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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藩王之乱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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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州：澧县古为澧州，位于西北部，中下游，西岸，是湘西北通往鄂、川、黔的重镇，素称“门户”，因澧水贯穿全境而得名，始见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春秋、战国属楚，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零阳县，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属天门郡，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始置澧州。
澧县县城是常德市的次中心，澧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信息中心，是以发展工贸和历史文化旅游为主的澧水中下游区域中心城市和洞庭湖畔的生态宜居水乡城市。
关于唐朝两位皇亲贵胄封邑澧州的考证史料
有唐一代，先后有两位皇亲贵胄封邑澧州，一位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二子彭王李元则，另一位是唐宪宗李纯第二子澧王李恽。昔日王侯来到常德，京城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对当地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他们的故事又成了我们耐读的历史。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沅、澧流域古文化的时候，把更多的目光倾注在了生活时间更长、子嗣延续更远的明代藩王。其实，唐代常德藩王的表演同样精彩。
　　　　　　　　　　　　　彭峰晓月照思王
　　略显辛酸的出身　《旧唐书》云：“彭王元则，高祖第十二子也。”在一般老百姓看来，彭王贵为皇胄，高不可攀。事实上，在他那个圈子里。在高祖的22个儿子当中，彭王的地位相对而言并不高，关键就是其生母地位很低，子以母贱。在唐代，后宫等级既繁且乱。高祖时，大致分为9等，依次为：皇后、妃、嫔、昭仪、婕妤、美人、宝林、才人，此8等为有称号，第九等则连称号也没有，在《大唐创世起居录》中记为“&氏”，如周王李元方的生母张氏。彭王的母亲姓王，是才人，属倒数第二等。《旧唐书》为高帝诸子立传，基本上是按他们各自母亲的尊卑排序的。所以，尽管彭王下面还有１0个弟弟,却排在倒数第三位。当然，《新唐书》是按他们的长幼次序排序，却显然不符合“嫡尊于庶”的封建礼法。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彭王又是幸运的。据《大唐创世起居录》记载，彭王生于武德三年（620）。是年，李渊55岁，可谓老年得子。这意味着，李元则不需要像他的4个哥哥一样经历战火，颠沛流离（自楚王李智云以下，均生于大唐开国定鼎之后）。
　　关于彭王个人情况，还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就是他的字。《旧唐书》“高祖十二子传”无记，《新唐书》“高祖诸子传”称“彭思王元则，字彝。”《直隶澧州志》“政绩”云“李元则，字彝章。”孰是孰非？<font COLOR="#FF年，在献陵出土了一方彭王墓碑，碑高3.1米，上宽1.1米，下宽1.15米，出土时碑已断为两截，碑文肯定了《新唐书》的说法。该碑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为人乐道的事迹　《旧唐书》卷六十四列传第十四是这样记载彭王事迹的：“武德四年封荆王，贞观七年授豫州刺史，十年改为彭王，除遂州都督，寻坐章服奢僭，免。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节励行，颇著声誉。”在这一段话里，对彭王就封澧州的原因、时间以及到澧州后的表现，都说得很清楚。
