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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第1期《人民画报》，建设全长1903公里的兰新铁路（甘肃兰州-新疆乌鲁木齐）。　　兰新铁路东起甘肃省兰州市，西至至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全长1903公里，是新疆通往内地的唯一铁路运输干线，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的最长的铁路干线。　　兰新铁路东起甘肃省兰州站，西行跨越黄河后，翻越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出长城西端的嘉峪关，过马鬃山南麓的玉门、疏勒河，西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境内。经尾亚后，沿天山南麓过哈密、鄯善、吐鲁番，在达坂城穿过天山到乌鲁木齐市。铁路沿线既有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又有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滩；兰新铁路所经过“百里风区”、“三十里风口”，施工和运输极为困难。全线共计完成路基土石方11083万立方米；隧道33座，总延长11.8公里；桥梁1117座，总延长30余公里；正线铺轨1892公里。距兰州西站35公里的河口黄河大桥，是中国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黄河大桥；乌鞘岭地区桥梁隧道比较集中，后沟至达坂城间有天山隧道群，还有通过大风区的路基工程等。　　日，兰新铁路在兰州破土动工，于1958年12月铺轨越过甘、新交界的红柳河，从此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兰新铁路在新疆境内共有978公里，是一条直线进入新疆。兰新铁路对开发甘肃省西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线路所经过的河西走廊，包括张掖、武威、酒泉和玉门等广大地区，资源丰富，过去由于不通铁路，经济萧条。兰新线通车后，这些地区的矿藏开发及工、农、牧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兰新线通至酒泉后，又修了镜铁山支线，建起了酒泉钢铁厂，现已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钢铁基地。还修了清绿支线通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玉门油田原用汽车运输，以运定产，规模很小。兰新线建成后，修建了玉门支线，油田得到了迅速发展。该线对开发西北地区的物产资源，发展经济，加强民族团结，以及巩固国防，都有重要作用。　　1971年12月，全长457公里的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段）开始修建，于1978年铺轨到库尔勒后临时运营，1984年8月正式投入运营。1985年5月，全长476公里、自乌西站引出至中哈边境口岸阿拉山口站的北疆铁路动工修建，于1990年9月全线通车，贯通了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使新疆由封闭的内陆地区一跃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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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第3期《人民画报》，江西南昌赣江大桥。　　赣江大桥建于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中间为铁路道两边为双向车两道，直径5.8米的管状桥墩；赣江在此被扬子洲分为因此赣江大桥有南北两个部分；南桥全长662.68米，连接赣江东岸和扬子洲，而北桥全长565.01米，连接扬子洲和西岸（俗称昌北）。大桥由大桥局勘设处设计完成，大桥局三处施工。　　赣江大桥是南昌市主要桥梁之一，沟通东湖区和青山湖区扬子洲，它的建成也联通了浙赣线和南浔线也就是现在的京九线；在八一大桥重建后赣江大桥成为跨立在赣江上最老的大桥。
1959年第3期《人民画报》，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百万吨级炼油企业——兰州炼油厂。该项目为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日正式动工。当时全国只有少量原油粗加工装置，上海高桥炼油厂的年产量不到10万吨，航空煤油还要从苏联进口。1958年9月兰炼建成一期工程，比计划提前1年零3个月。1959年3月正式投产，当年实际加工原油达73万吨，生产各种油类产品41万吨。全国汽、煤、柴、润四大油品总产量234.9万吨，自给率达到40.6%。此后石油体系进行大会战，通过改扩建先后建起上海、克拉玛依、冷湖、兰州、大连等8个百万吨级炼油厂。到1965年油品产量达到617万吨，石油品种494种，自给率达97.6%。此后石油部又陆续兴建了茂名、大庆、南京、胜利、荆门、长岭等7个大型炼油厂，地方先后兴建了11个大中型炼油厂。到1978年，中国原油年加工能力已经达到7069万吨，生产四大油品3352万吨，品种达656种。从1973年起，我国开始对外出口石油换取外汇。　　现在的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前身是国家石油部。毛泽东时期，全国百万石油工人奋斗了20年打下的石油工业基础，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变成了今天任人痛骂的对象。
1959年第8期《人民画报》，湖北华新水泥厂。1959年，华新水泥厂制造出国产的湿法回转窑水泥生产线。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801)始创于1907年，是我国水泥行业最早的企业之一,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　　1901年（清光绪27年）、1905年（清光绪31年），作为“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度议及开办水泥厂之事。当时在湖北已经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机器工业。张之洞以为，修建铁路，必需大量的铁轨、水泥和枕木。以当时条件，铁轨可由汉阳铁厂生产，而水泥则需进口。但湖北有条件办厂制造。　　其时，湖北政府的财力已难以官办水泥厂。于是，张之洞决定采官督商办体制。遂以湖广总督府的名义，于1907年初出示招商，招揽资财殷实的中国人商办水泥厂。1907年2月，福建清华实业公司总经理程祖福（浙江杭州人），呈文湖广总督府应招。程祖福，字听彝，曾任福建存记道、任吉林省官银号驻沪分号的总办等官职。后辞官从商，创办清华实业公司，数年经营，颇有成效。　　1907年7月，张之洞批准程祖福的福建清华实业公司商办湖北水泥厂，并差委程祖福担任湖北水泥厂总办，明确厂中一切事务，均由商家自行决定处理。与此同时，张之洞将商办湖北水泥厂有关减免税，和在湖北境内专利十五年等优惠办法奏清朝廷批准。1907年十月初四，清政府农工商部就此事会同邮传部，上奏光绪皇并慈禧太后。光绪帝朱批“依议，钦此”。　　1908年，程祖福邀林述庆等七人在上海设立湖北水泥厂股份有限公司，“筹集成本银三十万两，专为办理水泥厂之用”。 4月22日，公司在清政府农工商部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库平纹银150万两。公司设于上海英租界内。程祖福派人到大冶勘测厂址，选定为大冶黄石港明家嘴（现为黄石袁仓煤矿），其邻靠长江，惟厂区面积狭小。并在上海购得德国二手水泥设备，组织建筑营造厂赴鄂施工。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建设，湖北水泥厂于日建成投产。使用“宝塔牌”商标。由于水泥质量优良，清政府农工商部在1910年（清宣统二年）选送参加南洋劝业会展览，“宝塔牌”水泥分获头等金、银奖牌各1枚。　　湖北水泥厂的兴建，打破了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独霸中原水泥市场的局面，也开创了湖北水泥工业的历史。