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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周期率”的原因，黄炎培说清楚了吗？
　　（这是本人三篇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前面两篇的题目分别是《从指鹿为马到“指驴为鹿”》和《“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次颇有历史意义的谈话。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率，每个朝代开头都是好的，后来腐败了，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他对毛主席说：在历史上，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今天重温这一段对话，我们仍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它鲜活的现实针对性，因为黄老先生担忧的历史周期率正在再次变为现实，他寄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面对今天中国的现状，我想很少还会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政权，正面临着“其亡也忽焉”的命运。这个周期率为什么如此顽固？它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毛主席不是说已经找到新路了吗？找到了新路，为什么却跳不出它的支配呢？
　　我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出来，希望有人能帮助我找到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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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结束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见证了两次这样的历史重复：第一次以中华民国政权退出大陆结束，第二次的结局现在还很难说，但它的来临已经很难避免。历史周期性重复的现象，并不仅仅见于中国，但为什么在中国它表现地如此明显呢？我想，这固然有外在的原因，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任何事物的变化，其决定的因素都在内部。黄炎培老先生在提醒这个周期率时，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执政者自身的懈怠。这个分析准确吗？从现象上看，好象是准确的。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执政者”，确实都在遵循着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直至颓废腐败的规律。作为一个“民主人士”，能看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民主人士”的身份，他没能意识到，历史的真正主宰力量其实并不是那些统治者，而是千千万万的被统治者们。因此，他看到了历史的周期率，却没有说清楚它的真正原因。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主席，显然比他看得要深刻得多。他有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他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真正的历史动力的身上。他希望，一个人民自己建立的新生政权，会在他们自己的管理和监督之下，避免“人亡政息”。站在这个角度上，去回顾他领导新中国的时期，我们就会对当时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有所感悟：他其实一直象一位历史的导师，在引导和教育着人民去学会管理自己国家的办法和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一切，说明他是带着遗憾离去的，我们没有学会这个办法。当有人以蛮横的态度，将中国重新带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我们只能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痛苦地跟随着。
　　如果说，广大的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再次被抛到三座大山底下的命运的话，那么，造成这种命运的真正原因其实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恰恰是受苦受难的人民自己。中国历史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率，是深深地跟植于中华文化这个民族基因之内的，不使这种基因发生根本的突变，周期性的苦难就是中国人民的宿命。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伴随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成熟起来的。中国的劳动者，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以农民为主。而且，除了三十年前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们的生产方式又一直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这种年复一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稞籽”，基本上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这种巨大的忍耐力，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性格源泉，也是他们在权势面前逆来顺受，在痛苦面前麻木不仁的根本原因。不到实在活不下去，中国的老百姓很少反抗。同时，这样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目光短浅、斤斤计较而缺乏长远地把握命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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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之上，统治中国人民头脑一千多年的，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学说。我无意全盘否定孔子，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孔子学说作为一派，无疑有许多合理和有益的内涵。但是，在汉武帝的宰相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了中国人民精神上的一个巨大枷锁，它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一起，将中国人民紧紧地禁锢住，使他们只能在狭小的生产活动范围内，被动地接受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命运变化，直到残酷的命运逼得他们活不下去。在每一个历史周期里，他们要么忍辱负重地沉默，要么不堪重负地爆发。而一旦爆发，由长期缓慢的生活节奏形成的巨大惯性，又会形成长久的破坏力，造成社会的大动荡。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就显得不同寻常的大起大落。在碰到一个他们不能忍受的皇帝时，他们会“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成功之后，他们又会很快地制造出一个新的皇帝，再次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在这个文化基因之上产生出来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也表现出独特的两重性：要么自甘堕落，要么自命不凡。这些由科举制度规范出来的“读书人”，进入“官场”的，投机钻营，媚上欺下；没进入的，崇尚空谈，百无一用。这种现象直到也今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仅仅以“学位”衡量，我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知识分子中最无能、最令人气馁的群体。当年，毛主席曾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实在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号召，可是就在现在，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他的苦心呢？相反，有人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弱点的行动，变成“伤痕文学”的素材整整口诛笔伐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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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皇帝，更有人甚至将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黑暗现象的根源也归咎于他。