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方法
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方法 投稿：傅嚈嚉
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1月 Vol. 26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4 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方法李继林1，孟 方2（1…
年瓜子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 一、 调研背景《年瓜子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是艾凯咨询集团在数月的周密调研，结合国家统计局，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等相关数据，由行业内知名专家撰写而成。报告意于成为从事本…
关于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现状调查报告社会实践参加者： 张玉娟实践主题：关于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现状调查报告时间：2011年 04月 15 日地点：临洮 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我国是一个具有近9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建设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1月 Vol. 26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
──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方法
李继林1，孟 方2
（1.唐山师范学院 晶博国际学院，河北 唐山 .宿州师范专科学校 中文系，安徽 宿州 234000）
要：新现实主义小说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审美需要而增添了审美新质。它以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和严格写实的风格表现时下的生活和人民的心态，以“世俗化”的手法描绘世相，以大众化的审美形式与人民大众接轨。它还积极地吸纳各种创作模式和大胆地借鉴运用其他创作方法的创作技巧，以丰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关键词：新现实小说；平视角度；世俗化手法；鲜明对比；线性结构；现代的艺术技巧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7
新现实主义小说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现行阶段的一种表现形态，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审美需要增添了审美新质，从而表现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特色的表现方法。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主要的方法有着它自己的审美规范和创作原则。最概括地说，就是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和严格写实的风格。新现实主义小说在遵循这个审美规则的同时，更加灵活、更加机动地创造和丰富这种创作方法，并在不断地超越这种审美范式，以求适应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正因为这样，它在表现方法上才显现出多姿多彩的审美形态。
一、以“平视角度”观照和呈现生活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品表现出了鲜明的平民化的倾向和色彩，在作品中它所着力表现的不是形而上的抽象的理念和朦胧的玄思，而是形而下的庸常生活。作家们不是以启蒙者或救世主的身份以俯视的角度来观照社会和人生，而是以平民化的眼光和心态看取人们的生活情状，将平凡而又平实的生活作为创作的题材，以写实的手法朴素而又逼真地再现出来。有的评论家曾将其称为“一种具有鲜明写实风格的‘公民’叙事体小说”，认为其特点是以“‘公民意识’或者是从‘平民立场’和‘民间角度’来书写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所关注的对象，写实化的叙事策略和现实主义的责任感都表“‘新现实主义’小说现得比较充分”。[1]有的评论家认为：作家将小说看作是‘面向大众的艺术’，他们以各自对自己所生存的工厂生活乡镇社会的熟识，去描述工人、农民、车间主任、乡镇干部等平凡普通人们的人生故事，以他们与这
些普通人同甘共苦的心态，去描写他们的痛苦和欢乐，表现他们的希冀与追求，不作居高临下的伦理教诲，而以平朴真切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不作横眉立目的道义的指责，而以平平实实的社会现实的描述，对下层社会普通人们的关心与同情，对基层干部与平民同甘共苦生活的描写与展示，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平民意识和平民色彩。‘新现实主义’小说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中强调自我意识、注重个人体验的贵族气息，延续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以平等的视角和心态关心描写下层百姓生活的平民意识，使小说真切地反映了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使小说创作不再只成为作家个人内心情感的录写与宣泄，从而使小说创作赢得了大众。”[2]“站在大众的立场，关注大众的生活状态，为人民大众代言，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的创作追求”。[3]正因为这样，新现实主义小说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纪之交的一幅多姿多彩的社会图画。