在湖北水泥厂开办之初，启新洋灰公司总理周学熙就托人到沪游说合并之事，但遭程祖福谢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武汉周边战事激烈，时局动荡，市面萧条。湖北水泥厂无法正常生产。至1912年，公司各方债款此时已达200万元以上，根本无力偿还。　　陷于严重债务危机的湖北水泥厂，引起了日本三菱公司的兴趣。“洋务运动”以来，日商一直希望在中国开办水泥厂，但受阻于清朝政府反对而未能如愿。为实现成为湖北水泥厂唯一的债权人，从而最终获得产权的企图，三菱公司在1912年5月在上海与程祖福达成协议，同意湖北公司暂缓还款。同年11月，三菱公司又主动 提出，可以再借巨款给湖北公司，帮助其还清其他债权人的债务，条件是工厂必须交由三菱公司管理。被程祖福当即拒绝。后程祖福随即筹得8.6万元，偿付三菱公司第二期借款的本息。然而三菱公司不接受这笔还款，反到推翻前约，要求湖北公司一次还清所有债款，否则交出工厂管理权。程祖福聘请律师与之交涉，三菱公司不与理会，而是直接向湖北省政府提出了查封工厂的要求。　　到1913年3月，三菱公司第四期借款到期，湖北公司仍不能还款。3月4日，三菱公司随即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立即查封湖北水泥厂。迫于案情和日方压力，湖北省政府在日派员赴大冶查封了湖北水泥厂。查封湖北水泥厂一事导致社会舆论哗然，对政府封厂多有不满。面对社会舆论，湖北都督黎元洪颇感压力，专门致电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说明封厂之故。　　在此期间，最为关心湖北水泥厂产权易手的，应该是启新洋灰公司。在当时，中国内地除唐山厂和湖北厂外，尚无第三家水泥厂。启新公司觊觎湖北厂由来已久。1913年3月，在三菱公司起诉湖北公司后，周学熙指使吉林官银号向程祖福逼债，为争夺湖北厂资产埋下伏笔。1914年启新公司控制湖北水泥厂后，将其改名为华记湖北水泥厂。其后至1937年，由启新公司控制生产经营。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华记湖北水泥厂只是充当启新公司南方生产基地的角色，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38年，华记水泥厂被迫搬迁湖南辰溪，1939年，重建华中水泥厂。当时在西南抗战后方，只有“华中”、“重庆”两厂生产水泥。年华中厂累计生产水泥5.12万吨。抗战后，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华新水泥发展困难，陷于停滞。1949年5月解放军事接管后，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恢复生产和进行基本建设，调整经济关系，华新获新生。　　人民政府接管华新后，首先是稳定员工队伍和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其次是恢复生产，立即贷款100多亿元（旧币）进行基本建设，于1950年12月建成第2条生产线并投产；三是调整经济关系。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主持召开董事会，宣布结束军事管制。会议决定，将公司资本中的国民政府官僚资本转为人民政府所有，同时组成了新的董事会，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工业部副部长刘杰任董事长，王涛为第一经理，齐涛为第二经理。　　1952年底，大冶厂已拥有固定资产2369.7万元，水泥年产能25万吨，成为国家大型骨干建材企业。1957年产量为53.9万吨，是1952年的2.16倍。生产的主要水泥品种有400和500号混合水泥，同时还试产道路水泥和800号水泥。到1975年，华新相继开发了500号矿渣水泥、500和600号纯水泥、500和600号大坝水泥等新品种。
　1959年第5期《人民画报》，浙江新安江水电站。　　新安江水电站建于1957年4月，是建国后中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其位于杭州建德市新安江镇以西6公里的桐官峡谷中。新安江水库淹没了85座山，形成了大小岛屿1078座，称为“千岛湖”。　　新安江大坝动工兴建于1956年，1960年建成发电，总装机容量65万千瓦。工程开挖土石方585.92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175.5万立方米，使用水泥34.75万吨、钢材3.62万吨、木材13.55立方米，修建专用铁路64公里。浙江境内水库淹没耕地30.98万亩，移民29.15万人，工程总投资45697.4万元。电站建成后，年平均发电量达19.6亿千瓦时。　　新安江水库（千岛湖）总库容为220亿立方米，相当于三峡库容的一半，是台湾最大水库——曾文水库（1973年建成）库容的37倍。　　在千岛湖下，沉睡着两座千年古城：贺城和狮城。日，新安江截流，库区开始蓄水。从此，这两座历史悠久的浙西县城悄然“沉入”了千岛湖底。淳安古城又称贺城，始建于公元208年。遂安县城为唐武德4年（公元621年）迁至今遂安地界，因背依五狮山，故又称狮城。1959年，为了建造当时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新安江水电站，浙江省原淳安县、遂安县两县合并为现在的淳安县，29万人从此离乡移居，狮城、贺城两座延续千年的古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30万亩良田和数千间民房，悄然沉入了碧波万顷的千岛湖底。
1959年，浙江新安江，水电工地民工。　　1947年，国民党政府想靠美国贷款，进口美国设备，在浙皖交界的街口建设一座8万千瓦的小型水电站。后因内战全面爆发，最后无果而终。　　1954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起草工作之后，接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毛主席问江华：“听说你们要做新安江的文章？”江华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想在新安江建设水力发电站的设想。主席当即表示了支持，同时也提出要求：“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作贡献”。他指出，如果新安江电站装机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将苏浙皖三省主要领导，金华、徽州、芜湖、盐城、淮阴地委和淳安、建德、遂安等有关县委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请到了上海，商议新安江开发的大事，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谭震林亲自主持会议。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在罗桐埠建坝105米、总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淹没耕地31万亩、迁移人口23.5万人”的新安江一级开发方案。1956年6月，经过数年勘测、论证，国务院批准将原定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项目的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提前列入“一五”计划。这年8月，成立不久的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进驻工地，开始历时半年的准备。日，水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动工。　　1958年8月，26名在苏联西伯利亚依尔库茨克电站学习的年轻人回到了祖国，刚到北京，就被一分为二，一半去了云南，一半去了浙江，参与建设新安江水电站，刘玉春就是其中之一。而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施工初期，水电站工地只能建起一批临时用房，墙是用竹片垒的，两边用灰一抹，门也是竹片编的，房子就盖在稻田里，泥地。刘玉春清楚地记得，住进去没几天，房间的地上就开始长草，小竹子也往上窜；早上起来穿鞋，脚还没进鞋，鞋窝里先蹦出个青蛙；白天踩出一个脚印，晚上就盛满了水。就这样的房子，民工们8人一间，技术人员4人一间，却也睡得挺香。　　