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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三游故宫看了些什么？
根据老&故宫人&、时任故宫博物院保卫科科长的韩炳文先生回忆，毛泽东主席不仅进过故宫，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三次。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岩，原题：《毛泽东三游故宫看了些什么》
根据老&故宫人&、时任故宫博物院保卫科科长的韩炳文先生回忆，毛泽东主席不仅进过故宫，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三次。毛主席还曾从东华门城楼上信步走过，经东南部分城墙走到午门展厅观看展览，也就是10月10日观众可以走过的这一段区域。
日下午，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服，脚登布鞋，手拿一根竹竿，从神武门进入故宫，沿神武门内东马道拾级而上，在城墙上走走停停、神情安闲，不时眺望远处。直到距东北角楼南约20米外，停了下来，坐在马扎上休息。后来，毛主席往南走至午门，观看博物馆在此举办的&全国出土文物展览&。天色渐暗，主席从城墙上下来，稍作停留后乘车离去。
日，毛主席第二次来到故宫。这一次，毛主席仍乘车进神武门，下车后即沿西马道上城墙参观。主席朝南走到西华门城楼处时，城墙外几名眼尖的女学生看见毛主席，高喊：&毛主席万岁！&一下子，人们从各处跑过来，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人越聚越多，毛主席向人群挥手致意。人群沸腾了，主席在城墙上向南走，大家随着他在城外也向南涌，直到午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毛主席从马道上下来，本打算出午门，但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临时安排下，改出西华门，乘车悄然离开了故宫。
日下午4点多，毛主席第三次来到故宫。这次由罗瑞卿陪同，经午门东掖门进入故宫，径直登上午门城楼，继续观看在楼内举行的&全国出土文物展览&。毛主席仔细观看每件展品，不停地驻足欣赏。约六时许，毛主席参观后从午门城楼上下来乘车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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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排行榜故宫深处的通关秘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故宫的讲述是无可穷尽的。这个庞大的建筑群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巍峨壮丽而又繁复细腻，面对它，常常让人因信息太过丰厚而语塞。 　　与此同时，这座神奇的宫殿又像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任意门』，让每个愿意与它静心对话的人都能得其门而入，拥有沉甸甸的收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通关秘语』：一个日本记者选择了『历史拼图』，一位资深木匠』用的是『规矩』，两位一辈子守护着国宝的『御医』说：信仰，流传。 　　这些平凡而奇妙的语言在时空中无声地传递着，让故宫多了一点色彩，也多了一点温度。 　　编辑武侠 　　追故宫的人 　　撰文 野岛刚 插图 张茂为 　　对我来说，故宫是不可思议的——世界上竟有两座名称一模一样的博物馆，同时存在于北京与台北，却互不否定彼此的存在，也没有谁高喊『我才是正宗』；双方默默地使用相同的名号，同样展示着中华文明的宝物，同样作为著名观光景点，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我被这『不可思议』所吸引，一步一步开始了探索故宫文物及历史背景的旅程。 　　