　　用今天通俗的话讲，彭王是犯了错误被夺官冷落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改正得好，再次受到重用到澧州来的。彭王所犯的错误“章服奢僭”，是怎么一回事呢？说穿了就是偷穿龙袍、冒用帝王尊号。性质可大可小，往大处说是谋逆，往小处说是好奇游戏。
　　地方志的记载与正史记载出入很大，颇多谬误。一是关于李元则封彭王的具体时间，《直隶澧州志》“政绩”如是说：“武德四年（621），封彭王。”关于武德四年分封诸王，《旧（新）唐书·高祖纪》言之凿凿“四年夏四月甲寅，封皇子元方为周王，元礼为郑王，元嘉为宋王，元则为荆王，元茂为越王（郑王元懿原名元茂）。”《资治通鉴》卷一八九的记载与正史一致。以后改封彭王，《旧唐书·太宗纪》、《资治通鉴》及《太宗大事年表》均作贞观十年（636）。二是彭王出任澧州刺史的时间，《直隶澧州志》说得很模糊“贞观中，都督遂州，以冠服僭逾免。后为澧州刺史。”而新编《常德市志》、《常德地区志·大事记》和《澧县志》均记为武德四年，显然是错误的。其一，武德四年，李元则才刚刚一岁，不可能让他掌管一州之司法行政；其二，太宗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定制诸王为世封刺史。唐朝初期，宗族封地并非仅仅是食邑，藩王往往兼任地方行政长官，不是空衔。“澧县网”称：“于太宗贞观十一年出任澧州刺史达16年”，也不准确。试想一下，李元则犯错误是在贞观十年，会那么快解除对他的处分吗？
　　彭王到澧州后的事迹，留下的史料不多，但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可以推断出，他是勤于政事、美于政声的。正史载彭王拜澧州刺史后，“更折节励行。”本来解除处分重新受到重用，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一个“更”字说明彭王到澧州后确已脱胎换骨。《直隶澧州志》则记为“有德政”，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因为如此，彭王死后，受到了极力推崇，常德人民做了两件事来报答他。一是在今澧县澧南乡双荷村建思王庙，据《直隶澧州志·秩祀志》“祠庙”载，清熙十年（1671），提学李可沂捐建名宦祠，李元则位列第三位名宦，受人祭祀。二是在彭山修思王祠。彭山，原名虎山。《直隶澧州志》载：彭山，在州西南十里，澧人祀唐思王于上。以王初封彭，故山以彭名。山有井，甚甘洌。一洞名雷洞，尝有白龙出没其中。可见是山以祠名，祠以人名。彭山思王祠几经兴废，至今尚存遗迹。山上亭子刻有吴恭亨题“彭王香火一千载，山色檐甍十二时”的楹联，晨雾迷濛处，澧州外八景之一的“彭峰晓月”依稀可辨。
　　吴恭亨：，湖南慈利人，近代古文家、诗人、南社社员，著《对联话》，上承梁章矩《楹联》，保存了清道光至民国初年不少名人联作，史料、学术价值都很高。
　　乾隆十一年（1746）任澧州知州的顺天宛平人何璘于乾隆戊辰（1748），重塑思王祠彭王像，"甃殿以石"，并作《彭思王祠甃记》，里面记载了何璘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很有意思。“六月初六日，天气晴霁，忽上流山水暴发，远近田庐皆淹，州城数版灭没，如在岛屿，”“余目击民艰，救援无术，乃默号于王，求上天豁然开朗，晴霁一月。已，果如祷，民得以修葺败屋，补种晚禾，岁复有收。”在何璘看来，这次救灾完全依赖于彭王庇佑，故不惜“费金若干两，为期若干日”，作甃石之举。
彭王在澧州的事迹，更多的是见于历代名人的题咏。李如圭作《颂彭思王》在前"雄才宗室寄干城，刺史分符万里行。德在民心崇祀远，功施社稷荷封荣。半山落日鸦声乱，古庙高松鹤影清。瞻仰英风频感慨，断碑开藓读遗文。”李如圭，字国宝，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曾任明朝户、工两部尚书。这首诗作于嘉靖十年（1531）冬。那年，李如圭在完成陕西延绥赈灾任务回到故乡（今澧县）后游彭山，有感于人们对思王的怀念而作，诗中肯定彭王是有功于社稷的。但瞻仰英风频感慨的主要原因还是以古贤人事激励警醒自己。是时，李如圭正是初任巡抚，官场得意之时。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如圭是明朝有名的廉吏，是个好官。”
