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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嬗演毕业参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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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嬗演毕业参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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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寻梦想与新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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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学网
作者：阎　嘉内容提要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始终都把追寻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为梦想与目标。不断引进国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与利用外来的资源改造本土的旧文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构成了推进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主要动力。在追寻现代性梦想的过程中，中国文学逐渐形成了以“惟新是尚”和“现代化焦虑症”为核心的新传统。在反思这种历程之时，确立本土问题意识和本土立场，对于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学来说至关重要。 关键词 中国文学；现代性；新传统；本土立场　　 　　一、“现代性”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与作为文学追求 　　 　　1990年代，汉语思想界和文学界在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与反思中，几乎没有人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从近代以来百余年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历程，是一个“现代化”和不断追求“现代性”的历程。正如有学者说的：“……事实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已经深刻地被卷入到了‘现代世界’之中，成了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体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就已经‘沦为’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了现代世界结构不可缺少的支撑。我们脱离不开现代化叙事的书写，不论我们是认同还是反抗现代化的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从五四以来，一直处在现代性的诉求之中。现代性贯穿整个历程。这种文学充满民族解放、人类解放、阶级解放和个性解放等‘宏大叙事’。”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汉语思想界和文化界在竭力追赶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从西方“拿来”了“现代性”及其相关理念。最早使用“现代化”这个词的是胡适，他在1929年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说法，而普遍使用这个词语则始于1930年代。目前，学术界通常把1919年到今天将近百年的历史阶段称为“现代”。在这段历史当中，发生了许多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首先是一系列的战争和社会革命，其次是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这些情况决定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在各个方面都与西方的“现代”非常不同。 　　在中国社会追寻“现代化梦想”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的器物层面(包括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包括文化层面)都是以西方作为楷模而展开的。在器物和制度层面，中国自“五四”以来全面移植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移植西方现代的教育制度、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在这个层面上追求“现代化”，成了很多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它集中体现为“富国强兵”。通过移植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现代中国彻底告别了旧的器物和制度，加快了同西方的“接轨”。事实上，这个层面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其意义不能套用西方语境中“启蒙的现代性”来进行理解。 　　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五四”以来在表层上支撑着“现代性”进程的是从西方“拿来”的“科学”与“民主”观念，它们构成了“启蒙”的基本内容，现代思想文化的“现代性梦想”，实际上表现为“启蒙新民”。胡适曾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说：“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现在全世界大同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在胡适的心目中，思想与文化的“现代化”，几乎就等于科学化和民主化。此后，中国思想界在这个层面上的“现代性”理念，大致都没有超出民主与科学这个范围。 　　在文学层面，思想和文化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和用外来文艺改造本土文艺传统等运动。在这个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全面移植了西方的知识体系、学术规范、话语系统、言说方式、思维方式等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与本土旧的知识体系、学术规范、话语系统、言说方式、思维方式的断裂。与此同时，旧传统中的功利主义观念从旧传统中脱离出来，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生命力，变成了追寻“现代性”的主要思想武器。在这样一种社会主潮之下，中国文学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担负起了社会变革之先声的职责，文学始终都把自己的方向牢固地定位在追寻“现代性”之上。 　　