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六艺》动乱天下的腐儒皇帝王莽——《丑陋的中国读书人》之十二　　　　　　自西汉至太平天国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要么是痞子流氓出身，要么是军阀官僚出身，要么就是氏族首领出身。但是，这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也的确出过一位唯一的以儒生身份成为开国皇帝的人物，这个皇帝，就是西汉与东汉交替之间的新王朝的皇帝王莽。只是，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腐儒皇帝，当上新朝皇帝之后就大搞复古政治，他用儒家《六艺》经典和“董儒”的谶纬之学搞得天下大乱，王莽只当了14年皇帝，这新朝就灭亡了。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实，即使是像王莽这样的儒生秀才当上了国家最高君主，那同样也是不成的。儒生秀才主政往往效果甚差的这种中国政治历史规律现象，很值得今人反思。秀才一旦主政，不管他们是造反领袖，或者是成为了开国君王，他们的理想主义言行成分往往异常浓郁，而他们对社会实际情况往往又知之甚少，这样，就造成了他们的言行举措往往严重脱离实际，他们常常满脑袋的想当然，他们往往不是“事先理后”，而是“理先事后”地去处理国家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事，这，当然就会误人误已误国家社会了。　　　　当然，自洪秀全这个四次科举落第的“童生”读书人造反当了太平天国的君王之后，好像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反弹到了另一个极端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之后，中国革命造反夺取天下的政治领袖人物，大多就不再是流氓和军阀或者贫苦者了，而主要是一些家景并不错的读书人了，即使是那个“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他也是正经科举的秀才出身。这样的两极极端现象，非常值得今人深入反思和研究。中国自太平天国之后开始出现读书人主政天下的情况，恐怕也是中国自太平天国之后之所以会长期出现国家文化内乱和军事内战不休的重要原因吧。但是，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发现，即使是太平天国洪秀全之后的中国读书人开始绝对主导了国家社会中的政治格局，但他们这些“读书人”当政中的许多所作所为，依然与那个儒生秀才当政的王莽的所作所为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同样值得今人反思和深入研究。　　　　一，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一个“民选”皇帝　　　　王莽，字巨君（西元前45年——西元23年），祖籍魏郡元城委粟里（ 今河北大名县东 ）。但是，根据《汉书·元后传》中的“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学法律长安，为廷尉史。”一说，可以知道，王莽的祖父王禁早年就已经在京城为官，所以，王莽应该是在长安生长成年的，因此，王莽也算长安人。　　　　中国历史上所有开国君王，都是通过武装斗争或者武装政变登基皇帝高位的，但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王莽却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他是通过自己良好的个人口碑和其他原因而以和平政变方式成为新朝皇帝的，而且，这样的和平政变的动力，还不是主要来自于王莽政治集团的操控，而主要是来自于民间老百姓和众多官吏的自发推选。史书记载说，“五年正月，袷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封孝宣曾孙信第三十六人为列侯，余皆益户赐爵，金、帛之赏各有数。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汉书·王莽传》）。　　　　这就是说，西汉末期汉平帝的汉元始五年，也就是西元5年，王莽在这年曾经因为推辞自己的封赏而感动得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联名上书当时少不更事的汉平帝加赏安汉公王莽，并强烈要求王莽主政天下，在这样的自发性的联名上书者中，居然还有许多当朝王侯和汉朝皇族的刘家宗室成员。王莽就是在这样的全国高度拥护之下，于第二年，也就是西元6年正式取代刘姓王朝成为西汉末年的“居摄皇帝”的，也就是所谓的“假皇帝”的，这，实际上就已经改朝刘汉江山了，西元9年，王莽就正式废止刘汉皇帝和纪年而改元为新朝的“新始元年”了。　　　　西汉末期汉朝人口总共只有五千九百万，那时候，广袤中国的交通极其不方便，城市人口也不太多，而王莽能够被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吏民推选成为主政天下的“摄政皇帝”，这在当时几乎就应该算是一次全国性的“民选”活动了，所以，由此可见，当时的王莽之所以能够主要通过和平政变的方式改朝换代成为新朝皇帝，的确有许多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原因，这正如《汉书·王莽传·赞》所说：“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　　　　王莽和平取代刘汉王朝而建立新朝的情况，也说明中国并不是像一些西化派人士所说的那样，即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民选君王的情况，王莽上台成为国家最高领袖人物的“民选君主”，尽管有那时的时代特征，但是，这也说明中国古代早就实践过“民选”国家领导人的社会运作了。王莽被“民选”成为天下君王的时候，西方的耶稣才6岁，还是围绕在母亲玛利亚身边要奶吃的小孩子。而且，西元一世纪中后期的西元60——90年代，欧洲最早开化民族的日耳曼人才刚刚学会饲养牲畜、耕种牧草和谷物。这就是说，当西元5年的中国已经出现民选皇帝社会运作的时候，欧洲人还在丛林中茹毛饮血的渔猎部落生存。　　　　　　王莽为什么能够主要通过和平政变方法取代刘姓汉王朝江山建立自己的新王朝呢？归咎起来，原因有这样几条，一是王莽因为是个克己复礼的儒生，他的个人品行在当时朝野中的口碑甚好，这是他之所以能够蒙蔽住当时的朝野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朝野都认为这样的“好人”主政天下，是能够让天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二是自西汉汉元帝开始尊崇儒家文化之后，当时中国的以政治意识形态治国的氛围逐渐弥漫全国，汉平帝时期，全国尊崇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氛围已经非常浓郁，这样，全国上下评价事务和人的标准，已经不再主要去审视当事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际业绩，而是主要看其当事人的个人主观品德如何，这样，当时个人言行非常克己复礼的王莽的威望就前所未有的被拔高了；三是自汉元帝开辟崇儒政治之后，像匡衡这样的一大批“挂孔头，卖董肉”的极力推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学说的朝廷儒生高官大量增加，上好之，下必甚之。这就直接造成汉元帝之后的西汉王朝朝野大量盛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谶纬之学术，国家社会中的迷信风潮极端猖獗，王莽于西元9年彻底取代刘姓汉王朝而登基新朝皇帝，居然就是仰仗的这种迷信社会风潮。　　　　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下王莽的“好人”名声问题，王莽就是依靠这种克己复礼的“好人”名声而一步步走上政治高位的。　　　　