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瓦舍复活：一场理想主义战争的胜利？_娱乐频道_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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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瓦舍复活：一场理想主义战争的胜利？
　　网易娱乐11月25日报道（文/王梅） 日下午，“麻雀瓦舍”一条因付不起房租而宣布关张的微博掷进音乐圈后，引起轩然大波。众多原创音乐人诸如老狼、宋冬野、马頔、尧十三、张玮玮等和大票铁杆粉丝都转发微博“凭吊”。
　　诞生于2009年的麻雀瓦舍（以下简称麻雀），被音乐圈看作北京最鲜亮的live house（小型现场演出场所）地标场所之一，有中国独立原创民谣基地之称。这个醒目的标志从北京文艺版图上的突然消失，引起圈内对麻雀关张的关注。麻雀公开宣布，关张是因为付不起飞涨的租金。行业内认可这一原因的前提下，乐童音乐副总裁郭小寒提出，其先前缺乏“运营思维”，只靠情怀、义气难以为继；麻雀的演艺总监邵强承认有运营不善的情况，但主要在于麻雀不同于其他live house，有“摊子铺得大，位置特殊”的个案原因。
　　关张持续发酵，引发独立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公司、乐评人、北京其他livehouse和乐迷对于live house和独立原创音乐在国内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讨论。live house在商业浪潮席卷下应当走向何方？原创独立音乐在急速变化的音乐市场面临哪些挑战？原创音乐人对于当今音乐环境的感受如何？
　　在这背后更为具体的是，在对麻雀关张的集体缅怀后，在歌迷和音乐人的托举下，麻雀在工人体育场内的美高美俱乐部举办了“麻雀瓦舍六周年纪念演出”，同一天宣布在此重新开张。
　　关张和再开张
　　麻雀的演艺总监邵强曾经在麻雀放过英国电影《24小时狂欢派对》：在曼切斯特，一家live house一直亏损，开不下去了，关门前办了个party，邀请所有的人都去狂欢，最后让他们随便把东西拿走。
　　“那多酷啊”，邵强想着，麻雀将来早晚有一天会有倒闭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肯定也要搞一场”。8月12号，麻雀在微博上宣布关张，作为麻雀的主要负责人，邵强知道这个消息也只比外界早两天，“他妈的太快了，就两天时间，没给我机会。”
　　从宣布关张到搬离，两天时间里，一个小仓库便将曾经的麻雀收纳完毕。
　　老板钱昌坤和邵强都没有想到“麻雀关门会引发这么大动静。”除了微博大V音乐人的关心外，一大波乐迷、朋友和音乐人找上门来，有的带着钱，有的带着场地。其中，几个乐迷找到了钱昌坤希望举办一场纪念演出，“不能就这么没了。”钱昌坤决定，“干！”
　　几个乐迷和邵强一起在麻雀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文章《麻雀瓦舍：终归想跟你道个别》，向网友征集创意，众筹一场“时间没定、地点没定、乐队没定”的演出。
　　“麻雀瓦舍六周年纪念演出”最终在10月18号和19号在工人体育场内的美高美俱乐部开启。纪念演出迎来了麻雀史上超强阵容：10月18日的迷途Metoo乐队、Jurat、张浅潜与乐队、刘2与乐队、战旗乐队、HorseRadio和杭盖乐队的部分成员；还有10月19日的末小皮、茉莉僧、Bloodywoods乐队、无所在乐队、冬子、万晓利和老狼。
　　两场演出都是免费，不卖票，歌手也没有演出费。这场演出中，麻雀宣布在美高美俱乐部重新开张。
　　“你知道老狼的商业价值”，邵强发微信邀请老狼时，老狼当即回了“好”。之后老狼带了自己的乐队，在新麻雀为演出编曲彩排了一下午。“他在演出时说，他在麻雀看了好多他非常喜欢的乐队，他特别喜欢这儿，以前他经常来，也愿意来。我真的挺感动的。”
　　17号刚给朴树暖完场，24号还要给野孩子暖场的万晓利当时活动密集，“19号演出的时候，还在锤子那赶场，都挺帮忙的就过来了，这些乐队这些人都是积累出来的。”
　　而因为人在长沙演出，缺席这场标志性纪念演出的马条，到现在仍然非常惋惜。
　　交不起的租金
　　“摊子铺得太大了，各种费用支出太高，付不起租金。”邵强对于关张原因直言不讳。
　　2009年，三位对于音乐、戏剧、曲艺各有所好的投资人租用了原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厂房，建造了这个全北京最大的Live house，还配套了剧场和餐厅，种下了麻雀的种子。当年年底试运营的Live house地下还烧起了地暖。冬天里，服务员躺在餐厅的地板上取暖。
