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个笔名，关于鲁迅的那些冷知识--辛而安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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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多个笔名，关于鲁迅的那些冷知识
& & & 鲁迅先生的最大遗憾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是一个有自己思想见解，敢站出来说真话，敢于大声疾呼的民族战士，算是民国时期最大号的“愤青”。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的经济、制度、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对比中国当时的满目疮痍，他认定是政府无能，百姓麻木，需要有人大声呐喊，唤醒民众，因此先生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大作。但是有一件事是我想说明白的，有人说“鲁迅一生没有说过日本一句坏话”，我们查查历史资料就知道了，先生日逝世，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始于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因为鲁迅留学日本，对日本肯定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对日的态度和认识方面，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对日多少抱有幻想，没有预见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从他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就可以看出这可能算是先生最大的遗憾。鲁迅先生的最大遗憾 日本有个女诗人，著名短歌作者山本初枝，来往于中日之间，于1917年到上海居住。1929年内山完造（可以算是一个日本间谍）将书店搬迁至施高塔路(即今山阴路)千爱里3号，恰巧山本初枝也搬家到千爱里4号，这时鲁迅家住北川公寓，离千爱里不远，几乎天天要去内山书店，这样他与山本初枝不期而遇并成为关系密切的文学友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鲁迅一家和山本初枝母子都到内山书店楼上避难，后来山本初枝搬家，鲁迅一直与她保持书信往来。信件里常常有些莫名的东西，能够看出当时鲁迅对日本侵华的帝国主义野心是没有多少预见性的。先生当时在信里说到“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的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卖给日本人，拿了很多钱。”，有些读者因为这信，怀疑鲁迅先生是汉奸，其实是先生在跟友人诉苦，如果真是出卖秘密，就不会跟文学友人说了。鲁迅与山本的书信往来是比较多的，日，鲁迅在信里说到“近来这一带正热闹起来，却又谣言四起，许多人搬走了，因此颇见冷清。”信的最后说：“但由于这次谣言，搬家者很多，现在同学只剩下六个，还不知道幼稚园可以维持到几时。”可见先生所说谣言，就是指日本将对中国全面开战的推测，这时离77年卢沟桥事变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时先生居住在上海的居住地很多人都搬走了，儿子周海婴就读的幼稚园同学就剩下六人了，而先生没有搬家，把民众对战争的推测视为谣言，可见在内心里先生一直不愿意相信日本会全面侵华，在这点上他视乎比普通上海市民还显迟钝。如果先生能再多少几年，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看到日本推崇军国主义的执政者与他的那些文学友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先生一定为他当年的迟钝感到遗憾，也一定会拿起手中的笔，用他刻薄的言语将侵略者的骂得体无完肤。 & &
*鲁迅有哪些一般人不知道的秘密？先生是我一生中最为敬佩的文豪之一，虽然有很多人对先生恶意中伤，捏造了很多“伪事实”，但真正了解过先生生平之事的人，是绝提不会相信这些谎言的。如果说先生有哪些与一般人不知道的秘密，我想，很多人关心的是他和许广平的相识、相知和相爱的爱情故事吧！在与许广平结识、相爱之前，44岁的鲁迅其实是有妻子的，但由于经常出国和动荡的生活，鲁迅实际上过着独身生活，从未享受到真正的爱情。原本，鲁迅是把妻子当成了生活中的“亲人”，甚至是“长辈”，打算一辈子就这样下去！但是，许广平对他的敬仰、理解乃至热爱打开了他封冻已久的心田。从日他们开始通信，一直是许广平以自己的勇敢和坚定打消了鲁迅的种种顾忌，终于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在1925年10月许广平所写的《风子是我的爱》中，有这样的爱的宣言：“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开始同居生活，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他终于逃出来了。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举动，鲁迅于1934年12月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链接】关于鲁迅，有哪些关于他的冷知识呢？