　　陶澍赋《登彭山》在后，“绝巘临江一线横，凌空庙貌矗飞甍。贤王绩懋南方国，介第符分宗子城。遗爱尚教山作姓，古碑多见客题名。羊肠踏遍松杉路，老树空庭漏午晴。”陶澍，，湖南安化人，字子霖，号云汀，嘉庆进士，道光时官至两江总督兼太子少保。陶澍充分肯定了彭王的政绩，称之为“贤王”。我们注意到，上述二人在诗作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思王祠的石碑，不难想象昔日香火之盛，只可惜碑已不存，不然，彭王的事迹可能更加清晰。
　　无独有偶，明代公安派文学家袁中道在自己的《澧游记》中也记录了于万历三十一年（1610）游彭山的经历，“涉兰江，观于绣水，遂放舟往游彭山”，“山以高祖子李元则为刺史，有善政，居祠于此，故名。元则先以汰奢得过，后改行，遂为循吏，盖文采不及东阿，而政事过之，可祠也。”袁中道别出心裁，拿彭王与曹植比较，说文采虽不及，但治理地方却超过了他。也许是爱屋及乌，袁中道在听到澧州人民世代相传关于彭王爱民的故事后，连他以前犯错误的性质也尽量往小处讲，只不过是生活太奢侈了而已。
　　叶落其所的归宿　彭王留给人们的最后一个疑问是关于他的死。一是卒于何年。史书和地方志有多种说法，《旧唐书》“高宗纪”、《新唐书》“高宗纪”都是这样记的"永徽三年甲午，彭王李元则甍。"《资治通鉴》卷二00所记与上述说法一致。这就是说彭王死于652年５月，享年32岁，算是英年早逝。但是，在《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中作为传主的彭王，卒年却记为“永徽二年”。《新唐书》“高祖诸子传”中没有记载，《直隶澧州志》只记为终于永徽时。“澧县网”则说：“（彭王）于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出任澧州刺史达16年，死后葬于澧城外彭山。”前面已经论及，尽管此说法对彭王出任澧州刺史的时间并没有搞准，但是却印证了李元则的确死于永徽三年。至于《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的记载，无疑是书写错误，把“三”作“二”。二是归葬何处。正史和地方志都记得十分清楚，“陪葬献陵”，彭王最终是“入了祖宗坟墓”的。据考证，陪葬献陵在当时是一种政治待遇。在高祖的22个儿子当中，有四种人没有陪葬的资格。太宗李世民是一种，做了皇帝，有自己的陵园。李建成、李元吉属第二种，因“玄武门之变”被杀；李玄霸、李元亨、李元方属第三种，夭折，没有长成人；还有一种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李元景、李元昌、李元嘉、李元轨、李灵夔都是因为有谋反的事实或被杀、或自尽。李元名本没有野心，却因为被丘神勣诬陷谋反而被杀。这样算来只有10人享受了“陪葬献陵”的“殊荣”。因此，“澧县网”的说法不正确。三是子嗣何在。据《唐宗族世系表》，元则没有子女，死后依制把霍王李元轨的儿子李绚过继给他承袭他的爵位。龙朔年间（661——663）李绚封南昌王。李绚的儿子叫李志耳柬，由他承嗣“彭王”的封号。以后，彭王房就此断线。四是恩遇何加。高宗对于叔叔的死是很伤心的，据《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记载，彭王死后，高宗为之废朝三日，赠司徒、荆州都督。如果说这种对一位皇族成员死后的仪式是依典制的话。那么“发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宫，望其灵车，哭之甚恸”，则完全是真情实感了。可以理解，高宗对这位比他小一岁的叔叔从内心里已经原谅了他在父亲手里犯下的错误。况且在与高宗年纪相仿的８个叔叔当中（高宗生于贞观二年），数元则、元礼和他最亲近，小时侯玩得最多。彭王死后照例给予谥号，一般理解谥号更多的是统治者对死去的宗亲、大臣表示恩宠的一种形式。其实，亲王、皇族的谥号或多或少有一些讲究，与本人生前的性格、德行、作为是有所联系的。据考证，在唐代，藩王谥号多达101种。如悼、隐、惠、敬、肃、直等不一而足。彭王谥曰“思”，有什么含义呢？“追悔前过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内外思索曰思、道德纯一曰思”，由此可见，高宗给他十叔的评价很高也很中肯，恰如其分。因为这个谥号，后人又称澧王为“思王”，并以之立祠修庙祭祀
兰江迷雾话澧王
　　最早把澧王李恽与常德联系起来的是澧州地方志，《直隶澧州志》“藩封”载：“唐澧王李恽，宪宗子，初名宽，王同安改名恽，进王澧。惠昭太子丧，吐突承璀议复儲副，意属恽。帝自以穆宗为太子。帝崩之夕，承璀死，王被杀。”围绕这段记载，有关澧王的层层迷雾就此笼罩，成了常德人民挥之不去的情结，欲说还休的话题。
