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唐栋：领袖人物被任意丑化矮化，相信每个有良知的艺术家都坐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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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极大的鼓舞，更指明了文艺工作的发展方向。
《解放军报》近期将在军旅文化专版陆续推出一批军旅文艺名家的访谈，通过他们的创作体会来展现军队文艺战线围绕强军目标，用强军文艺服务官兵的艺术实践。
今天（4月11日）见报的是著名军旅作家、戏剧家，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唐栋的访谈。文章题为《用强军文艺砥砺士气》。
唐栋（中，资料图）
访谈中，唐栋说，当西方舆论肆意抹黑攻击党的领导，当互联网上别有用心之人反复聒噪“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论调，当领袖人物、英模人物被任意矮化丑化，相信每个有良知的艺术家都坐不住了，军旅舞台上需要类似直接描写军魂、描绘领袖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来帮助部队官兵和老百姓更加深刻地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和制度起源、历史脉络和历史经验。
访谈全文如下：
4月上旬，作为“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唯一一部军旅戏剧作品，由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共产党宣言》，在国家话剧院剧场隆重上演。
这是话剧《共产党宣言》自2011年夏天至今第3次晋京演出。这部关乎信仰与理想、“提神”又“养心”的主旋律作品，在戏剧舞台上一次次成功征服观众，对此现象，有评论称该剧作让人们“重新感受到了主旋律作品感人肺腑、促人奋进的艺术力量”。
该剧编剧，即著名军旅作家、戏剧家，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唐栋。此次演出前夕，笔者又得知他最新创作的以民族音乐家冼星海在陕北创作《黄河大合唱》一段经历为线索的歌剧《天下黄河》，将作为总政歌剧团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剧目，于今年秋天在首都盛大献演。笔者深度对话唐栋，解密其军旅戏剧创作背后的文化密码，透视其独具魅力的艺术人生。
文艺战士应为部队官兵凝魂聚气“订制”精神食粮
王欣阁（以下简称王）：话剧《共产党宣言》每次晋京演出，都会受到媒体和观众热切关注，请您谈谈这次演出的一些情况。
唐栋（以下简称唐）：这次演出主要是参加由国家话剧院主办的“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这个项目以“重视原创、紧跟时代、艺术精湛、服务人民”为宗旨，邀请全国各地20部原创大剧场话剧和15部原创小剧场话剧在京集中展演，我们是参演的唯一一家军队文艺单位。这部戏2011年就已公演并赴全国各地巡演，时隔4年后不但没有淡出公众视野，还能被这样一个权威和新锐的展演活动选中，确实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国家话剧院的专家、艺术家能够看中这部主旋律正剧作品，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王：请您谈谈《共产党宣言》是一部怎样的剧作？当初为何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
唐：这部戏是我们广州军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与广州市委宣传部联合打造的献礼剧目。应该说，这是一部讴歌理想坚守、呼唤信仰回归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描写的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折射的却是当下人们信仰的重建和守护。我和蒲逊想通过革命战争年代一位普通共产党人的命运遭际，表现《共产党宣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一个判断：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和崇高精神，其实就是一部活的《共产党宣言》。2011年至今，这部戏已在北京、广州、深圳、惠州、长沙、济南等地演出200余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2013年参加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时，获得了包括第十四届“文华大奖”在内的4个重要奖项。其实，当初创作目的很单纯，就是想为我们心中的信仰和道德法则唱一曲赞歌。这些年我们不难看到，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弱化，正在转化成一件件人为的灾难，社会正在为多年积累的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承受着沉重的代价。遥想革命战争年代，除了对党的事业无比坚贞的信念和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情怀，还有什么能让人们舍得以命相搏、慨然赴死？创作这部戏，就是想告诉当今的人们，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东西值得拿自由、享乐，乃至亲情和生命去置换，那就是信仰和追求、理想与尊严。
王：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作为有着45年军龄的文艺战士，您肯定第一时间学习领会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心得？您觉得如何将会议精神落到实处？
