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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医家防治疫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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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医家防治疫病研究摘要明清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传承前贤的同时，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其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对疫病防治理论的创新及其临床经验的丰富。本文主要以明清时期温疫学派的著作、医案医话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认真分析和总结这一时期防治疫病的辨证思路、特色方剂与用药的特点，以弘扬温疫学派之学术成就，为现代临床防治传染性疾病服务。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明清时期温疫学派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必然性，然后总结出该时期温疫学派临证预防与辨证之特色；分析达原饮、升降散、清瘟败毒饮、普济消毒饮、甘露消毒丹等治疫经典方剂，并附其现代临床及药理研究，通过统计学处理，透视治疫常用药物。在上述基础上，探索明清时期预防疫病的特点：毒攻毒、物制物&&生杀制化；总结温疫学派辨治疫病的整体特点：准、快、狠；辨治原则：开门逐邪、疏利表里、酌补顾虚；提出灵活应变是辨治疫病的总方针，细辨证所主，明察邪所在，思传变之急缓，详虑处方用药为辨治疫病的指导思想。主题词：瘟疫/预防和控制 瘟疫/历史 中医学术发掘 医学史,明朝 医学史,清朝Study of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flourish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old experience of the ancestors came down, lots of new ones were found, especially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n epidemic diseases. The object of this thesis is the documents wrote by the School of a warm plagu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chool of a warm plague and provide new methods and experience for modern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infectious disease of treatment, and the feature of the prescription and the medicine use of the dialectical plan and characteristic which prevent and treat a plague this aspect seriously has been analyzed and generalized.The thesis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school of a plague warm to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appearance of a school of a warm plague in the period. We have summed up the trait of the school in prevention and dialectical. We have analyzed a few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on treatment plague. With the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we get some drugs commonly used in plague.According to the study, we find characteristics of preventing epidemic diseas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mbating poison with poison, one thing is made with another thing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 inhibition and evolution. We concluded the trait of dialectical as a whole: nicety, rapidness, highly active, and the prescription rules of the school: expel the pathogens out of body, adjust the exterior and the interior, strengthen vital Qi and consolidating the constitution. We also provided the general policy: adapt oneself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provided the guilding ideology to prevent and treat epidemic diseases: carefully analyse and recognize the syndrome of disease, find out the place where pathogens be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sharp or tardiness of the complex, then decide on medicine use on a prescription.MESH Terms:pestilence / prev pestilence / histacademic explorations, TCMhistory of medicine, Ming dynastyhistory of medicine, Qing dynasty前言明清时期是疫病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疫病流行文献，远远多于中国以前各朝，面对疫病较强的传染性或流行特征，疫病造成的伤亡惨重，社会影响的恶劣，以及对人民的身心健康及生命摧残，促使医家投注更多的精力研究疫疾，积极寻求防治疫病的有效方法。如面对猖獗的痘症，许多医家都致力于天花的预防探索，经历了许多的探索尝试之后，终于找到了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的有效途径，并进行了广泛推广使用，而且还流传至国外，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与推广，开辟了人类免疫学的新天地。明清时期研究疫病的医书也明显增多，如温疫学派代表著作《温疫论》、《疫疹一得》、《广瘟疫论》、《伤寒瘟疫条辨》、《松峰说疫》等，以及疫病专病专著，如明代沈之向的《解围元薮》为中国第一部治疗麻风病专著，明末陈司成的《霉疮秘录》为中国第一部证治梅毒病专著，还有介绍治疗鼠疫霍乱的著作等等。