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哪个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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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狼图腾》神话的游牧文明
10年前，一部《狼图腾》书籍风靡全中国；10年后，由书改编的电影再次掀起“《狼图腾》热”。不管《狼图腾》的书籍还是电影，都把对游牧文明的讴歌、推崇作为主旨，可游牧文明真的如此神乎其神吗？
“狼性”的游牧文明真的所向披靡？被夸大的“游牧文明军事能力”《狼图腾》原著是一本小说，但实际上作者在小说结尾的大段论述才是核心，前面的故事都是为了兜售后面的大道理而编排出来的。这番大道理可以概括为：有两种文明，一种是游牧文明，对应着狼性――强悍进取――边疆民族；一种是农耕文明，对应着羊性――温柔敦厚（儒家文化）――中原汉族。华夏文明之所以能绵延存续，就在于游牧文明不断向农耕文明输血，而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种种不如意，主要因为狼性不足，羊性太盛。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输血的方式，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由边疆民族教训或者统治中原汉族一番。而边疆民族之所以能教训或者统治中原汉族，就在于边疆民族是狼性民族，强悍进取。边疆民族或许真是强悍的，如《狼图腾》中所言“兰木扎布真跟狼摔羊羔似的，一口气把我摔了六七个跟头，那些漂亮的蒙古丫头看得都冲他笑”。但在冷兵器时代的大规模战争中，个体的强悍能换取多大的军事优势是存疑的。相比之下，动员资源的能力要重要得多。而动员资源的能力与国家组织方式息息相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打散了部落组织，将其编为96个千户，千户下又设百户、十户，牧民不得离开其组织，部落的界线被抹掉。成吉思汗委任的千户长，或为其子孙或为其一手提拔起来出身低微的将领，部落旧贵族的统治被彻底终结。这种社会组织改造，颇类同于秦国将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见《黄章晋：历史偏爱有制度的莽夫》）。如此编户齐民、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军事上的力量集中和调度自如。所以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凡是实行编户齐民、中央集权的，一般都更能打。无论是秦灭六国、（军事上）唐盛宋衰，还是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都印证了这个规律。成吉思汗的军事成功离不开对游牧社会的改造而编户齐民、中央集权恰恰被认为是农耕民族的特征。那些保留了游牧民族“本色”的汗国，军事能力就弱得多。蒙古国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曾以“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警告满洲的努尔哈赤，但最终是后者胜出。因为以松散部落这种组织方式存在的“四十万众”，还不如中央集权控制下的“三万人”有战斗力。“狼性”一定能胜过“羊性”？《狼图腾》的作者认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开疆扩土的康乾帝，都是狼性的代表。的确，乾隆把曾经新疆最大的民族蒙古准噶尔人几乎杀绝，其“狼性”犹如成吉思汗。但也正是乾隆时期，中国和西欧的差距急剧拉大。那么西欧的崛起是因为其狼性更强吗？恐怕不是。恰相反，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的一批人，倒是反映西欧人很有“羊性”。如徐继评价美国“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王韬评价西洋“以礼义为教”；郭嵩焘评价英国“仁爱兼至”……。当然西欧对外还是有狼性的，否则中国怎么会被殖民呢？但是即便对外的狼性，和乾隆那种要求对准噶尔斩尽杀绝的狼性也不可比。当然，在《狼图腾》的作者看来，西方之所以崛起，还是因为他们的狼性更强――西方也是游牧民族，只不过是“海洋游牧民族”，是比“草原狼”更强悍进取的“海狼”。问题是，西方人难道主要是以渔猎为生吗（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西方学界公认“希腊罗马社会中典型的劳动者是小农”、“希腊罗马世界总的来说是个农民社会”）？所以孕育了“海洋游牧民族”？中国南方沿海怎么就没有诞生“海狼”（《狼图腾》的作者恰恰几次强调中国南方人由于没有游牧血统所以孱弱）？甚至，游牧文明是不是“狼性文明”也颇可怀疑《狼图腾》的作者将“狼性”概括为强悍进取。如果说游牧文明是强悍的，那倒有可能。但要说游牧文明是进取的，这就不知从何说起了。历史上游牧民族骚扰农耕民族，是出于劫掠的生存需要或者利益需要，而成吉思汗开疆扩土纯粹是他个人的帝王梦想，这些与“民族的进取心”何干？是否因为秦灭六国，我们也可以说农耕民族是进取民族？推崇“优势文明”本就是错的各文明有其特色，但难分优劣根本上，《狼图腾》宣扬的这套理论不新鲜，其实就是一种“文明决定论”。只不过《狼图腾》是用动物来代表文明，而1980年代的《河殇》是以颜色来代表文明。所谓“文明决定论”，是指“假定有这么两种民族：一种是天生的个性活跃者，喜欢竞争与自立；另一种是天生的共同体成员，留恋受保护的和谐生活”，两种不同的个性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发展走向。但实证研究一再证伪这种论断。在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现代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显示出人类各民族在深层心理、潜意识、心智结构与基本思维类型上是一致的。在生物学领域，已经得出“在基因层面无法区分民族”。亦即，不同民族的人，在个性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只不过由于地理、气候等约束条件不同，而形成一些“民族特色”。例如草原地区的人游牧、山区平原的人农耕；低纬度地区的人肤色黑，高纬度地区的人肤色白……。这些民族特色没有优劣之分。