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
　　前一段看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写的《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与真相》，很受鼓舞。深感后生可畏。这篇文章最好的是，讲明了“延安整风”其实就是中共脱离共产国际控制的独立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其实就是中共内部的本土派、国际派，以及中间派，三派势力的一个决战。李晓鹏这个分析，是符合辩证法的。。。毛泽东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后也是这样。”这就是辩证法。历史其实就是左中右的斗争史，宇宙的运动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左中右三种力量的斗争。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群，任何现象，都是这样。
　　那么关于文革这场运动，也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逻辑的必然性，就是说这个决战是从1921年开始，一系列党内斗争的延续，是党内左中右三派此起彼伏的长期斗争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文革也是这样。文革不是凭空蹦出来的，也是有它的前因后果的。
　　正如“延安整风”一样，虽然斗争的范围在中共党内，而这场运动的矛头，实际斗争的对象，却是国外的“共产国际”。文革也是如此，文革的斗争虽然发生在党内，国内，而文革的实际目标，也许针对的却是另外一些更广阔更宏大的事情。这时候的毛泽东考虑的也许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了，毛作为20世纪全球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家，也许他考虑的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现在无论咒骂文革以及赞美文革的，其实都对文革的目的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文革到底为什么，毛到底想干啥？文革中发生了很多很多荒唐和残酷的事情，比如当年我老爹他们学校，学生手里拎着皮带，逼着所有的校领导和教师跪在操场上拔草。其中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仅仅因为每天都要更换不同颜色的外套，就因为这么点原因，最终被迫害成精神病，发了疯。这些荒唐残忍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反文革的人们只是对这些事情表达愤慨，却也许没有谁去追究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
　　而至今那些赞同文革的，也仅仅是看到现在的贪官污吏，看到现在的公检法，演艺界，学术界，他们原来是如此卑污下流，贪鄙无耻，认为毛泽东心怀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发动人民打倒这些人渣，一点错也没有。却也许同样并没有谁去追究文革这场运动更深层次的哲学背景。文革也许不是还乡团，不是报复运动，它的目的也许并不是要来迫害人的。
　　1968年，美国人找到蜗居在香港的张国焘，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对文革的分析和判断，这些谈话记录被美国政府作为绝密级文件保存，直至1992年解密。谈话当年，张国焘已经71岁了，垂垂老矣。他从最早的主角，沦落为后来的配角，现在则完全成了一个观众，似乎可以不带主观成见的谈一些事情。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而且“哲学的因素更多过权力的因素”。。。我们现在搞不懂文革，原因就是哲学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很少有人有能力从哲学层面去理解文革。也许毛泽东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后一位哲学巨人，“开到荼縻花事了”，他终结了哲学。。。正如《古兰经》预言世界末日时所说的，“知识越发达，人们对造物主越无知”。这个所谓的“造物主”就是哲学的发源以及目的。。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知识发达，物质丰富，却同时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精神贫乏。现在的人都在想着买房买车，买最时髦的手机，去国外度假，很少有人思考精神方面的问题。而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社会上都不乏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哲学家和认认真真的学者，社会上因此也有研究哲学的风气。过去读过一些书的人，比如张国焘，对哲学都还不是那么陌生。。
　　也许文革是“绝后”的，以后也许再不会有文革了，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但文革也许并不是“空前”的，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也许也发生过在指导思想上相同或者接近于文革的政治及文化运动，比如孔子杀少正卯（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比如唐宋时期以及清代的两次“古文运动”。而与文革指导思想似乎完全一致的哲学运动，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在初唐时期佛教界内部的宗教改革，也就是禅宗的革命。
　　有一副老照片，拍摄的是文革时期，和尚们被批斗的场面，红卫兵们还刷了大标语说，“什么佛经，尽放狗屁”。。。我想，如果禅宗六祖看到这一幕的话，也许甚至会会心一笑。。“放狗屁”，这是老百姓的语言，而这个话的意思，当年不惟禅宗，甚至佛陀自己也说过同样含义的话。佛说自己“四十九年，未说一字”，禅宗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六祖还说，真理好比明月，而佛经不过是指出明月所在的手指，手指并不是真理，看月也不一定必须依靠手指。
　　初唐以前的汉传佛教，五百多年，仅仅局限在上流文化菁英的小圈子里。那时佛学教育并不普及，那时的汉传佛学，是菁英主义的，是脱离大众的。南北朝时期梁代僧人慧皎写了《高僧传》，这个书我翻了几页，很看不下去。。书中记载的似乎都是一些神乎其神的事情。。比如某位高僧每天大鱼大肉，一点也不避讳，别人来批评，他就当着来人的面吃掉两只烤鸽子，又从嘴里吐出两只活鸽子来，飞走了。。还比如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把《心经》译成汉语的鸠摩罗什，他精通几国外语，那可不是背单词背出来的。鸠摩罗什到哪个国家，心里念个咒，这个国家的语言立刻就精通了，立刻达到文学级别的语言水平。。。这些事情我们不必去追究真伪，无论真伪，你标榜这些事情，鼓吹这些事情，并以此为据来宣扬佛学，这个方向就是错误的。这样传播佛学只会使中土大众认为佛学高不可攀，只是极少数菁英才能搞定的事情，或者压根儿就认为你在扯蛋。
　　慧皎所著《高僧传》，反映了东汉至初唐这五百年中，佛教以及佛学在中国的状态。这五百年中，汉传佛学是被教内的菁英集团主导的。到了禅宗六祖，终于发动了佛教界内部的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这些菁英，更要打倒这些菁英所代表的菁英主义思想。。。最终，六祖慧能成功的把释迦牟尼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改造。从此开始，佛学才真正深入中国民间，达到了普通大众，甚至一度出现“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的场面，释迦牟尼的学说至此才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对禅宗很关注，“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对六祖的评价也很高，他跟河北的干部们介绍说，“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日，毛泽东会见班禅的时候还说，“。。。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老百姓的”。。
　　这就要说到达赖与中共的矛盾。因为藏转佛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禅宗改革的平等革命，所以直至现在，藏传佛教还是菁英主义的，与初唐以前的汉传佛教处于同一个状态。所以菁英主义的达赖与平等主义的毛泽东，二者思想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尽管达赖说毛象父亲一样待他，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毛。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
　　毛泽东时代，因为意识形态的禁锢，对宗教几乎是避而不谈的。毛终究只是一个人，他管不了那么多事。日，毛发牢骚说，“对世界三大宗教，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日，毛又说，“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而哲学界与其他各个圈子一样，到处充斥着坚不可摧的门户之见，很少有人象毛这样，用一种基本的哲学视野，来平等对待所有的哲学派别。宗教也是哲学，都是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及感悟，宗教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为什么要对宗教那么疏远呢？
　　综上所述，也许我们可以把文革定性为一场哲学运动，文革的指导思想甚至也许直接就来自于1000年前在佛教界内部发生的禅宗革命。因此，文革也许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它甚至也许是某种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当然，无论是文革，还是禅宗，这些事情都太大，很难说的十分清楚。我将在以后的文字中抽丝剥茧，争取一点一点的把问题讲明白。
　　哲学运动这个定性如果可以确定的话，关于文革本身，它的逻辑、脉络就可以看的比较清晰了。文革中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比如林彪叛逃，批林批孔，《水浒》批判，以及关于《红楼梦》的研究等等，这些事件是一些逻辑上的节点，清晰的勾勒了文革的思想脉络。比如为什么要在1975年的时候，批判宋江投降？投降派都是谁？究竟是在向谁投降？。。。这些事情都是在以后的文字中要详谈的。
　　因受李晓鹏小朋友文章的鼓舞，现打算把我8年前写的《文革的权谋与理想》重头改过。人与书俱老，那时候年轻，写的东西也幼稚。。。李晓鹏小朋友一篇文章就讲清楚了中共自建党至七大，这一段时期的历史逻辑，我也计划在我这个帖中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毛逝世，这一段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
　　以上为序。
（一）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 语迟 ] 于: 09:36:32
　　哲学思想最终作用于社会人群，也就象一件工业产品被使用一样，比如我们现在拿的手机，我们只要知道怎么用就行了，手机怎么造出来，硬件软件，这个结构那个系统的，我们普通人搞不懂，也没必要。。。哲学也是这样。哲学的思辨阶段就仿佛在制造一部手机，原理，结构，材料，工艺，很麻烦的。最终做成的产品，哲学思辨这个工程的结果，就是“制度”。以及“法律”、“道德律”、还有“政策”、“方针”什么的，就是一些条条框框。哲学思辨的过程正仿佛工程师们制造手机的过程，也是一小群哲学家的事，只有哲学最终形成了“制度”，它才对普通大众发生作用。