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疫病仍不时侵犯人类，消灭或减弱疫病的危害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对明清时期疫病的防治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寻求某些规律性的启示，为我们今天应对疫病，减少进而杜绝疫病的流行和发生，无疑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本课题主要以文献整理为基础，对明清疫病防治的特点和规律作深入研究，结合统计学研究处理，探讨明清疫病防治的特点和规律，总结提出疫病治疗的基本思路，为现代临床提供借鉴。一、疫的定义人类自诞生以来，总在不经意间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灾难。在这些灾难中，我们不能不提及曾经杀人如麻的疫病。然而何为疫也？笔者查阅资料，集诸家对疫的解释于此，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医家之言词，二为工具书之条目，还有现代出版教材及众人或个人著书立说之命名。现详列于下。⑴ 医家之言词《景岳全书?卷之十三性集杂证谟》云：&瘟疫本即伤寒，无非外邪之病，但染时气而病，无少长率相似者，是即瘟疫&。刘松峰于《松峰说疫》卷一&述古&中摘录他人对疫之定义：&疫，疠也，病气流行，中人如磨砺伤物也。疫，役也&。在卷二&疫病有三种论&中指出：&盖受天地之疠气，城市、乡井以及山陬海澨所患皆同，如徭役之役，故以疫名耳。&⑵ 工具书之条目《说文解字》中提出&疫，民皆疾也&，把凡能传染的病通称为&疫&。《辞源》中说：&瘟，疫病，人或牲畜家禽所生的急性传染病。&⑶ 现出版教材及众人或个人著书立说之命名林培正[1]主编《温病学》教材认为温疫是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并可引起流行的一类疾病，大多来势迅猛，病情危重，危害较一般温病更甚。《新编温病学》[2]&所谓&疫&，是指一类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发生后能引起较大范围流行得疾病。&宋乃光、刘景源等[3]认为：疫病是由疫疬病邪引起的具有强烈传染性和广泛流行性的一类急性发热性疾病的总称。邱氏[4]根据《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的论点提出：疫病是一类传染性急强，可造成大面积流行，起病急，危害大，不论性别和年龄，其临床表现相似的疾病的总称。张氏等[5]在《解毒中医论疫治法》中指出：&所谓疫者，乃众人患一样的病。又有一方之内，长幼患状率皆相类者&。《疫病钩沉》[6]一书指出：&疫病指流行性传染病&。 纵观疫病之概念不同，内涵及外延之差异，涉及疾病范围不等同，为研究方便，本文将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对疫病的解释&&&具有温热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性的一类疾病&[7]。缘于长期以来对疫病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因而出现了对疫病与其它相类似的病名及其范畴的混淆，其中最主要的是温病与疫病，目前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以疫为瘟疫，认为温病与瘟疫二者名异实同，温疫是温病的别名，如吴有性说：&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疫，众人等之谓也。&[8]持此种观点者除吴氏以外还有戴天章、杨栗山、刘松峰、余霖等。其二，视温病流行为疫病。如清代医家喻家言说：&讵知湿温包疫证在内，湿温至盛，长幼相似则疫矣。&[9]清代医家王秉衡在《重庆堂随笔》中讲到&温病、热病、湿温病，治不得法，皆易至死，流行不已，而成疫疠。&[10]均认为与流行性有关的温病称为疫病。其三，以清代医家陆九芝为代表，认为二者之别在传染与否，传染者为温疫，不传染者为温病，在其《世补斋医书》中说：&温为温病，热为热病，&&与瘟疫辨者无他，盖即辨其传染不传染耳。&[11]有鉴于上述内容，本课题对明清时期疫病的辨治特色，主要取温疫学派之说，研究温疫学派的辨证思路及治疫名方、用药之特色方面，一则温疫学派于明清时期逐步形成一独立的学术体系；二则明清时期对疫病预防具有突出贡献，人痘接种开辟了人类免疫学的新纪元；三则面对当前全球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回升，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的现实，因此，深刻反思，整理、挖掘宝贵的中医疫病学精华，使之不断发扬光大，继续为现代防治各种传染病做出贡献。 二、明清疫病发生的时代背景明清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国家长期统一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文化科学取得多方面成就，将中医学推动发展至鼎盛时期。明清时期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有了显著提高。铜活字已正式流行，套板印刷的出现，造纸业和印刷术的进步，为医书的大量刊刻和医学知识的普及创造了方便条件。交通发达，造船技术的进步，都超过以往历代，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海内外交流十分活跃；人口增加，大城市的大量出现，为医学的需求和交流奠定了基础，这也为疫病的爆发频繁、流行加剧提供了一定条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公元2年至1911年共发生有文献记载的大疫266次，其中迄北宋灭亡前的1126年中累计发生大疫68起，平均16.8年发生一起，南宋至元末(年)241年中发生大疫36起，平均6.7年一次；明代(年)276年中发生大疫53起，平均5.2年一次，清代(年)267年中，发生大疫109起，平均每2.5年便有一次。疫灾的发生逐渐增加并呈加速度发生的趋势[12]。明清时期疫病迭起，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一些学者根据文献记载推测从明万历七年到十六年九年间，仅鼠疫一项就造成了山西、河北地区500万人死亡。崇祯十六年二月至九月，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自永乐六年（1408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发生大疫十九次之多，死于病者达数十万。仅崇祯十四年（1641年），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地，疫病大流行，蔓延势烈，患者甚多，形势惨重，如《吴江县志》所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可谓是&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再加，当时社会卫生防疫体系和防治隔离措施尚未建立和健全，造成疫病发生规模不断增大，并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疫种，如白喉、梅毒等。