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国：给艺术一个打草稿的地方
就像河流一样，非主流的东西一端是在喜马拉雅山，冰雪融化，无数条涓涓细流汇拢，一路奔流最后汇入长江黄河。50年前所谓的离经叛道，50年后可能就是社会主流。我只是把这个平台搭好，把后勤保障做好。
引录剧场--江河行：将进场（上海）《江河行》，引录剧场，下河迷仓，2009，导演：臧宁贝
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剧场”的上海文化广场剧场，2011年7月建成。上海，再一次用历史的丰厚遗赠、不断拔地而起的巨大艺术场馆以及喧嚣沸腾的商演市场，向国人证明自己不愧为当今中国最具“文化霸权”的两座城市之一。而与此同时，热闹了一个夏天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欧美当代戏剧季，也用翻译剧的红火映衬出了原创剧的惨淡。在话剧中心7月份的剧本讨论会上，12个剧本中只有1个是原创，而英国皇家宫廷剧院每年能收到3000多个原创剧本。中心的副总经理喻荣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戏剧原创力的孱弱不胜感慨。
没有艺术家是一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作品正步迈进艺术殿堂的。天赋也许莫测高深，但绝大多数人还需在后天不断尝试、排演、锤炼，失败再失败，戏剧尤其如此。就在上海林立的艺术大厦之下，在龙漕路旧厂房里，有一个被称为艺术样板房的地方——下河迷仓。它不是房地产商慈悲为怀的产物，只是一个专供不成熟的艺术家打草稿、希望通过沟通促使文艺政策越来越宽松的场所。
人称“戏剧狂人”的王景国，198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曾在政府部门短期任职。1991年受美国RAGDALE艺术基金会邀请赴美，后定居纽约，并多次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曼哈顿苏荷、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以及法国、日本、港台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绘画作品的个展和联展。1999年，王景国回国在上海投资创建了“真汉咖啡剧场”，2004年又投资创建“下河迷仓”。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杨绍林总经理在某次谈及上海的民间社团、小剧场演出、非主流戏剧之种种时，说他曾悄悄去过“下河迷仓”，他要向王景国致敬。说着，还举起两根手指从额前划过像美国大兵那样行了个礼。为什么呢？他没说。七年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群热爱小剧场话剧的青年在这里排练，免费演出，而今年开始有画家在此打草稿。7月上旬，张展的油画作品展《零年代的“龙凤时代”》终于在经历了旧厂房的陈列之后，登陆上海美术馆。
肢体剧－【皮相】：李震（上海）《皮相》，导演、演员：李震，下河迷仓，2009
非主流的存在关系到整个生态
新民周刊：“迷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王景国：艺术的发生和人的精神的发生，它是一个“迷”的状态。而精彩恰恰就在这里面，搞艺术的如果没有这个感觉，那他的艺术不会精彩。艺术是一种物质的、精神的、个性的反映，也许是天意，艺术家本人也说不清楚的，扑朔迷离。我当时建这个空间的时候就想，这里原本是仓库，现在肯定要建成艺术主题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个迷，不是谜底的谜，而是迷路的迷。但对艺术家来说，这里是他的一段人生历程、路途，是在一种迷的状态下在走。《周易》里面有句话叫“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任何事都是先“迷”。“迷”分两个意思，一个是思想的迷，一个是行走过程中的迷，肯定要迷一段时间。但坚持下去到一定时间，没准就得“主”了，到达你的目的地了。而这一刻结果已经不重要了，精彩的都是过程，一个人的思考就体现在这中间。中国的工艺美术是世界一流的，可以脑筋动足、一丝不苟的把一个小东西做到极致，但是反映思想、反映社会人文的大作品却没有什么，从古代到今天都是这样，不大愿意去张扬思考、思想。但乐观一点的看，现在是个转型期，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思想的重要性。
新民周刊：是不是说，如果大家都主动思考、乐于表达，其结果可能会自然而然汇集成所谓的主流，而这又是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符合人性？
王景国：对，所以我老在提倡生态。我觉得首先该接受文化教育的是管文化的一些官员。我这儿事挺多，经常会有上面来检查，我对他们都很认真的，我会把我的观点告诉他们。我“迷仓”的定位是非主流，非主流的存在很重要，它关系到整个的生态。毛的时代把之前非主流都斩掉了，把下面的非主流都按照主流来调教。有句话非常对，大致意思是任何时代，都是非主流引领未来主流。就像河流一样，非主流的东西一端是在喜马拉雅山，冰雪融化，无数条涓涓细流汇拢，一路奔流最后汇入长江黄河。50年前所谓的离经叛道，50年后可能就是社会主流。艺术是这样，思想也是这样，都在于精神的引领，否则它有什么价值可言？
