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分别是谁？唐宋八大家简介
唐宋八大家分别是谁？唐宋八大家简介
众所周知唐宋八大家，但是所谓的八大家是指哪八大家哪？接下来就由小编我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当然是唐朝和宋朝两个朝代的八大诗人。分别是唐朝的韩愈、柳宗元(“韩柳”)和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明朝初年，朱右选用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 文章编辑成《八先生文集》，从此便有了八家之名。韩愈的古文写作理论，是“文以载道”，其含义除儒家伦理外，其中还包含“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原因；二是反对“骈四俪六”，提倡单行散句的先秦两汉散文，尤为注重“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韩愈说理文感情充沛，态度鲜明。《原毁》、《师说》、《进学解》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他的叙事文成就更高，影响也更大。他的《柳子厚墓志铭》，文情并茂，卓绝一代。韩愈柳宗元散文的第一项成就是寓言小品，《三戒》是广为传颂的名篇，众人皆知。他的山水游记也较有名，《永州八记》最为着名。他的记叙文多是有感而发的，如《捕蛇者说》就是感于“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而写。在《童区寄传》中，他把同情放在区寄一边，将他写成反抗强暴的英雄。他的说理文也很精彩，《封建论》、《天说》等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篇章。柳宗元欧阳修的散文、诗、词均有特色，但是词不如诗，诗不如文。他的散文政治倾向性强，《与高司谏书》是其代表作。欧阳修的散文还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如《伶官传序》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见解，不仅对帝王，对“庶人”也有警戒意义。欧阳修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现在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着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着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三苏雕像王安石的散文以拗折峭劲着称。峭劲的代表作是《答司马谏议书》，简峭强劲，英气逼人。《读&孟尝君传&》是拗折的范例，很有气势。游记散文《游褒禅山记》将叙述与哲理融合为一体。身在山中，神游象外，不畏艰阻、百折不挠的精神，于行文中灼灼可见。王安石的文章充满了英气、锐气、正气，是一大特色。王安石曾巩为王安石所推许。散文以平易见长。有些文章对当时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主张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对“法制度数”进行一些改易更革。在“唐宋八大家中，其成就不如另外几个人。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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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韩愈为何能成唐宋八大家之首
[摘要]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始自明代，有一个叫茅坤的选家，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将韩愈名列领衔位置，一直为世人所首肯，延续至今，无人异议。《中国人的教训》（上册），李国文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本文摘自《中国人的教训》（上册），李国文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爱哭穷的韩愈韩愈(768&#) 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曾担任要职，参与政治活动；他崇奉儒学，力排佛老。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与实践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公元802年5月（唐贞元十八年），时值初夏，风光明媚，初露头角的韩愈作华山游。那年他3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好年纪，何况又刚刚拿到太学里的四门博士委任状，情致当然很好。虽然四门博士，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员，在冠盖满京华的长安，属较低职位，不为人待见。正如时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标出“一级作家”字样，会有人因此将他或她，当作一盘菜吗？不过京师官员的身份，对一个苦熬多年的文士来说，也算讨到一个正果。做一名公务员，唐时和现时差不多，在有保障这一点上，总是值得欣慰的事。他在公元786年（唐贞元二年），来到京师应试。那是当时的全国统考，要比当今的高考难上好多倍。他用六年工夫，一连考了三次，都以名落孙山告终。直到公元792年（唐贞元八年）第四次应试，老天保佑，他得中进士。随后，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谋官，因为中了进士不等于就可以到衙门做事，还需要参加遴选官员的考试，考上以后成为公务员，方可留京或外放。唐代的科举，一方面要有学问，一方面要靠关系，后者比前者甚至更重要一些。在后者上韩愈是个弱势考生，一无门第背景，二无要人荐举，不过他有性格倔强的一面，相信自己的本事，三次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会试，结果却三次扑空。不认输的韩愈，接着上书宰相，陈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足堪大用，求其擢拔，不知是宰相太忙，还是信未送达，写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看来命也运也难以强求，失望之余，他退而求其次，便设法到地方上谋一份糊口的差使。一个有才华的人，不使劲儿折腾也许是出不了头的。韩愈的一生，证明这个道理。