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其间战争此起彼伏，风云人物层出不穷，局势跌宕变幻。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军营中的运筹帷幄，外交场合的谋略交锋，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
1、烽火戏诸侯
在西周末年，昏庸的周幽王为博得王妃褒姒一笑，竟不惜在城中演出以烽火向诸侯求教的闹剧。结果，少数民族犬戎进攻西周，再起烽火时，诸侯无人来援，幽王被杀，西周结束。从此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的局面。
2、尊王攘夷
齐桓公在成就霸业时，曾得到管仲辅佐。此人在齐桓公继位前曾侍从齐桓公的政敌，为与齐桓公争夺王位，曾射过齐桓公一箭。但齐桓公上台后，看重管仲的才于，不计这一箭之仇，而是拜其为相，实施改革，终于国富兵强。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诸侯王不再听命于周王，一些强大的诸侯趁机发动兼并战争，强迫其他各国承认其霸主地位。管仲辅佐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使齐国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3、问鼎中原
据说楚庄王在推行霸业的过程，曾率军在周王室所在的洛邑郊外耀武扬威，并遣使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鼎象征王权，庄王问鼎，表明夺权之心。
4、退避三舍
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5、一鸣惊人
相传楚庄王临政三年终日作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说国中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
庄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6、老马识途
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7、负荆请罪
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服气，认为自己的武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死的交情。
8、纸上谈兵
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
后来赵奢死了，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40万。
9、三令五申
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将180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分作两队，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
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白又不听令，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死。吴王急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10、围魏救赵
战国时，魏军围困赵国京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赵国的邯郸，孙膑主张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这样，不但能解除赵国的围困，还能使魏军疲劳不堪。
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闻讯急忙撤回围攻邯郸的部队，星夜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麦田 范冰冰
11、胡服骑射
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见胡人身着窄袖短褂便服，骑着战马，边跑边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12、窃符救赵
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魏兵按兵不动。
赵王向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里盗出了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13、朝秦暮楚
战国时代秦楚相争频繁，各诸侯国视利害所重，时而助秦，时而事楚。因而形成了一个形容在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条件下，各集团和人们的态度动摇多变，反复无常的成语。
14、图穷匕见