　　关于澧王生平　正史并没有记载澧王李恽的生年，查《资治通鉴》和《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无据，《辞海》亦未立“李恽”或“澧王”辞条。《旧唐书》卷一七五列传第一百二十五提供的信息相对而言多一点：“澧王恽，宪宗第二子”。澧王的哥哥即惠昭太子李宁“元和六年十二月甍，年十九。”可见，太子生于贞元八年（792）。澧王最大的弟弟是后来做了皇帝的李宥，即穆宗。《旧唐书》“穆宗纪”载：“贞元十一年生于大明宫之别殿。贞元十一年即公元795年。因而推知，澧王李恽生于792-795年之间。关于澧王的卒年，多种史料记载一至“帝崩之夕”，确切地讲，是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七。这一点没有疑义。
　　澧王生平的第二个方面是受封的具体时间，地方志记得不清楚。正史记载：“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年进封澧王。”这与《旧唐书》“德宗纪”所载于贞元二十一年及“宪宗纪”所载于元和元年分封诸王是一致的。
　　关于澧王事迹　李恽事迹见于史册，事实上就一件，即谋夺储君地位。本来，元和四年（809），宪宗便册立长子李宁为太子（纪美人生）。一切缘起于元和六年太子李宁病逝，使得其他人有了非份之想，也埋下了祸患的种子。
　　竞争的双方是澧王和他的弟弟宪宗第三子李宥。李恽的支持来自宦官吐突承璀。《新唐书》“宦者传”载：“吐突承璀，字仁贞，闽人也。”众所周知，唐朝从宪宗起，宦官干政，气候渐成，多次操纵皇位继承。吐突承璀是最受宪宗恩宠的宦官，在宪宗还是太子时，他就在东宫服务，机灵有才干，深得宪宗信任。宪宗继位，便委以内常侍、知内省事、左监门将军。《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五载“时吐突承璀（对李恽）恩宠特异。”也许，澧王起初并没有争储的野心，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的生母原本是掖庭宫里的一个宫娥，身份低贱。事实上，在正史里面，澧王母亲连姓氏都没有留下。而李宥母亲的身份却十分显赫。李宥的母亲郭贵妃是平定“安史之乱”大功臣郭子仪的孙女，朝野内外，都支持立李宥。正因为这层原因，宪宗最终立了皇三子，这是元和七年（809）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呢？《旧唐书》还记载有一段曲折，就是宪宗为了平息争执，让翰林学士崔群代替澧王起草一份辞封太子的让表。崔群是这样答复的：“凡事已合，当立而不为，则有退让焉？”意思是说，有理由当太子不当，才有“辞让”一说。言外之意是澧王不是正妻所生，不具备做太子的资格，作让表干什么呢？对崔群的一番话，“上深纳之”，结局可想而知。
　　吐突承璀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澧王的经营，也许是他揣度皇帝心意，发现了他对太子的不满或者是对郭贵妃的厌恶吧。因为元和八年，一些臣工上表请立郭氏为皇后，宪宗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此番动议。也由于这件事情，太子和郭氏意识到了吐突承璀的实力，开始在朝野内外广结党羽。
　　元和十四年底，宪宗因为服用方士柳泌的丹药身体恶化，吐突承璀加紧改立李恽的谋划，太子十分紧张，曾向司农（也是他的舅舅）郭钊问计。可见，吐突承璀的实力是澧王对太子构成威胁的支撑，也是最终把自己和澧王引向黄泉路的原因。
　　那么，澧王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旧唐书》说得含糊：“宪宗晏驾，承璀死，王亦薨于其夕。”《新唐书》则明说：“帝崩之夕，承璀死，王被杀。”可见，澧王是被太子集团的人所杀无疑。澧王死后的两件事很有意思，一是秘不发丧“久之”，这印证了澧王的死因。二是“废朝三日”，说明穆宗并不认为哥哥是与他争夺太子位的主谋。及至后来，也没有削去他澧王的封号，而且分封澧王长子李汉为东阳郡王，次子李源为安陆郡王，三子李演为临安郡王。《唐宗族世系表》对于澧王一房的记载，也止于上述三子。