唐：这个座谈会开得很及时、意义很重大，我感到很亲切很振奋，增添了信心和力量。这个座谈会的召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军队文艺事业，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习总书记的讲话代表了人民的心声，说到了作家艺术家的心坎里。现在我明显感到军队文艺系统、文化单位更加风清气正，作家文艺家到基层部队深度体验、深入挖掘、深刻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高了。习总书记号召我们要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军队文艺战士就是要围绕实现强军目标、服务“能打仗、打胜仗”寻找选题，围绕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提炼主题，围绕激扬英雄主义、激发战斗血性塑造人物，只有用铁血昂扬的强军文艺砥砺士气，才对得起党和军队的厚望重托，才对得起文艺战士这个光荣称号。
下一步，我要将目光聚焦当代军营生活的原生态，多创作现实军事题材作品，塑造那些土生土长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这是我创作上的转向。我觉得军队文艺工作者有必要为部队官兵凝魂聚气“订制”精神食粮，我正在加紧创作修改的话剧《对抗》，着重关注我军信息化建设的时代进程，这将是戏剧舞台上第一部聚焦无人机部队官兵生活的作品。拥有新式武器装备的高科技部队，无疑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生成点。主创人员铆足了劲想创演一部有兵味、接地气、体现打仗血性、富有思想深度和突破亮点的作品，为此我曾3次到广州军区某电子对抗旅深度采访体验，真是收获良多感慨良多。这部作品今年内将正式公演，希望大家看到一部不一样的军旅话剧作品。
文艺战士应不忘“初心”，始终要有社会责任和艺术担当
王：有文艺评论家认为，您创作的话剧《支部建在连上》有两点主要贡献：一个是编剧深刻洞察了历史的逻辑关系，清醒认识到“支部建在连上”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显示出深邃的史识眼光和雄健的思想魄力。另一个是对青年毛泽东的形象塑造，既符合历史逻辑和现实处境，又符合其性格特点，总体上有突破、有创新。您认可这种说法吗？您认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主题开掘和人物塑造上应把握些什么？
唐：对作家艺术家来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积累，以及历史认知、哲学思辨、艺术审美等方面能力的全面展示。习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这其实说出了作家艺术家创作出好作品的基本前提。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首先，少不了深刻的历史观，只有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深入研究，才能赋予作品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深邃感；其次要有对现实的干预热情和关照冲动，这类戏剧作品走进历史是为了反映当下，历史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特殊关注和冷静思考；第三是要有富有历史意蕴和时代感的舞台呈现，舞美、灯光等各种舞台表现手段，要体现创新思想，彰显艺术智慧。在人物塑造上，类似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形象，最重要的是不要捧上神坛，而是还原为人，但同时他又不是一般的人，他对中国革命和我军建设有着非同寻常的贡献，他的内心挣扎和冲突矛盾，又是普通人所没有的。关键是走进人物内心深处，结合历史事件的发展走向，找准人物个性的发展脉络。
王：作为主旋律题材作品，话剧《支部建在连上》的创作难度非常大，面对观众和市场时并不讨巧，您为什么还一直坚持这种创作选题？
唐：这部戏取材于秋收起义部队攻打浏阳失败之后，从1927年9月文家市转兵到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的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我始终觉得，文艺创作不能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要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实，用现实的思考看历史。当西方舆论肆意抹黑攻击党的领导，当互联网上别有用心之人反复聒噪“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论调，当领袖人物、英模人物被任意矮化丑化，相信每个有良知的艺术家都坐不住了，军旅舞台上需要类似直接描写军魂、描绘领袖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来帮助部队官兵和老百姓更加深刻地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和制度起源、历史脉络和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如今社会主体、经济主体的多样性、流动性大大增强，如何创新组织建设、使党支部仍然能够在最基层扎下根来，是需要重温历史、深入研究的新课题。本着这一份社会责任和艺术担当，我们坚持把这部戏搬上了舞台。我一直觉得，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注重对现实的关照，否则作品便会缺失现实意义，也会失去当代人的审美认同。当我们的戏剧舞台到处充斥着娱乐、调侃、戏说，其实是很危险的。在市场诱惑面前，我们作家艺术家应不忘“初心”，不忘当年从艺时的激情冲动和理想主义情怀，真正从个人内心愿望出发、从受众精神建设和心灵成长出发，多做一些有思想、有内涵、有情怀的好戏。