鲁迅是几十年来中国学生最痛恨的历史人物前三，是学校教室墙壁上的刷屏之王，是语文课本里永远的戏霸，是各种书店里的镇店之宝。同时，他是所有政治领袖各类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之一，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新文学一百多年来的头号扛把子。他还是中国媒体的话题之王，中国文化影视学术界的超级IP，靠骂他出名的人排成串，而靠研究他吃饭的有2万人之多。关于鲁迅，有哪些关于他的冷知识呢？老先生须发直立、横眉怒目的头像，简直是晚近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之一。鲁迅还是视觉艺术天才。据说，如今大学书籍装帧专业的老师都推鲁迅为中国书籍装帧第一人，而平面设计界对老先生的设计作品同样推崇得无以复加。民国初年，鲁迅还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科长，就被政府要求去设计中华民国国徽，想像一下，得是什么样的公认水准，才会给他这样的重要任务。关于鲁迅，有哪些关于他的冷知识呢？关于鲁迅，有哪些关于他的冷知识呢？这是鲁迅在1917年设计的！！！鲁迅一生设计了60多个书籍封面，个个典雅蕴藉，同时又极有时代感。关于鲁迅，有哪些关于他的冷知识呢？关于鲁迅，有哪些关于他的冷知识呢？鲁迅自己设计的自喻的猫头鹰，堪称经典。在拍卖市场上，鲁迅墨宝基本都是天价，可绝不是因人而贵。他的书法融治篆隶，用郭沫若的话说：“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还是一枚妥妥的花样文艺潮男！！！虽然穿衣服经常不太注意，可是他的发型和胡子，包括他长衫加西裤的搭配在当时可都是潮流打扮。然后就不得不提一下鲁迅先生和许广平的师生恋了。能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可见鲁迅先生还是妥妥的撩妹高手呢！ & &
*鲁迅的十三年，许广平的一辈子今年的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对于这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名字，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他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或斗士、勇士、先驱、导师……他的文字如匕首一般插入敌人的心脏，他的形象也少有例外的——须发直立、横眉怒目萧红进入鲁迅的人生是1934年。她同当时的恋人萧军一起从东北到上海，初始，他们两人一起到鲁迅家拜访的。渐渐的，就只萧红一人登门了。彼时她的文学成就并未显现，鲁迅待她也同其他来访者没有分别，他是高高在上的教导者，她是正襟而年轻的仰慕者。据说两人之间的改变始于萧红给鲁迅的一封回信。她不许鲁迅称呼她为女士。她的口气近乎天真、撒娇，并不畏惧鲁迅的身份。这反而引起了他的注意。鲁迅很难得的在回信里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这些信件迅速拉近并改变了两人的关系。之后，从不关心别人穿什么衣裳的鲁迅，开始评价起萧红的衣着，说她的红衣服并不好看，又非常耐心地教授她颜色的搭配原则；许广平给萧红插一朵粉红色头饰，也被鲁迅“眼皮往下一放”，并说：“不要这么装饰她”，许广平马上窘起来。萧红几乎每天都去鲁迅家，他忙，她就跟许广平说话，赶上饭点就吃饭，常常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起身返回。有时鲁迅叮嘱许广平送萧红出门，并为她付好车钱，有时他又要送萧红到铁门外不可，并指着隔壁那家写着“茶”字的大牌子道：“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又道“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连萧红自己都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吗？似乎，鲁迅每次见到萧红都是高兴的，更难得会开玩笑：明明上午才见，下午却说“好久不见”；鲁迅不游公园，住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萧红告诉他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鲁迅答应找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他脾气倔强，却能听进萧红的话。中国人素来不相信男女间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何况在鲁迅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萧红与他的关系似乎的确特殊，甚至，她写的《纪念鲁迅先生》都被评价比许广平写得好。于是，很多后人通过蛛丝马迹、字里行间，研究加揣度，认定鲁迅和萧红一定有点什么。会有什么呢？如果非要说有点什么，那也是一个长者对晚辈的呵护与培养——鲁迅长萧红三十岁，叶君着《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有一段记录记萧红与好友李洁吾的谈话，李说：鲁迅先生对你真像是慈父。萧红听罢，立刻纠正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鲁迅自费为萧红出版《生死场》并作序，可是他也为萧军、柔石等作者作过序并大力相助过。鲁迅只是在尽着一个长者的责任，他爱护青年作者，也愿意扶持他们，因为他始终认为他们是一个国家的希望。