公元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前往秦国去刺杀秦王赢政，演出悲壮的一幕。荆轲告别太子丹时，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到了秦国，荆轲以重金收买秦王宠臣，得见秦王。荆轲假称要向秦王赢政献上督亢地区的地图，当赢政打开地图时，荆轲抓起卷在地图中的匕首，向秦王刺去。秦王大惊，猛地挣脱。荆轲被秦的武士所杀。
15、卧薪尝胆
春秋末年，南方的吴、越也加入了争霸战争，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了越王勾践。勾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越王勾践受尽屈辱。
勾践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雪耻，请范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来终于灭掉吴国。
16、爱媵贱女
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昔日秦穆公嫁女儿怀赢给晋公子，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嫁妆，光穿着有华丽衣裳的婄嫁女妾就有70人之多。新嫁到晋国时，晋国人看到陪嫁的女子都那么漂亮，于是都想找个陪嫁的女妾抢回家去，却认为秦国的国主还不如女妾漂亮，而轻贱秦国的国主。
这则故事是韩非回答楚王所提出的问题时讲的一则故事。所举的“秦伯嫁女”一例与“买椟还珠”一起说明一种办事的道理，即切勿怀文忘用，甚至以文害用。后世常以此比喻办事情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17、白虹贯日
出自《战国策之魏策四》：聂政是战国时韩国轵人，因为杀人避仇，逃到齐国，以屠宰为生。韩卿严遂与韩相韩傀有隙，想要报仇，听说聂政侠义勇为，便送黄金百镒做为聂政母亲的寿礼，并说明欲请聂政刺杀仇人之意。聂政以母亲尚在需要人奉养为由没有答应。
后来聂政的母亲死后，聂政独行仗剑刺杀韩傀，碰上了白虹贯日的现象，刺中了韩哀侯，他自己也自杀身死。白虹贯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就是现在所说的日晕。古人迷信，常把此做为是危害君王的天象异兆，也附会为精诚上感天道。
18、毕万昌大
出自《左传 闵公元年》：春秋时，晋献公灭掉魏，把魏地赐给大臣毕万。管占卜的大夫卜偃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魏同巍，故云)，现在把魏地赏给毕万，是天意要启发他的后代，使其昌大。”
后来，毕万的后代果然建立了战国时的魏国。其实这些都是古人附会之说。后世就常以“毕万昌大”的典故指人后辈发扬，繁盛昌大。
19、抱冰握火
　　出自《吴越春秋 勾践归国外传》：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复国，常常以艰苦的生活条件来磨砺自己的意志。他寒冬抱冰，炎夏握火，卧薪尝胆，夜以继日，内修军政，外结诸侯，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亡了吴国。后人以“抱冰握火”比喻刻苦自厉，也用指生活艰辛。
20、常存抱柱信
出自《庄子 盗跖》，屋生与自己心爱的女子相约于河桥之下，女子一直到河水涨潮时都没有来，而尾生则宁愿抱梁柱而死都不愿失约。尾生忠于爱情，信守约誓，但头脑僵化，不知变故，故抱柱而死。后以此为坚守信约的典故，特别多用于男女间的爱情信誓方面。
21、表里山河
出自《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春秋时，晋楚决战之前，晋文公的谋臣，他也是晋文公的舅舅子犯劝文公参加决战，他认为即使仗打败了，凭太行山和黄河之险，也可固守无虞。
后世常用“表里山河”说明地理国防之固。而元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者，意踟蹰。中的“山河表里”即用此事，一方面说明潼关形势的险要；另一方面反衬诗人一路所见秦汉宫阙的破败，百姓处于战乱之际的无边苦难。
22、甘拜下风
出自《左传 僖公十五年》。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兵所俘获，晋大夫头发蓬乱下垂的拔帐随行。秦穆公劝说道：“二三子何其担忧也!寡人准备请晋君去我秦国，岂敢太过分呢(这是表面上安慰晋国大夫等人的话)？”
晋大夫于是三拜稽首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实际上晋大夫这番话，是与秦穆公约誓，希望他说了话要算数。“下风”的意思就是你的诺言不仅天地共鉴，我们在下这些做臣子的也都听见了，希望你不要食言。
“拜下风”原是谦恭卑怯的举止，后逐渐又演化成“甘拜下风”的成语，用为甘居下列的自谦词。
23、背城借一
出自《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晋、鲁、卫三国的联军击败齐军后，齐顷公派大臣宾媚人（即国佐，曾主持齐国之政）带上贿赂去见晋军主帅却克，当晋方提出屈辱齐国的苛刻条件时，宾媚人本着维护齐国尊严，坚决地加以拒绝，并准备”背城借一“。
鲁、卫两军主将，都劝告却克与齐停战求和，晋终于放弃了继续进攻的主张，签订了盟约，齐国得以转危为安。后来以“背城借一”表示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24、班荆道故