　　关于澧王就封　澧王有没有到常德来就封与澧州百姓朝夕相处呢？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其一，从诸多史料记载来看，澧王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政治斗争中心，这个中心在哪里呢？长安。试想一下，在当时交通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要往返传书谋划争储，岂不太费周章。那么机密紧迫的事，效率也太低了，更不用说人跑来跑去了。其二，如果说是吐突承璀选中了远在澧州的李恽的话，他就不怕事情难成或者更容易暴露，要知道与在外宗室联系，是有规矩的。其三，澧王是与宫中宦官吐突承璀同一天被杀的，如果李恽远在澧州，这有可能吗？当然，有人会说，澧王是在得知宪宗病重后回长安的，这就更不可能了，原因之一是宪宗病于元和十四年底，死于十五年正月二十七，长安、澧州迢迢路遥，澧王即使日行八百从澧州赶到长安，有哪有时间和吐突氏密谋呢？遍览常德古代志书，找不到一丁点儿关于澧王在澧州生活、工作的信息，也没有任何遗迹或者传说，要知道，澧王生活的时代比彭王要晚了160多年，彭王事迹有载而澧王事迹了无，岂非咄咄怪事。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澧州只是澧王李恽的潜藩。
楚将军白善
春秋时期澧阳人，任楚将军，楚白公胜的族人。楚惠王初即位，白公胜密谋叛乱，一面筑城练兵，联络白善同反。白善知悉白公图谋后，说：“跟随族主扰乱国家是对国君不忠，违背族主揭露他的阴谋是对宗族不仁。”于是辞职离去，不参与叛乱，回到家乡澧阳，筑圃灌园，种植药草为生。当地百姓称的园圃为“白善将军药圃”。（事见《东周列国传》）
春秋时期楚惠王相。白公胜作乱，申鸣辞别父亲，率军围攻白公胜，白公胜劫持申鸣的父亲威胁申鸣。申鸣说：“过去我是父亲的孝子，现在我是国君的忠臣。”挥军进攻，杀死了白公胜，申鸣的父亲也死了。楚王要奖赏申鸣，申鸣说：“享用国王的奉禄而回避危险的不是忠臣，安定国家却杀死父亲的不是孝子。”就自杀了。（事见《直隶澧州志》）
东晋吏部尚书车胤
字武子，西晋南平人（当时澧县境属南平郡辖）。允幼时勤学，家贫少油，夏天夜晚收集萤火虫用来照明，攻读不误，成为后来历史上传诵久远的“囊萤夜读”的佳话。宁康初入朝任中书侍郎、关内侯；太元中，领国子博士；后提升为骠骑长史、太常、临湘侯；因病去职。不久任护军将军。当时，王国宝为讨好会稽王司马道子，暗示朝中官员推举道子为丞相，给以特殊的礼遇。车胤以生病为由，拒绝在推荐奏章上签字。皇帝见到奏章，大怒，称赞车胤坚持原则。后，因王国宝、司马道子权倾朝野，胡作非为，大臣王恭起兵攻讨王国宝。王国宝惊慌失措，其堂弟王绪劝他杀掉威望素著的车胤，挟持皇帝讨伐王恭。王国宝召见车胤，车胤坦然来见，王国宝不敢害他，反而放下架子向他请教摆脱困境的计策，并采纳车胤的建议上书请求辞职。隆安四年，车胤任吏部尚书。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骄横不法，车胤建议会稽王司马道子对儿子严加约束。司马元显知道了这件事，逼迫车胤自杀
明首辅大学士杨一清
（），字应宁，号邃安、石淙。其先祖云南安宁人，父景于明顺初（1453）任澧州判官，继娶澧州盐井张氏女，生一清，一清幼颖敏，少即能文，为澧、岳间奇童。14岁举乡试，明成化（1472）登进士，迁山西按察佥事，以副使督学陕西。居陕八年，熟谙边防之事，即先后三次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与张永谋诛大宦官刘瑾，官至太子太傅，特进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六年（1527）晋首辅，死追谥文襄。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善于权变，著有奏议30卷，《石淙类稿》45卷，诗20卷。成化二十年（1487）五月，一清前母刘氏死葬澧州城北龙潭寺左，朝廷诰封其为一品夫人，一清回澧祭扫，并拜见故里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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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史之“之乱”杂感
