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失败的原因

讲中国历史,看历史知识,尽在讲历史网搜索>>日本明治维新成就亚洲强国而中国的戊戌变法为何失败?【内容导读】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十五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颁诏天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光绪被囚禁,其间12年,为光绪亲政时期。载湉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慈禧作…十三年(1887年)正月十五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颁诏天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光绪被囚禁,其间12年,为光绪亲政时期。载湉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慈禧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或被慈禧看作御座上的玩偶。慈禧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光绪经常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则傀儡。光绪临朝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仍把持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光绪在宫内、宫外遇到的困局,超过了他的先祖。光绪遇到的国际环境也与同治不一样。这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始向外扩张,进攻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东北;俄国也极力向远东、向中国东北和西北扩张;英、法等西方殖民者,更从海上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光绪皇帝面临国际、国内局势,亲政后10年间,在政治上最大的举动是两件大事:第一是在甲午战争中“主战”,第二是在戊戌变法中“求变”。第一,甲午战争,光绪“主战”。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19世纪80年代末,清政府的海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拥有大小70多艘军舰。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军舰20余艘,其主力舰皆购自英国和德国。南洋水师也有20余艘军舰,多系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也有购自英国的几艘炮艇。福建水师的20艘军舰是福州船政局生产,还有几艘购自英、美的炮艇。您可能喜欢:老照片推荐:为您推荐:热门推荐: 在甲午战后,国家面临危机之秋,光绪皇帝的思想受到刺激,逐渐在封建主义思想营垒中发生了摇动,对他们统治人民的“祖宗之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他力图探索新的统治妙方——学习外国,“发愤为雄”,对他们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一些改革以求振作,逐步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趋向。光绪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变法维新。 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依据康、梁等改良派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发布上谕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这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期间,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重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第整编74师被完全消灭。这一战役,开创了晚清历史上,有一个一直受到忽视而实在不能忽视的角色,她就是和慈禧共同垂帘的东太后慈安。在人们的印象中,慈安的身影似乎可有可无,她的存在仿佛就是个错误,她的垂帘更像慈禧的一个道具,至多也就是个令人同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每当一个皇朝取代另一个皇朝之时,前任君主总会被黑的体无完肤,甚至可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隋炀帝便是这样的结果。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常被拿来与商纣王和周厉王并列,来凸显他的荒淫和封建制度“封建制”也称“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封建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封建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最新话题最热话题热门文章推荐文章解密战史野史百科最新人物热门人物诗词成语传统故事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的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与历史启示是什么?
原因:(1)社会背景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的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不同:其一、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其二、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势力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不同:其一、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启示:1 革新,改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不改革只会倒退不会发展.2 继续擅长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对外开放了.3重人才,因为明治政府改革的成功,离不开像大久保利通这样人物的智慧,另外,日本一个使团出使西方学习的都是些脑子里有东西的人,对于中国来说,就是科教兴国,人才战略等等了.4要与时俱进才能赶上潮流.5 政府集权,才能领导落后国家飞速发展.6 现在落后并不可怕,只要全力改革,短期内可以超越.7 改革时不要把老祖宗的东西都扔了.改革是富国强国之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精髓,善于吸收和消化他国的科技成果,才能促进国家的进步和繁荣,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相信我国通过以后的改革会变得更加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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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答题热情真是超乎了我的预料啊。
