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其实似是而非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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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其实似是而非的历史观？
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其实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历史观，包括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研究的看法，对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局限性的看法等等。 补充：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标准当然是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也很欢迎大家探讨，但并非我的本意。 我更关注的是看待人物和事件的方法，怎么去理解人物和事件。说的更明白点，就是到底人物是怎么想的，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做出了选择，那些历史的事件又到底是由哪些选择构成的。 我的问题是，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们的方法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会有什么问题？默认排序290 个回答.zm-item-answer&}" data-init="{&params&: {&url_token&: , &pagesize&: 10, &offset&: 0}, &nodename&: &QuestionAnswerListV2&}" style="border-bottom-width: 1 border-bottom-style: border-bottom-color: rgb(238, 238, 238); color: rgb(34, 34, 34); font-family: 'Helvetica Neue', Helvetica, Arial, sans- font-size: 13 line-height: 22.1">知乎用户&在野武将我先讲个故事。小时候，我爸爸会带我看围棋直播。有一次，双方下得都很好，黑棋尤其“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我爸和我说的。棋逢对手，悬念一直留到了最后，黑棋贴目不足，微弱劣势输了这盘。后来，我爸再和我说起这盘棋的时候，黑棋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这里过于自信”、“那里过于保守”，总之许多关键的地方，尤其是原先看来极有创造力的地方，现在都有了问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的爸爸是关西棋院的业余六段，至少在判断上没有问题。这种转变其实反映了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特点：知道一件事情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过程的认识。心理学上称之为hindsight bias，在历史学的讨论中，我们常常说这是“倒放历史”的问题。考虑一个例子。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发生过很多大事，其中一件就是英国教会渐次脱离罗马教廷，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然而，当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一世继位之后，一改她的父亲和前任的政策，努力“拨乱反正”，力图让英国教会回到罗马的怀抱。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玛丽去世之后，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一直到今天英国教会都是独立于梵蒂冈的。在知道了最终的结果之后，我们很难认为玛丽的“拨乱反正”是成功的。事实上，由于她的继承者伊丽莎白一世的空前成就，以及她们二人之间经久的敌意，玛丽留给后世的形象就只能非常糟糕了——“血腥玛丽”比“玛丽一世”更加为人所知。然而，近年来历史学家在仔细爬梳玛丽朝史料之后，才渐渐得出了比较公允的看法。玛丽并不是在把一种落后的宗教强加给大步向前的英国人民，她的反正运动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也受到了相当的支持——事实上，在当时的西欧世界中是成功的。这其中的一本书是：Eamon Duffy,&Fires of Faith: Catholic England under Mary Tud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后见之明”会让我们带有一种成见，以某种固有的判断来梳理历史事实——这种判断可能一开始就是错的。这进而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对历史现象选择性的漠视。我们换一个中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唐帝国在黄巢之乱之后渐次瓦解了，最终在907年被朱梁所取代。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来梳理唐代的政治、社会史，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之后就已经雄风不再了。因之，当我们考察九世纪的进程的时候，我们会首先看到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宦官专权等等现象。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就会忽略许多同样重要的现象：中央或宫廷主导的新的政治文化的扩展，清流文人群体的兴起，文官政治向地方藩镇的渗透，等等（见，2010）。事实上，九世纪的唐帝国依然充满活力，她的瓦解事实上有某种“突然性”（同上，另见Nic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Center, 2014）。换而言之，对结果已然的认知会让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一些现象上，忽略另一些在当时世界中看来同样重要的事件或过程。但有的时候，还可以更糟。我们或许会因之犯下时代错置的错误。我们把焦点切换到中东。我们知道今天的穆斯林庶几分为两大派，逊尼派与什叶派，什叶派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先知把大业传给了他的族人、女婿阿里，之后继承权又会传给先知的亲外孙、阿里的儿子侯赛因，侯赛因和他的族人在公元680年被残忍的杀死了，在后来的记忆中，这标志着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决裂。因为我们知道八世纪以后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野，同时又因为宗教历史书写固有的一些特点，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很多观念在七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685年的时候，阿里的另一个儿子al-Hanafiyya就被推举为领袖。他并不是先知的外孙，是阿里和另一个女人生的。但是没有关系。当时的阿拉伯社会还保有许多父系、部落制下的观念，是阿里的儿子就好。这和后来什叶派界定的观念就有很大的不同。要透过后来教派分离之后形成的史料，追索许多早期的观念，实在是一种知识“考古学”的工作，Jonathan Berkey如是说——见The Formation of Islam.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Near East 6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3 （另见： Hugh Kennedy,&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 London: Pearson, 2004; S. Frederick Starr,&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观念的变化总是很微妙的，后段的观念认为之前一定就有了，有时就会出纰漏。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物的脸谱化或平面化。我们知道一个人后来的选择或成就，我们就认为他或她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这样的人，他或她的经历都被解释为向那个目标迈进。我们经常看到三国爱好者笔下的曹操或司马懿生下来就是篡位积极分子，仿佛整个人生都在为篡位做准备。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哲学史人物的梳理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会注意到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批评。于是我们认为存在两个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和《哲学研究》的维特根斯坦，而这之间，他的思想都可以发放在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脉络下看。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对“前期”与“转变期”的理解，很大意义上成了“后期”的投射，我们关注一个“坏”的、“带有形而上学残余”的维特根斯坦如何变“好”了、“彻底克服形而上学”的维特根斯坦，这使我们对他的作品产生了许多的误读。事实上，分割前后维特根斯坦的取径本身就有问题，学界不断修正的过程，我们可以读Rupert Read & Matthew A. Lavery, eds.,&Beyond The Tractatus Wars: The New Wittgenstein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2011，也可以参考Oskari Kuusela & Marie McGinn,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tgenste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的有关章节。更进一步说，除了关乎史实的错误以外，常常，我们还会把历史纳入宏大叙事的框架，以一种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仿佛历史就是在向一个特定的目的奋勇前进。于是，许多观念——民族国家、进步等等——会融合在一起，把历史组织成一个特定的样子。