文学上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方面是从西方“引进”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是为使引进的东西在本土扎根而进行的“创新”。然而，在总体上，无论是引进还是创新，最根本的参照点和资源，都是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中国本土原有的文学传统，由于在总体上被视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被认为不可能与“现代性”的追求相吻合，自然不可能作为实现文学“现代化”的参照系和资源。在这个进程中，始终都存在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西方本位主义观念与“天朝大国”的中国本位主义的观念的交织和浮沉。这种交织和浮沉，体现了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和文人对西方思想文化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中国文学引进西方理念和资源的历史进程，突出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文人内心深处追寻“现代性”的焦虑感。从晚清的严复、林纾等人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开始，经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到傅雷、朱生豪、冯至等人，追寻着文学“现代化”梦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把西方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引进和介绍到中国本土。在引进的范围和规模上，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直到现代主义、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作家和作品，无一没有被输入和引进到中国。 　　文学上的“创新”往往始于模仿，然后有自己的体验，才可能创造出新的、体现了本土意识的东西来。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文体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生硬的模仿痕迹。在后来流行的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模仿的目的，在于要借外来的思想和技巧，推进本土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鲁迅《狂人日记》和《野草》中的象征主义气息，完全可以使人嗅到来自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味道，但又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生活体验之中的。郭沫若的《女神》，明显镌刻着西方泛神论和现代生命哲学的印记，却又有诗人自己独特的内心感受。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的小说，基本上是步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后尘。李金发仿效波德莱尔，萧军学法捷耶夫，冯至师法里尔克等等，都在模仿和吸纳之中有所创化。 　　创新的另一种特殊形式，是利用外来的文学改造本土的旧文学，以便使它们符合追寻“现代性梦想”的潮流和要求。在这个方面，主要是利用外来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中国本土的民间文化。这种情况从1940年代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梦想”的历程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即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输入和引进已经没有了严格的限制，各种流派和观点的作家及其作品，各种立场的批评理论，都如潮水般地涌入了中国。追寻着“现代性梦想”的中国文学拥有了更为广大的空间和视域，追寻梦想的热情也再度高涨起来。在开放之初，有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从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契合上着手的“寻根文学”，有“新写实小说”、“后朦胧诗”、“新实验小说”、“晚生代”的先锋文学等等。当输入到了某个时候，会出现新的情况：“也许，现代主义因素到了消融的时候了——不是消灭，也不是消失。也许我们以后会难以找到纯粹的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西方现代派形式的作品，但又能够在一些最富有民族化的作品中处处感受到这些因素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融，意味着永恒。” 　　“消融”其实意味着更深地融人到本土的思想文化语境之中去，而不再是生吞活剥式的“拿来”和单纯的“展现”。例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大概是1978年之后被中国本土文学界追捧得最多的西方现代作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人从自身所处的思想文化语境出发进行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对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呼唤，构成了叙述“文革”故事的文学的共同主题。这一点恰好又从在文学理论上不断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的风气中得到了回应，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氛围。在那些叙述“文革”故事的中国当代文学之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来自卡夫卡小说中的对于存在的荒诞性的展现，对于生活中时常存在的“悖论”的展现。 　　到1990年代，不断向前追寻“现代性梦想”的中国文学，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几乎完全置换了中国本土原有的文学样式、文学风格、文学语言、文学技巧和文学理论，形成了新的文学传统和思维习惯，形成了新的价值评判准则和尺度。 　　 　　二、新传统：“惟新是尚”与“现代化焦虑症” 　　 　　中国语境中“现代性”观念产生的深刻背景，与中国自1840年以来屡遭外来人侵和欺凌而积累下来的屈辱感、悲愤感和民族主义情绪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观念，是近现代100多年来累积起来的屈辱感和悲愤感在观念层面上的折射和表达。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憧憬西方文化，主要是看重了西方文化使西方强大了起来……整个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之‘终极关怀’，便被定位在藉西方文化来使中国强大，藉西方文化来使中国人获得生存自由……”这个看法大体符合实际。 　　支撑着中国文学“现代性梦想”的重要支柱有两个：一个是对于科学主义的信念，另一个则是对于进化与进步的信念。坚定地相信科学，相信科学能够战胜一切，能够实现富国强民的夙愿，甚至相信科学万能，无坚不摧，是制胜法宝，这是科学主义的核心观念。