出自《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时，楚国伍子胥的祖父伍举与蔡水师子朝(文公之子，公子朝)的儿子公孙归生是好朋友。伍举娶与王子牟(即申公)，王子牟因犯罪逃亡后，楚人皆言：“王子牟逃亡实为伍举护送之。”于是伍举也因受牵连而逃奔到郑国，然后准备到晋国去。
恰在这时，公孙归生也将要去晋国，二人在郑国郊国相遇。他们“班荆(扯草铺地)相与食(坐在上面，一面吃东西)，而言复故(一面攀谈返回楚国的事情)。后以“班荆道故”指朋友在途中邂逅相逢共话旧情。
25、苌弘化碧
出自《庄子外物》。苌弘是春秋时周敬王的大臣刘文公所属的大夫。刘氏与晋范氏世代通婚姻，苌弘曾帮助过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声讨他，晋君怪怨周敬王，周敬王便把苌弘杀死。
苌弘死于蜀，蜀人感之，以柜盛放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及精诚之至也。当然化碧之说为后人的演义。后来常以“苌弘化碧”来比喻忠贞之人含冤而死；或指为国献身，忠烈精神长存。像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就有死后，鲜血化碧一说。
26、悬梁刺股
出自《战国策 秦策一》。苏秦游说秦王，上书上次，秦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他回到家中，父母妻嫂都不理睬好。他伤感之余，刻苦自励，夜以继日的努力攻读。夜里读书至困欲睡时，就用锥子刺扎大腿，以便清醒起来，继续学习。
这种勤苦自强的精神，历来被人称颂，成为旧时劝学的典型事例。后世常以“刺股”用为勤苦读书、奋发自强的典故。
27、操刀伤锦
出自《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春秋时，郑国大夫子皮想让自己的一个小臣尹何，担任私有领地的邑大夫的官职。因为郑子产是他晚年举荐而执政的，可能认为提拔尹何，子产不会反对。郑子产主张“学而后入政”，这样才不致把事情办坏，才是用人稳妥的办法。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子产以“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锦不使人学制“作比，阐明不可本末倒置。以今天的眼光看，学而后作虽无可厚非，但干中求学，干也是学，也是不能偏的。后人“操刀”“伤锦”合二为一，用来比喻才薄力单，难以预胜任。
28、楚幕有乌
出自《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楚伐郑，郑国得到其他诸侯国家的援救，迫使楚军连夜撤退。楚军为了防止郑军及诸侯国援军的援救，军队于夜间悄悄撤走，却留下了空空的营幕作为掩护。
军幕空虚，所以乌鸦才栖止在上面，郑国人由此判断出楚军营内的虚实，才停止了向桐丘奔逃。后来用这个典故，常指败退或军事力量的空虚。
29、丁公凿井
出自《吕氏春秋 察传》。春秋战国时宋国一个姓丁的人因为家中无井，所以就在自家院中打了一口井，他觉得这样一来，洗涤和取水就不需要专用一个人了，说是等于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
有人听到这话后就把它传讹了，说丁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后来就以此比喻以讹传讹，或主观主义凭空解释，把事情搞得颠倒悖谬。
30、大义灭亲
出自《左传　隐公四年》。春秋时，卫国石蜡之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共谋杀君篡位。石厚为了安定国内人心，去求计于自己的父亲。石蜡因之而设计，借陈桓公的帮助，乘他们到陈国之机，逮捕了州吁和石厚。卫国派人到濮杀死了州吁，石蜡派家臣到陈杀死了石厚。
《左传》因此称赞道：“君子曰：“石蜡，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大义灭亲”原指为君臣大义而灭父子私情，后用以泛指炎维护正义而不徇私情。
31、东施效颦
出自《庄子 天运》。越国有一个绝色美女名叫西施。她长得非常漂亮，无论怎样打扮，一举一动都是美丽动人的。
有一天，她在村中的道路上行走，突然胸口疼痛起来，疼得紧皱眉头，便不知不觉地用手按着胸口处，咧着嘴似笑非笑的。东施看见西施皱着眉头，觉得样子十分好看。于是，就照样模仿起来。
村民们看到她一反常态的样子，莫名其妙的多看了她两眼，丑姑娘东施却以为人家喜欢上她了，于是她更加紧皱眉头咧开大嘴强笑，这一下，把别人都给吓跑了。后以“东施效颦”来比喻“丑拙”盲目机械地效仿“美巧”，结果适得其反，闹出笑柄。
32、呆若木鸡
出自《庄子 达生》。战国时，斗鸡是贵族们寻欢作乐的一项活动，齐王便是当时的一位斗鸡迷。为了能在斗鸡场上取胜，齐王特地请专家纪渻子帮他训鸡。
齐王求胜心切，派人反复催促，纪渻子对来人说：“请你告诉齐王，我花工夫把鸡训好了。”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又叫又跳，而纪渻子训好的鸡却像只木鸡，别的鸡看到它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跑了。因此，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
