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反复交代张震要协助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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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震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1914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一生中两受军衔，1955年授予中将，1988年授予上将。历任红军营长、团参谋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师参谋长，华中野战军第九纵司令员兼政委，第一兵团和第三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国防大学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战争年代曾6次负伤，新四军时期在彭雪枫的领导下战斗和生活，从统战战场到抗日战场，张震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被部队指战员誉为“能参善谋”的好领导。今年是张震将军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向广大读者叙述这位还健在的百岁开国将军的戎马生涯。　　黄克诚亲点张震任作战参谋　　1930年5月，张震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第二纵队直辖的特务大队当宣传员，经过攻打平江、大冶、岳州等战斗的考验，1930年8月，张震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他所在的攻城部队考虑到敌军阵地地雷密布，电网林立，有人想到借用战国时“火牛破阵”的办法攻击敌阵。张震奉命把尖刀磨锋利绑在牛角上，又找来旧棉花浇上煤油，捆到牛尾巴上。夜晚，攻阵开始了，张震和战友们举起火把，将牛尾巴上浇了煤油的棉花点燃。逼着火牛前去趟地雷，冲铁丝网。然而，火牛未入敌阵，即遭到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冲在前面的牛，中弹倒下或负伤狂奔，有的连铁丝网的边也没碰上，就纷纷后窜，反而乱了自己的阵脚。后来张震经过分析，深有感触地说：战国时期是冷兵器，现代是热兵器，时代及条件都变化了，简单仿效怎么能成？！“火牛破阵”未能成功，张震和战友们没有气馁，继续包围敌人，坚守阵地。同敌军对峙10多天后，9月12日，红军撤围长沙。10月，张震随部参加了江西临江镇战斗。他三进三出临江镇，在战斗中奋勇争先，休整时严守纪律，在火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7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张震任红十团三营代理营长，防守蜡烛形阵地。敌我相距只有四五百米远，八连阵地与敌军只隔一道小山沟。张震派出联络员深入敌阵开展统战工作，在“穷苦人不打穷苦人”的口号下，双方商定互不射击，当敌督战队蓝衣社上来后，对方就朝天放枪；不仅如此，双方还在山沟里开过一次不带枪的“联欢会”。　　有一天，对方阵地的白军喊道：“红军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们来接防啰！”同时还听到对方修路的声响。张震分析这是一种暗示，他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一边报告团部请求支援。团部立即调来两挺机关枪。果然，第二天拂晓，敌军两三个团向我十二团五连防守的阵地发起进攻。红五连打得很英勇，大部壮烈牺牲。随后，敌又向蜡烛形阵地疯狂攻击，先是派飞机狂轰滥炸，后用大口径重型山炮直接摧毁我方工事。营指挥所被打塌了，电话线也断了。张震爬出交通壕一看，只见敌军密密麻麻像潮水般涌向三营八连前沿阵地。张震指挥该连奋勇还击，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然而，敌军炮火越来越猛，以两个团的兵力蜂拥而上。张震决定调七连实施反冲击，八连指导员奋勇地从工事里冲出来，与七连密切配合，终于把爬上我阵地的敌人消灭了。激战至下午，三营弹药耗尽。就在张震把全营剩下的人都集中起来，准备同敌人作最后的搏斗时，三营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张震率部转移到驿前地区。这时，敌集中兵力向驿前猛扑。张震奉命带一个连去支援友军，途中与一股化装成红军的敌人遭遇。战斗中，张震右臂中弹负伤，加上又发疟疾，团部将张震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一天，师政委黄克诚到医院看望伤员。见到张震说：你就是张震吗，你在前线打仗不但勇敢，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小伙子了不起呀。便点名要张震跟他回前方，任十团作战参谋。　　在长征中度过人生中最艰苦的青年时光　　日，红军从于都河畔出发，通过浮桥，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当时，张震在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当作战参谋。第十团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第四师以第十一团为前卫，向白石圩前进。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便调集各路“追剿”军共25个师近30万人，前堵后追，并利用湘江作屏障，在江边修筑碉堡，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潇水以西地区。11月25日，第四师奉命向敌湘江防线界首段前进，抢占这一要点，第十团是前卫团，第三营是前卫营。这时，张震回到第三营任营长。27日，第三营到达湘江岸边。次日渡江进至界首，驱逐了反动民团，并掩护工兵于当日架设了浮桥。团长沈述清渡江后，命令张震将部队部署在光华铺一带，向兴安方向警戒，从南面坚决阻住敌人，保证后续部队安全渡江。　　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林)全（洲)公路旁，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第三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张震将第七连部署在公路东侧的一座小山上;第九连配置在公路西侧的小树林中，各配了两挺机枪，以封锁公路及其两侧;第八连为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营部在大路旁的一座破庙内。29日深夜，发现部队对面有密集的手电灯光，有部队沿湘江边运动。张震即令加强前沿警戒，同时将情况报告了团长。团长认为，湘江边是一个空隙，遂令一营进至江边防御。果然，敌军利用我防御结合部正在逐步渗入。双方在黑暗中接火，展开混战。战斗中从俘虏口中查明，敌军是桂军第七军独立团和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一部。张震当即派第八连出击，但敌人越来越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　　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七、第十五军各一部又向我光华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能否坚守住光华铺，关系着党中央、中革军委和后续部队能否顺利地渡过湘江。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部队自30日凌晨到12月l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殊死搏斗。团长沈述清英勇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第十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闻讯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张震的第三营也打得非常艰苦，第七连连长谢兴福在上午的战斗中负了伤，一直坚持指挥，中午又不幸身中数弹，英勇捐躯。全营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因伤亡过大，一度被转为团的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反复拼杀。晚上，红五师赶到，但桂系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面对优势的敌军，红五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这样，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湘江一战，第十团共伤亡400多人，接近全团人数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随后，张震随部队转战云贵川，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张震在红军中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艰苦而又最难忘的大部分青年时光。　　