当时，从水电站工地所在的白沙滩到茶园镇，15公里范围内聚集了三四万人，民工里面有许多是当地移民，他们的任务就是修路，盖房子，挖坝基。电站的建设者们，除了台湾和西藏，各省的都有。工地上，南腔北调不绝于耳。　　“那时大家住草棚、点油灯，24小时轮班施工，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周锡峰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水电站建设的第一项主要工程——大坝和厂房基础开挖时的情形。当时的开挖量达70万立方米，再加上坝头、开关站及其他辅助设施，总的土石开挖量高达580多万立方米。不光工程量大，施工要求也非常严格——不仅要挖到最好的岩面，底部不能有一点点碎石，还要全部清理干净。因为完全是人工开挖，工程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此时，以王醒为局长，徐洽时为总工程师的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党委提出“要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极大地激发了建设们的斗志。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工地视察。先后察看了拦河坝和发电厂房的施工情况、江村砂石场的现代化生产流程，认真听取有关工程汇报，还走进紫金滩职工食堂，与大家一起吃午饭，亲切地询问职工的生活情况。周总理的到来，无疑给了两万余名电站建设者极大的鼓舞，整个工地上随即掀起了“战浇捣、突安装、大坝超七零、比先进、创奇迹、秋后上北京”的劳动竞赛。　　就在全长466.5米、高105米、底宽97米，全部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坝建成后，建设者们决心抢在1960年洪水到来之前安装好一台机组，投产发电。新安江水电站的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4号机组，是一个设计出力7.25万千瓦、重达1000余吨的水电机组，从哈尔滨远道而来。为搬运它，建设者们特地修建了由浙赣线转入水电站的兰（溪）铜（官）铁路。1959年12月，为了吊装重达300余吨的水轮机转子，建设者们搭建了两台土天车，将水轮机转子吊装到位。日，第一台机组发电，输往华东电网，在场的许多工人喜极而泣。　　1965年12月，新安江水电站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设计年均发电量18.6亿千瓦时，居同期亚洲水电站年发电量首位。1977年10月，新安江水电站又陆续安装了8台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之后，各机组单机容量又增至9万千瓦以上，9台发电机组总出力达81万千瓦。　　50年过去，作为华东电网第一调频电厂和主要调峰、事故备用电厂，新安江水电站累计发电超过800亿千瓦时，每逢洪涝拦蓄洪水通常达40多亿立方米，而每遇干旱，又缓解了钱塘江咸潮对杭州的影响，对国家经济建设的贡献巨大。因新安江水电站建设而形成的水库——千岛湖，成为风光迤逦的旅游胜地。
1959年第4期人民画报，包钢集团公司为主要发起人，前身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国家“一五”期间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4年建厂。1958年4月，包头钢铁联合企业1号高炉动工，1959年国庆节前1号高炉投产。　　内蒙古包头钢铁集团，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忽视发展钢铁工业，让中国人在抗战中付出了死伤数千万人的惨重代价。1949年新中国甫一成立，毛泽东和中央政府便将发展钢铁工业，摆到了头等大事的地位。内蒙古原本并无钢铁工业。在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设想的包钢，其规模、产量都是全国一流。计划将包钢建成一个拥有采矿、选矿、烧结、炼焦、炼钢、轧钢、耐火材料、机修等系统几十工厂的联合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新技术。包钢建成后，与鞍钢、武钢形成国内钢铁基地三足鼎立之势，成为全国大型钢材生产厂家。　　包钢建设之初，当时内蒙古经济技术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抽调了华北局重工业部大批干部，组成了由省级领导（时任钢铁管理局副局长）杨维同志牵头的领导班子，华北各省、市也抽调大批干部和工作人员支援包钢，国家还分配了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包钢的技术力量。石景山钢铁厂和太原钢铁厂抽调主力100人组成测量队和工程队开赴包头进行选址。当时塞外隆冬寒气逼人，肆虐的风沙遮天蔽日，这些拓荒者们在荒野上架设帐蓬、席棚，有的就住在当时南排村村民的凉房、磨房里。　　1954年，华北局又从河北四个专区抽调了200名区、县级干部支援包头。同年8月，华北局又抽调各地地委级、县级干部和一般干部144名，中央又给包钢调进转业干部591名。鞍钢、太钢又抽调上千名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和施工队伍支援包钢。包钢的技术力量则主要来自鞍钢。车间主任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来了1605人，一线技工2600人。在包钢筹建期间，一批满怀理想和豪情的干部、工人、农牧民、复转军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从四面八方云集内蒙古包头，成为包钢最早的一批创业者。　　1954年，重工业部决定由鞍山冶金建筑公司承担包钢建设任务，1955年，在昆都仑河以东“大红门”一带（今昆区青年路18号街坊），建筑了包头最早的职工平房住宅和生活福利设施。1956年底，经冶金部批准，将鞍山冶金建设总公司和本溪分公司合并，成立了包头冶金建筑总公司（二冶），集结了上万人的包钢建设大军。在包钢建设的过程中，一大批为包钢服务的企业也从1953年陆续开工，如：第一砖瓦厂、第二砖瓦厂、第三砖瓦厂、采石厂、砂石厂、石灰厂、水泥厂、水泥制品厂、包头电机厂、汽车修配厂、包头糖厂、第二面粉厂、包头食品厂、包头制油厂、包头木器厂、包头化工厂、包头制酒厂、包头被服厂、包头皮革厂、包头印刷厂、包头市炼铁厂等等，就是这些企业，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如二、三砖瓦厂是北京市窑业公司帮助建设的，包头耐火厂是唐山市陶瓷公司支持投产的，包头木器厂是辽宁省盘锦市地方国营木器厂整体搬迁到包头的，包头汽车修配厂是天津市援助建设的，包头糖厂是民主德国（原东德）帮助建设的，包头食品厂是上海4个食品小厂组建成的。　　1957年，包钢进入大规模全面建设阶段。1958年，中共包头市委做出“苦干四年，基本建成包头工业基地的决定”。按照规定，包钢要分两期建成年产钢3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日，包钢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成立，鞍钢又调配了大批干部的工程技术人员支援矿山建设，“包头冶金建设总公司”20000多人开进包钢建设工地。到1960年包钢的建设者达到11万人之多。　　日，是包钢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这一天，“包钢厂区建设工程开工典礼”仪式在包头昆都仑河西岸的段家梁厂区工地举行。当时的冶金部副部长夏耘、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苏谦益、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王再天和其他领导及5000名包钢建设者出席仪式。会后，包钢机械总厂工程破土动工，包钢总经理杨维为工程奠基铲了第一锹土。1957年，成立“包头钢铁总公司”，1958年6月，包钢炼钢厂成立。为使工人尽快掌握生产技术，1959年9月，鞍钢派出了以全国劳动模范、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孟泰为首的一批技术人员，到包钢进行示范操作，帮助包钢炼出第一炉铁水。日，在全国人民支援下，提前一年建成了当时我国最大的容量为1513立方米的一号高炉并顺利出铁。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
