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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作为秦朝政变的核心人物
第22卷第4期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221No142002年8月JOURNALOFHUIZHOUUNIVERSITYAug12002从李斯的功利观看秦朝的灭亡刘红卫(惠州学院政法系　广东　)【摘　要】　,。李斯的,通过研究“术,李斯的功利观与秦朝的短暂存在密切相关,李斯为了,使秦朝的暴政进一步恶化,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关键词】　李斯;秦朝;功利观;帝王之术;术治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04-0059-07　　秦朝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秦朝确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郡县制,统一了六国文化,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趋向一致,中华民族基本形成。正因为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其灭亡的原因才成为历代学者探讨的重要论题。一般认为,秦朝残酷的法律及秦王朝的暴政是导致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按照封建社会的理论标准,暴政与仁政是相对立的,西汉学者贾谊的《过秦论》就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秦朝的暴政主要表现在徭役、赋税、书》刑罚三个方面。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秦始皇在关中和关外大造宫殿和离宫,有700处之多,再加上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全国常年服役的人口不下200万,约占当时人口总数的1/10。致使男丁不足,又征发女丁。大批劳动力脱离生产,使得田地荒芜,加速了农民的破产。秦时的赋税也十分繁重,约“二十倍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刘红卫(1971-),男,陕西蓝田人,惠州学院政法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史。[1]于古”,致使农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1]犬彘之食”。为了防范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秦朝制定了残酷的刑罚,黎民百姓摇手触禁,动辄陷刑,以至出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恐怖景象。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刑罚成为妨碍秦王朝正常发展的赘瘤,从这三个方面看,秦朝在统治了短短的十五年就走向灭亡是必然的。但是,秦朝的短命也有其偶然性。秦始皇巡游途中突然死亡,是影响秦朝历史的重要因素。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问题上,必须辨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即没有脱离必然的偶然,也没有脱离偶然的必然。秦始皇突然死在巡游途中,成为秦朝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对于秦朝的历史而言,这是一个意外的偶然;但在偶然的背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在由秦始皇突然死亡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当中,李斯是一个关键人物。李斯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由一介布衣成为秦朝的宰相,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正因为功名来之不易,李斯才把它看得很重。在历史的59第22卷　　　　　　　　　　　　　　　　　　　刘红卫　从李斯的功利观看秦朝的灭亡抉择面前,李斯犯了一个错误,使秦二世胡亥登上皇位,致使秦朝的暴政愈演愈烈,最后连李斯对此也无能为力,最终导致国破家亡。那么李斯为什么选择了秦二世而不是太子扶苏?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李斯进行心理分析,李斯的功利观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荀子主张人性是恶的,他虽然强调“礼”与“法”并重,但是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荀子仍然站在儒家的立场,宣扬君明臣忠的仁政理论。如果说从人性善上升到仁政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推理,那么荀子的性恶论与他所宣扬的仁政理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这一点值得深思,仁、、,那么人与人之。如果人性是恶,人在本能的驱使下,要获取各种利益,恶欲要冲破道德的牢笼,结果只能是人欲横流。那么在人性恶的理念下,怎样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既然道德自觉已不能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只有在道德自觉之外建立一套强制机制,来制约人的欲望和行为。这套机制就是礼制和法治,而且随着历史由西周末年向战国的过渡,弑君篡权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社会的发展需要这套机制不断强化,礼制也逐步向法治过度。由此可以看出,人性善与仁政相对应,人性恶与法治相对应,而荀子的人性恶是与儒家的仁政对应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矛盾。