在窦村战斗中给日军以极大杀伤　　1938年9月，根据毛泽东电令和周恩来、叶剑英指示精神，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组建了370多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30日在竹沟出发挺进豫东。10月11日在西华县杜岗与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先遣大队胜利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部队24日东渡黄河，跨越淮太路，26日行至淮阳城东北20公里处窦楼村附近宿营。　　窦楼战斗是一个遭遇战，当时并没有准备打这一仗。游击支队于10月24日渡过黄河进入敌后，26日到达窦楼宿营，准备次日上午出发，继续向鹿邑方向挺进。27日清晨，刚刚吃过早饭，正准备集合出发，忽然听到哨兵的警戒枪声。张震赶忙登高一望，只见公路上尘土飞扬。日军有骑兵、有汽车，还有一些伪军正向窦楼扑来。彭雪枫到寨墙上观察后，即令直属队在寨内集合待命，各大队按宿营地展开部署。彭雪枫自己带领警卫连出寨侦查。张震随他一起带着部队到窦楼西南坟地，依托有利地形，散开正面打击敌人，支队东进抗日的第一仗就在这里打响了。　　在这之前，日伪军经常出来抢掠奸淫，从未遇到抵抗，而今天，被我军阻击在此，搞得晕头转向，纷纷下马下车就地卧倒对我军射击，双方形成对峙。当时游击支队不少新战士杀敌报国的士气虽高，但毕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心情有些紧张，在敌人还没有靠近时，就急于开枪，土枪的枪栓又拉不动，个别惊慌地叫了起来。张震赶忙命令部队就地卧倒，不要喊叫，敌人不到跟前不要开枪。张震还看到有个新战士在慌乱中连机枪也不会打了，他就接过战士手中的轻机枪向敌人扫射起来。苏联造的机枪非常好用，精度高，一下子就打乱了敌人的队形，同时也吸引了敌人的火力，他们集中向我军射击。因为部队密集，又要离彭雪枫远一点，不能把火力引向他，所以张震打完第一盘子弹没有转移阵地，当第二盘子弹刚打时，发觉右腿突然一麻木，一股热血冒了出来。他知道是负伤了，没有作声仍然继续射击，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彭雪枫命令第三大队从东南向西北敌后攻击，包围敌人。三大队副大队长吴守训同志是有名的神射手，他原在睢县地方团队带过兵，练就一副百发百中的本领。他带着部队冲上去，一枪就撂倒一个敌人。　　日军正面攻击受挫，侧后又受夹击，就拖着尸体载着伤兵，仓皇逃窜了，这次战斗历时两个小时，毙伤日军10余人。打扫战场时，从敌人遗弃的军帽和指挥刀看，才知道击毙了日军一名少尉，名字叫林津。不可一世的敌人夹着尾巴逃回淮阳。　　日，时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的张震抵淮安参加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的高干会议。其时他负伤的右臂仍在隐隐作痛。乘休会之机，他去了一趟淮阴，到这里设备较好的仁慈医院上门求医。医生给他作了X光透视，说子弹横在肩胛之下，必须动手术取出来。张震感到“时局多变，大规模内战随时都可能爆发，还是等以后有时间再说”，婉谢了医师的好意。3个月后，战争果然来临。　　就这样，这颗子弹在张震身上留了10个年头，伴随他度过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的艰苦岁月。张震调到北京工作后，才到医院动手术将子弹取了出来。他将取出的子弹交给夫人马龄松保存，作为留给孩子们最好的“遗产”。　　在解放战争中发挥能参善谋的能力　　1946年夏，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为迎击敌人的全面进攻，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统一部署下，时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的张震率部与山东野战军主力会合，在陈毅司令员统一指挥下，从淮北到苏北，先后发起了朝阳集、泗县、两淮、宿北等主要战役。　　7月26日夜，张震率部向渔沟集方向前进。他进一步探明了敌情，发现九十二旅以一个营驻守渔沟集，另有部分兵力守渔沟东北高地。如何打？张震考虑，这是我军在淮北地区的首战，应慎重稳妥。他没有急于以主力直取渔沟集，以部分兵力钳制周围高地之敌，而是先控制渔沟东北诸高地，扫除其屏障，再歼灭渔沟集之敌。27日拂晓，战斗打响。我军很快夺占了这几个高地。张震挥师截击逃敌，我军共歼敌5000余名，其中九纵歼敌1000余人，缴获火箭炮2门，迫击炮4门，美式重机枪6挺、轻机枪22挺，有力地配合了二纵队主力全歼敌九十二旅的作战。　　战后，敌七军从南面乘机侵占泗县、五河，向我步步逼近。陈毅和宋时轮决定以一部分兵力监视北面之敌，集中主力先歼南面深入泗县之敌。我参战部队为二、九纵和七、八师。张震率九纵在开进途中，大雨倾盆，水深齐腰，平地一片汪洋，行军受阻，4小时才走3.5公里。张震经过反复考虑，向宋时轮参谋长提出：此仗暂不打。他认为在连降大雨之时，敌人以逸待劳，我军则在泥泞里奔波，要攻坚，形势甚为不利。但宋时轮决心很坚定，说如果拖下去的话，北面敌人又上来了，仗就更不好打。张震便又直接向陈毅司令员发电，建议暂不攻击泗县。但未见回复。　　泗县攻城战斗于8月7日下午打响。张震率队从东面发起攻击（由于该纵第七十九团和八十一团奉命参加城西和城东南的阻援行动，当时只有3个团参加战斗），因连日下雨，护城河暴涨，四周积水特深，原来准备的攻城器材失效。战士们泅水强渡，遭敌火力封锁，伤亡严重。在泗县战役中，我军伤亡2000多人。　　8月下旬，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召开会议，以淮安、淮阴为目标继续向华中解放区发动所谓“第二期攻势”，又增调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参战，拉开了“两淮”之战的大幕。　　“两淮”之战，是我军保卫华中解放区首府的艰苦一战。张震所部九纵首当其冲，同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连续鏖战8个昼夜。纵队副司令员杜新民负伤，全体指战员前仆后继，但未能守住两淮，整个苏皖战局陷入被动，张震的心情十分沉重。　　9月23日，张震参加了华中军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毅、粟裕、谭震林、邓子恢先后讲话，总结两淮失守的经验教训，部署今后任务。根据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两个野战军在淮海区行动，打开战局，并将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两指挥部合一，暂称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同时，明确了两军会师的要求和下步作战方向，从而为山东、华中两区部队进行合编，实行集中统一指挥，奠定了基础。　　为了改变苏北、鲁南战局，我军决心集中24个团的兵力，发起宿北战役。这是山东与华中野战军合编后的第一个大仗。战斗于日开始。张震指挥七十五团于来龙庵地区英勇阻击了敌整编第十一师一一八旅的轮番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在攻击敌军固守的人和圩、苗庄、晓店子、罗庄等村落时，我军3次受挫。张震觉察到应特别注意破坏敌人的副防御设施，并加强攻坚的火力准备，尤其是在两支部队共同作战时，要注意搞好协同，相互配合，才能保证突击一举成功。他又一次向野司提出建议，请求做好准备后再发起攻击。根据野司命令，韦国清和张震商定于18日黄昏后，以九纵七十五团和九旅两个团，对人和圩发起第四次突击。经过充分的火力准备，各团的英勇拼搏，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全歼守敌。　　在宿北大战中，共歼敌2.1万人。敌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七十五团团长余倚义、政委李毅将缴获的戴之奇的左轮手枪送给了纵队司令员张震，作为人和圩血战之纪念。张震将这件历史文物珍藏了33年。　　1947年七八月间，根据解放战争大势，毛泽东决定:由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组成华东野战军西(西线，外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时，张震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下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并指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直接担负起协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任。作为这支大军的参谋长，张震“凡事参谋，每出妙计”，很好地帮助陈毅等完成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交给的援助刘邓的战略任务。　　