《汉书》对王莽的身世和身份有个简单介绍，“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汉书·王莽传》）　　　　从以上这段史书记载看，王莽的姑妈王政君因为是汉元帝的皇后，所以，王政君在汉成帝、汉哀帝和汉平帝时代，都是权威甚重的太后和太皇太后，正因为王政君这样的地位，所以，王政君的几位兄弟，也就是王莽的几位伯父和叔父当时也是位高权重，就连王莽的各堂表兄弟当时也都仰仗父亲权贵而封侯拜官。但是，由于王莽父亲王曼早死，再加之他父亲生前又无任何官爵，所以“莽独孤贫”，姑妈和叔父及其堂表兄弟们是当朝权贵，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却是平民白衣和孤苦伶仃，这样的强烈家景反差，想来都对幼年的王莽的心灵刺激甚大。综观王莽生平，王莽还不是那种仅仅依靠亲戚的权力往上爬的公子哥，他自己从小好读书，言行也“折节为恭俭”，特别是长期学习儒家经典之后，他更是“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也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个言行非常温文尔雅和克己复礼的儒生了。他上孝敬寡母和众伯父叔父，下对自己早死的哥哥的儿子也非常负责任，伯父王风生病，王莽就在伯父身边“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的服侍，还亲自品尝药物。　　　　史书还对王莽良好的人品有个介绍，“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硃子元无子，莽闻此兒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时，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莽阴求其罪过，因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语在《长传》。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绥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汉书·王莽传》）　　　　史书记载说，王莽的哥哥王永早死，遗留下一个儿子王光，王莽一直在抚养自己的这个侄儿，他为了让自己的侄儿能够享受到良好教育，他给侄儿选择了博士教师，因为当时求学的学生要想得到国家博士亲自点授知识，那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王莽还对侄子的博士教师施以重礼，王莽这种对哥哥的遗孀和遗孤如此负责的情况，当时感动了不少人。王莽后来还亲自操办了侄子的婚事，真正是把侄子养大成人了。当然，王莽后来还是把他这位从小抚养成人的侄子和他的寡嫂双双给逼死了，这，是后话了。王莽一直奉养自己的寡母，一旦母亲生病，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应酬和事情，他马上就起身回家去侍奉母亲，所以，王莽的孝心在当时朝野中是很知名的。　　　　王莽关心爱护他人也是有口皆碑的，一个与王莽相熟的官员没有子嗣后人，王莽就特别选择买了一个少年送给这位将军充当子嗣，这还曾经因此被他的弟弟所误解。王莽的另外一个姑妈的儿子淳于长当时已经封侯为官，但是，王莽的这个表兄属于是那种骄横跋扈之人，而这个表兄一旦有罪，王莽一点都不徇私情而揭发起诉了他的这个表兄，最后导致这个表兄被严厉法办甚至被处死。王莽在担任国家最高军事长官的大司马职务期间，他的寡母生病，百官夫人都去王莽家中看望王母，但是，众夫人进门之后看见王莽的妻子居然是“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得知这个衣着朴素得像下人的妇女居然是王莽夫人，让那些官位远远小于王莽的百官夫人们非常吃惊。王莽的夫人本是贵族出身，王莽夫人尚且如此朴素，可以想像这王莽家人和家风也应该是不奢侈的了。　　　　王莽一共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由于王莽主政西汉末年摇摇欲坠的刘姓汉王朝以后，他一直在按照儒家六艺经典理论的标准去改革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当时，王莽颁布法令废除国家中的残余奴隶制度，要求天下的主仆两种社会阶层共同享受一样的人人平等的法律，但是，恰好在王莽推行这样的政治改革和他又遭遇宫廷斗争受排挤的时候，他的二儿子王获却杀害了一个奴仆，这将王莽推到了政治改革的浪尖风口，当时，“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于是征莽。”（《汉书·王莽传》）。这就是说，当时的王莽是亲自责罚了自己的这个杀害了奴仆的亲生儿子，并命令自己的儿子自杀，王莽的不徇私情和秉公执法，使得王莽渡过了这次政治危机。追究起来，即使王莽这样的行为有可能是在政治作秀和寻求自保，但是，他亲自责罚和命令自己的儿子自杀以守国法，这对于一个做父亲的王莽来讲，那也是切肤之痛啊！　　　　王莽的大儿子王宇因为害怕当时少不更事的汉平帝长大以后加害于摄政权贵的父亲王莽，于是，王宇就利用当时国家盛行谶纬鬼神的风潮而攒动同党在王莽门上泼洒污血，以警告王莽还权于汉平帝和其皇后卫氏，“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于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子，系狱，须产子已，杀之。”（《汉书·王莽传》），结果，按照当时的法律，王莽又再次不徇私情地不仅仅处死了自己的儿子，他还等待同为王宇同党的儿媳妇分娩之后也处死了自己的儿媳妇。　　　　因为王宇的案件牵涉进了许多高官和他们的家属，再加之王莽亲自处罚和逼死了自己的儿子和媳妇，因此，“大司马护军褒奏言：“安汉公遭子宇陷于管、蔡之辜，子受至重，为帝室故不敢顾私。惟宇遭罪，喟然愤发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请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经》。”（《汉书·王莽传》）。这就是说，后来配合《孝经》风行中国家庭教育达两千多年之久的《诫子书》和各式各样的《家训》，就是最早发端于王莽对自己儿子的严惩事件。只是，由于后来的儒家一直贬低王莽的原因，所以，由王莽最早发端中国家庭教育的《诫子书》和《家训》这个历史事实，则长期不被一般人所知道而已。　　　　综观王莽一生，他好像一辈子都在推辞自己的封赏，毫无疑问，王莽之所以经常推辞皇帝加封自己的各式各样的封赏，可能有以退为进的政治作秀和避祸的主观动机，但是，王莽多次捐出自己的家产和封赏去救助贫穷老百姓，也是与他长期的按照儒家六艺标准去克己复礼的个人品行是一脉相承的，并非完全是他个人政治作秀。比如，史书记载说，“莽欲以虚名说太后，白言：“新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后，百姓未赡者多，太后宜且衣缯练，颇损膳，以视天下。”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汉书·王莽传》），王莽在担当国家重臣期间，经常挂念国家安危和老百姓疾苦，他多次捐献自己家产去资助贫穷老百姓，王莽仅这一次的捐献，就是钱百万和田三十顷，汉朝的三十顷田地，相当于现在的三千亩田地了。王莽在朝当权时期，曾经以自己克己复礼的言行带动了许多朝野的官员去给贫穷老百姓捐献钱财。可以这样说，王莽以自己的行动开辟了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最早的慈善事业。所以，说王莽是人类世界中的慈善事业之父，那也是恰如其分的！　　　　王莽还有一个言行，那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因为王莽是个克己复礼的儒生，所以，一旦国家遭遇自然灾害，作为朝廷重臣的他就不吃荤腥，而坚持素食。