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用一次新的长征纪念80年_新商报-爱微帮
&& &&& 今天我们用一次新的长征纪念80年
如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摄影家、纪录片导演左力的选择是，用 374 天时间徒步 12100公里，重走红军长征路，身体力行地向80年前那群用脚步丈量信仰的英雄致敬。以下是他的演讲：我是在日这一天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1年零9天到达陕北吴起县。其实走长征路这件事在我的内心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1995年8月，那一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带着一个摄制小组在北京拍摄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录片，拍摄的对象是我们共和国的一群开国上将，其中有杨成武、萧克、陈锡联、王平、张宗逊、吕正操将军等等。最让我难忘的是杨成武上将, 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86岁，一见到我就跟我开起玩笑：“你怎么姓左呢？我过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但是当他跟我谈起长征来，他的面色马上变得非常凝重。长征的时候，杨成武担任红四团的政委率领红四团打先锋。但是他那天从头到尾没有讲红四团的故事，而是讲了一个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铁哥们叫陈树湘。陈树湘当时28岁是红34师的师长，红34师是断后部队。红军长征路上遭遇了一场最惨烈的战役——湘江血战, 那一战红军差一点全军覆没。红34师本来已经到了江边，但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返身又扑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全军覆没，陈树湘也因为腹部被手榴弹炸伤而被俘。他被抬在担架上连夜送去报功，路上，抬担架的士兵突然觉得脚下一滑，旁边的人打着火把一看，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年仅28岁、黄埔二期毕业的陈树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拽出绞肠而死。老爷子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突然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看见他头上花白的头发剧烈地抖动，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动。等了几十秒之后，老人才缓缓抬起头来看着镜头。老爷子牙关发抖只说出四个字来：“很残酷啊！”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我在想：这一代军人所经历的是怎样惨烈的战争啊！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了解，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从电视里去了解碎片化的历史知识。从那一刻起，我心里萌发出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到达这些历史现场，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讲给我们的孩子听呢？2012年，我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叫《红军》的书。我当时读完之后在扉页上写道：“长征对于上个世纪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符号，但对于我来讲，却是一种巨大的神秘。我愿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读这种神秘。这种解读并不是完全来自景仰和好奇，而是来自于我骨髓里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唤我去践行一个久远的梦想。”只有到达历史现场，才能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我在出发前，研读了大量的资料，画了很多草图，还开着车到达现场去探路。但我不得不说：我很丢人。为什么？因为红军出发的时候，没有什么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中途当过几次“逃兵”。中间有两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极度沮丧，甚至怀疑自己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幸好最后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长征路，而是像一个学生一样在走读历史，在行进中学习历史，我是以这种方式在解读长征。日，是红军中央机关离开瑞金、长征出发的日子。我也是在日那天，从瑞金沙坪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前出发的。到达历史现场和你坐在家里看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扑面而来。这个大礼堂相当于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我以前多次在电影、明信片上看到过，但我到了瑞金才知道，这个大礼堂竟然是钱壮飞设计的。钱壮飞是我们共产党早期埋伏在敌人内部的一名特工人员是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就是钱壮飞截获的。钱壮飞按照红军八角帽的形状设计了大礼堂。但可惜的是，长征途中，钱壮飞在贵州遭遇敌机轰炸，和大部队失散，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1934年，当86000名红军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开始对红军家属和孩子进行屠杀，而当时带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竟然是前共产党员。