大胆探索处理棘手问题不手软　　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央新的领导机构,张震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日下午,邓小平同新当选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与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见面时，邓小平特意走到张震跟前,握着张震的手，亲切地问了他的近况，反复交代要协助军委主席江泽民,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　　11月9日，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指出：“现在国际形势发展很快，要密切注视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决定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张震听后深入地思考着这方面的问题。　　工作从哪里入手呢？张震和军委其他同志商量，并报请江泽民同意，于12月上旬开了一次军事战略问题座谈会。有关部门提交了研究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认为，研究确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很有必要，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会议分析了世界战略形势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研究了制定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内容，并就此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江泽民看了有关材料，认为：“这样座谈，集思广益，很好。”　　张震在座谈会结束时，即席发言。他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着重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军事战略方针几次调整的情况，提出了研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应当把握的原则，并突出强调，研究战略问题首先要认清国际形势。他在分析新的国际形势之后，指出：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在世界上接连不断，对此要予以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强调“要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新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因为“未来战争要么不爆发，爆发了就是高新技术的战争”，“高科技一定融合在战争之中，不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一旦发生战争，不能打也要打，客观上要求我们这样干”。他的这些论述，后来写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总领条“军事科学”中。　　在这次会议上，张震还强调“军事战略方针必须要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协调，要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全局来考虑”，“我们军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军事战略应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张震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他送呈江泽民审阅。江泽民仔细看了，认为“讲得很好”。　　日上午，北京建国门立交桥。一名现役军人手执自动步枪，疯狂地向过往行人扫射。刹那间，多名遇难者倒在血泊之中，其中甚至有驻华外交人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首都从未发生过的案件！案发原因不明。张震闻讯后，感到十分震惊，立即乘车赶赴出事现场。这时凶犯已被击毙，但现场还未清理，血迹斑斑。张震仔细察看着、审视着、思考着现场的一切。随后，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赶到，张震与于永波等一起到医院看望伤员，下部队调查情况，很快就弄清了真相。　　凶犯是驻京郊某部的一名连长，此人追名逐利，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对下随意训斥，甚至打人；对上则阿谀奉迎，为了升官，曾向团部领导送过礼。导致这一恶性案件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安排战士探家时处事不公，与一名战士发生矛盾，动手打了那名战士，又公然召开连队军人大会，讨论并表决开除这名战士的党籍。问题暴露后，上级机关决定派工作组到该连进行整顿。这时，那位收礼的团领导托人将礼品退回。于是这名连长感到提升之路已断，遂生报复之心，铤而走险，先在营区行凶，尔后劫车直往市区建国门发难。　　张震还进一步了解到，对这样一个连长，有的领导曾经认为他敢于管理，把他所在的连队评为队列管理模范连。事发前不久，还在那个连队开过现场会。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张震认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反映出该部队在党的建设、干部任用、思想教育、训练管理、基层建设等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同时，也暴露出在工作指导思想、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张震郑重地说：“发生这个案件绝非偶然，是长期积累的多方面矛盾的综合性暴露。”在现场，张震对处理善后事宜提出了要求，初步总结了几条教训。　　这个事件的发生，也惊动了江泽民。当张震和江泽民谈及此事时，张震还深深感到内疚、自责。他说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作为军委领导成员之一，他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个事件给他敲响了警钟。军委对此作了认真分析研究，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工作的措施，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在此后的工作中，张震按照江泽民的要求，针对部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它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着重抓好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并进一步把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永葆人民军队本色。　　日，新疆军区发生了一起14人淹亡的重大事故。张震在京听到的汇报是：事发原因是突遇山洪，难以避免。张震听后总感到不大对劲。这些人到出事地点干什么去了？都没有讲。正好，张震在9月初要去新疆驻军调查研究。行前，他先派总政有关部门的人员去了解情况。到乌鲁木齐后，他专门听取总政调查组的汇报，参加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一起分析发生这起事故的原因。　　经过实地调查，真相大白。原来，在自治区和全疆部队紧张地进行抗洪时，上级一个工作组到新疆检查工作。为欢迎这个工作组，新疆军区机关某些人便安排一次野餐活动，提前一天派人开着汽车，带着帐篷和食品去设营。为了玩得好，选择在河边的平坦草地上。结果，第二天清晨，工作组还没到，洪水却突然袭来，把打前站的人员连同装备、物资一起冲走，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事发后，有关责任人又统一口径，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上级。　　张震对此非常恼火。他说：这起事故，完全是由于违反军委廉政建设规定而引发的。在新疆军区党委会上，张震作出了严肃批评，责成军区领导认真总结教训，让他们扪心自问：如果淹死的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又该怎么办？他忍无可忍，气愤地说：“事发当天，在被冲走人员生死不明的情况下，个别同志居然还有心思举办舞会，还有没有一点同志感情！”为严肃党纪、军纪，军委对有关责任人给予了必要的纪律处分。