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故事] 英国“告密者”俱乐部_头条故事_网易探索
[头条故事] 英国“告密者”俱乐部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作者：Carola Hoyos&&
摘&&&&&&要
这是一群“内幕人士”，因对看到的事情感到不公或者出于其他动机，站出来讲述自己知道的一切。他们曾经扳倒银行、医院和国防承包商，现在准备合力，影响立法，掀起更大波澜。
这是一群“内幕人士”，因对看到的事情感到不公或者出于其他动机，站出来讲述自己知道的一切。他们曾经扳倒银行、医院和国防承包商，现在准备合力，影响立法，掀起更大波澜。1999年春一个宁静的夜晚，艾琳·查伯（Eileen&C&hubb）走进IsardH&ouse的办公楼。这是英国肯特郡一家疗养院，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三年。她从高高的架子上拿起一个文件夹，把大约70页医院记录拿出来，交给一位同事，他们从平时很少有人使用的后门楼梯溜出去，把资料拿到一台复印机那里。这台复印机功能太差，他们一会开机，一会关机，整整折腾了70次，才把资料复印完毕。他们希望利用这些证据，把这家疗养院扳倒，让它承认虐待老弱病人的事实———两周前查伯曾向社会福利机构举报此事。此时，查伯意识到，疗养院经理已在上班路上。根据经理的家到疗养院之间的距离，以及晚间并不繁忙的交通情况估算，查伯知道他们最多只剩十分钟了。“我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所谓‘告密者’是什么意思，”查伯说，“当我看到他们对着病人大吼大叫，又推又搡，就不自觉地被推动着越过了这条界线。我们向管理层和社会福利机构报告了这些虐待现象，但没人站出来阻止这一切。”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行动起来。如果对一切心知肚明却袖手旁观，会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帮凶。“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能拿到疗养院记录，证明医生给埃德娜———一位九十多岁、非常可爱的老人———开了超大剂量的安定药，以至于坐着也会把脑袋搁在桌子上昏睡，就能阻止这一切发生。”但是，后来的事情让查伯意识到，曝光利益相关者蓄意隐瞒的秘密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会给所谓“告密者”带来怎样的遭遇。像离婚和死亡这种事情，无论以何种形式发生，都会带来诸多痛苦，“告密”也是一样。虽然在英国，法律对举报者有较好保护，令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但这里的举报者还是经常会被雇主开除，他们的举报被监管者漠视，而司法系统的反应则让他们倍感受挫———它往往首先关注举报者的工作经历，而不是他们所揭露的问题。而且，不管他们的举报多么合理合法，事件曝光之后，举报者往往很难在相关行业再找到工作。很多人失去了健康、住房、家庭、名誉，甚至于心理变得不正常。一些人试图自杀。因此，八月末的一天，第一次举报过去10余年之后，查伯来到了伦敦。她要参加英国举报者（简称WBU&K&）会议。WB&U&K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慈善团体，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举报者组成，包括银行家、国防承包商、警察局侦探、医生、护士以及护工。在英国，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于1999年生效，并被纳入该国的劳工法。它要求举报人举报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允许对举报者进行不加限制条件的赔偿，并且在理论上严禁附带保密条款。但是，与美国不同，英国的法律只是关注举报的就业情况，而不是关注他们举报的信息。美国还没有全国适用的举报护法，但是它不久前刚刚任命了负责处理举报事宜的官员，将迫害举报者的行为视为违法。对于那些帮助政府追回欺诈损失的举报人，美国联邦法律会加以奖赏，允许他们分享相关的罚金。WB&U&K是英国首个由举报人组成、得到广泛支持的游说组织。在过去10年来一直关注英国举报事业的人看来，位于伦敦东北部的城市大学学院楼一楼的A&G&03房里，全是举报干将。他们中有人拯救了生命，制止了虐待，帮助引入新的反贿赂法，强迫医院和疗养院进行整饬。他们发起的行动为英国带来了5亿多美元的罚金。(来源:南方都市报 这个新兴组织的主席是伊安·福克斯利，一位高大、博学的前陆军中校。他歪着身子，坐在一张铝制椅子上，左边是彼得·加第纳，一位71岁的企业家，在伦敦经营一家有着21年历史的旅行公司。他们都曾经是“告密者”———分别检举英国国防承包商行贿沙特官员的行为———共同的经历让两人走到一起，成为知己。在会议桌的拐角处坐着的，是加文·迈克法迪恩，英国调查新闻中心负责人，就是他在去年夏天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建议举报者成立自己的组织。除了他们，房间里还有20多个人。跟福克斯利和加第纳一样，他们的因举报而改变。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为了组建一个网络，为未来的“告密者”提供建议、法律咨询和心理关怀，并为共同的举报事业努力。