我听完之后感到特别震惊。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历史，你能理解那个年代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经过剧烈的搅拌之后，人们很难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和位置。而谁又能想到短短15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华东野战军占领了南京，第一个冲击总统府的第35军军长是前国民党将领吴化文。这是历史的巧合吗？所以，只有到达历史现场，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你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我在广西兴安的湘江血战纪念园里拍过一张照片，秋风瑟瑟，寂寂无人。有5万名红军战士永远躺在了那里，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很多人住在江边，也不知道这段历史。我在长征这一路上心里最大的痛点，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后代对长征的集体遗忘。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曾有几个大学生跟我说：左老师，长征原来是一群流寇一路被别人追着打，差点被灭掉。我对他们说：你们说得没错，但真正伟大的东西，不是从胜利到胜利，那只能叫强大；真正的伟大一定是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从失败到胜利、从落寞到辉煌，这才是伟大的曲线。长征就是从逃难开始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是一次次绝地反击、向死而生，这也是长征中最动人心魄的环节。很多红军战士并不知道，这一出发，就再也回不来了。一些红军家属肚子里怀着孩子，挺着大肚子走上了长征路。红军女战士的分娩，构成了长征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开局。这张老照片里的两个人，一个是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旁边的男人叫董振堂。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至少是开国元勋，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军团长，和林彪、彭德怀平起平坐，可惜他在西路军的战役中壮烈牺牲。长征路上的一天，陈慧清突然要生孩子了。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刚一打响时要生了，而且是难产。当时陈慧清疼得满地打滚，身边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只有几个红军小战士。仅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领战士拼死作战，眼看着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枪冲回来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没人能够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结果战士们死守了几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战斗结束后，一些战士经过产妇身边时都怒目而视，因为很多兄弟战死了，但董振堂又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你们瞪什么瞪？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80年前，在那样的情形下，一个军人说出这句话，这样的情怀你能想象吗？我在想：我们缺故事吗？我们不缺；我们缺英雄吗？我们不缺。只是没人给孩子们讲这些，我们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些故事，也不知道80年前这些军人曾经付出了什么。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他却要为国家去奋斗我以前不太读革命历史，所以一直有个错觉，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一帮“泥腿子”，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后来一路上查资料，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富二代”，而且有的还是超级“富二代”。早年广东潮汕地区有个年轻人叫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之一。彭湃是个什么人呢？如果形象一点来说，他就相当于是今天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儿子。据记载，他家的佣人雇工有1500多人。放着这么大的家业，他却非要为国家为理想去奋斗。有一天，他把家里所有的雇工召集起来开了个大会，把房产地契一把火全部烧掉，然后他说：“你们谁种我家的地，这个地就是你的了。谁住我家的房，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那时共产党人的目标，不就是为大众谋福利吗？再说一个人，朱德元帅。大家知道朱德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是什么人吗？我最近刚刚去云南陆军讲武堂参观，那里有一张照片，早年的朱德穿着裘皮大衣、绫罗绸缎，留着大八字胡，他当时是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中将军衔，要枪有枪，要兵有兵，要钱有钱。但朱德抛弃了这些荣华富贵，就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重新开始一番艰苦卓绝的事业。