综上所述，疫病流行的残酷现实，给医学界提供了一个研究疫病的客观环境，迫切要求医家创新；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的便利，为医家交流、学习创造了一个平台；以及当时医疗水平仍处于比较落后状态，对医家认识疫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者素质的提高，为进行新的探索，解决传染病的防治问题，研新法，创新论，纠正时弊，解除病痛，打下良好基础，造就了如吴有性一批研究疫病学术的名医，在临床以及著书立说等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疫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三、明清医家对疫病病因及发病的认识明清时期，医家在广泛的临床实践中，认识不断深化，理论日趋完善，在疫病病因学上又有创新和发展，在对疫病的认识方面多有阐述。1 病因认识明末医家吴有性创立了关于疫病病因的&杂气学说&，首次把外感病的病因从条件病因的认识提高到疾病原因的认识水平上[13]。吴氏认为天地间除六淫之外，尚存有另外一类重要的致病源，即&杂气&。其在《温疫论》下卷之&杂气论&中描述了杂气的性质――无形可求、无象可见、无声复无臭，其中致病性质较强烈者，称之为&厉气&、&疫气&或&戾气&。吴氏肯定杂气为具有传染性的物质，并对其致病特点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如&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触之者，各所其气而为诸病焉。&[14]杂气的致病特点多取决于杂气之性质，是以&杂气种种不一&[14]，又&一气自成一病&[15]，且&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14]，故而&为病种种，难以枚举&[14]。简而言之，吴氏认为杂气致病种类繁多，不同的杂气引起不同的疫病，而同一种杂气导致相同的疫病。另外，吴氏还认识到杂气致病具有种属选择性和特异性，如&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16]之论述等。其后，温疫学派的另外几位医家对吴氏&杂气&说多以传承和发展。清代戴天章认为&天地之杂气，非臊、非腥、非焦、非腐，其触人不可名状。&[17]清代杨栗山在其著作《伤寒瘟疫条辨》之&温病瘟疫之讹辨&中认为吴有性以疫病本于杂气，彻底澄清疫病之来源。杨氏于&阳毒阴毒&中指出&杂气者，兵凶旱燎，疵疠烟瘴，一切恶秽不正之气也。&并在&温病与伤寒根源辨&中言杂气为&非寒毒藏至春夏变也。&亦认为杂气是&天地疵疬旱潦&之气，其性质&第无声无形，不睹不闻，其来也无时&[18]。杨氏还认为&杂气&是天地间与风寒暑湿燥火完全不同的另类致病因子&&毒气，其性质属毒火，即&杂气者，非温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间另为一种疵病早潦之毒气&[19]，杨氏对伤寒和温病病机的分析，赞同清代医家张璐《伤寒缵论》的观点，指出&温病得天地之杂气，&&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即脉闭体厥，从无阴证，皆毒火也&（[20]。至此，疫病病因&杂气学说&的认识已趋于成熟。2 发病观温疫学派对疫病发病观多有阐述。吴有性在《温疫论?原病》中指出：&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吴氏认为杂气袭人&有天受，有传染&，有别于传统的&邪从皮毛而入&，而且疫病的发病不受季节和地域的限制，如&温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21]，&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22]他认为疫疠&多见于兵凶之岁，间岁亦可，但不甚耳&[23]，又&方隅有厚薄&指出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区域性，且&岁运有多寡&指出了某些疫病的流行有周期性、起伏性，各年的流行范围和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吴有性还强调疫之发病与杂气强弱，人体正气，还有感邪深浅有关，&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营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吾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病热&[24]，或&时疫感久而后发&[25]，指出疫病发生具有潜伏期。 清代医家杨栗山于&温病脉证辨&中云：&盖温病得天地之杂气，由口鼻入，&&。亦有因外感，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恼触动而发者&，认为疫病除&天受&外，还受其它如饥、劳、忧思等因素的影响。清代医家刘松峰也认为杂气致病有天受、有传染。刘氏根据观察认为，疫气所在之处，蚊蝇纷飞，与染疫者同行，或途经疫区皆可以发病，如其在&除秽&中云&试观入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千百为群。&&以是知青蝇所聚之处，皆疫邪秽气之所钟也。更兼人之秽气，又有与之相济而行者。凡凶年饥岁，僵尸遍野，臭气腾空，人受其熏触，已莫能堪，又兼之扶持病疾，俭埋道殣，则其气之秽，又洋洋而莫可狱矣&，并认为疫病去而复发，&盖是时疫气所积者厚，即无气食劳损之因，尚有重感疠气而复者，更有前番余邪稍有未净，再酝酿滋蔓而抖然自复者&[26]，补前者所未言。综上所述，明清温疫学派医家大多认为疫病由杂气所致，途经主要有呼吸道、消化道、皮肤或黏膜接触，发病因素众多，且染疫者有多寡，不拘四时与年岁。四、明清时期疫病防治思想研究1 预防思想回顾明清历史，人口的增长、交通的发达，以及防治疫病的措施尚未健全等多方面因素，使得传染病的流行更为猖獗和频繁，这为医家进一步研究预防疫病提供了客观的临床环境；国家的重视，医者的努力，临床的实践，使得中医学对人类健康与繁延不断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种痘术的发明，对于全国乃至于全世界人民预防天花、彻底扫除天花病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清时期预防疫病的思想主要有如下几方面。1.1 隔离顾正正气是人体中与病邪相对抗的力量，自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认识，发展到明清，疫病学对中医理论的充实，对正气顾护已渐趋完善。明代主张&患痘疮，无论兄弟妻子，但一切避匿不相见&。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指出：&凡近视此病者，不宜饥饿，虚者需服补药，宜佩安息香及麝香，则虫鬼不敢侵也&。对密切接触肺痨者提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清?林之翰在《温疫萃言》云：&其相对坐立之间，必须识其向背&。清代陈耕道《疫痧草》曰：&宜远座不宜近对，即诊病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于病者之家。&据史载，清代光绪年间广州鼠疫流行，其郊区农村为防疫病传入，有的在村外搭建厂棚供由省城返村的乡民居留。这与历代疫病流行时官方或民间慈善机构均着力实施这一工作是一致的。清?熊立品在《治疫全书》中进一步提出瘟疫流行时节的&四不要&原则，即&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明?龚居中《红炉点雪》则提出了综合预防方法，要&戒酗酒、戒房劳、戒嗜利、戒暴怒、节饮食、慎起居、忌忧郁&等。1.2 祛毒御邪疫为毒邪，危害人体，不能不除。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明代胡正心《简易备验方》中已经提出了蒸汽消毒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预防具体疫病如麻疹的记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云：&用初生后脐带煅制后，以乳汁调服，可以预防麻疹&；明代蔡维谱也论述了麻疹的预防：&初觉发热时，以黄蘖膏敷于耳，白芥子敷于足，于胭脂涂其目，清香油润其脊，此皆思法预防治之法。