Christopher Wickham说，许多许多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都习惯把早期中世纪看做现代欧洲形成的时期。所以他们写了很多的书，题目就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比如“法国的诞生”之类的。他们觉得，法国既然现在是一个民族国家，其萌芽一定是在很久的以前就种下了。于是他们会不断的上溯，到加洛林时期甚至墨洛温时期。事实上，在Wickham看来，我们并没有材料因而也没有理由认为在1000年左右的时候，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就已经在西欧普遍存在了，一个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发展的过程是不存在的。彼时，也许，在拜占庭存在着某种较强的“国族认同”，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任何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而，历史学家也就倾向于将之忽略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选择性漠视的问题。（Christopher Wickham,&The Inheritance of Rom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 London: Penguin, 2009, pp.4-6.另见Christopher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些错误的观念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倒放历史、选择性的漠视、人物平面化脸谱化、宏大叙事、目的论的历史观，以及因之而产生时代错置，等等。家族相似似乎是一个有用的标签。我自己进入历史系已经有两年多了——如果旁听的时间也算的话。对于新生而言，如果克服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是一种基本训练，被反复强调。然而，在具体问题的拿捏上，又会非常困难。史学家也经常陷入分歧，以上介绍的观点也都只是一家之言。毕竟，作为历史的学习者，我们势必已经知道结果了，我们不可能不把结果纳入我们的思考，而我们的解释，最终也必须与结果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我们的历史书写，不能只是一些彼此无关的事件的大杂烩。幸而，近年来，许多优秀的作品做了许多尝试，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我无法对他们的学术取径、观察与结论做出判断，但我认为他们在叙事上都有某种突破。上引Wickham (2009) 是一本带给人很多震撼与感动的书。他在讲述400到1000年的欧洲史的时候，努力避免对任何宏大的过程的描述。每一章，他都以一个当时的场景、事件为开始。初读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感到一种冲击——如罗马世界的暴力，甚至会感到很难理解这件事的本末——如七世纪地方教会的改选。但是他随即告诉我们，这恰恰提醒我们，当时的世界、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与今天，甚至与之前之后的世界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些事情，就他所呈现给我们的样子而言，期间又有许多史料累层叠加的因素。并没有一种无形的宏大的力量把这些时间缀连在一起，呈现一幅连贯的画面——只有对它们有了就其所是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归纳出一些一般特点，就如全书在结论中做的那样。一本更加容易读的书是Stephen R.Platt,&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中文本《天国之秋》也早已出版。我们不缺少对太平天国的讲述，从金田起义到南京陷落。但我们习惯于一种已有的叙事模式，即使史景迁、罗尔纲有时也不能例外：起初他们是有活力的，后来，他们腐败了堕落了，他们最终灭亡了。但这本书不是这样讲的。全书的开篇，我们被放在了1852年的香港，和西方观察者一起，和他们一样从传闻中一点点了解这场变革的进程。这般，我们和西方传教士一起，认识了洪仁玕，渐次了解了他的思想，与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追随着他的视角，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天国在江河日下，石达开的出走、南京的奢靡，这些都被一笔带过——对洪仁玕来说，这真的不那么重要，这些都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看到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视野。同时，追随当时各种西方报纸的视角，我们又渐次看到了我们的“天国”正随着当时世界的许多世界而脉动，这些事件、这些变故、以及这之后的许多观念，我们又感受到了一个个不同的人对于整个事件与世界的认识，而对于这一切洪仁玕却对之全然无知的。无须讨论必然与偶然的问题，在这些不断切换的当时人的视角中，在诗一般的结语中，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本身就在发生变化。要之，我想题主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有许多观念，我们习以为常，却可以给我们以系统的误导。或许，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日常的阅读中，对于任何过于流畅的过程或进程，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至于一种更好的对历史的梳理、解释或叙事，或许倒没有一定之规了，但至少，作者对历史的复杂性与厚度有了经久而痛苦的思考与反刍。这里前后提到的一次演讲与十种书，就一并推荐给大家——事实上，这是我对&&的“2014的十本书”的邀请的拖了许久许久 的 答卷。&&&&&·&&·&&·&&呵呵在工业时代以前，普通人是无法再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在中国，这个时间的分界线可以划到1949年。我们读史书，觉得先秦就是百家争鸣，两汉就是开疆拓土，汉末三国就是英雄辈出，魏晋就是士人风骨，唐代就是万国来朝，两宋就是文化繁荣，民国就是大师辈出。但是无论是百家争鸣或是魏晋风骨，还是大师辈出，这都和整个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无关，和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无关。他们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就是这么默默地生存，默默地死去，史家和文人都不在乎他们的生老病死，不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在乎他们的一切。所以我们读到的历史，从来都是上流社会的历史；很多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古代，只是中国古代的上流社会；我们眼中的古人，也只是古代的上等人。准确的说，是士绅阶层。而且正因如此，我们在读史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情感代入写史的人，代入史书记载的那个阶层。所以我们看到明末流寇杀地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流寇好坏啊，人家地主一家人好好地为什么要杀人家呢？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起兵的那个人可能一家四口都被地主逼死。很多人幻想穿越，但是要知道，你穿越到北宋，不一定是名门望族的嫡长子，很可能只是流民图里面一个快饿死的普通人；你穿越会民国，也不一定是孔二小姐party上的嘉宾，更可能是黄泛区一个房子被淹没的灾民。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原来令人疑惑的历史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主要是那些“为啥古代跟现代不一样”的问题。其实不是古代跟现代不一样，是平民跟贵族不一样。有人觉得古代的衣服比现代好看，那是因为你只知道深衣曲裾和大羽华裳，不知道绝大多数人的短褐穿结。有人觉得古代的房子比现代的好看，那是因为你只知道飞檐斗拱，不知道绝大多数人住的都是土坯草房。有人觉得古代人的名字比现代人的好听，那是因为你只知道纳兰容若和曹雪芹，不知道绝大多数人叫朱重八和陈四九。好多人觉得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下子就没文化了，其实不是土共没文化，是土共把这些没文化的人当成人了。这是庶民的胜利，前所未有的。&&&&&·&&·&&·&匿名用户看到这个问题，立刻想到了仰慕已久的&的回答「」你觉得张居正这样的人出自寒门，是一种错觉。张居正是军户出身，祖先是千户，其父亲是秀才。考虑到古代的识字率，张居正的家庭条件在当时所有人中绝对算比较好的了。其实几乎所有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大人物的角度看历史，小人物的角度看当下。看历史的时候你觉得总督巡抚这样的都是龙套，现实生活中县长就足以影响你一生的命运。看历史，你会认为教谕的孩子中举，是寒门弟子的胜利。看现实，你会认为局长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学是权贵垄断资源的体现。其实自古以来，寒门就难出贵子。你之所以会认为历史上一些人出自寒门，是因为你往往是自动带入帝王视角看历史的。看历史的「帝王视角」，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答案版权所有&，有赞的话都是他的，如果介意请告知，立刻删答案。&&&&&·&&·&&·&&微信号sy870202，外贸人一枚。我也先贴个网上找来的故事！二战期间，盟军需要对战斗机进行装甲加厚，以提高生还率，但由于军费有限，只能进行局部升级。那么问题来了，究竟哪个部位最关键，最值得把装甲加厚来抵御敌方炮火呢？人们众口不一，最后一致决定采用统计调查的方式来解决，即：仔细检查每一驾战斗机返回时受到的损伤程度，计算出飞机整体的受弹状况，然后根据大数据分析决定。不久，统计数据很快出炉：盟军飞机普遍受弹最严重的地方是机翼，有的几乎被打成了筛子；相反，受弹最轻的地方是驾驶舱及尾部发动机，许多飞机的驾驶舱甚至连擦伤都没有。正当所有人拿着这份确凿无疑的报告准备给机翼加厚装甲时，一位统计学家（Abraham Wald）阻拦了他们，同时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案：加厚驾驶舱与尾部。理由非常简单：这两个位置中弹的飞机，都没有回来。换言之，它们是一份沉默的数据——“死人不会说话”。最后，盟军高层纷纷听取了这个建议，加固了驾驶舱与尾部，果然空中战场局势得以好转，驾驶员生还率也大大提高。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比英明的措施。这是很多人经常犯得一个错误。