　　“每天光是供暖费就要消耗几千块。”试运营三个月后，地暖没了。到了2011年邵强到麻雀工作时，两位投资人早已“亏怕了”选择离开，只剩下钱昌坤一个老板。随着政策归束的出台，小剧场很快破产，转租给了一个影棚。二楼的餐厅在两次易主之后也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租给了排练室。很有“江湖义气”的钱昌坤对排练室许下了低廉的租金，只需要借用部分设备即可。
　　麻雀所处的双井在北京属黄金地段，“周边的楼房都涨了，我知道高的已经十几万一平了。”乐评人丁博是麻雀最早的一批听众之一。麻雀在首城国际小区的东侧，两者隔了一道墙。在丁博的早期印象里，墙的这一边，首城国际已经建得很好，而墙的那边，还是一条泥泞的小路，比较偏僻，“虽然是一墙之隔，但感觉是两个世界。”
　　随着开发，墙拆完了，中间的泥泞小路变成了一条大马路，麻雀边上也建起了海鲜市场。“人气明显提升了，房子的物业价值也提高了，房租也涨起来。”丁博并没有过问具体的涨幅，但邵强对媒体摆出了这组数字：2009年麻雀刚开业时，房租价格是每平方米1.9元；一年前续约时，房租涨到了3.5元；到了今年，房租又涨到4.5元，比六年前翻了一倍还多。而一般情况下对外售票的演出，除了给票务公司的分成外，麻雀每场演出只能拿到票务收入的20%，“只有每天收入6000元以上我们才能勉强维持运营。而在酒水方面，民谣乐迷几乎不喝酒，我们几乎是零酒水。每年70%到80%的收入都要用来付房租，从去年开始运营就很吃力，再涨房租我们肯定负担不了。”
　　丁博认为“无力承担租金”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Live house本身不是特别赚钱的生意，很多还是亏损或者将将打平维持的状态。“它不是一个暴利行业。一个偏僻的地方被养起来了，租金飞涨，成本自然会提高很多。”
　　情怀撑不起店面
　　“其实麻雀关张就是营收不能承担，租金交不出来了。”要去分析还有什么原因，在丁博看来，是一个阴谋论。但也有乐童音乐副总裁郭小寒提出，麻雀老板钱昌坤缺乏运营思路，只靠人情和情怀在当今商业社会显然行不通。
　　<<有情怀的老板
　　马条到麻雀演出时会有一种“亲切感”和“贴合感”，“就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来的观众就像家里的亲戚，我非常放松。如果换一个环境，就好比我到你们家，进到你们家客厅要脱鞋要干嘛的，我很不舒服，哪怕非常自然，也是装出来的。”马条向网易娱乐描述他在麻雀的感受，“麻雀对于我的意义就是音乐和自然，它是比较接地气的。”
　　接受采访的马条、马頔和宋冬野说起回麻雀都是“回家”。而谈到老板钱昌坤，马条的称呼是“老钱”，马頔用的是“钱老师”，谈其人用到的词是“乐观向上”、“文艺范”、“单纯”、“纯粹”、“理想化”、“感性”和“江湖义气”。
　　马頔做自己独立厂牌后的三次周年庆都在麻雀，“我们做了三年，吃了两次庆功宴。”马頔有些不好意思，“基本上钱老师都是拿最好的招待我们。”马頔理解的是，钱昌坤看着麻油叶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能感受到，他挺为我们高兴。所以朋友之间，包括我也都一样，可能我在他那个位置上，我也会干跟他同样的事。”
　　但凡演出，马条、宋冬野也是钱昌坤的座上宾。
　　“他还是比较江湖义气，熟的乐队又很低的场租，平时除了一些重点演出之外，他组织策划的演出不够多，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郭小寒刚开始做野孩子、周云蓬、小河、万晓利的演出时，有两三年扎在麻雀，这里承载了她的“青春记忆”。“每次演出完他就请我们吃大餐。这一点，我就觉得他特别缺乏运营思维，动不动就是什么烤全羊啊，那些都是有成本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作为1000多平米的大Live house，一年365天开张，“它是一个张口，是需要运营的”，郭小寒认为钱昌坤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缺少思路的运营
　　“他那人就这样，我觉得这个公司他完全不是按照做公司、做运营的方法来做。”老板钱昌坤在邵强眼里还是老派，“大家吃吃喝喝，给个面子，江湖义气，北京的那种做面儿。大家觉得你挺好，场地挺好。但很多事情太讲面子问题，就办的没有那么，包括对员工对服务员的一些管理和要求上，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
　　“钱老师就是对音乐、对演出很执着，他想把Live House做成一个纯粹的，而不掺杂其他商业杂质的Live House”，马頔猜测过钱昌坤创立麻雀的初衷。