新现实主义小说对社会低层和基层的生活作了如实的描绘，不掺假，不使水，不拔高，不媚俗，将原状的生活形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触其物。这些作品如同是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的民生图画。这些小说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其描绘的重点是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揭示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表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无奈，歌颂他们的坚忍和顽强。如何申的《村民组长》、《奔小康的王老祥》、《穷人》，谈歌的《年底》、《大厂》《天下荒年》，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天壤》、《伤心粮食》，刘醒龙的《凤凰琴》、《挑担茶叶上
──────────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李继林（1967-），男，河北丰南人，唐山师范学院晶博国际学院讲师。 - 20 -
李继林，孟 方：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
北京》、《村支书》，还有《学习微笑》、《卖厂》、《走过乡村》等作品。这些作品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中国农民和工人等基层群众的生活的艰难和苦难，尤其是有的描写农民的作品十分真实地揭示出了中国“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真实景况。如关仁山的《伤心粮食》就真实而又真切地写出当前农民的生活状态。《伤心粮食》中农民对粮食的伤心在于何处？这是作品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是乡镇政权的腐败。现在的一些乡村干部无视党纪国法，横行乡里，为所欲为。甚至有的乡村干部与黑恶势力相互联手，相互利用，成为作践百姓的黑白两道。而百姓则敢怒不敢言，只能将愤怒和怨恨深埋心里。二是苛捐杂税的重压。现在一些乡镇将所有的负担都倾压在农民身上，使百姓不堪重负。三是粮食价格的下调。粮食歉收自不必说，就是丰收了，农民也要饱受丰收成灾之苦。粮食价格低廉，甚至打下的粮食卖不出去，只好存在家里或者烂在家里。这就是王立勤的哥哥在墙上画的血的图案，以及王立勤要烧掉粮食的原因。如此等等，都是造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直接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农民对农业前景的迷惘、对理想信念的丢失、对土地价值的否定这种精神的失落。这也是王立勤脱离土地逃离家园的直接原因。就是仍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还有多少人对农业抱有信心，对种粮一如既往呢？如果农民丢弃了土地，中国失去了农业这个基础，那将怎样生活，又如何实现现代化？种粮食伤心，因为粮食已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当农民痛苦，因为农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土地的价值在于农民能在土地上打出粮食。如果打出的粮食没有价值，那么，土地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土地没有价值，就等于我们丢弃了生存的根本。这样一切都将是空幻的。这就是《伤心粮食》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警示意义。
当然，一些揭示基层政权腐败、改革过程艰难、经济陷入困境等的作品也深刻而又真实地反映了时下生活的情状，将芸芸众生相生动而又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去思悟、去审视这个艰难而又充满困惑的生存的世界。
二、以“世俗化”的手法描绘和表现世相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直截了当地提出：“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的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4]“小说应该是野生的，野生的才有地气。没有地气的小说只能是摆设。民间需要小说的艺术启蒙，而小说家需要民间生活的启蒙。小说招来民间的关注，民间支撑着小说的创作。如果我们真正失去了对民间生活的关注，小说就像失血的纸人一样。小说应该是一种公众话语，应该以公众话语发言，这是对公众的尊重。”[5]这可以看作是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创作的宗旨，即用小说与人民大众接轨。
新现实主义作家注意运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创作小说文本。这正如陆天明所说：在作品中，“我用一个情节剧、情节小说或者说是侦破小说的外包装，为的是