新民周刊：您认为鼓励创意就要勇于打破旧的东西，但是一些专业人士对于文化艺术的改革，比如戏剧戏曲的创新，是有异议的。
王景国：是啊，这就要看管文化的懂不懂文化了。我们也不指望他们个个有激情、有理想，但你起码要知道文化艺术是咋回事。在我看来，过去的东西该保护的就要保护，国家每年应该给它资金养着它，不要乱动它，让它原汁原味，就当它是大熊猫。而对于年轻人，他有很多观念，就要鼓励他、支持他去创造。重要的还是体制、政策。一位大师说得好：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个人更是如此。
新民周刊：“迷仓”跟体制和政策有什么关系吗？
王景国：为什么弄这个“迷仓”呢？其实就像房地产商卖房子一样，先建一个样板房。现在的政府官员你跟他讲他不一定懂，你非要造一个样板房给他看。我就是把这个立体的模型建立起来，让他们看到艺术管理、艺术源头的发生是这样一回事。而我的做法，对于管我这一块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起了一点作用，它在慢慢促使这个体制越来越宽松。比如作品审查制度，我说我这里演出的作品是不会报给你们批的。第一，我是一个企业，这在我的经营范围之内；第二，我这里做的戏剧都是实验性的，说白了，这里就是一个给戏剧打草稿的地方。戏剧是一种空间形态，必须人在，灯光亮起来，集体创作，即兴发挥，还需要观众形成互动，才是一个整体。我们不是总说要跟西方接轨吗？这就是很重要的一步。西方的戏剧已经在立体创作了，你还在编剧是编剧、导演是导演？好，既然是一个打草稿的地方，难道我打草稿还要人批吗？而且，这里的草稿多数是打不成的，天才毕竟是少数。但是对于一个可能成为艺术家的人、可能形成的艺术团体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他可以通过打草稿建立自信、证明自己，没准就走出来了。也可能打了几遍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走这条路，然后不做了。在这里，他得认清自己，别把兴趣当素质。我这里举办的画展，也是这个画家正式办展之前的一次陈列，可以听听专家和爱好者的意见。我自己也画画，我很清楚这种感受。自己画会画糊涂的，别人说什么都不信，一旦在展厅挂好了，自己也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和反观自己的作品。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立体打草稿的地方。这里的艺术发生肯定都是不成熟的，成熟的我也不会让它进来，借我这里排练然后出去商演的，我一概拒绝。
样板房也有尴尬
新民周刊：迷仓在运转的过程中遇到过尴尬的事情吗？
王景国：迷仓有两个节：一个是迷仓电影节，一个是秋收季节。从2011年起“秋收季节”不仅是戏剧了，它将是一个兼容并蓄的艺术平台，百分百纯民间的平台。也许20年后，它会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艺术节。这样的东西，我不会报批，但我会报告。定下来之后，我肯定会准时开。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我定整年的计划乃至计划的延伸，那是我的权利，你们管不着。否则我也没法做事了。我可以把图片、梗概都发给你看，你觉得哪幅画不好，哪个戏有问题，你尽管提出来。我不反对作品审查，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作品审查制度，关键是你要明白，枪毙一个作品跟枪毙一个人一样，要慎重，你给我下个文，我依照你的书面报告执行，也向别人有个交代。你不能在电话里跟我说叫我把画拿掉、戏停掉，这凭什么？但是他们不敢出这个报告，不敢承担这个责任。你不出，我是不执行的。这种事多了。尴尬之处在于，站在个人角度，他们觉得我说的对；但从体制角度讲，他们执行起来有点头疼。当我每前进一步，如果以前还没人做过这事，麻烦就来了。有时候四套班子，有时候五套班子，都来找我。迷仓电影节在北京奥运会前两个月被停掉了，理由之一就是：你没报批。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政策是这样的，民间你可以搞展，比如什么周什么季什么会，但不能搞“节”。
新民周刊：中英文两套名字？
王景国：可以啊。但我又不是做坏事，我只是希望尽量做得完整（不是完美）。我经常跟他们讲，艺术管理是个学科，不是凭感觉，不能业余人来干，你要有道理。我也想避开这个麻烦，但是“节”，Festival，国内的国外的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交流通道就顺畅了嘛。我当时脑筋都动到用Festival的中文译音了，但怎么看都怪里怪气的。想来想去，最后“秋收季节”这个名字就这么被逼出来了。我叫不了戏剧节，也叫不了现代艺术节，就叫个秋收季节呗。每年秋收的时候发生嘛。但是我加了个副标题，第一届叫“当代表演艺术年度交流展演”。现在拓宽了，叫“当代艺术年度交流展演”。第一届是政府勉强同意的，去年第二届是正式同意了，他们现在也习惯了。迷仓的一切我从不对政府隐瞒，我都是公开的，我愿意公开。成有成的道理，不成有不成的说法，我希望明明白白。因为只有明明白白，它才可以被拷贝、被推广。我很反对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报上去的东西跟做出来的不一样，这蛮害人的，因为旁人没法拷贝，一拷贝就上当了，而且不能真正推动体制进步。
新民周刊：但您是一个个案，年轻人可能还不具备跟政府、体制打交道的经验。