自动过滤一些本应该参考的客观数据。这个例子和这个玩笑一样。上学时候老师开玩笑说:都来齐了了吧？没来的举手，好，没人举手，开始上课！大家都喜欢看大神来讲解自己如何成功，听完之后热血沸腾，好像明天就能改变人生。殊不知成功都是不那么容易复制，不知道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因素，而很多因素是成功者没有说出来的！同时，成功者往往也成名，给我们一种错觉，好像成功的人很多。殊不知一将功成万骨枯，失败的人更多，而且失败者是不会出名的！我们自动过滤了失败者的统计数据。其实也和最高票答案异曲同工！都是犯了“幸存者偏差”。&&&&&·&&·&&·&&人文观察员在一部BBC拍摄的条顿堡森林战役的纪录片中，将天气归结为罗马兵团覆灭的主要原因。大雨淋湿了罗马人的弓弦，使射出的箭失去了威力；积水让罗马人深陷沼泽，沉重的铠甲成为他们的负担；老天爷帮了日耳曼人，两万多名罗马战士惨遭日耳曼人杀戮。罗马人向北的扩张势头经此一役被彻底打退。一场突降的大雨使瓦卢斯的罗马军团覆灭，而瓦卢斯军团的覆灭成为罗马北进的战略转折点。这个逻辑链条不禁让人们产生一个认识：一场大雨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命运。这种结论看似不合理甚至荒谬，但却符合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历史观。当然它是错误的。生活中，这种认识也是屡见不鲜。一个朋友，他的母亲遭遇车祸身亡。他受此打击精神恍惚，陷入了无尽的悔恨和自责之中。为什么？当天下午，他母亲电话问他晚上想吃点什么，他说是想吃红烧牛肉。而他母亲就在去超市买牛肉回来的路上遇了不幸。这个朋友认为是自己害死了母亲，如果他不说想吃牛肉，哪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他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似乎是对的，又似乎是错的。他母亲发生意外其实无法简单归结到一个原因之上。确实，如果他不说晚上想吃牛肉，也许不会有这意外发生。但是同时，如果他母亲不是提前下班，那也就不会遇到那辆货车了；如果那辆货车没有因为更换轮胎耽误了出发时间，也就不可能撞到人了。当一件事件已经发生，而你要回头找它发生的原因时，如果深究起这些影响事件诸多事前条件来，你会发现它们几乎是难以穷尽的。如果一环扣一环无限延展，甚至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这些无以穷尽的条件中即使有一个发生了改变，这个事件就可能不会发生了。因此，当你听到某人侃侃而谈某一历史事件必然发生的原因的时候，尽可以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的此种说法包含着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变动不居、永不停留的现实世界与我们建立的简化的物理模型非常不同。牛顿定律说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时，一定受到了一个外力。而这个外力与这个物体的运动状态的改变量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当我们为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原因时，却一定要慎重对待。甚至，这种隐含的错误历史观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加以利用，以达到误导他人的目的。对待历史因果关系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又衍生出各种对历史的误读，最明显的就是将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和对历史事件解读的片面化。先说历史人物的脸谱化。譬如，我们对成功考入清北的同学有一种脸谱化的认识。他们的成功，使得在大家的眼中将高中、初中的他们也都镀上了一层光环。他们历史上的每一个言行都在为他们考入清北的这个结果作证。当然，也可以追溯到他们幼儿园的种种异常表现。甚至他们出生前的列祖列宗此时都在向大家点头微笑：“我早就知道！”这个脸谱化的现象在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上也是屡见不鲜。秦始皇被描绘成为一个暴君。他从小就是暴君的胚子，当然长大就成了当暴君的料。一看刘备，长相就和常人不同，充分证明了他的英雄身世。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往往，这种历史观并不是我们有意采用的，而是我们无意之中被潜移默化的。当然也有好处，它让我们能够采取一种相对简化的方式去处理那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亲身经历的历史。再说对历史事件解读的片面化。我们天生的能力就是只能看见事物的一个面。当我们看一个人脑袋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脸，就看不见他的后脑勺；等到看到他的后脑勺的时候，他的脸又不见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同时看见他的后脑勺和脸。当我们的思维没有被充分训练的时候，当然是不具备同时看到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的能力的。在看待历史的时候，也同样会陷入这样的误区。例如西安事变中，我们看到了南京政府中亲日派和反蒋派的种种表演，他们不顾一切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这是事物的一面；我们却没有看到，真正救了蒋介石命的却正是这些蒋的政敌，而不是苏联、中共、英美或者是张学良本人。正因为蒋这些政敌的存在，才使得各种反日的国际国内力量不愿看到蒋介石死后出现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反之，如果当时的南京政府中有能够统领全局推动反日的、比蒋更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人物，那蒋介石的命运可就真的难测了。我们在看待历史时出现这样的误区，不是我们的错误，而是我们的认识能力局限。当我们看待历史时持有的似是而非观念，在客观上有强行加入的因果关系的误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的脸谱化和对事的片面化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历史产生认识的主体是人，不是机器人，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既然是人，那就脱离不了人的视角、人的观点和人的立场。当我们说到一个具体的名词时，例如“国军”，听到的似乎是同一件事，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甚至可能完全相反。有人心中想到的是“正面战场”、“民族英雄”，有人心中想到的却是“不抵抗而溃败”、“花园口决堤”。人类历史上，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发生的种种纠纷、矛盾和冲突，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对各种“名”的认知不同而造成的。那些曾经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如今已经成为过去；那百年前在地球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们，现在也已所剩无几。那些过往的历史是当今人们心中的映射和投影。历史人物和历史进程被人们心中所持有的各种信念、认知、偏见所扭曲，也被人们纪念和怀念。如果，一个历史人物在当今仍然遭到了巨大的争议，有赞美有谩骂；有颂扬有诋毁，那就说明这个人物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影响力，否则反之。同理，一个历史事件也是这样。历史已是过去。不可重复，不容假设，无法回头。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中，没有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同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创造了过往的历史，经历着切实的当下，并通过自主选择走进开放的未来。&&&&&·&&·&&·&&老王力气大无穷 双手举起纸灯笼进步的历史观，是近百年间才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进步，简单来说就是相信“明天会更好”，认为人类文明会不断发展，物质日益会日益丰饶，技术不断进步，人的尊严与幸福会进一步被社会所保障。而在过去，人们普遍相信的是，历史是毅种循环，认为历史不过还是墙头变化大王旗罢了，学者将其称为”历史循环论“。比较有代表的是中国的”五德终始说“，认为朝代更替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德行的不断交替，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如此相胜，往复循环。例如，认为周为”火“，而秦为”水“，属性相克，故秦能代周，而汉又是土属性的，所以汉能代秦三国演义所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隐含了这样一种循环往复而在西方，甚至还有”历史退步论“，认为文明从人与神相通的黄金时代退步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杀戮和血腥逐渐战胜了神性，令文明不断堕落（原来《小时代》就秉承着这样一种历史观啊）在古代，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思想是有依据的：根据《经济学人》的统计，人类所创造的生产总值在近千年间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上图对各个世纪以及21世纪前十年人类生产总值占历史总值的百分比做出了统计（深蓝色部分），发现17世纪前的每个世纪，人类的生产力增长十分缓慢。而浅蓝色部分，对人类平均寿命的统计来看，人类的健康程度和也未发生明显变化。事实上，就算是较早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在工业技术发生重大飞跃之前，人们也是很难感受到”进步“的例如，英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在低位徘徊，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昨天，今天，明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忙着生，忙着死昨天，在雅典的卫城之上，先贤们用橄榄油滋润着肌肤，畅饮葡萄酒讨论哲学，罗马斗兽场中，衣着华丽的贵族观看角斗盛会今天，来自魔鬼国度的野蛮人，骑着来自地狱的战马，焚烧了村庄，劫掠着城市，瘟疫和鼠疫收割着生命，粪便和脓血流满了街道。如果你生于中世纪，面对这样的昨天和今天，很难会相信明天会变得更好。