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家 | 黄达：第二次参加土地改革（一） | 忆旧记年Ⅱ（十六）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记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记年II》的第十六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1947 年自春入夏，各路解放军捷报频传。只有晋察冀战区，自张家口撤出以来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华北联合大学是在晋察冀边区发展壮大的，晋察冀战区翻不了身，联大的同志们都觉得很憋气。到了10 月下旬，终于传来了清风店全歼罗历戎第三军的大捷喜讯，并且紧跟着于11 月中旬解放了石家庄。对我们最近的军事威胁拔除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这真使全校上上下下兴奋得不得了。

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了全国土地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听到成仿吾校长的传达则是在听到石家庄解放喜讯之后。

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从上一年中共中央作出《五四指示》之后开始的。我有幸参加了那次土地改革，亲身参加，有体会，有遗憾，在头脑里也挂上了一些问题，所以对于土改一直十分关注。

1947 年年中，学校一小部分师生组成土改工作组，参加了驻地周围农村的土地改革“复查”。我属于工作比较繁忙的人员，没有被组织进工作组。

由于对《五四指示》后推行的土改，中央明确指出有右倾倾向，以致随后的土改复查，相当普遍地出现了左倾倾向，甚至有的打死了一些并非是恶霸性质的地主。本来，共产党一贯的政策，就是恶霸的处决，也要经过法定程序。在这样的气氛里，学校土改工作组领导的土改复查如何把握方向，不能不出现激烈的争论。领导校部驻地大李庄土改复查工作组的组长是马纪孔同志，他认为在斗争地主时未能制止打死人，是指导方向出了偏差——“左”了。而工作组的一个成员——已经记不起名字的一个学生，援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直接批判组长是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资格领导复查。辩论是在校部的党支部会上开展的，我也参加了这次党支部会。支部的大多数成员认为，贫下中农中间有的“勇敢分子”（指贫困农民里能说会道，勇于出头，不真正参加劳动而又品行不端的分子）蓄意打死人，不应放纵鼓励；对于那个同学的极“左”思路，大多认为不妥。

这中间，不断听到各个解放区有关土改问题存在右倾倾向或左倾倾向的传达。直到全国土地会议及其《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才使大家感到土地改革有了能够把握方向的准头。

全国革命形势的大发展要求土地改革迅速推进。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也呼唤华北联大的同志们为推进土改这一历史性进程奉献自己的力量。于是，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两个月后，即1947年12 月，联大的大部分同志分赴石家庄、正定及其附近县份（《中国人民大学纪事》记载是获鹿、井陉、石家庄、正定、藁城）参加土改。我分配去的地点是正定城郊的五区。

为了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各地县委普遍加强了力量。记得政治学院院长何干之同志就曾进入正定县县委，是否担任县委书记记不清了。土改工作组不仅包括地方干部和华北联大的同志，还包括一部分从其他地区调来的“回避干部”。那时，出身地主富农家庭，在本地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成为当地各级党政领导的干部颇多。比如，在1947 年，我们曾经见到过的束鹿县县委书记就出身于本县的大地主家庭。为了回避干扰、包庇等嫌疑，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期间，对这样的干部采取了暂时调到外地参加土改的回避政策。这部分回避干部大多来自老区、半老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这期间，我曾经结识过的回避干部，大多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非常遗憾，他们的名字都回忆不起来了。

学校到正定城郊五区参加土改的这支队伍，是12 月14日从束鹿起身，行军三日，到达该区朱河村集训。我所在的一支，分配到西洋村。记得这个村的工作组组长是刘永昌，就是在财经系毕业时引导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心目中十分敬重的那位同志。这个工作组还有一位领导李光灿，是华北联大的教务科长。

到西洋村的土改工作组，起初阶段人员比较集中，记得是要积累访贫问苦和组建贫农团的经验。当时整个土改的安排是撇开村里的党组织和原来村干部的班子，直接由工作组成员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扎根串联”，找出可以真正依靠的贫下中农骨干，然后组织贫农团，作为直接执行土地改革的组织。

工作组进村，要撇开当地党组织和原来的村干部，是因为他们与土改对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影响土地改革的贯彻。不过，土改后期，相当部分的基层党员和村干部依然是村里的骨干。其实，工作组进村之际所掌握的一些情况也还是由他们提供的。显然，对这样的问题要瞻前顾后，要辩证思考，不应简单对待。

访贫问苦的理想状态是不带有丝毫事先主见，全凭自己观察、分析，在“扎根串联”过程中来寻找、来组织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事实上，这样的要求实际是很难实现的：两眼一抹黑，要寻出一条正确的路而不上当受骗，那需要足够的时间并付出很大的代价。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部讲述土改的电影，其中就有错误依靠“勇敢分子”的描述。实际上这并非个别事例。

而且，理想的要求在现实的生活里并不容易做到。比如，什么人是合格的贫农骨干？现在回忆，那时的标准是：出身于几代贫下中农家庭，自小体会被压榨的痛苦；常年劳动、爱土地、懂农活；为人正直，在贫下中农中间原来就有威信，能够团结阶级弟兄，等等。实际上，这样的对象即使存在，为数也极为有限。像进入西洋村的工作组成员有十多个人，不可能每人都能找到这样的典型。