一开始，朱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还碰了壁，陈独秀对他说：对不起，旧军人我们不要。朱德远赴千里之外，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朱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最后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的汤坑被打散了，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坐船离开了，朱德带着后卫部队去找主力，遇到一群残兵。当时有人主张各奔东西，但朱德把剩下的2000人拢在一起，带领大家继续革命，到最后只剩下800多人上了井冈山。在这800人中，就有后来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陈毅、粟裕等人。毫不夸张地说，这800人，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基本班底。他们那一代的身上有着什么样的情怀呢？那就是“危难当头，我自横刀立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和勇气。这一代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去传颂吗？长征到底是什么？我用一组数据告诉大家。长征一共穿越了中国15个省区，翻越了20多座崇山峻岭， 走过了30多个急流险滩；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一共遭遇了 400多场战斗，平均每3天就发生一场遭遇战。但即使如此， 红军依然保持着平均每天25公里的行军速度。所以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它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三大远征之首。为什么美国军人直到今天都对中国军人充满着敬畏和好奇？因为他们发现，60多年前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大批师团级将领都经历过长征，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长征锻造出中国最强悍的一代军人！再来看一组数据。长征是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长征出发的时候，红军一方面军 86000人，最后到达终点时不到7000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10万大军，最后零零散散到达终点的不过3万人。所以，长征又是一场不畏牺牲的远征。我在若尔盖草原班佑村见过一座红军雕塑，我知道这个雕塑背后的故事，因为1995年我在王平将军家里听他讲起过这个故事。老爷子回忆说，当时大部队已经过了草地，突然彭德怀来找他，说还有一个营的部队没有到，让他回去找。王平带着警卫员走到班佑河边时, 正是黄昏，玫瑰色的夕阳挂在天边，他远远看见几百个红军小战士背靠着背在睡觉，他当时勃然大怒，走过去就推那些小战士，谁知推一个倒一个， 700 多个红军小战士再也经不起体力透支、饥寒交迫，在睡梦中全部死去了。王平将军讲到这里时老泪纵横，他说: “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鸟都不飞，鸟都不叫。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他们还都是一群孩子呀！”还有一组数据。红军军团长一级的平均年龄为25岁，一线作战的师团级干部平均年龄为 20岁，14岁到18岁的红军小战士占60%。所以，长征还是历史上罕见的青年血脉贲张的历史事件。那一代年轻人虽然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富足、这么安宁，但是他们背负着光荣和梦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脊梁。我们虽然成不了英雄, 但可以成就英雄的梦想我在这一路上，依然能感受到长征的影响在今天的延续。在江西于都，我遇见了一位老大爷。那天我到邮局盖邮戳, 老大爷得知我在走长征路，就对我说：小伙子，你盖这个邮戳不顶事,这邮戳上没有“长征” 两个字，我们县里邮政总局的邮戳上才有。老人把我带到邮政总局，补盖了那个邮戳，然后他一直把我送到于都河边。 当我迈步出发时，他突然在背后说：“小伙子，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上路的，路上 300 米倒一个呀。你今天是去看望他们的，是去祭奠他们的呀！他们都会来帮你的，你不用怕，大胆地往前走吧。”我当时听得热泪盈眶，我甚至不敢回头再看大爷一眼。但大爷的这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让我难忘的还有一位藏族大妈。我在她家里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今天是中秋节，你吃月饼了吗？我说没有。大妈二话没说，跑到厨房里切了一块三角大饼，煎了一个鸡蛋，一路追出来塞到我的包里，然后拍着我的后背，说了一句让我温暖一辈子的话：“你饱饱地去找红军吧！”我这一路，很多朋友发短信问我：左力，你想找到什么？ 你真能找到红军吗？快到终点的时候，我发了一条短信回答他们：红军真的还在，红军就在我住的家家户户的枕头边， 红军就在这些大叔大妈塞给我的大饼鸡蛋里，中国百姓最温暖的情怀就融化在长征精神里。这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长征给我的感受是，树立一个单一而坚定的目标，反而能够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痛苦，都来自于选择太多。我总是想象当一个红军有多么地苦难，但是走完长征以后，我突然觉得他们那一代红军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个坚定的目标在远方。我经历过两种“怕”。刚出发的时候，我经常怕路上遭遇不测, 怕走不到底，怕别人嘲笑我。 而当我离终点还剩2个多月的时候，我竟然害怕到达了，我害怕到达以后突然没有了目标。 所以我告诉大家，幸福绝对不在终点，幸福真的是在路上。美军二战老兵的纪念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怕阵亡，我们怕被遗忘。”