史书记载说：“每有水旱，莽辄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诏莽曰：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于职，以时食肉，爱身为国。”（《汉书·王莽传》）。想来，当时的王莽经常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则以瓜带菜”吧，所以，这搞得他的姑妈王太后甚为焦虑，还亲自下诏劝解王莽要爱惜自己身体而吃肉食。　　　　如果要排列王莽一生中的个人好品德，那，王莽肯定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克己奉公和克己复礼的典型人物了，我们来看看汉平帝时代的大司徒司直陈崇和博士张竦上给皇帝要求表彰王莽的一个奏章中所说吧，这个奏章说：“窃见安汉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财饶势足，亡所牾意，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及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长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诛讨。周公诛管、蔡，季子鸩叔牙，公之谓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壡壡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国，逡俭隆约以矫世俗，割财损家以帅群下，弥躬执乎以逮公卿，教子尊学以隆国化。僮奴衣布，马不秣谷，食饮之用，不过凡庶。《诗》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 克身自约，籴食逮给，物物卬市，日阕亡储。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钱献田，殚尽旧业，为众倡始。于是小大乡和，承风从化，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翕然同时，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以振贫穷，收赡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鲁公仪子不菇园葵，公之谓矣……”（《汉书·王莽传》）　　　　当时的安汉公的王莽的权威尽管已经超过了少不更事的汉平帝，但是，他则是一个严格按照儒家礼仪和孔子要求去“克身自约”的君子，所以，当时的朝野都把王莽视为是当朝的伊尹和周公，由于伊尹是帮助商汤夺取天下的主要功臣，周公是辅助周武王和周成王的重臣，这样，当时的少不更事的汉平帝就按照伊尹和周公的宰和衡的称号，就把王莽加封成为了“宰衡”了。“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贤然后能之。其在人臣，则生有大赏，终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书者八千余人，咸曰：“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过上公之赏。宜如陈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请“还前所益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汉书·王莽传》）　　　　这个请求加封王莽为权力高于刘姓王侯贵族的“宰衡”的王舜，就是王莽的亲弟弟。到了这个时候，情况就起变化了，王莽就已经显露出了夺权刘姓汉王朝的个人欲望了。所以，不管是王莽一生中有多么的克己复礼和君子风度，只有在最后一刻，人们才能够真正看清楚王莽兄弟夺权刘汉江山的目的！　　　　王莽和平政变夺取刘姓汉王朝而建立新朝，除开王莽一生以克己复礼的好名声而远扬朝野的原因外，政治上，他主要依靠了三个家族集团在为自己夺权，这三个政治家族，一个是三朝丞相的孔光家族，一个是王莽的亲弟弟王舜家族，一个是刘姓宗室的刘歆家族。“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 兄子， 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煇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汉书·王莽传》”。这个甄丰是王莽建立新朝的重要功臣，他与王莽究竟有什么关系，史书上查证不到，但是，根据史书上屡屡将甄丰与孔光的女婿甄邯联系在一起的情况看，甄丰可能是王莽的儿女亲家，外戚帮助亲家夺取和维护天下，那是当时的社会潮流。而孔光的侄子孔永，则是王莽新朝的大司马，大司马就是掌握全国兵权的最高长官。　　　　孔光、王舜与刘歆这三个家族，王舜和王莽的其他侄子们死心塌地的辅助王莽，应该在情理之中，后人没有什么可诟病的！因为，王舜和王家子孙毕竟是王莽的亲人，他们死心塌地的帮助王莽，那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孔子后代的孔光家族为什么会一直极力辅助王莽夺权呢，后来，孔光家族还一直帮助王莽推行了一系列非常残暴和荒诞无比的“儒家六艺专政”的政治路线，这，就很有些蹊跷了。关于孔光的丑陋问题，我们以后再谈。还有一个就是刘歆，刘歆本是刘姓宗室成员，他为什么也一直积极辅佐王莽呢，这也很蹊跷。当然，作为新莽政权的国师的刘歆看到王莽新朝后期的政策非常残暴和荒诞之后，他又动了反对王莽的念头，刘歆这样的出尔反尔，也就真的让人诟病了。所以，王莽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他在建立新朝之后所推行的那套荒诞和残暴的“儒家六艺专政”，也并非是王莽一人所为，他还有两个同样为高级读书人的帮凶，这就是孔子的后代孔光及其刘汉宗室的刘歆。　　　　二，王莽利用“儒家六艺”和“董儒文化”夺权天下　　　　王莽是那种满脑子理想主义思想的儒生，他平生一直试图以儒家六艺中的那些理想政治蓝图去改造中国，由于他是个有口皆碑的“克身自约”的儒家君子，所以，在王莽进入朝廷为官之后，特别是伴随王莽的权力越来越重大，他身边就一直围绕着一批与他有同样构建儒家理想政治蓝图的儒生，其中，身为三朝丞相的孔子十四世孙的孔光，一直就是王莽夺权天下的后盾，孔光的家族中的许多成员及其王莽亲家甄丰和王莽的女婿甄邯一直都是王莽所倚重的重要同僚幕宾，而孔光之所以要明里暗里支持王莽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孔光是有条件的在为王莽所服务，“莽篡位后，以光兄子永为大司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为关内侯食邑。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 ：“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 。”故霸还长子福名数于鲁，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后为列侯，食邑各二千户。莽更封为褒成侯，后避王莽，更名均。”（《汉书·孔光》）。　　　　通过以上史书记载看，当时，三朝首辅元老的孔光的家族成员几乎全部在为王莽服务，他们服务王莽的最终结果，就是在王莽掌握天下大权的汉平帝元始元年，也就是西元一年，使得他们这些孔子的后人全部封成了国家贵族的世袭侯爵，孔子后人的孔莽还封成为了“褒成侯”，后来在王莽失败之后，孔莽为了避嫌而改名成了孔均。　　　　同时，孔光与王莽的政治合作的利益交换，也直接换取到了汉平帝时代掌握天下大权的王莽对孔子的极力推崇和拔高，就是汉平帝元始元年的6月，也就是西元一年的六月，王莽通过少不更事的儿童皇帝汉平帝发布诏令，封孔子为宣尼公，孔子正式走上国家圣人的神坛。元始元年，“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　　　　中国历史上，是儒生王莽最早通过自己的政治大权把孔子推向了国家圣人的神坛。