& 明代薛铠《保婴撮要》中提出了用烧灼脐带的方法预防新生儿破伤风。清代刘松峰之《松峰说疫》云：&将初病人贴身衣服，甑上蒸过，合家不染&。清代罗世瑶在《行军方便便方》一书中曰：&将初病疫气人贴肉布衫，于蒸笼内蒸一柱香，久则全军不染&。 疫之为病，范围之广，影响之恶劣，因而不可不抵御。明代郭子章《博集稀痘方》、李时珍《本草纲目》，分别记载了用（白）水牛虱和粉作饼或烧灰存性和粥饭服下，可以预防天花的方法。明代瞿祐《四时宜忌》中记载有&新年时饮屠苏酒&、&立春后庚子日宜温蔓菁汁，合家并服&等古代防疫习俗；瞿氏于《居家宜忌》中载：&人疫病家，用雄黄涂鼻孔内，或香油涂鼻孔，或饮雄黄烧酒一杯，或食大蒜数瓣，&&则所至不染&。清代田绵淮《援生四书》中载：&凡天行时疫，传染邪气，多于鼻孔吸入，若往病家，须用烧酒涂鼻，或用人马平安散涂鼻，要必饱食之后，饮酒数杯，方可出门。&都是以个人防护为要点的防疫措施。《松峰说疫》等记载用屠苏酒方、麻豆投井方、苍术、贯众、赤小豆等进行饮用水的消毒。1.3 消减外患在同疫病斗争的实践中，卫生防疫的方法和措施得到发展和加强。如明代北京城已普遍铺设下水道，其中宫廷下水道用青铜管或用巨石砻成，一般街道下水道则用砖砌成。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了运用抹墙、堵洞、酒石灰几种草药等杀灭老鼠及蚊蝇的方法。明代瞿祐《四时宜忌》则记载古代&塞鼠穴，可绝鼠&的灭鼠习俗，对切断传染源以及控制传染途径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清初医家林起龙在《伤暑全书》所附刻的《瘟疫论》序言中记载康熙14年（公元1675年）前后，渔阳天花流行，有人设立坛厂，购求天花患儿尸体，置火中焚烧，借以减少传染。清代江期莲《瘟疫汇编》中已记述苍蝇为霍乱的传播媒介，提示灭蝇可以预防霍乱传播；除此之外，清代的民间慈善组织在战乱、灾害饥馑和疫病流行期间，每每组织义工收埋街头、郊野露尸，这也是一项重要的卫生预防措施，对于有效地避免或减少疫病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还注意到饮食卫生，如防蝇食罩的使用，对于有效预防疫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4 主动防疫疫为害甚重，杀人无数，罪孽深重，人类自不会束手待毙，而是积极、主动地探索防治疫病的各种方法。明代郭子章、李时珍都记载了用（白）水牛虱和粉作饼或烧灰存性和粥饭服以预防天花的方法。在探寻预防天花的道路上，医家发现麻疹与天花如已患过者则不会再病，如明代万全《痘疹世医心得》中曰：&至于疹子则与痘疹相似，彼此传染，但发过不再作耳&。后人深受启迪，尝试先发制邪，即增强人体抵御外邪得能力，从而能预防某种疾病的发生。清代医家叶霖，在《痧疹辑要》中记载了人类主动染疫预邪的方法&&麻疹种疹法，为现代的灭毒免疫奠定了基础。据载顺治皇帝即是患天花死去的，康熙幼年时为了避免感染，由保姆看护于紫禁城外，不敢进宫看望他的父皇，由于清代统治者亲自体会到天花病为害之剧烈，故极力推广种痘之法。顺治时设置查痘章京，专理旗人及内城民人痘疹事宜，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亦极为赞扬种痘的好处，故种痘法在清代得到普遍推广，并且不断改良而日益精善。清代俞茂鲲所著《痘科金镜赋集解》一书，载有安徽太平县以接种人痘法来预防天花。清?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书中详细介绍有四种痘法。①痘衣法：把疮患的内衣给接种者穿上，以引起感染，这是最原始的方法；②浆法：采取疮的浆，用棉花蘸塞被接种者的鼻孔；③旱苗：把痘痂阴干研末，以银管吹入鼻孔；④水苗法：把痘痂阴干研细并用水调匀，以棉花沾染塞入鼻孔。书中还分析了这四种方法的优劣：&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27]。至此，浆苗之法几废。且对种痘要旨、选苗、蓄苗、天时（指种痘季节）、择吉、调摄、禁忌、可种、不可种、水苗种法、五脏传送之理、旱苗种法、痘衣种法、痘浆种法、信苗、补种、自出、治法等共十八个专题作了介绍。其中如&蓄苗&一节，指出：&若遇热则气泄，日久则气薄，触污则气不清，藏不洁气不正，此蓄苗之法。&又说：&须贮新磁瓶，内上以物密覆之，置之洁净之所，清凉之处。&足见当时对于痘苗的接种与保存已经取得不少成熟的经验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对于苗花亦有区分：&夫痘懕曰苗，痘发曰花&，并论述了痘苗优劣及真伪选择。清代朱奕梁《种痘心法》认为：&痘苗传播愈久，药力提拔愈清，人工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并指出时苗若能连种七代，精加选练，即为熟苗，毒性大大降低，接种后相当安全。自此，天花不再是绝症。2 辨证论治疫病场场袭来，医家一一应对，因而获取不少真知灼见。医者书之，病家传颂，临床显效，今人不可不借鉴。明清时期疫病的辨证论治散见于医家的医著、医案等文献资料之中，尚无系统阐述。目前，中医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温疫的辨证论治可以参用温病的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也有不同于此种观点者，因而，笔者查阅了温疫学派医籍的有关内容。现以辨证、施治和用药为纲，选择摘录、归纳总结部分医家和医著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述于下。2.1 辨证摘评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辨证则首当其冲，故笔者对温疫学派之辨证加以整理分析。2.1.1 四诊合参清?余霖《疫疹一得?卷上?瘟毒发疮》认为疮症甚多，&何以知其是疫？然诊其脉、验其症而即知也。&临证注重四诊合参。清?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温病与伤寒不同诊脉义&篇分析伤寒与疫病诊法侧重时，云&伤寒多从脉，温病多从证。&且又&夫脉原不可一途而取，须以神气、形色、声音、证候，彼此相参，以决死生安危，方为尽善。所以古人望、闻、问、切四者缺一不可。&强调疫病多从证而治，并进行论述，得出疫病之治疗仍不离古人之望闻问切，临证仍需四证合参，才是治病的关键。清?戴天章《广瘟疫论》强调辨证，详列&五辨&于卷首，于其后一再重复强调，如&辨似&中述&以开卷所列气、色、神、脉、舌苔，辨其是疫与非疫。以曾经误治，与未经误治，辨其时疫之为实为虚。则得其大纲，更细玩前所列各症，条分缕析之详，则得其细目，则似是而非之症，断不能惑矣。&说明&五辨&是戴氏的学习体会和临证心得，唯恐读者错过。戴氏还在&渴&证中指出&时疫初起，以渴为机括，渴甚则热甚，渴微则热微，在末路，尤以渴为有余邪，不渴为无余邪也。&指出渴与不渴，是判断邪之有无的一个指标。2.1.2 表里分辨明?吴有性《温疫论》在通论&疫有九传治法&时曰：&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里之间而已矣。&表明吴氏以表里为大纲辨治疫病。清?戴天章《广瘟疫论?卷之一?夹哮喘》云&疫邪见症，千变万化，然总不出表里二者。&因表证之中有里证，里症中有表邪，不可不细察，详列表里辨证，使人一目了然。表里之外，还有不表不里，吴氏&温疫初起&中指出：&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此时&邪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为&邪热越于经&，即认为邪居于膜原。2.1.3 三焦、六经辨证杨栗山于《伤寒瘟疫条辨》&温病脉证辨认为疫病&中指出：&由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受病于血分，故郁久而发。