另外在制度的约束条件下，也会形成一些民族之间表面的差异，比如有的地方强制妇女裹脚，所以这个地方的妇女脚小；有的地方不允许民间尚武，所以这个地方的人缺乏竞技能力……，但这种差异并非“民族差异”，而是“制度差异”。推崇“优势文明”既不能也不该那种以我为中心，将周边都视作蛮夷的“大汉族主义”自然是虚妄的。而《狼图腾》不切实际的吹捧游牧文明同样可笑。根本上，不能也不该推崇什么“优势文明”。不能，是因为文明（民族性）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不该，是因为强调文明的优劣，会让人们忽视制度的问题或者把制度差异混同为“民族差异”，而安于宿命或者诉诸改造民族性。《狼图腾》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比如《狼图腾》滋生了很多“狼性企业管理文化”，企图以狼性来激发企业的创造力。但中国企业的创造力不足真的是因为缺乏狼性吗？别的且不说，单是一个上市审批制，就扼杀了多少中国人的创富精神？这与狼性有关吗？游牧和农耕文明，都注定要衰退工业、科技革命已经让游牧和农耕文明失去存在土壤与书籍《狼图腾》不同，电影《狼图腾》侧重环保主义，不希望游牧文明受到侵蚀。但这是不可能的。曾在内蒙古当了10年知青的著名媒体人李大同就指出，“如今回到草原，已经很难找到可以骑的马，有谁逼着他们骑摩托开吉普呢”。没有人逼，盖因摩托和吉普比马有优势，所以逐渐地马就被淘汰了。正如在美国农民的家里，是根本找不到锄头镰刀的，因为农耕在这里已经消亡，农业在这里已经变成一种工业。畜牧也迟早会在中国完全变成一种工业，定点饲养将完全取代游牧。这种取代其实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如今人稠地狭的河南、山东，其牛羊肉产量都直追“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而内蒙古能维持第一也在于定点饲养。中国大部分牧民已经定居希望维护游牧文明的人何不自己去过游牧生活如前文所述，文明跟随约束条件，当约束条件改变时，旧的文明就会自然消亡。保留旧的文明既无必要，也没人愿意去做。无论游牧还是农耕，都是很辛苦的生活。山陕一带农民把种地叫做“受苦”，农民自称“受苦人”、“下苦人”，而游牧的艰苦绝不亚于种地，正如李大同所言，“如果（蒙古民族）过去的家园注定要消失的话，他大概不会抵抗，会顺从这种变化……谁喜欢放羊呢？”当初下到内蒙古的知青，几乎是有机会离开就离开，能早走的不晚走。极度推崇游牧文明的《狼图腾》作者，也是在北京写完《狼图腾》，而不是在内蒙古。如果作者真的那么崇尚游牧，何不别做“回城知青”，而是扎根草原呢？
书籍《狼图腾》的中国作者诉求“强者为王”，而电影《狼图腾》的法国导演看到的只是“环保主义”。这已经说明，“狼图腾”不是谁的图腾，而就是操刀者自己心中的图腾。
“狼性”文化不过是承袭了中国法家“法术势”的内核
他们不相信狼性，但仍然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
在抗战中，桂系实力非但未曾受损，反而越打越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利用一切机会巩固其在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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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输入140字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
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古人类的定居生活等的发展，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第一次生产力的飞跃，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地带主要集中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这里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域。
农耕文明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之前。此间，人们以农业为主，政治体制一般实行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社会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形。农耕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它是工业文明的摇篮。
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
农耕相对于游牧的好处就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才会有一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去想吃饱之外的事情。如研发科技，发展文化等等。
四大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就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
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广播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都是十分优秀的，例如培养和孕育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理念，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华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