王：您刚才说到了社会责任和艺术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您认为，作家艺术家如何强化责任和担当意识？
唐：军旅剧作家应该创作什么？如何投入心力去创作？如何使笔下的人物形神兼备，引发观众心灵共振？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恒久困扰着每一个创作者。中国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句是“干什么的吆喝什么”，一句是“吃谁的饭给谁干活”。这两句朴素的话语说出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这就是人要有良知、要有责任感。军旅作家首先是一名战士，对这支军队、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啥容易火写啥，啥来钱快写啥。军旅作家手中的笔，应该更多地为时代抒写、为人民抒怀、为官兵抒情，时刻关注军队的新军事变革和现代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军人本色、坚守艺术理想，是一种最起码的担当。作家艺术家的担当，还表现用脑袋思考，用思想写作，用身体力行，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情怀，与这个国家和民族休戚与共、荣辱相依。在社会转型期，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空虚浮躁的考验下，假如作家只关注个人的感受，放弃或淡化对社会发展、对军队建设的责任，甚至跟风去追逐什么“市场效益”，其作品就必然矮化，必然不会有大格局、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更多来自于自身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革命信念的坚守。
文艺战士应保持“冲锋姿态”，创作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王：您原来在祖国西北边陲生活工作了20多年，随后又来到繁华富庶的广州，这种地域环境的反差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唐：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创作环境的变化，对创作心态、生活积累、精神蜕变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常说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览祖国山川形胜，领略各地风土人情，见识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在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同时，还能够涵养创作者的胸襟气度，提升审美鉴赏能力。盛唐时李白仗剑游历，饱览祖国名山大川，甚至远足贝加尔湖畔；杜甫的一生更是颠沛流离、东奔西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自然界的风声鹤唳和人生的凄风苦雨，都成为他笔下沉郁顿挫、厚重有力的诗歌意象。上世纪90年代初，我南下到了广州，我需要有一些走南闯北的经历，需要了解和体验与西部边陲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现在虽然常年在广州生活，可是新疆那片土地，那方山水，那座军营，那些战友，那个年代，把我的灵魂紧紧包裹，改变并塑造了我的筋骨，我早已与它们融为了一体。这种地域的交融和碰撞，带给我更多新鲜的艺术灵感和审美体验。去年，我受邀为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歌舞剧《达坂城的姑娘》，又一次次奔走在新疆大地上，直接得益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互鉴。我深刻感受到，最美的艺术，还是来自于大地的馈赠。
王：您创作小说时曾在全国全军屡获大奖，现在从事戏剧创作同样达到一流水准，当初是什么促成您创作的转向？您如何平衡这两种不同创作样式的关系？
唐：我搞创作以来，无论是最初写小说，还是后来创作戏剧，写出的小说全都发表了，戏剧也基本都搬上了舞台。回顾我的创作生涯，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顺势而为、随遇而安。1969年入伍后开始业余文学创作，第一篇小说《铜墙铁壁》在《新疆日报》发了一个整版。1976年10月调入新疆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后，正式开始戏剧创作，创作了话剧《天山深处》（合作）、《草原珍珠》。1986年部队整编，我被安排到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有了更多时间写小说，评论界所称谓的“冰山”系列小说大部分是这时创作的。其间不断接到写话剧邀请，比如为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写了话剧《祁连山下》。这段时间，小说和戏剧创作穿插进行。在我看来，小说创作更偏向于个体，而戏剧创作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群体艺术；小说创作因为没有时间空间限制，可以海阔天空、信马由缰，任思绪自由驰骋，而戏剧创作受舞台空间和演出时间的限制，犹如带着镣铐跳舞，显然更有难度和挑战性。从艺术角度来讲，这两者并不矛盾。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比如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般对小说、诗歌、戏剧等诸多文体均有涉猎。短篇小说大师契科夫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是他的戏剧作品，高尔基、雨果等文豪也热衷戏剧创作。老舍、莫言、刘恒等作家既写小说又写话剧，莫言曾说:“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他编剧的《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都备受好评。其实艺术都是相通的，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可以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一个好的剧作家，如果去驾驭长篇小说的话，其结构和表述能力绝对不会差。