萧红的特殊在于，她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她在鲁迅面前有女孩儿的娇憨与活泼，这很容易引起一个长者的关心甚至怜惜，鲁迅从她的身上找到了青春的共鸣，这种感觉令人感到愉悦和温馨。鲁迅与萧红的关系，仅此而已吧。我更想知道，1934年到1936年间，萧红在鲁迅家频繁进进出，许广平心里会有什么？别的不讲，一个千头万绪的家庭主妇，每天最想有的还是一点自己的时间，但是萧红来了，她就得一边做事还要一边陪她说话，是要分掉好大一块精力。何况，鲁迅那时候是病着，需要静养，他却常常不管不顾从三楼下到一楼来跟萧红谈话。作为妻子，许广平难免会有微词。有次她对朋友说：“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能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但是，对许广平来说，鲁迅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鲁迅的爱憎就是她的爱憎，鲁迅的世界就是她的世界。她不能抱怨，也不能不快。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鲁迅弥留之际曾给许广平留下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此话，真令人感慨万千。鲁迅一定很清楚，离开他，也许许广平会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她已然不会再有自己的生活。在鲁迅走后她的余生里，她所做的一切都与鲁迅有关，她的时光用来出版、整理鲁迅的文稿，处理有关鲁迅的大事小事。鲁迅去世后，朱安生活困难，准备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后，委托朋友找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反问：“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呀，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许广平承诺，朱安的生活由她负担。1946年，许广平到北京整理鲁迅遗物，在八道湾和朱安住了两个月。这是两个女人最亲近的一段日子。许广平每日抄录鲁迅的著述，朱安挪着小脚为许广平准备饭菜，许广平感动地叫她“姐姐”，每晚接过她端来的泡脚热水后，都想和她聊聊。但朱安只是在旁静静地抽着水烟，并无多言。晚年的朱安日凌晨，朱安去世。前一天，鲁迅的学生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哭着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的葬礼是许广平安排的，她最终葬在婆婆鲁瑞的墓旁。坟墓上没有任何标记，只插着一支黄竹镶铜的水烟袋，许广平知她一辈子也就这一个喜好。朱安也走了。自此，和鲁迅相关的人，除了海婴，就是她自己了。许广平其实完全可以想象得见她的余生岁月，会永远沉浸在鲁迅的世界里。这是二十三岁那年，当她坐在讲台下，第一眼看见那个男人时就注定的宿命。从二十三岁到三十六岁，他们从相识到他去世，一共只有十三年，他的十三年却成了她的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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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一百五十多个笔名有什么讲究？1918年，已经三十八岁的周树人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独自一人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搜集金石拓本、编校古书，少有人来访，生活颇清净且寂寥。唯一不时过来探望的是老朋友钱玄同，其时正在办《新青年》杂志，常劝说周树人也写点文章。周树人于是写了一篇白话文小说发表在《新青年》上。这就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一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里程碑。小说中“反抗吃人的礼教”这一观念早已超出单纯的文学范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内核之一。“迅行”是周树人十余年前在日本留学时使用的笔名，以激励自己在进步的道路上迅疾而行，他有意在《狂人日记》这篇沉寂近十年后的呐喊之作里借笔名重拾年轻时的信心与希望，但《新青年》编辑部又不愿让他署这样一个别号一般的名字，于是他添上了自己一向敬重的母亲鲁瑞的姓，“鲁迅”这一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史中最重要的名字就此诞生。自此之后，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译文等，一共超过五百篇，这成为了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笔名。但鲁迅并不仅仅是“鲁迅”，他还是“雪之”“封余”，是“白在宣”“隋洛文”，是“宴之敖者”“楮冠病叟”，乃至是“ELEF”“……”等，鲁迅所有的笔名一共超过一百五十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罕见。