日～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来自各省区市和解放军共30个单位的10658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共设36个比赛项目和6个表演项目，设金牌384枚；银牌405枚；铜牌380枚。图为全国各地各民族的运动员列队步入会场。 新华社发　　北京工人体育场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投资，于日建成竣工。该场包括3组建筑群：北京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和游泳场。它的中心运动场能容纳8万观众，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时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工人体育场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整个体育场为椭圆形混凝土框架混合结构，南北长282米，东西宽208米，有24个看台。　　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外宾有：苏、保、捷、罗、越、匈、德、蒙、波、朝等10个兄弟国家体育代表团（24人）和11个军队体育代表团（包括阿尔巴尼亚共31人）以及法国劳联（3人）、伊拉克(2人)、苏丹（1人）等3个资本主义国家体育代表团共61人。 　　第一届全运会有7名运动员4次打破游泳、跳伞、射击、航空模型4项世界纪录，有664名运动员844次打破106个单项的全国纪录，有99名赛艇和无线电运动员44次超过第16届奥运会冠军和社会主义国家无线电比赛的最高绩。　　-穆祥雄以1分11秒1的成绩打破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　　-郭新娥、梅严、张景文以平均距靶心5米11的成绩打破女子1000米集体定点跳伞世界纪录，　　-陈蓉以589环的成绩打破女子自选小口径步枪50米和100米各30发卧射世界纪录，　　-赵嘉桢、王永熙以1260米的成绩打破活塞式发动机无线电操纵飞机模型飞行高度世界纪录。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北京建成了10大建筑。　　1959年的北京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美术馆、华侨大厦(已被拆除，现已重建)、北京火车站 、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　　其中人民大会堂南北长336米，东西宽206米，高46.5米，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占地4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2500平方米。收藏革命文物4500多件。钓鱼台国宾馆原为古钓鱼台风景区，总面积42万平方米，建18栋设计风格迥异的现代化接待楼，客房400多套。北京火车站于日建成，是全国铁路客运重要枢纽，在1996年北京西站开通以前，其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京包、京沪、京山等几大干线把我国辽阔的疆域与北京连结成紧密的整体。　
1957年至1958年期间，驻台湾美国军事援助技术团（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成员汤姆?琼斯（Tom Jones），拍摄的台湾省台北市照片，右上角为淡水河，中间为重庆北路三段，左边为兰州街（大龙街）。当时美国对台湾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数十亿美元，甚至超过美国在二战后，马歇尔计划中对英国的援助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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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第8期《人民画报》，北京－广州铁路（京广线）复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在施工。郑州黄河大桥是继武汉长江大桥之后，在黄河上建成的最大铁路桥。1958年5月动工兴建，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2889.8米，有71孔、72个桥墩，每孔跨距40.7米。创造了在黄河特殊水文地质中，采用巨型沉管桩的建桥工艺。　　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北约30公里处，是京广铁路上的重要桥梁之一。郑州黄河铁路大桥有新、旧两座。旧桥原名平汉铁路郑州黄河大桥，建于1903年，是黄河大桥之母。　　旧桥为单线铁路桥，当时由比利时一家工程公司承建，工程负责人叫沙多。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选定桥址，桥址选定后，又先后聘请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工程师进行了现场查勘，1901年完成定测，1902年开始设计，1903年9月开工建设，日竣工，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即日正式通车。桥全长3015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最长的桥。旧桥建成时共有102孔，其中26孔位于北端，24孔位于南端，中间浅滩部分有跨长21.5米的上承钢板梁52孔。桥梁基础用内径30厘米、外径35厘米、下端带有直径120厘米螺旋翼的铸钢管桩。这座桥在战争中也屡遭破坏，位于桥南北两端的第1个桥孔在修复时填塞，桥孔减少为100个，桥的全长也变为2951米。1969年10月在旧桥桥面上加铺了钢筋混凝土板，可以定时单向放行汽车，方便了公路交通。1987年被拆除，只留下5孔桥墩作为文物保存在原址上。　　由于年久老化，解放后在老黄河铁路桥的旁边重修了黄河铁路大桥，这就是目前使用中的黄河铁路大桥。新桥位于旧桥下游，同旧桥的两端分别相距500米和375米。于日开工，日竣工通车。新桥全长为2889.8米，分71跨，每跨长40米。双线共用142孔上承钢板梁，从两岸用悬臂式架桥机整孔吊装架设。桥梁墩台和基础均采用两根直径为3.6米的钢筋混凝土管柱，入土深度约30米。墩台直接建筑在管柱上，顶部有横梁相连，形成门式刚构。全桥钢梁总重达12943吨，混凝土用量为60730立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建设郑州黄河大桥的地方，就在1938年国民党军队制造“花园口惨案”，挖开黄河大堤，淹死下游89万老百姓的花园口大堤旁。这座50年前修建的黄河特大桥，一直使用至今。】
1959年第9期《人民画报》，农村卫生医疗体系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严重，农民看病难问题相当突出。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农民率先采取合作制，和群众集资的方式创办农村基层卫生机构，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三年来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一文，对农民互助性的合作医疗给予充分肯定。到1953年底，全国县医院和卫生院已经从解放前的1437所发展到2102所，并且开始发展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卫生组织，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起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后，农村合作医疗有了较大的发展。1955年，山西、贵州、上海、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等地农村，相继建立了一批由农业合作社兴办的保健站和医疗站。