106 个回答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这本书恰好我也读过,应该有资格来驳斥最高票答案。首先说明一点,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好书,但最高答案
的解读有许多微妙的误导性,或者说许多解读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围。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这本书的核心是验证若干解释工业化产生的假设是否具有解释力,比如制度和人力资源是否有助于工业革命。这本书除了讨论西欧外,也引证了一些中国和日本的数据作为横向比较,比如中国(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日本都有比较高的书籍印刷量。但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引用中日数据的时候,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中国和日本的某些数据看上去很好,却没有实现工业化?而且作者在全书中都没有回答这个疑问。再说一遍,这本书中所有引用的日本的数据不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可以实现工业化,相反,在这本书中日本和中国都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失败例子。当然,读者可以基于本书验证的理论和数据加以引申,但这些引申全都超出该书的论述范围,所以这些引申本身同样是需要验证的。另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地方在于,这本书只讨论哪些因素有助于实现工业化,但一个国家拥有某些更有利于工业化的因素并不直接等于这个国家更加“发达”,或者这个国家“领先”了。比如作者提出,一个国家如果在某些条件下人口较少,则更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因为在人口较少的国家,劳动力的工资更高,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相应也更高。所以人口是一个影响工业化的因素,本书也验证了西欧14世纪黑死病造成人口骤减对西欧的长期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显然不能说,西欧在14世纪病死的人比较多,所以西欧“领先”了世界其他地区吧?多澄清一句,我并不是那种认为不存在“发达”或者“领先”的虚无主义者,有一些领域是比较容易比较发展水平的,比如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识字率远胜当时的中国,粮食亩产亦胜于中国。但在比较制度,特别是对前现代社会的制度作比较时,使用所谓“发达”、“领先”等词语就需要非常审慎了。最后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整本书讨论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实现工业革命产生积极作用,这一点从书名上就能看出。但明治维新还是戊戌变法的成功与否和日本与中国是否会发生内生的工业革命并无关系。即使我们同意日本比中国处于更有可能启动工业革命的历史环境,或者承认日本确实领先了中国,也远远不足于解释“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如果真要说这本书和中国或者日本有什么关系,那么我读完这本书确实有两个疑问,不知是否有懂经济史学的人可以解答:1. 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分别拥有一些有利于激发工业革命的因素,却无法实现内生的工业革命;2. 中国和日本在20世纪是少数成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这一成功与两个国家在18、19世纪看上去更接近工业革命是否存在联系。
说一个可能令很多人非常反感的看法:日本实际上在明治维新前100多年就领先中国了,中国变革的相对失败以及后来的甲午战败都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有一本书叫《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作者范赞登曾是国际经济史学会的会长。本书依据现代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从人口、资本、制度和人力资源(知识)4个角度分析19世纪前,欧洲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虽然这本书主要解释欧洲的经济增长,但是相关数据和逻辑,也恰恰可以说明中国19世纪之前可能就已经落后于日本了。我们知道在前现代社会,困扰人均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社会可能会陷入马尔萨斯困境。晚婚晚育的西欧式婚姻,被称为“现代婚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婚姻方式极大的降低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有助于社会拜托马尔萨斯困境,所以婚姻制度(家庭)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研究,日本在18、19世纪就有大量女性选择22-25岁左右结婚。中国出现这种婚姻方式可能是新中国以后的事情了吧,之前中国民间阻止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方式,应该就是选择溺死女婴吧。因此其实中国很早之前婚姻制度上就落后日本了。资本(投资)和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两个重要因素。在前现代社会,资本的利率恰恰是衡量资本稀缺程度,和政府制度可置信性最好代理的指标。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政府政策的可置信性。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财政收入和中国差不多,这种国力和税收的巨大差别,并不只存在于中日间。在欧洲,荷兰、英国等国的税负水平一直也高于西班牙、法国等国,而后者经济相比于前者往往是落后的。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有效的制衡,就会想方设法的攫取公民的财产。公民明白只要自己交税的时候没有隐瞒财富,以后的征税负担会加重,因为政府承诺以后不增加税收的承诺是不可信的,没有人可以制约政府之后违约的行为。因此政府权力收到的约束越少,其税率就会越低。政府除了征税的时候政策违约,欠百姓债的时候也会有债务违约,而债务违约的概率越高,自然贷款的利息就越高,因此利率可以很好反应政府政策的可置信性。一个政府的权力收到更多的制约,可以借的钱越多,征的税也越多,因此收到制约的政府反而可能力量更强大。同时利率低投资的成本更低,因此低利率是资本和制度很好的代理变量。可是根据研究,日本在18世纪的贷款利率就在12-13%左右了,和今天中国的民间贷款利率差不多,而19世纪上半叶(1850年以前),利率甚至在8%了。这个利率之低,可以很好的说明甲午战争中日本战争债没有用完,而清廷战败后由翁同龢主持发行国债,居然没有老百姓买。最后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这两项应该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不然经济增长会陷入停滞。如果以每年出版的新书量代替知识,那么日本在18世纪年出版量就是中国的两倍以上了。更为恐怖的是日本年的人均图书量,和当时俄罗斯差不多,此时你还觉得100多年后日俄结果出乎意料么?所以中国文化的落后,其实是很久的事情了,而且不仅落后于西欧(年出版量是中国的10倍以上),居然还落后于旁边的日本。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中日之间在19世纪前没有多少差别,熟练工工资与非熟练工工资的比值(以下简称“工资比值”)都算比较低。