对这件事的严肃处理，不但对新疆军区机关、部队震动很大，而且对总部机关、高级干部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经费减少，不足部分需自筹解决。于是在军队内部，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据统计，到1993年上半年，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上万个，从业人员80余万人。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敏锐地看到，这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他在国防大学任校长兼政委期间，有一次，留学生系买卖羊绒，亏损几十万元，引发班子内部矛盾。为帮助他们查明情况，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还有一次，因经营纠纷，地方人员状告国防大学，张震作为法人代表，就成了“被告”。所有这些都使张震深刻认识到:生产经营，军队不能搞。　　在1991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张震就曾提出:“要充分认识搞生产经营对军队的危害。”1992年1月，张震给一位军委领导写信，分析了军队搞生产经营的弊端，再次建议:“军队应该‘吃皇粮，开正门’。不然，认真查一下，不知多少人要犯错误!”　　1992年底，军委常务会议明确了军队生产经营不宜再扩大。日，江泽民亲自主持军委常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一律不得从事经营性生产。　　张震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偏僻边远、条件艰苦的驻军部队，由于地方经济薄弱，安排随军家属就业有困难，相当一部分要靠部队家属工厂来安置，而家属工厂的确有一些办得比较好。在给江泽民和军委其他成员的《关于成都军区调研情况的报告》中，张震专门建议:“部队以安置家属子女就业为目的创办的家属工厂，似也应允许保留。”最后，全军部队的家属工厂，一共保留了1800多个。　　日，《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正式下发。该文件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生产经营单列体系，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　　党的十五大后，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搞生产经营的决定。（原文标题为《能参善谋的百岁开国将军张震》，原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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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友协副会长李小林揭密中美民间外交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新华访谈。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的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也是中美民间外交活动结出的一枚硕果。在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后，中美之间的民间外交仍然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继续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小林女士，来跟大家谈谈有关中美民间外交的话题。欢迎您，李副会长。
[李小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网友交谈。
[主持人]:我知道李副会长在民间外交战线上已经工作了将近30年，回首这30年的岁月，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李小林]:我是1975年10月份从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从毕业后的第一天起，就在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工作，到明年在友协这个岗位上工作了30年。我非常热爱友协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个交朋友的机会。作为一个人来说，一个是事业，一个是家庭，我认为这两方面都是比较使我自己满意的。今天主要谈谈我对事业的热爱。我觉得作为一个选择，确实能够体现我自己的价值为国家做点事情，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李小林]:到友协这个单位，一棵小树经过30年的成长，也可以长成绿树成荫。民间外交在近30年的过程中，也可以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色彩。中国人民友好协会是号创办的，今年正好是创会50周年。可以说我对民间外交付出了青春，精力和心血。
[主持人]:友协已经成立50周年，如果您来评价友协这50年的工作，您会怎么评价？：
[李小林]:我认为这50年，从大的方面讲，确实为官方外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从小的方面讲，作为每一个从事民间外交的人都应该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在过去的50年，全国友协已经和世界上130各国家，550个友好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主持人]:友协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在各国交朋友？
[李小林]:这是我们的宗旨，增进友谊，加强了解，广交朋友，加强合作。
[成惠天]:外交好象属于国家主权和政治的范畴，民间外交怎么来理解？它如何来开展的？跟民间交流怎样区分？
[李小林]:中国的外交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官方容易理解，主要是政府之间，为本国的利益服务。民间外交，主要是交朋友。各国人民共同探讨一些世界性的问题，通过这些朋友们促进他们的政府和中国搞好外交关系。作为中国自身来讲，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像美国所有的官员是通过老百姓选举产生的，以民促官这是很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民间外交很重要的实质性含义。就是争取民心，或者说你的政策，你想达到的目的，通过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得以实现。
[主持人]:民间外交比官方外交作用更大吗？
[李小林]:因为我是搞民间外交的，所以我非常看中这一领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它确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帮助官方来实现需要达到目的。通过老百姓之间的交流，能够更好地促进和帮助政府。民间交流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交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就是在民间外交领域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李小林]:交朋友是交外国朋友，不是说国内朋友就不交，我们工作的主要性质是对外。怎么区分呢？无非是通过友协的一些宗旨和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每年我们接待大量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但是又区分于旅行社，除了来看中国的风景以外，也许还带着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到中国来，我们通过安排他们参观、访问、座谈，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好，中国的农业和少数民族问题等等。
[李小林]:我们的民间外交在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国家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的时候，民间外交活跃在外交的舞台上。比如说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建国以后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可以说中美双方没有任何交往，完全在冷战思维的笼罩下，中美之间很少有交往，听到的都是敌对信息。但是通过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推动了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这在民间外交史上也是辉煌的一页。