爱上故宫“拼图” 　　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历史上，日本从中国学去的东西多不胜数，绘画、书法、陶瓷等所谓日本传统文化，基本都是以中国文化为蓝本，再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偏好发展而来。正因如此，故宫博物院让现代日本人备感亲切，日本人第一次到北京，非去不可的景点就是紫禁城，它是世界遗产，也是有着180万件收藏品的巨型博物馆。 　　五年时间里，我多次走访北京、台北，也去过南京、上海、沈阳、四川、重庆、湖南、香港，以及新加坡和日本东京、京都等地，采访了与故宫相关的上百个人。我发现，其实“故宫”不仅在北京和台北有，沈阳也有，保管着众多清廷宝物；南京博物院也可以说是又一个“故宫”，它曾经是北京故宫文物南迁后的保管所，那些为躲避日本侵华战争而一度蒙尘于四川等地的文物，1945年后依然回到了南京博物院。中国所谓“故宫”，有旧时宫殿的意思，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了清朝，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设立了故宫博物院，收藏清朝遗留下来的文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故宫以及其文物都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资产，象征着中国夺回了失去的一段时光。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重要性，才会有故宫文物为了躲避日军而迁徙、在蒋介石战败后又往台湾搬迁、南京和北京为之争执不下的现象吧。 　　对我而言非常有启发的，是最近几年的“文物回流”事件。辛亥革命前后，或是通过民间买卖，或是通过政府途径的盗窃、掠夺，中国文物向欧美和日本大量流出，其中包含很多完全够格被故宫收藏的宝物。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近十年来，这些宝贝的回流现象异常显著。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日本、英法等国家丰富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宛然组成了另外一个流动的“故宫”。 　　我追踪这些“故宫”的轨迹，就像在找寻一张地图的不同碎片，不断发现和拼凑出意味深长的故事。 　　惊心动魄的旅程 　　2008年秋，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一名台湾收藏家要拍卖一支翡翠发簪，着实吸引了不少目光，翡翠特有的深绿色，令人联想到被深山环绕的湖水。没想到，这支发簪居然在沈阳故宫找到了配对的另外一支。这两支头饰，据说是当年末代皇帝溥仪于政府监视之下，用手提包从故宫偷运出来的，这样戏剧化的“身世”真是令人咂舌，却也只是故宫文物传奇的冰山一角。 　　战争时期故宫文物的大搬迁，可以说是逸出了中华民族文物的常轨。如果是日本人，大概会挖个密道把文物藏起来，或者丢掉文物先逃命，但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费尽艰辛，力图将文物留在身边。 　　我重走了故宫文物迁徙之路，采访过程中，听到很多趣闻轶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故宫理事陈垣把一等办事员那志良找了去：“国家灭亡可以再起，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远回不来。”由此将疏散文物的准备工作交给了他。最先要办理的事项就是将文物装箱。 　　这些文物从来没有离开过紫禁城，故宫也没有装箱的专家，那志良这些职员毫无经验，决定请教宫外为古董商工作的专家。当时北京琉璃厂一带有多家古董店铺，他们就去那里寻求帮助。开始，那志良等人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搬家”打包，好像没那么难。专家就请那志良把一个茶碗包起来，然后拿起来猛摔，打开包装一看，茶碗破了。