如果说数据过于抽象，我们可以用更直观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康熙于1654年登基，乾隆于1799年驾崩，期间经历大概一百五十年，但看过清宫剧的人们大概能感受到，从”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康熙王朝到”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的乾隆时期，社会风俗礼仪与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相比之下，想象一下1865年和2015年，同样是经历一百五十年，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制度，你就会发现，世界的游戏规则已经完全改变了。如果让一个康熙时代的人穿越到乾隆年间，他可能不会感觉到什么不同，至少不会感觉吓尿了。而让一个1865年的人穿越到今天呢？1865年，李鸿章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俾斯麦正在担任宰相，就是那样的一个时代。从那时穿越的人，估计见到今天的iphone和特斯拉电动车，坐上高铁，看到宇宙飞船发射升空，看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会穿着和黎民百姓一样的衣服，走到农家掀开锅尝尝里面的饭。他的心情，或许只能用”吓尿了“来形容。&正是由于近百年来的翻天覆地，我们才会有了”科幻“，想象在未来几百年间，人类的探测器会探索三体文明，相当一部分人会定居太空。而在古代，这样的幻想被称为神话故事，认为这些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是由神所缔造的，而非发生在人类所创造的未来。&由于我们看到了生产力进步的力量，我们不再相信战争的胜败和政权的更迭是因为”金木水火土“的属性相克。相反地，我们接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将国际竞争归纳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历史在进步，这一历史观，绝非自古以来的，而是最近才有的新鲜品。--注：”吓尿“这个假设是受@谢熊猫君所译”为什么最近有很多名人，比如比尔盖茨，马斯克、霍金等，让人们警惕人工智能？ “ 一文启发，在此表示感谢！&&&&&·&&·&&·&&欢迎大家关注我和我的专栏“祖先”。首先是上古历史也就是所谓三皇五帝的问题，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疑问，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大首领都那么伟大，动不动就把自己的位置“禅让给有德”之人，很多人会觉得天啊我们这社会不成了越来越退后了么。这段时间的东西本来就是半神话半传说，很多我们对于那段时间的历史都来源于战国之后诸子百家包装出来的东西，尤其是儒家这种提倡“法先王”“厚古薄今”的学派，那就更是把尧舜禹汤文武这几个“先贤”说的圣人一样，也是因为《竹书纪年》或《清华简》，很多时候我们才可以重新去推测求证那段错综复杂缥缈的历史。在历史上本来是“黄帝”控制的炎黄部落因为打败了南方来的三苗，算是暂时当了个大首领，但是看过我专栏的大家也应该知道，山东一带的商业民族东夷其实可以说物质文化是要比华北平原要更发达的，结果老大的位子在自己家没有几代，就落到了更发达的东方首领——帝喾的手里。可是东夷本身就存在着“熟番”和“生番”，过了不久，东夷的生番“十日”开始骚扰这个部落，这时候帝喾也就没了，他儿子帝掣继位，结果是怎么都拼不过。而唐地（山西南）的“放勋”带领的“伊祁”部落趁乱夺取了大首领的位置，这人拉拢东夷生番有穷部落的“羿”直接造反，干掉了十日，这也就有了后来后羿射日的传说。而这个成了大首领的放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尧。所以这个尧本身位置就很尴尬，这人手下的部落实在是血统太乱了，这人自己算是东夷血统，却拉拢了东夷的生番，而控制的地盘还全是华夏人。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拉拢一下华夏人的大部落，来达到这个平衡。所以这个时候华夏的大族——有虞氏可就是首先要拉拢的对象了。有虞氏部落，妫姓，是个华北平原西部的大部落，放勋也一直争取这个部落的支持，而这个时候一个贵族的儿子“重华”看到了机会。这人有个不幸的悲惨的童年，老爸是个瞎子，老妈死得早，后妈天天欺负自己，总之这样的人多半心理都健康不到哪里去。可是这人却一直隐忍，对自己这混蛋爸妈好的要命，逐渐在部族里获得了威望。这时候尧就注意到了这个小子，这小子也很聪明，他知道尧要扶持一个在有虞部落的小弟，所以就让人推荐自己，大大宣传自己出身的可怜和无边的孝心，最后尧一感动，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女英”“娥皇”全部嫁给了重华。重华就这样利用了尧的支持，开始逐渐掌控权利，这人十分擅长舆论造势，开始各种派人宣传自己的孝顺贤能，并且开始派人抹黑尧的儿子“丹朱”。尧的末年，其实也发现了这个重华有很严重的问题，结果更不巧的是，洪水又来了，尧这时候只能为了制衡权利，去派颇有治水心得的西羌部落有崇氏首领鲧去治水，可是还没成功，尧去世，丹朱接替首领的位置之后，重华就发动了政变，这就是舜。图 舜 怪我？“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出自——《竹书纪年》所以可以看出，这人要是放到后世那绝对不是像孔孟包装的“大仁大义大德”那样的人物，可是随着儒家的兴盛，这个不讲究变革更讲究法古的学派，就让这些所谓的“圣主”们也就这么给伪装下去了，我们可以看出，后来的姬发也是如此，这个之后再说。而正在治水的鲧，其实可以说马上就要成功了，这人利用治水，笼络了不少的部族，逐渐融入到了华夏圈子里，可以说和史记里面说的鲧只会堵不会疏通是完全不同的。“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于羽郊”，“息壤者，言土自长，故可堙水也”。《山海经》当然了，山海经这东西本来就是玄之又玄，不过可以推测出来这可怜的鲧就这么被搞死了，治水途中，禹出生，这人就像赵氏孤儿一样，只能重新发展自己的产业，也对以舜代表的旧贵族有着很大的仇恨。禹这个人逐渐统合华夏的零散部落，用自己的能力以及曾经同情老爹的人，逐渐的壮大了势力。而鲧死了，洪水却重新袭来，最终舜没有办法，只能再次启用有治水经验的禹。众所周知了，禹这人三过家门不入的治水，终于完成了老爹没有完成的事业，并且说是治水，在这期间禹也团结了各个大部落，深得民心了。舜迫不得已，还得赐给本来不属于华夏族群的禹——姒姓（又是个女旁姓）。从此禹开始越来越得势，竟然给了自己这个部落一个逆天的名字——夏后氏。其实吧，后这个词从我们的祖先古羌人的时代开始吧，一直都是.......掌管的意思，这个字和“司”是同源，都是掌管的意思，看一下后的这个字形。看一下秦始皇的这个手，是不是和“后”很像。图 后的演变 可以看到甲骨文金文后和司就是个对称的图形。所以说这人势力已经膨胀到了，可以自称“夏”这么神圣意象的”后“了，后来的“后羿”啊“后稷”啊都是这个东西，只不过慢慢的后就成了最高地位女性的称呼了。也就是说这部落的凝聚力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所以舜的下场可想而知，就算后来的史书包装出来舜如何禅让给禹，禹又是如何推脱。而现实是尧幽囚，舜野死舜在”南巡途中“死于”苍梧之野“。禹象征性的闭门不出好久，还将王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来恶心舜，但天下的大酋长们都离开商均去朝见禹。在各个部落的拥戴下，禹正式成为部落首领。禹随即分封尧的儿子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这也是后世我们的领导者一贯爱做的事情，用这种分封来团结不服从的贵族。可是禹的继位可就不像尧舜那么不稳了，因为这个治水行动实在是太得民心了，又或者是这个传说中的治水，本来就是禹的夏后部落的一次大规模的征服，总之这之后启算是毫无悬念的成为了下一任首领，禹的天下终于可以稳定的世袭下去了。那么先不谈夏的建立，我们再看一下商的灭亡。随着东夷的又一次崛起，夏人再一次被这个发达的民族攻破，商人有着极其发达的“物质精神文明”，我在专栏里也介绍了一下这个可以说对“中国”的形成至关重要的时代，其实商的文化和夏人很不一样，夏人称首领“后”，但商自称“帝”，一般认为五帝之一的帝喾就是商时代树立出来的光辉祖先，商人热爱造神，也热爱占卜，当人也热爱侵略。可是之后神奇的是，从帝武丁到帝乙，一路向上500多年的商，突然地被阉割在了壮年阶段。帝乙的儿子帝辛继位，名字是——“受”。这人的性格和名字正好相反，自小爱攻击别人，据说单人可以攻下一头牛，并且这人极其聪明，以至于朝臣都感觉自己的实在是弱爆了。就像汉景帝立了幼子当继承人一样，帝辛也是帝乙的幼子，这两个人都是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十分聪明，加上他们的老妈太会玩，所以才废长立幼的。只不过这两个人的命运完全不一样，这个之后再说。图&帝辛时期商的鼎盛领土，所以说，虽然是鼎盛，和现在来比，还是小的可怜可是帝辛很不好的一件事就是错误的估计了这一点，前面说过，夏族的遗民就开始退回到了渭河谷地，也就是上图的最西边，现在的西安一带，号称周。这地方吧，北边就是黄土高原的羌人，南边是秦岭，东边才是华北平原，易守难攻，商过于强盛，他们只能屈服。可是从帝武丁的时候，这群周人就开始欺负自己的西羌小伙伴，并且开始大量融合强悍的西羌游牧民，到了帝文丁的时候就已经警觉了（商朝的老大名字一般都是帝加上个天干），所以直接活捉搞死了周王季历（周一般都是称自己的老大是“王”），随后周王昌继位，也就是封神榜里的那个“姬昌”，其实客观来说那时候人不是直接把“姓”放在名字前面的。周王昌死后，儿子周王发继位，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帝辛是谁了吧。这下子周别说当小弟了，都要恨死商的一代又一代的帝了，结果这个时候正好有个在商都混不下去的小官，同样属于夏族的姜姓吕尚投诚了，这货给周带来个大新闻，帝辛的哥哥微子启，本来就一直不服帝辛小受，再加上帝辛的两个叔叔“比干”“箕子”属于微子启帮的，所以说也不怎么支持帝辛。帝辛扩张后志得意满，开始大肆排挤原来在中央内部占有重要地位的巫师们，这一下更是积累了极多的反对党。再加上帝辛刚刚战胜淮夷，没有消化不说还在内部充满了仇恨，一旦趁虚而入，就会自然而然的内乱。这下可倒好，巫师们开始大肆抹黑帝辛，说帝辛不敬重鬼神，昏庸暴虐。加上经过内奸老姜的运作，微子启直接倒戈投向了周，在政治斗争中比干被帝辛处死，更成了周宣传造势手段。最后帝辛也意识到了危机，对周围的人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开始启用一些亲商的夏民部落首领，飞廉、恶来（爷俩）等，可能大家对这两个人不熟悉，但是我要说他们后代是“嬴”姓呢，嗯没错这群人就是秦国的先祖，但是是后话了。结果这么一来可倒好，因为重用外族，商的内部又出现了很多的贵族反对派，所以说帝辛是一步一步的下错棋，可以说帝辛是个明智的将军，但是商从武丁开始一直以来的穷兵黩武，没给帝辛留下一个当一个好的首领的机会。可是后来者的周人，他的哥哥微子启，甚至都没有给帝辛一个当悲情英雄的机会。就这样，帝辛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千古混蛋，甚至妲己一个女人也被大肆揪出来批判。当然了，本朝太祖对帝辛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太祖认为周王发把帝辛说的太坏了，所以当年的小将郭沫若也附和道：“统一神州肇此人。”我们可以发现，商这个充满浪漫主义的国度，给这个民族带来太多的荣光，从此之后东夷和夏族大融合不说，这个新兴的族群也是鸟枪换炮，成了区域内控制力最大文化最先进的族群。