[主持人]:友协在乒乓外交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李小林]:当时友好协会在乒乓外交这个阶段没有直接参与，主要是国家体委。但是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友协当时受政府的委托，我们是唯一可以接待美国代表团的组织，美国朋友都非常兴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把中国看成很神秘的地方。通过这种交流，我记得我1975年到友协，每年要陪五批到六批的美国朋友。(09:13)
[李小林]:因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美国人却像魔鬼一样，因为受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影响，通过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我觉得这种印象得到了改变。我认为美国人民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对中国也很尊敬，对我们灿烂的5千年文化他们也非常向往。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可以说在神秘的色彩下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主持人]:当时美国人民是不是对中国一样有误解？
[李小林]:当时美国人来了以后，主要是冲着我们的文化和神秘。因为当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尽量把好的东西给别人看。另外，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熊猫，觉得熊猫是友好使者，所以每团必到动物园看熊猫。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熊猫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另外就是茅台酒，总理请尼克松总统吃饭的时候就是茅台，所以每个人都想尝尝。
[李小林]:我们当时感到非常友好，而且那时没有直通的飞机，很多朋友都要通过深圳经香港才能回国。分别的时候很多人都掉眼泪，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还是问号，因为他们能来，我们还不能过去。通过民间交了大批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对中美关系最早期的发展起了很重要作用。1974年成立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他们在美国对推动美国了解中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纵观中美关系的发展，感觉好象一直都是民间外交在推动着官方外交的发展，可以这样理解吗？
[李小林]: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不管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出现哪些分歧和争端，但是主流还是往前前进的，这与的民间外交是不可分割的。不管出现分歧也好，争端也好，民间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
[主持人]:在接待这些美国人之前，觉得美国人凶神恶煞，您到美国读书之前，您是否对美国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李小林]:我是年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分校攻读美国历史获得了硕士学位。在我去之前已经和美国朋友有5年的接触历史。到今天我也不敢说完全了解美国，只是由于做这份工作，在美国读书，而且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过两年半，逐步加深我对美国的了解。刚开始读书时是20年前了，通过读书的两年时间，对美国有了进一步了解。刚到美国读书时，因为人生地不熟，加上那时候在洛杉矶没有总领馆，完全靠自己生存下来，也是一种挑战。(09:18)
[李小林]:而且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所以对美国也不是很了解。我觉得到美国还要感谢美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是他们帮助我渡过了两年的读书时间，他们对我照顾无微不至。如果今天我的儿子打电话说又出了什么问题，希望我们帮助他咨询或解决的话，我可以说全力以赴。而我在美读书时，全靠美中友协朋友们帮忙。当时有一对老夫妇叫富兰克和简.佩斯塔纳。每次我打电话给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有什么问题，就像今天我帮助儿子一样帮助我。我一直把美国作为很喜欢的一个国家，因为美国人民确实非常友好。
[主持人]:您接触到的美国人民是否都对中国人民很友好？
[李小林]:美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我们接触比较多，从1974年创会，一直到今天，始终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就美中友协来讲，他们经过几次分化，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紧跟文化大革命的朋友，因不太了解中国政治上的变化，脱离了美中友好协会。还有就是六四风波，有一些朋友因不理解中国政府采取的没有办法的行动，他们也离开了。还有就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不能说美中友好协会的朋友都是友好的，但是他们存在的各种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是中国人也有不同的想法。(09:21)
[主持人]:80年代初期，美国老百姓对中国是什么样的看法？
[李小林]:当时美国老百姓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非常友善。但是“六四”以后存在一些分歧，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这么讲，中美关系有很多问题，但是逐步走向了成熟，就像人和人开始交往时，从不理解到理解，最后到了成熟的关系。从开始有什么话不愿意讲给你听，因为怕得罪你。后来说话挑词，到最后可以直言不讳。我觉得就是这么个发展过程。今天的中美关系比70年代更加成熟，但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了。
[主持人]:如果让您来总结一下80年代整个中美的民间外交，您觉得是什么特点？
[李小林]: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的“六四”风波，这一段时间的确是很好的蜜月时期，当时双方淡化了意识形态，把国家利益放在了最主要的位置上。作为中美关系来说就是充满了玫瑰色。“六四”以后，这种意识形态之争显现出来了。
[主持人]:冷战思维是不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尤为明 (09:25)
[主持人]:冷战思维是不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尤为明显？
[李小林]:““六四”以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意识形态之争凸现出来，中国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显现出霸道的方面，他认为它的体制和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或者是最优越的，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学习和效仿美国的体制。但是他们忽略了中国特色、中国5千年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他们盲目的希望中国能够像苏联一样，我觉得这一点他们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形势。(09:27)
[李小林]:另一方面，我们几次接待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我跟他讲你们有你们优越的地方，我们也有我们优秀的地方，相互之间能不能多一点尊重，多一点宽容，也许世界就会变得很美好。我们也承认美国有很多先进的东西，但是你不要认为你是唯一。世界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才能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音乐也是七个音符才能组成更美好的音章。在十六大报告中，江主席一再提出来要淡化意识形态之争。每个国家有不同的体制制度，一个是相互学习，一个是相互包容。