　　所以，对于禅宗的哲学思辨的过程，那些玄而又玄的高大上的事情，我们暂且跳过去不谈。作为一般老百姓，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是，由禅宗的哲学革命而最终形成的一个哲学思辨的产品。这个产品，可以说对整个东亚、整个汉文化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现在，它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还包括每一个日本人以及每一个韩国人，发生着作用。
　　上个贴谈到，初唐以前的汉传佛教是菁英主义的，那时的佛教似乎被一些身怀绝技或者天赋异禀的天才所把持，结合原教旨佛学中那些神异的内容，仿佛发生在这些天才中的罕见的“神迹”，才是佛学追求的目的。而禅宗革命否定了这一切。禅宗仅仅择取了佛学思想中最核心的精华，释迦牟尼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众生皆有“佛性”，因而众生平等。。。。禅宗以此平等主义思想，不但追求教内人人平等，事事平等，更以一种中庸的态度，世俗化了佛教。。。初唐以前，僧众不事生产，因为佛律严禁僧人耕种。而禅宗革命以后，僧人就开始砍柴种地，自食其力。这一点，颇有些清代雍正改革时“读书人与百姓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意味（雍正皇帝本人与禅宗也很有渊源）。就是说禅宗也在追求与教外的平等。
　　然而，平等这个事情，谈何容易！人群本来就是有差异的，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美丑清浊，愚智惧勇，贤与不肖，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平等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到底以什么事情来平等呢？平等究竟怎么来体现呢？虽说众生皆有“佛性”，这一点是每个人都平等的。但是“佛性”这个事太玄，而平等却是要达到所有人的事情。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理解“佛性”这个问题。那么你又依靠什么来使所有人心甘情愿接受“平等”的思想呢？。。。而禅宗最终成功的创立了“丛林制度”，以及“百丈清规”等等，创立了这么一整套制度，在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佛性”是个什么东西的条件下，依靠这些哲学思辨的产品，依靠这些制度，在僧团内部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一套制度是十分繁细而精准的，因为平等这个事情实践起来太难，非常微妙，要考虑到方方面面。
　　后来到了北宋的时候，程颐曾观摩考察丛林制度，看到僧团内部人人平等，事事平等，事事有规矩，寺内风俗纯化，井然有序。程颐感慨说，“三代礼乐，尽在是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实现了孔子的政治理想。。。正因为亲眼目睹了理想社会在禅宗内部的实现，程颐程颢这些哲学家们，就以禅宗的哲学思辨的过程为样板，来改造儒学，企图制造一种适应于整个社会的哲学产品，使整个社会亦达到如丛林制度般的理想状态。这个禅宗哲学的山寨版，就是“理学”。。。至于理学成功不成功，为什么成功或者不成功，这不是本帖要谈的内容。。
　　佛学后来也是几起几落，丛林制度在这一千多年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至今佛教界内部的丛林制度怎么来执行，是个什么状况，这些事情我不清楚，对本帖来说，这也都是题外话，我们就到此为止。之所以用这么多文字来谈“丛林制度”，因为这个事情与毛泽东以及文革，是很有关系的。
　　1934年10月，红军迫不得已开始长征的时候，野战部队以及后勤机关，加上零零碎碎的其他一些机构及单位，离开苏区的总人数据说大概有30万人。我们就拿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例，这个数字应该可以考证。一方面军从苏区出发时有8.67万人，那么一年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时候剩了多少人呢？6000人。大概就是一个旅的规模。这还不算沿途补充的估计有两三万新兵。。有考证说是整个长征，抵达终点者为出发人数的1/12。。。我们仅仅基于一般的人生阅历，几乎就可以断定，在那些消失的11/12的红军中，占最大部分的都是逃兵。也许有超过70%的红军在长征中逃跑了。。
　　中国历代的土匪之类的反政府武装，其生存的依据都是政府势力的空白区。毛泽东所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也谈到这一点。毛说，“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这是红色政权最初能够存在的最关键的条件。。与历朝历代屡禁不绝的土匪之所以能够存在，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朝廷够不着的地方。。最初红军的大部分普通士兵，也象历代乱世中讨生活的百姓一样，当兵吃粮，只为有口饭吃，能活下去。。乱世中的军队仿佛和平时期的公务员，不必担心失业的问题。。然而，继长期清苦的物质补给，长期严厉的政治空气，以及合法政府的五次围剿之后，流离失所的这一小撮反政府武装，更持续吸引了合法政府几乎全部的火力来对待。经历了那些令人肝胆俱裂的血战残杀，合法政府必欲杀之而后快的钢铁般的决心，是每一位红军士兵都可以真切感受到的。
　　李晓鹏文章中写到，“。。。输的实在是太惨了，你们这帮人在上海把自己的总部丢掉了，跑到江西来又把我们的根据地搞丢了，三万红军战士血染湘江，军队里边的那种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个愤怒也许仅仅弥漫在一定级别的领导层中。对于大部分不明就里的红军普通士兵来说，也许更多的是胆怯、灰心、绝望。。形势很明显了，不脱离红军迟早死路一条。。。中国这么大，对不对，长江黄河又没盖盖子，老子军装一脱枪一扔，也许还能有条活路。。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我认为，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尤其在长征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是如何在如此前途黯淡的条件下，来凝聚人心。采用一些什么办法，来维持相当数量的军队能够继续团结在中共旗下，继续跟着他老毛九死一生。。。然而现实却是，你不能用任何利益方面的东西来鼓励这支部队，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你也不能给他们任何许诺，因为你什么也许诺不了。。
　　红军时代尤其在长征中，极其冰冷残酷的环境，决定了中共领导层与普通士兵之间，完全不同于历来世俗中的上下级关系。在红军这种关系中，领导层是弱势的，而普通士兵阶层却是强势的，中共领导层有求于普通士兵阶层，而不是相反。。稍不顺心老子就可以走人嘛。。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强逼之下，加之中共之意识形态主观上对平等主义的推行，真正彻底的民主与平等的氛围，在中共内部就逐渐形成了。
　　直至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尾声，这时毛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已经是确立无疑的了。就在这时，发生了
“电报事件”。原四方面军张国焘手下的一位干部，时任129师政治部军法处处长，后来的开国少将，丁武选，在党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因为一封电报，当着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还有八路军各师首长的面，声泪俱下，“怒斥”毛泽东偏心。毛悴不及防，脸涨的通红。。。此时坐在毛背后的刘伯承，看到百万军队的统帅、全球第二大共产党的主席，边区一亿人民的领袖，脖子上淌的都是汗。。。后来事情搞清楚了，不过是个误会。。可以说，当时党内这种民主的风气，就是红军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
　　红军时代，也许尤其在长征时期，位居强势的一线士兵对“平等”的诉求，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早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就曾批评“极端民主化”以及“绝对平均主义”等，在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举例说，“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据说后来在延安，有次开会，某红军老兵还给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写条子，质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甚么我们大家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每天吃一只鸡？”。。
　　如果说禅宗的“丛林制度”是某种哲学思辨的主动创造，那么红军内部民主与平等的实现，红军中各项思想以及制度建设，客观的说，也许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二者在结果上达成了统一。。。中国秦代以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小范围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两次在现实中，一为丛林制度，二为红军，第三则是乌托邦的“水泊梁山”，仅仅是施耐庵的文学幻想。三个小小的“理想社会”的实现，都是以“平等主义”以及“民主”（主要表现为群体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础的。。在《水浒》中，李逵因误信宋江霸奸良家妇女，怒砍
“替天行道”大旗，几乎与“丁武选怒斥毛泽东”如出一辙。。。至1936年，长征全部结束，中共内部各项思想以及制度建设日臻完善，此时的红军，与唐宋时期“丛林制度”下的僧团，几乎一模一样。“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红军指挥员中的伤亡率很高。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样。但是，营长以上可以骑马或骡子。我注意到，他们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指挥员和士兵的住处，差别很少，他们自由地往来，不拘形式。。。”
　　西安事变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从此占据了进退自如的绝佳形势，背靠大树好乘凉，终于可以喘口气。毛泽东也有了闲暇和心情，写书作文，可以仔仔细细的回顾思考这十年中发生的事情。中共内部长达十年的各项思想以及制度建设的过程，被毛泽东思考总结，由这些具体的制度产品而逆向推导出形而上的哲学，形成了中共七大时写入党章的“毛泽东思想”。中共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说法是客观的。因为对这个哲学的形成做出贡献的，不但有毛泽东这样的本土革命者，还有那些精通马列主义教条的喝过洋墨水的人，也包括千千万万的曾经吹毛求疵喋喋不休地要求民主与平等的红军普通士兵。。。甚至伟大神武的蒋委员长，更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个哲学之所以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毛泽东解决了这个哲学的地基问题，最关键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楼是盖不起来的。。。日，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这个概念阐明了毛哲学中平等与民主主义的基础，就是上文谈到的，在个体差异巨大的社会人群中，究竟以什么为基础来实现“人人平等”。。这都是些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的问题。我们还是暂且跳过去不谈。。总之，一句话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