我想说，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虽然成为不了英雄，但是我们可以成就英雄的梦想！编辑&设计：高峻峰 & 责任编辑：谷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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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34彭儒，1934年参加长征，不久因病又返回苏区中央分局。（图为彭儒与爱人陈正人及子女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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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2000余女红军长征历程：未因性别受特殊照顾
&&来源： 齐鲁晚报&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
当历史的目光聚焦在几万名参加长征的男红军身上时，不足3000名女红军的长征历程却少有人提起。
有的女红军在长征途中生下孩子，生下的同时又要被迫扔掉孩子；有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与男战士一样浴血杀敌，枕着死人的头骨入睡……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当初参加长征的2000多名女红军只剩下1000多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有的孩子，从此一辈子再没见过母亲。
读懂这些女红军，读懂这种在柔弱中迸发的坚强，才能真正读懂长征。
长征前苛刻的体检
刘英在赣南于都河畔寂静的于都县搞了几周的扩红工作了。
26岁的刘英生得很娇小，像个布娃娃。但任务还未完成，她就接到命令，赶回中央苏区报到。
大约65公里，刘英走了两天。相比几天后即将开始的长征，这“仅仅算是一次散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红军中的女人们，谁能跟大部队走，谁会被留下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打游击呢？这是个很艰难的选择。
其实，一个月前，随主力转移的女红军名单已经出来了。挑选的条件只有三项：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可靠；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体好，能适应艰苦环境。
100多名女红军被通知参加体检，她们第一次见到据说能照透身体的神秘的X光机。
患病、怀孕、身高不够、体重不足都是淘汰的因素，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
这种挑选很残酷。跟随大部队转移，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安全的保证。战争环境下，这是无奈的丛林法则。
每个人的命运，因为走或者留，就此改变。
一同跟随转移的还有10名女红军，她们担任要职，也是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陈碧英没想到，自己被留下了，因为低于标准体重一斤，且怀有身孕。她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董必武的妻子，但也只能服从安排。
月光皎洁的夜色中，30名女红军跟着大部队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和刘英同行的女人还有：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
每人带着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按规定不能超过15斤，部队配发了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
女红军并没有因为是女人而受到特殊的照顾。
长征出发过去72年后，当年中央红军队伍中的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危秀英发表了一篇回忆30位女红军的文章。
危秀英记得，长征中女红军要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负责三四个担架。抬担架的民工是临时雇来的，一天一块银元。女人们不用打仗，但琐碎的工作却很多，要筹备粮食、探路。偶尔闲暇时，能享受泡脚的惬意时光。
走到1935年3月，有一次，敌人追来了，民工走散了3个。危秀英和剩下的一个民工抬着担架，翻过两座山头。
危秀英身高不到1.5米，姐妹们开玩笑叫她“矮子”。有人形容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
在长征中，谈恋爱是违反禁令的。当时的规定是，没恋爱的不准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
中央领导的夫人们，同样要和丈夫分开。只有周末或休整时，夫妻才能见上一面。
这是一个兼顾革命与人道的方法。
但这样的规定对23岁的康克清并不奏效。长征途中，康克清和丈夫朱德几乎没分开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并不比男兵逊色。她很少骑马，随身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支长枪，有时替别人肩扛三四支步枪。
长征结束后，她对《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降生，意味着分离
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怀孕、产子，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刘英曾暗暗发誓：五年不结婚。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结婚就有可能生孩子，大麻烦会接连不断：怀孕了要走路，不走路就会掉队，掉队很可能被俘虏。没有担架、没有马，肚子再大也只能自己走。
1935年3月，清晨的薄雾在山间绿树中袅袅升起时，中央红军正快速通过贵州境内的一处山口。