王：从事文艺创作这么多年，您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您觉得当前军旅戏剧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唐：我一直在想，现在各类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舞台上各种剧目层出不穷，为啥读者和观众还觉得不解渴、不满足？到底有多少作品能征服受众、进入史册？客观地说，当前有太多缺乏思想内涵、精神高度和文化魅力的“快餐式”“应景式”“撒娇式”作品。我不能接受文艺作品对现实矛盾的失语、艺术创作的失真，特别是一些作家艺术家盲目追捧好莱坞式的时尚、“韩流”式的潮范儿，塑造的中国军人形象怪诞而不接地气。当下部队流行这样一句话，叫“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我套用这句话说，叫“写作没生活，一切瞎忙活”。文艺战士要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主动到基层官兵们中间去，用生命和热血体验生活，用心触摸新军事变革的脉搏，捕捉新鲜真实的第一手创作素材，才能打通与读者和观众心灵交融的路桥，创造出引发心灵共振和精神共鸣的好作品。戏剧艺术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更有自己的专业特殊性，良好的创作环境非常重要。军旅戏剧曾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辉煌。现在全军只有总政话剧团一个专业剧团，各军区有的只有一个10人编制的话剧队，有的连话剧队都没有，人才缺乏的问题较为突出，好的人才留不住、进不来，新生力量迟迟顶不上来。特别是优秀编剧人才奇缺，已成为制约军旅戏剧艺术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亟待引起足够重视并有效解决。
责任编辑:董佳宁答《中国文化报》记者问
答《中国文化报》记者孟祥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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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您是1969年11月入伍的，1976年10月调入新疆军区话剧团任创作员。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入伍的？您对部队有怎样的感情？
唐：说实话，最初我是没有想到要入伍的，因为我在校时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好到几门主课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偶尔有哪门课考了个八、九十分，那是要难受一阵子的；而我所在的那个蔡家坡中学，当时的高考升学率每年都在98％左右。所以我那时的目标就是北大、清华等一些名牌大学，压根就没想着去投笔从戎。后来“文化大革命”搞大了，大学停止了招生，我接受了一年多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发生了珍宝岛之战，不绝于耳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似乎在告诫着国民，战争有可能就在明天爆发。我同其他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一半是誓死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一半是为着寻找出路，于是就报名参军了。一穿上军装，我们这一批新兵就在闷罐子火车里摇晃了四天三夜，又在帆蓬卡车上颠簸了两夜三天，到了遥远的、飘落着巨大雪花的西部边境线上，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边防战士。那时“准备打仗”的气氛特别紧张，一个月下来每天夜里抱着枪睡觉，不脱衣服，真正的“枕戈待旦”，身上都长了虱子。最苦的是野营拉练，隔三岔五地要背着将近一百斤重的装备，在漆黑的夜里踩着厚厚的积雪疾走十几、甚至几十公里，那才真正体验到了“两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滋味，有时坐下休息片刻后就再也站不起来。若干年后，我怀疑我的个子再也没有长高过就是拉练时那些装备压的。