好看好读，因为不断地有悬念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内心叙事的手法。用外在的世界与内心的世界的结合的这种方式将作品推到读者中去。”[6]在《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作品中，作者利用曲折复杂、离奇多变的情节来推动小说故事的进展，扩大叙事的张力，并成功地将反贪样式、侦破样式、爱情样式巧妙地结合起来，构建起多线索、多信息复合叙述的平台，不同特点的故事反复交叉、穿插、融合，将读者吸纳到一个新奇而又惊醒人心的审美世界中去。如在《苍天在上》这部小说中，案情扑朔迷离，反腐败的斗争尖锐复杂，死亡、凶杀、逃匿相互缠绕，令人压抑沉闷、甚至是窒息，让人随着情节的进展去追寻秘密。最后，柳暗花明、水落石出，现出了这宗骇人听闻的腐败大案的幕后元凶——田副省长，这是我们始料不及、意想不到的。这样的情节的构制与反腐败的斗争是一样的，既符合现实的逻辑性，也满足了读者的审美要求。
在情节的设置上，新现实主义小说还十分注意情节的戏剧性。这种故事的戏剧性正是生活戏剧化的真实表现，这样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还给读者很大的审美愉悦性。如《农民英雄》中对“我大舅”这个“农民英雄”的突然发迹到悄然而退的故事情节给人以很大的精神愉悦和心灵的启迪。在“文革”那个造神的年代，“我大舅”因为是劳模而由一个普通的农村积肥员当上了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我大舅”因为缺少政治经验而闹出了许多笑话：他参加国宴面对“红红绿绿”的菜“不敢下筷子”，因为他只知道吃炖肉；他把鞋油当牙膏，刷得满嘴漆黑；他把上边检查工作误认为是“苏修”扔原子弹，带领社员们钻山沟；他去参加地区常委会被服务员认为是要泔水的。这一切，都让人忍俊不禁。这对当年的突击提干和盲目造神错误路线有很大的讽刺性和批判力量。难能可贵的是，当“我大舅”由普通人成为英雄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心态，用农民的行为准则去执政行事，办了许多好事：保护下乡知识青年，甚至富农；亲自下乡去推广积肥经验，并敢与权贵做斗争，为群众出气。当他感觉到环境不适合于他时，就干脆辞官不做，扛着行李回了家。他觉得当官还不如在家挣工分舒服。当后来“上面来人看他，有意恢复他的职务”时，他装傻充楞，“把来人弄得好笑，回去汇报这个劳模不中啦，政治水平太低”。这种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使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然而，“我大舅”这样做却又因此得福，因为后来因为政治的变化和自身的原因，他们这些人都以不同的带有悲剧性的色彩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我大舅”却因较早地走出了这一步，而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和伤害，但大多数人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我大舅”能做到这一点得力于两个方面：一是虽然他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但却有淳朴的人性、传统的美德，所以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违背道德良心。当他发现官场异化、不符合他的意愿时，便
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期
自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二是他虽然没有政治的嗅觉，但他有生命的直觉。当国家的政策发生变化时，他总是有先见之明。他完全凭着天然的本性来判断事物，把一切看得很淡，又看得很透，这“使他身体很健康地一直活了下来”，未受到任何打击。可以看出“我大舅”决非草莽英雄，而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作品以“我大舅”由农村走向仕途，又从仕途回归土地的个体生命流变的过程，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人只有保持人性，才能保持自身；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这样，作品虽写得是历史，却又超越了历史，进一步地深入到“哲学的历史”的境界，达到了对我们民族精神状态和民族文化精神的理解与反思，并寻求到了过去与现在的某种内在的延续和反思，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归结出一种人生的规则。可见，这些作品在注重故事情节性的同时，更注重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和典型性，使情节成为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新现实主义小说在用“世俗化”的审美形式与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接轨的时候，更注意作品的深度和厚重，从而，达到了一种对社会人生的规律和本质的认知和揭示。
三、以鲜明对比的方法塑造人物、烘托氛围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许多作品都采取了鲜明对比的方法，以突出意旨、烘托氛围，也使得人物的性格鲜明典型。在世纪末这个社会转型的时期，物欲的膨胀、灵魂的萎缩，物质的进化、精神的退化这种鲜明的两极对立凸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对比手法的运用，不仅是艺术的所需，也是现实生活的要求。