庄子用这个故事，原义是指为了说明有些事情不必亶承天生自然之理，经过人为的训练，也能积习成性，达到改造“物”的目的。但是传到了后世，却用“呆若木鸡”来形容人因恐惧或惊讶而发愣的神态，则全用为贬义。
33、盗憎主人
出自《左传 成公十五年》。春秋时，晋伯宗为人正直，在朝常直言不讳，妻子常劝他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好直言，必及于难。”后来伯宗果然因为结怨过多而被杀。
“盗憎主人”是说盗贼憎恨被他盗窃、抢劫的主人，后来就比喻坏人怨恨正直的人，无道恨有道，恶恨善，丑恨美，坏人恨好人。
34、得鱼忘筌
出自《庄子 外物》。庄子说：“筌所以能捕到鱼，是因为得鱼而忘筌。”后世用“得鱼忘筌”比喻办事情一旦达到了目的，便把赖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忘掉或抛弃。
出自汉韩婴《韩诗外传》。孟子被后世誉为“亚圣”，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高的地位，与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有关。孟子年幼时，他的母亲非常注重对他的教育。有一次，孟子由于贪玩而没有上学，他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拿起剪刀，割断正在织布的织线。
从此以后，孟子发奋苦读，终于成为大学者。后来就用“断织”为勉励努力求学，不可中道荒废的典故。此外人们也用断织来表示贤妇劝学。
36、高山流水
出自《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伯牙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一天夜里，伯牙乘船游览。弹起一首《高山流水》，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岸上子期叫绝不已，伯牙兴奋极了，此后二人成为至交知己。
37、高枕无忧
出自《战国策·齐策》。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冯谖是投奔田文的一个门客，在没有任何功劳的情况下，再三向田文提出丰厚的待遇，田文都满足了他。他后来担任了替田文向农民收租的任务，但是他却将所有的契约，免去了农民的负担，为田文在国民中赢得了好的名声，而在田文受到齐王怀疑的时候，田文封地的民众争相迎接。
而冯谖在这个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他通过让梁国重金聘用田文，从而使齐王害怕田文为梁国服务而使其国家强大，就命请田文为齐国相。于是田文在其后的十年间都在齐国为相。
38、利令智昏
出自《史记 平原君虞卿列传》。司马迁在文末的评述中说：“鄙谚曰：‘利令智昏。’长平一战之前，秦攻打韩，韩国的一部分土地与韩国本土失去了联系，这一块地就是上党地区，韩国便把它割让给秦国，以求苟且。但是上党的军民痛恨秦国，他们在冯亭的带领下要求向赵投降。
在赵国内部，关于是否接受冯亭的投降起了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接受投降，必然引起秦国的恼怒，到时候，秦必定大举来攻打，这是赵国不愿意看到的。以平原君赵胜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主张，上党地区是咽喉要地，且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何乐而不为。赵国最终接受了上党的投降，并由此引发了战国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
39、兵不厌诈
出自《韩非子 难一》：“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春秋时期，齐国自齐桓公称霸之后，因为后继不力，退出了霸主地位。在整个中华大地，一个新的霸主呼之欲出。而楚、秦、晋都是有力的争夺者。
这个时候，楚国与晋国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楚欲称霸必须向北进，而晋又如何肯向楚国低头。公元前633年。楚攻宋，宋虽然不失为一个二等强国，但也绝非是十七正盛的楚国的对手，宋向晋求救。这个时候，晋国出了个公子重耳，他在王位的争夺中败下了阵来，无奈之余。晋国并未派出大军与楚国正面交锋，而是攻打了楚国的附庸国曹和卫。楚国于是派并前来与晋决战，战争初期，楚占据上风，晋却使用灵活的外交手段，使得秦齐皆助晋国。此时，楚成王见局势对己不利，便下令撤退。但是楚军主将子玉一心与晋决战，于是带领部队前来与晋军交战。
晋文公重耳当初争夺王位失利，被迫离开晋国落难他国的时候，一些小国却并不礼遇他，而楚王却给了盛情款待了他。楚王问重耳，如果他日你当上晋国国君，如何报答我?重耳恭敬的回答：如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这个成语出于此时)，再与您交战。
晋国面队来势汹汹的楚军，就主动的退后了三舍的距离，到达城濮。晋军的主动后退起到了诱敌深入(这个词的典故应该是出自于毛泽东，而不是战国时期)的目的，也履行了当初重耳的诺言，可谓一石二鸟，得了便宜还卖了乖。最终，晋在城濮大胜了楚军，战争的过程就不必讲了，大家都清楚。楚国完败，子玉继承了楚军主将在战败后自杀的传统，但也不能用“惨”字来形容楚国，毕竟楚军主力还在，并未太多的伤及筋骨。这一战确立了晋的霸主地位，楚国也并未完全退出霸主的争夺，但秦晋在此一段时间内成为争霸的主角。