早在先秦时期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民间流传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艰辛不易。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文化在衣食温饱解决之后的重要意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上万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历史，创造了发达持久和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同时，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又丰富了农业的内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虽经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仍然一直蓬勃兴旺，绵延不断。
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相对的海洋文明而讲，就是清代没落的最主要原因。
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古人类的定居生活等的发展，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第一次生产力的飞跃，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地带主要集中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这里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域。&&
农耕文明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之前。此间，人们以农业为主，政治体制一般实行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社会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形。农耕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它是工业文明的摇篮。&　　从某种意义来说，农耕文明便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农耕相对于游枚的好处就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才会有一些人去从事文化、艺术和科学的事情，等等。&&&&&&&&在各大陆干旱半干旱地区，在相对固定的社会边界内迁徙生活的游牧族群，七千年来以游动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了严酷的气候和环境，发展出了人类的游牧文明。
中国北方存在一个干旱半干旱地区，是欧亚大草原的一部分，气候寒冷干燥，游牧族群适应了那里严酷的气候和环境，几千年来发展出了游牧文明与干旱草原和谐相处。
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于是，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跨掉，反而延续至今，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北方干旱草原地区的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尤其在当代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灵活的应对能力，可能对现代社会有很多借鉴的意义。
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学观点起源于非洲大陆，在漫长的地质史时期，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而逐步迁移到其他的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亚人种。&
这些原始初民所属的就是原始采集狩猎文明，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压力变大，许多物产并不那么丰富地区的部族不得不采取强度更大的劳动，而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着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蓄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也许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但在生存压力不那么大的时期，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发展畜业并不怎么合算，于是畜业的产生只有在凭采集狩猎无法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之后。&
但是为什么畜业最终发展成游牧文明而不是像现在政府所推行的那样定居圈养或放养？这也许是由于畜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对野生畜群的松散性控制发展来的，而定居蓄养需要较繁重的劳动，如果没有明显的优势，并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放弃游牧。马的驯化则更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然而更重要的是，北方草原自身的生态特点决定了定居畜养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遭到摈弃。&