　　“情怀这个我是喜欢的，但喜欢不意味着你东西的质量很低，设备很落后，或者提供不了完整的服务。经营Live house，经营书店，经营唱片店经营任何一个空间在国外都是一门生意。”郭小寒觉着，在中国好像一旦做了艺文空间，就需要大家去赏识，去同情，去无限制的包容，“商业社会是很残酷的，这种商业博弈就是需要你去苦心的经营，去面对你的问题，去克服掉你的困难，去找到你发展的思路。”
　　邵强承认麻雀在推广上“不是很上心”，但并非没有运营，但这并非是麻雀关张的主要原因。“麻雀本身的位置和场地的条件限制让各方面的运营都不是那么好做。”对于一间Live house来说，麻雀1000多平方米的面积有些大，“这样太大的地方，有些乐队可能就会考虑显得人气不好、不热闹什么的，对推广不太好，也有乐队说过，他们可能会选择像愚公移山小一点的。”其次麻雀所处的红点艺术工厂总体来说，也并不像愚公移山、Mao等在鼓楼这样一些拢聚了浓厚文化氛围的地段。“位置偏，有些乐队觉得在市中心的地方演才好，才能拉来人多。”
　　而就麻雀本身Live house的场地定位，“很地下的那种感觉，两三年来一直那样，有点旧”，很多偏商业的发布会能接的很少，“不像树音乐的后山（后山艺术空间）经常接奢侈品、广告的发布会，挺贵的，一场好几万，看着都挺眼红的。”
　　而从目前的大形势看，介入音乐市场的资本逐渐增加。去年国内最大独立音乐公司摩登天空就已经入资Live house愚公移山。“像摩登天空原创独立音乐做得很好，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场地Modernsky Lab，他们的运营时间长，现在是乐队、音乐节、各种东西一条龙，整个下来，做的还挺好挺成功。我们就纯做场地的话也不行。”
　　新麻雀，新未来
　　麻雀关张，音乐圈的缅怀一波接一波。在这个热乎劲里，采访钱昌坤的媒体也一茬接一茬，直到上月中旬，麻雀宣布再在工体重新开业。两个多月来上转的大反转戏码，让邵强有些意外，最近甚至有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找到钱昌坤拍纪录片。
　　“其实没了就没了，就像之前没有麻雀，没有愚公时最牛逼的无名高地没了，到现在大家谁还提？换个地方重新来嘛，还有Live house陆续存在啊。”
　　但雀迷们似乎并不这么想。新麻雀开业后，到过新麻雀观看演出的雀迷给麻雀的微信公众号留言：麻雀再也不是以前的麻雀了，瓦舍也不是以前的瓦舍了。邵强给他回“你还是以前的你就可以了啊。”
　　而对新环境感到不适的，显然不只有乐迷。独立音乐人马条虽然一直在外地演出，还没到过新麻雀，但他也对这个新场所表现出了一些“抗拒”，“那个宣传牛头不对马嘴，什么‘金碧辉煌’，什么‘高大上’，在这种场所去演什么Live house的现场原创音乐？我觉得有一点他们特别模糊，原创音乐的精神是什么？他们可能搞错了。原创音乐的精神不是说我非要像贵族一样，参加一个晚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那个是有规则的，但是Live house这种演出是没有规则的，它的精神是追求一种自由，一种自然。如果我到那个地方，去洗手间，然后旁边站两个侍卫，站了一堆服务人员，我尿都撒不出来的，我去那干嘛？”
　　马条对于新麻雀的场地如是评价，“我不是说高大上不好，说豪华装修不好，我的意思是，它跟Live house，跟我们要追求的音乐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个不是原创音乐需要的一种氛围，它特别的矛盾这个东西。可能我就是一个乡巴佬，就像我习惯于到农村的茅坑去拉屎一样，我不愿意去那种特别高档的地方，我觉得它不一样，它违背了一种精神。”
　　如今新麻雀场地的老板之一是丁博的朋友，一名圈内很知名的歌手。“他当时做这个场地的初衷就希望他欣赏的一些乐队或者大家都欣赏的一些乐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演场地，然后提供更好的欣赏音乐的感受。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夜店，一个club，所以他的装潢就是比较豪华那种，整个的感觉是富丽堂皇的，但是不是就违背了原创音乐的初衷呢？”丁博觉得这是见仁见智的事，当年提到摇滚和原创民谣乐队，大众称之underground，是地下乐队，“这两年已经不存在地下乐队的概念了。很多原创音乐人也走到了大型选秀中去，他们去成名，可能赚更多的钱，接更多的商演，这真的就是错的么？既然原创音乐人可以升级自己，那么原创音乐场地为什么不能升级自己呢？谁说原创音乐就是要简陋的场地，破破烂烂的house呢？”
　　当前工体的场地是钱昌坤朋友介绍，而这次是麻雀瓦舍以品牌入驻的形式进入新址。这也意味着，令其最头痛的场租问题解决了。“场地、灯光和音响都是现成的，可以直接开张。”