然后专家也包好茶碗猛摔，打开却毫发无伤。那志良说，这项技法相当有难度，关键是“稳”、“准”、“紧”、“隔离”（每件文物都要隔开）。以最容易损坏的瓷器为例，一开始要将把手和壶嘴用绳状的棉花缠绕，壶内也要塞紧棉花，整个捆成一个长方形；再用细绳绑紧，裹上棉花，用纸紧捆成包；装箱时，用稻草把瓷器塞紧，每件之间用棉花装置隔开，再封箱运送。 　　当时北京民众认为，将故宫文物运出北京的时间，必定是日军进攻北京之日，因此故宫外围无论昼夜都有民众集结包围。日，第一批文物才突出重围从北京出发，远赴南方。那志良临行前，他婶婶抓了一把自家庭院的泥土给他：“带上故乡的泥土，别把家人忘了。” 　　文物先是运至上海，后来赴英国展览，回到南京不久，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击当时的首都南京的危险日增，文物必须再度搬迁，这次不得不向西运送。1937年12月上旬，文物分三批从南京送出。南京12月13日被攻陷，可谓千钧一发。事实上，文物运至汉口或宝鸡都不是事先安排的，只不过是搭乘的火车或船舶正好行经这些地方。情况危急，几乎没什么准备时间，战乱时，要疏散大量文物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三批文物，第一批80箱，经过湖北汉口、湖南长沙，次年被疏散到贵州的贵阳，1939年被偷偷藏入贵阳郊外的安顺洞窟，因为战火延烧到安顺附近，1944年被送进四川的偏僻乡下巴县避难；第二批9331箱，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一度被安置在重庆，1939年再走水路被运到四川乐山；第三批7288箱，走陆路从南京北上徐州，再往西到达陕西宝鸡，没多久又再运到四川峨眉。走每条路线都是马不停蹄。紧急的避难行动和中日战争展开的节奏完全一致。那志良回忆：“最后一卡车从成都出发不久，日军的战斗机就到了成都上空，炸毁机场。天气晴朗，日本空袭机群飞得很高。” 　　那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当时正逢冬季，天气不佳，输送队伍常因大雪而无法动弹。由于走的是山间小路，人烟稀少，运送过程本身的艰辛也就罢了，而且还要烦恼没东西吃，身后还有一路向西的日军追兵，“护送的人都已做好在半途殉职的准备。” 　　为了保护文物，运送的卡车行驶得很慢，一百公里有时要走上整整一天，道路塌陷、轮胎脱落也是常有的事。走水路的文物分散在小船上，也经常遇到危险。第二批9331箱文物运抵乐山郊外的安古乡，因为河面很窄，必须从岸边逆流拉纤引小木船向上。一次那志良搭乘的小船遇到急流，纤绳断裂，船被卷入急流之中，所幸没有翻覆，人和文物都无大碍。 　　过去我对博物馆的印象是“安静”，但故宫让我了解到，一座博物馆的故事竟然可以如此惊心动魄。那志良等故宫职员从北京出发护送文物，历遍超乎寻常的困难，在守护国宝度过危机的一个个瞬间，他们秉持着一个信仰——“文物有灵”。这些文物虽然历经磨难，但几乎没有破损或遗失，似乎“它们真的得到了上天的保护”。直到现在，这四个字还在故宫传承。 　　独一无二的“历史之门” 　　通过博物馆，可以了解一国国民的美感意识及精神。每次访问故宫，都让我更加确定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对于“美”的理解不同。中国人认为“很美”的东西，日本人会觉得虽然“很了不起”，但“美”中却带有“不祥”的感觉。 　　以青铜器为例，自古以来中国铜锡合金的青铜器就很发达。青铜器是武器，也被当作祭祀器具，刚制作好的青铜器宛如不锈钢，光洁可鉴，古代中国的祭祀主要在夜间举行，闪闪发亮的青铜器具被用来放置祭拜用的牲畜。留存到现代的青铜器则已氧化褪色，变成黑青混杂的颜色，显得十分厚重。黯淡的青铜器颜色，与日本人喜欢的“锈斑”有类似之处。这个黯淡的颜色，正是经年累月沉淀出来的变化。青铜器上经常刻有密密麻麻的图案，我最喜欢的是饕餮。饕餮是中国神话里的怪兽，体型像牛或羊，有弯曲的角、虎牙、人脸。“饕”是贪财，“餮”是贪吃，饕餮本来的意思是什么都贪的恶兽，后来转化为无论什么妖魔鬼怪都能吃的避邪之神，受到膜拜。日本研究中国文物历史意义的重要学者——东北学院大学富田升教授认为：“中国人对于美感的价值观底层中，存在着独特的崇拜不祥的青铜器的价值观。”我也有同感，那里有着一般日本人不易理解的世界。 　　