　　鄙人一向不认为马列主义是真正的哲学，因为从马克思到现在，已经100多年快200年了，无论在大范围还是小圈子里，所谓的“共产主义”从未实现。而且看这个趋势，共产主义是越来越实现不了了。我认为甚至马克思本人连“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都稀里糊涂。马列主义正仿佛一个很科幻的手机概念，看起来很美，可是这个手机终究没有造出来。。。哲学不是挂在毛驴前面的胡萝卜，看得见却吃不着。哲学更不是象牙塔中的文字游戏，哲学是要拿来用的，是要达到最普通的大众，作用于社会中每一个人。相比马列主义，我认为禅宗以及毛的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因为这些哲学曾经在小范围内成功改造了现实社会，改造了很多人的思想认识，继而实现了近乎理想化的社会状态。。
　　从哲学角度来看，“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延安地区的扩大化，是把小范围的红军模式复制到范围更大一些的延安地区。这个运动很成功。造就了传说中的“延安精神”。而至于20年后爆发的“文革”，亦无非是毛泽东思想进一步的扩大化，要把红军模式以及“延安精神”复制到整个中国。文革中毛泽东有个著名的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二）中国梦与世界梦
[ 语迟 ] 于: 10:34:05
　　与西方所有的社会理想主义者不同，西方文化中各种各样的“理想社会”，或者也许发生在无限久远的未来（比如共产主义），或者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也许在红军末期，在红军这个小小的范围内，就已经实现了。此时的毛泽东也许并未有时间和兴趣去研究禅宗，但据史料说，毛泽东在16岁以前，就读过《水浒》。。。也许毛发现，他的红军与平等民主的“水泊梁山”，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尤其是经历了西安事变，中共在千钧一发之际死里逃生的惊险历程，几乎就是按照“李逵劫法场救宋江”这一幕来排演的戏剧。在人类真实发生的历史中，类似西安事变这种戏剧化的场面，是极其罕见的，我找不出来第二个例子。。。毛可能忽然明白，《水浒》这书不简单。他自己与施耐庵笔下的宋江之间，冥冥之中似乎也很有些玄妙的关系。
　　中国人从来不热衷于空想。所以即便如“水泊梁山”似的乌托邦，也似乎并不是空中楼阁。施耐庵有很现实的创作目的。他对于《水浒》中理想社会的幻想，也许是有着扎实的现实基础的。。。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也在于毛从不妄想。毛泽东时时刻刻立足于现实，就这些条件，怎么来把它做到最好。中共内部的思想制度建设，以及对外各种政策的选择取舍，里里外外无数次的抉择，建国以前，毛泽东没有做错过一件事。历史不允许毛犯错误，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稍微的失误就可能万劫不复，更别说主观上能力以及人格方面的硬伤。正是这样踏踏实实的立足于现实，毛却创造了一个近乎空想的神话。中共建党的时候，50几个人。而新中国在28年以后就成立了。李先念曾回忆1949年登上天安门那一刻，说“跟做梦一样”。
　　毛只是一位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中的人，却做成了神才能做成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毛的神话仍在继续，我们打了美国人，试爆了核武器，在毛逝世的时候，中国也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这些神话一样的成就，应该说，没有毛的判断和决心，是完成不了的。而毛不过是依旧踏踏实实的立足于现有条件，来把事情做到最好。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成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毛客气的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其实是怎么回事呢，1967年中国试爆了氢弹，西方媒体警告美国，如果现在对共产党中国还“装看不见”，就是“发疯”。如果再不邀请毛来加入这个高级纸牌俱乐部（安理会），毛就会来踢翻牌桌了。。实力才是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了氢弹。。而毛只是一介文人，他弄不出来“于敏构型”。毛所能做的，仅仅是怂恿着包括邓稼先、于敏在内的全中国几亿人，玩命苦干，不计私利的为国家奉献，死掉也在所不惜。。。这种对几亿人思想上的影响或者说控制，你愿意说“洗脑”也罢，也许只有释迦侔尼、穆罕默德、耶稣这样的教主才能做到。
　　我们现在再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是扯蛋。但是毛泽东时代，的确有无数中国人在“无私奉献”，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一个价值观。这一点，无论谁，应该都不能否认。这些“无私奉献”的中国人中，就包括你我的祖父、祖母，还有我们的父亲母亲。那个年代，追求私利是可耻的。。。之所以说新中国一系列的建设成就，以及当时比现在好的多的社会风气，都应算作毛的功绩，因为正是在毛泽东的主导和影响下，才形成了这么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和社会氛围。思想家的意义也就在此。。。没有几亿人一度发疯一样的“无私奉献”，没有那种近乎全民疯狂的拼命，也许我们根本不可能打得了美国人，不可能比美国只晚了20年就造出铀弹，也许更不可能在那么捉襟见肘的恶劣条件下，短短28年中，打造出我们国家完整的工业基础。所以否定毛，不是否定他一个人，否定的是整整一代人、几亿人，其中就包括我们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
　　有人把毛比作希特勒，对这个比喻我并不反感。希特勒能让整个德国发疯，说明他也是个思想家，有控制庞大人群思维的能力。普普通通的德国老百姓，就能对手无寸铁的同类痛下杀手，而心安理得。无论对方是妇女还是儿童。这其中的思想控制何其强大。所以不谈是非的话，我认为毛与希特勒是20世纪全球最具能量的两个人，他们几乎控制了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思想。。。但是希特勒与西方的思想家们存在同一个问题。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模糊的，莫名其妙的。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希特勒到底想怎么样，他到底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的总体战略是什么？也许我孤陋寡闻，对希特勒研究不多。但是在战争战略方面，事后来看，希特勒明显犯下很多错误，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犹犹豫豫。就是说他到底想干什么，究竟想怎样，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比如轰炸英国，先期的计划是正确的，集中兵力轰炸机场，摧毁英国空军。美苏作壁上观，英空军自己咬着牙死撑，再有五分钟就撑不下去了。戈林却忽然命令德空军转向，开始轰炸英国的大城市。英空军于是死里逃生，保存了力量和制空权。希特勒因此放弃了占领英国的“海狮计划”，又去琢磨着踹苏联的门。。。假如当年希特勒一鼓作气打垮英空军，占领英国，美国人又哪来的跳板登陆诺曼底呢？所以二战后来是那么一个结果，有很大的偶然性。
　　希特勒的失败也许在于他自始至终并没有一个有规划的合理的想法，希特勒没有战略。搞不清楚他脑子里想什么。而长征以后的延安时期，毛泽东逐步建立了他自己的战略，从此，这个战略直至毛逝世，始终如一，一直就再没变过。红军和延安给经历过的人们，比如吴伯萧、矛盾、斯诺等等，留下了深刻而温暖的记忆，毛泽东更是把红军和延安的社会氛围固定成了样板。共产主义太虚幻，遥不可及，也许整个世界都能象延安这样，那也就可以实现“天下大同”了。
　　近代历史上，各个时期各国的执政者，包括斯大林在内，与毛泽东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造成后来中国的执政者们集体排斥毛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没有毛泽东的天下情怀。斯大林做的是苏联梦，邓小平做的是中国梦，西方的白人们做的是白人梦。而也许只有毛泽东，做的是世界梦。。。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当年毛作为边区人民的领袖，并不会区别对待国统区的人民，同样，当毛成为整个中国的领袖，他也不会区别对待国外的人民。。至今仍然标示在天安门的巨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也许就是毛泽东真实的想法和总体战略。
　　对于毛泽东的世界级幻想，我们也许不能指责其“不切实际”。因为在1936年的时候，红军打败合法政府，建立新中国，看起来应该更加不切实际。短短13年，红军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成熊熊赤焰，吞噬了整个中国。那么再有一个13年，或者两个13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全球所有的敌对势力，把红旗插满地球每一个角落，有没有可能呢？
　　后来尼克松在《领导者》中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很多事情，也许只有当事者明白。很多中国人搞不清楚文革是怎么回事，也许尼克松对此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是当事者，他知道那是毛在“战斗”。尼克松受到了压力，也许整个西方世界都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毛泽东的锋芒所指。。。斗争有很多种形式，不一定非要拿了枪在战场上拼杀。假如文革就是毛在“战斗”的话，形象的说，就好比一个池塘，你总在一个地方不停的搅和，只要足够坚持，早晚整个池塘就会翻腾起来。。毛泽东在中国砸烂了统治阶级，砸烂了在别的国家仍然高高在上的上流社会，对别的国家就没有一点影响吗？毛泽东可以影响号召6亿中国人，思想无国界，思想也传播迅速，那么毛泽东就不能继续鼓动全球几十亿人都起来造反吗？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全球布局，输出革命。我们自己都吃不饱，还援建坦赞铁路，把阿尔巴尼亚武装成欧洲的军火库。。。西哈努克曾跟毛谈过偿还，毛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这些事情，今天我们这些仅仅做点小家子梦，甚至有那么些家国情怀，也做点“中国梦”的人来说，无法理解，有些人还很生气。但反过来想想，假如毛泽东仅仅是个“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象我们一样的俗人，这是人格上的硬伤，如果毛也是这样的人，他能在长征中坚持下来吗？象斯大林、邓小平这些只看到自己门前一亩三分地、眼界狭窄的人，让他们去领导红军，他们能走完长征吗？要求我们这些俗人都达到毛的境界，那不切实际。反过来说，有毛泽东的境界和胸怀，却屈就做一个象我们这般目光短浅的俗人庸人，那更不切实际。毛就是那样的人，改变他是不可能的。也许毛不会看到哪怕是远在非洲的人间苦难而无动于衷，他把中国当成是他自己的，宁肯自己的人民饿肚子，能帮别人还是要帮一点。毛几乎拿着中国的传统道德来处理国际关系。就象毛在结束关于出兵朝鲜的争论时说的话，“别人挨打，做邻居的看着难受”。