　　目前，新麻雀已经做了四五场演出，邵强觉得演出效果还不错，“现在是合作，但长久还需要磨合和观望。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麻雀的“逆转胜”让大众把近年来嚎叫俱乐部、开心乐园、莱茵河声场、豪运、聚点、无名高地等大大小小关闭的Live house联系起来，牵出了Live house如今到底面临挑战的命题。也有媒体在麻雀瓦舍关张时提出“麻雀的关闭预示着传统Live House的没落。”
　　丁博不愿意用“困境”一词形容Live house的现状。在他看来，如今音乐处于一个分众时代，而音乐市场处于孕育阶段。听众对音乐风格的喜爱会越来越清晰：有的人喜欢摇滚，有的人喜欢爵士，有的人喜欢放克，有的人喜欢流行。
　　Live house也有这种分众。“有的可能需要几十人坐在里面就很满了，恨不得大家一伸手就能摸到彼此，这种方式的演出；但可能也需要像星光现场那样大一点的音乐场地；像愚公移山那样，可以坐一千人的这种Live house；也可能需要像Mao、像老麻雀那种外表看起来挺简陋，里面有空间让大家去享受音乐的一个场地；但同时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新麻雀这种能让大家坐下，点点高端的洋酒，彼此都在更舒服的环境下去欣赏音乐。”
　　“国外这个可能做得比我们更早一步，他们这种Live house的文化、俱乐部文化、分众做得已经比较好。”丁博介绍，日本的AKB48跟国内传统的原创音乐人、摇滚音乐人根本不搭嘎，但他有他现场的常驻演出的场地。
　　丁博拿早期台湾的民歌餐厅举例，台湾早期以民歌餐厅为主捧出来了李宗盛、周华健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歌手，“现在民歌餐厅在台湾已经逐渐没落了，但是台湾依旧有很多可以去听歌的场地，分众化的各种档次各种类型各种方向都会有，这就是未来Live house必须走的方向。”
　　原创音乐没落缩影？
　　“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是一个麻雀瓦舍的问题。凤凰传奇呀，广场舞，这是时代需要的。那些特别牛逼的画廊，或好一点的独立话剧呀，独立的电影呀，最后的命运都是穷死、饿死。”谈及麻雀的关张，马条仍然有些忿忿，“我们做的东西从整个大的环境来讲，文化的环境来讲，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它长久不了。也没有人去给你这个东西买单，我们、马頔要能上中央台，麻雀早火了。”
　　邵强发现最突出的一点是，像马頔，宋冬野之前在麻雀演出，店里的服务员根本不听，“自从《董小姐》上了《好声音》《快男》了，他们手机也开始放了，突然发现‘哎哟我靠，这不是好声音的歌吗？太好听了！’就这样。”邵强把这归结为普罗大众很少主动搜罗好的音乐和电影，“如果在电视台放这些音乐的话，肯定都会听的，永远是这样。就是看主流传媒，真正说自己去找东西听，找什么电影看的人，还是少数。”
　　事实上，如今一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都是从Live house被大家发掘的。前段时间在《中国好声音》被翻唱的《南山南》是民谣歌手马頔在Live house最受欢迎的歌曲；宋冬野的《董小姐》被快男选手左立翻唱之前，在Live house早已走红；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和GALA的《追梦赤子心》也是他们在Live house的必唱金曲；韩寒在微博推荐的《狐狸》，以及在电影《后会无期》中选用的插曲《女儿情》，都是万晓利演出的必唱曲目，后通过网络发酵被韩寒熟知。而万晓利也成为了最受大众喜欢的小众歌手之一，他的《狐狸》在多档选秀节目被翻唱，《陀螺》也因为李健在《我是歌手》的翻唱广为人知。
　　作为民谣“圣地”，老狼、苏阳、万晓利、马条这些民谣音乐人都曾经在麻雀瓦舍演出，也有新一批民谣音乐人像宋冬野、尧十三、马頔和好妹妹乐队从这里走出去。
　　当年马条参加了麻雀的开业跨年演出，后来每年马条都坚持回麻雀演一场。2011年，尧十三到麻雀瓦舍演出，宋冬野作为嘉宾唱了三首歌。当晚去了80多人，对于麻雀瓦舍六七百平米的场地来说，现场“很空旷”。那是宋冬野第一次在麻雀瓦舍演出，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时间是8月26日。此前，他一直以观众的身份站在台下看演出。
　　今年，李志、野孩子乐队走进了工人体育馆，开了个唱，有媒体称“民谣的春天来了”。而好妹妹乐队更是进了早年非超大牌不能进得工人体育场。原创音乐人在逐渐走向更大的剧场和场馆。