这样的说法，如果不是出于“阶级仇恨”的话，那就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不顾事实胡说八道了。如果他想当一个“皇帝”，他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一个太平“皇帝”。这难吗？不难。只要他维护好那些同他“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们的利益，凭他当年的威望，谁能挑战他的地位？他有什么必要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得罪”自己同志的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可能的类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机会：一次是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一次，由于外族的入侵变成了民族救亡运动；后一次，由于内部的原因变成了向封建文化的大倒退。这次失败，使毛主席试图改造中国文化基因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使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跳出周期率的设想半途而废。
　　有人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对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要求，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他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当政者号召自己的人民去造反，唯独他做到了。其实，造反的含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破坏，从广义上看，造反其实就是民主。这样说，肯定会让“普世价值”的卫道士们感到恼火。民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定社会结构的法律范围内的民主，第二是超越这个范围的民主。前者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主”，而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法律作主”。我们之所以说资本主义的民主有很大的虚伪性，就是因为这种民主只能在资产阶级制定的框框里实行。而真正做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能将这种监督完全限制在当时的法律之内，而是应该允许人民有质疑法律、挑战法律的权力。过去的三十年，人民群众不仅没有机会去实行第二种民主，就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民主权力也被以“不争论”为借口蛮横无理地剥夺了。与此同时，大量的真正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又被冠以“改革”的桂冠大行其道。
　　我曾经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许多人讨论过他们的生活。许多人对他们的现状是很不满意的，对今天的社会问题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每当我问到他们的打算，他们总是回答：“我一个小老百姓，能怎么样？忍吧。”如果受苦最重的人都报着能忍则忍的态度，别人又能做什么呢？我在《“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的结尾处这样说：“还有一条路，但要靠千千万万的人一起走”。这条路就是民主。这里所说的民主，不是什么花钱就能买“选票”的民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有理”的民主。那就是，在今天这个“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大声地一齐喊出：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我有话说！不这样做，我们就只能等，等到大多数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以破坏性的方式进入中国历史的下一个周期。在这两种历史性的选择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选哪个？
土地私有是一张牌 筑思
　　两位的反驳和担心，甚好。
　　但是按照我理解的秦晖，他的意思是：土地私有是防止国家“黑手”的有效武器。虽然存在土地兼并因法制不足的黑暗性，但土地私有带来的自由交换“盲目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可万事总有个“开头难”！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是否可以远大一点？最起码土地私有，老百姓会很高兴！
别人是谬误，你是天真 铜豌豆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理由都被作者反驳了。好，姑且我们承认他都是对的。那么，有几个问题是否能够解决呢？1、给予农民私有权，农民能够保护自己的耕地吗？拆迁户就是鲜明的例证和响亮的耳光。以村为单位尚不能保住自己的土地，何况个人？衙门？说给书生们自己去听吧。事实上，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土地交易市场的真实、自愿？连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都管不好，何况土地市场？2、土地私有化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支配权，意味着土地可以种粮食，也可以种蔬菜，当然也可以盖楼建工厂。这样的限制只有有效实施规划法才能做到。而目前我国对农村规划并无完善法律制度，一旦私有化成功，农民土地的使用性质会随着城市化波及范围而出现城市化使用的倾向。18亿亩地不是空口说白话，是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保护我国粮食安全（90%以上自给率）的根本保障，如何能够实现？实现不了，就去吃1000美元一吨的大米吗？尔等白面书生吃得起，我等农民吃不起。3、农民就业和土地有密切关系。失去土地（不是兼并而被动失去，而是主动失去）的农民要实现就业就需要相应规模的资本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以及相应的培训和教育投入。这些投入的积累从何而来？土地是否集中是个趋势判断问题，而失去土地是个必然事实。这个事实背后就是资本使用效率问题。4、发展中国家必然遇到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假定土地交易真实而自愿，农民都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土地，那么，下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印度修一个立交桥要拖8年10年，全社会效率大幅度降低。这里，虽然保护了所谓人权，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寄希望于人人爱国，恐怕更是失之于天真了。这里，人权（土地权）和发展权哪个大？任何一个信仰理性思维的人都清楚答案。
　　土地私有化之所以不能实施，原因不在于什么土地兼并，事实上，土地规模化经营效率更高。原因在于，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经济生产过程中，人口、资源（含土地）、技术积累和资本是有合适的比例的。当人口所占比例过大，而资源、技术积累和资本不足的时候，投入现代生产过程的人口必然不足，只有当资源、技术积累和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以有效率的组织组织更多人投入现代生产。正是因为中国缺乏这一前提，才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乡村居民的经济生活以人力资源投入为主，而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以资本、技术和资源投入为主。实现新的平衡需要生产4要素的重新配比，而这个重新配比如果不能实现，新的平衡只能是纸上谈兵，土地过度开发或者撂荒、进城乡民贫民化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大就是可预见的事实。
我读经济学的一点感受 aQren
　　1、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的效率。
　　2、分工产生于人们能够被组织起来，奴隶制的直观的强迫组织、资本所有下的隐蔽强迫的组织，都产生了劳动效率提高的效果。
　　而从秦始皇帝起中国农村农民的高度无组织，导致了农民生产效率的下降，使得农民在天灾面前迅速破产，以后就是投入到各种黑社会——请注意那是组织——中去，最终就是反复发作的改朝换代，总共24个朝代了吧。
　　3、到目前为止组织生产最良好的方式是现代流水线生产，也因而效率最高。而其中工具的改良，大机器生产取代人力生产，是因为人力因时而穷，而作为工具的机器则动力能够不断提供。