　　所以说，毛的很多思想和行为，也许已经超越了所谓的政治。我们无法揣测毛的境界究竟在什么程度，但是毛似乎有着类似于释迦侔尼、穆罕默德、耶稣等这些宗教主们的眼光。你跟这老几位谈什么国家、种族、地域，他们会批评你狭隘，这老几位关注是整个人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情怀以及世界眼光，在中国也从来不是新鲜事。。。中国以前就是世界。广博的地域，无数的民族，最终统一在中国名下。就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是“有教无类”的。我们自古就教育我们的人民说，“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假如中国人历来没有天下情怀以及世界眼光，自古仅仅就会做点“中国梦”，那我们今天也许仍然龟缩在河南陕西的黄河流域，我们也不会在今天被叫做“汉族”。或者我们早就被消灭了。。我想起来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有次去个小学访问，卡尔扎伊站在教室前面看着孩子们，数度哽咽。难过的说不出话。。。我很感动。卡尔扎伊是个好人。我们任何一个有些良知的中国人，看到这一幕，也都会希望阿富汗这个国家快好起来，希望孩子们都能过上正常的日子。。我们也都愿意为阿富汗这些孩子们无偿的付出一点。这种情感其实很普通。慈悲心而已，谁没有呢。反而今天世界各国各扫门前雪甚至以邻为壑，利字当头。这就是西化的影响。这几百年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方方面面，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直到现在的“中国梦”，无一不是小家子气的西化思想。这些当前的政治口号不但否定了毛泽东，也否定了我们自己的传统哲学。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第一书记会议上说：“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指赫鲁晓夫），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人头脑发昏。。。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指当时的苏联）。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今天中国的名义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我们将在今年成为第二个年度名义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可是，用毛的话说，“这算什么？”即便是世界第一的美国，又怎么样呢？美国也没有中国的“十倍、一百倍”，即便有，在毛泽东那里，也许也是“不算数”的。
　　这是一个治国思想的问题，治国的理念问题。人民到底要什么？经历了红军与延安，那个时期的人都清楚，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可以创造幸福指数很高的理想社会。对人民幸福来说，物质并不是第一重要。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人民不怕物质贫乏，人民只厌恶不平等，分配不均。人民也不怕贫穷，人民只厌恶不安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失业了，没有安全感。孔子的这句话，说出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人民的集体信念，无论黑人白人黄种人，无论地处北极还是亚马逊丛林，所有的人民，都是这么想的。这句话就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最大、最沉重的民主诉求，这是最崇高的民主。是全世界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现在的中国人，以及美国人，就跟当年的希特勒一样，没有规划和战略，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想把社会搞成什么样子。一年又一年，每年盯着GDP上涨那么几个百分点，这似乎就是所谓政治的全部目的。而当年毛泽东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老子才不跟你比GDP，老子有自己的玩法。。。赫鲁晓夫从戴维营回来，直奔北京，急于把他看到的西方世界告诉中国人，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他们他妈的太富了”。于是苏联就开始跟美国比富，被美国乖乖的牵着鼻子走了。对此毛嘲讽的说，“游泳的目的是为了穿上泳裤”。“发展经济”好比穿上泳裤，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游泳），世界大同。而赫鲁晓夫追求共产主义的目的却仅仅是“发展经济”，是去和美国比富，这正好是“游泳的目的是为了穿上泳裤”。可以肯定，在毛企图创造的理想社会中，什么GDP，PPP，那都不是个事儿。那个社会也许不如现在富裕，却一定比现在美好。
　　毛泽东单枪匹马，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贫穷的中国，来与美国争夺主导世界的话语权，毛企图使全世界都听他的，按照他设计的样板来改造所有的国家，而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跟着美国走。这才能说是毛的“野心”，这才能说是毛的“权力斗争”。文革中的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许并不是毛泽东斗争的目的，他们似乎还远远不够资格做毛泽东的对手，不值得毛费那么大的力气。
（三）骄兵必败
[ 语迟 ] 于: 08:37:55
　　历史中的群体意识是有惯性的。今年媒体上对甲午海战的分析比较多，看来看去，甲午海战中，我海军之所以覆灭，我认为，原因就在“骄兵必败”。当时我大清国已垂垂老矣，国家凋敝，民不聊生，被外国人也狠揍了几次。但我们还是很骄傲。1886年发生的“长崎事件”，反映了清军的骄横和嚣张。我们的兵在日本本土寻衅滋事，杀了人，最后还逼的日本赔款。本来李鸿章派定远、镇远两舰去日本三菱公司维修，是示威的，想吓唬日本，可意外发生的事件，却使日本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发誓要灭了中国海军。
　　“骄兵必败”是个很唯心的事情，为什么骄傲的人都会栽跟头？甚至完蛋？在历史和生活中，这是一条铁律。符合所谓
“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标准。然而这其中的道理，科学是解释不了的。。。“长崎事件”时的清军，表现出的傲慢骄横，是不正常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中国，历来都很谦和。就比如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他一定很平和，他不会声色俱厉，张牙舞爪。如马嘎尔尼评价乾隆皇帝时说的，“他的举止极有尊严，又不失和蔼和关怀，带有一种恩赐的态度。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先生，”。。而“长崎事件”时我们国运已衰，1840年以来一直又被欺辱，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加上羸弱不堪被欺辱的现实，表现在日本这个带有敌意的弱者面前，就成了某种畸形的骄横。总算有个地方可以耍耍威风。也许这种对日本的傲慢轻敌的心态一直持续到1894年。5个小时的海战，我们没有打沉日本一条船。岂非咄咄怪事。天不助我也。整个战争，以邓世昌、刘步蟾为代表的海军官兵成批自沉自尽，那是气疯了。
　　古语云
“高者必堕”。一切皆无常，这个宇宙中就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极必反。所以中国做了几千年的世界第一，这个局面迟早会变的。而且爬的有多高，摔的就有多惨。自1840年始，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的优越感、我们的民族尊严被一点一点的打掉，最后那么一丁点亮光，也随着邓世昌们一同沉入了大海。。。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为什么呢？因为鲁迅身处中国几千年以来最绝望、最没有尊严的时期，他却依然保持了民族的优越感，鲁迅仍在呼吁中国人的“自信力”。而那个时代，中国人哪儿去找自信呢？。。鲁迅虽然也呼唤科学，称赞国外的很多事，但是鲁迅的态度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拿来主义”。鲁迅不象那时以及现在的很多人一样，带着谄笑和崇敬的眼神来看待西方和科学。。。。说的明白一些，且不论科学这个东西本身有什么问题，就算科学是个好东西，我们也就象当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样，拿来用就可以了，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对胡人胁肩谄笑呢？“拿来主义”的言外之意就是西方算什么东西。这就是鲁迅的精神。德不孤，必有邻。毛泽东对此极为欣赏，毛说，“鲁迅是懂中国的”。。。所以文革中，中国曾经批判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算个什么东西这不重要，实际上批判的则是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很多很多中国人在西方尤其是科学面前表现出的“奴颜和媚骨”，表现出的对科学以及科学名人的迷信。。。
（不过那些被授意批判爱因斯坦的人，并没有理解这个授意，弄出来的东西也不伦不类。）
　　鲁迅在孤独的绝望中死去。死前一个月，单打独斗了一辈子的鲁迅终于撑不住了，日，他在绝笔《女吊》中自叹道，“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呵呀，苦呀，天哪！’。。。”再之前14天，日，鲁迅在《死》中写道，“。。。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郭沫若曾经说鲁迅，“除了自己谁都骂”。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也许99%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丧失了“文化优越感”与自信力。。汪精卫就是一个典型，是个代表。汪精卫一介文人，与历代汉奸都不一样，历代的汉奸（溥仪集团除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都是为了图谋眼前的利益，而只有汪精卫是一个汉奸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做汉奸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对国家绝望到极点，从而打心底里认为中国不如外国，认为中国是劣等民族。汪精卫认为投降和依附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介于鲁迅与汪精卫之间的，如梁实秋，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林语堂，还有很多左翼的作家，等等，在思想上要么臣服于欧美，要么投降于苏俄，不过是些10%的汉奸，50%的汉奸，80%的汉奸，其中没有纯粹的汪精卫，也没有纯粹的鲁迅。这之中每个人都有汉奸的成分和嫌疑。所以鲁迅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与各种程度的汉奸势不两立，所谓“民族魂”的荣誉就是这么来的。。。文革中说某些人是汉奸、洋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思想上的奴颜媚骨，在思想上认贼作父，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的背叛。之所以背叛，也是因为不懂。某些人的理想仅仅是把中国变的跟美国一样富裕发达。而美国人民究竟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个哲学问题，超出了某些人的理解能力。美国西方那些发达先进的表面现象，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某些人的榜样。。这有区别于汪精卫吗？汪精卫的理想也不过是在天皇的领导下，把中国变成日本。