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塑造人物的主要方法，可以使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典型深刻。如《大厂》中吕建国的鞠躬尽瘁、殚精竭虑的工作精神与前任和其他厂领导腐败行为的对比；《破产》中以身殉职的高德安与吃喝嫖赌的马镇长的对比；《信访办主任》中的信访办主任孙明正疲于奔命地工作，既要处理上访群众的问题，又要下去调查实际情况，还要在层层关系网中突围，以寻出一些温暖和亮色给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他与那些对百姓的生存不关心痛痒、只知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的对比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一是人物之间的对比。如在《学习微笑》中刘小水等女工与厂领导等人的腐败作风的对比。刘小水处于艰难竭蹶之中，她的丈夫进了公安局需要三千元的担保费。她的公公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需要人照顾。她的父亲得了绝症，她的年仅八个月的孩子因她无力照看，只好跟着她的母亲一起看厕所。这些家庭的重负一起压在她稚嫩的肩上。而她此时却要学习微笑，陪港商和厂领导等腐败官员们。这些人放荡形骸、任意恣肆。而此时，她的心却在流血。在合并交易中，市长是最大的受贿者，他把港商拉到家里，进行幕后交易，迫使港商向食品厂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让副市长的妹妹做- 22 -
代理，合资后的工厂只留30个名额，等等。而此时的食品厂的300多名工人们饥寒交迫、衣食无着，尤其刘小水等女工身心受辱、痛苦不堪。作品用鲜明对比的方法揭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痛苦与那些贪官污吏们的欢乐的大相径庭的鲜明比照。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烘托出了的李小水等女工笑比哭难的生活的尴尬情境，也表现了某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在恶劣社会环境中的苦楚和艰辛，也就烘托出了令人伤感和愤慨的气氛。
二是人物自身的对比。如在《凤凰琴》中山村教师围绕一个上级拨下来的“转正”指标而各自施展心计，绞尽脑汁，以挣脱“挣工分”的农民的命运。但明爱芬老师的死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人性，从而放弃明争暗斗，依然安心和献身于界岭小学。正是明老师的死使界岭小学的乡村教师们情感得到升华，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使他们明悟：“人活着能做事就是千般好，别的都是空的。”当获得了转正指标的张英才走出界岭小学时，凝望满天雪景和那“褪得发白的国旗”，不禁感叹道：“瑞雪兆丰年。”这种艺术氛围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昭示：正是有了明老师这样的“瑞雪”，才可能有教育的“丰年”。那飘荡在大山里的凤凰琴声和飘扬在界岭小学的国旗，不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昭示吗？再如在《腐败分子潘长水》中的潘长水自身的对比。潘长水原来是廉洁奉公、任劳任怨的好干部。他1947年参加革命，夺山头、炸碉堡，总是冲锋在前。转业到地方以后，他拼命工作，努力奉献。即使在三年灾害时期，他也能严格要求自己，在老婆孩子饿得得了浮肿病时，也不动仓库里的一粒粮食。妻子因捡了一截电线为儿子做腰带便遭到他的毒打。妻子为仓库做勤杂工，他从来也不为她开工资。他除了每天勤奋地干好仓库工作以外，还每天早早起来为单位的机关大楼打扫厕所。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扶正”以后，却禁不住物欲的诱惑，在市场经济和腐败之风的冲击下，人格逐渐扭曲、变形，人性逐渐丧失、堕落。他慢慢地变坏了，他大肆地挥霍公款、坦然地接受下级的送礼，他还搞起了“权钱交易”，用权利购买“小女子”的青春，并将这种丑恶的性行为称之为“参加劳动”，他因而也就成了“劳动模范”。他十分清楚“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道理，趁有权之时，抓紧时间“赶紧捞钱”，竟敢在建筑款里吃巨额回扣。潘长水的这种前后强烈的对比，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党员干部应如何在社会转型期作好思想道德的“转型”，提高反腐败能力的重要性。
三是环境之间的对比。环境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基础，运用环境的对比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各色人物的心态和生态，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变化有很大的作用。如《扶贫》运用环境的对比穷形尽相地揭示了扶贫者与被扶贫者的面目。扶贫者都是些高官显贵，到下边潇洒走一回，为的是在官位上加一个筹码。而被扶贫者形态各异。县一层的领导们是高级“乞丐”，他们政绩的主要标准就是看
李继林，孟 方：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
从上边要多少钱来，然后再把这些要来的钱用在高级消费上。他们坐高级轿车，住高档房子，进行高级消费。这些钱满足了他们的物欲，也显示了他们脱贫的政绩。乡下的贫民百姓们住在穷乡僻壤之中，他们愚昧落后、懒惰成性、好逸恶劳、不求进取，只知坦然地向国家伸手要钱。请看“扶贫县”和“扶贫村”的两段环境描写。先看“扶贫县”：“云安县城充其量也就二十块足球场那般大小，其景象却着实超出庄建敏他们的设想──新楼密布，街道笔直，铺面装饰豪华，行人衣冠楚楚。四周青山环抱，俨然一巨大的现代盆景。小城刚一出现在眼前，小胡便忍不住惊呼：‘有没有搞错，这是贫困山区，整个一个海市蜃楼、世外桃源。’司机笑了笑说：‘建县才十年，楼盖得比深圳还快，都是托你们上级领导的福。’”在这县城里居住的这些高级“乞丐”们靠救济款喝人头马,坐高级轿车，住高级别墅。再看“贫困村”：“早饭后，庄建敏他们走访的第一户人家离村长家并不远，一间草房两面靠山崖，另两面用包米杆、杉木叶和毛竹织墙体，从墙外隐隐可以看见里面的人物，一如南方农家用以防御牲畜的菜园篱笆。村长不打招呼就推开房门，首先展示在众人面前的是老老少少七八张怪异的面孔：铺在墙脚的破竹席上斜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眼眶深陷，脸面上涕泪交流，恰如一个毒瘾刚刚发作完的烟鬼，他显然是这一家之主。棉絮里还蜷缩着一男两女三个孩子，他们一律光着身子，一个口眼歪斜，一个脖子上拖着个巨大的瘤子，一个则目光呆滞毫无表情地盯着来人……见有人进屋，里头的人没有一个人言声，倒是隐隐有猪叫的动静，众人寻声望，屋内靠山墙的阴暗的角落里竟然是一头四肢高挑不过30斤重的黑猪，那牲口一边警觉地望着来人一边用后臀在渗着水滴的石壁上蹭来蹭去。”在繁华的县城和落后穷困的山村这两种环境的鲜明对比中，表现了腐败享乐和愚昧无知两种生活状态。这两种人都把自己的享受和生存寄托在国家的扶贫上，这两种人，一种是享乐，糟蹋国家的救济款；一种是不做，等着国家的救济款。这强烈的环境对比激发了我们悲哀而又悲愤的情绪，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思索：这种国民的劣根性得需要怎样的努力才能穷根啊。