　　人的劳动，变成仅仅是改良劳动工具！改良劳动工具，劳动效率就不是我们考核的主要指标了。
　　4、现代教育的主要作用，教育人们提高改良劳动工具的能力。
　　由于在私有制下，人们把改良劳动工具的能力变成自己赚钱，人们不得不重复进行改良劳动工具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的浪费。也就是说，降低了人们的劳动效率。
　　5、土地流转后，是否能够提高劳动效率？能够解决中国农村投入到改良劳动工具的费用不足问题？换句话说，能够解决资金从农村流出的问题？
　　6、交易成本为零，应该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有可能？在私有制下，信息就是金钱，决定了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只可能增大。
　　那么，在私有制下，让市场解决一切问题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欺骗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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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那个朝代不抑制土地兼并为什么不抑制土地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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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从立国之初就开始采取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顺应了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使土地私有制渐趋成熟,较前代比较彻底地释放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强大生产力,促使了租佃制的繁荣,是宋代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的制度原因.一方面,宋朝的土地制度实际上是对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肯定和保护,促进了租佃制的发展,提高了农业效率.另一方面,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与前代相比,加速了封建社会对于土地所有权竞争与垄断机制的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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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中国选择土地集体所有制？
这是4月25日下午，习近平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察看小麦长势。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新华社4月28日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从历史上看，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仅仅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发的，而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大致实现了平均分配土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这是一种农民家庭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分配土地，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土地改革还有利于改变社会结构，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跨国研究也表明，初始土地分配的公平程度和经济增速正相关。但是，中国并没有停留在土地的家庭所有制，而是比大多数实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又多走了一步，那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合作化。关于中国为什么要搞农业集体化，有一些流行的认识：——这是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超越阶段的空想，是拔苗助长；——这是模仿了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农业是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搞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农民支持，可是一建国就又把农民的土地收走了，是出尔反尔”；上述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中国实行农业集体化，既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也不是照搬苏联，而是有明确的现实理由，是根据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维持农村长治久安的需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实际出发做出的选择。对于为什么要搞农业集体化，当时领导人的讲话、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探索都阐述了具体的理由。例如，1964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即指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三个优势：“第一，有利于发展生产。公社规模大，可以兴办小单位不能兴办的事业，如水利事业；将来通过公共积累的不断扩大，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向共产主义道路前进，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第三，可以稳定城市市场”。概括起来，中国搞农业集体化的理由包括：1、便于国家和农民打交道，低成本、较公平地从农村积累剩余，支持工业化，稳定城乡市场任何一个农业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初期都只能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积累初始资本。而中国又是一个脆弱的小农经济，传统社会的农业产量始终在温饱线上下徘徊，所以，中国要实现工业化，既要为工业化提供大量剩余，又要避免在提取剩余的同时，破坏农村的稳定，这就需要比较公平地分担支持工业化而带来的负担。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也曾努力发展工业化，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问题，对农村剥夺过度，导致农村形成两极分化和大量小农破产，现代化进程中断。农业集体化，一方面降低了国家和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避免了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私商对粮食价格的炒作和控制，国家能够通过直接和人民公社打交道，降低交易成本，稳定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人民公社内部比较平均地分配剩余，在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同时，发挥人民公社的社会保障作用，在集体内部按照人头分配基本口粮，尽管这是低水平的保障，但是也可以保障每个个体农户，无论丰歉都能获得一定的维持生存的粮食。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集体化一方面是对农民的限制和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对农民的保护和扶持。2、通过组织集体协作，改善“土肥水种”等农业生产条件的短板，从而提高农业产量我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建国初期实行合作化是提高农业产量的必由之路。不少人认为，实行农业合作化造成的“大锅饭”，使农民劳动积极性下降，影响农业生产。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劳动投入并不是决定农业产量的唯一因素。农业生产产量的决定因素，除了劳动之外，还包括土壤、水利、良种、科技、机械、化肥等投入。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传统社会，劳动力投入已经接近极限，再进一步增加劳动力投入，对增加产量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只有改变水利、土壤、良种、科技等水平，才可能进一步显著提高产量。