我相信一个学生学习好并不仅仅因为天分，主要还是源于有志向有目标。所以我自然地把这种东西带进了部队，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一直是一名受领导表扬的优秀士兵。但后来就变得不怎么“优秀”了，原因是因为与文艺结了缘——那时团里、军分区每年临近八一建军节或者春节，都要临时成立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演出队。而每次都要提前一个月把我抽调到团部或军分区去，让我先写出一台节目来，有快板、相声、对口词、三句半、小歌剧等，然后再把其他人集中起来排练，这时我又成了伴奏员，二胡、三弦、笛子、手风琴、小提琴，样样都能糊弄几下。那时在基层连队，领导喜欢的是新闻报道，而不大喜欢你去搞文艺。加之我又利用空闲时间写起了小说，他们就更认为我在“不务正业”。我将第一次在《新疆日报》发表的一篇小说拿给战友们看，那是一个在边境线上抓特务的故事，瞎编，整整一版。随后指导员就把我叫去谈话，教导我做人要老实，同名同姓就说是同名同姓，干吗要说小说是自己写的。因为他不相信，我一个新兵蛋子，遥远、闭塞的天山深处一个边防连队的战士，怎么可能在省报上发表那么大篇幅的小说？当我拿出报社寄给我的信笺给他看时，他才勉强相信了，但接下来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他明了对我说这是不务正业，叫我把力气用在地方上，多写点新闻报道。后来由于我落实指导员的指示不坚决，便在当了七年的战士后被宣布复员退伍了。恰在这时，新疆军区文化部的领导由于早先就注意到了我发表过的一些作品，便撤销了我的复员命令，调我去新疆军区话剧团做创作员。离开边防连队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我独自骑着马沿着边防线走了整整一天才到了能看得见人的地方，然后又坐了三天汽车到达乌鲁木齐，命运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改变了。
不夸张地说，我可能是最地道地从边防战士成长起来的唯一一个剧作家，我对部队、尤其是对新疆边防部队的感情，仅仅用“深厚”二字来表达已经远远不够了，那片土地，那方山水，那座军营，那些战友，那个年代，把我的灵魂紧紧包裹，改变并塑造了我的筋骨，我早已与他们融为了一体。即是多年后我先后到了兰州和广州，他们也依然在我心中，我的几乎所有作品里，都有他们的身影。至今，那个名叫阿拉玛力的边防站，依然与我保持着电话与书信联系，他们把我的作品与书画放在连队荣誉室里，还在营院矗立了两块石雕，一块刻的是出自我那个连队的著名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块刻的就是我的简历和作品择录。这令我感动不已，惶恐不已。我知道，这是对我莫大的鞭策。其实，他们才是永久矗立在我生命中的雕像，我曾经写过一副字寄给他们：“阿拉玛力，我永远的怀念与自豪”！
孟：您创作了大量优秀小说、剧作，像小说《兵车行》、《沉默的冰山》、《雪线》、《红鞋》等“冰山系列”，剧本《天山深处》、《岁月风景》、《回家》等。这些作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部队生活给了您怎样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唐：那时候年轻，没有什么高妙的写作经验，也没有读过多少书，更谈不上借鉴西方的什么流派，写作的全部财富除了满腔热情和全神贯注，就是生活积累了。每当拿起笔来打造一部作品时，你就会感到，过去当战士时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哪怕时点点滴滴，都是上帝恩赐给你的宝贵的财富。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文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也好、情感也好、人物也好、各种社会关系也好，都来自哪里？当然是来自生活，就像孩子必须来自于母体。所以，尽管我有着多年的连队生活体验，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岁月里，我每年都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度过，而且哪里最为艰苦，就往哪里去。位于喀喇昆仑山被称之为生命禁区的神仙湾哨卡，海拔五千多米，我是第一个登上她的作家，正如她神话般的名字一样，她给了我前所未有的生命感悟和创作灵感，我从那里满载而归，一口气写下了话剧《天山深处》、《草原珍珠》，小说《兵车行》、《沉默的冰山》、《雪线》、《雪岛》、《雪神》等，形成了“冰山系列”，被评论界认为是“开创了冰山文学之先河”。九十年代初，我南下到了广州，许多人以为我“孔雀东南飞”，追慕改革开放前沿的生活环境，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有二：一是那年有一位广州军区的首长去新疆考察，由于我对新疆边防比较熟悉，领导便派我去陪同。所到之处，官兵们听说我就是唐栋时，表现出的尊重与热情令这位首长大为感慨。比如在一个我以前并没有去过的哨卡，当有人向哨兵介绍我是一位作家时，哨兵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说：“俺们这里也有一个作家。”问：“是谁？”哨兵一扬脸说：“唐栋。”其实这个哨卡离我当兵的那个连队隔着一百多里地。过后，这位首长便有了调我去广州军区的意思；二呢，我已经深深地意识到了拓宽自己的生活领域的必要，对西部边陲的生活虽然很熟悉，但毕竟过于狭小，就像是一口井，再深也就只能看到有限的天空。我需要有一些走南闯北的经历，需要了解和体验与西部边陲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作品内容的丰厚必然建立在生活层面的丰厚之上，尤金.奥尼尔、阿瑟.密勒、杰克伦敦、海明威、狄更斯、乃至中国古代的李白、杜甫等等，无不有着纵横天涯的生活经历，即是专写自己家乡那枚“邮票”的福克纳，也是在拥有了其它地域的广阔的生活积累后，再转身杀回马枪的。事实上，我到南方后的作品当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西部边陲生活的影子，比如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岁月风景》，从人物到故事，从情节到细节，都是我当年在西部边防连队时的生活积累和感受，只不过将场景放在南方海边的一个连队罢了；比如话剧《回家》，主人公的原型干脆就是我在新疆军区话剧团时的老团长，只是把场景移到了广西的百色老区。
写作犹如种树，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精心侍弄着一棵树，但这棵树长得再好，也成不了森林。只有当森林出现时，才会有藤缠蔓绕、鸟鸣兽走的壮观。
俄国的梅耶荷德喜欢引用一位艺术家的话说：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就如同是葡萄和葡萄酒的关系。你想酿造葡萄酒吗？那就得有葡萄。葡萄越多，酿出的酒就越多；葡萄的品质越好，酒的品质就越好。如果在生活中采收不到葡萄，就无法酿造出美酒。