兵不厌诈”近乎完美的表现在了整个大战过程中，这也是晋国的优良传统，也是“诈”的最完美最忠实的执行者，秦楚等国常常是其玩弄的对象，例如赵盾先迎秦军，以立襄公弟，后反悔，不迎接不说，反而派并攻打护送的秦军。晋之后，秦国人优良的学习传统得到了发挥，也在“诈”字下了不少功夫，比如和氏壁、骗楚王入秦扣押等等，可谓学有所成;而楚国在“诈”字上自然比不上前两位了，吃亏当然也就是不计其数了。
40、马首是瞻
出自《左传·襄公十四年》。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春秋时期，晋国作为中原大国，处于天下的政治中心和地理中心，其他大国如要称霸，必须要过晋国这一关，反之，如果晋国要确立其霸主地位，也必须击败其他的挑战者。所以，秦、楚都与晋国发生过多次的大规模战争，总的来说，各有胜负，任何一方都没有确立绝对的优势。
在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的时候，晋国率领着其鲁、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及郑等附庸国向秦国发动进攻，并且一路打到了咸阳的附近。秦军的顽强的拒绝求和，并在泾水上下毒，联军伤亡不少。联军统帅荀偃于是下令：“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意思就是说：“鸡鸣套车，填塞水井，铲平土灶，看着我马头的方向前进”。但是联军并不是团结一气，各国军队只是拼凑起来的，并不齐心。栾黡首先就违抗命令，带领下军回国了。荀偃没有办法，也就只好下令诸侯军队全部撤离了秦国。总的来说，荀偃大有破釜沉舟，团结一致，共同对秦军发动致命一击的决心，无奈，诸侯军队各怀鬼胎，哪能按照他的意思去办，失败是必然的结果了。
来源：和君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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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定义/三礼
1、祭祀天、地、宗庙之礼,；三礼2、仪礼、周礼、礼记三礼者，、、是也。昔人谓《周礼》、《仪礼》均系周公所作，《礼记》则系汉戴德（人称大戴）、戴圣（人称小戴）叔侄所删记也。按汉何休疑《周礼》作于六国之时，宋儒亦多疑之。惟刘歆、郑玄信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但亦有谓为刘歆伪造者。清方苞《周官义》已开其端，近人康有为为《新学伪经考》，则亦言为歆伪造无疑也。
祭祀简介/三礼
祭天周代祭天的正祭是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称为“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作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稷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饮毕，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天坛始建于公元1420年，总面积为273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大典的场所，在历史上共有22位皇帝先后在此举行过654次祭天大典。清代祭天仪仗由导象、宝象、车驾、乐队、禁军、八旗军、皇帝御前侍卫、内廷侍从、文武百官等组成。而祭天乐舞则是献给上天的舞蹈，已流传千年。祭天仪式中，最盛大的要算孟冬祭天了。每年冬至日，皇帝都要来圜丘坛举行告祀礼，禀告上天五谷业已丰登，主祭昊天上帝，配祭皇帝列祖列宗及日、月、云、雨、风、雷诸神，这就是祭天大礼。皇帝来天坛祈谷、祈天前，首先要到斋宫斋戒沐浴。斋宫实际就是一座小皇宫。斋宫位于西天门内南侧，坐西朝东。按照明清两代帝王的典制规定，皇帝需在祭天的前三日来斋宫斋戒，不沾荤腥葱蒜，不饮酒，不娱乐，不理刑事，不吊祭，不近女人，多洗澡，名为“斋戒”，又称“致斋”。祭天大典从冬至日的拂晓正式开始，据说冬至这天夜里阳气开始逐渐增强，而阳气能使万物滋生繁衍。拂晓时分仪式开始时，圜丘坛内挂起灯杆，悬着大灯笼，叫作天灯，此时坛内通明。皇帝从斋宫坐车来到事先搭好的大帷幕内更换祭服，脱去鞋子，然后才能登坛行礼。祭天大礼分为迎神、奠玉帛、进俎、行初献礼等9项程序，整个仪式在赞礼官的指挥下进行。祭祀过程中，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不断跪拜行礼。赞礼官如同司仪一般，高声合唱，人们随之做相应的动作。在赞礼官的唱和之声中，奏响《中和之曲》，迎神开始。乐曲声中，祭天者想象着昊天大帝率领众神来到祭坛，然后侍者把燎坛上的柴草点燃，焚烧祭品，顿时烟雾缭绕，祭品也就意味着送到了上天那里。当“迎神礼”做完后，皇帝要洗手、擦手，再行“三上香”，“奠玉帛”，最后按程序“献酒”。至此礼毕，皇帝回到大帷幕中，脱去祭服，全部祭天仪式才告结束。祭地祭地制度起源于原始农业和自然崇拜，据文字记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最初是在树林间空地的土丘上举行，后来发展成用土筑坛，并演变成典章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殷商甲骨文里已有对社土的祭祀，还有大量祭祀山岳河流的记录，为的是祈求农作物的丰收。