由此可以推理,荀子的理论可能有两个核心,一种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摆在桌面上的仁政、礼制说教,一种是隐晦的、不便于公开宣扬的“帝王之术”。正因为“帝王之术”是隐晦的,有碍于儒家所宣扬的人与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关系,荀子的这一部分思想才没有记录下来。李斯、韩非所学的“帝王之术”,正是后一种理论。韩非在“帝王之术”的基础上加以精练、修饰,使其可以堂而皇之地摆上桌面并且摇身一变成为“术”治理论。当然,部分学者认为韩非的术治理论是对前期法家,特别是申不害术治思想的总结,这种观点也有道理;但本文认为韩非的术治理论源自于荀子的“帝王之术”更合乎情理。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发展的综合趋势日益明显,各学派之间相互包容,稷下学宫所一、从师从关系、学术思想上探讨李斯的功利观,他培养,一个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法治理论家韩非,一个是法治实践家李斯。由于李斯遗留下来的作品不是很多,直接研究李斯的思想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荀子与李斯的师从关系,通过李斯与韩非的师兄弟关系,对李斯的思想作间接研究,从荀子、韩非的思想中窥其一斑。《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何为“帝王之术”?荀子思想的核心是不是“帝王之术”?这个问题很难从《荀子》一书中找到答案,倒是韩非的“术”治理论与“帝王之术”最为接近,从《韩非子》一书中可以找出由荀子“帝王之术”向韩非“术”治理论演化的脉络。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儒家是主张性善的,不仅是指人性具有善的一面,而且指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完美的道德。正因为人性是善的,那么只要把人性之中固有的善端加以发挥,通过社会的教化作用,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提高一个档次,由此,儒家的伦理道德便可以得到贯彻。儒家的仁政是血缘伦理、道德、为政融为一体的为政理论体系,伦理道德实现了,那么也就达到政治目的了。因此,由人性善上升到仁政,是一个十分自然而顺理成章的逻辑次序。由此,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的仁政理论,也便于为黎民百姓所接受,这就是儒家伦理政治一体化为政体系深入人心的原因。60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体现的文化正反映了这一特征。在众多的学派之中,法家的理论对解决社会燃眉之急最具实效性,它解决了儒家仁政理论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逐渐脱颖而出,成为战国中后期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李斯的思想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法治思想,他是法治理论实践家,把法治理论应用于政治实践之中,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居功至伟;李斯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他的另一部分思想应当是“帝王之术”。“有道理;,就韩非的术治理论来看,“帝王之术”主要是国君驾驭臣下的各种权术,而李斯的功利观,就体现在术治理论之中。韩非的术治理论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韩非子?定法》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其二,《韩非子?难三》云:“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这两部分内容一明一暗,一隐一现,而且相辅相成,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明暗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以人性恶作为哲学基础,都包含着驾驭臣下的方法、技巧,也就是权术。在韩非看来,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仁、义、忠、信关系,而是纯粹的功利关系。这种关系具体到君臣之间,其功利性就更加明显。韩非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诸多臣杀君现象,就在于国君没有透彻分析君臣关系的本质;相反,作为一国至尊的国君确信臣下效忠君主是天经地义的,于是就放弃了戒备之心,结果臣下在利欲驱使下杀君夺权。因此,君主要时时提防臣下有非分之心,不能懈怠。韩非把君臣关系分析的极为透彻,君臣之间就是赤裸裸的功利关系,《韩非子?奸劫弑臣》云:“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也,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春秋时期形成“政在私门”、“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就是因为国君没有及时打击私家势力而造成的,作为君主必须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国君怎样运用“帝王之术”驾驭臣下?就术治的第一部分内容,也就是明的一面而言,国君首先要无为,要以静制动,只要国君不有所作为,就不会把弊端暴露给臣下,臣下就不敢轻举妄动。而臣下通过事君谋取功名利禄,,臣下有所作为。具体、功赏过罚。韩非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论述,他说:“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所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陈[2]言而不当。”术治的第二部分内容,也就是暗的一面即“潜御群臣”,主要是君主提防、驾驭臣下的具体方法,内容比较庞杂。韩非从驾驭群臣的术治思想出发,在《八奸》中具体而细微地研究了为人臣者的心理状态和骗取君主信任之道。臣下骗取君主信任有八术,君主通晓八术,就可以堵塞源头,避免受到欺骗。