人从来就是一个矛盾体有其长处，必有其短处；有其优点，亦有其缺点。图为元朝鲜于枢《韩愈进学解》，内容是韩愈的名文《进学解》。鲜于枢用行书、草书所写，前半部以行书为主，后半部以草书为主，潇洒自然，一气呵成，刚柔顿挫，节奏分明。正好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需要人手，他投奔而去，在其手下任观察推官。后来董晋病故，他又转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任节度推官。不久张建封也病故了，不走运的韩愈连一个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也干不成，只好回到洛阳赋闲。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八年，他的遭遇恰如《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诗中“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写的那样无比辛酸。不过文学讲夸张，诗歌讲比兴，难免浮泛的成分，可信也不能全信，韩愈的日子不算好过，却真是事实。韩愈的一生，怕穷是出了名的，一篇《送穷文》大谈穷鬼之道。元人王若虚讽刺过他：“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 。”还奇怪他：“退之不忍须臾之穷。” 韩愈发达以后，很会搂钱，渐渐富有，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唐人刘禹锡这样形容“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稿酬之高，骇人听闻。但有了钱的他，为人也好，为文也好，仍旧哭穷不止。现在已查不到他是怎么谋到四门博士这个位置的，但可以查到“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欲率其徒伏阙下，请愈为博士”（《韩愈年谱》）这样一条花边新闻。看来，他有群众，他有声势，甚至还有舆论支持，说明他颇具能量、挺能折腾。他竟然蛊惑国子监的师生一众，聚集紫禁城下，伏阙示威，要挟最高行政当局，必让德高望重的韩先生来教诲我们，不然我们就罢课罢教。学运从来都是领导人头疼的事，也许因此，韩愈得以到太学里任四门博士一职。这说明16年他漂在长安，混得不错。穷归穷，诗归诗，苦归苦，文归文，声望日高，人气颇盛，否则众多太学生也不会成为他的“铁杆粉丝”。一个有才华的人，不使劲儿折腾也许是出不了头的。韩愈的一生，证明这个道理。话说回来，你没有什么才华，或者，有点儿才华也不大，还是不宜大折腾，因为这要折腾出笑话来的。同样，你确有才华、确有本事，你要不折腾，对不起，你就窝囊一辈子吧！凡既得利益者，因为害怕失去，无不保守求稳、循规蹈矩，努力压住后来者脑袋，不让他们出头；凡未得利益者，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无不剑走偏锋、创新出奇、想尽办法，使出吃奶的劲儿踢开挡道者、搬开绊脚石。看来韩愈成功的“葵花宝典”，奥秘和他始终以先锋、新潮、斗士的姿态出现有关。应该说，要想在政坛、文坛立定脚跟，第一是领先，走前一步；第二是创新，与人不同；第三是折腾，敢想敢干，这是生死攸关的说不上是秘诀的秘诀。哪怕用膝盖思索，用脚后跟思索，也该明白：沿续前人的衣钵，前人的影子会永远罩住你；跳出前人的老路，没准能够开辟自己的蹊径。一个人，即使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会甘心一辈子扮演乖宝宝的角色，何况有头脑、有思想、有天赋，因此不安于位的人呢？扛起文学革命大旗的韩愈在韩愈之前，有一个名叫陈子昂、字伯玉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颇受武则天赏识，授麟台正字（相当于国务秘书）。因他见解睿智、能力出色、敢出奇牌、行为独特。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关过他又放了他；曾擢至右拾遗，官四品高抬重用，也曾一抹到底解职归乡，将他抛弃。最终，陈子昂竟遭到一个小小县令的构陷，瘐毙狱中。他死时只有四十多岁，实在令人惋惜。当初，他从四川射洪来到长安为官，这个慷慨任侠、风流倜傥的人，很快成为那些活跃的、时代的、风头的、逆反的、非僵尸型同行的核心人物。长安很大，比现在的西安大十倍，没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实行戒严。这一伙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厮混在他身边。陈子昂不甚有钱，但敢花钱，这与韩愈有钱还哭穷正好相反，经常邀朋聚友高谈阔论，文学派对座无虚席，或评弹文坛，或刻薄权威，或笑话同行，或索性骂娘。因为，初唐文人仍旧宗奉“梁陈宫掖之风”，骈文统治文坛，而为唐高宗文胆的上官仪，以宫廷诗人身份所写的轻靡藻丽的诗篇，竟成为时人竞相仿效的“上官体”流行一时。让陈子昂相当恼火，什么东西，老爷子这种“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玩意儿，怎么能够大行其道呢？于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热之余，拍案乱喷狂言，对主持文学领导层面的要员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蓟北台，朔风呼啸，山海苍茫，天高地阔，心胸豁朗，这是陈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绝对欣赏不到的大气派、大场面。他马上想到当时那种很不提气、很不给力的花里胡哨、空洞无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颓的文字，马上想到承继着六朝以来、骈偶浮艳、华而不实、毫无生气可言的文风，马上想到这一切与盛世王朝绝对相背的文学状况，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结论。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读不到震撼灵魂、振奋人心的大块文章，真是好不爽，好不爽啊！于是，脱口而出，写下四句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几乎无人不知，解释者也其说不一，其实他的这首吊古伤今的《登幽州台》，并无悲天悯人之意，而是充满着诗人对于当时文学走入绝境的忧虑。有人说他呼唤时代、呼唤英雄，这就是绝对的走题了。从李世民到武则天，那是唐朝最强盛的时代，而李世民和武则天也是唐朝最杰出的英雄，用得着陈子昂在那儿迎风掉泪吗？这四句诗，是领风气之先的文学呼唤，具石破天惊的警醒意义，从此揭开了唐代文学运动的序幕。韩愈有一首《荐士》诗，其中一句“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他也认为陈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学改革的先锋。