如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创办了“医社结合”的保健站，采取由社员群众出“保健费”、生产合作社出公益金补助相结合的办法，以解决农民的就医问题。随后，全国陆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互助性农村医疗室（站）。1956年，河南省正阳县王店乡团结农庄农民创造性地提出“社办合作医疗”一词，以后得到了广泛沿用。　　1960年2月，中央下发了第一个有关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此后，全国各地农村相继建立起一批以集体经济为基础，集体与个人相结合、互助互济的集体保健医疗站、合作医疗站或统筹医疗站。此时的农村合作医疗还处于探索阶段，医疗条件简陋，医务人员业务水平偏低，管理制度也不健全。尽管如此，建国初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为以后农村合作医疗的全面创建奠定了基础。 　　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出了“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的号召。同年6月26日，毛泽东针对我国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和农村缺医少药等问题，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此后，一大批城市、部队“巡回医疗队”下到农村，为农民看病治病；另一方面，“巡回医疗队”又积极培训农村医生，扩大了农村医疗队伍，提高了农村医疗服务水平。至1965年，山西、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地的部分农村，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合作医疗出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1968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据1977年底统计，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人口覆盖率达80%以上。全国赤脚医生达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共有390多万。最鼎盛时，农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不脱产）人员达500多万。　　但是到了毛泽东死后，重新上台执政的邓XP集团在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农村医疗体系快速瓦解，农村看病难、小病硬扛、大病等死的情况日益普遍。当以“救死扶伤”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医疗体系，转向以“经济指标”为追求目标的市场化医疗体系时，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迎来了“病不了，死不起”的新时代。这种扭曲病态的医疗状况，直至近几年中国重新启动“农村合作医疗”后，才得到部分改善。　　盲目市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这是值得当今每一个中国人思考的问题。这个哥小时候就享受过！当时最怕打针了，村里女医生说打完有奖励哥为了在女盆友面前留点尊严闭着眼咬着牙。。。。话说当年的村长真叫村长，医生真叫医生，老师不是老湿。现在？我也不能盲目评价人家人品或职业素养操守，只能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产物！
　1959年第11期《人民画报》，广东省江门甘蔗化工厂。　　广东江门甘蔗化工厂，于日投产，是中国最大的甘蔗制糖利用基地，一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轻工业项目之一。也是当时我国引进规模最大、首次通过与国外资本及技术合作建设成功的项目。江门甘蔗化工厂的前身是北街糖厂，早在1955年即开始筹建，1956年破土动工，1957年投产。1957年，国家轻工业部投资7200万元，在江门市北街区破土兴建北街糖厂和江门纸浆厂。1958年，周恩来总理前来视察，提出两厂合并，大搞甘蔗综合利用，并亲笔书写了“江门甘蔗化工厂”七个大字。　　江门市位于珠三角核心区（广州以南100公里），1904年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925年定为省辖市。1949年建国初期，江门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型城镇。全市GDP仅有1.69亿元，其中农业占了1.1亿元，工业产值仅有0.3亿元（主要为修造船业）。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改变江门落后的产业格局，国家安排建设了以北街糖厂和江门纸浆厂为核心的工业项目。江门工业由此进入大发展时期。　　到上世纪60年代，以农机、电机、糖机、内燃机为骨干的机械工业，和以制糖、造纸为骨干的轻工业，成为了江门工业的重要支柱。上世纪70年代，江门市优先发展了化工、能源、原材料工业，大力发展电力、电子、钢铁等行业，全市基本形成了轻工、机械、化工、二轻、电子五大工业体系。到上世纪70年代末，江门市已经成为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佛山的新兴工业城市。　　1992年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于199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江门甘化厂曾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指定用糖企业。直到2010年，纸浆厂的几台产于1956年的机器仍在轰隆隆地运作。　　该厂现已拆迁，多数厂房内外被拆空，仅剩少数工业遗迹。目前，江门甘化厂已向LED产业，生物产业转型。很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希望将甘化厂保留下来的设备，改造成博物馆，给后人展示江门人在新中国半个世纪来的努力。
1959年第13期《人民画报》，地质工作者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发现了油海和气田。还发现了盐、铂、锌、铜、铁、煤、铬、水晶、石棉、冰洲石等矿藏。　　1954年，第一批石油地质勘探队挺进青海柴达木，拉开了盆地大规模油气勘探的序幕。日，柴达木盆地第一口探井“泉一井”开钻并获得工业油流。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援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区》的社论后，大批有志青年奔赴柴达木盆地，油田职工队伍迅速发展到近3万人，建起了著名的茫崖帐篷城。当时各种类型的勘探队有104个。　　年过古稀的张景义老人，在1956年就进入柴达木盆地勘探石油。和许多的柴达木石油工人一样，张景义在18岁的时候就乘坐着施工大卡车，驶向了梦想的地带。一路上“满眼是无边无际的沙海，天上地下飘游着变幻莫测的云雾，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似的。”他和队友们在漫天的沙尘中，经受着高寒缺氧的考验和干渴饥饿的煎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张景义耳畔还响着队长周世英“一定要在柴达木找到石油”的嘱咐。　　一个多星期以后，张景义和队友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片刻的休息后，他们开赴七个泉地区勘探石油，在那个地图上都没有标示的地方，他们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工作。戈壁滩上的石油工人一年四季都吃不上新鲜的蔬菜，每顿饭是一些干菜，黄豆都是罕见的菜肴。每天早晨洗脸的水也是限量的，就更别说洗澡了。“我们早晨起床后被子上是一层沙子，嘴里和鼻子里也是沙子。还有昼夜的温差，平地而起的沙暴，不少人的手脚残留着冻裂的伤疤，有的人脸正脱着第二层皮，几乎失了形，认不得了。”这是张景义在柴达木工作的真实写照，也是早期石油工人的生活内容。　　