正如鲁迅本人所说：“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鲁迅一生中众多的笔名正和他的思想动态、人生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鲁迅一生中的第一个笔名是“戛剑生”，用于1898年十八岁时写的一些文言诗文。戛，击也。“戛剑生”即击剑的人，表现的是一种渴求战斗的激情。鲁迅青年时期用的数个笔名都是表示这种奋发的心态与自我激励。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翻译了科幻小说《地底旅行》，用了“索士”的笔名，即探索之士。鲁迅当时颇信奉梁启超的小说可以教化国民的理论，又尤其看重科学，于是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翻译科幻小说的人，以此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日本期间鲁迅还使用“令飞”“迅行”的笔名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早期论文，均取奋飞、疾驰之意。不过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之后的文学尝试并不成功，办杂志的计划流产，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也只卖出二十册，鲁迅后来将这种无人响应的寂寞称为“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回国之后不久，辛亥革命就爆发了，鲁迅一开始期望颇高，在民国元年以“黄棘”的笔名为《越铎日报》写发刊词，以取“以棘策马，驱之迅行”之意，号召大家“同力合作，为华土谋”。可是很快，现实政治的发展就击碎了这好梦，辛亥革命后黑暗还是照旧，而且多了许多新的荒唐，鲁迅回忆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失望与颓唐就一直伴随着鲁迅。从1909年鲁迅由日本回国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间的近十年，除了那一个“黄棘”，鲁迅再未起过任何笔名，仅有的几篇文章都以“周豫才”这一最初的学名或“树”“周树”等名字的简写发表。直到钱玄同来找鲁迅给《新青年》供稿，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前夕发表的《狂人日记》成为了转折点，自此之后，鲁迅便一发不可收拾，几个月之内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我之节烈观》等一系列著名的小说和文章，并由此终其一生保持着高产出的创作。二十年代鲁迅的作品大多都是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的。不过每年都会有两三个新造的笔名，这些临时的笔名往往是为着某种专门的讽刺目的而单独使用在一篇特定的文章中。“雪之”这个笔名专门为了讽刺章士钊，仅见于杂文《“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士钊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二桃杀三士”的例子，嘲讽白话文只能表达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以此提倡文言文。可“三士”的正确解释应为“三个勇士”，章士钊弄错典故闹了笑话，鲁迅便以“雪之”为名，表示要还“二桃杀三士”这句话的清白，以此讽刺提倡旧文化却自身根基不深的章士钊。“华约瑟”的笔名专门用于杂文《述香港恭祝圣诞》。鲁迅曾如此描述香港：“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并将之称为“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述香港恭祝圣诞》是讽刺香港庆祝孔子诞辰的活动的，全篇故意以一种“高等华人”的“颂德”口气写成，而起了一个相应的笔名“华约瑟”。华，意为中华，约瑟，为洋人名，“华约瑟”即洋化之华人，也就是所谓“高等华人”。鲁迅也常因别人对他的称呼而起一个相应的笔名。高长虹曾攻击鲁迅“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鲁迅便在回击的文章中署名“楮冠病叟”，楮，即纸，“楮冠”对应“纸糊的假冠”，“病叟”对应“身心交病”。郭沫若曾骂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便依样用“封余”的笔名，作文回击。除了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情形，鲁迅也在和亲近的人的通信中偶尔用些特别的名字，或幽默或亲密。因爱人许广平亲昵地称自己为“小白象”，鲁迅便用“ELEF”署名回信，这是德文大象“Elefant”一词的简写。朋友钱玄同主张废姓，鲁迅是不同意的，他于是便以省略号“……”作为回信的署名，幽默地表示自己的反对，因为按钱玄同的意见那么表示“姓鲁名迅”的“鲁迅”便是不宜使用的。整个二十年代出现的笔名中，最为特别也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宴之敖者”。日的下午，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绝交了,普遍认为和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有关。兄弟二人失和后的第二年，鲁迅首次使用了“宴之敖者”的笔名。