从陈子昂到韩愈，约一百多年间，尝试文学改革的人士络绎不绝。包括“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阁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骈文啊，即使这样一位大手笔，他也认为唐代文风没有什么起色，“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让他感到沮丧。同期还有萧颖士、李华、颜真卿、元结诸人，用散文写作，推动改革。但改骈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气候，有什么办法呢？文学老爷的厉害，就在于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动他，比撼山还难。上官婉儿的祖父，除了武后能收拾他，一帮文学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韩愈打出复古旗帜，加之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翱、皇甫湜等人志同道合，才终结了宋齐梁陈以来的软文学。软文学并非绝对不好，要统统都是软文学的话，文学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总是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它俩是命运共同体，两者有时吻合一点，有时疏离一点，但背道而驰是绝不可能的。时代变了，文学也得变，辛亥革命后的五四运动，取白话文，去文言文，这一场仅仅是书面语言的改变，竟比民国后剪掉辫子更让国人震动。这也是时代变了，上层建筑势所必然的适应；同样的道理，当下中国读者为了期待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而恨铁不成钢地鞭策当代作家之不振作、不成器，痛斥那些文学瘪三制造出无数的文学垃圾，如陈子昂一样地吼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所说的话也许不甚中听，但却为催促我们这个民族的壮丽史诗产生，期待我们这个国家的鸿篇巨制出现，热忱之心，情急之意，是应该理解的。韩愈为何在北宋颇受推崇？现在来说攀登华山的韩愈本人，他生于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逝于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享年57岁。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后迁孟津（河南省孟州市）。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谥文，又称韩文公。他还有一个不见诸典籍的响亮头衔，为“唐宋八大家”首席。唐、宋两朝，乃中国文学最为黄金的时代，文人如满天星斗，璀璨夺目；作品如大海涌涛，波澜壮阔。就在这成百上千的杰出人士之中，选了韩愈、柳宗元、“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这八位，为散文大家，这是何等崇高的褒誉？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原则上每年一个，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选了这八位，平均下来每一百年才有一位，这就意味着“八大家”的每一位，等于得了100个诺贝尔文学奖。而其中的首席韩愈，成为“百代文宗”，也就顺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你读过古文吗？如果他点头，这就意味着他知道韩愈，知道“唐宋八大家”，这是稍通文化的中国人最起码的文学常识。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外国人，你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吗？如果他点头，你要是让他一口气，不查资料，不点百度，能说出八位获奖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计张口结舌者多。“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始自明代，有一个叫茅坤的选家，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将韩愈名列领衔位置，一直为世人所首肯，延续至今，无人异议，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近年来，追求不朽，成了某些人的心病，一些还健在的有点成就的作家、一些刚逝世的有点名望的作家，便来不及地盖庙建祠、树碑立传、香烛纸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文学史这把尺子，以数年计，以数十年计，而不是以数百年来测量不朽，往往是不准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从轰轰烈烈到一蹶不振，从光芒四射到了无声息，一串一串的大师，一出一出的闹剧，一批一批的不朽，一堆一堆的泡沫，都是我们大家亲眼目睹过的。如今已成为广东潮州的一个景点的韩祠，又称韩文公庙，却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唐代文学大师的庙，到隔朝宋代才修，说明古人对“不朽”一词的慎重。这座公元999年（宋真宗成平二年）兴建的庙，离韩愈逝世的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已有175年的时间跨度。是真金白银、是废铜烂铁，是骡子、是马，经过近二百年的过滤沉淀，朽或不朽，自有公论，板上钉钉，毋庸置疑。由此来看，肉眼凡胎的我们，对于同时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断，难免有藕断丝连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哄、鼓吹、抬轿，云山雾罩，扑朔迷离，薰莸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读者无所适从，莫衷一是，远不如时间老人那样看得准、看得透。在跟班和跑腿的马屁簇拥下，在虚荣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纪念馆以求不朽的人，自封不朽，贻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话。再说不朽又不是小笼包子需要趁热吃，至于那么急着加冕吗！该不朽，谁也挡不住你不朽；不该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贤盖三千生祠，最后不也土崩瓦解了嘛！