　　但郭小寒认为，这些音乐人不是任何一个Live house培养出来的。“你现在让李志去做一个Live house的演出，他的量级已经装不下了。”丁博这一点和郭小寒一致，“艺人本身的影响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后，一个过于小的场地，他也不敢随便去演。说实话从安保，从各方面的考虑，比如这个场地只能容纳200人，现场来了1000人，挤不进去，那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所以一大部分原创音乐人选择更大的场地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郭小寒和丁博都提出Live house这种场地本身就不是给巨星准备的，“他就是不断的挖掘年轻的，有能力，有才华，有作品的音乐人，给他一个演出的土壤，让他能够不断地成长，让他再去成长为巨星。”
　　郭小寒认为Live house作为一个演出空间，是一个中型场地，比较中性，不具有培养新人和留住大牌的责任。“在国外经典的俱乐部文化是，很多音乐人定时演出在一个场地演出，培养受众，逐渐发展壮大，往前走，新的人再进来。”相较而言，在国内，整个大的音乐产业是上面大的层面着急收割，“把他弄得很大，青黄不接，下面小牌的或者没有受众的有没有那么多，没有人去做扶持，开发和扩大，就是只是收割。”而很多艺人自己也没有base（扎根）到一个空间去演出，培养自己的受众，“还是太急功近利，会唱两首歌就直接去好歌曲了。”
　　丁博也指出，“我们的歌手在某个程度上玩得太飘了，这个市场给他们太多虚荣的感觉，其实真正好的歌手是应该扎根于现场演出的，哪怕是自降身价也应该在一些小的地方经常去演出，经常去跟真正喜欢他的这些歌迷作交流。”
　　“这就类似于离开水的鱼会死，离开土的花会枯。对于歌手来讲，完善自己的现场演出本身就是天生的义务。现场已经不是那个在录音棚里随便修出几首歌就能横行天下的时代了。用那种方式唱歌的人可以叫偶像可以叫明星不能叫歌手。歌手如果连现场都驾驭不了的话，其实他根本就是不合格的。所以经常在剧场做一些现场演出，是每一个歌手都应该做到的基本的东西，否则，他就不能称之为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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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幻乐一场演唱会崩塌了吗？如何评价作为歌手的王菲？2016演唱会视频回顾链接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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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菲幻乐一场演唱会崩塌了吗？如何评价作为歌手的王菲？2016演唱会视频回顾链接入口
　　华语音乐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直播式演唱会，以歌手王菲近来最爱的歌曲《尘埃》开唱，及至林夕所做的新歌《梦》作结。
　　如《梦》里吟唱的：“这梦想颠倒，就来了；这泡影衰老，要去了”。这曲因“乐”而来，终化为“幻”影的王菲式“好了歌”，寓言般地同时上演幻乐和幻灭，在映照歌者现场的吃力与尽兴时，也折射2100万直播观众的纠结与兴奋――最终，一同终结了作为歌手本体意义上的王菲的黄金时代。
　　但在这之外，作为时代符号和传奇神话的她依旧存在。衰老是现实中神话的一部分。目击衰老也是。
　　在漫天是非中开场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并充满是非的演唱会。
　　大体算得上“德艺双馨”的天后王菲，从来没有在演唱会开始前，就遇到铺天盖地的风波和批评。
(责编：许荩文、陈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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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心如、霍建华参演的电视剧《地下铁》在南京拍摄开工第一天，就爆出剧组人员将围观民众打伤的事件，并有报道指出林心如还在一旁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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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娱乐热势力私企老总楼顶私建小别墅&花园鱼池装修豪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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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私企老总楼顶私建小别墅 花园鱼池装修豪华(图)
