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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阳泉晚报
　　历史只存其大端，即刘勰所谓“寻繁领杂”，细枝末节尽可忽略；质言之，某些历史即使大端也不无异说，古人犹且未能说清，今人就更难以道明了。　　凡此种种，无不启示读史诸君：一本史书在手，当调动独立思考的功夫，发挥创造性思维，敢于、善于发现疑点，力争读出个人见地，锻炼出甄别是非、真伪的火眼金睛；切忌唯书是从，被书所左右。　　我国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多为官修史书，人们习惯上称为“信史”或曰“正史”，以示与私家编撰的史书，即野史相区分。所谓“信史”，《辞海》的解释是“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字面上讲如此，却不可信以为真，何以然呢？　　官修史书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朝人所修，另一种是别朝人所修。前者，编修人员有对本朝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亲见亲闻亲历或虽未如此“三亲”但与之相距较近的优势，可惜避讳甚多，此等优势未必能充分发挥。例如，从为尊者讳的意向出发，将有损于帝王将相等统治阶层、尤其是帝王形象的史实加以删改、美化，也是常有的事。司马迁继任父职太史令，不虚美，不隐恶，敢讲真言，写下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巨著《史记》，只是缘于历史条件所限，书中也不免有封建迷信之类的糟粕。例如，刘媪（刘邦母）梦与神龙交而怀孕生刘邦，便是附和刘氏党羽为他这个“真命天子”制造舆论、蛊惑人心的扯淡，谁信？　　至于某朝灭亡后，由继任朝代的人来写，人为加工的成分就更大了。以《二十四史》为例，数万卷，基本如此。清人编纂的《明史》就对明末农民起义军及其领袖李自成、张献忠有污蔑不实之词，说大西大顺后期，张为报复叛乱武装，于其势力范围四川境内不分顺逆，不辨良莠，施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共杀男女六万有余”，众多无辜惨遭杀害，由此，世人送了他个“杀人魔王”的绰号。笔者查阅过相关权威史料，时四川总人口也不过三百余万，即使他把川人杀得一个不留，也凑不够“六万万有余”呀。何况他并未把川人斩尽杀绝呢。如是捏造，充分映射出清廷对义军的刻骨仇恨。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所谓“信史”的老底：某朝“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别朝人物。”他由此断定：“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这里，先生有一点没有涉及，即史官编纂传记，即使同是本朝人，“勋荣”亦大大优于“令德”。请看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所述：“纪编同时，时同多诡，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意思是说，编纂同时代人物的传记，不免要说些假话。某人出身门阀，虽庸庸碌碌，纪传也极力夸饰；某人一生蹭蹬，失败沦落，虽有令德，史书中也往往隐而不述。有的人被吹捧，有的人遭冷落，撰者笔端往往流露出世态炎凉。　　不能尽信史书，鲁、刘所说诚为主因，笔者还有个不成熟的看法，即：史官纵有“书法不隐”的主观意愿，但缘于时空转换、人事变迁诸因素，已无法对历史事件本身实地察访，只能凭借前朝所遗留的资料，掺杂些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世人看重信史，史书贵在真实，但臻此造诣谈何容易。几十年间的历史犹且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龃龉，况复几百年前乃至几千年前乎。　　春秋时期晋国发生的赵氏孤儿公案至今为国人所乐道，但那是文学家、艺术家在历史基础上的创作，与历史的真实性相差甚远，此案的真相迄今还是个未知数。同是信史的《左传》和《史记》对该案的记述就大相径庭：一是晋景公宠信的司寇、庶几令赵氏家族断绝香火的大奸臣屠岸贾的记载仅见于《史记·赵世家》，《左传》和《史记·晋世家》则只字未提；二是《左传》记载的庄姬或许不是《史记·赵世家》所说的贤妇，而是祸及赵家的罪魁，正是她之通奸，才导致赵氏灭门；三是《左传》和《史记·晋世家》皆未提及赵武是赵朔的遗腹子。涉及厥案的一些关键问题却如此聚讼纷纭，无怪乎难以令人置信了。　　至此，有人形容历史是团让人随意捏弄的泥巴，是任由人恣意打扮的小姑娘。“泥团”也好，“姑娘”也罢，譬喻未必准确，却不无一定道理：它揭示出了历史的根本缺憾——缺乏真实性。实际上，历史只存其大端，即刘勰所谓“寻繁领杂”，细枝末节尽可忽略；质言之，某些历史即使大端也不无异说，古人犹且未能说清，今人就更难以道明了。　　凡此种种，无不启示读史诸君：一本史书在手，当调动独立思考的功夫，发挥创造性思维，敢于、善于发现疑点，力争读出个人见地，锻炼出甄别是非、真伪的火眼金睛；切忌唯书是从，被书所左右。这里，不妨借用鲁迅谈如何对待文学遗产时的一句铮铮警语以诫之：“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编辑：李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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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和正史有什么区别?我想知道这两者间有什么区别,好判断历史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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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识之士一向注重历史真相的探寻,而对于官修的正史心存怀疑的.