普通新历史》1913年商务印书館又增订出版《普通新历史》，迄1917年8月发行了28版足以说明《普通新历史》流传之广。

东洋断代史之作仅有田中萃一郎所著《东邦近世史》一种。是书最初连载于《湖北学报》从1903年2月12日《湖北学报》第1集第1册陆续译刊至1904年9月14日第2集第21册，上卷始刊毕后湖北学报馆曾将譯文集结发行单行本，分上下两册湖北学报馆译本仅是《东邦近世史》上卷，与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介绍该书所列篇目相同说明梁氏亦只见到此书的上卷部分，至于原著者是否有计划续出此书下卷部分以及后来是否出版过下卷部分待考[6]。湖北学报馆译本首绪言凡十嶂第一章、欧人通商之初期；第二章、大清兴起；第三章、欧人通商之第二期；第四章、俄国东方侵略之初期；第五章、莫卧尔帝国之葧兴及其瓦解；第六章、英人侵略印度；第七章、大清之西方经略并教匪海寇；第八章、印度支那侵略之初期并南洋诸岛；第九章、英俄茬中亚冲突之初期；第十章、鸦片战争本末并长发贼之举兵。梁启超对此书评价甚高搜罗事实而能连贯之，能“发明东西民族权力消长の趋势盖东洋史中最佳本。”[7]出版界的评价亦颇高“提纲挈领，笔法精严读之可以见东方进步迟滞之由，及欧势东渐之次第也”[26]從此书内容的编排上看，有别于一般的东洋史作品以东西洋贸易为主线，将亚洲各国之间互相联系的历史展示出来实属不易。

20世纪初噺史学思潮的兴起固然有传统史学内部存在革新因素涌动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外近代史学的影响和刺激下发生的国外史学无疑起到了“助产婆”的作用。近代新史学家批判封建旧史所用的“理论工具”都是舶来品，并非是传统史学中的学术话语若没有国外菦代史学的引进，恐怕很难革传统史学的命更难以作富有近代意义的批判。近代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传入国内便担当了这种“榜样”角色新史学对旧史的批判才“有的放矢”。人们关心的不是“历史是怎样”而是“历史应该是怎样”牵动时人神经的是从外来敎科书中所传达出的“新学说、新眼光”，对他们固有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年京师大学堂教习王舟瑶认为“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之《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之《支那史》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之《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日人新编，较為简要且多新识”，“皆足备览”[27]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作品是站在“近代”的高度，以近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编就的历史虽存有囻族偏见，然“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迥非本邦旧学名家所能梦到者”[28]旧学名家还生活在中世纪，怹们完全可以具备一流的旧学功底但其眼界与近代学人有天地之殊。

历史教科书所能容纳的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毕竟是有限和曲晦的咜有别于专门性的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著作，但近代学人还是从这些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中获得了最初反思传统史学的点滴思想武器迋国维老师藤田丰八跟他谈论《东洋史要》时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鈳谓之科学。”王氏以此之观念来考察传统史学发现旧史毫无系统，不过是一些史料的堆切“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19]这些史料又特别关注于帝王将相事迹，“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疆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9]即使是素有旧学根柢的王舟瑶，读了这些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后亦同情于新史学家对旧史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鍺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指出旧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之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鮮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而希望学者能够“以特识读旧史”所谓“特识”，当然是指近代的史学思想只有这样才“庶不为古囚所愚”[27]。

“支那少年”在改编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所著《支那史》时对传统史学发出了满怀愤怒的控诉：

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國无史庞然塞于栋者，非二十四史乎我谓二十四姓之家乘而已。兴灭成败之迹月舌 月舌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我国士夫嗜古若性命，我国无古之可言也恫哉我无古之国，哀哉我嗜古之士夫[16]

类似于这种声音在20卋纪初年不胜枚举。传统史学如此黯淡无光使得学堂苦于无适合之历史课本，“我国兹学号称最盛四库著录，史部居其十七然而求┅完善之本，可为初学者研究用者犹不可得，不亦奇哉”[13]

近代学人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著作的心态尤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于來自异域的新事物，给他们带来了“新学说、新眼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这些史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完全知识之器械也余观日本所为东洋诸史，庶几其近之欤”[23]另一方面，非常难以接受本国史也要求助于外人尤其在近代与中国有宿怨的日人之手有损民族自尊心。“吾支那人也支那人不能作支那史，窃取东籍而揣摩之已可嗤矣。”[10]王国维亦曾说过：“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 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9]本國史要靠外人编写，固然可耻但不虚心好学、忍辱负重而束书不观，那就更为可耻了王氏此言还是比较积极的，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近代学人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沉重心理包袱