这个历史事实，长期为后世儒家弟子们所刻意回避甚至隐瞒，这是不合适的！王莽被后世官方士大夫们说成为是什么“篡汉贼”，那不过是一种官方士大夫的政治偏见而已，刘姓草莽可以当汉朝皇帝，为什么儒生王莽就不能够当新朝皇帝呢？所以，后世儒家弟子没有必要回避和隐瞒是王莽将孔子推上国家圣人神坛的这个历史事实！　　　　王莽在汉平帝时代掌握天下大权之后，就开始强行推行儒家礼乐制度了，“莽白太后下诏曰：“故太师光虽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与宰衡同心说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了匡为同心侯，林为说德侯，光孙寿为合意侯，丰孙匡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户……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汉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汉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犹仲尼之闻《韶》，日月之不可阶，非圣哲之至，孰能若兹！纲幻咸张，成在一匮，此其所以保佑圣汉，安靖元元之效也。”（《汉书·王莽传》）。　　　　由此可见，元始元年，王莽一边大势给他的亲信，即给孔光家族成员和王莽兄弟王舜家族成员封官加爵，一边，王莽又开始推崇孔子为国家圣人和大势按照六艺经典复古代理想国家政治。　　　　儒家六艺成为治理国家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今人所说的中国国家礼乐制度，其实，在孔子时代仅仅是一种儒生们的政治理想。中国几千年历史社会中，只有在王莽掌握国家大权的时代，才真正实行过这种“六艺专政”，而由于王莽实行的“六艺专政”直接导致了天下动乱和战乱，所以，王莽新朝之后，就没有任何帝王再实行过“六艺专政”了。这个情况，今人应该有所了解。否则，人们就会以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政治社会一直都是实行的礼乐制度。其实，真正的礼乐政治，仅在掌握国家政治大权的王莽执掌天下大权的时期实行过20多年而已！而且，这样的“六艺专政”的国家社会效果也极端不好。　　　　儒家礼乐制度风行全国，儒家君子楷模的王莽登基夺权也就进入万事俱备阶段了，“居摄元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　　成礼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汉书·王莽传》），西元6年，也就是王莽被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联名上书成为主政天下的摄政“假皇帝”的那年，王莽就实际成为了取代刘姓汉王朝的新朝皇帝了。他一上台，就进行了汉成帝时期的匡衡所发明创造的祭天大典，给自己的“假皇帝”身上附加上了天授神权的神秘光环。当然，王莽在这个时期中也干了一件好事，就是他实行了国家三老制度，也就是将当时已经在全国郡、县、乡一行政区域中实行的三老制度提拔成为了国家三老制度，这就相当于国家议会了。由此可见，王莽还真是有些原始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形态的创造举措！　　　　王莽掌权国家之后，由于他尊崇儒家六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那套东西，上好之，下必甚之，这必然引发全国上下盛行谶纬和符命等风气，王莽也顺水推舟地利用了这种社会风气开始制造政治符命之说，所谓的“符命”之说，最早发源于战国时代利用一些古代经典的章句去预测和重新诠释国家政治时局，这种完全由着当事人自己主观想像而牵强附会的方术，曾经经过“一代大儒”的董仲舒的理论打造，成为了一种流行于朝野中的政治学说。董仲舒之后，特别是自崇尚儒术的汉元帝开始，当时的汉朝就流行起了这种迷信政治学说了，王莽时代，王莽就顺水推舟地利用这种符命学说去为自己彻底取代刘姓汉王朝的作为做舆论准备。这个时候，一个叫做哀章的读书人就应运而生的横空出世了。　　　　史书记载说，“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置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兴，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皆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王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汉书·王莽传》）　　　　哀章，西汉末期梓潼郡读书人，当时的梓潼郡，就是现在的四川绵阳和江油地区一带，也就是1990年代的那个神功大师严新的家乡所在地。哀章当时正在京城长安求学，他平时喜欢说大话和好吹牛。他肯定是出于投机取巧和个人利欲熏心的原因，他居然顺着王莽的毛毛抹，他利用当时朝野中流行的符命学说，制作了一幅铜匮，上写了两副字，一副是写有“帝行玺金匮图”的铜匮，一副是写有“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的铜匮。意思是说王莽是汉高祖刘邦刻意让位汉朝的新朝接班人，所以，王莽就是货真价实的真命天子。这个哀章制造了这个拥护王莽当新皇帝的符命也就是算了吧，但是，他紧接着又制造了另外一种王莽新朝八兴大臣的符命，说是王莽当了新皇帝，就必须仰仗八个大臣辅佐。可能当时王莽派人问询哀章这八个人的名字，这才把编造谎言的哀章给吓住了，于是，他就随口就编造出了十一个名字。王莽立即派遣高官按照哀章提供的这八个人的名单四处寻找，发现这八个人中的王兴是个守城门的，王盛是个卖糕饼的。但是，荒诞无比的王莽居然马上把这些被哀章随口说出来的名字的当事人立刻就提拔上去当高官了。　　　　史书记载说，“又按金匮，辅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是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凡十一公。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余皆拜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汉书·王莽传》）　　　　大家看清楚没有，这卖烧饼的王盛和守城门的王兴，就坐“直升飞机”了，守城门的王兴一下子就被提拔成为了京兆尹和卫将军，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城市的市长，卫将军相当于首都城防司令，那都是掌握中央官员命运的要职。那个卖烧饼的王盛也当上的首都高官，也成为了掌握国家兵权的前将军。随后，王莽又利用哀章的符命和相术之说，提拔了不少人平步青云地成为了朝廷中的高官。所以说，不是文革中才有“坐直升飞机”提拔干部的情况，这种“坐直升飞机”一下子就可以从卖烧饼的普通人被提拔成为国家高官的事情，早在王莽时代就已经出现过了。　　　　说王莽仅仅是荒诞，可能还不确实，其实，王莽要夺权刘姓汉王朝，他必须栽培出自己的亲信党羽，所以，这就是王莽之所以使用“坐直升飞机”的方法从民间直接提拔高官的原因吧。只是，王莽这种做法也太想当然了，这些卖烧饼和守城门的人尽管可能很忠于王莽，但是，他们哪里有什么实际领导能力呢！所以，这些人坐直升飞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就开始乱来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许多读书人看到哀章编造符命可以一下子升任国家高官的事情之后，都羡慕和效仿哀章，于是，利用各式各样的机会去给王莽上效忠文书和搞表忠心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到了王莽执政以后，这种盛行符命和王莽个人崇拜的迷信风气，已经让王莽受不了了，也因此引发了许多“现行反革命”事件，这样，王莽就彻底陷入了一种历史悖论之中，即，他又要利用这种迷信去维护自己的个人权威和政权，但与此同时，反对他的人也在利用这种迷信去造反王莽和弄乱王莽新朝的政治事务和体制，而且，全国上下好大喜功和搞个人崇拜的事情层出不穷，这样，许多人甚至连生产也不搞了，整天就迷恋于搞誓死捍卫王莽皇帝和愤怒声讨王莽的政敌的意识形态斗争，这样，抓革命抓过了头，就要饿肚皮了。