王景国：对，所以我的朋友也说，“这种事只有你做”。因为政府对我也是了解的，只是有时候做得让他们头疼、尴尬。但这么长时间下来了，我说你政府应该信任我。我们不是讲和谐社会嘛？和谐的基础就是信任。政府首先应该信任人民，你不信任人民，不信任社会的基本主体，这个社会还怎么和谐？作为我们个人来说，还真是应该像巴金说的那样，真的知识分子在凭良心做事，凭一份好像还有的责任感在做事。要不然怎么办呢？还有，我作为一个还比较愿意说话的人，不要轻易向社会许诺什么，既然许诺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诺言。困难我也有啊，但是在挣扎着坚持着，因为我话已经说出去了，尽可能兑现自己的诺言，真要是把我这个地方封了，或者我彻底破产了，那我就坦白告诉大家我不行了，大家也能理解。我对政府说，真要封了，对我、对我家里也是件好事，我每年少说要往这里扔七八十万，动作大一点要过百万，这是无偿的啊。
有戏，它才叫剧场
新民周刊：真汉咖啡剧场为什么会关掉呢？
王景国：朋友们一鼓动我就回国了，他们跟我说应该弄个咖啡剧场，为自己做点事情。“咖啡戏剧”，它作为戏剧的一个分支，中国之前是没有的，我们正好补了个缺。在真汉持续运转的两年间，这里演了8部戏，280多场，对于当时还不热的小剧场演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当时跟他们说，百老汇离咱们远哪，别去想。你是店，演戏的店，你就得天天开门。比如一个礼拜演8场，开着开着就成习惯了。店多了，各有各的特点，消费者也就多了。我当时做得很猛，一个戏在演另一个戏就在排了，自己搞剧本、聘导演。但从商业角度来说，定位是错误的，剧场就是剧场，酒吧就是酒吧，卖点一多就混乱了。到最后，人家光知道“真汉”是剧场，咖啡馆没有客人，剧场挣的那点钱反过来还要负担咖啡馆的成本。而我原本是希望酒吧和咖啡能帮助戏剧的演出，但没想那么复杂。其实，这也不是不能做，而是要换个方式做，比如跟旅游业挂钩。上海跟纽约有点像，都是文化的集散港，文化就是它的山山水水。但是旅行社跟中国现在的演出结合不起来，因为你今天演明天不演，怎么签合同？国外有的戏可以演15年20年，一个礼拜8场铁定的，它就可以合同化了。西方人旅游提前半年就定了，有些行程内容都设定好了，半年后人来了戏得走，不在的话就变成旅行社违约了。中国到现在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新民周刊：国内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戏剧作品可以长演不衰、驻场演出，杂技倒是做到了。
王景国：这是政府要想的问题。比方说我跟一个剧场谈，准备把观看话剧演出作为半年后旅行内容的一部分，并且合同化，但是剧和剧场都不敢跟我签。当年，因为华山路沿线有不少剧场，就建了一个戏剧大道。听起来很好，但是很傻，我当时泼过冷水。戏剧谷就更离谱了，因为戏剧谷是没有资源的，它利用的是剧场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时间空档，其实就是一有政府资源背景的中介。但是，比如我想在明年8月定8场演出，你现在能跟我签合同吗？不能？一个不能为一年以后经营活动签合同的企业叫什么企业？更何况，刚起来的年轻人，你让他上哪儿去租一个剧场？这对文化、对民间力量的生存也是有害的。剧场是戏剧发生的地方，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戏剧的话，你拆了它都可以。不就是一个空间吗？因为有了戏剧，它才叫剧场。人们会说百老汇有多少戏，会说“我们去看《悲惨世界》”，“我们去看《剧院魅影》”，而不会用剧场数量来标榜。一个戏能演20年相比之下更重要。打个比方，如果戏剧大道上有15个剧场，一共有15个剧场经理，这15个经理上班都等着人家来租场子，大家想的都是“我们场租怎么定啊？”这些经理、副经理、前台、把门的，跟戏剧有什么关系？这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无为而治、自然而然最好，国家不要管它，只要它没有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人身自由。这一点美国做得最好。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体制下和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下，让戏剧自由发展？但是前些年提出的“内容为王”如今也变成“渠道为王”了，而渠道恰恰是被垄断的。
王景国：现在供给艺术的土壤条件比原来更差了。貌似宽松，但对于原创是一种骨子里的伤害。公共资源全被瓜分了，民间的、自发的东西需要土壤条件，这个土壤条件就是公共资源。排戏不能跑到人家里去排吧？实在没办法，看人家里客厅挺大，帮个忙吧。总不能天天这样吧。公共资源是一种义务承担，是普通公民可以使用的资源，这一块几乎没有了。而国外这一块不但有，并且是受法律保护的。剧场、剧院、排练产地，有政府设置的，也有资金会提供的，已经很多年了，比如有钱的家族做好事，把一些房子提供给艺术家，为此还专门成立基金委员会并聘请人管理，合理使用资金资助，而且不受家族成员侵犯。慢慢地，越来越社会化，形成公共资源。只要你不犯法，政府也管不了你。厕所不算，上海现在还有哪些是公共资源？剧场，是产权属于上海人民的公共资源。现在企业化了，变成赚钱分钱的地方了，包括向国家交税。剧场应该是属于上海人民的公共资源，但是你赚钱分给人民了吗？有的区的剧场，或者空置或者勉强开着，放个电影，老头老太跳跳舞，然后待价而沽，最好是被房地产商拿下。我曾经看中一个地段比较好的剧场，对方只答应签一年，但是我装修完了还没怎么演就到期了，那怎么行？少说也得租三年啊，五年六年更好。他们不答应，怕开发商来了合同碍事。还有的剧场，租可以，要我用它的职工，可是我用不上也用不了这么多啊？而且，用什么演员是导演说了算，这样硬塞哪个导演愿意？这违背艺术规律啊。