而全盘接手的周，是个和游牧民族融合的农耕民族，浪漫奢华的商碰上务实勇猛的周，这个民族的文化开始又一次上升，毕竟商是在最强大时候死亡的，不服从周人管理的必然也是极多。周开始宣扬所谓天命思想，一种为了证明“易姓革命合法性”承袭天命的模式出现，很有可能这个时候所谓“五帝禅让”的东西就开始被宣扬了。并且这个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是，祖先崇拜多于神明崇拜，或者换句话说，周的祖宗就是他们的神，而神不是种地出身就是治水出身的农业之神，如果金坷垃穿越回去，也是金坷垃之神。这种农业民族的祖宗崇拜，极大地加固了部族稳定。周炮制出炎黄传说，塑造出了自己高大全的祖先，并且更加丰富商的“帝喾”崇拜，三皇五帝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真正能看到确切的三皇五帝记载还是战国时期的）。并且随后开始揪出来传说中的夏，自称继承其正统，并且大肆美化夏、商的开国之君，禹和汤几乎成了神，而大肆贬低亡国之君，这个前面也都说了，桀纣就这样成了淫乱、屠夫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周这个部族的作风，很深的影响了这个民族之后的意识。周为了稳固阶级，设定了严格的礼乐制度和嫡长子继承制度，包括生产上的井田制，这个这里就不废话了。但是生产力确实发展太快了，最后平民开始壮大，下层人也懒得给这些没什么干货的贵族打工，私田越来越多，井田制也瓦解了。封出去的姬姓诸侯虽然多，但是人家到了一个地方就用地名作为”氏“，只称氏不称姓，所及这些姬们实际上也没什么认同感了。最后周后院起火，国人暴动，虽然有个宣王中兴，但是还是弥补不了这个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周的制度，一切的矛盾随着”宫湦“，也就是后来被称作周幽王的人上台而爆发了。对于史记里周幽王主要也就是这么个情况“王宠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为之数举烽。及犬戎之，举烽，诸侯救不至，遂杀幽王。”这也就是被我们连同夏桀、商纣一起黑的大型“狼来了”故事的始作俑者周幽王，但是历史上的周幽王真的是个这么缺心眼的玩意么？其实钱穆曾经给太史公记载的这段历史来了个狠狠的评价——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图 骊山，很巧的是蒋秃头也是在这里被张学良抓的其实在史记中也记载了，我们这个冰山美人不笑的褒姒啊，其实不是个后来的小三，而是周幽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已经是“太子妃”了，包括他俩生的儿子“伯服”，要是小小的侧室小儿子，也不可能用“伯”这个字，我们知道古代起名字都是“伯（孟）仲叔季”，伯本来就是老大的意思，比如周王发他哥哥就叫“伯邑考”。而仲呢，就比如孔仲尼，为什么被叫孔老二也是这个原因，用日本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次郎”。而叔呢，就比如“鲍叔牙”就是这样，包括我们现在称呼老爸的弟弟“叔叔”，也是来源于这个。季就更好说了，最小的儿子一般是季，刘邦这名字也是后来发迹之后才有的名字，他还是街头地痞的时候其实是叫“刘季”的，也就是那种承蒙道上兄弟包涵，都叫一声“三哥”那种感觉。其实周幽王姬宫湦继位的时候吧，就打算立他最喜欢的褒姒为后来的，伯服也就应该是太子，可是我们都知道前文说的国人暴动这个事情了，这个时候周王室的权威性已经很弱了，不得不和周围的诸侯国保持紧密的关系，所以把自己妹妹嫁到周王室的申侯就十分不同意幽王立出身低微的褒姒当后。嗯，这位就是日后被称为“郑桓公”的一位老同志，同为周家人，当然也要好好帮助自己的大侄子啊，所以郑桓公就利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姬友”的职责，周边诸侯被压制，所以我们的周王随即扬眉吐气的废掉了太子，把褒姒和伯服扶上他们应有的位置。但是这样一来，申侯可就不乐意了，说好的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呢？你来了个“姬友”就敢这么对待我？于是就开始更加猖狂，最后导致周王打算对他用兵了。申侯一看大事不妙，心想你以为我不会请救兵么，结果我们的申候先生玩了很神奇的一笔，人家去求了犬戎，自己跑到黄土高原让外族去攻击自己的国家，这就和后来孙中山为了对抗北洋军阀恨不得把日本人引进来一个道理。所以就这样，人家犬戎正愁没地方打，啪嗒天上掉下来个大汉奸，所以就和申候愉快的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随着郑伯的迁移，终于永远在自己的名字前带了一个“郑”字，不过这是后话了。而在传说中，周幽王点燃了烽火，哄骗了各路诸侯博得褒姒一笑，实际上那个时代的烽火台，也无非就是个镐京周边的信号弹，东边的诸侯全都离自己距离长短不一，并且基本都是几百公里，怎么可能一夜同时赶到？这种漏洞恐怕也只有儒家的卫道士才会选择性的忽略。或许褒姒确实笑了，笑的是自己的身世，笑的是这些在权力和欲望中沉浮的男人们。这个申侯的外孙“宜臼”继位，也就是周平王，但就是这个时候，还是很多的大臣不服周平王，最后大臣虢公翰立的新王“携王”还一直和申侯控制的平王分庭抗礼，所以说幽王到底是不是这种缺心眼的放羊娃，谁也说不准。其实通过前面的东西我们也能看出来了，历史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后人尽可能的去按照自己的意向去打扮，其实任何时候都是一样，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其实战国时代也曾爆发出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法家名言，可是在历代的酸儒的包装下，原始时期的大首领、朝代的创建者全都成了十全十美的圣人，而亡国之君就要被非黑即白的淹死，残酷的政治斗争被美化、简化，一切都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被包装出来的“阶级礼教”服务，这么想想，这些帝王将相也挺可怜的。所以有些“中国特色”，2000年都没有变。以上这次不安利太多回答了，就放一个这个吧，也是今天刚写的&&&&&·&&·&&·&&北京大学/很开心和你一起玩观众视角网上对部分历史人物的评价如下项羽：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他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领袖气质。孙权：虽无好高务远之心，可毕竟是王侯将相家室出生，没经历风雨挫折，自然是胸无大志气，更无野心可言。正所谓智者千滤，必有一失；愚者千滤，必有一得。李治：李治帝王一生，前期权力掌握在长孙无忌等权臣手中，后期被武则天掌控，但他似乎乐于如此，非常享受。只是当武则天步步紧逼，把大唐江山玩弄于股掌之时，李治才开始警觉，可惜为时已晚，只能看着＂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唐江山在他之后，出现了短暂的中断。孙中山：孙中山是一个演讲家，孙中山是一个煽动家，讲的慷慨激昂，博得给他的鼓掌。我听过他的演讲，也跟他谈过话，跟孙中山谈过话，孙中山他是不准人驳的，不准人反驳他的，提不得意见。袁世凯：中日甲午戰前，因朝鮮東學黨事件而起衝突，作為清廷駐朝鮮大臣，處理不當，且不能守節，竟然告病潛逃，造成陣前換將，又和李鴻章（時任北洋大臣）及翁同龢（戶部尚書？待查）及光緒不和。甲午戰爭大敗，袁世凱的失職，是根本原因之一。 相較於中法戰爭時的張之洞（兩廣總督），袁世凱的能力，不足其億萬分之一。其中李治和孙权含着金钥匙出生，项羽和大炮头是瞎折腾，后人对他们的能力、性格都有所诟病。那么我是在讨论怎么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吗？不不不，我只是想说15岁：孙权任江苏宜兴县委书记，你县县委书记多大岁数？&18岁：孙策这一年挂了，孙权在对未来的恐惧中被周瑜哭哭啼啼扶上马，负起国家三分之地的守土任务，这一年你在干什么呢？22岁：李治登基23岁：袁世凯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清国驻朝办事处主任、朝鲜军区司令员），朝鲜人亲切得称呼他为袁司马，这一年，你在干什么呢？24岁：项羽这年起兵了，你在干什么呢？26岁：项羽和50岁的大了一辈的刘邦在鸿沟谈笑风生，问鼎中原，也是这一年80后孙权把50后的曹操打回北边27岁：在彭城，项羽3万军队破刘邦56万军队（你看军队素质、组织度有多重要） 28岁：这一年孙文同学跟时任国家总理李总理（我中堂大人）亲切发信件想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可惜李总理没有理他。同年兴中会建立，这一年，你在干什么呢？30岁：项羽这一年已经战败自杀，结束他戎马的一生，虽然对于大部分人半辈子都不到31岁：李治攻陷高句丽，在他的时期，大唐的实力发展到了中亚，大唐版图达到顶峰那么我是想说宽容吗？不不不，我只是想说，他们一直在承受他们的年纪不该有的责任和担子那么我是想说大家不要评论了吗？不&我们不反对评价任何事情，历史观只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不反对任何键盘侠，我们不反对任何愤青，但是只有一天你真正饱尝过人生的艰难，深知历史的凶险，历经风霜，你的评价才真正有了价值，有了重量那些永远在台下搬个小板凳坐着吃爆米花，嘲讽台上的人，只能做一辈子观众而那些在台下设身处地思考台上人境地的人，终将走到聚光灯下&&&&&·&&·&&·&知乎用户&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好问题。而学生则想以此回答为&先生的答案作一些补充。就像我俩在其答案的评论中所言及，在史学本科或研究生的低年级阶段，老师们都会反复叮嘱我们留意一些问题，莫落入窠臼。英国史学家J.C.D克拉克以18世纪英国为研究对象的背景下，他曾提出过类似&先生曾提到的三种「错误」：若把克拉克的这一观念放到中国史来看，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中，以思想史为对象的结论便与其所有呼应：思想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常常是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引起的，事后由思想家所进行的「回溯性的追认」。[2]上述两位先哲告诉我们在大历史中，不得不对一些常识作知识化，就好比「民族主义」是一个19世纪的词，但这一概念在18世纪尚不为人所知。在18世纪及以前经常出现的对英吉利「民族」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初起：它们表达的是普遍的日常生活结构的组织化和概念化的其他方式，尤其是在由共享的历史、法律、宗教以及对王朝忠诚所提供的框架内进行的方式。[3]而这里的常识，是后世我们，为我们自己当下历史认识所局限的视界，以此回顾历史，不免似带上了有色眼睛，容易形成色差——使用相同的语言，难免会让我们产生天然的亲近感。而以学生所作的日本史研究中，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东亚所共享的汉字系统，给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来说，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又埋下了陷阱。这里有一个笑话与诸君分享：曾有一位做日本近代的年轻学者，将日语的「高校」理解为了中文的「高校」，于是中学与大学搅混了，自然后文也毋须在看了。当然，这是学生老师在课上给予我们的警告之例，是否真实，并不作保证。但学生想着大凡对日本历史感兴趣的同学，肯定会有共鸣。