这种科学主义自“五四”以来，一直支配着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灵，同时也已经渗透到民间大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凝聚为一种极为稳固的新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观念最为核心的支柱。 　　在另一方面，相信人类社会和历史是不断进化和进步的，相信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无往而不胜，相信社会和历史总是从低级到高级地发展，相信旧传统必将死亡、新传统必将胜利，则是进化观念的核心内容。自严复于晚清译介《天演论》以来，进化的思想观念就在中国本土不断深入人心，不断深入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与科学主义一样凝聚成了中国本土新的思想传统，在内心深处支配着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按照进化的思维逻辑，实现“现代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的体现，因而也是不可抗拒的。“新”的必定会战胜和取代“旧”的。这种进化观念与科学主义一样，为中国本土的“现代性”梦想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观念中“惟新是尚”的核心内容。 　　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性”就是“时代性”，“现代”往往就是“时代”的同义词。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还相信西方‘现代化’之初的观念——历史是向‘前’推进的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行程，文学虽然不必尽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进退同步，但互相激荡，文学新的素质乃从中生起；这新的素质可否姑且称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而在中国境内，这种‘现代性’之于‘现代化’，作用既有鼓吹、先导，复有配合、反映，也未尝不可带有批判、反拨，种种情形；但须落实在本国历史上，而不只是玩弄‘西来’的光景。”显然，这里说的“现代性”，基本上是一种随着时代前进、作为时代先驱的“时代性”，核心还是在求“新”。 　　也有学者谈到过“现代意识”的概念：“现代意识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泛指二十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各个时代中科学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最新水平，在总体上反映了现代生活中人们思想观念的最新信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现代意识的具体内涵表现为不同的特征。”从这里可以看出，与“现代意识”相关的核心概念还是“科学技术”和“最新”。192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现代派”诗人施蛰存曾经谈到过他们的“现代情绪”，那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包括“汇集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奏着爵士乐的舞场”等等，显然，这种“现代情绪”所包含的时间上和内涵上的“新”，是前所未有的。 　　还有学者谈到过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意识”：“它主要指的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和文艺创作为核心的思想和文学意识……它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追求现代性的心理模式和思想文化表述的质疑、反省和批判，它是时代进程中的不和谐音和无组织的捣乱行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中表现了“现代意识”的例子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黄远生的《想影录》等，它们用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现代意识”是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现实处境和传统文化的危机”的“一种焦虑式反应”。显然，这里所说的“现代意识”，恰好是与“现代化”和“现代性”相对立、对抗的，类似于西方语境中“审美的现代性”。可是，王国维、鲁迅等人尽管表达过一些“异端”思想，但其出发点毕竟还是在于“启蒙”，在于改造“国民性”。这恰恰就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之处。 　　中国文学界引进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曾经有过两次高潮。年代，中国文学界在引进西方18世纪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中的意象派、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文艺流派等。引进所有这些东西的意图，是后“五四”时期在“西化”恩潮的影响下，企图借外来的新思想和新的文艺流派改造中国本土的文艺及其观念，激发与配合新文学运动。当时引进这些东西的多数作家，都把西方现代主义看作是文学发展的最终目标，带着明显的社会功利目的。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又一轮引进和输入西方现代主义的高潮。1980年到1985年，袁可嘉等人选编了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共4册8本，几乎把西方现代主义的所有代表作家都囊括在了书中，并附有一篇全面评介西方现代主义的长篇“前言”。接着，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对中国文学界关注和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袁可嘉在那篇长长的“前言”中强调了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意义：“我国的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最初是欧洲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后来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和三、四十年代的另一部分作家也结合本国的传统和自己的需要接受过西方象征派和现代派的启迪。我们接触一点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于了解这部分作家和作品自然是有用的。”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则提出了中国文学“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不过，在徐迟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还没有到来，要等到将来实现了“现代化”才会出现。 　　虽然人们对中国的“现代主义”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经常把“现代主义”看成是“现代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与“现代化”进程同步和相互配合的。