葡萄在哪里呢？当然在泥土里，在田野里，在阳光雨露里，在作家艺术家的真诚里。
孟：这么多年来，您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有哪一部或者哪几部是您最满意的？为什么？
唐：作品总是令人遗憾，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认知能力的增强，你会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作品的缺陷。有的作品简直就不是东西了，看都不想再看它一眼。大凡这类作品，要么就是用了力而没有用情，要么就是离功利太近而离人心太远。当然，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这类作品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是成长进步过程中的脚印，它总能给你一点经验教训和某些启示。要问我对自己哪几部作品最为满意？相比较而言，话剧当中我觉得九十年代的《祁连山下》、《岁月风景》和近几年的《回家》、《天籁》可以提一提，这几部话剧各有各的不同，但演出效果都还不错，都是来自于生活，出自于我的真情实感，尽可能的往观众的心里头走了走，尽可能的对社会时态作了关照。每一部戏，其实我都想让它成为某一个时期的社会缩影和人物写照，这胃口也未免大了些，但不往最高处去努力，站位就可能更低。小说当中，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早期的“冰山系列”，那批作品，摆脱不了稚嫩，有的甚至概念化和简单化，但那时的我在创作中充满了真诚和激情，以一双单纯率真的眼光寻找世界，在漫漫黑夜中总能看到光明，在迷蒙风雨中总能看到彩虹，作品中的生活是那样新鲜。如今，要想重新找回这份真情，我真担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孟：作为剧作家，您认为，部队官兵尤其是基层官兵，最需要什么样的艺术？
唐：如今部队官兵的文化素质提升了，欣赏文艺作品的方式和机会也多了，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就高了。三十年前文工团下部队慰问演出，战士们能看到女演员就高兴，至于演出怎么样，那肯定是把双手往死里拍。现在战士们当然也还高兴看到女文工团员，但更希望看到好的文艺演出。据我的了解，官兵们最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兵”和“官”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兵们喜欢看轻松愉快的，官们可能更喜欢看能配合部队思想教育的。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都需要看到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心灵比较贴近的艺术。在艺术形式上，官兵们更喜欢歌舞？还是更喜欢话剧、小品？问他们，说都喜欢。我观察他们看演出时的姿态，看歌舞时坐得笔直，双手扶于膝上，目不斜视，一个节目完了就热情鼓掌，偶尔露出些笑脸，至于心里是什么感受，看不出来；而看话剧、小品就不一样了，开始坐得还是很直，看着看着就激动，就流泪，就笑得前仰后合……在城市里，话剧似乎不那么景气，一些话剧送票、免票还有人去看，但要卖票，就成问题了，这里面当然隐藏着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不在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列。我要说的是，在军营、在战士们中间，话剧是很受欢迎的，问题是他们很难看到话剧。这几年，我们战士话剧团下了很大的决心，硬是先后带着《回家》、《天籁》两部戏下到了基层部队，连广西百色老区这样偏远的地方都去到了。官兵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欢迎与感动，你从热烈的剧场效果中就能看得出来。为了能让更多的官兵看到话剧，我们为每一部戏做了一套简易布景，这样就不受剧场条件的限制，在任何一个礼堂、甚至在露天广场，都可以演。
总之，战士们是渴望有人去给他们演出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艺术，他们都高兴看到。至于下面部队的有些领导欢不欢迎你去演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领导有他的考虑：几十个、甚至近百个人来演出了，住，怎么办？吃，怎么办？接待经费怎么解决？每个领导都忙于各自的工作，抽谁来搞这摊子事？等等，也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我们每次安排下部队演出，也是愁于去哪里演？要打许多个电话联系，还要靠点熟人关系。而一旦去了，演了，他们总会抓住你的手由衷地说：“太值了，太有意义了，下次一定要再来呀，我们打明天开始就把酒备着！”
孟：战士文工团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欧阳海之歌》、《红色娘子军》、《南海长城》、《人民军队忠于党》、《我是一个兵》等一大批精品佳作，都诞生在这个优秀的团队。在发挥军旅文艺鼓舞官兵、激励官兵、教育官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您如何看待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
唐：现在的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是由原来的战士歌舞团、战士话剧团、战士杂技团合并而成的。其实真正合并的是歌舞和话剧，杂技团还是一个独立的团队。我担任过十年战士话剧团的团长、两年半战士文工团的政委，相比较而言，我最为熟悉的还是战士话剧团，所以我还是主要谈谈话剧团吧。