我被故宫吸引着，一步一步在探索故宫文物及其历史背景的旅行中越走越深，也摸索出一些心得。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文化，但这和其他国家提倡的“文化重视”内涵有所不同。在统治者眼中，文化几乎等同于政治，是用来证明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由于政治格局不断变迁，历史传承显得极为重要。“荣耀的过去”必须获得某种方式的确认，而文物正是继承过去的一种方式，拥有文物就拥有历史，手上握有历史，权力就有“正统”的权威加持。 　　朝代兴盛之时，皇帝就想把前朝因为战乱失散的文物找回，同时开始热衷于文化振兴，因为没有文化，就进入不了“中华”的传统序列。朝代衰退后，文物开始离散，然后又因新朝代的诞生，再度回到皇帝身边，这个过程循环不已，持续了五千年，令朝代和文物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或许因为中国文化存在于日本文化的“根基”之中，我一直有很强烈的欲望，想去了解中国文化，而故宫就像是一扇门，里面有很多了解中国历史的绝佳教材，故宫里的收藏品，比那些抽象的历史书籍更让我印象深刻。借这样一座宫殿进入中国文化的广大世界，我可以在其间探讨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广泛议题，恐怕故宫以外再没有这样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故宫作为终生追逐的课题。
　　Tips 　　故宫追踪路线 　　故宫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通过故宫走过的旅程来思考文物的命运以及历史的变迁，是一种深刻认识故宫的方式。 　　我首先推荐的地方是四川乐山，这里最有名的景点是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乐山大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大批故宫文物被运到安谷乡这个平凡的小山村。大佛也见证了这段历史，但前来参观大佛的游客几乎都对此毫不知情。 　　从乐山市内出发，乘坐出租车约20分钟来到安谷乡，这里有一座“战时故宫”，门口另有一张牌子写着“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这应该是它的正式名称。峨眉山距此地有几小时车程，战时曾有7288箱故宫文物在那儿避难7年。 　　下一站是贵州安顺。1939年，参加过伦敦展览会的80件故宫藏宝精品被运到安顺的洞窟之中。该洞名为“华严洞”，2009年，在村中老人的指引下，我来到洞中，惊讶地发现其面积竟是如此狭小。文物放在这里，空袭时绝对安全，而且这里很不起眼，不会引起注意。 　　湖北的文赤壁与故宫文物也有不解之缘。苏轼曾在文赤壁写下《前后赤壁赋》，金代武元直描绘苏轼赋诗的画作《赤壁图》，以及元代文人赵孟頫因赞赏苏轼而作的《赤壁二赋》都收藏在台北故宫。 　　故宫文物的流转与其所经历过的纷乱历史并没有对文物自身造成损害。不仅如此，在整个中华世界中，除了北京与台湾之外，这些文物还造就了乐山的“战时故宫”、南京的新“故宫”。另外，目前台北故宫计划建造的首座分院值得关注——“故宫南园”预计在2015年完工。 　　重建一座 　　紫禁城花园 　　撰文 常鸣 图片 张悦时、李永革 插图 丁天天 　　建福宫花园位于故宫西北角，始建于清乾隆七年。1923年，一场大火毁灭了这座瑰丽的花园，所藏珍玩皆付之一炬，建福宫自此沉寂了70余年。2005年，经过5年的复建，建福宫再现昔日辉煌，主持这项复建工程的，是资深木匠出身的李永革。