　　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和优越感，被最近百年的沦落和屈辱所扭曲，劳动人民沉默麻木，而知识分子们却草木皆兵。时至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共圈子以外的大部分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对此还持观望态度。中国人以被摧残的异常敏感的不自信的神经，关注着毛的一举一动。于是第一次访问苏联，毛泽东就招致了国内大量批评。。“认为毛泽东以中国元首之尊，不应当去给外国元首拜寿；认为斯大林不去车站亲迎，是看不起中国领导人；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斯大林‘接见’毛泽东的字眼难以接受；看到芭蕾舞剧中一中国人的形象状似小丑，即认为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等等。包括经毛泽东向苏方提议，由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成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属四个合营公司的决定，一些城市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认为是对苏联侵害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的变相纵容。”。。。民意最终迫使毛泽东在合营公司的问题上改变了态度。。到了1957年的时候，情况变了。斯大林死了，毛成了共产圈的教父。在这7年中，中共在战场上逼和美军，中国造出了第一辆汽车，造出了第一架世界先进水平的喷气式飞机，中共迅速在战后恢复了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气象也焕然一新。。世道真的变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真切感受，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是这个时候，也许大部分中国人被扭曲的心态仍然处于飘忽不定之中。。打比方说，一个长期营养不良饿的快死的人，突然饱餐了一顿鸡鸭鱼肉，高蛋白，这样的话，身体是要出问题的。也许毛和中共一开始就错了。也许中共压根就不该在1949年至1957年期间，表现的那么牛逼。。也许毛不该让中国这个精神上饿的快死的人，突然饱餐一顿高蛋白大热量的精神饭，也许应该先慢慢的喝点稀粥什么的。。。这下好了，到了1957年的时候，也许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人民的精神出了问题。有观点说，“全国亿万人。。。都陷入到那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热情之中，造成那样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集体失智的历史现象。。。”
　　大跃进时期，在举国狂躁的环境中，却有一小股势力一直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这就是PLA。还有PLA的名义领导彭德怀。1950年，作为解放战争中几乎被边缘化的红军元老，彭德怀之所以对出兵朝鲜态度积极，也许一定程度上是在刷存在感。彭目睹了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内元老的沦落，也许难免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彭在党内没有人脉，没人愿意和他亲近。老本也吃的差不多了，也许彭一直在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从朝鲜回国后，彭仍然被边缘化了。就一个朝鲜战争，论功劳，彭该不该在八大进常委呢？非要说彭淡泊名利，肚子里没气，那也许是不现实的。这还扯不到名利和权力的问题，至少彭德怀会认为这不公平。以前的贴也说过，彭德怀的怨气也许不单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还代表着军方。25年中军方一直在前台叱咤风云，战争结束后却立刻靠边站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落差是相当大的。。。所以彭才会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嫡系”，发这种牢骚，意思是所以林彪才进常委。又说“李富春（也是常委）是个大草包”等，把刘周邓等一干文官尽皆骂遍。
　　大跃进中，当权派当局者迷。彭德怀袖着手站在旁边看。1959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也许彭德怀认为机会来了。彭给毛写了一封私信，其中说，“。。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彭谈到了“混乱”。大跃进期间中央一系列会议，也许并不是在定调子、定指标，来主动的引导局势，而也许是在企图控制局势。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的问题。。大跃进也许很大可能是一场自下而上、上下一体的运动，这也许是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匪夷所思的现象，是一种极其奇怪的混乱。。。。其实仔细读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所谓“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这些口号都不是中央提出来的，都是民间或者报纸的发明，中央拿过来用。局势似乎极度混乱，中央连续高密度的开会，预期的工农业指标也一改再改。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与之前的“一系列会议”也许没什么不一样，都是企图控制和调整。。。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中，彭德怀扮演了一个“在野反对党”的角色。他的“万言书”写的和风细雨，温文尔雅，因为彭德怀此时胸有成竹。。。“万言书”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当所有当权派都在手忙脚乱应付乱局的时候，彭德怀却平静而满足的说，该算算总帐了吧？彭就象《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一语道破，而其他人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装糊涂。。
　　日，彭给毛写了信。而所谓毛“大发雷霆”，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这是在日。之间隔了10天。这是毛泽东大喘气儿？毛难道象南美丛林中的树懒一样，你用针扎他一下，他到下个礼拜四才会喊疼？
　　日，彭德怀私下建议毛算总账。毛泽东想了2天。7月16日，毛向全体与会者公开了“万言书”，没附任何评论。。。彭认为被毛出卖了。而这么做也许又得罪了全体与会者当中，所有的“当权派”。在毛未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当权派”搞不清楚毛在这个时候公开这封信是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你老毛想“借刀杀人”，本来你老毛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你不方便说，正好借彭德怀的嘴说出来，要算总账？
　　彭德怀之所以给毛写“私信”，也许是有想法的。对大跃进秋后算账，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因为如果追究“个人责任”的话，所有56年八大以后上蹿下跳的“当权派”，没有一个跑的掉。如果要算总账，清洗所有的当权派，这是浩大的工程，方方面面要准备很长时间。彭在试探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和彭想法一样，那么毛彭联盟就可以达成，下一步的步骤就可以按部就班的继续。如果毛不这么想，那不过也就是个私信，除了毛谁也没看到。而且彭不过是挑破了窗户纸。已经饿死了人，还有那些巨大的损失，就没人负责吗？而几乎全党上下对此都在装糊涂，也许每一个应该负责的人都在朦朦胧胧的幻想着“法不制众”。
　　这下子给毛出了个大难题。这封信没办法“留中不发”。因为你一旦装看不见，装作没有这回事，彭德怀就会写第二封信、写第三封信。彭德怀还会找一些人，来一起写信。逼着你表态。但是如果回复这封信的话，又怎么回复呢？说你彭德怀说的不对？怎么不对？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也错了？如果必须回复，那也只有按照彭的意思，结成“毛彭联盟”，与所有当权派为敌。这样的话，党就要大分裂了。。。。（王光美回忆刘少奇在庐山的一些细节时说，“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
　　似乎除了被迫与彭结盟，搞大清洗，毛泽东别无选择。。。然而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而不是他彭德怀，就在于毛善于出人意料。。。毛泽东对这封信没有“留中”，也没有回复，而是把这封信公开了。“集体讨论”。
　　日，“万言书”被公开，从此到7月23日，乱哄哄，说什么的都有，某一方认为“彭德怀是在私下告他们的状”。。也有张闻天这样稀里糊涂的，发言支持万言书。7月16日—7月22日，毛泽东没有参加讨论，讨论期间，“对彭德怀抨击激烈。会上彭德怀便与很多人打了起来”（谁说中共的议会不打架？）。闹的太不像话。7月23日，毛“大发雷霆”，开始作总结发言，毛泽东要表态了。开头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就是这么一个“大发雷霆”。在后世就演变成对彭总和万言书“大发雷霆”。
　　日，毛泽东做总结发言，谈了两个小时，洋洋洒洒一万字。云山雾罩，东拉西扯。。。如果毛真想说什么的话，可能几百字就够了。也许正是因为毛什么都不想说，发言才会是这个样子。毛这是在和稀泥。。。。毛泽东在讲话中除了逐条批驳“万言书”之外，剩下的就是大包大揽，说，“。。。我有两条罪状：一是，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如果讲到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果然，王光美回忆，“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
　　毛泽东这个表态，既没有支持彭德怀，也没有支持当权派。一边批驳彭德怀，一边又承认当权派有责任。就象毛在这个讲话中说的，“。。。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因为无论毛支持任何一派，党立刻就分裂了。所以毛把错误和责任揽到自己名下，企图息事宁人，让这事儿一风吹。。。但是事已至此，党的分裂已经无可避免了。
　　窗户纸捅破了。问题已经摆出来了。你当权派折腾的已经饿死人了。纵然你人多势众，大权在握，道理上你却站不住脚。彭德怀一派虽然人少又无权，但是有理不在声高。这对立的两派竟然旗鼓相当，当权派甚至处于劣势。而整个天平中最有分量的砝码，毛泽东，此时又在骑墙，不偏不倚。所以少奇同志怎么不“心情沉重”呢？。。。
　　毛泽东之所以在彭刘争斗中骑墙，保持中立，那也是没有办法。毛如果倒向彭，对大跃进秋后算账，那么中共将面临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所有经济条线的当权派将被清洗，那就是一场人事变动的风暴，可能要牵涉几十万人。党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个结果，在这个时候，对党和国家有利吗？而毛如果想倒向刘，又有什么理由呢？彭德怀不过是要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你有什么理由反对？