讨论中流露出来的愤怒、伤痛和沮丧也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对其成员而言，W&BU&K也是一个支持体系。2011年3月，WB&U&K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伊安·福克斯利将那次会议比作“坠机后一群劫后余生者在现场回味自己和同伴的伤痛”，但现在这里更像一间病房，挤满了“医生和病人”。至于你到底是医生还是病人，要看你身处“告密者”哪个生命阶段。伊安·塔普林是劳埃德银行（LloydsT&SB&）前高管，还在为自己对银行的举报得到认可而努力。他是一名“病人”，处于初级阶段，沉浸于案子的不公之中，不时倾着身子，气愤地讲述自己的观点。跟他斜对角坐着的，是马丁·伍兹，他曾在美联银行（Wachovia）担任调查员，发现墨西哥毒枭通过该银行账户洗钱，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一开始伍兹状态跟现在的塔普林一样。“我想，这房间里每个人都曾想过一了百了。”他说。他不懈地向媒体曝光，向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检举———后者终于罚了美联银行一大笔钱———最终境况有所好转。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整个金融业都将他拒之门外。这次会议举行前，他才找到一份跟原先类似的工作。伍兹和福克斯利、加第纳、查伯及其他少数几位一样，属于“医生”。比如金姆·霍尔特，她曾在哈里吉医院工作，举报了该医院混乱的管理情况。受母亲及其男友虐待而亡的婴儿彼得·康奈利（简称BabyP）就是在这家医院接受的检查，死前两天医院还出具了一份检查报告，说孩子完全健康；还有玛格丽特·海伍德，她帮BBC曝光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里的虐待现象，结果被吊销了护士资格；而薇薇安·雅安姆举报了两名警察的不道德行为，导致自己25年从警生涯终结。坐在福克斯利斜对面的戴维·摩根是一名精神治疗医师和心理分析学者，来为WB&U&K提供帮助。他认为，许多人之所以能好好活着，是因为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义行为装作看不见。对于举报给人带来的心理负担，以及社会对于举报者揭发的内容的强烈反应，他很感兴趣。“我们是靠着睁只眼闭只眼来维持生存，保护自己的安全。出于种种原因，举报者逆潮流而动，不愿闭上眼睛。”摩根说。他补充道，有时举报者并不知道自己将身陷何种境地，特别是事件将会带来怎样的心理创伤。一些举报者非常坚韧，被雇主指控失职或精神不正常时，仍不屈服；在警方和监管机构未对举报作为回应时，克服怀疑；拒绝诱惑，不接受封口费与和解。这类举报者似乎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说，如果闭上眼，或者让了步，他们的内心冲突非常厉害，而相信自己，会让任何外界加诸他们的惩罚都相形见绌。然而，惩罚可能是非常残忍的。金姆·霍尔特举报之后，好几年不能重返岗位。“我女儿在学校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她还看到妈妈受到严重威胁，甚至生了病。”她说。“但我会换一个角度想问题。我有丈夫，有金钱作后备，我从未真正失业，媒体也在为我辩白。有些举报者再也没能找回工作，最后沦为穷光蛋。”彼得·加第纳就不像霍尔特那么幸运。他的旅行公司曾经“接待”沙特官员，2004年，他向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SFO&）举报，那些官员的费用由英国国防承包商B&A&E支付。加第纳原本与B&A&E签有利润颇丰的合同，但后来终止，因为律师建议说，英国新反恐法里有反贿赂条款，这意味着他的业务再继续下去可能违法。但在终止合同并向SF&O举报后，加第纳的日子一落千丈，他本来拥有豪车和私人飞机，在伦敦郊外拥有带六个卧室的住宅，现在他失去了住所、事业、艺术收藏、退休金，也失去了家庭。最初SFO调查的加第纳本人。“没人愿意雇用一个被调查的人。我身无分文。”他的婚姻解体了。“那是最糟糕的，”他说，声音很低，几乎听不到。后来SFO对BA&E的调查被时任首相布莱尔以国家利益为由撤消，此时加第纳拼命谋生。“我开始做清洁工，打扫教堂，”他说他当时告诉自己：“这是真实的世界，这就是真相。”辩护又花了他四年时间，最后美国司法部对B&A&E进行了调查，认定它在一些交易上误导美国当局，对它罚款4亿美元。戴维·摩根说，很多人对于欺诈和滥用权力睁只眼闭只眼并不奇怪，而那些被举报的企业和当权者设法回击和报复———有时手段恶劣———更是正常。他将举报者比作《皇帝的新衣》里面说真话的孩子。“就是那表面上的权威，那皇帝般的权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并让那些看到真相的人沉默。害怕被嘲笑，害怕被拒绝，这是一种强大的阻碍，”摩根说。“举报需要勇气。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人人都需要确定感，这是人类的基本欲望，挑战这一点要冒很大风险。因此在真相暴露或被深埋之前，他们得忍受种种不确定感。”英国与美国与举报相关的法律孰优孰劣，在举报者的圈子里有着激烈争论。英国法律的优点在于它覆盖每一个人，不管谁是雇主，而且采取的处理手段也相对统一。而在美国，举报者会因所处的州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对待。不过，在很多举报者看来，美国远胜过英国，因为它鼓励严肃的举报者和他们的代理律师。美国不仅有专门负责举报事宜的官员，而且其各种各样、职能有时彼时交叉的监管机构也有更强烈的追究被举报者的意愿。