　　木匠们的规矩 　　李永革头发花白，身材笔挺，一口京腔。他的办公室不算小，书柜、茶几甚至沙发上都堆满了和古建筑相关的书籍、资料，窗台上摆着几个木质斗拱的构件，桌前的老式脸盆架上放了一个搪瓷脸盆，窗外的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核桃树，嫩绿的叶子在初夏的阳光中摇曳生姿。这个环境和他的身份十分相衬：李永革，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北京故宫）”代表传承人，故宫古建修缮中心主任。他这个职位，搁在明清时期，叫“营缮所所正”，是正七品官儿。 　　初进紫禁城的时候，李永革不到20岁，刚刚退伍。“当时是从西华门进的宫，一下子就被震住了，这么大的宫殿，怎么修起来的？！繁复的彩画，不同形制的屋顶，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兴趣。”那时故宫修缮组有28个木匠，分成两组，李永革在老师傅的带领下，从零开始学习木匠的规矩。 　　中国古建筑的规矩特别多，“没有规矩，连最基础的锯木料都锯不直。”李永革随手从箱子里拿出一把锯，比划起来：“脚踩着木料，手肘和脚心一条线，木头上的线和脚心还有手肘对齐，锯子提起来的时候手肘必须对准耳垂……这样不管木头多厚，锯出来都是一条直线。”建宫殿之前，木工们先要“派丈杆”——把进深、不同柱子、梁架的尺寸画在几根小木棍上，通过这些小杆子解决丈量的问题。李永革拿出两盒卷尺，“都是公家出的。”他分别用两把尺在一张纸上划出十厘米长的线，用肉眼就能看出其中有误差。“十厘米误差就这么大，要是用来丈量大殿里二十多米高的柱子呢？差一点儿，榫卯就合不上。老祖宗的方法虽然看起来笨拙，其实更加实用。”这些都是老手艺人长期积累的经验，在一代代故宫木匠中传承。“真正的好木匠，要掌握制造的规矩，做活的时候一刀即准，不靠砂纸打磨，看的就是手艺。” 　　一个数字就能盖起一座宫殿我们以为复建建福宫花园的图纸会很复杂，李永革拿起窗台上的斗拱，慢悠悠地说：“咱们老祖宗盖房子没图纸，只要有一个数，就能盖起一间房子，包括太和殿都能盖起来。”他在构件上比划着：中国古建筑的神奇之处就是“斗口”，柱径、柱高、椽子的进深等，都能以斗口为单位来计算，并有相应的口诀；古建筑的每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一旦放好就不会再改变，拆除的时候记录好位置，重建的时候再照原样摆回去就行了，所以老房子可以整体搬迁。即使是盖一座宏伟的宫殿，这些规矩也依然适用，“这就叫大道至简。” 　　李永革举了建福宫“延春阁”的例子。这座建筑看上去是两层，实际有三层，多柱，重檐攒尖顶，有阁楼和围栏，构件多，连接点多，榫卯多，变化多，乍一看让人眼花缭乱。重建时，大约七千件大小各异的木头组件，都是参考乾隆早期的做法，手工切割、润色；派丈杆之后用三合板做样板，不同部位有不同的样板，比照样板操作就行了。这样按照“规矩”步步推进，不管盖多大的宫殿，都不会出问题。 　　每个边角都浸透心血 　　建福宫花园的修复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隐藏着成千上万的细节，这座宫殿的每一个边角都浸透了工匠们的心血。 　　以往，损毁、腐朽或者崩塌的东西总是用复制品取代，对建筑的原件不那么关注。而此次建福宫修复，是尽力巩固原有面貌，保留下尽可能多的原件，那些经过大火之后残存的柱顶石和台基虽然都已破裂，却是建筑真实存在过的证明。古建专家还借鉴了柬埔寨吴哥古城圣剑寺的修复技艺，把石头破损的部分切掉，用新的石头填补缺口，新旧石块以不锈钢暗榫联接，再用从瑞士进口的环氧树脂加硅胶粉调成浓浆接合。 　　绘制在木头上的彩画，是紫禁城宫殿的一大特色，变化无穷。建福宫彩画确定采用乾隆晚期到嘉庆初期的流行式样，绘制前，先要给木材打灰底，这种灰底叫“地仗”，需要用猪血、桐油、面粉和石灰等传统原料调制，“跟煮菜没什么两样，先炒二氧化锰颗粒和红铅粉，所有水分蒸发后，一边加入桐油一边加热搅拌，温度越来越高，颜色越来越黑，油开始冒烟，工匠可以从烟的浓度判断什么时候算是完成。”将上述材料搅拌均匀，一层层涂在木材上，工匠们还得用木槌把打散的亚麻锤进地仗里，让粘合更加牢固，压实风干后，就可以描摹美轮美奂的苏式彩画。 　　对于是否使用传统矿物颜料，李永革听取了故宫彩画权威工匠张德才先生的意见：“我们采用的是乾隆时期嫡传的工艺。我这门手艺是从师傅那儿学的，我师傅同样是从他师傅那儿学的，就这样代代相传。有这样的传统绘制工艺就足够了，至于颜料，现在本地产的颜色原料都没了，除了用化学原料还有什么办法？况且，紫禁城可能早在18世纪雍正时期就进口绿色化学原料了（一种叫施因富绿的颜料，又叫巴黎绿，产自德国）。” 　　Tips 　　看木框架结构里的先人智慧 　　故宫的宫殿都是木构建筑，其最大特点是“墙倒屋不倒”。这种结构主要以柱梁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用，榫卯连接富有韧性，因此墙壁的位置可以按所需空间的大小安设，可以随时改动。