《周礼》中就有“夏至日祭地祇于泽中方丘”的记载。汉武帝开始立庙祭祀，在汾河与黄河交汇处，古称汾阴(现山西省万荣县)的地方建后土祠。西汉末年按阴阳方位在长安城北郊建祭地之坛。此后虽历代礼制不同，有时天地分祀，有时天地合祀，但均在都城建有祭地之坛。金代建中都城时在通玄门外(今复兴门外会成门东北)建北郊方丘，是北京史上第一座祭地之坛。现在的地坛建成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为北京五坛中的第二大坛，坐落在京城北郊安定门外东侧，依“南干北坤”之说与天坛遥相对应。是一座庄严肃穆、古朴幽雅的皇家坛庙，是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祇神”之场所，是中国历史上连续祭祀时间最长的一座地坛。明清两代帝王每逢夏至这一天，到此进行皇家祭祀活动，企盼在帝王的统治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自公元1531年至1911年，先后有明清两代的十五位皇帝在此连续祭地长达381年，其中正祭皇帝亲祭174次，恭代207次。明清两朝的吉礼祀典分为大祀、中祀、群祀三等，祭祀皇地祇神为最高等级的大祀。祭地大典每年夏至举行。古人认为这一天 “阳气至极，阴气始至”，所以选在这一天祭祀属于阴性的皇地祇。祭地礼仪与祭天大致相近，依次为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读祝、亚献、终献、受福胙、彻馔、送神、望瘗、礼成。进行中各奏乐章一章，初献至终献时分别舞武功之舞和文德之舞。但不同的是不用燔燎而用瘗埋，即祭后挖坎穴将牺牲等祭品埋入土中，祭地用的牺牲取黝黑之色，用玉为黄琮，黄色象土，琮为方形象地。整个祭祀过程十分隆重，不但祭品丰富，礼仪复杂，而且场面宏大，期间皇帝需跪拜70余次，耗时约两小时。从祀山岳方泽坛下层东西两侧各有两个石座，放置有“五岳”、“五镇”山形和“四海”、“四渎”水型，均为东南向。祭祀时以五岳五镇、皇帝陵寝所在的五陵山和四海四渎从祀，是安放从祀神位的四从坛。对于“五岳五镇”的祭祀来源于远古先民的山川神灵崇拜，相传盘古死后,头和四肢就化为五岳。在漫长的数千年封建时代，“岳”、“镇”是皇权和社稷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象征与标志，是国泰民安、和谐顺畅的寄托，丰厚文化底蕴，使之在中华文明史上享有较高的地位。“五岳风光”与“五镇奇观”一直被尊称为“华夏十大名山”，为答谢天帝的“受命”之恩，历代封禅祭祀不断。据《明史》记载，“五岳五镇”的封号起于唐、宋时期，宋代封五岳为帝，五镇为王。至明洪武三年，诏定岳镇海渎神号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五镇称东镇沂山之神，南镇会稽山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镇吴山之神，北镇医无闾山之神。此后清代康熙曾多次造访南镇、西镇，并留有牌匾；乾隆也曾三登闾山，为北镇题词吟咏。而五岳名山更是历代驰名中外，令许多名人雅士在此流连忘返。《通典》卷四十五《礼五·沿革五·吉礼四》中有大量关于唐代前“五岳五镇”祭祀的记载，这种对于山岳的祭祀礼仪到了清代已十分完善，这一点我们从祭祀时的陈设中便可略窥一二，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在大祀方泽时“五岳”、“五镇”分别与“五陵山”从祀于方泽坛下层，其中五岳从位设于东一坛，设黄缎方幄次一座，幄内设石雕山形一座，上设神位(丹漆金字)，爵桌一处，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爵垫一、黄瓷盏三十；笾豆桌一处，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豋一、铏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十，左右烛台各一；幄内外黄羊角座镫各二；幄前设三格俎，炉几一，镫几二，上设铜炉一，靠具，黄羊角鱿鲩镫二；幄外北旁设馔桌一，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馔盘一；尊桌一，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黄瓷尊一，疏布幂勺具，实酒六瓶，黄瓷爵三；接桌一，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帛篚一，内盛青、黄、赤、黑色礼神制帛各一端，白色礼神制帛四端；香盒一，内盛方柱降香一炷、细攒香二两。五镇从位设于西一坛，也设黄缎方幄次一座，幄内外陈设与五岳从位陈设基本相同，只是帛篚内所盛改为青、黄、赤、黑色礼神制帛各一端，白色礼神制帛三端，略低于五岳从位。在祭祀结束后，神位均请回皇祇室供奉，每月初一、十五由太常寺官员拂拭神幄，上香行礼。从这些繁琐复杂的陈设、繁文缛节的祭祀可以看出封建帝王对祭祀的重视，他们通过祭祀这一手段，将皇帝的绝对权威昭告世人，将“天父地母”、“皇权天授”的思想通过与天地对话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无论是大祀方泽还是从祀山岳，支撑其发展延续的动力都是古人对于人和宇宙关系的探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才是祭天礼地的灵魂所在。