除此，在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品中，还成功地运用了“以乐写哀”和“以丑衬美”等反常对比的艺术手法。如在《学习微笑》中是以李小水的微笑来强烈地衬托出她的悲哀的，这样的审美效果可以增其一倍。《九月还乡》、《平原上的舞蹈》、《红月亮照常升起》等许多作品都运用了以丑衬美的艺术手法。也就是用社会的丑陋来衬托出主人公的美丽、善良、勤劳、智慧。又如在《胡嫂》等作品中还成功地运用了“以丑变美”的审美两极变形的艺术手法。所谓审美两极变形，就是美变丑、丑变美，运用这种鲜明对比的艺术手法，可以造成强烈的审美反差，给人以审美的强刺激。
正是这些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才使得作品生动感人，
真实、深刻地表现出当下社会的特点和规律，也使得人物形象能象征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有利地烘托出时代的氛围和情境，给我们以身临其境的感受。
四、以历时性的线性结构建构作品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所谓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归根到底是由小说的叙事方式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故事的本身存在是立体的，可以同时容纳无数事件的发生，而故事的叙述则不能，它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来，一个词一个词地读来，一句一句地道来。事件的叙述，不论采用倒叙式、穿插式、分头并进式或者其他什么方式，都不能摆脱一一道来的有时间的排列的命运。时间的客观性不仅表现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物质范畴和知识范畴，表示一个运动、变化的含义，而且具有与空间的不可分离的特质。当我们确定某一时刻存在的时候，它事实上是连带着这一运动形态的空间状态的。而空间的纯粹性只能在思维与理论意义上存在，所以当我们在某一时间中感受某一物体空间（如房间）时，在视觉上至少是将陈设及声响兼收并纳的。但是，我们如果用叙述的手段来展现这一切，便会发现，原有的时空统一感已经被破坏了。叙述的割裂使空间的共存性变为时间的有序性，同时瞬息的时间得到扩张。”[7]新现实主义小说正是遵循了这一审美的规则，作品按照这种线性的结构方式叙述故事、串连情节。这种线性结构即人物的行为过程与叙述的方式都是由头至尾，一脉贯承，形成一个通畅无阻的审美流程，没有任何的拖沓和晦涩。这种近似话本的由头至尾的叙事形式，很适合大众的阅读口味。而且在这种平实而又幽默的叙事层中又蕴含着一种丰富的意趣，让人得到赏心悦目、启心开智的阅读美感。
这种线性的结构方式又表现为多种审美形态： 一是用近似话本的讲故事的形式即“单调式”的叙述方法来叙述故事的情节。如《年前年后》是以李德林从乡里回家过年为主线，叙述了他过年不忘乡里事，跑各机关解决小流域的治理问题，给住院的乡亲们送饺子，以及诸多的个人感情的烦恼和纠葛。作品以李德林过年不忘乡里事的行为和情感作为故事情节的主线，并按历时性的单线穿缀起来，既给人以一目了然、赏心悦目的阅读快感、又给人以情的感染、理的启迪、美的熏陶。再如《凤凰琴》则是以张明才去界岭小学任民办教师的任教历程为线索来串连全篇，其中以“转正”情节为核心，以明爱芬老师的死唤醒教师们的良知人性，从而放弃明争暗斗，依旧安心和献身于界岭小学为文眼，使作品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同样，像《大忙年》、《挑担茶叶进北京》、《信访办主任》、《村民组长》、《走过乡村》、《破产》等等大都如此。这种小说虽然情节线比较单一，但作品追求叙述语言的空间张力，强化叙述的“意味”。所以，这些作品因强烈情感的灌注和深刻的理性精神的张扬使它显得厚重和深邃。
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期
二是用“复合式”的叙述方法勾连作品。这种作品一般是有两条线索：或一条为主，一条为副；或二者并行。这种线索结构能给人以一种“柳暗花明”、委曲婉转的审美感受。如《学习微笑》，用两条线索来交叉缠绕、经纬作品，一条是“笑线”：刘小水等女工们用自己的姿色和微笑来接待港商和市、厂领导，笑得好与坏直接决定着工厂与港商合资，也决定着她们自己能否被裁决的命运。她们还要练猫步走国标唱OK变着法地取悦这些人。这些玩客们恣肆妄为：跳贴面和摸屁股舞，抱着年轻漂亮的女工不撒手；可着嗓子唱卡拉OK，一唱就是几十首，而一首歌就需要十元钱；他们精力旺盛，一玩就是一个通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条“哭线”：这些女工们疲于奔命、受尽侮辱，还得忍气吞声、把泪往肚里流。她们“三陪（陪跳、陪唱、陪笑）”一夜，也仅仅挣十元钱。就是在这激烈冲撞的两条线中，构成了一组组反差强烈的叙事话语。而刘小水就是在这两条线上不停地奔跑，不时地变换着脸色。她时而要为丈夫出局子而四处奔波，时而又要去舞厅陪舞；她时而要去照顾老公公，为他拎夜壶，时而又要去夜总会陪唱；她时而去看厕所的母亲那里，给孩子喂奶，时而又要等着港商的光临去陪笑。这一切，都是大相径庭、截然相反的。这双线结构，并列同行。这刘小水一会哭，一会笑，怎么能够吃得消？但生活就是这样的残酷，这样的恶劣。这些生活在低层的群众就是这样窘迫地生存，这样被迫地活着。在《乡徙》中用的也是两条线索。在黄秀芳下乡打工的经历中穿插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她的打工经历线，一条是她的情感变化线。从明处看，这两条线索相互纠缠、扭结，互为因果；从暗处看，却大相径庭，互相分离，背道而驰。她的打工经历线：受宠——受挫——解雇；她的情感历程：依赖——坚忍——自信。再如《太极地》中也是两条线交织经纬：一条线是邱满子的事业线，一条是他与胖丫的爱情线。