在中国语境里，“先锋派”被当作了时代的“新潮”，被当作对已有思想和观念的超越。实际上，大致上可以把中国语境中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理解为：大凡新奇的、外来的、眼下的、时髦的，都可以被理解为“现代”和“先锋”。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与“现代化”的关系，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两个特征：其一是沿着传统的功利主义立场，把文学当作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导致了文学也要“现代化”的理念。其二，“五四”以来的“西化”倾向一直主导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体现了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当作我们楷模的新传统，以为只要把它们拿过来，就可以解决本土的思想文化问题。 　　而所谓的“现代化焦虑症”，是指中国从近现代以来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聚集起来的屈辱感和悲愤感在思想观念上的集中表现，这种心态惧怕“落后”，担心再次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一心想走进“世界大家庭”。因此，它往往按进化的逻辑来演绎“惟新是尚”的新传统：只要是“现代”的和“新”的，就一定是好的和必须维护的，就一定是有价值的和我们需要的。别人有的，我们也一定要有。西方有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所以我们也要有现代主义和先锋派。 　　这种“现代化焦虑症”一直伴随着中国文学追寻“现代性梦想”的整个历程。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焦虑的是能否迅速有效地冲破传统的束缚，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新政。在‘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者焦虑的是能否迅速有效地改造国民的思想性格，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塑造新人，奠定基础。这以后，不管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左翼思潮的兴盛，还是40年代初至‘文革’以民族和民间文化为表象的现代化追求，从中折射出来的焦虑实质上都是能否用人类最先进的普适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铲除并取代日趋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80年代存在的是不可遏制的‘现代性冲动’和无所不在的‘现代化叙事’，是渴望实现现代化而急欲消融民族身份的持续性焦灼。”“正是在这样一种紧张关系中，我们开始明确意识到长时间的现代性焦虑已经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失语’，离开西方话语我们已经很难进行有效的叙述，更不要说在叙述中确证自己的民族身份了……”可以说，“现代化焦虑症”是自“五四”以来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向前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动力，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很多论争的重要思路。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讨论，如“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先锋派”、“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离不开一百多年来中西思想文化碰撞、冲突和交融的二元框架，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等概念与西方的这一类概念共同之处很少，却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全面冲击之下产生的，并且是对于这种冲击持续而长久的反应。 　　 　　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已经终结还是未竟事业 　　 　　1990年代，在汉语学术界依然热烈地讨论着“现代化”和“现代性”之时，就已经有学者在谈论“现代性的终结”问题了，理由是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全球的问题成了中国的问题，反过来，中国的问题也成了“全球的问题”。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时代，我们当然也进入了“后现代”。于是，“全球化”、“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一类的话题，成了学术界的热点论域。 　　例如，有论者非常肯定地回答说，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早已随着1980年代输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潮流进入了中国本土，只不过那时的中国人还分不清哪些东西是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哪些东西是后现代主义的(如美国文学中的“黑色幽默”就被认定为“典型的后现代派”)。在当代中国，已经具备了“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生存的土壤。198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足以和西方的“后工业社会”相提并论。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足以容纳各种类型的“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社会转型导致了类似于拉丁美洲乃至西方后工业社会的那种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奇特的多边关系”，因而：“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构成的奇特的多边关系，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可能产生及其显著的中国本土特征。当代中国正处于非常复杂而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它汇聚了各种矛盾，隐含了多种危机，而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问题，正是这种历史复杂性的高度表征。” 　　根据这样的看法，中国本土文学界相应地有了一批被认为表达了“后现代”感受的作家群，即所谓“晚生代”作家群(也被称为“先锋派”)，包括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北村等人。这批属于“晚生代”的作家的特点是：(1)面对“知青群体”的作家，他们具有“历史的晚生感”；(2)面对“大师”们，他们无法摆脱艺术上的迟到感；(3)面对传统，他们陷入了文化上的“颓败感”。最关键的是：“作为‘文化记忆’危机的表达，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有着非常特殊的本土含义。