在七个泉、油泉子、尖顶山等地方，都留下了张景义和队友们的身影，他们在盐碱地实施测量、钻井、地震、重磁力等地球物理勘探的时候，常常忘记了自己是年纪不大的小伙子，是父母亲眼中的孩子。1958年，张景义所在的1243队来到了冷湖。冷湖是中国西部内陆腹地一个偏远的小镇，可是在那个年代它却是万众欢腾的地方。9月13日，冷湖5号构造地中四井在钻到650米的时候，先是出现井涌，接着是井喷，连续三天三夜，井场周围成了一片油海，地中四井成为了石油战线上的模范。青海石油勘探局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了冷湖，并展开了冷湖会战。当时，在冷湖地区的钻探机达到了13部，人口迅速增加到两万多人，冷湖这个曾经荒无人烟的地方，发展成为了柴达木盆地的第一座石油城。　　早期的石油工人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在戈壁滩上谱写了一曲感人的诗篇，张景义和队友们就是这一诗篇的缔造者。他们在我们今天无法想像的困难当中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在采访中，几位石油老工人对自己生活的故事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在冷湖工作了30年的黄老说：“那个时候就是结婚生孩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他们的朴实，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那是毛泽东时代，普通中国人创造的工业奇迹。　　日，柴达木盆地首车原油运往兰州炼油厂。1959年年底，冷湖年产原油近30万吨，一举跻身于全国四大油田行列，创造了青海油田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上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全国石油工业战略东移，青海石油人舍小家、顾大局，抽调6599人携带最好的设备奔赴东北，建设大庆油田。　　截至2011年年底，青海油田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4亿多吨、天然气地质储量3223.86亿立方米，生产原油4423.1万吨、生产天然气360亿立方米，实现经营收入1533.45亿元、上缴利税535.17亿元。青海油田连续17年被评为青海省财政支柱企业和青海省第一利税大户。　　今天，谁还会记得当年那些战风沙、住帐篷的老石油工人呢。饮水不忘挖井人，乘凉缅怀植树人！对于那些不分青红皂白指责谩骂毛泽东的新生代弱智儿童们请你们积点口德！
1959年四川化肥厂（现归属川化集团）正在安装设备。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四川化肥厂)始建于1956年，位于四川成都青白江区，是“一五计划”期间扶助西部农业生产的重点项目。目前是我国18个大型化工基地之一。　　上世纪50年代到1978年，从“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到“大三线建设”，国内工业投资在计划经济年代，经历了一次明显向西部地区倾斜的过程。在此期间，以四川重庆、成都、绵阳、德阳、泸州、资阳、内江、自贡等地为主，兴起了一大批工业城镇，建设了上千座工厂，形成了配套齐全的重工业体系，有力推动了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成都青白江区，当年即是专门为了川化集团设立的。 　　青白江区位于成都市东北方向，距成都市中心城区20余公里。未成立青白江区之前，该片属新都县和金堂县辖地。1956年，国家“一五”计划重大项目四川化肥厂（现川化集团公司）在此成立。同年，四川省金堂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在此筹建并成立，1957年撤销。1958年，成都钢铁厂（现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在此成立。带来了大量的人员入驻和医疗、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该片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四川省委于1960年7月批复成立青白江区。几十年来，凝聚了一批大中型企业在此共求发展，如四川化工机械厂、成都化肥厂、四川轴承厂、四川省螺钉厂等等。　　无论如何，川化集团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在今天的青白江区的影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其创造的GDP仍占据着全区工业总产值的很大部分。
现在贴一段李敖的！！！！！！ 李敖：按毛泽东的路走，中国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　　毛泽东让我们从心底里喊万岁！　　大批判对中华民族毒害了几千年的孔老二思想。无疑大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开出了“文革”这样的猛药来摧毁这腐朽的孔老二价值观，并试图建立一个崭新的价值观，但所有的精神懦弱的中国病人并没有真正的反思自己的病症。中国历史的轮回告诉我们，人民的命运只能自己把握，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任何民族，如果只有貌似强大的GDP及房地产泡沫的宏观经济绑架，而没有强大的精神作为支撑，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泪水奔流地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思路纵横思接千载的毛泽东至少比我们多看远50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总方向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醒过来　　郁达夫曾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力量主要是精神的力量，丑化毛泽东就可以瓦解中国人的精神，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内很多人对毛泽东的仇恨，在客观上完成了西方列强一直想做却无法做到的工作，很多不明真相却自以为是的人，事实都成了西方列强的走卒和帮凶。　　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要付出代价，这就是***的最后的总结。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打这个战争，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着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著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文革的对与错　　goldbw　　人做到毛泽东和***这样的位置，他们主观上一定是要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低也是青史留名。对国家和人民，他们不可能有主观的恶意。本人抛开个人立场，试图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文革对与错。　　1、不能用改革否定文革　　否定文革的主要依据是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看得见的就是文革和之前吃饱饭都困难，主要用品凭票供应。我们看前30年的生活状况。　　我的家乡是华北平原的粮食重点产区。解放初期，人均土地3亩稍多，好年景，粮食产量小麦2百斤上下，玉米3百斤略多。　　正常年景，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总有旱涝的地方，又有大西北这样一些常年粮食产量少的地方，国家又必然要储存一些粮食，以备荒年，还要抽出一些粮食制药酿酒等。全国人均下来，每人恐怕也就是三百斤粮食吧。　　粮食少，自然蔬菜少，油水和肉类少。油水少，人的饭量就大，每人每年四百斤也是吃不饱的。