工资比值反应的是熟练工的供给水平,因此可以很好的反应社会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中国工资比值非常低,甚至和同时期的西欧差不多,可问题是中国工资比值的南北差距明显。南方熟练工的工资明显低于北方,可是南方的经济明显高于北方,因此对熟练工的需求也高于北方。熟练工在南方的技术溢价只有40%,而北方在100%,所以可以发现是中国严重的地域人口流动管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资比值的异常低,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本在19世纪以前可能就已经输给日本了,所谓工匠精神的差距根本不是短期的事情。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人口、资本、制度和人力资本(知识)4部分,在1800年以前日本几乎每方面都比中国强,因此中国制度、经济、文化以及战争的相对失败,其实具有非常多的必然性。可能这个结论伤害了某些人的虚荣心,可是也许正是这种自大,才让印刷术的发明国的年图书出版量,居然低于旁边一个人口远小于自己的国家。我知道肯定有没有读过一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人要在回复中驳斥我,或者质疑世界经济史学会会长的数据,呵呵。当然如果你依据专业知识质疑我的猜想,对原书数据的解读,我是欢迎的;但就不要用李伯重的大分流理论了。················································································································我很不理解姜源驳斥我的逻辑,看的我一头雾水。。。首先我原文说了这是自己的猜想,自己只是引用了原书的数据,所以我这不是误导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吧。。。我论证日本人口改变用的是婚姻制度,姜源以黑死病为论据驳斥我不合适吧。我知道原书认为黑死病作为一种外生冲击,造成欧洲婚姻制度(还有继承制等)一定程度改变,还造成了劳动参与率提高,这些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可是我并没有认为劳动力稀缺就是进步,而是认为劳动力稀缺的制度原因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相比于溺婴),所以我很不理解姜源用黑死病反驳我的猜想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认可的是外生冲击的果,而不是外生冲击本身。。。至于原书多次提到中国的数据不错,问题是所谓的“不错”是和阿拉伯世界比,并不是和西欧(北海国家)比,而且往往用的是中国南方地区的数据。我也像姜源一样,希望大家读读原书,看看原作者到底是客气,还是中国的各方面数据真的不错。具体而言全书共9章,每个部门只讨论一两个问题,总的而言涉及和中国比较的,无论利率、书籍产量、婚姻制度、劳动市场参与率、人力资本,中国和欧洲都是差距十分巨大(其他的公共品、税收制度等没有好的数据比较),相比于日本也有差距。其中西欧是中国书籍年出版量至少10倍、劳动参与率至少20倍、利率低3倍,这些真的能算“不错”么?唯一稍微不错的是人力资本,可原书最后一章专门解释可能原因是劳动市场扭曲。原书作者是认为中国不错,可这样的水平如果算不错,我没话说。。。至于原书只是谈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这是当然的,因为原书大部分环节没做严谨的研究因果关系,只是简单的二元回归,说是积极作用应该是作者的审慎态度吧。我自己也在开头第一段用词是“一定程度”,我没说这是充分条件啊。。。最后姜源提到的疑问,关于日本的部分原作者似乎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吧,他觉得日本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且年是少有的人均收入增长国家之一(30%)。以上数据基于记忆,可能有个别出入,但应该不影响结论,就这样吧。。。
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一篇回答肯定是无法真正的讲清楚这个问题。我尝试着尽量简单的说说这个问题。明治维新能够成功,而中国近代的历次改革和革命却都以失败告终,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幕藩体制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体制,而幕府和幕府将军,也不是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由于有天皇的存在,幕府将军虽然是实际上的国家权力掌控者,但是并不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因为名义上的天皇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幕末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倒幕运动导致幕府的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幅降低的时候,倒幕派自然而然的搬出了天皇来质疑幕府统治的合法性,而不是谋求建立一个新政权。所以,在我看来,明治维新是日本重新确立更加稳固的中央集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过程。但是按照这种看法,清政府作为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其集权程度更高,对于地方上的掌控能力更高,其中央集权体制更加稳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集大成者了,解决了之前历代政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按理来说应该能更加容易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为何屡次都失败了呢?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中日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两千年间,皇帝的姓氏在变,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却相对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的谜底。 但从晚清末年开始,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基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侵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特别是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最后被废除,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后者大多成为土豪劣绅。这实际上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 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 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岁月里,呈现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局面。