韩愈这个名字，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来有自，因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盖文学小庙者，可曾有创新、领先，走在时代前面，令文学面貌一变的努力？如果回答为NO，这种一相情愿，以为树一个牌位、挂两张旧照、放几本著作、存数册手稿，就会永远被后人记住，那也太自作多情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说到底是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捡起来，所以又称之“复古”。不过，韩愈并非全盘照搬地“复古”，而是在继承古文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散文文体。虽然他主张“破骈为散”，恢复两汉以来司马迁、扬雄自然质朴的文体，但他更主张“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言贵独到”，“能自树立”，“辞必己出”，“文从字顺”，“唯陈言之务去”。然而，去陈出新，谈何容易。他在《答李翊书》里说，创新是“戛戛乎其难哉”的事情，问题还在于新生事物，不但不会得到习惯势力、保守思想的接纳，而是被抵制、被非难，甚至受嘲笑、受打击。但他坚信，只要能够“处心有道，行己有方”，顶住压力，冲锋陷阵，古文运动的这场改革，在他看来，只要“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地坚守阵地，倒下再起，总是能够荡涤浮华，扫尽艳丽，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韩祠建成以后，又数十年后，对韩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苏东坡，撰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现在潮州韩文公祠里还保存着这块碑石。其中赞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以及“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宋人司马光在其《答陈师仲司法书》中说到韩愈，有“文章自魏晋衰微，流及齐、梁、陈、隋，羸备纤靡，穷无所之。文公杰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惊照今古”等文字，也是臻至极致的赞美。钱钟书在《谈艺录》里，对宋代高抬韩愈的现象，有过一番讽刺：“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北宋追捧韩愈是一种必然，北宋立国以后，到真宗、仁宗之际，适与陈子昂《登幽州台》问世时的唐代，从“贞观之治”到武后临朝，同处于盛世光景的辉煌中。对于前朝文学遗产的扬弃，对于当代新兴文学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务。而北宋所承接的五代文学，除了绵软无骨的花间词，便是空泛无物的西昆体，可谓乌烟瘴气，不成气候，与前朝的“梁陈宫掖之风”、浮艳骈偶之文，有得一拼。于是，以韩愈为样板，欧阳修、尹师鲁奋起拨乱反正，加之司马光、王安石、“三苏”、“两曾”等人的创作实践，使文学重归于正道。“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证明宋代散文的发展，要先进于唐。北宋的诗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碍重重中前行。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选了苏轼、曾巩，而将时望所归的考生除外，就是因他们的文章华而不实。欧阳修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来促进文风的改变。结果事与愿违，开封城里竟引发了落榜考生闹事的风潮。他们在官道上包围主考大人，兴师问罪，幸亏当时不兴扔鸡蛋、摔西红杮，否则欧阳修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及试榜出，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宋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许因为惺惺相惜之心，深感唐代韩愈进行古文运动之艰难，出于同志式的知心、战友式的敬意，笔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宋史·欧阳修传》也将韩、欧一体而论：“文章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不过，即使在北宋，韩愈成为抢手的绩优股，溢美夸饰，不绝于口的同时，也有清醒者，既认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譬如司马光在《颜乐亭颂》中说：“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如市贾然，以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 譬如欧阳修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中说：“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穷苦，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就是历史的视觉差距了，历史看一个人，总是聚焦于忠奸贤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如同电子学上的栅极作用，年代愈久，时间愈长，光辉的部分愈被烛照，愈被强调，无关紧要的部分愈益淡化，愈益虚无。后人只记住“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的韩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论”的其实“无异庸人”的韩昌黎。反佛辟佛的同时，却与和尚们交往频密韩愈一生，最有影响、最为风光的一件事，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复兴古文运动；最为英雄、最为知名的一件事，为“忠犯人主之怒”的谏迎佛骨事件。公元819年（唐元和十四年），佞佛的宪宗李纯要将法门寺的佛骨迎至长安，供人敬奉。出于捍卫道统、出于尊儒排异，或出于自我感觉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请，兼御史中丞，赐三品衣，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见《年谱》），韩愈上《谏迎佛骨表》：“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李纯阅后大怒，要付以极刑。