人均三百斤粮食呢，也就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水准了。　　解放前分配极为不公平，粮食分配自然不会公平，正常年景的灾区，饿死人是正常的事情，遇有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大批饿死人必然发生。那时的匪患和起义等常年存在也就毫不奇怪了。　　解放后，全国粮食平均分配，大家都有了饭吃，虽然吃不饱，却没有饿死人的事了。遇上灾年，虽然都吃不饱，不饿死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大跃进，偏偏大家从上到下虚报产量，报的多，交的多，留的就少，就不够吃了。灾害来了，新粮食收不上来，地方领导不愿意打自己的脸，自然不愿意报告实情。就是现在，报喜不报忧改变了吗？统计的数据大家都相信吗？还是老样子。这样，60年大灾有人饿死也不奇怪了。实际上是，哪个地方及时向上报告实情，那里就没有饿死人或很少饿死人。　　在当时粮食产量下，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建设，修建直到现在还在受惠的水利设施，象红旗渠这样的工程，真是人类的奇迹；建立整个国家基础工业，有了象原子弹这样的尖端科技产品。　　前辈们的这些付出，是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做的，我们真的应该抱着感恩心态对待他们。考虑到上述历史，国家应该善待历史上做出贡献的下岗职工。　　国家计划生育，城市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但是在农村，一般的是两个孩子，也有三个的。现在，我的家乡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了．可是，由于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到七十年代末，农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我们这里的粮食产量上升到每亩二千多斤（两季种植），粮食吃不完，转化成肉和蛋，又可以腾出部分土地种植蔬菜。　　可以算一算，过去，平均农民每人每年提供给社会200斤左右粮食，自己还吃不好（粗粮为主）。现在，平均每人提供给社会1500斤左右粮食，自己还吃得很好（细粮为主）。全国人均粮食应该不低于800斤吧，吃饱饭的问题，七十年代末是完全解决了。　　现在，有人说改革开放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改革开放就只能生活在凭票买粮买肉的水平，这样说不是实事求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管改革不改革，吃饱饭的问题都会在七十年代末解决，人民生活水平都会逐步提高。改革使得提高的幅度可能会大些，却也实在不应该把改革前后30年当做解放前后一样的对比。
2、农村改革前后　　对于经济改革从农村始，内容就是个人承包，变集体经济为农民个体经营。　　改革前，集体经济经营办法就是工分比例分配制度，粮食实行四六开和三七开。比如三七开，内容就是，按照人头分配给你比例为七的粮食，剩余的三是按工分分配。出工出力多，工分高，可以分足剩余比例粮食的三，甚至还可分到现金，老弱病残也能有基本口粮。　　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粮食产量提高，已经有了一定的富裕劳动力，可以开始从事面粉加工，面条和粉条加工，棉花加工，有了农村工业化得雏形。分田到户，这些集体加工项目彻底解体。　　改革的分田到户，不种地的人可以出租土地获得口粮，勤快的人到城市打工挣点小钱，种自己地的人也是差不多的收益。极少数富裕点的人，靠出卖资源而已————我的家乡过去是一条大河村边走，一条小河村中过，美丽的田园。现在小河填了盖房子，大河季节性有水，那就挖沙卖钱，河道是一个一个大坑，百孔千疮，环境彻底破坏。　　集体经济时如果也能达到现在的粮食产量，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应该不比现在低。　　最好的改革，可能是集体经济基础上，在政策管理上的放开。有些坚持集体经济的地方，发展还是好于分田到户。　　3、文革产生原因探索　　从已有的一些资料来探索，（既是探索，未必正确），文革发生也是逐步发展演化而来。　　比如，素不相识的人在饭店打起架来，一方把另一方的人杀了，初看起来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就发生了。应该是从口角逐步发展而来。　　探索：49年到53年，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在战争状态下，国家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共产党认为可以发展的更快，提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退居二线研究继续革命理论，刘少奇和***主持工作；大跃进过火，毛泽东提醒过热，从上到下不当回事，以致毛泽东对一个省委书记说出：“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的话；后来导致60年，河南发生大规模饿死人事件；比刘少奇资历和功劳不小的彭德怀带领军界要求清算刘少奇；毛泽东权衡再三，不能拿下刘少奇（国家不能交给军界管理，刘少奇接受教训提高水平继续干可能更合适），违心承揽错误，拿下彭德怀（过错不承揽到自己身上，拿不下彭德怀），刘少奇权力日盛；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研究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思想随时产生，资产阶级就在掌权的共产党内；文革准备，安排彭德怀搞建设，着手建立国家管理第二中心；自感时日无多，实践继续革命理论心情迫切，清华学生大字报提前引爆文革；文革，开始继续革命理论试验；无帅无将可用，江青陈伯达成干将，导致文革混乱两年；希望***接受了思想改造，可以作为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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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第11期《人民画报》，贵阳汽车制造厂的女职工。　　贵州汽车制造厂的前身是1936年贵州省建设厅，在贵阳中山路成立的汽车修理厂，以后又在紫林庵、和尚坡等地建厂，1945年合并称“保修厂”，仅有100余名工人。建国后，该厂进行改扩建，到1950年代末期，已经发展至1000余人。同时期，贵州省还新建了贵州轮胎厂、贵阳矿山机器厂、贵阳钢铁厂、贵阳翻砂厂、贵州水泥厂、贵州铝厂、贵阳耐火材料厂、都匀苎麻纺织厂等工业企业。贵州的工业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日，贵州汽车制造厂宣布破产。由贵阳市财政局投入用于该厂水电分离改造的工程款5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于1999年注册成立贵阳新建汽车零部件厂，主营汽车零部件。
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接替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即现在的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政坛第一号人物。毛泽东退居二线，成为名义上的领袖。而1958年至1966年的“浮夸风、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正是在刘少Q、邓小P主政期间发生的灾难。半个世纪之后，右派集团将脏水一股脑地泼到毛泽东的身上。而刘少Q，这个被人故意遗忘的“国家主席”，成了“受到迫害”的可怜人。　　1978年之后，当年参与推动“浮夸风”的各级领导人全部平反、恢复名誉。日下午，信阳事件责任人吴芝圃被中央平反，邓小P亲自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吴芝圃主持平反仪式。