　　我们看这个电视剧《雍正王朝》，其中太子第一次被废的时候，大阿哥胤禔秘密向康熙建议，杀掉太子。说皇阿玛若不忍心下手，他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替父亲永除此患。康熙怎么做的呢？皇帝也是没有表态，而是把所有的儿子都叫来，把这个秘密建议公开了，说你们大哥建议朕杀太子，你们怎么看？。。其余几个儿子大发一怒，把大哥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丑事兜了个底儿掉，最后把胤禔废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电视剧中这一幕，与众说纷纭的59年庐山会议，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最终彭德怀被干翻了。。。。但是，这个大跃进的责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于这个责任问题的纠结，一直持续到1981年，最后全部推到毛泽东身上了事。死人又不会出来给自己辩护。。。早在人大会，刘少奇等就在面对这么一个选择，是要党，还是要毛泽东？如果由毛来背负大跃进的责任，那也许只是毛一个人的覆灭，而如果由党来背负大跃进的责任，那将会导致千万人头落地，中共也就灰飞烟灭了。。。7000人大会大多数与会者，选择了保党，而没有选择保毛。他们企图重操庐山会议击沉彭德怀的故技，众志成城，也企图把毛泽东推翻。如果不是林彪及时救驾，毛就完了。
　　大跃进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弄的这么乱七八糟，主要是毛的问题，还是刘邓的问题，还是几十万党的干部以及全国人民的问题，究竟是一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上下一体的运动，这些可以细细研究。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大跃进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而此责任如此重大，除了毛泽东，谁也担不起。。。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上，毛就说的很清楚，“。。。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后来果然，就算没有饿死3000万，起码有几百万人吧？那么如此严重的政治事故，你仅仅罢免一两个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等，就能说的过去吗？也许只有党魁毛泽东下台，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才有可能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这就是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面对的局面。。。。按照党章规定，中共应于1961年召开九大，为什么没有呢？这说明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混乱。如果在1961年召开九大，公开党内矛盾，毛就可能被选掉，也许被踢出政治局，一撸到底。由之而来的就是中共内部的大火并，PLA会第一个跳起来拥毛。。。。结果将乱的不可收拾。所以人大会就是九大的预备会议，先看看情况再说。
　　我在上个贴中说，毛泽东眼界宏大，其他的领导人眼界狭窄。即便刘少奇等出于捍卫党的“公心”，在1962年来倒毛保党，他们就没有看到，如果倒毛成为事实，那就不是中共完蛋的问题了，那将是个整个中国完蛋的问题。。。哲学问题，世界观这个事情，太重要。因为不同的世界观，毛在做世界梦，其他人在做小家子梦。也是因为不同的世界观，更会导致方方面面细细碎碎的各种想法和构思背道而驰。。。文革中倒霉的很多共产党，我认为他们应该认命。他们遭受的折磨，从因果报应来讲，也许就是在为大跃进买单。也许他们本该为那些饿死的人民偿命的，没杀他们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在警告全党。然而，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高者必堕，物极必反，中共也“骄兵必败”，从荣耀的顶峰摔下了悬崖。。
（四）民主之害
[ 语迟 ] 于: 09:44:20
　　研究59年庐山会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是现在唯一的孤证，是有价值的史料。但是这个书也许有问题。鉴于李锐的立场，以及授意李锐写这个书的胡耀邦的立场，还有李锐的个人经历，我们对这本书应该抱有怀疑。以李锐后来的表现来看，此人为了黑毛，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倒不是说他这个书完全造假，但是真真假假是有可能的。比如隐匿一些关键性的史料，或者张冠李戴，或者做些文字上的涂涂抹抹，对于这位当年的御用笔杆子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就凭这一句话，几乎就可以推翻《庐山会议实录》。。。当然，前提是毛泽东没说假话。。。至于毛泽东和李锐二者究竟谁在撒谎，总的选一个不是。认为毛在说假话，我这贴就没法写了。。。另外，假如真相正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的一般，全党在毛的指挥下批彭倒彭，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新高，而毛的独裁与专制从此也变本加厉，那么为什么中共“九大”没有按照党章在1961年召开呢？为什么会拖延到1969年呢？中共没有按时召开九大，只能说明中共内部有混乱，有分歧，谈不拢。双方都怕撕破脸，不敢开会。按照李锐的“记载”，毛独裁专制，一言九鼎，全党也唯唯诺诺，那么混乱和分歧又从何而来呢？又怎么会谈不拢呢？
　　关于建国后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的历史，很大一部分要猜。要么就象59年庐山会议这样，开了几十天的会，就没有正式的会议记录。要么就是有些东西，共产党死也不拿出来，或者甚至于官方造假。。。。“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句话在90年代由官方出版的毛讲话集中就被删除。而在文革期间发行的毛泽东讲话集（如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就有这句话。这些书现在又不是找不到。。。官方如此，各种混淆视听，你还能相信什么？你不猜怎么办？为什么文革以后官方要对毛的讲话和文章涂涂抹抹，“大幅度的减省和修辑”。党究竟在隐瞒什么呢？
　　总之，无论如何，59年庐山会议，党分裂了。直至62年七千人大会，党内的对立已经无法调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中“脱稿发言”，说从59年到61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承认了中国共产党要为饿死3000万人负责。玄妙的是，这个会是党内的会，中共这个党要负责，你在党内说这个话，目的是什么呢？彭真直接说，毛主席也有责任。邓小平说自己去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说自己不是圣人，有错误，可以批评。。。。毛泽东“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毛请陈云讲话，陈云不讲。陈云不想“和稀泥”，也不想“给毛主席难堪”。。因为关于大跃进的是是非非，毛泽东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哪怕没有一点关系，但你是领袖，你就要负这个责。饿死3000万人，也只有你领袖负的起这个责。刘少奇承认党要负责，无非就是要打倒毛泽东。。。林彪却与刘等针锋相对，说，
　　“。。。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说这番话，也许并不是说的有多么言辞恳切、一语中的，让众人心服口服，一举扭转了大会形势。也许更多的是林彪这个人的身份。毫无疑问，毛林两个人身后就是PLA。林彪这是在代表军方表态，支持毛泽东。对立到这个程度，连兵都搬出来了。林彪的意思就是，你们敢动毛试试看？刘少奇吃了一记闷棍，其余周邓陈彭（真）亦无话可说，七千人大会不了了之。。。
　　所以文革初期，江青说，“（指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怎么出的气呢？文革初期，仅河南党政系统，因年的“信阳事件”，被撤职、审查、处分、判刑的党政干部，就有13万人。对“亩产万斤”等负有责任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挂牌游街示众。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都被严厉的揪斗批判。等等，等等。
　　根据当时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所著《痛忆“信阳事件“全程》，其中说，“1959年秋末冬初，。。饿死人的问题严重发生。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信阳）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火上浇油。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运动。同时，加大了反瞒产的力度，。。强迫各级党政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很多社队将种子、饲料、口粮都当成了余粮，结果还是完不成征购任务。在实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就布置假现场，将稻草稻壳垫在仓库底下，上面盖上一层粮食，采取“不通就辨，不信就看”的办法，组织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参观，进行现场批判辩论。公共食堂停伙以后，不少人为生存而外出谋生。当时一律把这些人当作流窜犯看待，到处设卡拦截。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冬季先后收容的外流人员达46万人次，其中不少人饿死在收容站内。有些人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杀吃了队里的牲畜，被发现后均以破坏集体财产论罪。全区因此而被逮捕者达2000余人，其中有被处以极刑者，有惨死在狱中者。。同时，指使邮局查扣那些胆敢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的信笺。写信的人一旦被发现，均以右倾论处。。。致使形势急转直下，结果酿成了一幕令人们难以置信的悲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中央后，毛泽东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而根据余德鸿记载，“随着（民主补课）运动的逐步深入，。。。逐渐放宽了政策，也放宽了管理，最后不仅一个未杀，大部分未抓，给予纪律处分的面也不宽。。。原来准备判重刑的。。。均改判为二至三年徒刑。。。对其余绝大部分人员，基本上是不了了之。一般都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学习班解散，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宣告结束。”
　　根据《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记载，“。。。关于捂盖子的问题，1959年不仅信阳地区饿死了很多人，而河南省也饿死了数百万人。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不仅信阳地委担心，而河南省委也非常害怕，万一被中央发现，不仅名誉地位难保，还可能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根据张树藩所著《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记载，“。。。他们将调查续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信阳地委书记）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余德鸿也说，“吴芝圃曾多次找路宪文谈话、打气，让其不要害怕等等，所以路宪文才有恃无恐”。。。那么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在信阳问题被毛泽东批示严肃处理的情况下，他是个什么结果呢？