五、以现代的艺术技巧美化作品
新现实主义小说并不恪守传统的创作技巧，而是在现实主义精神的统摄下，积极地吸纳各种创作模式和大胆地借鉴运用其他创作方法的创作技巧，以丰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充分地体现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象征手法
新现实主义小说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以扩大作品的内涵和容量。象征具有超越形象本身的寓意性。如同美国学者劳·坡林所指出的：“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象征意味着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越它所说的。”[8]这样，就使得新现实主义小说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层面，扩大了作品的内涵。如关仁山的作品在很多地方就借鉴了现代派的一些创作技巧，多用一些象征的表现手法。如他的一些小说的- 24 -
题目：《苦雪》、《秋殇》、《蓝脉》、《红旱船》、《闰年灯》、《天壤》、《平原上的舞蹈》、《红月亮照常升起》等，都包孕着很深的内蕴。在作品中，他也多选择一些有象征意义的道具，用此串联全文，醒明题旨。它既是情节的线索，又是小说的灵魂；既是故事发展的导向，又是人物命运的象征。如《红月亮照常升起》中用红月亮象征主人公的命运和品质。红月亮是初升的月亮，生机勃勃，无限美好，象征着陶立的事业发展壮大；月亮纯洁、美丽，象征着陶立的外貌和内质的美丽高洁。虽然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风雨的侵袭，但红月亮还是升起在高高的天空上。又如《伤心粮食》中在小说的开篇写到王立勤的哥哥在死前在墙上用血画了一个圆的图案，众人谁也猜不透这个图案代表了什么。直到最后，王立勤才知道这是他的哥哥告诉他，用火烧了粮仓，因为种粮没有用处。同时，这个图案还象征了这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甚至是带血的、让他们始终没能走出去的‘怪圈’；而且，这个‘怪圈’正是他们（作为群体的农民的‘自我’）自身的局限性。”[9]这是农民自己设置的一个怪圈，因为他们思想落后、眼界狭窄，受传统观念的制约，所以不能迎接外来的挑战和冲击，所以只能接受这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样的象征物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仅涵概了主人公的命运，而且还反映和象征了一个历史阶段和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
由于新现实主义小说成功地采用象征手法，就使得它的意义更为深广。正如黑格尔所说：“作为象征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由艺术创造出来的作品，一方面见出它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显出个别事物的更深广的普遍意义而不只是展示这些个别事物本身。”[10]这样就可以使我们透过表层现象去领悟和追寻更为深远的意义。由于象征本身所可能包容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作品的艺术氛围。如《太极地》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小说艺术氛围更加浓重，意旨更加深邃。在“渤海湾沙岸与泥岸的衔接处”，有一块“神秘莫测”的太极地，因盛产矿物泥而成为各种矛盾的交接点：假引资的骗局、官场中的尔虞我诈、民工与外商的激烈对抗……但作品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并没有作出任何价值判断，理性色彩虽浓但却模糊不清，这就可以使我们看清作品的审美意趣与普泛的社会心态、社会的发展走向是贴合的。现代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迫使社会秩序、人生价值、各种关系等游移不定、模糊不清。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使人类本来清晰明确的社会进程趋向混沌朦胧。这样，也就使得《太极地》的艺术风格呈现出迷宫式的色彩。太极历来被古代哲人认为是“无形无状”的宇宙初始状态，而20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人类混沌无序的初级阶段。几千年积存下来的道德观念被轻置抛弃、人帮人人爱人的和睦关系被争斗所取代，国土家园甚至国格人格也成了商品被廉价买卖。这一切在太极地都成了审美实体。原本忠厚老实的邱满子在官场的角逐中磨练得
李继林，孟 方：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
圆滑成熟，后以牺牲乡民的利益为代价由官场的失意者变成了赢利者。原与日本鬼子有深仇大恨的邱支书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与日商合作，后又因不“情愿做奴才”的狭隘民族意识而“想将日本人赶走，独吞矿泥厂这块肥肉”。“做事务实为人谨慎的何乡长终因斗不过老谋深算的范书记而被排挤走，政绩平庸的乡团书记小郑却因其对象的舅舅是县委组织部长而在竞选中捷足先登。引进外资使村子成了小康村，却使“太极地完全丢了模样，”人也成了“歪斜的”。这种物质的进化与精神的退化的强烈反差，物欲的膨胀与精神的萎缩就是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品用太极地来象征中国的现状，无疑是深刻和贴切的。