&刘松峰&述古&中引录喻昌三焦辨疫&精言&：&温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 并在其著作中明确使用六经辨治疫病，其中以三阳经为主，如太阳经主要症状有：头痛热渴、身痛脉紧烦躁无汗及烦热燥渴等；阳明分经证与腑证，经证主有：目痛鼻干、呕吐泄利等，腑证则见汗出潮热谵语腹满便秘；少阳经证多胁痛、目眩、耳聋、咽干、胸痛、胁痞、呕吐、泄利等。由以上可以看出，温疫学派临床结合四证合参，以表里为纲，综合三焦六经辨证，指出辨疫尤重气、色、神、脉、舌苔，且认为渴与不渴是判断有无疫邪的一个指标。2.2 治则摘评治则，是治疗疾病的法则，包括治疗原则和方法两个内容。温疫学派对疫病的治疗，离不开中医哲学思想的影响，将四诊所得的，进行分析、归纳作出的辨证，然后根据证情制定出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2.2.1 邪入之初吴有性《温疫论?上卷?注意逐邪勿拘结粪》中指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復。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详察邪巢，以求除邪务早、务尽，认为&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28]具有&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百关皆通&[29]之效。体现了逐邪为第一要义的指导思想，临证注重疏利表里，调畅气机。其后，医家对此观点多有继承和发展。清?余霖认为，&疫疹不可表散，表则必死。&及&执伤寒之法以治疫症，万无不死之理。&若处理不当，&腮肿不急清热，必成大头。&[30]说明疫病传变之快，示除邪必早，必以除邪为首要任务。清?戴天章《广瘟疫论》&下法&中云：&时疫不论表邪罢与不罢，但兼里症即下&，且&时疫上焦有邪亦可下&。戴氏宗吴有性&下不厌早&之说，主张早除病邪。认为&大凡时疫，大便一闭，即当下之，然须询其有无所苦，若无所苦，下尚可缓，有所苦而下之不通，又须察有无夹邪及虚也。当下者十之五，可缓者十之三，夹邪者十之一耳。&[31]戴氏认为&时疫邪从内发，虽有表证，每每发表而不得汗，必待里气通，而后表始得汗。&[31]表里调畅，邪无所居，而调畅表里仍需分先后。并强调&时疫传里，大便闭，而小便不利者，当先通大便，大便通，小便自利，此惟时疫为然，他病则否。&[32]强调攻下是祛邪之主法。清?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卷一?症候辨》重申升清降浊之说，&急以逐秽为第一要义&，提出温疫治法&非泻即清，非清即泻&，以清热解毒和泻法并用。并认为&温病，邪热内攻，凡见表证，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断无正发汗之理。&&温病以清里为主，此一着最为紧要关隘。&[33]说明疫病治疗重在里，告示医家，切勿让表证障眼。清?刘松峰《松峰说疫?卷之四?辨汗无太早下无太晚》赞同吴氏&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之说，提出&汗无太速，下无太迟&以讲求语言精炼，传意清楚。2.2.2 邪溃之中吴有性《温疫论?上卷?战汗》曰：&疫邪表里分传，里气壅闭，非汗下不可。&坚持以表里辨证分治，认为&凡疫邪留于气分，解以战汗；留于血分，解以发斑。&[34]其在&伤寒例正误&中指出&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里分明，所谓未入于府者，邪在经也，可汗而已；既入于府者，邪在里也，可下而已。&均说明吴氏根据疫邪留滞部位的不同，灵活应变，给邪出路，逐邪出外。2.2.3 邪解之后吴有性《温疫论?上卷?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阴血每为热搏&，&大忌参、芪、白术&，强调疫为热邪，临证治疗时需顾护津液，后期当重养阴。综上所观，疫病早期当重祛邪，邪溃宜因势利导，邪解需顾正养阴为重。2.3 用药摘评现代名医施今墨云：&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明清温疫学派医家通过明辨证候，详慎组方，临床用药各有所好。2.3.1 明?吴有性吴有性认为&槟榔能消能磨&，&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是邪气溃败，速离膜原&[35]。因邪居于膜原，不可发汗，不可攻里，病邪难以直接祛除，吴氏采取调虎离山之法，引导疫邪离开它居留部位，于运动中祛除疫邪。而且吴氏祛邪，善攻下，喜大黄，认为&黄连守而不走，大黄走而不收，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36]，于攻下逐邪时，指出&三承气功效皆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37]。因医家临床用药各有喜好偏重，吴氏喜大黄，且认为大黄是逐邪要药，应用大黄的剂量也重。病案记载，其治愈一&患疫月余，苔刺凡三换&的患者，共计服大黄近斤。此外，吴氏还认为&解后宜养阴忌投参芪&，指出&夫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能宣布，积阳为火，阴血每为热搏，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大忌参、芪、白术，得之反助其壅郁，余邪留伏，不惟目下淹缠，日后必变生异证&，具有防变之识，先安之举。2.3.2 清?余霖余霖善用石膏，并可谓得心应手。余氏认为斑疹虽出于胃，但，因得十二经之火相助而发，&石膏直入胃经，使其敷布于十二经，退其淫热。&&故重用石膏，先平甚者，而诸经之火自无不安矣&[38]。其认为&疫症乃胃受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足以取效耳！且医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胜热，以水克火，每每投之百发百中。&[39]而且余氏应用石膏，认为&必须过峻，数倍前人&，以至于有&病家不敢服，甚至铺家不敢卖&的情况，可见余氏治疫胆识过人，有独到经验[40]。2.3.3 清?戴天章戴天章于《瘟疫明辨》中指出：&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唯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主张用药辛凉兼苦寒，表里双解，驱邪外出。戴氏虽以表里双解，仍有轻重之别，疫病初起，&表邪盛实，用表散之药为主，清里之药为辅&；后期，&里邪留溢，用清里之药为主，表散之药为辅，以此为权衡，思过半矣。&其认为黄芩为驱除邪热的主药，&时疫胁痛，虽有痰、气、血之殊，而总不离乎热，黄芩是主药。&[41]且疫为热邪，若&用药于温热之味，当慎之又慎。&[42]说明戴氏对药物的性味选择与运用都较重视。且对疫邪兼暑时，解表用药详有体会，&兼暑&云：&治法于时疫诸方中，微减发表之味，如用羌即不用独，用柴即不用前。盖时疫多汗，暑症更多汗，两邪逼出表汗，则表必虚。故发表之味，不可重复也。& 暑疫分利，&清道而出，邪有去路，正不必徒以寒凉逆折取效也。&2.3.4 清?杨栗山杨栗山根据类比演绎之法，阐述药物特点，如蝉&为清虚之品，出粪土之中，处极高之上，自感风露而已。吸风得清阳之真气，所以能祛风而胜湿饮露得太阴之精华，所以能涤热而解毒。蜕者，退也，盖欲使人退去其病，亦如蝉之蜕，然无恙也。&[43]故而临床多用僵蚕、蝉蜕。并喜姜黄&祛邪伐恶，行气散郁，能入心脾二经建功辟疫。&[44]2.3.5 清?刘松峰刘松峰用药不拘常规，强调疫邪虽为热邪，但用药寒凉应适宜，&芩连投之不瘥，姜桂用之必当者，明乎伤寒妄投凉药则不可救矣。瘟疫虽属邪热，其有不宜用凉药之时，投剂仍当审慎。&临证&务要寒热温凉之不差，脏腑经络之不惑，主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也。&[45]提出慎用大寒之剂，但不排斥用大黄、石膏、芒硝，并对三药进行了具体阐述，于&用大黄石膏芒硝论&中指出：&石膏虽大寒，但阴中有阳，其性虽凉而能散，辛能出汗解肌，最逐温暑烦热，生津止渴；甘能缓脾，善祛肺与三焦之火，而尤为阳明经之要药。&&大黄虽大寒有毒，然能推陈致新，走而不守。