君王祭祀在漫长的地坛祭地历史中有几次偶发事件使祭祀与众不同，也更加增添了地坛祭地的神秘与庄重。清嘉庆十八年夏至，皇帝亲诣方泽，当时京城、直隶等地已久旱无雨，在祭后的第二天京城就普降甘露，并连降两日。嘉庆皇帝倍感欣喜，为表感激，他参照乾隆三十五年的旧例，派二阿哥绵宁(即后来的旻宁，清道光皇帝)恭诣皇祇室，向列神位依次拈香，行祀谢礼。清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因要修缮皇祇室内的高宗纯皇帝神牌托底，嘉庆帝派遣哥哥成亲王永瑆恭诣行告祭礼，但在过程中出现了次序的错误，因此成亲王及太常寺官员均受到了较重的处罚，永瑆被罚在家闭门思过，并罚半俸十年，其子绵勤也被革去了内大臣职务，在家侍父。由此可看出古代君王对地坛祭祀的恭敬与重视。祭宗庙商、周时期，神灵祭祀，尤其是对已经故世的祖先进行祭祀，在当时思想意识及社会生活领域具有极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这一点从有关传世文献以及出土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记载中均可得到证实。《礼记·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古人曾经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从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在商代的重要地位远非上帝神和其他自然神可比。就目前已经发现的卜辞记载来看，可以确定为祭祀祖先的卜辞共有15000多条，超过其他任何一类辞例的数量。而关于上帝的卜辞总计仅600多条。 从有关的商代甲骨卜辞及周代金文铭词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祭祀祖先的仪式相当庞杂、繁复。随着社会的变迁，思想观念的更新，至春秋战国时期，商、周时期种类繁多的祭祖仪式已经逐渐衰歇、消亡。简便易行的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定时祭祀祖先的四时祭制度逐渐形成，并陆续被当时及稍后秦汉时期的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作为周礼编纂记录于诸多文献之中。 同时，对祭祀规模高于四时祭的禘、祫祭的记载也开始散见于有关文献。两汉以后，随着儒家典籍陆续成为统治阶层钦定的官方经典，其中记载的四时祭、禘、祫祭也逐渐成为历代王朝举行宗庙祭祖主要祭礼。
《周礼》《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汉世初出，因与《尚书·周官篇》相混，改为《周官经》。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这部书搜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周礼》共分六篇，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一篇早已散佚，西汉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全书共分四十二卷。关于《周礼》的作者，众说纷纭。基本上可分两大类：第一类认为是周公旦所作，肯定此书的价值，称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太平经国之书”。但也有人认为虽为周公所作，但未曾付诸实行或局部为后人添入。第二类认为非周公所作，认为是西汉晚期刘歆校书时，加以整理补充而伪造成书，或与王莽合作窜改，以致对此书的价值持否定态度。第三类认为既不是周公所作，又不是刘歆窜改，而是出于他人之手，作者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许多人。时间为西周初，晚至西汉之末。近代学者根据考古出土文物的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考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基本上可以断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周礼》是记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共记载了王室大小官职377名，并详列各官的职权。书中保存了不少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如井田制、分封制以及秦汉的五刑、田制、乐舞等。还记载了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包括纳税、负担力役、兵役，每家一兵，不仅战时要作战，而且每年要进行四次军事演习等。此外，还有农业、工艺、礼俗等方面的史料。有关《周礼》的着疏，主要有东汉郑玄的《周礼注》，唐贾公彦的《周礼疏》，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等。《仪礼》《仪礼》，又称《礼经》或《士礼》，是先秦五经之一，它最初直接被称作“礼”。该书大致形成于春秋后期，有人认为是孔子编订的。孔子确实将礼作为教学的实践环节。