鲁迅早就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鲁迅所批评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正史”,显然并不包括那些为了明显的政治目的而编造的史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是连“点点的碎影”也看不到,所有的,只是连篇累牍的谎言.　　野史杂记的作者不如写“正史”的史官那样专业,史料也不如后者掌握得多,但是在思想上却比较自由,顾忌也比较少,因此也就比较能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虽然所记往往只是所见所闻的一鳞半爪,并不全面,但却比较真实.鲁迅的许多史识,就是从野史杂记中得出的.如在《立斋闲录》、《安龙逸史》里看见明代皇帝的暴虐,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里,看到清兵入关后的凶残.有许多东西,是在正史里得不到的.　　但野史杂记,也并非完全可靠,并非每本都有阅读价值.有的作者受正统观念的束缚,往往也是“非礼勿言”,虽然他阅历丰富,但许多事情却避而不写,没有比正史提供更多的材料；有些人自己纠缠在某些历史事件中,写起回忆文章来,每每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毫无自我批评精神,自然也很难写出历史的真相来；还有些人仅凭道听途说来写作,也就易于以讹传讹,离真实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在“正史”与“野史”这对名目之外,还应该区别出“信史”与“伪史”之不同.　　伪史虽然能假某种权势之力,而风行一时,但终究不能久长,到一定时候就会暴露出它的虚假性来.我们所要的是信史,即真实纪录历史事变并从中引出教训的史书.只有这种信史,才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有益.而且,历史书籍本身,也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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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　　曾经有人和我说；你说的都是野史。且不论此言之荒缪，正史和野史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以前也认为，野史都是瞎说的，没有可信度。可你仔细翻看史书，就可从中看出众多端倪。大家都知道司马迁，著史巨匠，鲁迅也称他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句话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想想，先说后半句，‘无韵之离骚’，离骚为屈原所作，而司马迁为屈原之后【此为史实】，这句话也是鲁迅对司马迁由衷的赞誉，司马迁光宗耀祖。再看前一句，‘’史家之绝唱‘’，此句很值得好好想想，在司马迁之后，写史不凡者并不在少数，后有班固著后汉书，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而鲁迅博览群书，自然也知道这些史学巨匠，而却还是独赞司马迁，这是因为；马迁是继孔子之后的著史者，却比孔子在史学地位更高，因为孔子著史太有局限性，时间短，仅是周末。而司马迁写的是中国三千年的历史，还有各种板块，程序，可以说，司马迁是一位绝佳的编辑。司马迁，树立的是标准。有一位伟人说过，一流企业立标准，二流企业树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而司马迁，正是一流企业董事长，而后各大史家，则为董事会成员。而司马迁所著，正是信史。而在司马迁之后，各代史官大都畏惧帝王权威，所著大多为曲笔，也就是尽力避开帝王缺点。还有最近封神英雄榜蛮火的，纣王也是位人尽皆知的暴君，可在战国之前，从未有人批判过纣王，到了战国，批判纣王的历史开始出现。商朝后期才有文字记载，小一千多年啊。。。。 中国前前后后出现过诸多王朝，战乱频繁，各种历史记载大都残缺不全，而后代史官难道就不会看前朝历史吗?个别手贱的还会划拉两笔。就这样，本就有水分的正史水分就更多了，朝代不断更迭，那个朝代都有手贱的，正史，满满哒水分啊。还有那些谋朝篡位的，即位第一件事就是改史，帝王也无奈啊，当然挑自己爱看的入室库了，而那些看不上的，就成了野史。自己写的历史不入皇上眼，写史实有错吗，有些怀恨在心的就专著野史，其语言泼辣，也因古代的愚民政策，野史流落民间，也被妖魔化了，一句话传到第十个人嘴里，已是面目全非，古代文盲更多，野史也面目全非了。因为战乱丧失的史料更是不计其数，记得李清照就丢了好多。而且还有少数民族政权，自然是大力销史了。当年清朝曾国藩遍读二十四史，也感叹史料不全。 其实野史不被世人所接纳，也是写的太耸人听闻了。大唐繁荣，可在野史中，评论唐朝‘’唐猥琐‘’；大明鼎盛，可野史却看中明朝江南多名妓。可以说，正史权威，说话堂皇；野史多疑，言语不俗。也因史料不全，现代史学家大多野史正史通读，自己分析，所以历史才众说纷纭。梁启超也说过‘’二十四史，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突破定向思维，以公正，独到，理性，独到，不失逻辑的眼光看待历史。正史+野史=历史，所以我说，正史即野，野史即正。-逻辑什么的可能不咋地，大家凑合看吧，兄弟们顶顶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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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野史和正史有什么区别?