于是，王莽新朝就开始走向社会动乱和大饥荒了，王莽新朝所制造的国家动乱，是历史上罕见的。　　　　哀章这个丑陋到了极点的读书人，制造了符命坐上直升飞机成为了国将和奉新公，“国将”，相当于国家的国防部长了，“奉新公”是国家高级公爵位。但是，国将哀章当然不会打仗，后来，他把王莽的军队搞得一塌糊涂，王莽政权垮台之后，哀章又投机取巧的投降反对王莽的军队试图继续当官，别人怎么敢用他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半仙呢，所以，义军二话不说就急忙把他给杀了！这个哀章真是个祸害！　　　　三，王莽的“儒家六艺专政”搞得天下动乱四起和民不聊生　　　　王莽利用哀章符命学说而取代刘姓汉王朝成立了新朝之后，他就正式甩开膀子实行了以六艺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专政路线了，首先，他遵照六艺经典中的理想规范改制了自己的新朝政权组织结构，“莽策群司曰 ：“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荧惑司哲，南岳太傅典致时奥，赤炜颂平，考声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马典致武应，考方法矩，主司天文，钦若昊天，敬授民时，力来农事，以丰年谷。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规，主司人道，五教是辅，帅民承上，宣美风俗，五品乃训。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图，考度以绳，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众殖鸟兽，蕃茂草木 。”各策命以其职，如典诰之文。”（《汉书·王莽传》）。王莽彻底实行了以儒家礼乐为国家规范的国家政治制度。　　　　现在，人们常说礼乐制度是道德治国，这，当然是一种误解。礼乐制度，虽然蕴涵有许多儒家道德文化内涵，但是，礼乐制度本身，是一种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法规，那是带强制性质的。道德和伦理，是非强制性质的软制度，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习惯和风俗去实现。而王莽时代所执行的礼乐制度，则是通过一系列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规范所强行执行的，所以，归根结底，礼乐制度本身，依然还是属于是法制和法治的政治现象。这样的情况，就像是文革时期中的许多红头文件和什么两报一刊社论及其流行最高指示等政治现象一样，你能够说文革时期是德治社会么？！其实，当时的那些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及其报刊社论，就是当时带有强制性质的社会法律和政治规范呀！　　　　王莽上台成为新朝皇帝之后，他没有去着力发展经济生产，而是忙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热衷于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是读书人当政的一种通病现象吧。而且，当时王莽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依据六艺经典中的一些文字标准，这，就更让人瞠目结舌了。因为，六艺经典上面的那些政治蓝图，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行性究竟有多大，他王莽并没有严肃论证和试验过，于是，他就开始照搬古代经典中的政治蓝图模式了，史书记载，王莽最初的政治改革是这样的，“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太仆曰太御，卫尉曰太卫，执金吾曰奋武，中尉曰军正，又置大赘官，主乘舆服御物，后又典兵秩，位皆上卿，号曰六监。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更名秩百名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及诵诗工、彻膳宰，以司过。策曰 ：“予闻上圣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绥于远，是用建尔司于五事。毋隐尤，毋将虚，好恶不愆，立于厥中。於戏，勖哉 ！”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汉书·王莽传》）　　　　王莽真是个胆大妄为的书生，他居然把《周礼》中的许多文字性的政治制度搬到现实政治制度中来了。当然，王莽也有创新，他按照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天文历法中的81日法，把国家政治制度按照一三为国家三公，一九为国家九卿，三九二十七为九卿属官的大夫，九九八十一为大夫下面的属员的元士。当然，王莽这样的教条政治制度改革，可能对于精简政府机构，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政府机构的配制情况，并不是主观可以随意进行的，应该跟随国家经济和文化变革情况而动弹，否则，就会像中国文革时期搞的“革命委员会”和“各工业生产组、科教卫生组”及其“勤务员”组织形式的那样，搞得政府运作出现混乱。王莽当时的这种政治制度和名号的变革，就直接导致了国家政治运作的一系列混乱。　　　　当然，今人应该认可，是王莽新朝最早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精简政府机构的政治改革。　　　　由于王莽是以孝道成名的，因此，他上台成为皇帝之后，就大势推行祖宗崇拜文化制度的建设，“莽又曰 ：“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神祇报况，或光自上复于下，流为乌，或典气熏烝，昭耀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于济南伯王，高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其立祖庙五，亲庙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以新都侯东弟为大禖，岁时以祀。家之所尚，种祀天下。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书 》不云乎？‘惇序九族’。 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亲焉 。”封陈崇为统睦侯，奉胡王后；田丰为世睦侯，奉敬王后。”（《汉书·王莽传》）　　　　通过以上史书记载看，中国的以祖宗崇拜和“三纲”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建设，应该是由王莽新朝时期大力推行开来的。甚至中国的百家姓的制度文化的源头，也就是我们今天经常所说的百姓都是炎黄子孙的这种习俗的源头，也应该在王莽所搞的国家政治和文化制度的改革这里。　　　　王莽实行的土地改革制度，应该是王莽执政时期中的一个亮点，王莽满脑子的平均主义思想，他的这种直接从儒家六艺经典中继承来的平均大同思想，一度被后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最早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实践。不管怎么评价他吧，应该说，王莽推行的土地改革制度，还是应该被肯定的，只是，他后来多次朝令夕改这种土地制度，特别是他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官方的不准许民间百姓自由买卖转让土地的政策措施，也就是把天下土地收归于国有分配和管理的办法，直接造成了官僚和地主们的勾结和大量农民的破产和失业。