韩非的八术理论,是对统治阶级内部利害关系的深刻透视和揭露。所谓八术也正是君主为了保全自己,防范敌对力量加害于自己的手段。这些手段,很多是以心理推理为根据的,具有很大的隐晦性,不能大张旗鼓地宣扬,因而属于暗的一面。法治理论这座大厦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的,法家看待人和社会总是抱着人性恶的成见,李斯的世界观也不能脱离性恶论的61第22卷　　　　　　　　　　　　　　　　　　　刘红卫　从李斯的功利观看秦朝的灭亡樊篱。李斯是政治家,是秦朝的宰相,为人处世和治理国家要从正面出击,而术治理论是人性所忌讳的东西,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对正常人际关系的否定,因此在李斯的著作中罕言术治。但是,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学的是“帝王之术”,这表明李斯对人性恶是认同的,只是他对术治的运用要比韩非巧妙得多。对术治的运用,相对韩非而言,李斯要有所保留。韩非纯粹从国家、国君的立场出发,利用术治惩治奸佞,益得失。,。而李斯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在保全自己生命、利益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全国家利益。好利恶害是性恶论的核心观点,从韩非的术治理论可以看出李斯所学的“帝王之术”的基本内容。在这里要强调一点,法家的法治理论的核心是推行法治,要在贵族等级制度下推行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坚决惩治部分贵族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同时为中下级贵族和平民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术治只是法治的附属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是在性恶论这盘大根上生出的一个骈枝,法治才是主杆。秦始皇统一六国依靠的是法治而不是术治,法治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调整了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使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及广大的农民阶级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和权利,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达到了法家所追求的民富即是国富的目的。战国时期的七国之中秦国是推行法治最彻底的国家,自商鞅变法之时起就确立了法治传统,因而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法家的理论当中,法治和术治确实是一个双胞胎,两者一表一里相互依附,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术治是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带有浓厚的术治色彩,不仅韩非的理论如此,商鞅的法制理论也是如此,司马迁评价商鞅时称他62[3]“干孝公以帝王术”。二、从李斯的人生经历和人格的变化看其功利观李斯的一生大概分为四个阶段,从担任;从依附吕,此阶段李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从,是李斯人生的转折点。第一阶段是李斯人生的起点,春秋时期,由于连绵的战乱和诸侯国内部权力的重新调整,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许多宗族的成员纷纷摆脱原属宗族的束缚而投奔新的有权有势的世家大族以谋取功名利禄,从而导致宗法制走向衰落。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实施变法而削弱传统私家大族的势力,致使宗族对族人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小。游离的士阶层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的国家观念也越来越淡薄,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为别的国家效力也未尝不可。李斯可堪称春秋战国时期脱离宗族控制的士通过自身奋斗而获得成功的典范。李斯的一生可谓坎坷不平,功利观念始终伴随着他的一生,而功利观念也最终改变了他的人格和信念。据《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为楚国上蔡人,年轻时为郡小吏,当属社会的中下层。当他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处在恶臭的环境里,吃的是肮脏的东西,任何一点响动就吓得四下逃窜;相反,处在粮仓里的老鼠,住在干净的屋子里面,吃的是肥美的粮食,也不担心人和犬的惊扰。于是李斯叹息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4]耳!”这是关于李斯早期的一则史料,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李斯的出身并不高贵,但他不愿久居人下,有一种哀怜中奋起的精神。这就是李斯富贵之后人生转变的契机,就因为李斯出身贫贱,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功之后,对得来不易的荣华富贵十分看重,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担心有朝一日会丧失殆尽;这反而成为一种精神负担,这种精神负担就是李斯功利观的确切表现。那么怎么样才能跨入富贵者的行列呢?李斯没有选择从事手工业,也没有经商,而是从师于大学问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可见李斯选择人生的起点比较高。李斯学成之后,并没有留在日益没落的楚国,而是选择了渐现统一之势的秦国,可见李斯把功名利禄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李斯道别荀子时所说的一番话,露得惟妙惟肖:,下,此布衣弛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贫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4]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在人生的第二阶段,李斯遇到的最大挑战是郑国渠事件。