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就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当时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不仅仅是列强的入侵,而是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进入导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也就是说,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中国社会的这种社会结构在1840年开始解体,原有的中央集权体系已经开始崩溃,所以中国近代的主要任务,其实也是在重建一个具备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央集权政府,所以如果你认为清末的中国还是中央集权政府,这大概是你的错觉,特别是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地方上开始组织团练武装,这基本上标志清政府开始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而这个问题在东南互保时期更为突出。同时由于中国的国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重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过程显然更加困难。代表旧势力的地主阶级和代表国外资本的买办们仍然是巨大的阻碍力量。由于外国资本的冲击,传统的地主阶级也无法转变成为工厂主或是资本家,只能继续剥削农民,然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大。当我们了解了中国的情况之后,再去看看日本情况,就很好理解了,对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来说,一是地方上仍然拥有相当的自主性,幕府的中央集权统治并不稳固,而由于天皇的存在,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在名义上拥有比幕府将军更高的合法性。我们可以发现在明治维新中,特别是包括之前的倒幕运动中,转折点是大政奉还,因为从此天皇在名义上重新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只要这样地方各藩,特别是西南的萨摩长州两藩,才能名正言顺的出兵与幕府作战,而不是被认为在谋反对抗中央政府。而在戊辰战争结束后,代表着日本传统社会结构的幕府体制彻底解体,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这时候日本人不再认为自己是土佐人或是萨摩人了,而是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在这之后,新的明治政府又通过西南战争彻底解决了地方上拥兵自重的问题,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才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而明治维新中,几个核心的改革措施,包括土地改革,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税收改革等等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支持,因为在土地改革中,必然要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而税收改革也要触动一部分的利益,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了,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比如废刀令的颁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基本的秩序,很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从而葬送倒幕运动的成果,最典型的就是明治政府与地方势力矛盾集中爆发的西南战争。而对于中国来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等,第一无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应对当时的总体性危机,第二无法改变中国传统的财税体制,政府的财政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第三缺乏一个真正具有感召力的意识形态,甚至连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权威都建立不起来,而日本好歹还有个天皇。这些问题则在蒋介石通过军权夺取政治权力的四一二事变之后,反而更加的严重了,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当蒋介石选择依靠大地主和买办阶层进行清党摧毁了国民党基层组织之后,国民政府就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基层的控制能力,那么上述这三个问题自然都解决不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也就不可能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其实也是靠着自下而上的倒幕运动摧毁了原有的幕府统治。评论里和其他答案里有很多人说,诸如当时日本的识字率,对于西方的了解程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些的都只能称之为助力,只是能够加速日本的近代化,但是这些助力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确保社会的基本稳定。如果我们只看晚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其实可以发现晚清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抉择,如果它不从骨子里更加接近西方,它一定会被西方吞没;如果它试着从骨子里去接近西方,它就无力再维持自身的存在。晚清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实际上一直至今有余波。这一点在五四前后表现得极为突出,而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和矛盾——不全盘西化无以救中国,全盘西化则何谓中国。而日本呢,则是走具有日本特色的西化道路,其实这种TG走得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在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利用西方的理论解决问题。只不过多多少少会留下些后遗症,这就是后话了。而日本在之后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其实是和所谓的明治维新的改革不彻底,个人认为没有任何关系。(刚才我和亲爱的