这，可能是满脑子想当然的王莽事先所没有预计到的。“莽曰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 唯不用命者， 然后被此辜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以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 皆不得卖买。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汉书·王莽传》）　　　　当时，王莽亲自下达政令，极力谴责了国家社会中的贫富不均现象和豪强霸占土地造成老百姓贫穷的社会现象，然后，他按照六艺经典中的标准将天下田地收归成为“王田”，也就是把田地收归成为国有，他并下令解放奴隶，不准许买卖奴婢，他按照古代传说中的井田制度标准，分配给农民每人土地一百亩，如果有哪个家庭中的土地超过了人均一百亩，国家和地方政府就按照“王田”规则可以将多余土地收回去再分配给那些人均不足一百亩的农民家庭。大家瞧瞧，这王莽的“人民公社”搞得有多么的好呀！　　　　公正评价，王莽的个人品格是个不坏的人，他的克己复礼的人品，也是真的。王莽的问题，主要是他读书读得迂腐了，他居然按照儒家经典中的理想政治社会蓝图去实行他的一系列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制度变革，这，就是“理先事后”的胆大妄为之举了。任何政治家，都必须严格按照他身处的社会实际情况去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不能够事先给自己脑袋套上任何理论和理想的套子，否则，他将给国家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　　　　王莽厌恶豪强兼并霸占土地和苛捐杂税欺压老百姓，他非常同情贫苦老百姓，特别对于那些鳏、寡、孤、独、残和失职者，他都非常同情，他在担任西汉末期的高官的时候，就一再捐献家产救济贫苦老百姓，他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也非常朴素。但是，王莽太过于迂腐，他毕竟接触社会太少，在宫廷红墙中关得太久，再加之他是一个拘泥于儒家经典文献的儒生，这样，他的许多改革虽然主观上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一旦实际运作起来，他就是在祸害老百姓了。比如，他不准许私属奴仆，也就是他要求社会上真正做到形式上的人人平等，但是，这样，就造成许多人家想请人服务，都请不到了，而一些人们想外出打工挣点外快，那也是犯法的了。王莽所搞的这种追求形式上的人人平等的制度，其实是破坏了社会中的经济产业互相依托和互相利用的正常经济运作原则，这就像中国文革时期连顾客进饭店吃饭都得自己动手的那样，更像是中国文革时期那种不准许人们外出打工的那样，必然会搞得国家经济运作是一潭死水！　　　　王莽更荒诞的是，他为了废除汉王朝的旧币，他多次实行想当然的金融制度改革，甚至还一度废除过金钱币制，而实行过以货易货的贸易制度，他甚至在政府官吏中实行过供给经济制度。这，简直就是大倒退了，也因此引发了国家经济金融的严重混乱和官僚们的变本加厉的贪污腐败。“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 ：“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 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汉书·王莽传》）　　　　总之，王莽当权时期实行的“六艺专政”搞得天下混乱和民不聊生，许多商贾都破产和陷入非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王莽最后是被商人杜吴所杀死的原因吧。　　　　王莽看到自己的改革造成了许多不良社会后遗症之后，他也很着急，多次实行过以六艺去带动经济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运动，比如，“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汉书·王莽传》）　　　　从上述史书记载看，当时的王莽搞了许多中央讲师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宣传儒家六艺思想，这些中央政府派遣的讲师团同时还担负着到各地劝农桑的任务，由此可见，当时的王莽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运动还是搞得轰轰烈烈的，而且，当时的王莽自己也非常勤政，他很辛苦。“莽为人侈口蹶顄，露眼赤精，大声而嘶。长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装衣，反膺高视，瞰临左右。是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 ：“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问者告之，莽诛灭待诏，而封告者。后常翳云母屏面，非亲近莫得见也。”（《汉书·王莽传》）。从这段记载看，当时的王莽是“露眼赤精，大声而嘶”，这显然是着急出来的形象，王莽明显是急得寝食不安的害病了。　　　　王莽当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高发的时期，王莽的运气的确是很不好的。当时，自然灾害接二连三，当然，如果国家政策正确，那人民群众是可以抵御这种自然灾害和互助生活困难的，但是，由于王莽的“六艺专政”政策明显错误，搞得天下政治制度死板和严酷，人民群众无法施行自救和互助措施，所以，后来的情况就很严重了，大量农民和商贾破产且饿肚皮，“自莽为不顺时令，百姓怨恨，莽犹安之，又下书曰 ：“惟设此一切之法以来，常安六乡巨邑之都，枹鼓稀鸣，盗贼衰少，百姓安土，岁以有年，此乃立权之力也。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又兴奉宗庙社稷之大作，民众动摇。今夏一切行此令，尽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奸 。”是岁，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真货钱二十五。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两品并行。敢盗铸钱及偏行布货，伍人知不发举，皆没入为官奴婢。”（《汉书·王莽传》）　　　　王莽搞乱了金融和土地制度，造成农耕误时，于是，全国上下出现大饥荒，老百姓也开始怨恨王莽了，王莽后期为了维持自己的新生政权，政治就越来越残暴，对于那些流民和饥民的惩罚也越来越严厉，这样，王莽新朝就彻底陷入恶性循环了。“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兒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孙喜、景尚、曹放等击贼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汉书·王莽传》）。到了王莽执政后期，天下已经大乱，王莽的暴政也越来越可怕，这样，全国就彻底动乱了。　　　　根据史料统计，王莽建立新朝当皇帝的时候，国家人口是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经历王莽引发的国家动乱和大饥荒及其战乱之后，东汉初期的国家人口锐减到二千一百万零七千八百人，全国几乎锐减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由此可见，王莽乱政造成的国家灾难有多么的严重！