常人有言：不读史的人最多可活百岁，但读史的人少则可历千载。这虽然夸张但不无道理，史作为无数鲜活生命存在的痕迹，向我们展示了古往今来人类的生生不息、艰难进取。禹传子，家天下。自从夏朝诞生后（虽然尚有争议，但主流是倾向于曾经存在过的），中国又历经了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世事繁杂，朝代更迭，其中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大戏，或另人掩面叹息，或催人奋进、激励我们为安邦报国、救世济民奔走呐喊（夸张的措词），无一不是鉴今的好教材。只因一部盛大的电视剧，让我选择了重读唐史，一方面因为可借以拨云见日、找寻真相，另一方面则是:向往唐朝。无论那一个朝代，都有兴盛和衰落，而往往动乱就是促成兴衰的催化剂。大多数催化剂都加速了朝代的衰落。其实，历史上从来不缺乏“之乱”，挑几个有名的，像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南朝梁侯景之乱等等。唐初呢，最重要的有这么四个，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一个是则天顺圣皇后武则天的立周代唐，一个是张柬之等五王针对武则天发动的“神龙政变”，最后是唐玄宗李隆基诛杀韦后等的“唐隆政变”。可是细读下来，就会发现，这些政变有着神一般的相似性，兄弟、父子、母子、母女、君臣、姑侄等等等等，或至亲，或至近，为了能够坐上那张闪着金光的位子发动了一次次政变，每一次都是一场颠覆时局的革命，每一次都会有位登大殿的人物遭受到彻底毁灭，每次都会有远离政局的帝国血缘高贵的龙子龙孙、金枝玉叶被屠杀殆尽。这里并非是可惜逝者，因为政治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可惜的是这个震烁古今的朝代当政集团的不稳定，它会造成社会的动荡，而这种不稳定用今天的解释来看就是所谓的“封建制度的局限性”，没错，当天下人的意志由一个人或者是一类群体代表时，错政不可避免，对一个优秀的封建王朝来说，没必要苛责于它没有照用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思想升华得到的结论，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它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是否可以在社会活动、文化、经济等的同样发展下维护政局的稳定。那么这些政变的源头在哪里呢？没错，就是“玄武门之变”，就是它，埋下了唐前中期宫廷权力倾轧的祸根，之后，它如一个幽灵一样笼罩在帝国的上空，人人自危，但是个个都乐此不疲地去模仿，甚至创新，超越前代人的作品，并经常推陈出新。说到玄武门之变，就不得不提隋末的局势，由于隋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继位，统治并未得到巩固，后来的唐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只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另一个家族而已，（唐太祖李渊和隋炀帝杨广是姨表兄弟，同属关陇贵族，）直至8世纪初，隋室的杨氏、独孤氏以及北周宇文氏王室的成员依然遍及各地，势力极大。其实，从连唐皇室成员，都以娶五姓世家大族为荣，就可以看出。（初唐仍为世所重的士族高第，以五姓七望为第一等，即“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太原王”五姓，因武则天夺后而为世人所知的王皇后即出身于太原王氏，据说唐太宗对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在临终前对顾命大臣褚遂良说过“佳儿佳妇，悉托付汝”。）为此，太宗高宗专门下诏禁止世家大族彼此通婚以高门第的主要针对对象，不难看出，宫廷里的政变也有各派势力博弈的痕迹，这是隐性因素，就比如“陈桥兵变”中部下揣着龙袍走过来的时候，谁又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主角的态度，众所周知，太宗在玄武门杀掉了自己的兄长和弟弟，逼父退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在隋末的起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有一批忠心耿耿的属下，又有着强大的士族基础，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恭等等这些可辅佐以成帝业的人物就不会让他成为一个藩王安安静静的被历史湮没。