这时，陈慧清要分娩了。抬着她的担架只得闪出了队伍。
路边有一间破旧的草屋。
一干人陪着陈慧清等待分娩。这是难产，没有药物，无法手术，只有等待。26岁的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捂着肚子疼得不停翻滚，边哭边大骂丈夫邓发，希望以此减轻痛苦。
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几个月前经过云南时，邓发曾建议妻子留在当地，陈慧清硬是没有答应。
当地没有革命群众基础，语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追兵在枪声中越来越近，婴儿却迟迟无法出生。
负责断后保卫的是第五军团，陈慧清所在的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派人找到军团长董振堂，让他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因为什么？就因为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
“孩子多长时间生出来就顶多长时间！”董振堂把这一命令传达给三十九团。
战斗在一公里之外的地方打响。
枪声炮火中，一个个成年生命在用死亡争取时间，等待一个婴儿的新生。
羊水、血水和汗水把陈慧清折磨得筋疲力尽，两个多小时后，孩子终于出生了。
但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和母亲分离。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就做出严格规定：无论职务高低，谁也不允许带孩子行军。
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却又要立刻抛弃，这样的喜悦和痛苦，在一瞬间袭来。命运在这一刻也如此矛盾而复杂。
陈慧清是不幸却又幸运的。孩子出生时，她因疼痛而昏迷了，所以不必承受母子分离的更大痛苦。
空气里还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就被放在路边。
之后，董振堂面对“为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仗”的埋怨，勃然大怒：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一个多月前，陈慧清的姐妹廖似光刚经历过这种痛苦。
廖似光怀孕四个多月，挺着大肚子，跟着通过了国民党四道封锁线。
三个月后，廖似光早产生下一个男孩，生下后立刻将孩子送给老乡收养。
这是廖似光第二次生孩子，也是第二次抛弃孩子。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廖似光曾有过一个女儿，但也被迫送了人。
漫漫长征路上，仅中央红军中，就有包括贺子珍在内的5位女红军干部先后产子，没有一个孩子能随母亲前行。
就在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组织部长李贞和丈夫举行了婚礼。几个月后的1935年11月，她随队长征。
怀孕的李贞曾被动员留在根据地，但她哭着要求随队，保证不添麻烦。
带着身孕翻过了大雪山，走进没有干净水源的草地，李贞终于早产。还没走出草地，孩子就夭折了。
在病患摧残下，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一生未曾拥有过自己的孩子。
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跟着妈妈走完了艰苦的征途。
红二方面军出发那天，蹇先任的女婴刚满19天。因为前方传来的捷报，孩子的名字就叫贺捷生。
女婴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度过了漫长的征途，竟然没有掉队。
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长征前就有了身孕。1936年6月，姐妹二人在四川甘孜相逢，进入松潘草地第一天，一个天色突变的晚上，蹇先佛临产了。
这两个母亲，怀里绑着年幼的孩子，一路走到陕北。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伟大的母爱。
这两位坚强的女红军，姐姐是贺龙的夫人，妹妹是萧克的妻子。
“五百农妇缴一团”
同样是女红军，有的在痛苦中成为母亲，有的必须拿起枪直面鲜血和死亡。
就在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不久，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队伍中女红军已经超过2000多人，被整编为妇女独立师。
很多女红军曾是受尽欺负的童养媳，当上红军后，她们见到了人生中最惊奇的事情：男女平等。
女人在困境中迸发出的力量，有时比男人还大。
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兼任第1团团长、政委。这个美丽女人，总是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三年前，她已经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女性在军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让张琴秋更加出名的是在不久前，川军一支部队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500女兵和医院保卫科男同志，进行周旋，用计使川军在阵前倒戈。
全川为之震动。“五百农妇缴一团”被当作奇闻刊登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上。在国民党的一些报纸上，红军女将领张琴秋被说成是“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70多年后，四川省小金县93岁的女红军安秀英还能哼起这首红军歌曲。
但安秀英的命运却在长征途中转了个弯。
安秀英还记得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的战役。她跟着妇女独立师参加了攻打剑门关的战斗。激战两昼夜，二十岁左右的女红军们用乌泥涂脸，不蓄头发，全身戎装，脚穿草鞋，腿打绑带，英姿飒爽，俨如男兵。
接下来的遭遇战中，安秀英的右小腿被两颗子弹打穿，卫生员用刀子划开伤口将子弹取出来。几十年后，这处伤口还经常疼。