瘟疫阳狂、斑黄、谵语、燥结、血郁，非此不除。生恐峻猛，熟用为佳。至于芒硝，虽属劫剂，但本草尚称其有却热疫之长，而软坚破结非此不可，&&此治瘟疫者之所不可阙也欤。& 综上所述，人之不同，用药各异。吴氏喜大黄，余氏善石膏，戴氏主黄芩，杨氏崇僵蚕、蝉蜕，刘氏用药灵活。3方药探析明清时期，针对疫病的流行与危害，医家们创制了不少知名的方剂，至今仍然对现代临床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管窥临证治疗疫病中有代表性的特色方剂，结合现代临床、药理研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运用统计学通过对《温疫论》、《疫疹一得》、《广瘟疫论》、《伤寒瘟疫条辨》、《松峰说疫》中所用到的方剂进行处理，筛选其常用药物并进行分析。3.1 特色方剂整合虽说&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来无方也。& 然而，以古为鉴，窥古人之妙，无不对后人太多的启示，如达原饮、升降散、清瘟败毒饮、普济消毒饮、甘露消毒丹等，无不被现代人所熟知，并广泛运用。兹此，笔者对这五首方剂稍事分析，并对其现代临床、药理研究加以总结概括，以&彰往而察来，而显微阐幽&。3.1.1 达原饮出自《温疫论》卷上，治疗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者。药物组成：槟榔（二钱）、厚朴（一钱）、草果仁（五分）、知母（一钱）、芍药（一钱）、黄芩（一钱）、甘草（五分）、用水二盅，煎八分，午后温服。吴氏将原方加上大黄、葛根、羌活、柴胡、生姜、大枣，改称三消饮。所谓&三消&者，消内、消外、消不内不外也，治疗毒邪表里分传，膜原尚有余结者。一使邪气溃散，二是表里分消，故吴氏称之为&治疫之全剂&。后世医家也多有发展，形成达原饮类方。如清代薛雪治疗湿热证，寒热如疟，以吴氏达原饮减黄芩、知母、芍药，加柴胡、藿香、苍术、半夏、石菖蒲、六一散，成湿热组隔方；雷丰在《时病论》治湿疟时之透膜原法方，原方去知母、芍药，加藿香、半夏、生姜；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去知母、芍药，加藿香、半夏、柴胡、枳壳、青皮、桔梗等，组成柴胡达原饮；刘松峰的除湿达原饮；《瘟疫明辨》之新定达原饮等。蔡定芳以达原饮与升降散加减组成抗戾散，治疗流感、流行性腮腺炎、流脑、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的高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46]。现代临床报道多用于治疗各类发热症状，也有个案报道治疗盗汗、便秘、淋证急复发性中心性视网膜炎等。3.1.2 升降散现选《伤寒瘟病条辨》卷四医方辨之第二方。药物组成：白僵蚕（二钱）、 全蝉蜕（一钱）、广姜黄（三分）、川大黄（四钱）,称准，为细末，合研匀。按病情轻重，酌加蜂蜜黄酒分服。杨氏云：&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47]，故更名为&升降散&，取双解别名，意欲与刘河间的双解散齐驱并驾。因其功效卓著，杨氏称&真稀世之珍也，其共宝之。&[48]并以升降散为总方，创：&轻则轻之，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复甦饮、增损三黄石膏汤8方；重则泻之：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隔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6方。&[47]杨氏用十五方治疗疫病，随手辄应，全活甚众，可谓左右方圆。苏云放对升降散四味药队组合模式加以分析：气分以大黄，攻下逐秽，荡涤肠垢积滞；血分以姜黄，行血祛瘀，深入伏膂、膜原之筋膜；蝉蜕，清虚升天；僵蚕，降浊化痰，逐秽解毒祛风。气血升降，四足鼎立，直入膜原，统治三焦表里火热[49]。由于本方配伍精当，宣郁清热之力甚著，能&救大证，怪证，坏证，危证&，故对后世影响很大。自杨氏推崇升降散以来，此方备受世人关注。老中医蒲辅周对之亲睐有加，他认为&温疫实与四时温病不同，是杂气为病，杨栗山《伤寒温痊条辨》 论述颇详，临床灵活运用杨栗山十五方治疗杂气温疫，疗效很好&[50]。蒲老在治疗乙脑八法之一的清热解毒法中，治表里三焦大热者喜用杨氏的升降散加减。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僵蚕、蝉蜕具有较好的抗菌、解热、抗炎、镇静、镇痛等作用，升降散有较强的抗病毒作用，而且可以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临床报道用升降散治疗病毒性高热、流行性腮腺炎、乙脑、带状疱疹，以及返流性食道炎、胃炎、慢性咽炎、三叉神经痛、牙痛、血小板减少性紫瘫、小儿惊风、痛证、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疾病。3.1.3 清瘟败毒饮出自《疫疹一得》卷下，治一切火热，表里俱盛，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盛发斑。药物组成：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小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乌犀角（大剂六钱至八钱，中剂三钱至四钱，小剂二钱至四钱）、真川连（大剂六钱至四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一钱半）、生栀子、桔梗、黄芩、知母、赤芍、玄参、连翘、竹叶、甘草、丹皮。余氏治疗疫疹，不论始终，以清瘟败毒饮为主，并附有五十二症加减法，可随症变通，临床颇有心得。该方现代临床用于热病极期，邪深毒盛，气营或气血两燔的重证、险证，用之得当，确能力挽危局。老中医米伯让在行医数十年中发现本方不仅对时疫疗效显著，而且对不同病因引起的急危重症患者，西医治疗无效的急危重症，用之得当，常挽救病人于濒死，效如桴鼓[51]。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该方主要有解热、拮抗血小板凝聚、降低血液粘度、抗炎、镇痛、镇静、抗菌、抗病毒、保肝、解毒、强心、利尿等药理作用[52]，对控制全身感染及其病理损害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有报道此方用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出血热等急性传染病及热毒斑疹，每收良效。现代临床还用清瘟败毒饮治疗银屑病、白塞氏症、痛风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3.1.4 普济消毒饮出自《东垣试效方》，原书主治大头天行，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口渴舌燥。药物组成：黄芩、黄连、牛蒡子、连翘、僵蚕、马勃、板蓝根、桔梗、玄参、橘红、人参、柴胡、升麻、甘草。大头瘟属疫病的一种，又名大头风、虾膜瘟、大头天行等。李东垣遂创制普济消毒饮方，制药施方普济社群，达到了&全活甚众&的效果。本方药物组合精妙，以升、柴为最。清末陆士谔谓：&此方之升柴，犹画龙点睛，精神全在此一点&，清代叶霖曰&此方有升、柴之升散，亦有芩、连之苦降，开合得宜&，且升、柴之用于疫邪火毒郁伏，与《内经》&火郁发之&的治疗原则相吻合。清?吴塘谓大头瘟&总不能出李东垣普消毒饮之外&，费伯雄称：&此方清热解毒，祛厉疫之气，最为精当&[53]。梁剑波老中医善用本方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过敏性皮炎等症，疗效显著[54]。现代临床除用于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急性扁桃体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多种流行性病外，还用于治疗丹毒、扁平疣等疾病。