2．喜剧色彩
新现实主义小说在写作方法上基本是写实的方法，但也成功地运用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喜剧手法，主要表现为夸张和变形的手法的运用。这对深化作品的内蕴和审美趣味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在人物的塑造上。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是平凡甚至是平庸的小人物，在这些人的身上蕴涵着很多生活中的喜剧因素，作品中用夸张变形甚至是荒诞的艺术手法加以描绘，形象生动地表现出这些人物的精神，给人以审美的畅意。如在《乡村英雄》中的“我大舅”由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了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的许多笑话，《学习微笑》中的“露出三分之一牙”的微笑都带有强烈的荒诞色彩。《热河傻妞》中对“热和傻妞”婉婷的美貌的描绘也是如此。如写婉婷在鞋柜卖鞋，“顾客猛然多了起来，而且多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向婉婷问这问那”。婉婷说“这鞋质量有问题，一个小伙子说那也买，坏了正好还来买。婉婷抓着鞋说这是干什么?小伙子说我恨不得天天来买你这鞋”。这些小伙子不是来买鞋，而是借机看婉婷。甚至婉婷倒班“那些小伙子也跟着倒，弄得婉婷上了班就没有一点闲着的时候”。而“旁的柜台”却全“闲着”，以致奖金全归了她。后来，婉婷当上了电视台记者，当她走在大街上时，一些小流氓便追着她看，并强行要和她接吻。她一使劲将那个人咬了个兔子嘴。显然，这有很强的夸张的色彩。除此，有很多作品还运用了变形的手法。如在《热河鸟人》中描写武翠莲的长相：“粗眉大眼，脸蛋的肉紧噔噔的，要不是肉皮绷着，就甩出去了。另外就是大手大脚大乳房，隔着衣服就能看出小足球似的直滚。”她“还有条又黑又粗的辫子，绝不比拉车的麻绳子细。”这种长相的超常性，带有很强的喜剧色彩。
二是在情节的构置上。新现实主义小说十分注意情节的故事性，利用奇巧、诡变等艺术技巧来增加情节的艺术魅力，有时也添加一些荒诞的色彩来扩充和增殖作品的美感。如在《热河官僚》中描写“热河官僚”进热河以后的故事情节：首如他先革了自己家的命。因为他不是嫡出，是他爹在外包二奶所生，他母子一直被何家拒之门外。进城他先“认祖归
宗”，泄泄压抑多年的“心头恶气”，然后让穷街坊邻居吃了自家的大户。在搞募捐支援抗美援朝时，他竟用了一个下三滥的方法，用上等的茶叶宴请乡绅富豪，“喝完不让去厕所”，谁憋不住谁先掏钱，结果是自己的亲爹先捐了钱。为了让自家多捐些钱，他又去要娶媳妇的钱，但家里人不见媳妇不掏钱。他急来临时抱佛脚，乱点鸳鸯谱，让“人长得跟烧饼似的发圆”的葛大凤去顶数，最后见面礼虽然捐给了国家，但他却被迫娶了葛大凤。他体贴关怀甚至保护群众，干了许多群众乐意却违背上级意志的事。他肚里没有多少墨水，却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当上级大刮共产风时，他却解散了修鞋铺，让个人单干，他因此“就没得好”。后来他“重新出山”，但只知干事，不会奉承。所以他的官就一直也没有升上去。这种故事情节显然带有很大的荒诞性，但却揭示了“热河官僚”的美德。再如《穷人》中农民范老五的儿子小三考上了大学，却无钱上学，只得在家放羊。谁知这件事被报社的记者知道了，
发动大家捐了二万元钱给范老五。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乐懵了，周围的人也都想得点好处。街头的小痞子夜里想去他住的地方抢钱。他正好在外面拉屎才躲过这一劫。他吓得连夜逃回。在回家的路上，他怕村里人再要他的钱，便把钱藏在了河边的树洞里。见他回村，村里人“个个红眼贼似的，谁都恨不得上来啃一口拿一把”。村里的小学校长让他拿出五千块钱捐给学校，连被范老五从水中救起的光棍汉也夯去了60元钱，原本出大价钱买他娘棺材板的那个老爷儿们在范老五想要回棺材板时也多要去好几百元钱。就是他的老娘为了让小三上学主动卖了棺材板，在知道了有人捐钱以后，也立即要范老五将棺材板要回来。最后，范老五只好倾尽家中所有请村里人大吃了一顿，才算消灾。但等他到树洞取钱时，却发现树已经被大水冲走了。这借钱——得钱——失钱的故事情节充满了奇巧，也有些荒诞，但却合乎情理。
3．戏剧手法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一些作品还成功地运用了戏剧表现手法，利用场面的宏阔和对话的繁多甚至是蒙太奇的电影转换的手法来加大作品的容量和信息。这对打破传统的单线的历时性的结构模式无疑是有着开拓意义的。如在《大厂》中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作品运用持续不断的戏剧场面和大量的对话将当下工厂的矛盾全面而又完整地展现出来：管理人员与工人、厂领导与亲属、工厂与业户、工厂与政府机关、工厂与农村、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种种矛盾都一古脑儿地表现出来。围绕工厂如何生存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作品几乎涉及了大半个社会。“厂长吕建国处在这张关系的网络的交叉点上，八面来风、四处腾挪，唇焦舌敝地交谈着、争辩着、呼喊着，从广义上看，《大厂》就是这位厂长与工人与社会的对话，由此这篇小说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当代风俗画。”[11]除此，在《年底》
、《城市》、《车间》等- 25 -
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期