最后还要补充的是，历史学的研究往往还需要将知识作常识化，这一点学生很感叹&先生在问题：中的回答，提到：相比之下，其实除了唐宋短暂的直接接触，日本岛文化和大陆文化几乎没有实质接触和联系，其实历史上的常态是，日知中多，但多停留在文献（日本很快发展出了不依赖汉语阅读汉文典籍的体系）和海商言，中几乎不知日（当然，中国，尤其是宋后对于周边诸国的了解意愿非常非常低）。「日本很快发展出了不依赖汉语阅读汉文典籍的体系」，或许对诸君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日本「汉文训读」的完善体系这便是一个「常识」，也正因为如此，许多非该领域的人士看似是问题的问题，或许本身他并不一定那么具有可探讨的价值（当然也不排除以另一角度去重新思考的方法，譬如海外汉学的一些「成就」）。最简单的例子，莫如&先生在某日语问题下的三声高呼：日语和汉语不是同一种语言日语和汉语不是同一种语言日语和汉语不是同一种语言便是如此了。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习作时，因为依然沿袭着高中历史教育所来的方法，被老师狠狠批评的场景，师曰：你那文章，就像那「何不食肉糜？」的痴帝所作，以为古人都和你一个德性？我答：咱不是挺萌的嘛。[1] J.C.D.克拉克著，姜德福译：《年的英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P.1[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P.12[3] J.C.D.克拉克著，姜德福译：《年的英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P.9-10&&&&&·&&·&&·&知乎用户&别闹最近，从袁腾飞到高晓松，民知普遍认为宋朝特别牛掰，回到宋朝特别幸福，是这样吗？前提是你得是当官的，很多人都想当然得觉得自己在古代一定不是个小民，事实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底层人民的后代，宋代的底层人民生活怎样呢？我们以南宋为例：在南宋初战乱之后，劳动力缺乏，地主们激烈争夺佃客。地主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封建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孝宗时，朱熹还向朝廷建议：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这样，不仅本乡佃客，连外乡迁来的佃客也不准再迁移了。荆湖等路，在高宗绍兴年间，地主可以随同土地的买卖而转移让渡佃客。地主在田契上写明佃客的姓名，在买卖土地时，佃客无权退佃，作为买主的地主则可以强迫他们依旧承佃纳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官府曾采纳庄绰的建议，规定：民间典卖田地，不得私自把佃户名姓写在契约上，随契约分付；买主不得强迫原佃户耕佃。如果违反，准许上诉，定罪。这一规定在实行中，遭到荆湖等路地主的普遍反对。据说这使他们之间争夺客户的官司，打了十年还没有解决，永远查不清。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越来越低。如湖北峡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写在田契上随同土地让渡给买主，而进一步象买卖奴隶那样，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荆湖北路荆门军等地区还有一种“随主佃客”。即使地主犯罪，田地被官府没收，种田的佃客也还要随地主到别处去。随主佃客是被地主当做财产来看待的。因此，象《宋会要稿·屯田杂录》记载的，有些地主有权把佃客跟土地、耕牛、农具、船屋等生产资料一起当做礼物来送人。这种佃客和农奴差不多了。南宋时期还出现了比佃客身分更低、遭受压榨更为严重的佃仆。北宋时已开始有佃仆的名称。到南宋时，浙东、浙西、江东、淮西和福建等路，佃仆制度逐渐盛行。佃仆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繁重的劳役。劳役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南宋的记录，地主可以在半夜三更呼集佃仆，叫他们扛抬物品；地主外出，指派佃仆随身服侍；地主还可叫佃仆为他们修房盖屋，每天上山砍柴，搬运柴禾，看守坟墓，修治河道，等等。有些地主还强迫佃仆充当抵抗“盗贼”的地主武装，有些地主强使佃仆和仇人械斗，甚至死于非命。农民一旦沦为佃仆，就要子孙世袭，永远不得逃脱。佃仆是佃客中最为低下的阶层。北宋初，地主打死佃客，还没有特殊的法律规定。到哲宗元祐（一作神宗元丰）时，才明确规定：地主打死佃客，减罪一等，发配到邻州。一一三一年（高宗绍兴元年），南宋官府规定再减罪一等，改为发配本州。这实际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连续下降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佃客因此“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佃客连最起码的生命权利也失去了保障。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南宋又规定佃客不能控告地主。这就是说，佃客只能听从地主任意宰割奴役，连控诉的权利也没有了。南宋王朝把地主对佃客的奴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各地官员，在处理有关案件时，利用司法的手段，来保护地主，镇压佃客。朱熹曾主张，凡有狱讼，首先应当“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然后再“听其曲直之辞”。如果“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虽直不佑”。就是说，在下者虽然“理直”，也不能保护。如果“理不直”，更要加罪。当时一些地方发生了“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及“以地客杀地主”即佃客的反抗斗争。朱熹认为，这类事情关系到“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三纲之重”，必须以“经术义理裁之”，否则就是“泯灭”“天理”。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收集了地方官们处理刑狱的很多案例。凡是涉及佃客和地主的案件，无不强调“主佃名分”，以“一主一佃，名分晓然”、“主仆之分”等等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到了元代，佃农的地位达到最低点，近似于驱奴，明太祖高皇帝建立明王朝之初，虽然基本上恢复了封建纪纲，但农民起义时期的主弱饲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朱元璋从农本思想出发，“锄强扶弱”，“右贫抑富”，对于提高当时农民的身份地位和促使明后期的农民自由化趋势的出现也有着积极影响。法律上进一步确立了佃户的“凡人”地位 早在洪武建国前的吴元年，朱元璋一次除授了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行前，他告诫百官曰：“君长”与“百官有司”的职责在“锄强扶弱，奖 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尽力田亩，足其衣食，输租赋以资国用”。洪武三年，朱元璋得知淮西苏州一带多富民，曰：“富民多豪 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宜召其来，朕将勉谕之。”待富民人见时，他一再训诫他们为要保全身家，必须“循分守法……毋凌弱，毋吞寡，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亲族，周济贫乏，逊顺乡里”，争取做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就是说，富民再不能像在元时一样奴役和凌虐农民，武断乡曲，必须按朱元璋所订之法行事。那么朱元璋所订之法的特点是什么? 这就是“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洪武五年，朱元璋继续着手改革元蒙时期的旧俗，谓：“乡党论齿，从古所尚，凡平居 相见，揖拜之礼幼者先施。岁时宴会，坐次之列长者居上。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一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 之礼行之。”就在这次谈话中，他随即宣布要恢复古代“乡饮之礼”，以期“明长幼，厚风俗”。叶盛详载当日举行乡饮酒礼盛况，谓主持 者“奉诏惟谨， 乃即其乡宾礼耆英， 远近毕至”。 又曰： “洪武五年……朝廷降乡饮酒读律仪式， 命有司官会同儒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 以宾之年最长者居中，众则序齿居左右。”《五礼通考》云：“洪武二十二年所定乡饮仪，分善恶三等叙坐，不得溷淆。”根据后面的一系列记录，在乡饮酒礼中并不十分看重主佃等级之分，而是按年齿与德义论坐，善恶分等或分别就席，不能混淆。参加的人士农 工商均有。即使从洪武五年朱元璋的谈话看，也仅把地主的异姓佃户视为幼辈，如是同姓亲属，则仍“不分主佃”，止行亲属礼。总之，&按《明律》和当时的礼仪精神，佃户与地主一样只要能“循分守法”，则都是国家的良民，如越礼犯分，则都有可能成为奸恶，成为“非良民”。“乡宦”与佃户是有“贵贱之别”的，但朱元璋立法定制的本意是确认佃户为国家齐民，“锄强扶弱”，“右贫抑富”，禁约地主以至“乡宦”擅作威福，欺凌弱小。所以维护“贵贱之别”的条件是贵族官僚也须承认佃户是国家的齐民， 不是私人的奴隶， 不能任意摆布和“打缚”， 如果对佃户横加凌虐， 则业主自己已经陷身于刑网之中，是要依法惩处的问题， 根本谈不上“存 体”了。对“乡宦”尚且如此，对一般地主更可以想见。 反映明代佃户已确立“凡人”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官府和豪强任意役使农民。封建社会的公私徭役历来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最大灾难，朱元璋为了均平徭役，避免使官府差徭被片面转嫁到农民头上，曾于洪武元年、三年、八年一再申令实行按田出夫之制，田一顷， 年出一夫，每年赴官府供役一个月。为防止地主转嫁官差于农民，又特别规定：凡田多丁少者如以佃人充夫，则田主必须出米一石，以资其费用。所以民知喜欢宋代，是因为他们可以恣意挥霍，恣意压榨驱使屌丝，到明代也可以欺负屌丝，但是可能要慎而又慎了，而屌丝们喜欢宋代，真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许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宽松自由，商业高度发达繁荣的社会，那么私人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也应该远远高于一向被认为是专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实际上的情形却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经济恰恰是建立在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基础之上，这是宋代和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明代的一个重要区别。