现代实验研究表明：普济消毒饮煎剂对甲型和乙型链球菌、肺炎双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均有较好的抑菌作用，尤其是对耐药性细菌仍有较强的作用[55]，不仅能杀灭病原体或减缓抑制其生长繁殖，或影响其形态结构、生化代谢和功能，还可以调节机体的非特异性和特异性抗感染防御能力，调节机体对感染的反应性，促进紊乱功能的恢复和机体损伤的修复[56]。3.1.5 甘露消毒丹 出自《温热经纬》，又称普济解疫丹。药物组成：滑石（十五两）、茵陈（十一两）、黄芩（十两）、石菖蒲（六两）、川贝母、木通（各五两）、藿香、射干、连翘、薄荷、白豆蔻（各四两），各药晒燥，生研细末，每服三钱，开水调服，日二次。王孟英称其为&治湿温时疫之主方&，并称其主治范围及辨证的关键为&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酸咽肿，斑疹身黄，颐肿口渴，尿赤便闭，吐泻疟痢，淋浊疮疡等证。&甘露消毒丹所针对的病机主要为疫邪湿热留恋气分、弥漫三焦，方中滑石、茵陈、木通清利湿热；藿香、石菖蒲、白豆蔻、神曲皆芳香之品，有化湿辟秽、开泄气机之功；黄芩、连翘清热解毒；湿热蕴蒸，易生痰浊，故用川贝母、射干以清化痰热，利咽解毒；薄荷配连翘清轻宣透，辛凉疏达热邪。合而成剂，具有化浊利湿，清热解毒，疏通气机之效，对疫病湿热之邪留滞气分不解确有良效。故而&全活甚众&。临床实践证明，该方对急性病毒性肝炎、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性脑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多种病毒感染性疾病治疗有效，而且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纳入中医防治&非典&方案中。现代实验研究显示：本方能抑制MQ吞噬及降低细胞溶菌酶的含量，有助于炎症损伤的抑制和修复，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尤其对细胞免疫的抑制作用甚强[57]。3.2 方药规律探析本文选录了温疫学派代表著作《温疫论》、《疫疹一得》、《广瘟疫论》、《伤寒瘟疫条辨》、《松峰说疫》中有关疫邪侵犯人体时所使用的方剂96条，（《松峰说疫》中有关瘟疫杂症简方，及杂疫用方不选入内），药物出现总频次为702次，涉及用药110味。参照全国统编5版教材《中药学》[58]，及《本草纲目》[59]对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等分别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试图探寻疫病治疗用药的特点。统计结果如表1、表2、表3和表4。表1 药物类别使用比例统计表药物分类使用频次药物分类使用频次清热药214温里药4补虚药172驱虫药5解表药129消食药2利水渗湿药56开窍药2泻下药46收涩药2化痰 止咳 平喘药33安神药1理气药28祛风湿药1活血祛瘀药20涌吐药1平肝息风药20外用药1芳香化湿药19总计756表中药物的分类包括清热药、补虚药、解表药、泻下药、利水渗湿药、活血祛瘀药及理气药等，共计19类，其中清热药、补虚药、解表药、利水渗湿药及泻下药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其他种类的药物。为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分析，笔者统计了这5类药物的具体使用情况，详见表2。表2 清热药、补虚药、解表药、泻下药、利水渗湿药中具体药物统计表药物分类药物名称使用频次清热药黄芩38栀子24生地23黄连21知母18补虚药甘草53白芍40当归21大枣14人参13解表药生姜29柴胡17蝉蜕14浮萍9葛根7泻下药大黄30芒硝14甘遂1葶苈子1利水渗湿药茯苓10滑石9泽泻6猪苓4木通4车前子4表2的统计结果显示，清热药、补虚药的使用较其他几类药物要多，而解表药、泻下药、利水渗湿药使用频率次之，结合该三类药物前几位具体用药情况来分析，除泻下药用药相对集中于大黄和芒硝外，其他两类药物用药相对比较分散。这说明，单单以药类分析药物还不足以显示用药的特点，因此，笔者统计了使用频次位居前18位的药物，具体如表3。表3 使用频次居前18位的药物情况位次药物频次位次药物频次1甘草5310知母182白芍4011石膏173黄芩3812僵蚕164大黄3013厚朴155生姜2914蝉蜕146栀子2415丹皮147生地2316芒硝148黄连2117玄参139当归2118枳实13结合表1及表2，表3更清楚地说明，明清医家治疗疫病时多选用清热、解表、攻下、利湿作用的药物，并且普遍采取了顾护脾胃、调和阴阳的措施，因而，补虚之甘草和白芍位次名列前茅。这一点表4也可略作补充解释。表4 药物性味、归经概况味频次性频次归经频次归经频次辛48寒33肺49胆10苦45温22胃45小肠3甘44微寒17肝36三焦2咸10平10脾35心包2淡6微温9心31酸3大寒5大肠18微苦4凉4肾17微甘1热2膀胱11从表4可以看出，所用药物多为辛、苦、甘味，辛可发散、行气、行血；苦能燥湿、坚阴；甘能补益、和中、缓急。药物性多属寒、温、微寒，寒以泻火解毒，除湿热、骨蒸；温可袪风散寒、宣散除湿、温胃和中、温通气血；微寒可清热，具有生发的作用。由于辛以走表，苦寒通里泻热，甘温补益，如此可奏疏利表里，逐邪外出，且顾护正气之功。苦辛合法，具有辛开苦降、寒热并治、条畅气机、宣肺降气、通痹泄浊、和解少阳等多种作用。其药物归经虽涉及全身脏腑，但以肺、胃为多，兼顾到肝和脾。从而提示我们前人对疫病的认识以肺、胃功能失常为基础，并注意到肝和脾。由此可见，明清医家在治疗疫病过程中，不仅针对疾病治疗，还注意到全身脏腑的整体调节，在祛邪的同时，特别注意保护正气，表现出中医在疫病治疗中的极大优势。综上所述，明清温疫学派多用清热药、补虚药、解表药、泻下药及利水渗湿药等几类药物。所使用药物多为辛、苦、甘味，而大寒、大热之品所用甚少。药物归经涉及全身脏腑，主在肺胃，兼利肝、护脾。笔者对前十味药物的历代文献记载和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些药物在治疗疫病中的作用和意义。甘草：《神农本草经》：&主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气力，金疮，尰，解毒。&《本草纲目》：&生用泻火热，熟用散表寒，去咽痛，除邪热，缓正气，养阴血，补脾胃，润肺。& 《药类法象》：&调和诸药，共为力而不争。性延，善解诸急，故有国老之称。&《本草备要》：&味甘。生用气平。&《温疫论》：&甘草为和中之用。&《伤寒瘟疫条辨》：&邪之伤人常乘其虚，用参、草欲实其中气，使邪不得复传入里耳。&现代药理研究，甘草具有很强的抗胃溃疡作用，明显的抗炎、抗菌、抗病毒作用，对艾滋病毒具有破坏和抑制其增生的作用。还有镇静、解热、镇痛等作用，对某些药物、食物、体内代谢产物及其细菌毒素所致的中毒都有一定的解毒与解毒增效作用。白芍：《神农本草经》：&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止痛，利小便，益气。&《名医别录》：&主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利膀胱大小肠&。《药性论》：&臣。能治肺邪气，腹中绞痛，血气积聚，通宣脏腑拥气， 治邪痛败血&。《温疫论》：&热伤营气，加白芍以和血&。《伤寒瘟疫条辨》：&风热为患，肝木主之，&&白芍和肝血以熄风热。&现代药理研究，白芍能调节机体免疫系统，有较好的抗菌作用及直接抗病毒作用，还有抗炎、镇静、抗惊厥、镇痛、降温等作用，并可抑制肉芽肿增生。黄芩：《药类法象》：&治肺中湿热，疗上热，目中赤肿，瘀血壅盛，必用之药。&《本草纲目》：&主治湿热黄疸，肠癖泄痢，逐水，下血闭，恶疮疽蚀火疡&，《本草经疏》：&其性清肃，所以除邪；味苦所以燥湿；阴寒所以盛热。诸热者，邪热与湿热也 ，黄疸、肠癖、泻痢，皆湿热胜之病也。&《温疫论》：&清燥热之余。&《伤寒瘟疫条辨》：&用甘草者，取其性缓而和中&。药理研究，黄芩具有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有广谱抗菌作用，对各种革兰氏阳性菌、阴性菌均有抑制作用，其中尤以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抑制作用最强，还有抗炎、抗过敏、解毒、解热、镇静、利尿、解痉及免疫增强等作用。