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黑茅于轼的无脑粪青们 我来打你们的脸来了。_中国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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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黑茅于轼的无脑粪青们 我来打你们的脸来了。收藏
我只是觉得说真话的人不应该被喷。
首先科普下。
茅于轼（—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
茅于轼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
上次他的给树涂白是浪费论让人打脸了，而且是官抽…
履历 茅于轼，1929年生于南京。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退休后现任民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任西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山东矿业学院兼职教授，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五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1993年以后连续三届被选入美国 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名人。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书和百余篇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生平有物有则有物有则 茅于轼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中国早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著名铁道机械专家茅以新，而桥梁专家茅以升，则是他的伯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46
茅于轼年，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攻铁道机车。1950年毕业后，舍弃上海滩的荣华，自愿远赴千里冰封的齐齐哈尔铁路局，等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火车司机。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驾驶机车在保持正点的条件下，使燃料消耗为最小。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便全面深入地学习了数学，并通过苦思冥想，得到择优分配的重要结果。由于勤奋上进、刻苦好学，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员、工程师，并于1955年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 1958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在随后的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他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甚至有过以蚂蚱为食的奇特经历。“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喜爱太极拳的茅于轼对这12年的风雨看得很开——“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12年劳动实践和潜心研究后，他于1979年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他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北京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正式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并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使得我们国家富起来。后来我发现，国家更需要经济学，于是开始转向”。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申请调入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他认为，在社科院美国所的10年是自己进步很大的10年。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脚步的加快与深入，茅于轼有感于国人在经济常识方
茅于轼面的匮乏，开始写起了散文、随笔，向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1986年，他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他不断用经济学家的眼光观察和思考，这些思考的一部分结果，体现在他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来，一时洛阳纸贵，声名远播。之后，《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相继出版，一发而不可收。 1993年，茅于轼从社科院退休，与其他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天则所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请国内外有创见的专家学者讲演，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和批评，畅所欲言。如今，天则所旗下不仅聚集了张曙光、盛洪、樊纲、汪丁丁等一批实力派经济学家，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
曾任职务 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 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 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 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7年-1994年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顾问。 1989年China Economic Review 杂志, 顾问编辑。 1990年《科技导报》编委。 1987年《改革与战略》杂志(广西)顾问。 1990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问高级讲师。 1990年： 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
他被批的观点和他提出的经济学观点有关系么？
茅于轼的研究方向与科研成果 1.“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经济研究》, 1982年8月。 2.“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 1983年。 3.“生活中的经济学: 对美国市场的观察”, 上海三联书店, 1993年。 4.“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 《美国研究》, 1988年第一期。(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 5.“环境收费制及价格系统: 中国的经验”, 《环境收费制国际经验交流会论文集》, 199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 6.“中国的交通业及其能耗”(英文),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7.“经济改革对能源业的影响”(英文),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8.“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 《科技导报》, 1989年第二期。 9.“伦理学·环境·经济学”(英文), 1993年在意大利《Bioethics》出版。 10.“中美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 《美国研究》, 1991年第三期。 11.“环境伦理的演进: 中国人的看法”(英文), 《第二次国际伦理与环境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12.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上的一系列演讲, 包括: “煤与天然气”; “将中国煤炭技术引进非洲”; “环境审计简介”; “能源单位及其相互转换”; “发展型煤政策的逻辑构思”; “煤炭市场的供需特点”; “能源政策与气候变暖”(英文）。 13.“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期。 14.“中国发展再生能源的社会经济条件”(英文), 第六届国际能源会议论文, 1993年。 茅于轼的重要言论 在由《时代周报》举办的“2009年经济学家看经济政策”演讲中提到，今年全年“保八”不太可能。他说：“今年中国50万亿救市，力保8%，我觉得保不了，今年能够有7%，甚至6.5%就不错。” 茅于轼认为，很多人说金融危机是经济自由造成的，建议不要经济自由，要政府干预。但如果我们把经济自由换成经济干预的话，问题就来了。经济危机跟经济自由毫无关系，相反，我们要坚持经济自由。 他说：“中国改革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自由保护，有了自由交换，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有了自由交换才会有生产权。” 茅于轼认为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的环境下，一定要保证拥有国际市场。他说，半年以前，国际粮食涨价，如果我们出口粮食，把粮价给压下来，国内粮价上升，那是好事。 “因为国际粮食涨价，自由贸易肯定有出口，出口就赚钱。但是我们国家宣布了不许粮食出口，温家宝说不许一粒粮食出口。我老说温家宝的不是，其实我特别喜欢温家宝，真是好总理，但是他经常受骗。”
主要著作 （1）《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2）《财富是如何创造的》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01月 （3）《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观察》上海三联书店， 1993年 （4）《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发表于《美国研究》1988年第一期。（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 （5）《环境收费制及价格系统：中国的经验》发表在《环境收费制国际经验交流会论文集》199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 （6）《中国的交通业及其能耗》(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7）《经济改革对能源业的影响》(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8）《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第二期 （9）《伦理学·环境·经济学》(英文)，1993年在意大利《Bioethics》出版 （10）《中美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美国研究》，1991年第三期。 （11）《环境伦理的演进：中国人的看法》(英文)，《第二次国际伦理与环境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12）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上的一系列演讲，包括：“煤与天然气”； “将中国煤炭技术引进非洲”；“环境审计简介”；“能源单位及其相互转换”； “发展型煤政策的逻辑构思”；“煤炭市场的供需特点”；“能源政策与气候变暖”(英文） （13）《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期 （14）《中国发展再生能源的社会经济条件》(英文)，第六届国际能源会议论文，1993年（15）《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16）《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
“说真话”这顶高帽......