同学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说没有关系是很偏颇的,严格来说是有关系的,因为旧的军事贵族还在,所以改革还是不彻底的,但是并不影响下文的论述,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所谓的彻底改革也是不存在的。)首先,日本是一个岛国,这就意味着,他的人口,资源都是比较少的,国内市场也很小,因此,随着日本工业化的不断开展,势必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市场,本国没有怎么办?那就只能去开拓殖民地了。但是呢,日本是一个后发工业国,明治维新正式开始的时候都已经是1868年了,那时候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已经被瓜分完毕了,包括德国在内都分不到阳光下的地盘,只能夺取些太平洋上的小岛。所以为了继续工业化,扩大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唯一的途径就是和先发工业国争夺殖民地了,因此,日本现实通过甲午战争夺取了朝鲜和台湾,在一战中又夺取了德占青岛与德国的太平洋领地,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那么怎么办?一是入侵中国,二是夺取东南亚,接下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日本人在二战中把这俩件事都做了。而这也是后发工业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德国也遇到了,美国也遇到了(现代美国的建立其实是1868年北方联邦吞并了南方),意大利也遇到了,但是为什么只有德意日最后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虽然美国的那块地的地理条件非常好,本国的人口够多,面积够大,有非常大的本国市场,同时资源也十分丰富,但是即使有这么好的地理条件,美国还是在南北战争后进行了对外扩张,一是美墨战争夺取大量领土,二是美西战争确立了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地位,同时又获得了菲律宾,使得美国在亚洲获得了立足点,三是吞并夏威夷,最后是通过二战获得了大量的海外基地,肢解了英国的殖民体系。你看,美国就算是有这么好的地理条件,但是作为后发工业国还是要进行对外扩张,与德意日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吗。所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是后发工业国所共同面临的现实情况,严格来说并不是因为明治维新的不彻底。夜深至此,就此停笔,欢迎大家讨论。
中日近代殊途试析之客观的说,中国在被卷入西方文明的体系后,表现的算是不错——惨是惨,但比之全国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呢?比之四分五裂的奥斯曼土耳其呢?比之一度灭国的波兰呢?好像还可以吧?但为什么回忆起那段历史,中国人总觉得憋屈呢?这事得看和谁比——和那些国家比,中国挺好的,和日本比就完了。和日本比,有点儿苛刻。因为日本的崛起是一个奇迹——德国也崛起了,但毕竟他深受神圣罗马帝国的遗泽;俄罗斯也崛起了,但毕竟他离欧洲中心很近;美国也崛起了,但毕竟他站在英国巨人的肩膀上——日本呢?这样一个位置偏远、没钱没人、资源匮乏的国家,用短短50年成为了世界一流强国,这样的事,不敢说后无来者,却也前无古人了。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刺醒,是1840年,日本被“黑船”打开国门,是1853年。就两者开始全面接触西方文明的时间来看,中国比日本还早一些。但为什么两国的近代史道路迥异,以至于到了今天,中国也只是靠规模带来的综合国力才略胜日本而已,若探究社会发展程度,仍是远远不如呢?单个的人也许存在强弱,但民族不存在优劣——3000年前被犹太人描绘为天堂的伊甸园,如今是伊拉克腹地荒凉的沙漠;2000年前被罗马人严重鄙视的日尔曼蛮族,如今是工业4.0的技术先锋。日本人不比中国人优秀,中国人也不比日本人强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中日两国近代的差距呢?第一是政治体系不同。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这不是废话吗?难道中国不是封建国家——中国还真就不是封建国家。如今我们熟知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依据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而创立的,这个“封建”和我们要谈的“封建”不是一个东西。所谓“封建”者,“分封建制”也,中国古代,这个词意是,天子依爵位高低将领土分封与宗室或功臣。这种制度存在于周王朝和早期的汉王朝,而秦、汉武帝“推恩令”后的汉一直到清,都不是封建王朝,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国,是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每一份微小的单人力量,形成国家意志,国家越大,此种意志越强。而封建制度的存在,正是因为人们没有掌握帝国这种组织形式,庞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让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尾大不掉。所以,中央政府不得不把权力逐步分解下探,以利于统治,结果呢,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被稀释了。古埃及、古罗马、古中国等等帝国们,在识字率、农工技术、政府效率等诸多方面做到了农业社会的极致,才得以进入帝国时代。简而言之,帝国是远比封建国更加高级的存在,直到工业革命的出现——由于人类技术的迅速进步,封建国家规模小、能量弱的劣势被工业的洪流填平了,在这股洪流中,封建国船小好掉头,化整为零,顺流而上,反而成为了弄潮儿,而帝国呢,在被赶超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日本就是这样的封建国。不对啊,日本不是有天皇吗?天皇不是皇帝吗?日本不是帝国吗?这正是人们对日本的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日本人自古就对天皇极其狂热,随时可以为皇道乐土刨腹自尽。错。日本天皇万世一统,并不是因为天皇的强大,恰恰是因为天皇的弱小。日本天皇出自古邪马台国,后被架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皇就和曹操手中的汉献帝一样,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同时,日本社会还处在君权神授的原始时代,天皇在二战后才放弃自己的神格,不似中国,帝位有德者居之。所以,在日本政治家看来,做掉天皇要犯下百姓眼中的“弑神之罪”,而自己的权力又不会增加,这买卖不合算。既然天皇没统治力,在这个历史时期里,谁在统治日本?幕府将军。有实力的政治家会请(或强迫)天皇授予自己“征夷大将军”之职位,有了这个职位,就可以为天皇代理国政,至于“夷”到底是谁,没人关心。从1192年的镰仓幕府建立,到1867年德川幕府倒台,这700年漫长时间里,日本的真正主人都是幕府将军,而绝非天皇。幕府就是日本最大的领主,其下,有众多的封臣,封臣地被称之为“藩”。藩不大,和今天一个城市差不多,在农业社会中没什么力量,但也正因为小,藩民反而有归属感、容易团结、唇亡齿寒、相濡以沫。日本国门洞开时,德川幕府已经岌岌可危,其下众藩受幕府压榨,同时也各自为政,互有攻讦。为了在斗争中占有优势,各藩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和技术,出现了所谓“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强藩。而此时,700年来一直受幕府钳制的天皇也终于“多年媳妇熬成婆”。明治天皇利用各藩的力量和西方的先进技术、制度,把幕府将军彻底打进了历史教科书。所以,明治维新绝对不是什么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暴力革命,大权旁落的天皇和受尽打压的众藩团结一致,做掉了不可一世的幕府。幕府倒台后,日本出现了权力真空,众藩中没有压倒性的力量,君权神授的天皇面对权力当然却之不恭。以工业革命技术为后盾,日本一夜之间从封建国升级为帝国。在帝国体系之中,日本青云直上,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那么中国呢?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中国是一个臃肿的巨人,西方文明带来的痛感,要经过漫长的神经组织才能刺激到大脑。日本的某位智者了解了最新的火枪技术,告诉藩主,藩主就可以学习建造,而就算中国有同样的智者,同样尽职的官员,一层层打报上去,清朝都灭亡了。中国皇帝没有大权旁落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想到利用底层力量,反而时刻提防着人民,就算有光绪这样还算聪明的皇帝,手下也没有众藩,只有书生意气的戊戌六君子,打草惊蛇,一败涂地。