[主持人]:90年代这样的环境中，民间外交活动是怎么开展的？
[李小林]:这里面体现一个创新，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70年代末，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有很多事情是按照传统模式、公式办。到了90年代以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要求我们不断要有新思维、新方式、新方法，所以在创新上就体现出来了一些新的做法。比如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民间外交工作，交朋友是为了和平，同时也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比较有特色的工作。友协把引进大公司，请大公司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一些慈善方面或者友好方面的事情。
[李小林]:这不等于我们丢掉老朋友，我们在不忘老朋友的同时广交新朋友。现在我们和美国花旗银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花旗资助我们4个项目，每年给我们几十万人民币的活动经费，其中有几个项目非常好。一个是培训西部地区的英文教师，我们在贵州、云南、广西共举办了三期培训班，组织边远学校的英文老师到省会培训，在教学方式方法和理念上提高老师的水准。(09:30)
[李小林]:另外就是花旗银行帮助我们培训入世以后的企业家，这些都是为经济建设做好事。我们的基金开始时只有200万人民币的注册经费，现在已经发展到5千多万。我们资助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友好交流项目，其中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领域。基金来源主要靠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外国朋友和中国朋友的支持帮助。(09:30)
[主持人]:9.11事件是不是中美民间外交一个新的契机？
[李小林]:我记得很清楚，我本来准备9月12日去美国访问，但是9月11日突然发生了9.11事件，这个事件对世界来说都是很震惊的事情，有3000多名无辜的人因为这个事件丧生了生命，也可以说是人类很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9月12日早晨我知道没有飞机可以飞往美国，但我还是到了首都机场，到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向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同情，作为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觉得美国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这么多人丧失生命，我们很同情他们，希望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尽快克服困难，从灾难中间尽快站起来。(09:31)
[李小林]:9月12日我没有走成，但是1个月以后，我还是如期踏上了美国的国土，我们到那儿参加美中友协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再次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同情之心，希望他们尽快从灾难当中站起来。我们还发出了很多封的慰问信到美国去。可以说9.11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契机。
[主持人]:2002年中美之间的活动是比较多的年份？
[李小林]:从新世纪初，我们的活动非常频繁，而且是你来我往，各种活动举办不断。新世纪初，陈昊苏会长设计了一个雕像，叫做“和平万岁”，这个雕像在进入新世纪的1月1号正式在友协花园内竖立起来，上面写着和平万岁，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但是在9个月以后就发生了9.11事件，说明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愿望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每个人都有和平的美好愿望，但是达到这个愿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据说您跟布什家族关系非常好，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李小林]:老布什几次访华都是我们对外友好协会邀请的。跟他接触的时间比较多，有时到美国去也会到他的家里作客。我觉得这个关系是非常美好的关系，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作为对外友好协会的副会长到他家里做客，而是作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当然我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思想，但是至少可以实事求是得与他交谈。比如美国炸我使馆以后，我跟他讲，我一百二十个不理解，如果美国标榜自己最讲文明、最懂法律，为什么会炸我们的使馆。他一再解释说，你一定要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一个人或者一组人的错误，而不是政府的行为。
[李小林]:他再三跟我讲，你应该回去跟中国老百姓讲，这不是美国政府有意炸中国使馆。我说不管怎么解释，把美国很美好的一面破坏了，你们的做法使我们很失望。由于炸馆，使中国三名新闻工作者牺牲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千万不要认为是美国政府有意制造的事端。这件事情过去了。我和老布什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交锋。包括这次海湾战争，我也觉得美国做得太过分了。
[李小林]:我们可以很坦诚的交谈。老布什称他在中国有很多朋友，但我是最敢直言不讳的。他常说我对他很坦诚，很友好，总是讲真话。这次在博鳌会议上，他去参加大会，他说70年代的中国，到处是灰蒙蒙的颜色，天是灰蒙蒙的，人穿得也是灰蒙蒙的，没有色彩，没有各种服饰的变化。今天中国的颜色是各种各样，发展是迅速的。他说从他接触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年轻的政治家都是充满活力的，他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很热爱中国，希望中国发展更加美好。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中美之间也有很多摩擦，就因为这些摩擦，在国内弥漫着一种反美的情绪，您认为今天说了这么多美国的好话，我觉得会不会担心被人当做亲美派？
[李小林]:我们也被有些人认为是比较亲美的，因为我个人在美国读过书，也在美国工作过，也有很多朋友，但是这一点不是我说的，是小平同志在他若干次讲话中间提到的，我们应该搞好中美关系。对美关系应该说是对外交往中间很重要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抗呢？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起了比较决定的作用。我也觉得美国在各个方面极其强大，美国应该认识到，要学会尊重别人。你哪怕再好，你也应该一视同仁的对待别人。
[李小林]:小布什在虐待战俘上道歉，在打伊拉克时美国自认为打得挺文明，但是伊拉克人民并不买帐，觉得美国很野蛮。中美关系也是一样，中美之间从方方面面来讲不应该作为敌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更应该交朋友。日本侵略我们，光南京就屠杀了30万人，我们还得讲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一定要将人民和政府区分开来。对于美国人民来讲，我们就是要同他们讲友好、交朋友。我不是亲美，而是应该实事求是，美国好的地方应该学习，不好的地方应该说明，甚至与它斗争。
[李小林]:但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就一定要成为敌人。就像陈昊苏会长讲的，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不能说对日做工作就是亲日派，对美做工作就是亲美派。应该从中国大局出发，应该搞好中美关系。回过头来看，中美贸易还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我们很愿意去了解美国人或者理解美国人，但是美国人民会不会同样理解我们呢？