个人主张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个人动机来说是高尚的，但在普遍意义上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私”是人类本性，也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前景并不暗淡，重要的是肯定私利，反对特权，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创造力。 政治改革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快乐学 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财富不是。快乐是衡量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好坏的惟一和无上准则。助人不要给人带来负担，争取自己的快乐的同时给别人快乐，要增加快乐的总量，要不折不扣地进行帕累托改进，即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快乐，而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一个社会要有宽容精神，也要有批评，从善意出发的批评就是二者的结合。“以直报怨”是化解一切矛盾应有的态度。以直报怨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直率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用适当的制裁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让他有改悔的机会，惩罚中有爱心。
炮轰耕地红线 根据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其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指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直接导致了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也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主张在市场经济机制下通过国际社会购买。 茅于轼先生曾宣称“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果真能够“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说话倒也无妨，穷人至少得到了真实惠。但是茅先生此次的一番宏论，却难免让穷人惊悸。 资料显示，到2006年，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仍有36.4%的农村不同程度缺粮，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此来看，茅先生自己有饭吃，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温饱了。茅先生主张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即便在缺粮的情况下富人也可以通过向国际社会购买来丰衣足食，但并不一定是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所有人都买得起。资料显示，预计未来5到10年间全球粮食价格还有可能上涨10%-20%，这是低收入者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未必有充足的粮食可以购买，为应对30年来首遇的全球粮食危机，5月3日至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举行全球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预计到2025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75%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实际上，目前全球有37个国家存在粮食短缺危机。而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和人口不断增加。茅先生将房价上涨归咎于耕地红线的限制，似乎经不起推敲。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只有80多平方米。具体来看，香港地区和日本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7.1平方米和15.8平方米，而中国内地人均住宅面积在2006年就达到了26平方米。住宅建设上暴发户式的摆阔心态，使得大户型、复式结构、别墅豪宅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下，即使提供再多的耕地开发住宅，恐怕也只能延续“全球最大建筑浪费国”的窘境和加深“土地财政”的自我束缚，很难有助于房价下降。
人物评价 茅于轼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已故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儿。在中国，一提起经济学随笔，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茅于轼，他是较早以随笔的形式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道理的。1994年，茅先生的一部《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阐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该书一版再版，几乎成了经济学随笔的代名词。随后他又推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一直笔耕不止，又出版了《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以经济随笔、演讲录的形式，对农业、入世、自由、道德等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他的许多观点非常引人注目，他的文风恰如一句古诗：“润物细无声”。茅于轼自认为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学家，他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纠正社会上一些人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在研究学问上，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掌握教科书中的定理，还要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生活例证。
他给了你多少钱？能不能也介绍我也来做这样的事？
你举的例子再多和他说的卖国言论有关系么？你说再多那些话也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啊
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本书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的理性的分析，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作者本着关注最底层社会民生的态度，呼吁反思人民利益，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2012年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重磅新书《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茅于轼新作《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精彩内容选刊)
看看上面的 看看他到底是在为谁说话 自己看清楚 那些黑他的无非有两种 一种就是无脑粪青听风就是雨 还有一种就是损害了他利益的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看看理性思考 都一上来就跟风使劲喷 为民说话成了汉奸我去
@sorrowful_雨@虐心摩蝎
茅于轼真爱国，所以他是专家；楼主一个屌丝，却急着为专家洗白，可见。。
中国良心啊！
支持茅老！
我对此人有意见，这是我的个人视角问题，不涉及其他。我就是对此人有些话很不爽，有本事他别说，就像很多人不爽那些历史名人一样。然后，我想说，我们这个国家矛盾太多了，没房的骂政府房控不利，三套房的骂房产税太狠，两套房的也跟着指责政府——“三套房的不管来搞我们”，所以，对于现在政府装傻的行为我表示赞成，对维稳我表示赞成。（我可不想以后莫名其妙被一些少数民族大叔割喉了）最后，茅以升一直在干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情，他的经济理论就像西方那些一样不靠谱，比如这次黄金做空，他就扯谈了。
嗯，真爱国啊，身为经济学家，竟然主张连粮食这种战略物资从外国进口
关于选票，首先参考三哥，然后我想问，中国的人大你吃了？你12人投票选谁？谁都没用政府的一大职责就是被骂！没房的骂政府房控不利，三套房的骂房产税太狠，两套房的也跟着指责政府——“三套房的不管来搞我们”你换马英九来管我们，呵呵~你就懂了
跟他兄弟比他就是渣渣
我说他是汉奸我又没砍他脑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行？他是对的就用时间和历史来鉴别啊，300年后公道自知！戈尔巴乔夫不是改革与民主的典范么？戈尔巴乔夫给俄罗斯的印象，就是我对茅于轼的看法。戈尔巴乔夫的理论牛逼啊，结果普京才不和他墨迹呢，三下五除二把俄罗斯带出了戈尔巴乔夫挖的大坑。（现在想到戈尔巴乔夫的“窒息疗法”我就给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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