据许广平说，鲁迅本人对这一名字的解释是：“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不仅作为笔名，小说《铸剑》中的主人公也被命名为“宴之敖者”，而且鲁迅还由此衍生出“宴敖”“敖”“敖者”等一系列的笔名，直到三十年代仍不断使用，可见鲁迅对此事无法释怀之深。三十年代，鲁迅的创作已经转向，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论争性的杂文写作上，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使用了一大批新的笔名。鲁迅一生中的大部分笔名都集中在三十年代，从1930年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使用的笔名超过一百个，其中仅1934年一年就使用了多达41个新笔名。直接与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隐藏身份、逃避审查。鲁迅的文章是高度政治性和批判性的，这是为当局所不容的，白色恐怖时期因言入狱乃至被暗杀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鲁迅本人也在被通缉之列，但鲁迅是坚持战斗绝不退缩的，他于是便“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这一时期鲁迅的许多笔名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而造出来的，比如“倪朔尔”，是把“鲁迅”的英文“Lusin”反过来变成“Nisul”得来的。还有“丰瑜”“丰之余”，看起来都像真名，然而实际只不过是当初回击郭沫若时使用的“封余”的变换。变换的笔名确实相当程度上迷惑了审查官的眼睛，但也曾连累不少新出道的作家，他们陌生的名字时常被误以为是鲁迅又起的新笔名。鲁迅当然也不会忘了借着起笔名的机会嘲讽当局和论敌。“白在宣”是指对手“白白在宣传”，“敬一尊”则是“回敬一杯”之意。颇为幽默的两个是“隋洛文”与“何家干”。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于是鲁迅便变换字形，由“堕落文人”取了个“隋洛文”的名字，并且发文致浙江省党部，为其“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表示感激“党恩高厚”。鲁迅在集中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二十多篇最为敏感的政治时评中，故意署名“何家干”，即“谁做的”，毫不留情地挑衅封杀言论的政府当局。鲁迅本人说取这些笔名是为了使将来的战斗的青年看到时，能够“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逝世前的几年里，鲁迅住在上海闸北的被称为“半租界”的区域，他于是以“且介”为名，即“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以喻“半租界”。在鲁迅眼里，不仅是上海，整个中国在当时都处于外国侵略的时刻的威胁之中，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半租界”，他无时而不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挂，于是把年间出版的三本杂文集都以“且介亭”命名。1936年八月，鲁迅的病情急剧恶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临终前写了数篇《立此存照》，均以“晓角”署名，即黎明前的战斗的号角。许广平对鲁迅这最后一个笔名如此评论：“先生最后用的笔名，载在《中流》上的是‘晓角’二字，他最后还不忘唤醒国人，希望我们大家永远记取这一位文坛战士的热望。”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抉择，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主题，鲁迅在临终的最后时刻，选择给后人以“晓角”的希望。从“戛剑生”到“晓角”的这一百五十多个笔名，也就正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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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爱人扎基层，闲来聊发己真情。水平有限文采糙，看与不看都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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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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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笔名