(来源:南方都市报 W&BU&K成员中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该组织应否游说英国政府学习美国，保证举报者可以分享他们帮助得来的罚金。这笔奖励可能是非常丰厚的。2010年，当美国监管机构与英国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达成刑事和民事和解时，该公司前质量控制经理谢丽尔·埃卡德从7.5亿美元的和解金中得到9600万美元的奖励。因为埃卡德曾经警告公司，波多黎各的工厂有污染问题，高层却听而不闻，并试图掩盖。最近美国国税局奖励曾在瑞银（U&BS）工作的银行家布拉德利·伯肯菲尔德1.04亿美元，因为他揭发了该银行一项逃税计划，金额达数十亿美元。很多举报者喜欢这样的奖励制度。他们认为，这可以鼓励举报者，帮助人手不足的监管机构更好地工作，而且也让英国律师事务所能从举中获得更多收入，现在他们对此类案子不太感兴趣。医生、护士和护工更加不愿举报。“如果能带来收入，可能会有更多人自称是举报者。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奖赏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服务，防止B&aby&P死亡这样的事再度发生。”霍尔特说。但金钱已经在举报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按照英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此类案件通常先上就业法庭，胜诉或者和解都会牵涉到金钱，并附带保密条款。霍尔特说，医院最初提出给她8万英镑，B&aby&P丑闻发生后，封口费提高到12万英镑。和家人商量之后，她都拒绝了。会议室里几乎所有举报者都在某个时段被开过封口费。但是拿钱确实会产生一些弊端。保罗·摩尔在苏格兰银行（H&bos）负责风险管理部门时，曾警告董事会，公司的“销售文化与公司的体制和监控严重不协调”，他接受了附带保密协议的和解。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结果也让人很不舒服。“你不得不经受心理的波动，很难平和地看问题。我觉得自己灵魂出现了分裂。”他说经过长期斗争之后决定拿和解金时，觉得自己就像犹大。“一切都被封口。他们甚至让你妻子签保密协议！你简直难以想像我当时的处境。”他甚至在腋下放了女用护垫，因为压力太大出汗很多。“那个阶段，我的酗酒问题已经达到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喝下一瓶伏特加的程度。想想那对我的家庭和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自杀，觉得自己无用。”最终，摩尔在信仰和戒酒会那里找到了力量。2008年目睹雷曼兄弟破产后，他决定打破沉默。那时要挽救H&bos为时已晚，但这让他得以利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如何避免另外一场金融危机。摩尔说，接受和解是律师的意见。在被H&bos董事会拒绝、被联邦安全署漠视之后，他认为自己的举报永远不可能得到严肃对待。他认为，如果他以及和他类似的人没有受到如此强力的压制，更多人会站出来，或许可以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每次举报者被漠视或被封口时，有人背离群体、大声说出真相的机会就更小，掩盖真相的势力就更强大。但是过去10年的举报者决意让下一代举报者得到更强的法律保护、更多先驱的支持。“你觉得自己该怎么去做？你的武器是什么？”福克斯利说，“你是在为国家的良心和灵魂而作战，你使用的武器是媒体。你得保证你有支持者，说服那些没被说服的人，阻止那些可能反对你的人。”只有当举报的风险小于掩盖真相———哪怕涉及最敏感的事情，成功才会到来。如今举报者依然顾虑重重。另外一个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到哪儿去找钱，让WB&U&K可以从一个举报者互相安慰的地方变成能够改变法律的力量。W&BU&K希望参与立法讨论，其部分成员已被要求向议会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提交相关证据。该组织还需要资金来支付举报者的法律和心理支持费用，甚至是一些按揭费用。这可能不太容易，因为跟其他慈善机构不同，W&BU&K不打算接受政府机构或企业的捐赠。“理想地说，我希望找到一位真正有爱心的亿万富翁，他会说：‘我喜欢你们做的事，你们有胆有识，不屈不挠。”福克斯利说。一些组织已有筹款经验，开始在内部设立举报者慈善基金，最后可能归于W&BU&K旗下。霍尔特的“病人优先”组织在N&H&S内提倡公开和诚信；摩尔正在创办“金融城举报”，旨在帮助金融界举报者；查伯成立了“有情护理”。这位前护工正针对有问题的疗养院，在全英国范围内开展独立调查。查伯那天晚上成功离开了Isard疗养院，她把那些复印的资料藏在浴室一打毛巾下面，直到下班。她带着这些资料，从劳工法庭一直告到高院，但未能成功曝光。直到她找到媒体，英国私营老人疗养院内很多悲惨状况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在查伯等人为WB&U&K奠定基础的同时，Isard疗养院的年老病人和护工都被转走，目前疗养院正等待出售，甚至可能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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