说到底，‘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一种‘命名’，在文化交汇、碰撞的十字街头，我们无法拒绝这种‘世界性’的话语，所谓‘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不过指向一个复杂而极端性的文明情境。” 　　关于这些论断，可以做出两方面的评价。一方面，上述描述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比如，开放带来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多元化”格局。商业化步伐的加快，使一些媒体介入文学的商业炒作，造成媒介符号的极度膨胀，使概念、术语的旅行速度大大加快，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人们的思维和语言受制于媒体的操控。通俗文化的大量复制和快速消费，各种“快餐文学”借助媒体流行于都市之中。所有这些，都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但在另一方面，断言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并不完全符合以农业为主体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后工业社会”这个词语原义是指美国社会在1960年代之后因传统工业的发达和完善而进入了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而当代中国社会明显还没有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更为主要的是，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本土文化的巨大塑造力，也没有看到“五四”以来所形成的各种“新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巨大力量，没有充分认识到民间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这一个案使我们感到，在中西思想文化不断碰撞、冲突和交融的时代，人们常常忽视一条基本的分界线：即介绍、引进和评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资源是一回事，然而，真切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本土自身的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那些并非书本所能说明的现实情况和民间心理结构。一些人往往凭借自己的错觉去看待中国的现实状况，然后在错觉的基础上去进行论证。正如有论者尖锐地指出的：“这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反思是否存在‘经验移植’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否把在西方经验到的现代性症候(比如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市侩主义等)当做了中国的问题?”“然而，冷静地回顾一下那段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会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成为一个‘响词儿’，实在是应该归功于某个特别的契机，以及为数有限的几部论集在国内的传播。”这几部论集是指美国学者杰姆逊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文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伊哈卜·哈桑《后现代的转折》一书，以及荷兰文论家佛克马和伯顿斯选编的文集《走向后现代主义》。实际上，这些著作对中国文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在时下关于中国的“现代性”已经“终结”还是“未竟事业”的论争中，提出“终结”论的主要是一些所谓“后学”论者，他们往往具有某些西学背景，他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确实借助了西方的时髦话语来“审理”中国问题，并断言“现代性终结”和“后现代主义”到来。例如，有论者认为：“如今，中国已经不可能脱离全球性的思想学术语境，疏离当前全球化知识语境的诸多因素，去闭门关窗式地书写‘自我形象’和‘自我身份’，而只能将自己的形象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参与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的研究、评介、借鉴、互动的同时，也在反省其正负面的双重性。这样，通过对‘后现代’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的洞悉，能使中国的现代化之途尽可能减少其‘现代化的陷阱’和‘现代化的代价’。” 　　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相信，“现代性”在当代中国尚未充分展开，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对于我们来说，我想体现了现代意识精神的现代性，是不会过时的。”“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然而事实上这种现代性的建构并未完成，这是大家的共识。”“后现代是在西方现代性充分发展之时和之后的产物。在中国，现代化刚刚起步，许多地区许多方面都还处在前现代的状态境地中，启蒙理性(工具理性)、资本社会都还不是过多而是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搬入从审美现代性到后现代的对抗、造反、解毒、解构，到底有何意义、用途和价值?值得讨论。另外，后现代在西方无论在理论上(如德里达)或实践上(如行为艺术等等)似乎也已花样玩尽，因之，理性与对理性的解毒(这是一个长期甚至永恒的课题)是否可以寻找出其他的形态、方式或道路?我以为这也是值得全世界特别是中国人去思考的。” 　　这一争论可能将继续下去。不过，这一论争同样表明：自“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在紧紧追逐西方思想文化界的热点问题，一直把西方思想文化界的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别人在谈论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时，我们也跟着谈论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别人在谈论后现代主义时，我们也赶紧跟着谈论后现代主义；似乎只有“惟新是尚”，才表明我们没有落伍，赶上了世界潮流。 　　看来，中国文学理论界还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缺乏对于自己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切体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现代化焦虑症”的典型特征——惧怕“落后”，惧怕赶不上潮流，惧怕再度遭受屈辱，惧怕被人看不起。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时候中国的文人们不再热衷于追逐西方的“热点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立足于本土提出自己的问题，那么，只有到这时，我们才算有了一种真正的学术上的自觉和成熟，才算找准了自己的学术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