“战话”是我军最早的戏剧团体，1933年4月，红一军团战士剧社在井冈山宣布成立。其前身是1928年1月由罗荣桓同志创建、4月正式纳入部队编制的红四军宣传队。罗瑞卿、刘旷达、潘振武、梁必业等同志都先后担任过战士剧社的社长。战士剧社的成立，使中央红军的宣传文化工作有了蓬勃的发展，在日红一方面军举办的文艺会演中，剧社演出了四幕话剧《南昌暴动》和《杀上庐山》，这是我军话剧的开篇之作，《南昌暴动》由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编剧，军团保卫局长兼俱乐部主任罗瑞卿担任导演；《杀上庐山》由李伯钊、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编写，周恩来审阅，罗瑞卿导演，聂荣臻、罗荣桓、林彪、钱壮飞、童小鹏等人都在剧中扮演过角色。1934年10月，战士剧社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到达陕北后，战士剧社的火种便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撒向了大半个中国。日，由战士剧社延伸下来的这支文艺队伍，被中央军委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广州战士话剧团，后来易名为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话剧团，开始了新的一页。
战士话剧团成立以来，继承和发扬了其前辈的“战士剧社精神”，心系部队官兵，情牵祖国人民，不畏艰难困苦，勇攀艺术高峰，先后创作演出了《南海长城》、《红缨歌》、《带兵的人》、《英雄工兵》、《秋收霹雳》、《神州风雷》、《欧阳海》、《祖国屏峰》、《血染的风采》、《李闯王进京》、《都市军号》、《宋王台》、《生在“八·一”
》、《岁月风景》、《棕榈·棕榈》、《回家》、《天籁》等四十多部大型话剧以及近百个小戏小品。每年为基层部队官兵及人民群众慰问演出60多场，先后有20多部话剧晋京演出，获得过全军、全国多种奖项，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了解了“战话”的历史，也就知道了为什么“战话”、战士文工团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剧目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士话剧团就是军旅戏剧的一块活化石。
孟：战士文工团是哪一年改制的？您如何看待文工团改制？内心是否也充满迷惑？
唐：2004年12月，在全军体制编制调整中，战士歌舞团和战士话剧团的建制撤销，合并为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
编制体制的调整，是军队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无可厚非。但就军队文艺单位这一块，如何改，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我的经历中，曾经有过三次文艺单位的整编，而整编的方式就是几个团合并，几年后又分开，分开些年再合并……这样分分合合，总是要伤一些元气。这次又是合并，而且大量减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说要严格落实编制，一方说要保留人才、保留队伍，结果其实并没有减去多少人。但是话剧队伍的“庙”，却给拆了个差不多。每次整编改制，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话剧，不管哪个单位，合并之后都是要以歌舞作为重点和龙头，话剧必定是退而次之。现在，军队就剩下总政话剧团一个完整的建制了，其它军区、兵种的话剧团都变成了小品曲艺队，以“话剧队”保留下来的也就是“战士”与“前线”了，但按编制也就区区十人，演一台大戏，得从外面借许多人，成本自然也就增大了。
你问我内心是否充满迷惑？岂止迷惑，还有忧虑。我总以为，综艺类节目是演给观众看的，而话剧则是演给一个民族看的。当话剧被疏远、被弱化时，舞台乃至文化上的生态失衡就出现了。谁都知道，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旦出了问题，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人曾对我说：话剧没减弱啊，小品不是还很火吗？我说：小品根本就不是话剧！试想，当我们的后代几乎就是在小品和流行歌曲的熏陶中成长起来，当小品差不多快要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话语时，我确实非常忧虑——若干年后，假如我们的后代同大洋对岸进行某种艺术对话时，说什么？人家说戏剧、说交响乐，我们的孩子说小品、说流行歌曲？人家说莎士比亚、说奥尼尔、说贝多芬，我们的孩子说赵本山、说潘长江、说张惠妹？我相信，一个在小品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和一个在经典戏剧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其素质会迥然不同。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我并非危言耸听。
孟：在许多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戏剧、影视作品中，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天籁》令人耳目一新。您和蒲逊创作的这部话剧，使观众对长征有了新的感受和理解。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长征，塑造了长征不同于众的新形象。您能否谈一下创作这部戏的具体情况？
唐：去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大家憋足了劲得搞一台话剧，搞什么？长征题材的戏剧已经不少，如何寻得一个新的角度和新的写法呢？这时我们想到了前辈——战士话剧团的前身战士剧社，就写长征路上的战士剧社或者说战士剧社在长征路上，那是一段多么迷人、多么富有意味的精彩华章啊！我们讲“先进文化”，人民军队先进文化的根在哪里？不就在井冈山、在长征路上吗？话剧这门舞台艺术形式，自从传入中国以来，立即融入到了我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有力武器；而我军的革命文艺活动，几乎在人民军队诞生的同时就开展起来了，受话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影响出现的战士剧社，就是一个例证。