　　在河南全省饿死几百万人，“信阳事件”又被毛泽东亲自定性为“反革命复辟”的情况下，吴芝圃仍然在1960年10月－1966年冬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信阳事件”对吴芝圃的影响，也不过是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信阳地区饿死105万人，“反革命复辟”的头号罪犯、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不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来，吴芝圃在文革爆发伊始就被冲击，于1967年死于广州。日，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主持“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说“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说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拿吴芝圃做个例子，就可以理解当时的党与毛泽东的关系。。。林彪说，“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吴芝圃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刘少奇、邓小平又怎么样呢？吴芝圃可以代表毛吗？同样，刘邓可以代表毛吗？根据原西南局农办主任宋文彬谈话记录，“。。。（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四川要求搞1000万亩‘万斤田’，就是李井泉陪邓小平到贵州视察时打电话来提出要求的，显然这是贯彻小平同志意见。现在我们都认为，邓小平同志一贯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他当时显然也‘热’。。。”。而1958年11月初，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怎么说的呢？毛说，“。。。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
　　。。。。。。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除了苍白无力的替那三年辩护，老生常谈，还是在说“成绩是主要的”、“我们没有经验”，其余就谈了一个问题，“民主”。毛说，“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讲了一辈子辩证法，基本的道理是很精通的。辩证法就是说，“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所以毛泽东最早提出“退居二线”，是在1953年。这也许不是什么“高风亮节”，这是辩证法，是出于一种对成功的“恐惧”。。高者必堕，人在顶峰的时候，再向前一步就可能有危险，甚至会摔下悬崖。。。穆巴拉克，卡扎菲，萨达姆，不都是这么完蛋的么？不知进退，不知道适可而止。包括斯大林、邓小平在内。斯大林死于1953年，二战的胜利曾把斯大林推向荣誉的顶峰，紧接着就是朝鲜战争中被全世界看透，斯大林是个胆怯的人。苏联准备好了代表团想参与停战谈判，被美国拒绝，说不跟胆小鬼谈。斯大林应该就是死于自尊的崩溃。美国人明着说斯大林“胆小”，中国人嘴上不说，心里也未必不这么想。所以斯大林死了。还有什么脸活下去？冷战时期美国瞧不起苏联，并不全因西方的优越感以及种族歧视。一个朝鲜战争，一个古巴危机，胆怯仿佛成了苏联的传统。你怎么让别人瞧得起？还什么“战斗民族”？。。邓小平呢？八平方以前在世界政坛很有威望，别看那时候中国穷，世界政治圈子里，邓小平个人的地位是最高的，围着一群诸如德国施密特之流的崇拜者，戈尔巴乔夫甚至称邓为“长辈”。结果邓不也因为八平方丢了大脸，再不好意思开门见客了。。高者必堕，这也是一条铁律。。
　　所以毛泽东对于“高者必堕”的恐惧，促使毛在1953年就想着“身退”，这不仅仅是毛个人安危荣辱的问题，这也关系到党和国家。1953年3月，斯大林死，毛泽东对叶子龙说，“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1953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其他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一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则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至1956年9月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外国人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说，“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刘邓）的威信”。但是“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说“大权旁落”。毛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毛又说，“遵义会议后，党内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独立王国），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
　　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后，没有去过一次故宫，仅有两三次在故宫城墙上走了几步，毛就是不进故宫的门。很多人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其实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别人都可以去，毛泽东则不愿意以胜利者的姿态，去列祖列宗面前显摆。毛这是在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和敬畏。这是传统的儒家修养。这件小事，也说明毛泽东谨慎到了什么程度。。。对于一个清醒的人来说，比如曾国藩，位置越高，荣誉越高，他就会越恐惧，越谨慎，对清醒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直觉和条件反射。。。毛泽东以民主起家，建国后又对成功有所恐惧，这个时候毛泽东则是以“退”为主导思想，所以以至于在有些时候，毛泽东民主的甚至近乎懦弱。就象毛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的这个姿态，不仅造成了一线的刘邓等人搞独立王国，阳奉阴违，对毛视而不见，把毛的话当耳边风，如毛说，“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而且毛“没有想到反面”，就是说毛会被架空，成为整个党的对立面。
　　老虎不发威，你当老子病猫呢。刘少奇等之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愈发强势，以至于公然出现反毛言论，是由于全党因为大跃进的这个责任问题，已经十分紧密的团结在刘邓旗下，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联系最紧密的利益集团。你毛泽东能奈我何？打倒自己亲手缔造的整个统治集团，这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难道你要毁掉国家吗？难道你要打倒自己历尽千难万险亲手建立的政权？。。。刘邓们有恃无恐。。。毛泽东则似乎败局已定。。。
（五）分裂与危机
[ 语迟 ] 于: 10:59:17
　　尽管毛泽东企图避免“高者必堕”，然而这个事实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发生了。59年庐山会议是个分水岭，党内高层对毛的崇拜打破了。也许高层们忽然觉得，毛泽东不过如此。。。从此直至62年七千人大会，众高层与毛泽东公开对峙。又至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毛的讲话屡次被少奇同志反驳打断，几乎讲不成篇。。与会的同志们目瞪口呆。。。毛泽东“生了大气”。老头气坏了。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举着《党章》和《宪法》，一开场就说，“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也许少奇同志们早已断定，毛泽东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累赘和绊脚石。毛就象那些啰哩啰嗦的老迈糊涂的长辈一样，很讨厌，但你却拿他没办法。
　　少奇与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在中共长期复杂严酷的内外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优胜劣汰出来的。这二位的品质与能力，都不是盖的。可以说这二位与毛泽东一样，久经锻炼与考验。以至于毛泽东退居二线，全党对于刘邓二位作为毛的接班人，“代朕临朝”，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没有什么异议。公认刘邓完全可以独当一面。这样的两个人物，不会是斯大林手下那种唯唯诺诺的奴才。他们有自己的主见以及固执。当他们认为毛的观点和思想他们无法理解，或者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相悖的话，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把毛泽东抛到一边，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59年庐山会议以后，也许更早，无论毛泽东再说什么，少奇与小平同志已经根本不愿意听了。他们也有可以不听话的实力。。。
　　毛泽东与刘邓等党内高层的关系，也许可以这么来比喻，毛与其他高层就仿佛一对“没有共同语言”的夫妻，经历了卿卿我我的蜜月，平淡之后逐渐产生分歧，开始吵架，继之大打出手，最后离婚。。。成为两个彼此熟悉的陌生人。。。爱情没有办法保鲜，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党也必然要由团结走向分裂。。。而“飓风起于萍末”，党内最初的分裂的苗头，最早起于1951年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我们先不说《武训传》，我们先来回忆一下，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中的著名小品，黄宏、宋丹丹表演的《超生游击队》，就是“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那个小品，直到现在，这个小品还在被当做搞笑剧，各电视台时有重播。。。其中的对话说，
　　“。。。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钻那个水泥管子，看到孩子们冻得直哆嗦，我这个心啊，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孩儿他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了村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把家里的东西都罚的差不多了，剩个小四罚啥呀？。。。”
　　我这里不是说对“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意见，那个年代控制人口，是基本国策，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至于如此吗？政策没问题，人民拥护，不反对。但是这个政策的执行有没有问题呢？两口子多生了几个娃，观念上重男轻女，这犯了什么重罪？何至于被迫带着孩子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那么小的孩子，有家不能回，成天钻水泥管子，冻得直哆嗦。孩子们又犯了什么重罪？。。。这个剧放在邓小平时代，就是“搞笑剧”，剧中的两个人物形象就是供大家取乐的笑料，是被嘲笑的。那么观众们有没有想过，当你坐在暖气边舒服的沙发里，看着电视，笑的吐沫星子乱飞的时候，笑的花枝乱颤的时候，此时此刻，房子外头的现实中，就有这么一对夫妻，就有那么几个才三、四岁的孩子，因为同样的原因，正躲在水泥管子里冻得直哆嗦呢？。。。我不晓得小平同志在看这个小品的时候有没有笑的很开森，但是以我对毛泽东的粗浅认识，我认为，毛泽东如果看到这个小品，他是笑不出来的。毛泽东甚至也许会把这个搞笑剧看做成悲剧，也许毛泽东会“上纲上线”，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号召人民打倒这样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意识形态无处不在。邓小平时代，堂堂央视能把这么一个悲愤的题材演绎成一幕滑稽剧，而全国观众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就是说，电视机前欢笑的人民，与躲在水泥管子里瑟瑟发抖的人民，已经有了清晰的高低上下的分界。他们不再是一个整体了。