[李小林]:我觉得美国人民很希望了解中国，但是能到中国来的毕竟是少数。我昨天在重庆开对外友好组织的论坛，其中就有美国代表团，在一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互联网和电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尽管如此，也取代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或者眼睛和眼睛的交流，这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交好朋友。
[李小林]:互联网通报信息很快，交朋友需要大量的时间，并不应该取代你亲自到这个国家来，亲眼看看这个国家的情况。我觉得美国人民非常想了解中国，可以说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万里长征才走了前几步，尽管我为此奋斗了30年，但还要继续奋斗下去。
[主持人]:从您个人角度理解，中美民间交往中间存不存在什么障碍？
[李小林]:主要还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就是冷战思维，不光美国人有，我们也有，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后，我们也抱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泛意识形态的思维，一搞就搞成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上去，这种思维我觉得应该避免，一定要找我们的共同点。如果我觉得我们的制度优越的话，可以用事实证明，争论很难服人。
[李小林]:80年代我们到美国，看到美国德超级市场确实繁荣。今天中国也有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在这点上，我们不说，美国也得看到这一点。改革开放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确实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美国也不要期望中国一蹴而就，中国的发展一定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不用说，美国国会也得承认我们的变化。
[主持人]:应该说意识形态障碍是谁讲得比较多？是美国人讲得比较多还是我们讲得比较多？
[李小林]:双方都有。但是目前来讲，美国更霸道一点，更强权一点。因为他有实力，对你压制的东西更多一点。但是我们也有这种思维，换句话说，这次在博鳌论坛上有一个女士给老布什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为什么每次总统大选之前反华声音就比较多，总统大选之后，反华声音就少点。这种情况怎么避免？
[李小林]:老布什很巧妙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跟你讲，在1972年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前，当时谈判中美建交时，我就问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既然中美要建交，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反美的声音，乔冠华回答道，你就把它当成“放空炮”。你不理它就过去了，你认真较真也于事无补。由此可见中美关系还在向前发展着。所以中美关系要从长远看，要看得更深、更远，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目前的这种状况。(09:46)
[主持人]:您认为目前中美关系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李小林]:我觉得最大的障碍缺乏了解，缺乏信任，就是要增加人民之间的交往。因为美国所有的官员都是民选的，如果老百姓希望中美之间加强交往的话，我觉得美国政府的态度会有所顾及，彻底转变不太可能，因为意识形态是很难转变的。
[主持人]:台湾会不会是中美之间交往的最大障碍？
[李小林]:台湾一直是中美之间交往的最大障碍，这次陈水扁所谓的民选，我认为是政治上玩的花招和骗局，目前台湾也正在重新验票。我认为陈水扁所玩的这一套把戏跟美国所推行的民选是两码事。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地。但是也不能否认，还有相当一部分台湾人是支持陈水扁的，否则这个骗局也玩不了。我们得实事求是的看待这个问题。美国人支持陈水扁，这跟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我就要从中美关系大局和中华民族利益上陈述问题，如果陈水扁宣布台独，作为中国人民来讲或者中国政府来讲，谁也不能答应他。
[李小林]:目前的现状就会被打破，美国就会卷入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当中。应该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这个角度做工作，一定要摆脱意识形态。美国认为台湾搞的是民选。美国在选举初期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混乱状态，但是至少是民选。美国就抓住这一点。我们可以讲，你这样刺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会把中国推到一个死角上去，大家都觉得无路可退的时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主持人]:那对美国人做一些什么？
[李小林]:我们完全可以讲通过美国做好推动大陆和台湾的交谈。谁都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美国早就解决了，就是美国在里边没有起太多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告诉美国，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都有底线，应该说明，你是不是希望我们中国大陆和台湾打仗，如果你愿意卷入这场战争的话，你是大错特错了。所以作为美国来讲应该在这中间起积极作用，美国目前并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只是希望我们维持现状。
[加州厦门学子]:我在美国工作，多年来一直自发的努力做民间外交，向美国介绍真实的中国，每当讲到台湾等历史问题时就理直气壮，但是每问到人权问题时，我的解释就显得无力，请问如何做这方面的解释？
[李小林]: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人权问题大大改善。我自己从1975年到对外友好协会，那个时候谈中国人权还是理直气壮的，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但是今天随着媒体的不断活跃，经济全球化，政治更加开放，很容易在网上或者在报纸上揭露问题，我觉得这有好的一面。可以更好地监督政府为人民做些事情，也可以更好地限制腐败现象的产生。说到人权，美国无非不是认为中国的官不是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的，或者这个党不是通过竞选产生的，它把这个作为衡量人权的主要问题在攻击我们。(09:52)
[李小林]:我认为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现状和中国发展的速度以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误解。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而言，我们不能说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有很大改善。
[李小林]:一个国家有自己政治上的需要，也有经济发展的需要，我还是认为我们的人权问题有很大的改善，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或者说做得很好，应该说还有做得很不足的地方，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还是可以理直气壮的讲。我觉得新闻媒体对一些问题的曝光、起监督也是大有好处的。不一定非要搞两党竞选，人权就改善了，我觉得这很片面。
[基层干事]:李副会长您好：如果我有意从事对外友好交流的工作，该到哪里的对外友协咨询，请教？不知欢不欢迎？需要我们自身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呢？
[李小林]:对外友好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团体，在全国有350多个友好协会，比如上海市有上海市人民友好协会，比如江苏省有省友协，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地方组织。另外我们还有40多个国别友好协会，比如中国美国友好协会，这些组织在全国都非常活跃，如果你想参与这方面的活动，可以同他们联系，这些组织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比如举办经济论坛，举办民间友好论坛，也可以举办书法、绘画展览会，也可以为某一位摄影师，把他照的世界遗产或者世界有名的建筑，帮助他们到世界各国去展览。