因此我和蒲逊设想，《天籁》应当既是一部再现长征壮举和讴歌长征精神的话剧，也是一部战士剧社的后代演绎前辈精彩华章和追寻自己血脉渊源的话剧；既是一部直接描写我军文艺工作者战斗生活的话剧，也是一部颂扬我军红色文化传统的话剧。我们要生动、形象、真实地显示出革命文艺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有特殊意义和特殊作用的战场。同时也要让观众看到，长征，不仅仅是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长征，也是一次民族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长征。我和蒲逊，都是战士剧社的后代，我应该算是战士话剧团的一名老兵了，蒲逊也在“战话”工作了7年，即是转业后也一直在给“战话”写戏，单单就这份难分难舍、融入血脉的感情，也要把这个戏写出来。在写戏的那些日子里，我脑海里尽是战士剧社的历史画面，眼前不断浮现战士剧社前辈们的身影，仿佛他们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他们在朝我微笑，脸上充满了期盼，这令我感动得常常泪水盈眶。蒲逊在这部话剧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具有娴熟的编剧技巧，对话剧的艺术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态度又极其认真，无论从人物塑造还是从情节设置、细节、语言等方面都为该剧的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天籁》，是我们交给战士剧社前辈们的一份作业，是我们对那份情感的一个寄托，是我们对自己心灵的一点安慰。
孟：您曾经说过，一个好的艺术剧应具备三个要素：深刻的历史观、对现实的热情以及与时俱进的舞台处理。您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实践这三个要素的？
唐：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而且，对一部好的戏剧的要求，也不止这三个要素。我所说“深刻的历史观”，是说戏剧要有历史的厚重感、文化的深邃感，要让观众看到你这出戏是从哪里走过来的，看到你这出戏的价值与意义；“对现实的热情”，主要是指许多戏剧对现实不热情了，对现实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麻木和冷漠，甚至有意逃避现实。而戏剧，尤其是话剧，其优势和观众对它的期待，恰恰就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反映。失去了这一点，就失去了话剧的立身之本；“与时俱进的舞台处理”，是指包括舞美在内的各种舞台表现手段，要有创新，有发展，有智慧。但形式必须服从于内容，盲目地、一味地追求舞台花样，甚至到了奢华、繁杂的程度，大制作，大耗资，这肯定违背了艺术的原则。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这叫本事；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不叫本事。前些日子中国剧协董伟书记带着我们几个赴俄罗斯出访，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等几家演出的话剧，那个舞台呀，真的是非常简单、干净，要是转移搬迁，全部东西也就装一辆卡车，但你却丝毫感觉不到简陋或者缺少了什么。我一直在想，我们与他们关于舞台的差异为何这么大？在他们的剧院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我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海鸥标志，看到了契可夫、果戈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雕像，更有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时，我一切都明白了。我们没有这些。
我在创作中，每部作品都尽力想往那些理想的标准靠拢，但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跟你方方面面的积累与准备有关，与你对题材的熟悉程度有关。不过，首先得有高标准、高目标摆在前面，这样才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
孟：在纪念建军80周年的日子里，作为一名部队剧作家，您有什么感言？有没有具体的作品献给建军80周年？
唐：十二年前，我从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去了战士话剧团担任领导工作。十二年里，我写了十部话剧，十次晋京演出，与这个团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前不久，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回到了军区创作室，其实为了这个团队也好，为了话剧事业也好，我是不可能脱离话剧的了。马上就是建军八十周年的纪念日，八十周年，应该是一支军队的鼎盛之时，一支鼎盛之时的军队，必然要有鼎盛的文化与之伴随。我想拿我和蒲逊创作的话剧《天籁》，作为向建军八十周年的献礼作品，愿我们的文艺，永远发出天籁般的美妙声音，润泽我们伟大的军队和民族。
孟：今后在创作上有何打算？比如说新近有何创作构思？
唐：今后创作的时间多了，而且积累了这么多年，思考了这么多年，也着急了这么多年，肯定有新的创作计划，话剧、小说都有，但还是现在不说的好，等作品出来了，再请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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