宋代的城市消费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特殊性。首先，许多消费品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供给。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过市舶司抽买获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购买，相反要向他们出卖。如京城每年通过漕运获得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这也无须通过正常商业渠道。官方每年通过和预买直接从百姓处获得数以百万匹计的绢帛，通过几个大的官办绫锦院获得大量高级丝织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许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决，这些都不通过正常的工商业渠道。……其他例如药品、书籍等，也往往由官营机构制造和向百姓出售。至于禁榷品盐酒茶矾等，自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官营工商业及相关制度，把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挤压得很少余地。我们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十分罕见，信用关系很是不发达；有较多人数的私人手工业工场十分罕见；私人间大宗买卖十分罕见。，官方的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会子务生意兴隆，官方发行的楮币流行天下，而私人经营的较大规模和长久存在的金融机构几乎不见记载。宋代的采矿和金属冶炼业相当发展，但其中大部分为官方控制，其产品用于铸币。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补充几点：下面是南宋额外地租的几种主要名目：&佃客代纳二税——佃客向地主交租外，只向官府交纳丁税等几项杂税。但是，地主豪强经常拒绝向官府输纳，或者无限期地拖欠应纳的赋税，官府就将这些赋税全部均摊到佃客身上，强迫佃客交纳。据《庆元条法事类》，南宋曾明文规定，倘若地主到期违欠赋税，官府可追求佃户补偿。这一法令无异是公开鼓励地主不纳二税。所以，佃客被迫代地主纳税的现象很普遍，而且越来越严重。一二○三年《南郊赦文》说：“佃户租种田亩，而豪宗巨室逋负税赋，不肯以时供输。守令催科，纵容吏胥，追逮耕亩之人，使之代纳，农民重困。”南宋末年，土地日益集中，农村下户纷纷破产，佃客便变成了官府大部分赋税的直接负担者。&耗米——跟官府一样，地主收租也征收耗米。据《吴学粮田籍记二》记载，平江府的学田向佃客收租时，按照惯例每石白米约收耗米一斗，同时还要加收什么“带收钱”、“糜费钱”。&大斗收租——地主任意增大量器，用大斗收租，是对佃客的又一种额外剥削。南宋两浙路地主收租普遍使用加二斗和加三斗。方回《续古今考》记载，斛斗有百合的斗，有加一斗、加二斗、加三加四斗，“民田收租，皆加二三”。洪迈《夷坚志补》记载，湖州“乡俗”，地主收租，使用一百十二合斗，田主取一百十合，干仆取二合。又记载平江府常熟县地主张三八，私制大斗收租。一年夏天，刮起龙卷风，他平日使用的大小不等的私斗十三种，一起被大风吹到门外，真相大白，丑态毕露。有的地区的地主，甚至使用一百五十合至一百九十合的大斗收租。&麦租——随着佃客逐步增加作物品种，提高产量，地主就将这些产品攫为己有。南宋初，官府在南方推广种麦，规定地主不收麦租，佃客种多少得多少，但没有多久，麦租的名目就出现了。理宗时，明州奉化县的“义仓”，征收麦租，又出现了“早租”的名称。所谓“送礼”——地主逢年过节强迫佃客“送礼”，凡农副产品诸如鸡、鸭、丝、食油、鳖等都成了地主掠夺的对象。毛珝，《吴门田家十咏》写道：“今年田事谢苍苍，尽有瓶罂卒岁藏，只恐主家增斛面，双鸡先把献监庄。”为了使地主少增加斛面（即耗米），佃客不得不送一对鸡给地主的监庄子。这种送礼不是亲友间的往来，而是地主凭借其土地所有权对佃客单方面的勒索。这大约就是宋朝以后“佃鸡”、“佃鸭”等剥削方式的起源。&增租刬佃——宋朝出现永佃权的同时，也出现了刬佃的现象。地主为了使地租增加到最高额，就缩短租佃期限，让佃客互相竞佃。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称，高宗时各地荒田很多，地租较轻而收入多，因而“有增租以攘之者，谓之刬佃”。宁宗时，佃客租佃土地，地主乘机加租，再赶走旧佃客，把地租抬到最高限度。官户和上户地主承佃官田，更经常进行刬佃，彼此争夺得极其激烈。————————————————————————————————————————南宋地主在收租的时间、地点、租米质量等方面也都有苛刻的规定。如平江府地主规定，每年十月开仓收租，佃客必须如期把租米送到地主指定的仓库。毛珝《吴门田家十咏》又说：“主家租入有常规，十月开仓不许违。”在租米质量上，不准稍湿，而且规定一定的成色。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说：“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壳饱儿郎。”佃客必须以两石的白米，才能折交一石上等米的租，自己剩下的只有碾下的糠壳了。地租以外，南宋地主剥削农民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贷。《名公书判清明集》记，每当下户自耕农因破产而投靠地主时，地主寻方设法：“邀其假立文约领钱，以为羁縻之术”，利用借债来束缚佃客。在地主“倍称之息”的盘剥下，佃客债务丛集。春借秋还，秋借春还，旧欠新债，日积月累，永远没有还清的日子。到时候，地主就强夺佃客的房屋、农具、种子和口粮，甚至强迫佃客的妻女作奴婢。在地主正额地租和名目繁多的额外地租以及高利贷的敲骨吸髓般的剥削之下，佃客的土地产品大部分被地主所掠夺，佃客终年辛劳，所得无几。“十月以后，场圃一空，小民所有，悉折而归大家。”叶茵《田父吟》诗说：“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但求一熟偿逋债，留得糠粞便不忧。”这就是佃客在一般年景时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为要维持生活，佃客必须全家老小终年投入各项紧张的生产活动，还要依靠副业生产来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妇女昼夜纺织，男子去烧炭、制陶、捕鱼、伐薪，儿童为人牧牛，才能勉强糊口。一旦遇到凶年饥岁，无以为生，佃客被迫以农具或副业的生产工具作抵押，向地主借贷口粮，或者卖儿鬻女。最后被逼得逃荒行乞，冻饿而死。地主的残酷剥削，使佃客无法交清地租。地主们便擅自捆缚佃客督租，严刑拷打，甚至逼迫佃客自杀，有些地主则让官府派人替他逼租。官府代地主催租，这在宋朝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北宋时也还少有这样的事例。南宋统治时期，官府为地主督租便开始成为常见的现象。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高宗时，“公门赋敛，私开租课”，稍有拖欠，官府就派人抓进监狱，或押在邸店，用长绳捆成一串，狱吏在后面执鞭拷打，路上行人为之落泪。到理宗以后，官府明文规定每年十月初一到明年正月三十日之间，是知县受理地主诉讼，取索佃客欠租的日子。据黄震《黄氏日抄》记载，州县的巡尉司经常直接出面，为地主追租讨债，对佃客百般迫害。平江府吴县的巡尉司，每天都要接到上司送下索取私租的许多“帖牒”，一个帖牒要追索数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巡尉司就派出弓兵五七十人一群，拿着刀枪，搜捕欠租的佃客。捕到县里以后，草草审讯，就押到巡尉司，“托名监租”关禁。被捕的佃客往往“只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如佃客顾四十等八人，即因欠租被顾姓地主诬为“盗”而监禁在弓兵家里，“一一饥饿垂死”。又如佃客詹百三、凌七五，因长期被禁而饿死。成批无辜的佃客就这样死于非命。得以侥幸生存的佃客，继续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式生活。&&&&&·&&·&&·&&制片人/古代史/古兵器/新浪@汗青微博/微…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譬如朝代更替的问题，说XX必然取代YY之类的，就多是扯淡。这种论调，实际就是一直以来的“天命论”，目的只是为了把自己列为正朔而名正言顺而已。顾诚先生《南明史》序论：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 天命眷顾' 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鉴古论今，顾先生一向胆子大。&&&&&·&&·&&·&&我们从来不伟大; 另外，想思考问题为什么…逆境更能造就人才，历史上的大家多是逆境里出来的。不就是“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吗。这一观点曾被广泛接受，被用来看待历史问题。我们从小接受的思想教育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逆境更能造就人才”、“寒门出状元”、“生于忧患”，上升到国家层面，就会有“多难兴邦”这样的说辞。这种历史观已经歪到一定程度了。在我们的印象中，思想品德的课本上的那些伟人一般都是贫苦出身，他们一直是“听话的好孩子”，行为举止“中规中矩”。然而课本有意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些大家往往是天赋异禀，生来就在某些方面展现出超人的才华，也正是这些优点才促成了他们成为大家。不要再说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了，自己在国内瞅一瞅，能上重点名校的学生，到底有几个是来自贫苦山区的，有多少是来自教学资源相对丰裕的地区的？很明显，生活在基础设施完备、教学资源优秀的地区的学生，更有机会去上重点名校。烦请某些长者不要再拿寒门学子出状元的故事来骗人了。穷山沟里，考上重点名校的学生，在那里绝对算新闻。而且，你告诉了我这些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但是我的思想并没有因此得到升华，就像我拼命记诵答案在史学史的卷子上写下“史学三通”是什么却并不能学会多少东西一样。就像当初高中的考试卷子上的题目告诉我们“多难兴邦”，但是我们并不能改变苦难，并不能吸取教训一样。据我所知，那些逆境中的人才往往是受到积极因素的鼓舞，才能够披荆斩棘，取得成就。这些“正能量”，可以是父母老师的爱，也可以是恋人的鼓励，甚至是某些价值观。总之，黑暗得看不见光明的逆境主要起负面作用。另外，把苦难强加于孩子，以为吃苦就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实在是异想天开。军训能塑造完美人格吗？住在不通热水的寝室里就能处好人际关系？这些东西不叫“锻炼”，只是当局不愿意改善环境而制造的苦难。任何宣扬“苦难是财富”的个人或团体，都是在转移话题，逃避责任。我们有什么资格将苦难强加于人呢？吃了苦却一无所成的人比比皆是，我们拿什么来补偿他们呢？一味强调“逆境才能出人才”，很有可能是当局掩饰其失败的说辞。当然我不是说持之以恒的练习以及锻炼的过程不重要，我只是想说，一个人的天分对将来的成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创造良好的条件更有利于人取得成就。