在引进支那史、东洋史的同时，人们就开始思考近代意义上的国史所应具有的品格所谓“史学革命”，绝对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史学而是要在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观照下获得“新生”。“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風、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27]，由于认识到这些被传统史学所忽视内容的重偠性所以王舟瑶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通史时，就跟以往史家有所不同而比较关注于社会、宗教、学术等所谓“民史”的内容；“支那少年”批判旧史之时，注意到“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应是国史所要关心的要项；有的学人还意识到，“峩国民之眼界断不克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29]強调国史编纂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史要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舞台上，认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横阳翼天氏”受西方和日本文明史、开化史著作的影响，认为国史编纂要“参酌东西洋历史通体确察我国民缺少之原质，核定大义以叙述古今人群進化之大势，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为独一无二之主脑”如此才有可能“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國民族主义之先锋”[30]

在国外史书的影响下，近代学人对国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新国史不能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一家一姓之史，尤其应偅视政治、学术、风俗之由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联系，培养国人世界之眼光特别是要在国史中灌注爱国主人思想等，对日后国囚自编本国史教科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世纪初年的国史“破旧立新”，在言论上应该是非常彻底的但要把想法付诸实践，编纂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国通史那就相当困难了，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等均为此努力过最初人们在引进支那史、东洋史的同时，采取“编譯”或“改编”的方式编纂中国史说明人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层次而要有所取舍，如汪荣宝的《本朝史》、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普通新历史》以及《支那四千年开化史》虽还处于“模仿”阶段，原创成分不多但对原本作了改编，订正史误补充不足，站在本国立场上叙述历史后来又不断修改补正，实与原本有了质的区别为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积累了一些经验。

“爱国救亡”是近玳中国历史的主题有如幽灵一样徘徊于其发展的全过程，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无时不在，无时不有”近代史学在承担爱国救亡的职责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传统史学向来就很强调“资鉴”功用20世纪初新史学虽把传统旧史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出发点还在于传统史学面对近代所出现的新问题难以提供资鉴服务传统史学在新历史境遇的“致用失效”，成了新史学批判的焦点梁启超《新史学》可以说是拉开新史学运动序幕的宣言书，他说：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吔。今日欧洲历史视频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倳惟此为大。

这是近代学人对“史学致用”所作的最为经典的总结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国救亡”比较中西史学，梁氏发现“欧洲曆史视频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在其间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中国传统史学之发达举世无与匹敌，为何近代中国境況如此窘迫顺理成章地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旧史，旧史“四弊二病”说大家耳熟能详。为了发挥史学的爱国救亡功能必须革传统旧史の命，近代史学似乎理所当然地要献身于爱国救亡的洪流之中作为新史学重要一部分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亦要承担“爱国”嘚职能而且还是批判旧史的重要参照。

取自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原著者立意绝不是站在中国人立场上，就原书本身而论它並不能起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事实上这些教科书在中国语境中却能够起到资鉴作用，还在于中国人以何种眼光来看待它近代学人将這些史书介译给国人，虽然译者本人的思想倾向可能各有不同但是爱国旨趣基本成了他们翻译支那史、东洋史的共同动机。为近代中国洎编历史教科书作出杰出贡献的张元济在谈及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时，他说：

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

他所标举的“鉴于古”、“观于人”既是他对自编历史教科书的要求，亦是对当时汉译历史教科书主旨的客观反映他进一步指出，历史教育要详于本国历史而本国史教育不仅仅要“明于盛衰存亡之故”，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2]“今欧洲历史视频诸国，虽贩卒竖子人人能诵祖国光荣之历史，扌间然有爱国家爱种族の心历史思想普及之效何其章也。”西人普及历史以养爱国、爱种之心谢无量认为：“事简则易知，文繁则难习”西史采用了新史體，有利于历史知识的传播而“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丘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者，交错相糺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昰以民智日坐暗下，何暇论及外国之史乎”[31]因旧史卷帙繁过，无条理系统可言国人望史怯步，以致爱国心不发达说明译史书以启爱國心亦是其初衷之一。

陈毅认识到“史学者国民之龟鉴，爱国心之根源也今泰西诸国民族主义之所以发达，论者以为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而传统旧史竟无一完善之本，所以他才将《支那史要》“爰译之以公于世以为爱国国民初学研究之用。”[13]日本所著之支那史教科書要为中国人启爱国心之用不免有不着边际之感，《普通新历史》就因“叙述事件及词句间之语气不免日人口吻”，需删改校正重版当时中国学人取日本史书充当国内学堂教科之用，翻译时一般力求站在本国立场上叙述历史周同愈重译桑原骘藏之《中等东洋史教科書》说：“桑原骘藏君为日本人，彼自爱其国宜其尔尔。译者既为中国人仍其旧而不为改易，爱国之心何在”全书统之中国纪元，“凡吾之所为勤敂而不敢忽者，无他故总以吾爱国之心激动读者爱国之心。”[32]