伤好后，安秀英再也没有联系上部队，从此过上普通农妇的生活。直到1984年，安秀英被证实为“流落红军”。
1935年6月，刘英随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长征的终点。红四方面军的张琴秋和姐妹们却迎来一次大战。
红四方面军需要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但必须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
妇女独立师下面的一个团承担在正面仰攻中担任后卫的任务。
腊子口是甘南门户，地势险峻。女红军和500多名伤病员被堵在峡谷之中，不突击就可能会被围攻。一个连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向敌人发起进攻。断后的一个排与100多敌兵展开了肉搏。刺刀的寒光闪烁，身体的鲜血喷涌。
血战之后，红军伤员安全通过腊子口，女红军牺牲了70多人。
出腊子口那天，雨下得很大，草地上到处都是渗出的水，没法躺着睡觉。疲惫的张琴秋找了一块石头迷迷糊糊睡到天亮。醒来一看，她枕了一晚上的竟是个死人头。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到1936年年初翻越党岭雪山时，当初的2000多女红军只剩下1000多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记者 任鹏）
［编辑： 栾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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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特刊
【重走长征路】女红军 长征路上最美丽的花朵
【重走长征路】女红军 长征路上最美丽的花朵
&&&&长征题材油画&沈尧伊作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资料图
&&&&8月15日，参观者在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内参观。新华社发
&&&&俯瞰中国女红军纪念馆。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叶海&&&&女人，是开在世上最美的花朵，可有谁能想到，当最柔弱、最美丽、最温情的花朵同最刚强、最残酷、最壮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联系起来时，又会演绎出多少神奇而悲壮的故事啊。&&&&女红军是红军长征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经历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女红军的故事和赤水河一起流淌&&&&古街两边不少老房子的门楣上，挂着“红军住处”的小牌子。日，红一军团进抵土城后，老街上住满了女红军战士。由此，老百姓称这条街为“女红军街”。2009年，这条老街上建起了全国唯一的女红军纪念馆，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8月3日，我们“沿线省级党报联盟——重走长征路”大型采访活动一行记者抵达这里，欣赏静谧的街景，感受古朴的风情，了解厚重的历史，聆听感人的红军故事。&&&&女红军纪念馆位于红军街上的红三军团司令部旧址，这儿过去是一个四川军阀的住所，为典型的黔北木楼，与遵义会议旧址有几分相似，占地面积210平方米，于2009年建成。一座三米多高的青铜雕塑“浴血天使”屹立于纪念馆前，构成一道震撼人心的亮丽风景。整座雕像为一个单腿呈跪姿、怀抱襁褓的女红军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女红军博爱的母性与不畏艰难的昂扬斗志。&&&&纪念馆用大量的图片、文字、实物，讲述了2000多位女红军中具有代表性的45位女红军的传奇故事，展示了女红军的忠诚、正直的赤子情怀，和她们伟大的人格力量和献身精神。&&&&展厅的前言部分，列出了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名单，每一个名字都是熠熠生辉、掷地有声。其中红一方面军有30位：蔡畅、贺子珍、康克清……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5位：李贞、陈琮英、蹇先任……红四方面军8位：张琴秋、汪荣华、林月琴……红二十五军2位：周东屏、戴觉敏。&&&&长征开始时，这些女红军组成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红军到达贵州黎平后，她们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这些女红军分别以休养员、工作组组员、政治战士3种身份出现在干部休养连，一路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也要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等活动，有时还得亲自抬担架、挑药箱、护理伤员等。&&&&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天，据资料记述在万人大会上，身穿列宁服、头戴八角帽的女红军战士英姿飒爽，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她们给“红军之友社”和“街道儿童团”教唱红军歌曲，一改行军的劳顿和沿途的疲惫形象，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她们甜美的歌声征服了遵义人，“红军决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那个样子”，那些终年劳苦的泥瓦匠、竹篾匠、木匠以及穷人，因此纷纷动员自己的儿子兄弟积极参加红军。红军在遵义扩红达四五千之众。&&&&在红一方面军的30位女红军中，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央首长的妻子几乎都在这支队伍中，但她们身上却没有笼罩“夫荣妻贵”的光环，她们以自身长期艰苦的努力创造了伟大与光荣。&&&&女红军留下的鲜活故事&&&&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在土城战斗中，和朱老总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战斗。