而在当时工业化尚未实现、财政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合作化，在农闲时节组织集体劳动，才能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条件，只有通过合作化积累剩余，支持工业发展，才能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使用。因此，即使是从提高农业产量的角度来说，实行农业集体化也是必由之路。对于这一战略，中共八大进行了阐述：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因此，比较家庭经营还是集体经营，主要看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改善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总的来说，家庭经营有利于激励农户个人提高劳动投入，集体经营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在建国初期，农业生产条件滞后是农业生产的“短板”，所以合作化是有利于改善公共投入，从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集体劳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集体组织的经济功能。3、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工商业以及公共事业今天，人们往往只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集体经济，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进集体化，不仅仅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且是从鼓励农民办工商业和公共事业的角度。让农民组织起来办工商业，摆脱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在工业和国家财政尚不能支持农村的情况下，农民合作起来举办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救灾等具有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抵御自然风险；如果说，农业是适合家庭经营的，这种观点还有一定道理。那么，现代工商业和公共事业，仅靠一家一户是难以办成的，而在当时，城市工业还没有能力充分支援农村，国家财政也没有能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又是一个基层财税体系，通过公社内部的统筹、提留，实际上就是一种财政功能，而由于这些功能和生产、消费、分配在同一个组织内进行，所以可以发挥熟人社会的优势，交易成本较低，也容易执行和监督。可见，举办工商业和举办公共事业，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是实行合作化、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另一大原因。5月19日，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引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思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撰文，赞扬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日，毛泽东到山东省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又谈到，“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这些设想，带有通过人民公社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思想，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联系。1958年毛泽东建议干部读书，其中有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演说中称赞罗伯特·欧文对公社的构想。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时，人民公社举办的工业和公共事业进行了精简和压缩。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第二次体制下放，在农村又掀起了工业化运动和“卫生革命”和“教育革命”，在农村普及了五小工业、社队工业、合作医疗和基础教育，这些工作也都是依托集体经济而进行的。农业合作化除了经济功能之外，还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成为具有农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为农村提供了救灾、教育、医疗、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产量仅够勉强糊口，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小农就容易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政策的目标首先是维护农村的稳定和生存，在此基础上才有条件谈发展生产。4、避免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避免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通过举办集体组织，来进行乡村基层治理，防止贫富分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张进行合作化的又一个原因。通过组织起来，防止农村贫富分化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被广泛提出。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是乡村建设学派代表人物，就是想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完善基层组织，让农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民国时期缺乏合作起来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这些尝试并未在全国推广。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就回忆起少年时一位亲戚因为生意失败而把土地折价卖给毛家的事情。建国之后，农村合作化成为避免贫富分化的基本制度。1962年之后，出于他对中国农村状况的分析，又多次强调要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他说“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因此，毛泽东是同意“大包干”、包工到户、包产到组等生产责任制办法的，但是对于“包产到户”的主张始终坚决反对，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会瓦解集体经济，时间不长就会造成两极分化。从其它国家的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保障是一个难题，由于农村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自然条件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很难像城市那样，建立基于税收和正规就业的正规的社会保障，反而要密切依赖宗族、家族、宗教组织等传统的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保障，我国的人民公社就承担了这种职能，并且别传统自发的依靠家族的社会保障更为有效。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多次出现在他的讲话中。1965年井冈山对张平化的讲话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可见，毛泽东认为，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生产是一个痛苦而且漫长的过程，应该力求避免这种阶级分化的趋势。包括之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在批评包产到户等调整时，也经常提出要遏制阶级分化的观点。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强调比其他领导人更加严重。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既不是照搬书本，也不是模仿苏联，而是面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约束和目标，在基层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曲折和错误，但是并不能把农业合作社说成是照搬理论和苏联的产物。作者是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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