教科书告诉你，爱迪生艰苦奋斗、法拉第从小饱受磨难、焦耳的童年生活困难、富兰克林历经艰险，但是教科书是否应该告诉你们，这些科学家很早就显露出他们非同寻常的天分。事实上，爱迪生少年时的生活不算非常艰苦，他甚至有自己的实验室，而且虽然他不受老师待见，但是他的父母一直对孩子的管教始终是松弛有度，教导有方。他们不去扼杀孩子的兴趣，任由他发展。焦耳年轻时的家庭教师是约翰·道尔顿，这位教师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他的天赋和后天的教育成就了他的事业，而不是一味的吃苦塑造了这位科学巨匠。另外，科学巨匠也不见得就是“乖孩子”。相反，很多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往往表现得异于常人，甚至有些“不伦不类”。像恩斯特·马赫，小时候不讨老师喜欢，爱迪生和爱因斯坦也不是什么听话的“乖孩子”。这些伟人并不是流水线上面的产品，没有那么循规蹈矩。而我们现行的应试教育追求的是所有个体的整齐划一，目的是为国家机器生产有用的“工具”。那些有创新精神和独立思想的人才，往往不受这一教育体制的欣赏。听话的孩子有糖吃，没错，但听话的孩子不见得就有想法。&&&&&·&&·&&·&&正在筹办烟台市大学生网，有兴趣的可以交…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被无数人用烂了，好像所有的历史都是虚构的，史书都是假的，跟自己观点不合的历史都是被篡改的。其实篡改历史哪里有那么容易，多少严谨的历史学家不敢推翻的结论，居然被键盘侠嗤之以鼻。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清朝篡改明史是公认的，确实存在的，但是远远没有网友推测的那么严重。皇太极曾经想放弃皇帝尊号跟明朝和谈，这段历史被隐晦不谈，但后来在满文老录中的一篇檄文中漏了马脚。唐太宗曾经对突厥称臣，也被隐晦，后来到底被人从史书中找到蛛丝马迹抓了出来。篡改历史不是在史书中改几个字那么简单的，历史事件相互联系，想篡改一件事就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不必说某些键盘历史学家所说的大规模篡改，哪那么容易？所以，在没有绝对证据的情况下，相信史书，相信正史，是最正确的选择。当然，还是要分情况的，毕竟全信史书的话，许多皇帝的诞生生物学讲不太通，比如人兽新品种刘邦，还有出生满屋子红光啥的。。。&&&&&·&&·&&·&&历史学硕士，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兼习…你的感动如此廉价？不要被捏造的英雄事迹蒙蔽了双眼！——虚假的张国福事迹，真实的张国富形象。2009年之后，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名为《》的帖子，讲述了一位特级战斗英雄张国福战争年代屡建奇功，和平时期隐姓埋名的动人故事，几年来赚取了无数眼球，博得了无数赞誉，感动了无数网友。说明了大家对于英雄的崇敬之心。因为英雄是民族的精神支柱，英雄信仰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的源泉。那么，英雄究竟是真真实实的人物还是胡编乱造的形象？毫无疑问，当然是前者。但不幸的是，这篇让无数人为之感动乃至落泪的《》所展示的张国福主要事迹却只能用荒诞不经、一派胡言来形容，且看：1，“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一个在北满、一个在南满。两地相隔300公里以上。除非会分身大法，否则不可能同时参加这两次战役。独立3师参加的是三下江南。2，所谓赵伯昭并非国民党中将，而是一个保安7团的团长。3，奇袭廖耀湘兵团指挥所所在地的胡家窝棚战斗和10纵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3纵打的，具体番号是3纵7师21团3营8连2排，排长任炳全。4，,47军在1949年10月分兵，军部率139师和141师配属二野遂行湘鄂西作战以及进军川东，140师（前身即是独立3师）留在湘西剿匪。 他不可能参加进军四川。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真实的张国富形象。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刊张国富名列其中的代表名单广西通志 军事志柳州地区志剿匪斗争 中南地区 （下册）长春市志 军事志当代广西人民武装根据上述史料，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我们能在史料中查到的张国富，是一位在剿匪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没有那篇帖子里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神奇光环。2，我们能在史料中查到的张国富，是49军146师436团战士，和47军毫无关系。一篇连基本事实都不搞清楚，只靠信口开河煽情的文章，为什么能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究其原因，还是只图热闹、只图过瘾、不问真伪的心理在作祟。无需讳言，有这种心理的网友不在少数。否则这种没有起码战史常识的文章根本不可能广为流传，让无数人信以为真。英雄需要崇敬，真实才是力量。真实最有力，真实最感人。胡编乱造是对英雄最大的侮辱，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才是对英雄的怀念，才是对英雄精神的继承。擦亮眼睛，不要被捏造的英雄事迹蒙蔽了双眼！我们的精神支柱不能是虚假的、不能是胡编乱造的！ps：1、47军有没有同名同姓的战斗英雄，有的资料显示有。但是恕我见识少，没有查到更过硬的证据。参加1950年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究竟是47军的张国富还是49军的张国富，请方家指教。2,、我质疑的是《》这篇文章所记载的主要事迹，而非张国福本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有可能是无良文人或者责任心不强的媒体作虚假宣传，这恰恰是对张国福的不敬和伤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专注中越战争史，兼习解放军其他历史时期战史，只用干货说话。微信公众号“南疆烽烟正十年”，请打开微信搜索 cpcliusi&&&&&·&&·&&·&知乎用户&是日何时丧,予与汝皆亡!76年以前，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78年以后，变法改革都是正确的。&&&&&·&&·&&·&&循环地爱出悲与喜。之前在给一个朋友讲古代四大美女（貂蝉，王昭君，杨玉环，西施）。我讲完之后，想了一下，总结道：这四位都是倾城之貌，但都是古代男权社会的牺牲，不足取。后来有人和我再说到文天祥。说文天祥当时的行为是愚忠。我这才知道，之前我说的那句话大错特错。任何历史人物无论如何超凡脱俗，其本身都有其历史局限性，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局限。就像我们现在唤醒了民主，自由意识之后，再去嘲笑之前的奴隶封建社会的人是多么愚昧。这本身就是耍流氓。若干年后，后人看今人为了点石油，为了同性恋合法化，为了意识形态而斗的你死我活也会哑然失笑的吧。我猜。&&&&&·&&·&&·&知乎用户&当段子手的料却去干了设计。。。T_T有些历史，我们习以为常，但却似是而非；同样的，有些人辟谣历史，我们照样习以为常，但却也似是而非。。。（这个打脸帖前阵子在微博上很火，图是从原作者“”的微博里直接盗来的，在这儿表示感谢，同时也为博主精（xian）益（de）求（dan）精（teng）的精神点赞。。。）（。。。）&&&&&·&&·&&·&知乎用户&要过怎样的生活？贴一篇以前看到的文章，“同人于野”就是&读史的三个境界同人于野绝大多数人对于历史的爱好仅限于听故事图个热闹好看，拿评书和历史剧当历史，热衷于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之类的演义八卦，这不叫读史。高级一点的 认为真实历史比小说有意思，比如说喜欢看二战史，对德军高级将领如数家珍，这也仅仅能算对历史的入门而已。就好比喝酒不是为了解渴一样，”读”不是” 看”，要想谈论读史的境界，光了解人物事件不行，关键是自己要能从中得到思想。本文研究读历史的三个境界。———————————————————————————————————————————修改一下，之前是用手机弄的，现在排一下版。来源：&&&&&&&·&&·&&·&&孤独是能折磨人致死的病我来说一个吧。。。。算是自己在网络看到和思考的比较多的：本朝以马克思主义立国，故而历史教育中也离不开这一纲领。可惜圣卡尔的学问还没到一个初中/高中生可以轻松学习的地步，更何况还有许多别的学科。因此历史教育里是一种比较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社会分阶段严格按马总的五段分法。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里我想说的问题不是这种分法过于机械，不好直接套用（当然这也是问题之一）。我想说的是：这种分法和历史发展的事实结合起来，会给人一种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感觉：奴隶社会优于原始社会，资本主义优于封建社会。就好像evolution被翻译成进化论一样，我能理解在近代百年屈辱之下，国人骨子里对变强的渴望。可是这样的理解总归有偏差：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所谓的强弱，是演化过程中人类给客观存在起的名称，而非事物的客观属性。回到社会也是一样，马克思的社会演化，后来者取代前者是因为后来者更适应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客观条件，而非因为后者先验的优于前者而得以取代前者。为什么要说这种先验的好坏判断是我在网络上见到和思考的呢？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起个通俗的名字，叫制度决定论。&&&&&·&&·&&·&&新保守主义文青小白兔吃猫饼干写过一篇《洗脑这件小事》，在我看来也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回答看到很多人说自己虽然经历了教育但没有被洗脑，列举一下，你中几条？1.你并没有相信共产主义好，但你相信了“不患寡而患不均”。&2.你并没有相信资本主义坏，但你不相信资本主义好。&3.你并没有相信他们的历史教材，但你无心拨乱反正。&4.你并没有相信科学社会主义，但你相信了愚昧民众需要被科学教育。&5.你并没有相信民主制度虚伪，但你相信了真正的民主应该远离私人金钱。&6.你并没有相信他们救国，但你相信了亡国奴状态最为可怕。&7.你并没有相信剩余价值论，但你相信了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8.你并没有相信唯物主义，但你相信了宗教是历史上作恶多端的精神鸦片。&9.你并没有相信某个阶级统治着世界，但你相信了世界正在由也必须由精英（而不是普通消费者）统治。&10.你并没有相信考试时“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答案，但你学会了辩证地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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