四川人对李井泉的评价，总结起来只有一个词——罪大恶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文革中被人民彻底打翻在地的人，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居然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59年，安徽省农村一处工地上，农民张东仁（右）和他的爱人姜素梅进行劳动比武。　　中国老百姓，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能吃苦耐劳的人民。一旦组织起来必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建设图卷。　　然而到1950年代末期，当毛泽东主席准备将政治接班人的重担，交给下一批人的时候，各种怪异连连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社会运行。那批脱离“实事求是”原始，以“弄虚作假、指鹿为马”为能事的人，掌控了中国政权后，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
日，福建龙岩农村。　　龙岩位于福建省西部，与江西赣州交界，是中国唯一一个以“龙”为名的地级市。1949年龙岩各县相继解放，1950年成立龙岩专区。但当时福建以至整个中国南方的工业化程度很低。龙岩的工业产值仅占5%左右，仍以农林业为主。　　1951年11月，龙岩地委在购买改造三友、南方两家私营企业基础上，成立的福建省第一家国有卷烟企业——龙岩卷烟厂，建厂初期仅有职工30多名,一间破民房、一台切丝机、二台卷烟机，年产卷烟400余箱，产值13万余元。六十年后，该厂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卷烟企业，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日，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成功第一辆凤凰牌轿车（上海牌汽车的前身），施志勤拍摄。该车参考华沙M20型轿车底盘，采用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NJ050型发动机，最高时速105公里。　　上海汽车装配厂前身是1915年德国人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228号（今淮海路）创办的宝昌公司，1918年归属英商利喴汽车公司。解放后,政府把英美留下的修理厂整合起来成立了上海汽车装配厂。1964年02月，凤凰牌轿车改名为上海牌轿车。同年上海汽车厂开始批量生产SH-760型轿车。改革开放后，从1983年起，上海汽车厂开始与德国大众汽车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老的上海汽车厂由此被彻底掏空，主要资源全部转向合资公司，至此上海牌轿车走上了绝路。中国的轿车工业，自此彻底走上了官僚买办集团设下的“合资之路”。
1958年，北京纺织女工宿舍. 1958年，北京纺织厂幼儿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建设深入，工人阶层数量扩大至百万、千万量级。随之带来户口、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子女就业等问题。国家陆续建立起工人福利保障机制。到工厂当工人成为普通老百姓眼里的“铁饭碗”。正是这个铁饭碗，让成百上千万产业工人，安心为国家奉献了几十年，为中国现代工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到毛泽东死后，右派官僚集团翻身上台，盲目听信西方专家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将工人阶层原本就不算多的那点福利，说成了是国家前进的包袱。破产改制、工人下岗失业、买断工龄，成了这个政府甩掉“包袱”的手段。为国家奉献了几十年的数千万产业工人，到老的时候，竟然变成了“国家前进的包袱”，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改革开放三十年，号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的，你们确实做到了，好好睁开眼睛看看是哪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谁敢脱下裤头，说说你们是靠什么手段富起来的。　　每一分钱掰开，里面都带着血。
　1958年，山东省青岛市崂山郊区委员会，组织万人修建崂山水库。　　崂山水库位于青岛市东郊崂山山区。该水库是青岛市政府为解决市区供水而建，1958年9月动工修建，1959年7月完成。由国家建筑工程部给排水设计院设计，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批准，治淮一支队施工。属青岛市自来水公司管辖。水库在小风口山和张普山之间筑坝，腰截白沙河，大坝长672米，高26米，库内最大水深为24.5米，水库东西长约5公里，平均宽度约1公里，汇水面积为5平方公里，总库容5601万立方米。崂山水库现在仍是青岛市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之一。　　原青岛建设局市政管理科科长的姜震回忆说，解放初期，青岛日供水量只有两三万吨。市政府虽然在内流河搞了一些应急工程，但水源太小、水量有限，自来水厂分别在海泊河、张村河、李村河、黄埠水源地的河床内打井，通过挖地下水的方式增加供水，但青岛地下的含水层大多较薄，百姓吃水成了大难题。　　1956年，随着缺水情况日益严重，青岛市向省委申请将修建崂山水库列入国家计划，并请中央给予设备和技术支持。水库工程的初步计划是修筑土坝，坝长600余米，高度自河床岩石起至坝顶47米，全部土方为200余万立方米，库容6000立方米，全部费用为1680万元。1957年，国家正式批准并投资在白沙河上游拦河筑坝建“月子口水库（即崂山水库）”，这也是全国首个城市供水水库。1958年，市委决定成立月子口水库指挥部。任命副市长王云九为指挥，市委工业部副部长蒋茂林为工委书记，调集各局长级干部为指挥部的八大处长，刘汉耀为主任工程师负技术总责。　　参加水库建设的主力来自安徽，名称为“治淮工程总队第一支队”，有1万余人，其中包括部分服刑改造的犯人。其他施工单位还有青岛建筑公司、青岛城建安装工程队等。解放军驻青部队还调来了4000多名民兵参加施工，青岛市各级机关下放到农村锻炼的干部也都在这里参加劳动，还有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也为修建这座水库流过血汗。　　当时修建坝体的石头重量不够、石块偏小，许多都不符合设计要求，可能会影响坝体的坚固程度。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省建委主任的李宇超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立即将不符合条件的石块全部挑出返工，哪怕耽误工期也要保证质量。1959年7月，月子口水库拦洪蓄水，日竣工，完工后正式定名崂山水库。随后，崂山水库开始向市区供水，水库总库容量为5601万立方米，使青岛的日供水量达到解放前的两倍。完工后正式定名崂山水库。　　1965年崂山水厂建成投产，设计日净水7.5万立方米。崂山水库及净水厂的建设，在青岛城市供水史上实现了两个飞跃：日供水量突破10万立方米；打破了青岛长达64年之久的单一井群供水方式，第一次实现了地表水生产。　　当年为建设崂山水库，有1000多名凉泉村人含泪告别了他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搬到山腰、山谷里搭建的土坯房里，一住就是近50年。这些淳朴的村民没有伸手向政府要过一分钱。　　在今天这个强制拆迁横行的中国，这简直就是神话。
谁才是白眼狼？熟悉革命历史的都知道刘少Q当年依靠工人运动起家。以他的思路政策搞下去工人阶级肯定要丢掉饭碗和保障（和刘的思路几乎一致的邓改开后替刘实现了这一点，大家现在都看到了）我看给刘“工贼”的帽子戴的相当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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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带枪民兵。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由人民来保卫。　　然而看看今日之中国，是谁防人民如防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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