虽然郑国渠的修建为秦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修建的初衷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因此,秦国的贵族对在秦国谋求发展的六国人产生了怀疑,使秦王赢正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把六国人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写了《谏逐客令》呈递赢正,李斯以情文并茂的文笔打动了赢正,使其承认六国人对秦国发展作出的贡献,废除“逐客令”。但是,类似的事件,同样的道理,当这件事发生在韩非身上时,李斯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秦王赢正认为韩非是个奇才,便攻打韩国,迫使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想借此得到韩非而为秦国所用。韩非到了秦国之后,李斯感到了威胁,担心秦王一旦重用韩非,自己就遭到排挤。为了保住权力和利益,李斯联合姚贾陷害韩非。李斯所用的借口与郑国渠事件中自己被驱逐时秦国宗室贵族所用的借口如出一辙。李斯、姚贾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5]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赢正颁布“逐客令”与李斯陷害韩非理由相同,只是前后时间不同,李斯之所以这么做,只能是他的功利观在作怪,李斯为了来之不易的权利与利益,置师情、友情于不顾,这是韩非被害死的原因所在。在人生的第三阶段,,],,文武百官皆来祝,李斯府宅的门前停满了数以千计的马车,气势极为宏大。李斯看后,喟然叹曰:“夫斯乃上蔡布衣,闾苍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于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4]驾也!”李斯的富贵权势达到了极致,担心失去富贵权势的精神负担也就达到了极致。人生的第四阶段,是李斯的人格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李斯人格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微妙而艰苦的思想斗争过程,李斯是法治理论的实践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秦国的统一和建设之中,特别是秦统一六国之后,李斯参与了各项制度的建设,是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元勋。但秦始皇出游会嵇,至沙丘突然病故,改变了李斯的命运。在李斯的心目中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理想的皇位继承人,不仅仅因为他符合封建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公子扶苏贤明大度,能体察民情,是一个颇具敏锐观察力的继承人。秦始皇当政时期,法律过于苛繁,黎民百姓生活相当困苦,扶苏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多次劝谏父亲,要求减省刑罚,减轻农民负担,而秦始皇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挟统一六国的气势而更加专断,把扶苏的劝谏根本没放在心里。扶苏的多次进谏,反而引起了秦始皇的反感,秦始皇以辅助蒙恬驻守河套为名,把扶苏打发到了边疆。但秦始皇心里明白,扶苏是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因此,在他的遗诏里指明扶苏继承皇位。秦始皇在沙丘病故之后,扶苏远在63第22卷　　　　　　　　　　　　　　　　　　　刘红卫　从李斯的功利观看秦朝的灭亡河套驻守长城,由于事出突然,李斯担心远在咸阳的其他公子为争夺皇位而引发天下大乱,故密不发丧,这就为赵高提供了可乘之机。赵高正是利用李斯的功利观,引诱李斯一步步走进他设的圈套,诱使李斯篡改遗诏而使秦二世登上皇位,从而李斯把自己的命运交在赵高手里。赵高诱使李斯的关键就在于李斯能否保住丞相的位子,赵高给李斯提出两种假设,一是扶苏继位,由于扶苏辅助蒙恬驻守河套,,当作心腹;器重,。一旦扶苏继位,,蒙恬为大将军,一个主里,一个主外,那么李斯还有什么地位呢!二是胡亥继位,皇位本来是扶苏的,如果李斯拥立胡亥,胡亥对李斯一定感恩不尽,那么李斯的相位更加稳固。李斯听了赵高的分析之后,先是拒绝了赵高的建议,为什么呢?一是感激秦始皇的知遇之恩,二是因为他心里明白,胡亥还是个小孩,不懂得治理国家,历史上儿皇帝的教训还少吗?当赵高以试探的口气与李斯讨论立嗣的问题时,李斯说:“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4]当议也。”当赵高以蒙恬威胁李斯时,李斯说:“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4]也!”“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4]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逆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4]哉,安足为谋!”按照李斯的说法,拒绝篡改遗诏的理由已经很充分,但是在赵高的功利攻势下,李斯逐渐开始妥协。赵高曰:“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4]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于是李斯篡改遗诏,迫使扶苏自杀,胡亥登上皇位。在皇位传递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强调,就是李斯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人物,废立大权掌握在他手里,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秦王朝的命运掌握在李斯手里。