悠悠lWoa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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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百年校庆之前数月,有位研究生接受了某种校史的写作任务,前来采访,要我谈谈“文化革命”期间的复旦往事.凡我所说,他皆感惊异,有如听《天方夜谭》,后来我谈到“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忽然问道：“张春桥是谁?”这回轮到我惊讶了.时间才过去三十多年,这样一个主宰上海人的命运,而且在全国翻云覆雨,窜至高位的人物,却已被上海的学生所遗忘了.这使我直觉地想起了鲁迅所说的那句话：“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鲁迅所说的事虽然与现在有些不同,但可见民族健忘症却是渊源有自.不过转而一想,觉得这也并不奇怪.我们的忌讳实在太多,有许多史事都是避而不谈,不能直书,所以许多人对于实际的历史情况就渐渐地不甚了然起来,同时也丧失了历史研究的兴趣.这种现象是好是坏?说法不一.有人说我们应该向前看,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这种说法,看似姿态很高,但却忘记了一条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而历史却具有惰性,如不认真加以总结、清算,有些事情难免就会重演.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如果你把历史从门口赶了出去,他就会从窗子再飞进来.我们这个民族,重复性的灾难太多,就是因为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之故.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可见历史科学的重要性.其实,历代统治者也并非真的不重视历史,史官的设立,私家修史的严禁,就是明证.只是他们并不希望史官如实地纪录历史,而是要求他们依照统治者的利益来编写历史.司马迁违背了这个要求,敢于按照历史事实,对于本朝帝王提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没有为尊者讳,却是写出了刘邦的流氓性,他的《史记》就被称为“谤书”.后代许多史官虽然大抵是隔代修史,不涉及本朝之事,但仍多所避讳和粉饰,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这是正史难以避免的缺点.这种情况,外国似乎也并不两样.就近世而论,前苏联在斯大林掌权时期,对史书的编写就抓得很紧.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日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并指定了各类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组人员；接着,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还联名发表了《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和《对“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新的历史教科书当然只能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编写了.特别是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是以当权者的意志来写史的范本.在我读大学时,这本书是作为政治课的教材使用的,我读了之后,信以为真,以为联共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后,问题逐渐揭露出来,特别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陆续读到一些相关的野史杂记,这才知道历史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由此,我也领悟到“以论带史”说的渊源和流行的原因.如果不是“以论带史”,而是“由史出论”,那么斯大林就不能这样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用以打击别人而垫高自己的历史地位了.其实,有识之士一向注重历史真相的探寻,而对于官修的正史心存怀疑的.鲁迅早就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鲁迅所批评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正史”,显然并不包括那些为了明显的政治目的而编造的史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是连“点点的碎影”也看不到,所有的,只是连篇累牍的谎言.野史杂记的作者不如写“正史”的史官那样专业,史料也不如后者掌握得多,但是在思想上却比较自由,顾忌也比较少,因此也就比较能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虽然所记往往只是所见所闻的一鳞半爪,并不全面,但却比较真实.鲁迅的许多史识,就是从野史杂记中得出的.如在《立斋闲录》、《安龙逸史》里看见明代皇帝的暴虐,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里,看到清兵入关后的凶残.有许多东西,是在正史里得不到的.但野史杂记,也并非完全可靠,并非每本都有阅读价值.有的作者受正统观念的束缚,往往也是“非礼勿言”,虽然他阅历丰富,但许多事情却避而不写,没有比正史提供更多的材料；有些人自己纠缠在某些历史事件中,写起回忆文章来,每每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毫无自我批评精神,自然也很难写出历史的真相来；还有些人仅凭道听途说来写作,也就易于以讹传讹,离真实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在“正史”与“野史”这对名目之外,还应该区别出“信史”与“伪史”之不同.伪史虽然能假某种权势之力,而风行一时,但终究不能久长,到一定时候就会暴露出它的虚假性来.我们所要的是信史,即真实纪录历史事变并从中引出教训的史书.只有这种信史,才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有益.而且,历史书籍本身,也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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