中国东南临海，受海洋季风影响，越往西北，越近大陆中心，季风影响越弱；相反，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的高压作用越来越强。故从东南向西北，降水越来越少，干旱程度也随之增加，植被类型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由东南向西北可分为温带草甸草原、温带典型草原和温带荒漠草原。最优质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东部、科尔沁等地的草甸草原的年降水量不大，土壤有机质含量虽一般在4%以上，但仍旧无法承受定居畜养的放牧强度；那些年平均降水量低，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低于2%的西部草原便更无法承受定居放牧的压力，只需几十，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草原便会退化到无法收集到足够的饲料喂养牲畜的程度。而有关试验经过研究进一步表明，过度的割草会使地上生物量大大降低，对草原退化有很大影响。年年割草的牧区地上生物量只有割一年休一年的牧区地上生物量的76%。因此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游牧文明成为草原民族的主体文明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况之下的。&&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伴随着中国古代北方边境历史的始终，而这种冲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方边境的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
的变迁又导致了文明的变迁。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影响，但传统史学的盲点并不能抹杀这种影响的实际存在。
传统观点和西方学术界观点一般认为，对环境的破坏是连年的征战的征战造成的。比如，农耕文明在对抗游牧民族侵扰中，曾经有对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场采用焦土、洒盐等破坏性战术的记录；而游牧民族对农牧交集区域的劫掠破坏则更为严重，比如《西洋世界军事史》中描述，“有人认为中亚的气候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突然变得干燥起来，到了公元500年到了顶点，有人认为是游牧性的侵入破坏了水道之所致。派希克（T.Peisker）说：为了使一个水草田的拥有者，不敢不向他们纳贡，他们只要攻占主要的水道即可。而这些游牧民族又常常的盲目的抢劫和毁灭一切东西。一次侵扰就可以使几百个水草田化为灰烬和沙漠。进一步说，游牧民族不仅使中亚的无数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废墟，更使草原变成了赤地，因为无意识的取火而滥伐树木，终于使流沙扩大了范围。”
想到对环境的破坏，一般会想到连年的征战。战争固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历史上对北方边境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中原文明为了抵御游牧文明的侵袭而采取的移民塞边和屯田制的措施。&&&&&&&
可以发现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事实，凡是农耕文明的王朝或被农耕文明同化的游牧文明王朝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生态环境就遭到大规模甚至毁灭性的破坏。首先是秦朝，虽然曾有移民开垦今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一部分草原，但乍兴即废，对当地自然生态未能造成严重破坏。因此，直到西汉初期内蒙古草原的自然环境还是很好的。但是到了汉王朝，因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控制权，曾几次出兵今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汉武帝时更迁徙70万人开垦黄土高原，使原来的牧区变为农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开垦使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局部恶化，因此到东汉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汉族移民的种植业趋于衰微。鄂尔多斯地区的沙丘大约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
从东汉末期到唐朝初期，内蒙古草原的所有权回到游牧部落手中。由于传统的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成为主导产业长达四个多世纪，草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鄂尔多斯地区先前出现的沙丘并没有扩展。被称为大碛的沙丘，也仅是当今库布其沙漠的雏形。&
唐朝的中后期，是继汉朝之后较大规模开垦内蒙古草原的一个时期。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在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开辟屯田，并在边境上修筑了三个受降城作为屏障。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再次大兴屯田。尽管唐代在内蒙古草原的垦殖没有达到汉代的规模，但由于这时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已不如汉代，导致了迅速荒漠化的结果，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已有风沙肆虐，库布其沙丘开始扩大并以普纳沙、库结沙等名字为世人所了解。唐朝屯田制后来迅速由盛转衰，就是其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自然报应&。&
辽、金、元三代的三百余年间，内蒙古草原基本上属于游牧部落所有。尽管在此期间有过相当规模的屯田，甚至辽朝还在内蒙古东南部利用汉族移民发展过种植业，但与汉、唐时期的以耕代牧不同，所实行的是以耕助牧政策，没有形成滥垦局面。况且，与鄂尔多斯等西南部地区比较，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对人类开发活动的承受能力强。根据《蒙古黄金史纲》关于成吉思汗临终前不久行经鄂尔多斯地区时对此地风光的赞美，可以断定该地区的沙化趋势在元代至少已经减缓，甚至完全停止。&
到了明代，除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度出现屯兵驻扎外，已有许多内地贫民作为雁行式季节性移民或常住移民自发地迁入内蒙古地区，在隆庆和万历年间（公元年）达70.5万人，导致农耕规模再次扩大，喀拉沁、土默特地区的开垦情况已达近似于当时内地的程度。&