大黄：《神农本草经》：&破癥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名医别录》：&大寒，无毒。平胃下气，除痰实，肠间结热，心腹胀满&。《日华子本草》：&通宣一切气，调血脉，利关节，泄壅带水气，四肢冷热不调&。《药性赋》：&味苦，气寒，无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伤寒瘟疫条辨》：&大黄味苦，大寒无毒，上下通行。盖亢甚之阳，非此莫抑，可能泻火，苦能补虚，一举而两得之。&药理研究，大黄具有泻下、保肝利胆、保护肠粘膜、抗病原微生物等作用。体外实验证明，对大黄较敏感的有厌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淋病双球菌、链球菌，其次是白喉、炭疽、伤寒和痢疾杆菌等。生姜：《本草纲目》：&早行山行,宜含一块，不犯雾露清湿之气及山岚瘴气。&《药性解》：&生姜，味辛，性温，无毒，入肺，心、脾、胃四经。主通神明，去秽恶，散风寒，止呕吐，除泄泻，散郁结，畅脾胃&。《药鉴》：&古云通神明去秽恶者，何哉？&&。一身之气胜，则邪气不能容，故能去秽恶。抑且辛甘发散，则能散在表在上之邪也&。《本草求真》：&生姜专入肺。气味辛窜，走而不守。据书开载主治甚多，然总发表除寒，开郁散气，辟恶除邪数端而已。&药理研究，生姜提取物具有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生姜有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其对各种球菌、杆菌有抑制作用，姜根茎中姜酸和姜酚具有杀灭软体动物和杀灭血吸虫的作用，可用于治疗血吸虫病。栀子：《神农本草经》：&主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药性论》：&去热毒风，利五淋，主中恶，通小便，解五种黄病，明目，治时疾，除热及消渴口乾，目赤种病。&《开宝本草》：&疗目热赤痛，胸中心大小肠大热，心中烦闷，胃中热气。& 《本草经疏》：&此药味苦气寒，泻一切有余之火&。《温疫论》：&用山栀除小肠屈曲之火&。药理研究，本品具有抗炎、利胆、保肝、致泻，以及抗病原微生物等作用。本品煎剂对白喉杆菌、金葡萄球菌、伤寒杆菌均有抑制作用生地：《名医别录》：&破恶血，溺血，利大小肠，去胃中宿食，饱力断绝，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益气力&。《本草纲目》：&解诸热，通月水，利水道。捣贴心腹，能散瘀血。&《本草备要》：&甘苦大寒，入心肾，泻丙火。&《伤寒瘟疫条辨》：生地，凉血以养阴退阳。现代药理研究：生地黄有抗炎、抗过敏，及抗菌作用，对白喉杆菌和多种皮肤真菌有不同程度抑制作用，动物试验显示，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黄连：《神农本草经》：&味苦，寒。主治热气&。《名医别录》：&除水，利骨，调胃，厚肠，益胆&。《药类法象》：&泻心火，除脾胃中湿热，治烦燥恶心，郁热在中焦，兀兀欲吐。治心不痞满必用药也。& 《汤液本草》：&气寒，味苦。味厚气薄，阴中阳也。&药理研究，黄连除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病原虫、抗炎作用，还有解热、镇痛、镇吐、抗腹泻、升白细胞，并可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等。当归：《名医别录》：&温中止痛，除客血内塞，&&，中恶，客气虚冷，补五藏，生肌肉。&《日华子本草》：&治一切风，一切血，补一切劳，去恶血，养新血，及主症癖。&《本草蒙筌》：&当归非独主血，味兼辛散，乃为血中气药。&《伤寒瘟疫条辨》：&佐归、&&凉血散郁以退蒸&。现代药理研究，该药具有免疫和对机体的变态反应的双向调节作用，有益于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轻度抑制作用，可用于镇静、催眠、镇痛。并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知母：《神农本草经》：&主治消渴热中，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补不足，益气。&《药类法象》：&泻足阳明经火热圣药也。&《本草经疏》引《药性论》云：&苦寒能除烦热，至阴能入骨，故主消渴热中，除邪气。&《本草新编》：&味苦、辛，气大寒，沉而降，阴也，无毒。&《温疫论》云：&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现代药理研究，知母具有抗菌、解热、抗肿瘤等作用，其所含芒果甙有利尿、利胆、抗精神抑郁、镇咳、祛痰作用[60]。纵观以上诸药，黄芩、大黄、栀子和黄连清热攻下；白芍、生地、当归敛阴、和血、除瘀；甘草和生姜作调和之用。说明疫病学派多用具有祛邪、顾阴、补中功效的药物。现代药理研究显示，上述药物多具有抗菌、抗病毒、免疫调节等作用。五、讨论1 明清时期预防疫病的特色1.1 人痘接种法&&中国医学史上的亮点我国的人痘接种究竟发明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至少不晚于明朝隆庆年间。明末喻昌《寓意草》（1643年）中记载有种痘医案；董含《三冈识略》（1653年）记有安庆张氏三世以来，用痘浆预防天花；公元1695年张璐的《医通》中已载有痘浆、旱苗、痘衣等方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近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者遍行南北&。清初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1727）云：&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据张琰《种痘新书?序》（1741年）：&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记载，当时种痘术已有相当水准。清?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1742年），书中介绍有痘衣法、浆法、旱苗、水苗法等四种痘法。足见当时对于痘苗的接种与保存已经取得不少成熟的经验了。从17世纪后期（1688年）起，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法先后传入俄国、朝鲜、日本、土耳其、英国等，到了18世纪中叶，已经传遍欧亚大陆，对全世界预防天花做出了重大贡献。1796年英国人琴纳在人痘接种基础上，发明了牛痘接种法，1805年广东南海人邱熹又把该法引进到我国，在当时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广下，牛痘接种法渐渐为世界人民所接受，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全球已经消灭了天花的威胁，为人痘接种划上了句号。自此，世人大多以牛痘接种法功劳为最，以1840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承认牛痘苗更为安全的预防天花的方法为其划时代的历史开始[61]；也有人认为人痘接种法只是铺垫而已，如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医学史》称人痘接种术&是欧洲发明牛痘接种术的基础和先驱&，&是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在1798年发明牛痘接种法之前与预防天花的主要方法&，甚至还有不知道人痘接种存在者。人痘、牛痘孰优孰劣？英?李约瑟博士认为，不应该把牛痘接种过分地说成是孤立的科学成就的高峰，其理由是人痘接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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