[李小林]:这位网友有哪方面的特长，可以跟当地的对外友好协会联络，也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络，我们对外友好协会有网页，可以了解我们的情况。
[了得]:民间外交普通老百姓有没有可能？
[李小林]:我们很多活动都是普通老百姓参与的。最近我们有一个代表团要到美国去，我们叫“实话实说”代表团，都是西柏坡和河北遵化人。美国UPS公司从2002年起，在西柏坡和河北遵化建了两所电脑实验室，为当地贫困学校赠送电脑，还帮助培养一些小孩子。美国六位联邦众议员夫妇和UPS的董事长亲手修建这个实验室。他们早上5点钟起床，一直干到下午5点钟。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报纸上有报道，难以想象这些美国国会的议员，就像我们的建筑工人一样，头上戴着安全帽，手里拿着工具，趴在地下、跪在地下工作了两天。
[李小林]:我们选了几个小学生和当地农民到美国去，我们叫实话实说代表团，就是他们到美国国会去讲中国，这已经是第三批了。前两批到美国见了60多位议员，就是农民讲改革开放，农民讲中美关系，农民讲教育问题，这就是民间外交。让老百姓参与民间外交，让老百姓跟美国议员讲中国的变化。当然不能说短短的几分钟讲话就能改变意识形态的分歧，但至少可以让美国议员了解中国。(10:00)
[主持人]: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是陈毅将军的儿子，对外友协是不是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
[李小林]:没有几个人，就我们两个人。我自己从1975年就到对外友好协会工作，我选择这项工作跟我父亲有很直接的关系，我这个人从小就比较喜欢动，比较外向。我当时到301医院做手术，只有14岁，我觉得白衣护士是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天天闹着上护校。我父亲跟我说，你太不适合这个工作了，你又怕血，又怕死人，你的个性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他认为我更适合搞友好，交朋友。
[李小林]:后来我选择了读英文，他认为我适合到友协工作。在这件事情上，我父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是很好的作用，因为他支持我选择了民间外交工作，使我能活跃在人民外交的舞台上，可以说我每天工作都很愉快。尽管我们这个工作不是属于能赚很多钱或者能给自己创造什么财富，但是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比物质上的丰富得多。
[主持人]:你15岁当兵也是你父亲的意思吗？
[李小林]:当时社会上流行上山下乡当兵，我父亲的意思是要我到湖北老家下乡，但是我看到我的很多朋友都穿上了军装，我就很想到部队锻炼。我自己报的名，入伍通知书下来以后，因为通知我到甘肃省兰州市去，我趴在地图上找，一看这么远，我就不想去了。后来我父亲说你选择了这个志向，你必须完成。后来我就坐上了火车，坐了两天两夜到了兰州，当时我们在一个地方集合，所有新入伍的战士一起到火车站，我在很远的地方看到爸爸妈妈来送我，非常感动。
[李小林]:我在甘肃呆了一年，青海呆了两年，我在部队里养过猪，种过地，跳过舞，但主要是从事测绘。我觉得这三年对我一生很重要，现在面临什么困难也不畏惧。而且在农场部队时淘过粪，出来一洗手就吃馒头。那个时候对我这一生中间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主持人]:您吃的这些苦，您父亲都知道吗？
[李小林]:入伍两年后探亲回到北京，觉得北京那么美好，因为青海只有一条街道，一个电影院，在部队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当时我爸爸拉着我的手说，手变得这么粗糙，很心痛，我觉得挺自豪。
[主持人]:您养猪的时候有多大？
[李小林]:只有16岁。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们小学、中学同学经常集合起来去劳动，自觉地接触社会，当时可能是一种革命的热情，我们自己就会自发到农村锻炼，帮助老百姓收庄稼或者捡麦穗，有很强的劳动意识。虽然在部队里要求很严，也很苦，但是还是很愉快的。
[突出重围]: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副主席，向当过兵的您致敬。
[李小林]:谢谢。
[主持人]:应该说像您这样的高干子女在那个年代一步一个脚印，所以您和您父亲都能赢得当之无愧的尊敬。当时去美国念书你父亲同意吗？
[李小林]:当时我父亲还不同意，因为那时候中美刚刚建交。我父亲还不了解美国社会，我父亲觉得我到哪儿读书都可以，就是不应该到美国读书。我一再的坚持，我说我一定要去，你不能阻止我。后来他不得不同意我到美国去读书。而且我读书的时候，他很担心我，因为当时就有不少人留在美国，我说你尽管放心，我读了知识还是回到祖国来服务，一通过硕士论文，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中国了。
[李小林]:两年的读书时间使我很留恋，确实打开了我的思维，使我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多不同认识。我跟我的儿子说你应该到外面读书，他说不去。他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今天我可以从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我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知识可以共享，但是你们那时候没有。现在大大不一样了，所以我不强迫他一定要出去读书，在中国一样可以学得好。
[大道无名]:您是高官子女，在80年代去了美国留学，现在也很多官员子女也出去留学，你觉得现在的高管子女和那时的有没有很大的不同？
[李小林]:我不想评论现在的领导干部子女到国外读书。如果读书对他的人生起到很好的作用，就应该去。我们第一代领导、第二代领导小平同志也在法国读过书，对于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社会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个读书在他的人生中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读书对我的人生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今天的领导人送他们的子女去读书，也许对他们来讲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不能单纯说好与不好。对于我儿子来讲，我本人觉得他不应该放弃到国外深造这样的经历，如果他本人不愿意去，我就尊重他的意见。
[主持人]:据说您刚从美国回来，你父亲当天就给你看了一部电影，第二天还专门让人带着在北京转了一圈，是吗？他给您看的是什么电影？
[李小林]:我刚读完书的第二天上午，我跟父亲讲，中国的树叶怎么没有美国的绿，我爸爸认为我是崇洋媚外。我父亲听了以后不太高兴，下午就请他的秘书开车在前三门大街走了一圈，意思是说看看我们新建的高楼，不是也有很多新气象嘛！晚上一定让我看火烧圆明园，我困的要死，还有时差。他认为中国这段屈辱的历史不能忘记。一个民族的崛起或者民族的强大，作为个人来讲应该感到很光荣、很荣耀，不能以为自己富了就行了，民族不强大，你自己应该说什么也不是，所以最主要的是国家的强大，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你作为中国人会感到很自豪。
[主持人]:您觉得您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李小林]:我觉得我的父亲在我心里就是父亲，他对我们可以说非常严厉，但是从内心深处对我们又十分的关心，让你时时刻刻体会到。可以说他当时身兼要职，没有礼拜六、礼拜天，我父亲说恨不得让我也工作七天，因为他每周是工作七天的，每天日理万机，所以他没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交流。他最多的时间就是在饭桌上跟我们沟通和了解我们的一些情况。(10:12)
[李小林]:我父亲这个人不善表达，对我们他不是很容易表达感情的这么一个父亲，但是他在你的生活中间又时时刻刻关心着你，在你人生重大的转折关头，他又给你很清楚的暗示。他既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们来讲又是非常好的父亲。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副会长作客新华访谈，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再次领略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承下来的传统，也让我们明白了民间外交的重要作用。祝愿你们在民间外交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绩，也期待着您再次到新华访谈作客。好，同时感谢网友们的关注和参与，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
声明：以上言论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