我被指定扎根考察的是一个姓王的贫农。他确实是地无一垄，从经济上划为贫农没有疑问。但他家原为地主，是他的父亲耗尽了家产，以致留给他的只是让他认识了几个字。那时他已经是中年人，无力成家，只是在村边有一间小屋栖身。我在他的这间小屋住了十多天，对他逐步有了些了解。他没有干过重的农活，也没有干重农活的身子骨，只是由于认识几个字，见过些世面，靠在村里帮衬，写写算算，跑跑腿，打些零工，还能维持生计。他与我熟了后，曾表达对“分浮财”政策的怀疑：人家的东西，怎么说拿走就拿走！这说明他的头脑里有些传统行为规范的观念，这些观念也约束他自己的行为，所以在村里人们认为他是“正派人”。当然他不能成为土改骨干，也没有被选进贫农团。不过在贫农团里，也还需要像他这样帮衬做些事情的人。生活是复杂多样的，在农村里，他不是强势的人，也不是用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但也不是坏人。他这样的人好像可有可无，其实有其存在的空间。

西洋村的贫农团组建好像磕磕绊绊，不怎么顺利。具体情况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不久我被调到吴家庄——我们也常常叫它小吴庄。

我最初到吴家庄了解情况是在1948 年1 月6 日， 工作组进入这个村是在几天后的上下旬之间。派到这个村子的工作组成员开始曾有三四个人，不久则固定到两个人：我和倪小波。倪小波是华北联大张家口时期政治2 班的同学，留校在后勤部门工作。他是正定本地人，后来也是正定地区的离休老干部，晚年曾到北京来，我们还曾谈起当年土改的情况。

吴家庄是最靠近正定城的一个小村子，近百户人家，归西洋这个行政村管辖。村子里只有一户典型的地主，但已经“抱鼓”（是这样的读音，就是在当时也不知是哪两个字，是破产的意思）。我与贫农团的几位骨干去过他家一次。是个大户，父子叔侄之间早已分家，不过还住在原来的大院里。大院是砖瓦房，说明昔日的繁华富贵。但进入每个房间，则都是破破烂烂，霉气刺鼻，比村里任何一家贫下中农都要穷困得多。有一家富农，家道殷实，主人是当地的教师，村里的人对他没有负面评价，这家的成分，在土改后期最终是怎么划定的，不怎么清楚了。无地少地农民可能占百分之七八十，主要靠租种土地生活，旁村的人都叫它“佃户村”，但没有特别穷的人家。典型的、纯粹耕种自己土地的中农不多；划作中农成分的，有不少也承租一些土地。至于出租土地的，部分是正定城里的富户；部分是城里的教师、医生，也就是工薪阶层和自由职业者这类人士，他们每户所有的土地也不过是几亩地。整个村子里过分穷困的只记得有两户：一户是两三辈遗传失明，靠在各地唱莲花落谋生的赤贫户；一户是因为沉迷养鹰逮兔子把家业坐吃山空的赤贫户。

那时，这片地区的农村人均土地约3 亩，而吴家庄的人均土地则有5亩左右。

原来的工作安排，是在西洋村建立贫农团并作出阶段性总结后再向这个村派驻土改工作组。但是该村的贫雇农活动分子强烈要求土改工作组进村。进村后首先碰到是贫农团如何产生的问题。主要矛盾是，贫雇农大多是“顽伪分子”，即曾在日伪和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里干过事。不是“顽伪分子”的只有13 户，但也不是与“顽伪分子”一点边也不沾。仅仅13 户，如何统率全村？我提出，当地是日伪和国民党一直统治的地区，“顽伪分子”多是历史形成的，不加区别，全__然排斥，就形成不了群众基础。不过区、县都不敢做主。可能是拖了好多天，才得到解决。

这个村里过去的矛盾并不突出，贫农与村里原有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不大。村里的干部只记得有位村长，也是贫农成分。因为是“干部”，进不了贫农团，但贫农团的活动也不怎么排斥他。

很快发现，贫农团骨干的兴奋点是在“浮财”上面。强烈要求土改工作组进村，这是主要原因。那时，《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其中，牲畜、农具、房屋，那是明摆在那里的大件事物，终究要按政策分配的。而要求尽快开展土改的贫农骨干，就是13 户里的活动分子，实际盯上的是“其他财产”。

唯一的一家地主，已经是村里最穷的，没有一点“浮财”。唯一的一户富农，家道十分殷实，但作为教师的户主，是长期团结对象。只是当时的积极分子不断举报这户富农转移财产，违反土改禁令，等等。于是我们工作组同意扣押这户的主人并征收其“多余”财产，由贫农团造册保管。贫农团对这户户主的扣押，在当时，倒是“文明”的，只是软禁在村里，对其衣着、饮食，相当照顾；房产，也没有充公，只是把其家人集中到几间屋里，其他房间贴上封条。不久，征收的财产按当时的做法，在贫下中农之间进行了分配。在当时，类似的做法很普遍。但是，界限不清，打击面大，而且大多数群众实际有保留意见。比如，前面说过，我在西洋村扎根串联的姓王的那个贫农就曾表达对“分浮财”政策的怀疑。

经不住“积极分子”的压力，草率扣押富户并征收其财产，无疑属于当时尚未彻底扭转的“左”的倾向；而工作组不能顶住“积极分子”的压力，这在当时也有概括：工作组做了贫下中农的尾巴！

实际上，到三四月份之交，上级就下达了停止征收富农多余财产的精神。后来听说，对吴家庄的这件事情进行了“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