　　第一处违建：铁皮屋。高度2.5米左右，面积大概70-80平米。昨日开拆，一两天就能拆除完毕。
　　第二处违建：砖混小别墅。房内装修豪华，布置精致，外面有小花园、鱼池。面积250多平米。正在做安全评估。
　　第三处违建：彩钢瓦房 　　和别墅隔着小通道，有250多平米，城管推测是会议室或其他办公用房。正在做安全评估。
　　第四处违建：彩钢瓦房。位于第一处违建和第三处违建之间，也是蓝色彩钢瓦搭建的，有200多平米。此前，用作会议室。目前还堆放着空调和一些办公用品。下周腾空进行拆除。从高处俯瞰，红光罗浮宫家具馆顶楼上面的违法建筑显得非常突兀
　　增值税风波后 红光控股董事长又陷“违建门”
　　“三改一拆”啃下红光这块硬骨头
　　红光罗浮宫楼顶私藏小别墅，花园鱼池一应俱全
　　“红光控股董事长被实名举报”后续
　　在宁波，红光罗浮宫和红光控股集团董事长王红光都名声赫赫。
　　红光罗浮宫家具馆，主营高端家具，动则十多万的售价让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
　　王红光，宁波知名商人。1998年，成为宁波市政协委员。2012年，当选为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常委。
　　2012年7月，市民吴文蔚实名举报王红光虚开增值税发票42.46亿元。(日，本报A3版曾报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红光又遭举报，称其在宁波市中心建有5000多平违法建筑。这次举报的，仍是吴文蔚。昨天，海曙城管确认违法建筑确实存在，目前明确的就有750多平米。昨天下午开始拆除。
　　□通讯员 蔡晓丰 陈栋
　　记者 周阳 王颖 摄影 记者 张培坚
　　拆违目击
　　750平米！闹市最隐蔽的违法建筑开拆
　　红光罗浮宫大楼位于药行街和江厦街交叉口，哥特式高耸的建筑，门口的西式雕塑，极为气派，它也是宁波闹市区的地标式建筑物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它的楼顶还隐藏着面积不小的违法建筑。“这里可以说是宁波闹市区最隐蔽的违法建筑，在楼下根本看不出端倪来。如果没有群众举报，真的很难发现。”海曙区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道。
　　家私城楼上建起小别墅 目前认定4处建筑属于违建
　　现在红光罗浮宫大楼是由两栋楼组成。一栋是药行街2号的家具馆，一栋是江厦街5号的红光罗浮宫。这两处，已经连为一体。
　　昨天下午一点多，记者来到药行街和江厦街交叉口，在楼下绕了一圈并没有发现，站在楼下无论从什么方向看过去，根本看不到违法建筑的影子。
　　随后，记者跟随工作人员绕到红光的后门。通过电梯直达6楼。再爬了一层楼梯，是顶楼阳台。上面电焊火花四射，工人们正在拆除一个蓝色铁皮屋。高度在2.5米左右，面积大概70-80平米。
　　“目前明确红光楼顶就有四处违建。这个铁皮屋，是第一处，以前是用来做仓库的。”伴随着刺耳的电焊声，海曙区副主任、城管局副局长樊牮钢向记者具体介绍起来：
　　第二处违建，正对着正在拆除的铁皮屋，是位于5楼的一处砖混结构的小别墅。由于通道被锁着，没法进去，但站在铁皮屋旁的天台，能看得清楚。这是一处类欧式的小别墅，房内装修豪华，布置精致，窗帘没拉上，茶几上摆放着水果等。外面，是一个宽敞的露台，有小花园，摆放着摇椅；鱼池里，各色锦鲤正游来游去；露台上，还有太阳伞等布置。这处违建有250多平米。
　　第三处违建，和别墅隔着小通道，屋顶是蓝色彩钢瓦搭建的，有250多平，城管推测是会议室或其他办公用房。
　　第四处违建，位于第一处违建和第三处违建之间，也是蓝色彩钢瓦搭建的，有200多平米。此前，用作会议室。站在顶楼处可以清楚看到，由于有外立面的遮挡，这几处违建都非常隐蔽。比如，第三处违建正位于西式风格尖顶外立面的后方，高约3米，而外立面高度超出建筑2米左右。
　　两处违建下周预计拆完 另两处违建正做安全评估
　　这些违建，将怎么处理呢？在现场，记者得到了明确答复。
　　第一处违建，昨天下午起，已由海曙区城管局督促业主单位，自行拆除。直到昨天下午3点半，顶篷基本拆除完毕，开始拆除钢架结构，应该一两天就能拆除完毕。
　　第四处违建，目前里面还堆放着空调，也还有一些办公用品。“业主单位表示，下周会腾空，再进行拆除。”因此，这两处违建预计下周能拆除完毕。
　　那另外两处违建呢？樊牮钢叹了口气：这两个地方，情况比较复杂。