《仪礼》一书的内容主要是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等典礼的详细仪式，阐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提倡一种有等差的人伦礼仪，其中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体现“亲亲尊尊”原则的礼仪，以《仪礼·丧服》最为详细明确，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与血缘关系，而且对后世社会组织、文化观念有着重要影响。读了可以明白封建贵族的繁文缛节，可以考见古代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日常生活情形，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和外交方式等。《仪礼》原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汉高堂生所传，一种是从孔宅壁中得来。东汉郑玄合并两种本子，就是现在所流传的《仪礼》。《仪礼》据古文派经生说，是周公所作。《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上古时期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但到了汉代，《仪礼》只剩了17篇，宋朝王应麟将这17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年馈食礼》、《有司》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葬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官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七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礼记》《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着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三礼”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其中，《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而《礼记》则偏重对具体礼仪的解释、论述。由这“三礼”所涉及的各种礼制的总和，也就是“礼”的全部内容。“三礼”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三部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蓝本和百科全书。
《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着录。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初，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郑众、贾逵、马融等鸿儒皆仰承其说，一时注家蜂起，歆学大盛。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着作，却无法确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书名为《周官》，刘歆说是西周的官制，但书中没有直接的证明。更为麻烦的是，西汉立于学官的《易》、《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有师承关系可考，《汉书》的《艺文志》、《儒林传》都有明确的记载，无可置喙。而《周礼》在西汉突然被发现，没有授受端绪可寻，而且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此书，所以，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仪礼》一书的内容主要是阐述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提倡一种有等差的人伦礼仪，其中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体现“亲亲尊尊”原则的礼仪，以《仪礼?丧服》最为详细明确，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与血缘关系，而且对后世社会组织、文化观念有着重要影响。”。《仪礼》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但本书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着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着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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