所以，班固的《汉书·王莽传·赞》中有段对王莽新朝的评论非常中肯，班固说：“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　　　　这就是说，后来的史家注意到，尽管王莽高举的国家意识形态旗帜是秦始皇所反对和焚毁的儒家六艺意识形态，但是，从国家社会的实际政治效果上看，王莽与秦始皇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灾难，却是殊途同归的！他们都是暴政和暴君。这样的评语，非常值得今人沉思！特别值得现今社会中的那些一心一意试图把儒家文化路线推崇成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书生们高度警惕和注意！　　　　四，王莽新朝晚期的残暴政治　　　　王莽新朝政权到了后期，彻底陷入到了恶性循环之中。这个时候的王莽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就抛弃了儒家仁爱思想宗旨而非常残暴了，而且，暴政之中，王莽还搞了许多令今人瞠目结舌的“破旧立新”革新举动。　　　　王莽新朝后期，王莽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历史怪圈之中。他在自己还没有登基新朝皇帝之前，就已经逼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王获。当然，他这个儿子因为杀害了奴婢，这在当时也算是死罪，所以，王莽逼子自杀以守国法，这也还说得过去，他甚至还因此被朝野所褒奖。但是，王莽杀害大儿子王宇就是在搞“政治清查运动”了。王宇利用迷信警示王莽还权于汉平帝，本不该受死罪，顶多就应是判监而已，但是，王莽为了达到自己夺权天下的目的，他试图要利用此事去一网打尽那些反对他当皇帝的人，这样，他就先把自己儿子杀死，于是，他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开始搞内部的“肃反运动”了。事情也果真就是这样，后来，牵连进此案的达几百人，许多高官和他们的家属被诛杀，就连王莽的儿媳妇也被他逼死。这个案件，就连当时根本就不过问政治的大学者扬雄也仅仅因为教刘歆的儿子刘棻学习难字而莫名其妙地被牵涉进此案而跳楼自杀，幸好，后来扬雄没有摔死，否则，我们今人就看不到扬雄的几部伟大著作了。　　　　王莽当上皇帝之后，虽然他的那个朴素的妻子也当上了皇后，但是，妻莽因为常常思念死去的儿子，竟然把眼睛都哭瞎了。王莽的小儿子王临后来被封成为了新朝太子，但是，王临与王莽的小妾有私通行为，王临深知父亲的残暴，他就对当时病危的母亲说：“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 ！”（《汉书·王莽传》）。果不其然，王莽后来得知了临这一情况之后，就逼王临饮毒药自尽，后来，王临不服毒，而用刀结束了自己生命。这就是说，王莽的四个儿子，就有三个死于他的手。王临死之后，王临的妻子刘愔也自杀，而刘愔则是刘歆的女儿，这就是说，刘歆是王莽的儿女亲家。王莽不但逼死了自己三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媳妇也被他逼死，王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能够说他是个奉公守法之人么，他也太残忍了吧。　　　　王莽的四个儿子中，只有三儿子王安是病死的，但是，这个儿子也是被王莽吓死的，因为，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全部死于父亲之手，王安整天心惊胆战，在王临自杀不久，他就忧郁而亡故了。王莽唯一的女儿是少不更事的汉平帝的皇后，当初，是王莽为了揽权而把自己女儿强行许配给小孩子的汉平帝的。汉平帝死了以后，王莽不知道是出于心痛女儿的心计还是出于再次试图利用女儿去联姻政治权贵的心计，他后来又一再逼迫女儿改嫁朝中权贵。王莽的这个女儿到是个性烈之人，坚持不干。后来，王莽的宫殿被乱军攻破和焚毁，王莽的这个女儿眼见父亲大势已去，她就跳入烈火中自焚而亡了。真是令后人感叹不已！　　　　王莽对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那么，他对天下的暴政也就可想而知了。杀疯子，这并不是后来的法西斯暴政的创举，王莽就是最早杀疯子的人。　　　　史书记载说：“是岁，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 ：“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 ！”莽收捕杀之。治者掌寇大夫陈咸自免去官。”（《汉书·王莽传》）　　　　王莽新朝时期，一个女疯子在长安街道上发疯癫说，汉高祖发怒了，汉王朝要复国了， 于是，王莽立即下令将其逮捕而杀害，还因此株连了当时的一批治安官员。　　　　王执政时期，并不止一次杀害疯子。王莽新朝末期，“。寻士房扬素狂直，乃哭曰 ：“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 ！”自劾去。莽击杀扬。”（《汉书·王莽传》）。当时，王莽附庸官僚的甄寻手下的扬素，因为癫狂而说了几句不满王莽新朝的话语，马上就被王莽下令逮捕杀害。　　　　王莽镇压政敌的手段那是非常残酷的，史书记载说：“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汉书·王莽传》）。由此可见，当时王莽抓捕到反对他的翟义的党羽王孙庆，王莽居然下令活剐这个叛党分子，虽说王莽的这次举动对于发展中国医学研究有相当的意义，但是，这种活剐政敌的行为，那是残暴不仁的，这就是过去一贯克己复礼的儒生王莽啊！　　　　王莽执政后期，他众叛亲离，孔光家族成员的新朝大司马孔永辞职，为王莽夺取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甄丰和甄寻双双被王莽处死，刘歆也被被逼死。可以这样说，王莽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他杀害他的功臣，那是一点都不手软的。　　　　王莽执政后期，全国动乱，饥民四起，王莽一边发明什么“酪浆”，他一边继续高举儒家六艺专政路线的意识形态旗帜去残酷镇压饥民，一边，他又歌颂国家太平盛世，这样，官员的谎言也就多起来了。“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莽下书曰 ：“惟民困乏，虽溥开诸仓以赈赡之，犹恐未足。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易 》不云乎？‘损上益下，民说无疆。’《书》云：‘言之不从， 是谓不艾。‘咨乎群公，可不忧哉 ！”是时，下江兵盛，新市硃鲔、平林陈牧等皆复聚众，攻击乡聚。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部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荆州，各从吏士百余人，乘船从渭入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尤谓茂曰 ：“遣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 。”夏，蝗从东方来，蜚蔽天，至长安，入未央宫，缘殿阁。莽发吏民设购赏捕击。莽以天下谷贵，欲厌之，为大仓，置卫交戟，名曰“政始掖门”。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禀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禀，饥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业以省费为功，赐爵附城。莽闻城中饥馑，以问业，业曰 ：“皆流民也 。”乃市所卖梁飰肉羹，持入视莽，曰 ：“居民食咸如此 。”莽信之。”（《汉书·王莽传》）　　　　从以上这段史书记载看，当时，天下已经全面饥荒，王莽发明了一种用草木炖煮成的“酪浆”，并下诏要求老百姓按照六艺礼乐标准去克服生活难关，由于他这样荒诞，所以，一些官员就开始虚报国情，他们拿着肉羹给王莽看，说老百姓吃的都是这样的肉羹食物，王莽居然就相信了这些谎言。从这件事情可以充分看出王莽就是个长期关在宫廷红墙想当然中的书呆子，他怎么就可能相信这些虚报浮夸的的谎言呢！　　　　