　　他指着两处违建说，这两处违建都在高耸的外立面墙体后，拆除的话，会影响到墙面完整性，有安全隐患。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安全评估，等评估结果出来，再处理。
　　如果可以拆除，那将毫不手软地拆除。
　　如果不能拆除呢？“那会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处理，比如没收。”海曙区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比如根据《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对可能影响相邻建筑安全而不能实施拆除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没收违法建筑或者违法收入，依法处以罚款。”
　　城管说案
　　这是“三改一拆”的一块硬骨头
　　此前，包括吴文蔚在内，海曙区城管局已经多次接到关于红光罗浮宫违建的举报，并展开了调查。“三改一拆”开始之后，案件有了积极进展。
　　“现在，海曙区容易拆除的违建都已经拆除。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了。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来。”樊牮钢说，红光罗浮宫的违建，无疑是最硬的骨头之一。
　　年代久远改造隐蔽
　　红光罗浮宫违建面积确定困难
　　“这次举报的也是吴文蔚吗？”
　　“吴文蔚的确有举报。”工作人员回忆，去年8月，吴文蔚向宁波市海曙区城管局举报，称王红光在位于市中心的宁波第一百货商店和江厦街5号，私自搭建5000多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多年。海曙城管受理了这一举报。
　　“其实在吴文蔚之前，我们也收到过其他关于红光罗浮宫违建的举报，一直在关注调查。对包括吴文蔚在内的群众举报投诉，我们都非常重视。”樊牮钢说。
　　据了解，这起案件，最麻烦的就是违法建筑与合法建筑已经融为一体。
　　“吴文蔚举报的违建有5000平米，现在认定的是750多平米。这两个数字差距是怎么回事呢？”
　　“750多平米，是单指楼顶的违法建筑。更多违建信息，我们还在调查中。”工作人员具体解释道：违法建设不单单是红光罗浮宫顶楼，下面也有。
　　红光罗浮宫区域原先的老房子都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看到的房子都曾拆后重建过，重建的房子最少也有10年，建设之后面积有一部分增加。
　　因为拆后重建，红光罗浮宫已经难以辨别原本的面貌，由于改动幅度太大，分不清哪边是违建。具体有多少违建面积城管部门也并不掌握该数据，需要测绘才能确定。
　　樊牮钢表示，现在正在通过规划部门、城建档案馆调取房屋的原始资料，十多年前可能有的航拍图等，然后，再由测绘部门进行测绘、认定违法建筑的具体信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很难收集齐全。
　　3月19日起，第三方的测绘公司开始对第一百货和江厦街5号展开测绘，绘出图纸后，再做比对。
　　测绘结束后，将再确定拆除方案。
　　红光罗浮宫曾百般推诿
　　致城管取证工作被拖几个月
　　这起案子处理起来难吗？
　　“难，很难！为了调查取证，需要到楼上来。但工作人员曾经百般推诿，不让进。或者说领导不在，让下次再来。这样的推诿，就有好几个月。”
　　经过长期的调查取证后，海曙区城管局江厦中队于日向红光罗浮宫下发了《接受调查通知书》，要求企业法人到该局做笔录。
　　3月19日，中新社报道称，王红光对违建一事矢口否认，称自己遭人诬告。
　　“现在，王红光本人承认违建事实吗？”
　　“后来承认的，表示愿意配合。”樊牮钢说起最近两次和王红光的接触。
　　“3月30日，海曙区‘三改一拆办’在街道约谈王红光，区和街道领导也在。他一个人过来的。这次，主要是和他摆事实、讲道理，讲‘三改一拆’的政策。只要有违建事实存在，不管当事人什么身份，都会依法拆除的。躲是肯定躲不过去的。话也讲得比较重。”
　　“3月31日，周一，我来到红光罗浮宫这边楼上。明显能感觉到他态度的转变。他承认了楼顶的违建事实，表示愿意配合拆除。”
　　昨天下午，海曙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带着专业拆除工人来到楼顶，发现红光方面已经委托工人在拆除。
　　“在‘三改一拆’过程中，会因为当事人的身份而区别对待吗？”
　　“绝对不会，一视同仁。”樊牮钢在现场表示，将及时向媒体通告红光罗浮宫违建查处情况的进展，也欢迎市民和媒体能多多举报。