幕府倒台时,日本有天皇继承,而清帝退位时,中国无领袖接任——革命党不服袁世凯,北洋军鄙视孙中山。老袁签了二十一条,琢磨过来了,咱们帝国有力量,还得学日本,于是自己要当天皇,但人家的天皇毕竟熬了700年了,又是神,你呢?结果死的很惨,生为护国能吏,死为窃国大盗。风水轮流转,上局游戏中你的优势,很快就会变成下局游戏中你的劣势。日本特殊的政治体系拯救了他,而中国原本先进的政治体系却害了他。第二是文化基础不同。何为中国?古人云,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诸夏用夷狄礼则夷狄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总结出一套特殊的文化体系,用以支撑庞大帝国的内核。慈禧嫌弃火车动了先祖的龙脉,因为中国用祖先崇拜代替宗教信仰。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因为中国以道德规范代替科学技术。在历史上,这些特有的中国文化维持了帝国、尤其是帝国下辖各地方的长治久安,因为在农业社会中,宗教本就比祖先虚无,技术也没有道德有用——反而是玩物丧志呢。这套复杂的系统影响到方方面面,甚至成为选拔人才的方式——汉举孝廉,隋唐其实也是举孝廉,只不过要用文章写出来而已,可没听说过谁木匠活干的好可以当官的。所以当西方文明冲杀进来时,中国人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而日本可没有这样的政治正确,正如邓公所说,在日本人看来,不管白毛黑猫,抓住耗子,做成寿司,就是好猫。日本的封建体制,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似。幕府下有众藩,众藩下有武士,武士正是日本社会的核心阶层。由于社会发展的落后,日本的文武政治还没有分家,武士是卫兵、是军队、是谋臣,是一切。他们勇猛好斗、质朴刚毅、轻视生死,但是他们为谁负责呢?为自己的领主,而绝非其他人,更不是天皇。日本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武士为给自己的领主报仇,去刺杀更高级领主的事情。喊着万岁冲锋的日本兵,是明治维新以后才出现的。在国门打开的初期,日本还没有形成国家统一的文化思想,武士阶层心中也没有中国这样的华夷之辨,对于新思想、新技术,他们抱有一种朴素的功利主义态度,既然西方的东西好,我们就学吧,就像当年学中国一样。简而言之,中国自成体系的文化支撑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在遭到更先进文化的入侵时,开始负隅顽抗,而日本没有这种负担。实际上,明治维新中的著名人物,比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都是武士出身。当然,明治天皇这样的大人物,自然要做一些过河拆桥的大事情。明治维新后,天皇发布《废刀令》,将武士对藩主的效忠转为对国家的效忠——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武士的工资条从藩主手里转到天皇手里就行了。何况,武士之间也有层级,推翻幕府,要靠藩主,推翻藩主,要靠上层武士,推翻上层武士就要靠下层武士。天皇远交近攻,不亦乐乎。随后,伴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律法和教育开始发挥作用,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由一个武士对领主效忠的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全民对天皇效忠的帝国社会。此时,融合武士精神、儒学、神道教等元素的日本文化体系成型了——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帝国的精神支柱,而一旦破坏这种文化体系,日本帝国也就和当年的中华帝国一样,不堪一击了。日本的幸运,在于西方文明进入时,全民认同的文化体系没有形成,自然也就没有壁垒。而中国的不幸在于,自身优越的文化体系在遇到更优越的体系时,不甘于失败。在世界近代史中,中日两国的迥异,恰在于中国的特殊的先进和日本特殊的落后。
因为统治阶层的全面换人了(倒幕派),他们的最高利益基本一致。不一致的基本上都打倒了。
最近看文献、看论文的过程中,偶尔也想想这个问题,有那么小半年了,现在还不敢作出什么完整的论证,待过个一两年再说。不过,可以把我现在的一些心得简要的讲讲,有幸的话,可以跟各位只有讨论讨论,促进思考。另外,我也认为我以下要讲的内容,或许很少有人考虑到。明治维新成功与近代中国革新不利这个问题,基本上来说是可以这么认定的,虽然走向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对于日本究竟算什么样的成功还可以再论。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三个视角并行,并且需要从十七世纪开始观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19世纪;在空间上,关照世界史的基础上,主要着眼于整个东亚区域。三个视角分别是:第一、十七世纪以来的世界史视角。第二、十七世纪以来的中国史视角。第三、十七世纪以来的日本史视角。当然,这么宏大的课题,需要很多知识储备才能理清楚,作出有效论证。反正我现在觉得自己还不行。具体来说。首先,世界史视角。十七世纪,西洋势力全球蔓延,但是早期的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在衰落,荷兰正在从海上崛起,而沙俄开始从陆路走向远东。十七世纪在东亚海域唱主角的西洋势力是荷兰,与中国明清两朝、日本、东南亚都有着贸易往来;在北方苦寒之地唱主角的西洋势力是俄国,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这件事影响深远,稍后会单讲),沙俄势力东及鄂霍次克海域,开始触及日本北方虾夷地(今千岛、北海道)。回过来看中日。日本,1600年“关原之战”,德川家康大胜丰臣氏,随后就任征夷大将军,江户开幕府。初期外交上,一是力图消除丰臣秀吉侵朝鲜带来的负面效应、争取与中朝关系正常化、并畏惧着中朝对日本的报复,二是对外实行“朱印船”贸易、积极对外贸易交往。但是,二者皆受挫,中朝继续警戒日本,西班牙、葡萄牙主导的天主教也在日本国内积极渗透,威胁武家政权。因此,从十七世纪初开始,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开始走向锁国(具体不讲了),1638年发生天主教徒为主的“岛原之乱”,随后德川幕府彻底完成锁国,驱逐西、葡势力,只保留在长崎与中国商人和荷兰人的贸易,荷兰人更是被限制在“出岛”。但是,小小一“出岛”,造就“兰学”(西洋学识)兴盛,对日本后世影响深远,暂且不表(日本维基:)。总之,日本在内外危机中,走向内部整合。到十七世纪末,出现了幕府治下的短暂泰平景象。此时,日本内部的文化思想领域,呈现出特别的变化:大陆所谓的“华夷变态”,刺激了日本人的“尊荣”,“日式华夷秩序”开始萌生、蓬勃发展。中国。明清交替,大家很清楚。但是,清朝建立以后,东亚局势是什么样的呢?南方平三番、收台湾(荷兰等西洋势力早前被明郑驱逐),东北拒沙俄,西北收回疆,西南定青藏,康乾盛世正在开启。古老“天下”世界的王者之气,正在进行着最后的繁盛。进入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东亚世界的天翻地覆开始初现端倪。首先,还是世界史视角。新兴英法俄,迅速全球挺近。俄国经彼得大帝改革,对外扩张也在积极进行,远东陆路南下被清中国强力阻止,只好从远东海路鄂霍次克海域、勘察加寻出路,从日本北方迫近日本,并在该世纪后半叶屡次遣使日本,成为第一个踹门日本的西洋国家。英法印度之争,在1757年的普拉西之战中以英国的胜利落幕,英国力量随之东进东亚。加上18世纪末立国的美国,西洋军舰、海洋探险调查船、捕鲸船时常出没东亚海域。日本。承平未久的日本社会,被迭次出现的异国势力吓坏了。首先是北方俄国迫近虾夷地,当时日本社会还盛传俄国会侵入日本(荷兰商人带来的欧洲消息),日本内部迅速做出了反应,林子平、工藤平助、本多利明、近藤重藏等一大批日本(武士)学者著书立说,呼吁幕府开国、强(海)军、开拓虾夷地等,在深重的危机意识下对西洋力量及时做出了反应,虽然他们并不清楚的明白这对后世意味着什么。幕府在内外交困中,不得不谨慎的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在北方虾夷地迅速拓进力量,抵御沙俄南下(背后很多内容,不讲咯)。