作品中也多用这种手法。在《乡关何处》中，作品还运用了戏剧的内心独白和大段议论等手法将作品中“我”的想法和看法直接地呈露给读者。这样就使读者直接地可以和“我”进行交流，对事件进行评判。如在“我”看到张厂长的腐败行为以后，有一段内心直白：“我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厂长，能对他手下的一千三百多名工人负责什么？厂长负责制？他只对上级负责。……我感觉厂里的一千多名工人像一群被赶上路的羊群。他们两年前也许还不知道他们自从被张厂长承包之后，他们就彻底被人从党的阳光里剥离出来了。而后，他们的一切都要由张厂长对他们负责了。他们要被一个完全不知底细的家伙引到什么地方？他们一无所知。张厂
长拿什么担保呢？承包，是一个危险的当代游戏。工人总是输家。当舆论吵吵嚷嚷替厂长经理们‘松绑’的时候，当我们痛心疾首地呼唤‘政企分开’的时候，我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像张厂长这样的企业家在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权利之后，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便发生了。”这一大段的内心独白深刻而又细腻地揭示了由一些腐败者承包企业的弊端和危害，警醒人心，意味深长。
总之，新现实主义小说在表现方法上既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优长，又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样，就使得新现实主义小说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新质，给人以审美的惊喜和愉悦。
参考文献：
[1] 杨经建.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现象点评[N].文艺报,. [2] 杨剑龙.大众文化与文学的世俗化[N].文艺报,.
[3] 杨剑龙.社会转型与美学批判──“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得失谈[N].文汇报,. [4] 谈歌.小说与什么接轨[J].小说选刊,1996,(4). [5] 谈歌.大厂·后记[M].石家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6] 王山.做人民的代言人[N].文艺报,.
[7] 程培德.叙述的冲突[A].李洁非,杨洁.寻找的时代[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8] 劳·坡林.诗的声音与意义[J].世界文学,8. [9] 封秋昌.“三驾马车”近作谈[N].河北日报,. [10]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 [11] 李敬泽.《大厂》的意义[N].文艺报,.
Construct Art World with New Taste Modes
──On the Representing Methods of New Realistic Stories
LI Ji-lin1, MENG Fang2
(1.Jingbo International College,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Hebei Tangshan 063000, C
2.Chinese Department, Suzhou Teachers College, Anhui Suzhou 234000, China)
Abstract: New realistic stories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inditing spirit and representing methods of realistic stories, and also superinduces new taste qualities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and the taste requirements of the people. It shows the life and psychology of the present people with the attitude of facing the life directly and strict true-life writing style, describes the world with worldly methods, and meets the people with common taste fashions. It also absorbs various inditing modes and use boldly for reference other inditing techniques to enrich inditing methods.
Key words: n
modern art skills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1月 Vol. 26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4 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方法李继林1，孟 方2（1…
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1月 Vol. 26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4 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方法李继林1，孟 方2（1…
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1月 Vol. 26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4 用新的审美范式构建艺术世界──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方法李继林1，孟 方2（1…
本文由()首发，转载请保留网址和出处！
免费下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