　　而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对此态度很明确：“常委会委员，也是代表(人大代表)，代表更应该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宁波市人大将跟进、关注这个事情。如果牵涉到违法或者违规，请相关部门秉公执法。”
　　对话举报者
　　我为什么要
　　不断举报王红光？
　　举报王红光虚开增值税发票和红光罗浮宫违建的，都是一位名叫吴文蔚女人。“我有资金背景，他有社会背景，我们当时就是互相依靠、相互合作的，但没想到后面竟然是这样的结果。”昨天，说起举报王红光的事，举报人吴文蔚这样向记者感叹。
　　联手一起“空手套白狼”
　　两人步入亿万富翁的行列
　　吴文蔚，曾是某银行宁波海曙支行行长。她告诉记者，她与王红光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认识了。
　　据吴文蔚回忆，2004年5月的一天，王红光在宁波中信国际大酒店茶吧约见她。王红光表示想买下江厦街5号的一幢大厦，作为红光家私(红光集团前身)的旗舰店，但手中没有那么多资金。
　　“他说，假如你能出面融资，拿到江厦街5号之后再去银行抵押贷款还钱，我们就可以拥有江厦街5号，随着地价上涨，收益一人一半。”
　　随后，二人签订了一份手写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的协议》：吴文蔚负责融资，以王红光的红光家私出面竞拍，在拍下房产后对房子进行装修，再以房子向银行抵押贷款后偿还所借资金。
　　日，王红光与吴文蔚一同在拍卖会现场，最终以4000万元的价格拿下江厦街5号。
　　此后按照这个模式，在2006年初，红光集团以7200万元左右的价格，成功收购宁波一百。双方以类似模式购买了宁波市北仑区100亩地，造了8万多平方米厂房，还买下了宁波商会大厦其中的几层。
　　伴随着2005年之后的房价飙升，王红光和吴文蔚这对合作伙伴，也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仅江厦街5号和宁波一百两座大厦的价值就已经超过5亿元，两人亦步入亿万富翁的行列。
　　因为股权之争对簿公堂
　　她又连续两次举报王红光
　　裂痕发生在2009年。
　　2009年下半年，已经从银行辞职的吴文蔚偶然间听银行的朋友说起，王红光将江厦街5号与宁波一百进行抵押，从银行贷款近4亿，把北仑厂房抵押从小贷公司还贷了4400万元。
　　她意识到，跟王红光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一旦王红光的贷款不予归还，银行将抵押房产拿去拍卖，自己在江厦街5号50%、宁波一百45%的资产也将蒙受损失。
　　此后吴文蔚多次找到王红光商谈协调，曾参与出资收购宁波一百的小股东也参与进来，多次要求年度分红，均被王红光拒绝。双方的矛盾逐渐升级。
　　2011年底，包括吴文蔚在内的3个自然人股东发现，王红光在签署股权证后，并未去工商局办理宁波一百的工商变更。双方遂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两名小股东先后将王红光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他们的宁波一百股权证合法有效，将股权变更到自己名下。而吴文蔚也将当年的协议曝光，以共有权争议把王红光告上法庭，要求将江厦街5号50%、宁波一百45%的房产过户到她的名下。
　　但王红光律师在法庭上却全盘否定了吴文蔚的合作说，并坚称：“双方是资金借贷关系，王红光只是向吴文蔚借钱，双方并不是合作买房。”
　　目前，王红光与三名股东的宁波一百等共有权争议三案均在海曙区法院司法程序中，尚未审结。
　　从2011年开始，吴文蔚与王红光再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是朋友、合伙人。同时，吴文蔚也向国税部门举报王红光虚开增值税发票。2013年8月，宁波市国税局稽查局依据吴文蔚的检举线索，根据相关程序处理后，最终结案。宁波市国税局稽查局调查认定，王红光任法人的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涉税严重违法35.44亿元，被罚款230万元。
　　王红光虚开增值税发票一事在宁波掀起的轩然大波还未落定，2013年8月，吴文蔚又向宁波市海曙区城管局举报，称王红光在位于市中心的宁波第一百货商店和江厦街5号，私自搭建5000多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多年。
(责编：李栋、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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