王莽执政后期，由于天下战乱和饥荒四起，他的方寸就乱套了，他的此时的许多言行，已经很不正常，这时候，王莽就更加坚持官方经济了，“初设六管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莽以钱币讫不行，复下书曰 ：“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 。”于是造宝货五品，语在《食货志》。百姓不从，但行小大钱二品而已。 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汉书·王莽传》）。这就是说，王莽执政时期，国家几乎都实行了官方计划经济，不仅仅全国工商业被收归官营国有，他甚至还实行了废除货币的经济政策。　　　　王莽新朝后期，国家政局如此危险，但是，“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　　冤结民之急务。”（《汉书·王莽传》），由此可见，当时的王莽依然无视天下危机，还在继续搞他的“六艺专政”的意识形态斗争，他认为只要六艺文化制度能够深入人心，天下自然就会太平，老百姓的日子就自然会好起来。像王莽这样的想当然的儒生皇帝，中国历史上真的还没有几个！　　　　王莽到了自己执政的后期，眼见天下政局大乱，于是，他就实行军事管制了，“五月，莽下吏禄制度，曰 ：“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尝不戚焉。今厄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 。”四辅公、卿、大、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莽又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 》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条品。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汉书·王莽传》）　　　　王莽按照《周礼》中的军政合一的编制，将天下各行政和经济生产单位编制成为军队那样的运作模式，军事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由一人担任，并且，他要求官员都自减俸禄，试图要求官员以艰苦朴素的形象地去领导人民群众，王莽以为，这样，只要官员们能够艰苦朴素，就可以使得国家转危为安了。但是，历史事实是，后来的社会动乱越来越严重。王莽搞的的这种军事管制制度，后来的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实行过。　　　　王莽执政期间，大概是因为他太爱依据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去搞镇压肃反了，所以，当时的新朝盛行揭发检举之社会风潮，因为，由于当时国家实行官方计划经济，人们就没有门道去追求与获取个人经济利益，于是，大家就必然仰慕虚名，再加之当时盛行人整人和好大喜功，这样，人们就开始互相揭发检举，搞得人心大乱。“天下吏以不得奉，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下诏曰 ：“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奸愈甚。”（《汉书·王莽传》）。由此可见，当时的王莽新朝，还形成过仇视富人的风俗，下人奴婢经常激发检举和造反自己的主人。　　　　王莽天真以为，那些已经臣服汉朝的匈奴已经成为了中原王朝的郡县，于是，他对匈奴各部改印信和改授职，这样，就搞坏了新朝与匈奴各部的关系，造成边境战争。要打仗，你王莽就好好打吧。王莽居然以方术和奇人去对付战争，王莽“又博募　　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　　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夙夜连率韩博上言 ：“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汉书·王莽传》）　　　　大家瞧见了没有，当时，有个方术之士说自己制造了一种药物，只要打仗的官兵每人吃一颗，就能够三天不饥饿。而且，当时还有一人说自己能够飞翔，王莽还亲自测试了此人的飞翔之术，发现此人飞行之术不能够使用之后，他居然还拜了这个方士当了军官。另外，王莽还动用有巨人症的人当将军，此人居然说自己能够以铜铁为食物，能够因此而辅佐新朝江山。　　　　虽然当时的这位飞人的举动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飞机先河，但是，此人终究是个妖道方士，他的飞机当然是不能够使用的。问题是，王莽居然还表彰和使用这些方士，那，就注定王莽是自取灭亡了。果不其然，后来匈奴叛军屡屡战胜王莽军队，这更加造成了王莽新朝政权的崩溃。　　　　最后，笔者再次录用一段《汉书·王莽传·赞》中的话语，“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儒家文化起源于孔子，由于孔子是吹鼓手出身，因此，可能中国儒家文化始终都隐含着为别人帮闲充当吹鼓手的学问特性，因此，如果谁要真的以为中国儒家文化可以成为一种主持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知识形式，并试图将儒家政治意识形态推行成为具体的国家政治实践，那么，你就一定不要忽视王莽的“六艺专政”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历史教训！　　　　中国儒家文化后来分化成为了多种学派，其中，董仲舒的儒学学派被希罕后期的匡衡及其王莽及其北宋末期的二程和南宋初期的朱熹所继承，再加之程朱理学在元朝成为了国家官方学说，这样，中国的早期孔孟的民本儒家文化就异化得很严重了。儒家文化的新生，必须先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及其匡衡、王莽等一大批“董儒”文化的继承者的历史“业绩”进行清理，否则，中国现代新儒家就难以发掘和利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去为今天的中国的社会进步所服务！　　　　其实，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社会形态，没有必要搞像西方单一民族国家那样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而应该实行一种无为无不为的灵活世俗生态政治，这是中国必然的国家政治社会学选择！所以，任何妄图在中国搞单一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做法，都是违背中国生态政治国情的！　　　　王莽的历史悲剧，并非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他太执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所以，他失败了！但是，王莽历史悲剧也反证明出，中国历史几千年，除了王莽执掌天下大权的二十来年以外，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真正实行过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制度，否则，这历朝历代的中国各王朝，就难逃王莽新朝的悲剧下场！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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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o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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