1918年，已经三十八岁的周树人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独自一人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搜集金石拓本、编校古书，少有人来访，生活颇清净且寂寥。唯一不时过来探望的是老朋友钱玄同，其时正在办《新青年》杂志，常劝说周树人也写点文章。周树人于是写了一篇白话文小说发表在《新青年》上。这就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一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里程碑。小说中“反抗吃人的礼教”这一观念早已超出单纯的文学范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内核之一。鲁迅“迅行”是周树人十余年前在日本留学时使用的笔名，以激励自己在进步的道路上迅疾而行，他有意在《狂人日记》这篇沉寂近十年后的呐喊之作里借笔名重拾年轻时的信心与希望，但《新青年》编辑部又不愿让他署这样一个别号一般的名字，于是他添上了自己一向敬重的母亲鲁瑞的姓，“鲁迅”这一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史中最重要的名字就此诞生。自此之后，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译文等，一共超过五百篇，这成为了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笔名。但鲁迅并不仅仅是“鲁迅”，他还是“雪之”“封余”，是“白在宣”“隋洛文”，是“宴之敖者”“楮冠病叟”，乃至是“ELEF”“……”等，鲁迅所有的笔名一共超过一百五十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罕见。正如鲁迅本人所说：“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鲁迅一生中众多的笔名正和他的思想动态、人生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鲁迅一生中的第一个笔名是“戛剑生”，用于1898年十八岁时写的一些文言诗文。戛，击也。“戛剑生”即击剑的人，表现的是一种渴求战斗的激情。鲁迅青年时期用的数个笔名都是表示这种奋发的心态与自我激励。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翻译了科幻小说《地底旅行》，用了“索士”的笔名，即探索之士。鲁迅当时颇信奉梁启超的小说可以教化国民的理论，又尤其看重科学，于是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翻译科幻小说的人，以此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日本期间鲁迅还使用“令飞”“迅行”的笔名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早期论文，均取奋飞、疾驰之意。不过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之后的文学尝试并不成功，办杂志的计划流产，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也只卖出二十册，鲁迅后来将这种无人响应的寂寞称为“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回国之后不久，辛亥革命就爆发了，鲁迅一开始期望颇高，在民国元年以“黄棘”的笔名为《越铎日报》写发刊词，以取“以棘策马，驱之迅行”之意，号召大家“同力合作，为华土谋”。可是很快，现实政治的发展就击碎了这好梦，辛亥革命后黑暗还是照旧，而且多了许多新的荒唐，鲁迅回忆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失望与颓唐就一直伴随着鲁迅。从1909年鲁迅由日本回国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间的近十年，除了那一个“黄棘”，鲁迅再未起过任何笔名，仅有的几篇文章都以“周豫才”这一最初的学名或“树”“周树”等名字的简写发表。直到钱玄同来找鲁迅给《新青年》供稿，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前夕发表的《狂人日记》成为了转折点，自此之后，鲁迅便一发不可收拾，几个月之内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我之节烈观》等一系列著名的小说和文章，并由此终其一生保持着高产出的创作。鲁迅二十年代鲁迅的作品大多都是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的。不过每年都会有两三个新造的笔名，这些临时的笔名往往是为着某种专门的讽刺目的而单独使用在一篇特定的文章中。“雪之”这个笔名专门为了讽刺章士钊，仅见于杂文《“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士钊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二桃杀三士”的例子，嘲讽白话文只能表达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以此提倡文言文。可“三士”的正确解释应为“三个勇士”，章士钊弄错典故闹了笑话，鲁迅便以“雪之”为名，表示要还“二桃杀三士”这句话的清白，以此讽刺提倡旧文化却自身根基不深的章士钊。“华约瑟”的笔名专门用于杂文《述香港恭祝圣诞》。鲁迅曾如此描述香港：“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并将之称为“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述香港恭祝圣诞》是讽刺香港庆祝孔子诞辰的活动的，全篇故意以一种“高等华人”的“颂德”口气写成，而起了一个相应的笔名“华约瑟”。华，意为中华，约瑟，为洋人名，“华约瑟”即洋化之华人，也就是所谓“高等华人”。鲁迅也常因别人对他的称呼而起一个相应的笔名。高长虹曾攻击鲁迅“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鲁迅便在回击的文章中署名“冠病叟”，楮，即纸，“楮冠”对应“纸糊的假冠”，“病叟”对应“身心交病”。