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业产生深刻影响的进程出现于清朝后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废止以前实施250余年的关于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正式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清统治者在内蒙古实施的这一所谓新政，敞开了内地汉民大量涌入草原地区的门户，开始在察哈尔、乌兰察布等西部地区，尔后在昭乌达、哲里木等东部地区有大批汉民移居。在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放垦土地757万亩，东部地区放垦土地2450万亩& 。导致康熙亲征葛尔丹时还是生计周全，牲畜茂盛，较他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皆甚相宜的鄂尔多斯地区，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变成生计不周全、牲畜不茂盛、较其他蒙古贫穷的地方。
如果正确地看待这一段历史，就应该承认，北方边境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战争使然，而是农耕文明静态的生产方式对游牧文明动态的生产方式的挤压所造成的。正因为静，农耕文明在定居点垦田植荒，以防御性的态势应对游牧文明的侵袭，而这种屯田实边的生产方式最终因为不适于草原生态而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强弱、战和，数度兴废，始终无法确立稳固的统治。&&
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落后和应改造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就用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了牧民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生物再生原理的深刻理解，并且认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无常，包含变化、运动之意。当《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随着农耕文明的生根和发展越来越严密而消逝时，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却始终张扬着，并且和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性格结合起来，成为保持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文化因素。&
蒙古族的民间诗歌中，有这样两句诗：“牧人爱宇宙/宇宙赐给我们幸福，牧人保护宇宙/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而《十三首阿尔泰之歌》中也有“吉祥安康的阿尔泰山啊/所有宝物、资源供牧人享用，辽阔无边的美丽壮观/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永远保护您安康。”的诗句。如此直白地表述人们有保护大自然的责任的话语，在农耕文明中是绝难找到的。即便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最倾向于天的道家，也不能如此自觉而清晰地表达出人应当保护自然的观念。这还是在农耕文明的惰性因素没有完全强化，原始采集狩猎文明遗留的及与游牧文明交互影响而存在的活性因素仍旧占有一席之地的先秦时期。秦汉之后，随着农耕文明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定胜天的观念和消极企求神灵保佑的世俗观念逐渐盛行，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的声音，除了宗教的影响外几乎就不再能够听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这样的言辞，中原农耕文明中，哪一个帝王能够说得出来？难怪有学者慨叹，西方文明的血统来自于游牧文明，只有游牧文明的活力，才能发展出对自由的强烈追求。&
而游牧文明的习俗同样表现出相当强的生态保护意识。“极为了解土壤荒芜结果的蒙古人，为保全牧场付出很多心血。例如怕秋季野火烧毁牧场而警戒，不耕土地或挖坑穴，结果确实是避免了牧场的荒芜化。”&&不仅如此，丧葬文化中也体现了尊重自然规律的特点，重生轻葬。他们或野葬，将死者装入白布口袋，或白布、土布缠裹全身，载于牛车，送至荒野，任狐狼、野鸟啄食；或火葬，即以火焚尸。将死者驱车适野，置于空地上，覆以干树枝干草，点火焚之。烧尽后，将白骨碎块抛撒四方；或土葬，尤其古代蒙古贵族行深葬。《黑鞑事略》亦云：“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无论野葬、火葬、土葬，均不修坟冢，“使生从土中来，死亦归土中去”，完整地实践着自然循环、生物再生的生态学原理的领悟。&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游牧与农业分离说较为合理。
游牧经济是一种专业化、流动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经济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畜牧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谱写了一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历史上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一度在中原建立了政权，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和涤荡，他们一部分西迁、一部分在历史中消亡，一部分融合入汉族，一部分仍保持了本民族的特征和习俗，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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