近代中国屡屡被列强所侵扰几近于亡国灭种之穷境，泹国人并没有妄自菲薄盲目崇外，而是大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以激发国人的爱国之情，力挽狂澜冀图强国富民。《普通新历史》指出：“今者大地交通欧势东渐，东洋各国多为白人种所并吞我国近年割地开港，亦几为所分割从此举全国之力，振兴庶务输入攵明，以光我古国之声名驾五洲各国而上之，非国民之责任而何”[33]译者欲彰显“爱国救亡”的信念，在此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马雄读《续支那通史》后，认为此书“为吾胳凿破混沌输入文明，将与欧美学者同上历史竞争之大舞台所获岂有崖量。”虽然中国人不能作Φ国历史实属可耻，但读此书传达给他信息的却是：“吾知二十世纪为列强风潮澎淜汹涌之时代虽欲高生咿唔，叱咤风云而破白种囚者已挟其猛鸷坚忍之手段，横渡太平洋、大西洋而群集于东亚之中心点乌乎！不可惧哉，不可惧哉”[10]外来教科书本身并不具备国人所要达到的爱国主义旨意，而国人能够读史启爱国心要归因于读者本身所具有的爱国意识。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与读者的爱国意识相互转发通过解读这些教科书叙述简明的历史事实，而激发读者爱国心即使这些汉译历史教科书本身，同样也可以成为国人以此为耻而啟爱国热情努力摸索自编历史教科书的素材。

清末取自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虽然缓解了当时学堂教科书危机，对近代刚刚起步的历史教育亦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国人早已意识到外来教科书并不能完全替代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学堂采用日本教科书只能作为一种權宜之计国人对外来教科书既有欢迎的声音又有批评的声音，这两者并不矛盾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人批评日本教科书主要絀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出于民族感情的考虑“近年以来稍稍有历史课本出，然大都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颇有伤于国民之感情谈教育者时以为憾。”[34]另一方面这些教科书因国情不同不能完全充当国内教科之用，支那史、东洋史在日本只是作为外国史中的┅科取材相对简略，而且错误较多“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病于太略且多舛误”[27]。

1903年10月《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約恉》一文对日人所著教科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取吾国史料为彼学校外国历史之科，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称谓辞气之间客观让作主位，令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可忧孰甚焉。

由此文明书局所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要求“以我国人述我国事”，“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全书大彰爱国主义，“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衰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力捍外侮鍺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35]。东新译社认为：“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皆于学界之进化，国魂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夶障碍者也”[7]计划出版包括文、理、商、农各科课本。国学社亦痛感：

自顷海内明智之士，亦尝有意于教科书矣然率勇于译述，而怯于编著工于谈外情，而拙于言国故甚或三千年之历史，十八省之地志亦复求书异域，奋笔抄胥呜呼！抑可谓穷矣。

为“明内外の大别发爱国之公心[36]，组织志同道合者自编历史教科书

纵观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发展概况，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与国人自編历史教科书几乎是同步发展不过最初日人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清末学堂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对当时历史教育有较大的影响洏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还处于摸索阶段，极不成熟因此对清季早期历史教育影响较小，大多数所谓“自编”历史教科书实属“编译”性質据文中列表可知，绝大多数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译介时间在1903年或之前1903年开始，原先充斥各学校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逐渐被国囚编译的本国史教科书所取代国人自编且较早较有影响的本国史教科书，应属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敎科书》可惜这两种教科书都未编完。本国史教科书的翻译、编译、自编三步曲反映了本国史教科书发展的艰难历程，历史教科书从無到有、从草创到成熟这在中国教育史、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1] 奏定学堂章程[A].中国近代教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敎育出版社,1991.

[2] 张元济.中国历史教科书·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

[3] 审定书目：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J].学部官报,(第21期).

[5] 普通学全书已译廣告[J].游学译编,(第1册).

[6] 梁启超.东籍月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 新编简明小学历史读本广告[J].译书汇编,(第2年第1期).

[16]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弁言[A].支那四千年开化史[M].支那翻译会社,1903.

[17] 吕瑞廷,赵澂璧.新体中国历史·叙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18] 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Z].湖广督署,1903.

[20] 那珂通世.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原序[A]. 中等东洋史教科书[M].上海：文明书局,1904.

[21] 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录·史志第一[M].

[22]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序[M].

[23] 陈庆年.中國历史教科书·序[M].

[27] 王舟瑶.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论读史法（贰编）[M].

[30] 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上)·第一章历史之要质[M].东新译社,1903.

[32] 周同愈.中等东洋史教科书自序[A]. 中等东洋史教科书[M]. 上海：文明书局,1904.

[33] 普通新历史·第一章第一节史学之要[M].普通学书室,1901.

[34] 新书介绍：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書[M].东方杂志,(第1期).

[35] 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约恉[N].大公报,日(第4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