郭沫若曾骂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便依样用“封余”的笔名，作文回击。除了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情形，鲁迅也在和亲近的人的通信中偶尔用些特别的名字，或幽默或亲密。因爱人许广平亲昵地称自己为“小白象”，鲁迅便用“ELEF”署名回信，这是德文大象“Elefant”一词的简写。朋友钱玄同主张废姓，鲁迅是不同意的，他于是便以省略号“……”作为回信的署名，幽默地表示自己的反对，因为按钱玄同的意见那么表示“姓鲁名迅”的“鲁迅”便是不宜使用的。整个二十年代出现的笔名中，最为特别也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宴之敖者”。日的下午，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绝交了,普遍认为和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有关。兄弟二人失和后的第二年，鲁迅首次使用了“宴之敖者”的笔名。据许广平说，鲁迅本人对这一名字的解释是：“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不仅作为笔名，小说《铸剑》中的主人公也被命名为“宴之敖者”，而且鲁迅还由此衍生出“宴敖”“敖”“敖者”等一系列的笔名，直到三十年代仍不断使用，可见鲁迅对此事无法释怀之深。鲁迅（右）和周作人三十年代，鲁迅的创作已经转向，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论争性的杂文写作上，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使用了一大批新的笔名。鲁迅一生中的大部分笔名都集中在三十年代，从1930年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使用的笔名超过一百个，其中仅1934年一年就使用了多达41个新笔名。直接与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隐藏身份、逃避审查。鲁迅的文章是高度政治性和批判性的，这是为当局所不容的，白色恐怖时期因言入狱乃至被暗杀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鲁迅本人也在被通缉之列，但鲁迅是坚持战斗绝不退缩的，他于是便“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这一时期鲁迅的许多笔名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而造出来的，比如“倪朔尔”，是把“鲁迅”的英文“Lusin”反过来变成“Nisul”得来的。还有“丰瑜”“丰之余”，看起来都像真名，然而实际只不过是当初回击郭沫若时使用的“封余”的变换。变换的笔名确实相当程度上迷惑了审查官的眼睛，但也曾连累不少新出道的作家，他们陌生的名字时常被误以为是鲁迅又起的新笔名。鲁迅当然也不会忘了借着起笔名的机会嘲讽当局和论敌。“白在宣”是指对手“白白在宣传”，“敬一尊”则是“回敬一杯”之意。颇为幽默的两个是“隋洛文”与“何家干”。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于是鲁迅便变换字形，由“堕落文人”取了个“隋洛文”的名字，并且发文致浙江省党部，为其“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表示感激“党恩高厚”。鲁迅在集中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二十多篇最为敏感的政治时评中，故意署名“何家干”，即“谁做的”，毫不留情地挑衅封杀言论的政府当局。鲁迅本人说取这些笔名是为了使将来的战斗的青年看到时，能够“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是鲁迅最后生活的城市，馆内的藏品十分珍贵逝世前的几年里，鲁迅住在上海闸北的被称为“半租界”的区域，他于是以“且介”为名，即“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以喻“半租界”。在鲁迅眼里，不仅是上海，整个中国在当时都处于外国侵略的时刻的威胁之中，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半租界”，他无时而不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挂，于是把年间出版的三本杂文集都以“且介亭”命名。1936年八月，鲁迅的病情急剧恶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临终前写了数篇《立此存照》，均以“晓角”署名，即黎明前的战斗的号角。许广平对鲁迅这最后一个笔名如此评论：“先生最后用的笔名，载在《中流》上的是晓角’二字，他最后还不忘唤醒国人，希望我们大家永远记取这一位文坛战士的热望。”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抉择，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主题，鲁迅在临终的最后时刻，选择给后人以“晓角”的希望。从“戛剑生”到“晓角”的这一百五十多个笔名，也就正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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