因为墙壁不承重，墙上开设的门窗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可以开成空窗、敞厅或凉亭。 　　在三大殿看尽屋顶等级 　　外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与保和殿）可以看到中国古建筑几种最重要的原型，其屋顶各不相同，环绕四周的殿宇，按照不同的功能及位置排列，呈现出传统中国建筑中各种级别的屋顶型制。从太和门到乾清门437米，出现了8种不同等级的屋顶。 　　听一曲柱子奏鸣曲 　　故宫宫殿建筑布局沿南北中轴线向东西两侧展开，通过有规律的变化和排列，利用建筑物的墙、柱、门、窗等有秩序的重复出现，产生一种韵律美或节奏美。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经专门研究过故宫的廊柱，并从中发现了十分明显的节奏感与韵律感，从天安门经过端门到午门，就有着明显的节奏感，两旁的柱子有节奏地排列，形成连续不断的空间序列。
　　两位『御医』 　　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第一次进入故宫。『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不仅从共和制回到了君主制，而且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如今，走在故宫北区未开放的区域，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撞在两边的红墙上又弹了回来，我颇能理解庄士敦的心情。庄士敦到此会见已经逊位的清朝皇帝溥仪，并担任他的英语老师，而我是要去故宫深处，拜访古画『御医』徐建华和陶瓷『御医』王五胜。 　　古纸卷上的信仰 　　撰文/ 陈赐贵 图片/ 张悦时、常鸣 　　隔着玻璃罩打量那幅1400多年历史的山水画，颜色略带青黄，似乎沾染了时光的尘埃。这是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迄今存世最古的中国画卷。它曾一次次被那些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抚摸把玩——经宋徽宗御笔题签，被南宋奸臣贾似道收藏，明朝时为权臣严嵩所有，清朝为历代皇帝珍藏，溥仪离开紫禁城时将它带至长春，后来落入文物贩子手中。大收藏家张伯驹唯恐此国宝被卖到国外，倾家荡产将其购回，最终捐给故宫博物院。流转千年，难免损伤，此时就是“御医”出手的时候了。 　　“师傅当年修《游春图》前胃疼了好几天，紧张啊。我也是，生怕出任何一点问题”。 　　在故宫，年过六旬的徐建华有“画医”之称，那些藏于故宫内的孤品、绝品画作就是他小心看护的“病人”。《游春图》是徐建华入行修复的第一幅古画，此后他又参与修复了包括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等名画在内的许多珍稀作品。 　　徐建华在两米多长正红色的画案前摊开一个麻布包，把砑石、川蜡、棕刷、一大三小的马蹄刀从棕色的暗菱盒里拿出缓缓放在桌面上。这些是用来修复古字画的“御用”工具，徒弟们不能碰，每次工作前都由他亲手一件件拆出放到位，动作郑重、缓慢，如同一场仪式。正对着门的墙上，贴着一幅正在修复的书法作品，留心一看，是咸丰皇帝的御笔。 　　一个民族，即便疆土缩减、饱受压迫，只要文化不死，便没有灭亡，而文化的最好见证便是文物。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条件艰难，但国人并未放弃对故宫文物的抢救，这些国宝从北平到上海，再到南京、四川……一路迁徙。如今，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北京故宫的珍品日益增多，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名誉也得到提升，对此，徐建华所在的“文保科技部”功莫大焉。 　　徐建华在故宫一干就是40年，连办公室都没换过。他很为自己的工作骄傲：“我做的是一件特别有价值感的事。对故宫的感情深呦，这屋里每个人都有一个信念，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给保护好喽，我是在为故宫做事，故宫这俩字，就是信仰。”