但他从开始的不甘人后才是能聚集英豪的源头，正是他最初的那个隐隐的念头，被他的能力、雄心、气魄逐渐培养、壮大，有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了控制......不管人间的权势有多么煊赫，都不能让逝者复生，在这人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力下，纯洁、脆弱的生命被片刻无理剥夺，但等到失去他时任何补救都无济于事，哪怕是建庙立碑，封王封号，去的人甚至是他存在过的一切痕迹已作古。历史有如一只车轮在转，在轮回，过去的事又在不同的时间上演，只有后来人回味过去，才发觉似曾相识，却不知，你我依旧徜徉在这无边的车轮中未曾远去，待后来的后来，时代的弄潮儿们对过去品头论足时，或许他们解开了我们现在的轮，却在另一场更迷幻的轮中起舞——不要疑惑、不要沮丧，历史有如“道”一般深奥迷人，值得我们以毕生精力去钻研它，值得代代人薪火相传，去一点点照亮更远的路。（李世民继位后，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隐”，贞观十六年五月，又追赠“隐太子”。安定公主，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长女，早夭，麟德元年（664年）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等同亲王的等级，于德业寺迁于崇敬寺。长孙无忌，太宗心腹谋臣，曾参与“玄武门之变”，并在房遗爱谋反案中切弄威权，后因废后之争被削职赐死，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追复长孙无忌官爵，命其孙长孙元翼承袭赵国公爵位，并将他陪葬昭陵。张柬之，唐复国五王，后被流放陇州，气愤致死......历史啊，你TM在逗我玩。）当然，这一切的态度评价，只是我们后来人在残缺不全的材料下的揣测，或许在当事人看来是有多么滑稽，却也无可奈何，但无可否认的是，有些事物正是需要远远的看才能看到其轮廓，身在其中，虽能明察秋毫，却有如盲人摸象，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却浑然不知。就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这位英明神武、用兵如神、仁慈宽厚的“天可汗”的影响下，史官以及舆论都降低太祖及太子李建成在打天下时的功劳，（尽管太祖才是起兵和创立政权的主者，尽管太子在战功“克长安”、“平河北”中尽显，治国才能在唐初的主管内政、制度、民事中尽显）将“玄武门之变”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良才善用，能者居之”。让他没有预料的是，这一生存法则就像唐朝统治家族遗传病“风疾”一样被遗传，被奉承，有生之年就可以看到，他的嫡子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为皇位争的鱼死网破，为了保全儿女们，他选择了“仁厚”的晋王李治做了下一代的王，可正是这位“仁厚”的君主，死后大权旁落（夸张），更多的儿孙难以幸免，大祭的时候，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王室凋零的窘境。再后来，太子李宏、章怀太子李贤、庐陵王李显一个个受了魔咒般在宫廷斗争中落败入土，就连明皇在晚年都要与儿子争权，于是，“马嵬兵变”很自然的发生了......（这一切都可以用佛教的主要思想“因果”解释了）。世事难料，假如没有“玄武门之变”，英武的太子李建成在太祖死后继位，诏告天下，统治万民，或许没有后来发生的这么严重的宫廷倾轧，但是却难保唐朝能成为历史长河中璀璨的一颗明珠熠熠生辉，或许有如隋朝般昙花一现，那谁又能确定呢？寄托于君主圣明、朝臣忠贞、圣人贤良、百姓安居乐业而成的社会是那么虚幻和脆弱，任意一环的脱离就会礼崩乐坏、生灵涂炭，哪怕是像唐朝这样震烁古今的朝代，这样在当时备受追捧的朝代，这样另后人着迷的朝代，也无法逃脱“封建”的牢笼——这个只有我们现代人才能读的懂的名词。我们确实应该庆幸我们处在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一个能保障人生命权、财产权的时代，一个每个人的意志都能表达和选择性（合适）实现的时代，或许有些地方不能另所有人满意，但我们会改，难道这还不够吗？
我长了一颗小智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