　　对于电影《武训传》以及对于历史上真实的武训这个人物，同样也产生了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是蒋介石、冯玉祥、于右任、陶行知、郭沫若、柳亚子、朱德、周恩来、饶漱石，等等，对武训持肯定态度。另一派就是毛泽东，对武训持否定态度。1951年《人民日报》“5.20社论”，题目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作者不知何许人也，这个社论是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其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
　　武训是晚清时候的一个文盲乞丐，以乞讨来兴办“义学”，是全部《二十五史》中记载的唯一的乞丐。其人其事在清末民国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千古奇丐”。。。我们来剖析这个问题，也许又要谈到佛学。。。武训自己是个文盲，“自恨不识字”，到各地去行乞集资，想尽一切办法，无所不用其极，来祈求施舍。乞讨来的钱，用来办学。“义塾”建起来了，免费招收学生，教书先生“昼寝”，中午睡过了头，武训则“默跪榻前”，使“师觉惊起”。“遇学生游戏，亦如之（也给学生下跪）”。。。现在的说法这叫“冷暴力”。。。。学校开学那天，武训“具盛馔飨师”，自己则“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馀。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清史稿》中的这些记述是很清晰的，写的很清楚。。。武训自己虽然是个乞丐，但是他是瞧不起乞丐的，他用侮辱自己的方式来侮辱乞丐这个阶层。他认为读书人是比乞丐高等的。武训很明确的表现了自己的思想，他希望帮助更多的孩子成为高等人类，用实际行动的自轻自贱，来给孩子们灌输不平等的思想。。。武训不是去质问社会上出现乞丐的原因，不是去怀疑造成乞丐现象的这个社会制度，更没有想着去造这个制度的反，打烂这个制度，而是对制造、维护这个制度的“统治者”们奴颜婢膝，完全接受了“统治者”们的思想，武训认为人分三六九等，有高等人，有下等人，其中乞丐是最低贱的。。。
　　然而我们都知道，佛陀就是一个乞丐。后来佛学界对此似乎有些忽视。。。全知全能的伟大佛陀，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乞丐呢？这就是佛陀在身体力行，用实际行为来向世人演示他老人家的平等思想。。。乞丐不是世俗中最低贱的么？那么佛陀就来做乞丐，以这种方式来和平的反对社会现实，来否定现实社会。又企图以这种方式，让所有人都能够以尊重平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这些人民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懒惰，而是因为社会问题，造成了他们成为最底层，受尽屈辱奴役。。。六祖慧能出身贫寒，本来就是一介卑微的草根，后来六祖似乎是不要饭的，然而六祖却不识字。我们居然不能因为这个说六祖是“文盲”，谁敢这么说呢？。。六祖他老人家也没有象武训一样，“自恨不识字”，去奴颜婢膝的对待识字的人。
　　电影《武训传》，以及武训这个人，对毛泽东的直接刺激，因为红军中就有很多乞丐。八路军、解放军中仍然有很多乞丐。彭德怀就是叫花子出身。红军时期，长征中，以及后来的战争时期，毛泽东什么都没有，什么也给不了他的兵，很多时候让这些兵吃顿饱饭都很困难，毛泽东也没有条件给这些兵任何许诺。。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仍然可以发展和团结相当数量的军队，这些年轻的士兵跟着毛泽东和共产党，不管前途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这么一路走下来，始终不离不弃。。。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在这支部队里，这些曾经的乞丐、这些贫农和奴隶，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民，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能被包括最高领袖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平等对待，他们在这支部队里收获了尊严。。。也许毛泽东不止一次亲眼目睹那些才十几岁的小乞丐，那些赤贫出身的红小鬼，为了跟着他毛泽东，被打死在枪炮下，冻死在雪山上，饿死在草地里。还有象张思德那样，死的悄无声息。所以，毛泽东怎么可能容忍武训的自轻自贱，以及武训对乞丐这个阶层的侮辱和糟蹋呢？
　　1951年“5.20社论”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武训）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待普通人民的截然相反的态度，最终导致了毛泽东与其他党内高层的分裂。在具体的事务及政策上，党内亦产生了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分歧。比如关于计划生育，日，毛泽东说，“。。。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日，毛泽东说，“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1958年1月，毛泽东说，“。。。很难叫农民节育。。。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毛泽东时代，国家也断断续续的推进计划生育，那么当初为什么批判马寅初呢？。。。这件事与毛泽东没有直接关系。日，毛泽东还说，“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好”。连人名字都没搞清楚。估计毛泽东也没看过什么《新人口论》。。。对马寅初的批判，最初在大跃进期间的北京大学，贴了大字报。后来一度风靡媒体。《新人口论》中建议施行计划生育的办法，其中一条就是“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马寅初说，“我还主张（生）两个有奖，三个有税（就是罚款），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这个建议就是一大罪状，批判方据此认为，马寅初“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
　　。。。。。。
　　虽然文革期间（1967年），毛泽东曾对外国人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然而，平心而论，说少奇与小平同志，在文革之前，曾经象对待敌人那样，企图有预谋、有计划的推翻毛泽东，阴谋搞政变，这是不客观的，这不是事实。就象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一样，没有人相信。。。刘邓们也许仅仅想让毛泽东闭嘴，走开。站的远远的，别碍事。。。但是无论如何，少奇与小平同志在无意识的加速扩大党的分裂，他们对党的分裂无动于衷，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在反对毛泽东。刘邓们的确没有倒毛的心，却在不停的做着倒毛的事情。。日，毛泽东对斯诺说，“那个时候（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与党，这对夫妻就开始了冷战。团结与和睦一去不返。冷战之余，双方除了各行其是，就是摔锅砸碗的争吵。。。事物总要起变化的，双方最终彻底决裂，这个摊牌的危机时刻在渐渐逼近，少奇小平等同志对此却很迷茫。。。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主观意愿推翻毛泽东。也许他们只是在无可奈何的等待，隐隐约约的盼着自然规律的发生，盼着毛泽东自然死亡。。。而作为刘邓的反对派，在长达7年的分歧与争执之后，毛泽东断定“修正主义”已经篡夺了革命政权，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实际上却在施行资产阶级甚至是法西斯式的统治。毛泽东也许有判断，认为修正主义者们存在阴谋发动政变的可能，也许他们甚至正在无声无息的酝酿政变。。
　　毛泽东从来不为了做什么而做什么。因为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人。。比如第五次反围剿，中共被合法政府打的满地找牙，红军处于朝不保夕的生死时刻，毛泽东却出人意料的提出口号，“北上抗日”。。这在当时几乎是匪夷所思的。。。而后来的事实是，日本在东方，红军却不停的往西跑。。。中共在日，由毛泽东、朱德联合署名，提出“北上抗日”的号召，第一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完全失败的背景下，中共向合法政府婉转表达妥协意愿，试探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第二就是争取全国舆论的同情。第三，“北上抗日”后来的确成为中共在逃跑（长征）时期的精神支柱。那个时候再对红军士兵们鼓吹共产主义无异于扯蛋。。。“北上抗日”的口号使红军摆脱了大逃亡的消极感。红军并不是为了逃跑而逃跑，合法政府对其赶尽杀绝，就是在阻挠红军抗日，这样就更易激起红军的义愤和斗志。“北上抗日”的口号如此成功，不但使红军的逃跑立刻转型为进军，更以至于西安事变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都显的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所以在文革爆发以前，毛泽东面对党内分裂至即将摊牌的危机时刻，面对反对方发动阴谋政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毛泽东的对策同样出人意料。。。毛泽东要先发制人，发动“第二次革命”。而这次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某些人，甚至也不是为了打倒某个具体的阶级，毛泽东的目的，是要打倒一种思想。。。继而扭转整个人类几千年来累积形成的某种坚不可摧的观念。。这次革命在一开始就是哲学层面的，属于人类历史中最深层次的变革之一。正因为如此，这次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它也触及到当时以及现在的社会，所有阶级中每个人的灵魂。。。
　　子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政治也是自然现象，符合自然界的辩法规律。林彪在日说，“。。。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
的例子很多。。。”这就是辩证法。立春以后第一个温暖的天气，并不意味着冬天已经远去。寒冷力量势必还会反抗挣扎，这就是自然界中所谓的“倒春寒”。。。那么大乱之后初来乍到的和平，也并不意味着幸福
已经降临。在真正的春天来到之前，还会有“倒春寒”，还会有饥荒与动荡。。。而历代开国后的政变，都是常规的，都是些一般的权谋之争。就象开篇谈到的，1964年12月，毛泽东生气之余，对少奇同志说，“你
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打倒一个刘少奇，或者象斯大林那样，动用军队以及秘密警察，来清洗政权内的异己分子，毛泽东不屑去做。那不是毛泽东的目的。。毛泽东十分清楚，对于毛
泽东和他所代表的人民来说，真正的敌人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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