幸亏丞相裴度为之缓颊，韩愈才保住了一条命，却被流放广东潮州。从此，人们记住了上书“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铮铮铁骨，记住了那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悲壮诗篇，然而，并不在意他反佛辟佛的同时，却与和尚们交往频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里，老衲出入门庭，小僧趋前奔后，而且据宋人朱熹说，那都是些酒肉无赖之辈，就不知所为何来了。到了潮州以后，他又与一位名叫大颠的法师，结为莫逆之交，书来信往，甚为投契。连苏轼也认为韩愈的拒佛，“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所以为了他心目中一个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韩愈，断然声言韩愈的《与大颠书》为伪作，“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其实，物有优劣，人有长短，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虽然儒学原教旨主义者将复古重儒的韩愈，在孔庙配享的排位列于孟轲之后，等同于圣人。但圣人并非完人，他发配到潮州以后，攀附甚至巴结大颠法师，是否期待这位大德高僧影响那位佞佛的唐宪宗，而对他被贬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呢？按他当年“三书抵宰相求官”的脸皮厚度，未必会不存此心。韩愈登华山，在其《答张彻》诗中有“洛邑得休告，华山绝穷陉”句，用他最害怕的这个“穷”字，来形容他华山之行的路径，可见对这次旅行，那想起来后怕的场面，犹耿耿于心。那天，到达华山最高峰后，他定睛环视，千峰壁立，万丈深渊，立刻头晕目眩、魂飞魄散，整个人面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颤抖不已，惊吓得不成个儿。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时只看到脚前方寸之地，尚可勉为其难地行走，下山时那脚下却是命悬一线的生死之途，往下深不可测，往远看云雾缥缈。腿肚抽筋、浑身凉透、举步维艰、精神崩溃的四门博士，竟失控地放声大哭起来。据唐朝李肇的《唐国史补》：“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现在传世的韩愈肖像，很是庄严肃穆的，据五代陶谷说，弄错了，那是南唐韩熙载的画像。不过，无论如何，这样一位圣人，那一脸眼泪巴岔、鼻涕横流的德行，我真是想象不出来。人，自始至终，从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有其长处，必有其短处，有其优点，亦有其缺点。看人，要懂一点“两分法”，尤其那些大师，则必须一分为二，千万别被他的光环唬住。《中国人的教训》图书简介《中国人史鉴》是中国知名作家李国文专心于大众历史写作近三十年，在中国人血与火的往事中，找寻我们今天生活智慧的标志作。它以中国历代各类人物的生存状况、人生态度、命运遭际、成败得失为依托，突出了他们人生的一波三折、起落跌宕、苦心经营、艰难成功，是首部中国人反思人生轨迹、吸取生活经验的传记体通史。（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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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人的合称，始于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韩愈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25岁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36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50岁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韩愈的集子,为其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庆元魏怀忠所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传的宋人旧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东雅堂翻刻后，最为通行，系全录朱熹《考异》和节录五百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诗集单行注本，清代有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2种。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清代有陈景云《韩集点勘》、王元启《读韩记疑》、沈钦韩《韩集补注》、方成□《韩集笺正》，近人有徐震《韩集诠订》。韩愈生平事迹，见于皇甫□《昌黎韩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公行状》，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旧《唐书》本传，朱熹并有《新唐书》本传的详注。编为年谱、年表的有好几种，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方崧卿《年谱增考》即合刻在洪谱各条之后。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编》、郑珍《巢经巢文集》、俞□《俞楼杂纂》诸书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诗文的代表著作。单篇论文，以近人陈寅恪《论韩愈》为最著名。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贞元九年 (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调为蓝田县尉。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 、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 》，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苏洵()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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