而青杠坡的激战打得十分艰苦，红军遭到了严重地抵抗，康克清和朱德分别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尾追不放，他们被困在狭长的山谷中。朱德被掩护着退回土城后，大家正担心着康克清的下落，不料她却奇迹般地杀出重围，其九死一生的战斗经历在这山谷中留下了英名。&&&&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蔡畅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对蔡畅影响很大，蔡畅在长征途中一直把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蔡畅的哥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蔡和森，蔡畅在兄长的指引下参加革命，那年她24岁，身材纤瘦，但意志坚定，给她配了一匹马，她很少骑，都让给伤病员。她在一批女红军中最具有影响力，在崎岖的山路中进行宣传鼓动，讲许多经历的故事，提高长征战士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称为“精神食粮”。索尔兹伯里在采访了幸存的女红军后慨叹道：“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这个圣徒便是她（蔡畅）。”&&&&曾玉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之后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在中央红军出发前已有身孕，她并没有被列在“转移”名单上，只能凭着意志一直偷偷地跟着部队走。丈夫周子昆其时是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师长，也顾不得她，使曾玉吃苦不少，但她一直追随到遵义，在那里休养连收留了她。由于没有“编制”，分配口粮和其他物资时就没有份，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她们就匀一些给她；没有被子，她们就挤着一起睡，就这样挺着大肚子，蹚水爬山，坚强不屈。&&&&习水县外宣中心编辑中心主任陈云坤告诉记者：这些女红军在长征路上所行进的路程比男红军走的路要多很多，这是由她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这是多么执著的追求，又是何等坚强的意志啊！中国革命为什么成功，答案不就写在她们身上吗？&&&&在长征途中生小孩的女红军有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廖似光、吴仲廉，她们在尾追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生下孩子，却不得不忍受与亲骨肉的瞬间分离，只是将孩子简单包裹留在当地老乡家，又匆匆踏上征程，大部分从此天各一方，生死不明。&&&&从照片上看，吴富莲大眼睛、方脸盘，目光坚定而刚毅。她原是红一方面军的政治战士，后来调到红四方面军任女红军团的团政委，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不幸被俘。她以绝食斗争进行反抗，最后吞针壮烈牺牲，年仅25岁。&&&&杨厚珍以自己“三寸金莲”的小脚，支撑着又矮又胖的身子，竟然摇摇晃晃坚持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女红军的故事代代相传&&&&在土城，中央红军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也是在土城，女红军们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更是在土城，淳朴的老区群众留下了对红军真挚的怀念和由衷的敬佩。&&&&我们在遵义红军山上，采访到了一位女红军卫生员的故事。&&&&红三军团强渡乌江后，红五师十三团二营就驻扎在遵义城南的桑木垭一带，正是寒冬腊月，遵义城乡流传一种俗称“鸡窝寒”（即伤寒症）的疾病，二营一位卫生员得知老百姓的疫情后心急火燎，上山采集中草药，及时把药分发给病人。一日，营部领导安排这位小卫生员翻山越岭走了20多里路，来到半山一户农民家中，为一位重病老人打针，熬制中药。&&&&第二天一早，见老人神志已完全清楚，小卫生员一刻没敢耽搁，以最快速度赶回了部队驻地，可惜，当她赶到时，部队已经深夜转移。房东递给她部队首长留下的纸条，要她速往部队出发的方向追赶，可就在桑木垭尹家屋基处，掉队的卫生员被地方保安团发现，她寡不敌众，英勇牺牲。&&&&当地老百姓将红军卫生员安葬于桑木垭路边的树林下，由于不知道她的姓名，人们在墓旁立下石碑，碑上深深刻下三个大字“红军坟”。“红军坟”后来遭到地方反动势力的多次破坏，都被当地老百姓拼死力保护下来。&&&&女红军的英灵深深地扎在老百姓心中。1958年，人们将小卫生员的遗骨从桑木垭迁至红军烈士园，并立碑书写“红军坟”三个毛体大字，在其墓前塑了一尊4.5米高的女红军铜像。由于此时尚不知其真实姓名，只好用老百姓已经习惯的“小红”代称，从此，这座山也改名叫“红军山”。&&&&199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政委钟有煌到遵义了解情况后，经过回忆和考证，确认卫生员小红就是他当年在红十三团二营卫生队时失踪的战友龙思泉。至此，这位老百姓口中的“红军菩萨”始有姓名。&&&&我们走进青山绿树环抱的“红军山”，站在这位慈祥温厚的女红军塑像前，立刻会感受到女红军慈母般的博大胸襟，她的故事一代代传扬，她的精神永远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人。&&&&“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红军长征铁流中，女红军们的英雄壮举可歌可泣；她们追求独立、向往自由的妇女解放精神；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彻底革命精神；互相帮助、团结战斗的阶级友爱精神；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将永远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永远激励着革命事业后来人振奋精神、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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