李斯潜在的功利欲望在决定秦王朝命运的关键时刻,主宰了自己的决断,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李斯的功利观与秦王朝的命运密切相关。至此,李斯不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儿皇帝胡亥和太监赵高,。胡亥当,,把政,,当祸及其身的时候,只能以出卖人格来谋求生存。进一步讲,李斯之所以出卖人格,也是潜在的功利欲望的表现,为了保住地位和权势而无所不做。李斯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在吴广起义军的攻打下疲于应付,后来章邯击破吴广军队,讥讽李斯身为宰相,子李由为三川郡守,而使天下“盗贼”横行,“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求容,以书对曰:‘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4]之主也,不可不察焉!’”至此,李斯已经完全抛弃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政治理想,完全出卖了人格。李斯被关进监狱后,仰天长叹曰:“嗟乎,悲夫!不道王君,何[4]可为计哉!”李斯临刑之时,对其中子说:“吾欲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4]岂可得乎!”父子相哭,可见李斯痛悔的心情。综合前文所讲,秦王朝的暴政是其灭亡的根本原因,而与李斯的功利观也密切相关。那么秦王朝的暴政主要是指秦始皇统治时期,还是指秦二世统治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镇压六国贵族的反抗,为了维护统一的王朝和统一的文化,继续推行法治,法律苛繁,黎民百姓负担沉重是一个事实,这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但是,真正的暴政应该始自秦二世,秦二世在赵高的鼓惑下,把秦始皇时期的法治升级为极端的暴政。秦王朝的瓦解是从上、下两个方向开始的,在农民起义爆发的同时,统治阶级64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内部已经混乱不堪,秦二世的暴政加速了秦政权内部的瓦解。秦二世的暴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滥杀无辜,二是推行残酷的法治,进而使刑罚泛滥。赵高建议胡亥:“……严法而苛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旧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结果“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4]重,戍徭无已”。,的异母兄弟蒙恬兄弟,,人人自危。此时,秦王朝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是章邯的部队,朝廷内部的变化对其影响很大,而且赵高多次指责章邯作战不利,引起章邯狐疑,致使军心涣散。巨鹿之战后,章邯投降起义军。参考文献:[1]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2]韩非子?主道[M].北京:中华书局,1988.[3]史记?商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4]史记?李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5]史记?老子韩非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李斯出卖人格,对秦二世的暴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斯上书奉迎秦二世,秦二世以为丞相李斯认可了自己的作为,更加肆无忌惮,“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刑者相伴于路,而死人日成[4]积于市,杀人众为忠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秦始皇在出巡,。在,又有其必然性,即李斯的功利观,这种潜在的功利欲望一直伴随着李斯的一生,而且随着李斯的飞黄腾达变得更加强烈,在历史给予它适当的时机时,它就以外化的形式作用于历史,并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时候,这种影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责任编辑:肖力华】ACommentontheDestructionofQinDynastyfromLISiπsUtilitarianismLIUHong-wei(PoliticsandLawDepartmentofHuizhouUniversity,Huizhou516015,GuangdongChina)Abstract:LISiwasthekeyfigureofcoupinQinDynasty.Hisideasarecalledutilitarianism,whichoriginatedfromthetheoryofhumannaturepresentedbyLegalistsintheSpringandAutumnandWarringStatesPeriods,werecloselyrelatedtoQinπsdestiny.Monarchytrickeryistheconcretemanifestationofthetheoryofhumannature.ThroughtheresearchofMonarchTrickeryTheoryandLISiπslifetimeoffrustrations,theauthorstatesthatLISiπsutilitarianismhascloseconnectionwithQinπsshortduration:helpingHuHaisucceedasakingforthesakeofkeepinghisofficialrankmakesthetyrannyinQinDynastyfurtherdeteriorateandacceleratesthedestructionofQinDynasty.Keywords:LQUMRulebytrickery65本文由()首发，转载请保留网址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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