思想领域,朱子学、国学(神道学)等大放异彩,新井白石、荻生徂徠、本居宣长等思想家迭出。总而言之的状况就是,日本是最牛逼的神国,天皇是神,什么夷狄化的清中国和西洋南蛮都不如天照大神的子孙的国度“日本”;在内部政权构建上也逐渐明确了将军权利来源于天皇的“大政委任说”,即天皇》将军》大名的构造,这为明治日本建立的基础——幕府将军“大政奉还”打下了明确的思想基础。中国。大小和卓、准噶尔叛乱被平了,康乾盛世到顶了,西洋再牛逼,此时到了东亚也撬不动了。1792年,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使者马戈尔尼见到老态龙钟的乾隆皇帝不想跪,最终半跪着还是跪了。好了,一个重要的总体认识来了。十七、十八世纪,对于中、日、西洋三方,清中国正当老大帝国最后的鼎盛,西洋势力初期东渐并未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所以早期中西交往史中地位很重《尼布楚条约》签了也就签了,沙俄只能往更苦寒的北方绕道走;然而对于日本,西洋势力东渐边缘的微风感觉就像快要了老命了,所以早早的开始开眼看世界,在兰学和“黑船”威胁的双重交织下,在惊惧中对西洋生产方式等东西开始产生了兴趣。对于日本,新时代的“种子”种下了。十九世纪前半叶。世界史视角,简单而言,工业化的英法美俄肆虐全球,深深的渴望介入地球上最后一块脱离于西洋世界的古老而富裕的东方,好好的捞一把。什么火炮,蒸汽船技术也更强大了。当然,在西洋人的眼中,彼时的东方肥肉只是中国,“日本?是什么?能吃吗?好吃吗?够吃吗?蚂蚱再小,也是肉,可以咬一口。”日本。异国船的威胁越来越强了,怎么办?幕府“异国船薪水给予令”和“异国船打拂令”之间徘徊,强化锁国又不得不积极应对西方。神国日本继续发酵,夸张的意淫也已经到了天际,“尊王攘夷”宇宙第一强国指日可待。(这样调侃有些过分,日本人有其执念,颠覆东亚的天下,自己做老大,从六世纪日本天皇就在开始做这个梦,第一次梦断“白村江”,后来深深留在日本人心中,化作了可能会膨胀成魔鬼的执念,第二次梦断“朝鲜”、丰臣秀吉失落而死。)思想领域,佐藤信渊、吉田松阴、最后的幕末志士,承前启后。懒得敲字了:佐藤信淵は『宇内混同秘策』において「凡ソ他邦ヲ經略スルノ法ハ弱クシテ取リ易キ処ヨリ始ルヲ道トス今ニ當テ世界萬國ノ中ニ於テ皇國ヨリシテ攻取リ易キ土地ハ支那國ノ滿州ヨリ取リ易キハナシ」と述べ、出雲松江や長州荻、博多から朝鮮半島を侵略するという具体案を提示している。さらに「武力によって満州、支那、台湾、フィリピンを攻め、南京に皇居を移し、全世界を全て皇国の郡県となす」という記している。吉田松陰は「朝鮮を責めて、質を納れ、貢を奉ずること古の盛時のごとくならしめ、北は満州の地を割き、南は台湾、呂宋諸島を収め、進取の勢を示すべき」「国力を養ひて取り易き朝鮮、支那、満州を斬り従えん」と獄中から弟子たちに書き送り、弟子の桂小五郎は征韓論を唱え。(日本维基:国学)。1842年,清国败给西洋了,日本再次吓坏了。1853/4年,佩里提督“黑船”再一吓唬,幕末开国了。正式开国了,在狂妄的信念中,日本人求知若渴呀。萌生的种子开始破土了。中国。康乾盛世余晖落尽,王朝中后期的腐朽、迟重、混乱。1840年,丑态毕现。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开眼看世界了,不过这才几人呢,“天朝上国”威严受损、余威仍在,内部权利纷争不断。新时代的“种子皮”开始初现了?第二个总体认识需要总结一下了。十九世纪,倨傲、庞大、迟重的中国承接西洋东渐的最大力量,尽管如此,对于“天下”世界中的强盛中华还没有打击到底,政府、知识人的危机感还不够彻底,内耗还很严重。但是日本,比中国更早感受到威胁,却又延后受到重大的冲击,加之“尊王攘夷”也好、“开国”也好、看到西洋干趴中国日本找到了圆梦的希望也好、还是内部政争西南四强藩与幕府对磕也好,早早在日本社会酝酿的“趋同的”意识在幕末成了主流,“大政奉还”到明治维新并不是什么革命,只是日本在旧酒、新酒混合的状态下迎来了新时代而已。再说中国,晚晴及至民国,中国的社会都未能良好适应这个世界新风向,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理解,不多扯了。——————————————————————————————澄清第一点:在“天下世界”与西洋国际体系的对接中,中国的反应是没有办法不迟缓了。“天下世界”是没有民族国家的,只有中心到边缘、由华到夷、有强到弱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秩序(大概可以这么说吧),所以中国的世界西洋人不好懂,西方兴起的“国际体系”中国也不好懂。然而,日本有其特殊性,在传统东亚的“天下世界”中,由于岛国而游离于边缘,能得其惠,也因此早早的形成了却别于“他者”——“中心中华”的“自我”意识,民族国家的因子形成的很早,所也对接时天然地也更容易切合。中国的“民族国家”初构建,大概可以说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1905年(?)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呈现除了摒弃“天下世界”而独成一主权国的情势。澄清第二点:近代以来西洋牛逼在哪里,民主?自由?平权?统统都不是,虽然现在是潮流,也很有意义。牛逼在于,工业化的新生产方式,以及随着而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与之适应的社会体系。——————————————————————————————最后巴巴两句。以上主要提供视角,也尝试做了一些解释,扯开去讲会有很多有用的没用的说法。而且,涉及面太广,诸多面向讲的极简,并未充足考证所以也不完全准确。若有知友看出问题,请指正;若有想法,请提出、添加。
前言--------不知何以为兴,焉知何以为衰   近来的东瀛,热闹得很,修宪称军喊万岁,眼花缭乱,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鬼畜米国在四岛上空投了什么兴奋剂、搞了什么生化试验。说起来,战后的日本,脑子里叨念着“皇国”、“皇军”可是好几回了,世人通常把它怪罪为“军国主义思潮”,不过在我看来,这只缘于一个因素,或者说四个字----------“刻舟求剑”。  在日本人眼里,古代的“神国史”不算,自打近代以来,真正舒坦的只有明治时代-----大正这个呆子治理下的脚盆鸡有了皿煮,可也来了贪腐,经历过的人都骂那是最黑的时候;昭和就不提了,亡国之君有什么可说的。还是明治大帝那光景好--------人才辈出、国威赫赫,打哪儿哪儿服、做啥啥成,几十年把日本从半殖民地搞成世界大国,简直是开了挂啊!自打明治以后,日本人一过得不舒服,就想去找明治大帝看看有木什么精神遗产可挖---------上世纪20年代末,日本人觉得那些鸟政客贪污腐败,弄得国内贫富差距太大,想出的法子是什么?读《古事记》、读西乡隆盛等维新三杰的传记,说白了,就是找明治去;后来到了90年代初,人陷入“失去的十年”,NHK拍了什么纪录片-----------关于“明治人”的,还是找明治。要说现在的日本人想着天皇元首制、想着国防军、想着“帝国”全是因为军国主义,那倒真有点冤枉人家,人家就是想重新过得舒坦点,好像只要人人学“明治人”,日本就又能冒出一堆伊藤博文、大山岩、东乡平八郎来,又能“心想事成”地过上好日子。  遗憾的是,这其实只是“刻舟求剑”而已,没有战略头脑的鬼子从来就不知道:他们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和科技背景下的“历史插曲”;他们的的确确只是因为中了一张“历史彩票”,所以才有了那100来年的“大日本帝国”风云;“明治人”只是他们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还是那占比不太大的一块;他们只看到自己因战而兴、因战而败,只看到30年代的“失策”,而不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从他们崛起的那天就定下的宿命。  一切的一切,都还要从大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不那么关注的一个盟约------英日同盟开始说起。一 万里之遥,疆土怎保?----------约翰牛的忧虑  为什么要说起英日同盟呢?因为事实上,脚盆鸡能有当年,完全是拜大英帝国的霸权所致。 