　　让人“胃疼”的工作 　　字画修复的原理并不复杂，操作起来却要十二分的小心。修复一幅损坏严重的画作，要经过清洗、去污、揭背、补缀、上墙、全色、接笔、重新装裱等多道工序，耗上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是常有的事。因为责任重大，许多修复专家最先得的“职业病”就是胃病，“接手一幅一级文物，即使老师傅也会一个礼拜吃不好饭。” 　　Tips 　　古字画保养秘诀 　　1.切不可用干布或刷子揩拭字画上的积尘，应用鸡毛掸或长羊毛软刷轻轻拂尘。 　　2.每年检查几次，选晴朗干燥的天气将字画挂起，吹去潮气。 　　3.切忌在阳光下曝晒，会使纸张翘起变脆、画面颜色变淡失神。 　　4.不宜长期裸露悬挂。 　　5.受潮霉烂的字画，展开时要特别小心，防止破碎。受潮不久的，展开后应从反面晒干或吹干，然后再装裱。 　　最考验技术的工序是“上墙”。字画初步修复完成后，要贴在墙上，使之恢复平整。由于字画背后还刷着浆，这就要求“上墙”的过程要非常快，而且一次成型。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也怕修复巨幅作品，因为“上墙”的压力太大。几十年的修复工作，在画室墙上留下密密麻麻的“上墙”的痕迹，数量可以千计，当年最让徐建华“胃疼”的一幅长达140尺（将近50米）的巨作，贴了整整两面墙。
　　黄金十年 　　“当年第一次入宫，是我自己花了一毛钱买的门票——因为得知要被分配到故宫‘修复厂’，但谁也不知道这地方是干嘛的，我就进行了一次提前打探。走到三大殿，一问看殿的老头，得到的答复是：修复厂好，有技术，年轻人都愿意去！就这么着，我来到这里。” 　　在徐建华记忆里，年可谓是故宫文物修复的“黄金十年”，大量宋元时期的珍稀书画作品是在这一时期抢修的。当时那批专家除了修复文物，还负有一个使命：退休之前，带出一批接班人。学徒们要从基本功练起，修复字画时要用面粉打成的浆做粘合剂，这浆的火候不好把握，没打熟会有面筋，过熟则无法被纸充分吸收，很多人光打浆就打了半年。 　　徐建华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傅说，一幅完美修复的画作要动用各种感官，比如打浆，不仅要用手摸，有时还要用嘴舔一舔，最好的浆一定是先甜后涩，胶是甜的，明矾是涩的，打得太稀，会使纸的颜色发深；打得过浓，会使书画发硬，卷都卷不起来。 　　Tips 　　古画“复活”的四道关卡 　　1.全色。修补的颜色要与原作相同，否则就像女孩子穿的丝袜上破了一个洞，非常惹眼。字画的材质不尽相同，或纸或绢，加上年代的差异，呈现出来的颜色大不一样，这就需要修复人员对颜料非常敏感，并多次调试。 　　2.贴条。把材质、颜色完全相同的修补材料剪成细细的长条，贴在书画背后，起到复原、加固的作用。贴条时要慎之又慎。 　　3.打浆。将面粉打成浆做粘合剂。浆的火候不好把握，没打熟会有面筋，过熟则无法被纸充分吸收；打得太稀，会使纸的颜色发深；打得过浓，会使书画发硬，卷都卷不起来。学裱字画，先要学好打浆。 　　4.上墙。把画铺平，均匀地贴在墙上，必须一次成形。 　　修复让古画价格翻倍 　　一幅残缺的古画，修复前和修复后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有天壤之别，差价甚至可达几十倍。比如一幅明代古画，修复前价值可能是几万元，经名家精心修复后，价格可升至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让一切遭遇得以看见” 　　撰文/常鸣 图片/张悦时、王五胜 　　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商代青铜器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我们看到当时出土的一件典型器，铸造精美，古拙优雅，令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它出土时已是碎块状，且严重变形，经过故宫修复专家王五胜和其他2位专家全力修补，才得以再现昔日的雍容气派。 　　