今天的文艺政策还没有脱开《讲话》
新民周刊：现在大家都在学百老汇、学伦敦西区，您怎么看？
王景国：学不好的。他们没有做错，但问题在于他们的立场是在体制之内。他们现在的语境非常尴尬，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比我难，婆婆多，这就是政府的事了，要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在体制改革中间慢慢地解决。咱们也别把戏剧夸大，就是戏班子，有一些人天生就是搞戏的。有喜欢演的，就有喜欢看的，这是天生的。梅兰芳就是梅兰芳，你让梅兰芳当党委书记，让他给奥运会弄个戏，那就不是梅兰芳了。他就像一朵花，你就应该让他回到自然状态去，你长好长不好，都是自己的事。你创作了戏，你就去演吧，只要没有超越法律界限，你的剧场没有消防安全隐患，那你就演呗。演得了，你就演；演不了，你就关张。艺术其实就应该这个状态。对艺术家本人、对产业都是好事。戏多了，戏好了，政府也就省心了。
新民周刊：您反对戏剧产业的提法？
王景国：对啊，你只要一卖门票就叫商业演出了，试问天下哪有看戏不给钱的？这点钱不能叫商业的啊。到什么时候才能叫呢？比如百老汇的《猫》，有纽约版的、东京版的、悉尼版的、伦敦版的，变成“猫”公司，形成了托拉斯，可以到处拷贝上演，这才能叫“产业”。咱们的戏光卖这么点门票，这叫商业戏剧？所以，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大了，到现在还没人敢动手。比如话剧中心，国家给你钱，不是让你搞戏的，是因为你有那么多人要养，工资得发吧。归社会财政的部分应该归到社会那块去，国家在做了，但还没做透，有些东西还是落实到每个单位。另外建国以后，艺术院团变成了政府的文化宣传机构。前不久我重温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现到今天文艺政策等等还没有脱开《讲话》，还是把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当作党的一支拿笔作战的部队。
新民周刊：时代不同了，艺术家也不一样了，管理应该也不一样？
王景国：我们这代人，包括我之前一代，是努力想成为国际化的人；而文革之后那一代，尤其是80后90后出生的，天生就是国际化的人。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是就这么样了，自己都没法改变的东西。我们之间思维逻辑、语言方式完全不一样，靠你今天一张报纸明天一篇文章，改变不了的。政府和媒体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么个界限。所以我这里搞戏搞节的时候，去年定下来，评委平均年龄不能超过40岁。现在这种信息化时代，一个25岁人的作品，你让一个60岁的人去评？不公正的。而我作为出品方，尽可能减少话语权。我只有选一个人来当艺术总监或者评委会主席，我不干预，给你权利。搞好搞不好都是你的责任，我只是把这个平台搭好，把后勤保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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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艺术走向市场 古代书画家是如何谋生
摘要：
艺术走向市场古代书画家是如何谋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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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汉简的朴拙，晋书的风韵，唐画的富丽，宋画的精细，明清书画的千姿百态&&都争相辉映，汇集成光彩夺目的绵长画卷。就类别而论，人物、花鸟、山水、写实、写意、院体画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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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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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时间：日 14:预展地点：杭州、北京、成都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上海延安饭店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吴东魁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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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真实性、笔法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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