瓷器修复室坐落于故宫西北角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以前是太妃太嫔们住的，是故宫最幽深的角落，“即使是故宫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有机会进来”。正因为清净，这里十分适合古文物修复。走进陶瓷修复专家王五胜的工作室，我们被叮嘱千万要小心走动，桌上摆放的都是古物。 　　王五胜端坐在工作台前，架着一副老式眼镜，仔细端详一个骑马的陶俑，摄影师提醒：“王老师，您笑笑。”“怎么能笑呢？做我们这个工作的不能笑啊，一笑就放松了，必须聚精会神，稍微有个闪失手里的文物就会损坏，这都是国宝，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啊。” 　　“看得出来”与“看不出来” 　　工作室正中有一张巨大的工作台，上面倒扣着几个装有文物的半透明的塑料箱子，标有“耐冲击”的字样。此外桌上零散摆放了许多瓶瓶罐罐，包括烧杯和各种颜色的试剂，还有刷子、镊子、勾子、气吹、棉签……让这间屋子看起来更像是个化学实验室。 　　王五胜说，修复瓷器，有两个数字非常重要，那就是“二和二十”。二，指的是展览时，在两米外不能看出任何问题；二十，则是指在二十厘米内要能看出是如何修复的。对修复者来说，最难的就是如何把握“看得出来”与“看不出来”之间的那个度。王五胜指了指桌上一只康熙年间画着红鱼青花的残碗：“我们的修复和商业修复不同，商业修复是要把它修得让人看不出来，这样才能卖出好价钱；而博物馆的修复目的是要保护文物，所以要保留那些历史痕迹，让研究者能从中读出这件文物曾经经历的故事。很多商业修复的文物短时期看不出破绽，但几年、十几年后，由于材料老化，修复过的地方就会变色，甚至会影响文物的稳定性，那种修复只能算是一种障眼法。” 　　百年大计 　　送到陶瓷修复室的文物有着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一个玻璃罩中放着一件汉代的陶制陪葬品，已经斑驳开裂，散落了一圈黑色的碎屑。文物出土后，如果不进行除盐处理和恒温恒湿的保护，渗透在文物里的盐在潮湿时会融化，冷的时候就结晶，结晶过程中盐的体积会变大，如此反复，文物会遭到破坏，严重的会片状剥落，甚至成为渣滓。已经“受伤”的文物必须先加固——不过加固材料必须具有透气性、透水性，才可以使盐分继续循环，让文物继续“呼吸”，之后才能再除盐。 　　设计每一件陶瓷的修复手法时，修复人员都是本着“百年大计”去规划的。文物，尤其是陶瓷，所谓修复并非是一劳永逸，比如，随着科技的发展，更多好材料在文物修复中得以应用，现在使用的一些材料可能老化，不能再起到粘接作用，所以现在就要给未来的修复工作做好铺垫，保证这些材料失效后能被完全剔除，不对文物造成伤害。 　　因为有机会长时间接触文物，王五胜对它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尤其是那些费了很多心血去修复的文物，多年后还会惦记着它们，有时还会去库房检查一下修复效果如何，有没有开裂或是变色。“几千年的东西传到咱们手里，经过修复，或许还能再流传几千年。” 　　王五胜每天从郊区通州开车到故宫上班，穿过一条条环路，历经喧闹繁华，最终进入到北京的最核心，上班之路就仿佛在现代与古老中穿梭。他在故宫的办公室就像偌大京城中一片珍贵的静修之处，“这里和故宫游览区完全不一样，中午休息的时候只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声。”在这儿，他面对陶瓷修复室里那些有着各式各样问题的瓷器，从困惑地夜不能寐，到成功解决问题的欣喜，周而复始，如同一场场轮回。王五胜深爱着故宫，也一直非常享受这种穿越生活。 　　Tips 　　一只唐代三彩马的修复 　　三彩马解体后共计24块，而修复并非粘合那么简单。此马属于低温釉陶器，烧成温度较低，质地比较疏松。腹腔内部裂缝内的黄土，先用小刀松动，再用吸尘器将裂缝内松动的黄土吸净。为避免裂缝继续扩大，在裂纹终端和裂纹中部钻了止裂孔，并使用加固液加固。在马腿缺失部分植入适当长度的竹芯并用粘接剂粘接，从而提高马腿的整体强度和稳定性。在四个马蹄内粘接金属环，并将其与底部金属丝网焊接成一整体，然后用高强度石膏造型，并与马蹄粘接，使之成为一个坚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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