龙腾网 龙腾网 - 倾听各国草根真实声音,纵论全球平民眼中世界  我们一起来重新回顾一下19世纪的风云激荡吧,19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用彭总的说法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到欠发达地区,“架起一门大炮,就能统治一片土地”,整个世界都是英、法、西、俄等资本主义强国跑马圈地、违章搭建的大园子。为了殖民地,这些哥们也没少开架,鸦片战争等欺负发展中国家王公们的仗自不待言,从七年战争到克里木战争直到二战,这些哥们自己也没少火并,更没少黑吃黑(普法啊美西啊,大家都懂)。在这些“道上中人”里,地盘最大、声名最响的,莫过于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约翰牛了。  现在让我们坐在19世纪唐宁街的首相官邸里,以大英帝国首相的身份站在大英皇域图,哦不世界地图面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完成19世纪大英首相的任务:拓展并确保大英帝国的全球原材料来源和市场,或者直白地说,是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即半殖民地)。  先来看看欧洲,请记住,直到19世纪末以前,欧洲大陆基本没有汉斯喵什么事儿,汉斯喵那旮旯主要是充当战场的,当时制霸欧陆的是高卢鸡和KUMA熊,而这两家共同的特点是陆军NB,“左拿帝右彼得”不是假的,盎格鲁撒克逊这帮海盗,玩海战那是一个溜儿,要他们在陆地上玩命,自古证明是不怎么行的(要不英法百年战争怎么最终被法国佬赶回去了?),能为联军贡献一个威灵顿,那就真心了不起了,全世界没听说过陆军要学他的。但为了确保欧陆上不出现又一个“罗马帝国”,他们需要始终保留多数主力军,用来准备随时在高卢鸡和KUMA熊之间插一脚。同时鉴于欧洲是那年头的第一世界,各国造船能力都不错,又是自己家门口,英军始终在家门口和地中海保有相当实力的海军力量。 龙腾网 龙腾网 - 倾听各国草根真实声音,纵论全球平民眼中世界  再来看看非洲,非洲这些个只会用飞梭和竹枪的土人,不足为虑,但非洲一方面是重要的矿产和人力资源(黑奴们在控诉)产地,更重要的是距离欧洲近,在那个没有灰机的年代,这个地理优势可以说非常重要,而距离欧洲近,就意味着第一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比较容易抢,所以在非洲,尤其是北非,英帝国也保有相当之军力,同时别忘了,在没有苏伊士运河的时代,好望角就是两洋唯一的沟通点,所以英帝国在南非要费尽心力打布尔战争,也因此好望角也是英帝国海军重要的活动据点。  然后来看看西亚,要说近东有什么牛国,那是扯淡,奥斯曼土耳其早就不行了,阿拉伯国家那会儿还不是狗大户,都啃沙子放牧呢。不过那地儿倒是三大洲通衢(所以别以为“横跨几大洲”有啥了不起,就近东那旮旯,只要欧洲占个角,埃及占个角,西亚占个角,那就妥妥的“横跨三大洲的大帝国”来着),又能堵住KUMA的出海口,所以那里也向来是英国陆海军布置的一个点,从克里木战争到一战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这个旮旯和老毛子没少打,火鸡还雄起过一次(就是达达尼尔海峡战役)。  现在我要郑重推出英帝国在东半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中心”和“基本点”-------印度和新马。说起来英属印度那真是个奇迹,大英帝国万里之遥,就凭那么十来万号人,加上一些“土兵”,居然真能把阿三这个上亿人口的民族控制得服服帖帖的,实在是不知应该佩服约翰牛的手腕还是哀叹阿三哥全体兜里没蛋。不过从全球战略来讲,为了这颗“英王皇冠上的宝石”,大英帝国基本耗尽了自己在亚洲所能投送的陆军兵力。而新马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天然良港,自然成为了英帝国远东海军的最佳活动据点(其实更好的是印尼,不过那是荷兰的地盘)  最后让我们着眼于东北亚,看着富饶广阔的东亚大陆、大西洋与之相比只能算“游泳池”的太平洋,问题来了------------  ① 大清国固然是一个一打就腿软的主儿,可是大清的腿好像也不像阿三那么软,这不,前一阵儿,法国的茹费理刚就因为广西那破事儿,走人了;大清光靠两门炮,还真吓不住,不能指望大清老老实实照看英帝国的利益。  ② 上大清的欧洲国家着实不少,英法西葡美洋洋不缺,更可怕的是东亚大陆直接和俄国接壤,在西欧和KUMA打也不敢说自己就占便宜,万里之外,陆上怎能和KUMA战痛快?  ③ 太平洋那么大,大英海军虽然NB,也就那么些船,西欧非洲南美全部要罩着,还有东南亚,饶是大英海军世界第一,又哪有那么多船、那么多海员,能给你照看太平洋上的权益?所以,对约翰牛来讲,在它自己无力照看亚洲权益的情况下,它迫切需要找一个“利益照看者”,或者说一条忠犬,为它照看在东亚的利益,防止法、俄做大,防范中国作为一个亚东大帝国爬起来翻身,同时又不会脱离英国的控制而挤压英国在东亚的利益,具体而言,它需要这样一个国家:  龙腾网   ① 国土不大不小,既不能因为太小而全无力量,又不能因为太大而具有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物质基础(英国看不住美利坚,说白了就是这个道理;同样没人希望中国统一发展,原因也是如此) 龙腾网   ② 人口不多不少,能正好养得起一支能与远东俄军、清军保持平衡的陆军和能够压制俄国太平洋舰队、牵制法国远东舰队的海军,并且能够支撑为了培养这样一支军队所需的必要重工业以及轻工业,如有必要,最好该国轻工业正好能满足英国在东亚所需低端工业产品,同时最好不要与英国工业发生竞争。  ③ 从民族性来讲,能够服从英帝国的安排,能够接受自己成为英帝国全球霸权中“爪牙”的身份。 龙腾网   说到这里,大家或许已经明白了,这是什么国家了。没错,它,就是日本。许多中国人都不明白,日本这么个小地方,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被美国叩开国门,还挨过九国海军联合炮击,怎么就不像缅甸这种国家被吞了呢?甲午海战,明明是大英的民船吃了日本海军的炮子,怎么大英不但不吭气,还给日本发贷款呢?现在大家要明白:  日本能在黑船事件、九国海军炮击下关事件后还能保持独立,通过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走上富强,固然有明治维新和“明治人”搀和,更重要的因素是它在中国沦为列国跑马场、全球霸主英国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人口限制无力在东亚投送和保持控制东亚大陆和太平洋所需力量的背景下,被全球霸主“钦定”为英帝国在东亚的爪牙,甲午战争是英帝国给自己的狗喂食,日俄战争则是日本这条英国的狗忠实履行其在亚洲的使命,阻挡俄国扩大在亚洲势力范围。二 从“三国干涉还辽”到“朴茨茅斯条约”,看约翰牛的狗链  日本是一条狗,不过非常遗憾,它从来不是英国佬庄园里温顺的贵宾犬,而是一条恶狗。从一开始,日本的国家战略就和英国为它打造的角色相冲突的---------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他那条“利益线”显然就是要以日本为中心,扩张殖民利益,这就势必要排斥英国在东亚的权益。既然如此,为何英国还敢“开闸放狗”呢?这就涉及一个日本精英们-------包括那些“维新志士”们从来没看明白的、最终把日本坑死的问题----------资源。  统管十九世纪的东亚,不难发现,老谋深算的英国充分吸收了咱老祖宗“守险不守陴”的智慧,表面上看,英国东洋舰队基地在新加坡、陆军主力分别集中于印度与新马,似乎把东亚这块肥肉拱手交给了日本这头恶狗来看,其实他们早就给日本套上了狗链,那就是资源。英法两个老牌殖民强国在进军中国的同时,独霸了东南亚的热带专属战略资源-------先是橡胶,后来还加上石油。北边倒是有油,不过您得去问KUMA要。而铁矿等资源主要在华南,正好又是大英的势力范围。同时,日本彼时军事工业还是进口为主,钱都是英国银行贷的,我一停贷,你就要抓瞎。这样一来,无论“大日本帝国”在东北亚多么耀武扬威,敢不听大英帝国?嘿嘿,给你断战略资源,看你能混多久?想战?陆上你想达到北京容易,想一口气打到华南可就难了。后来昭和时代中日军力比有史以来最有利于日本,皇军也不敢说就把华中华南全摆平了,何况当时?要说海上,你稚嫩的皇军海军,船还主要是从我这里买的,和我远东舰队玩?就算你把它磕了,我援兵也来了,你就等死吧。 英日盟约对日本来讲,就是一条绳子--------服从英国时,它可以拿来用,方便自己;如果它吃了豹子胆,敢和英国磕,那这绳子就会困住日本,让它老老实实服从英国利益。阶段小结---------日本崛起的四个条件  综上所述,日本的崛起需要四个条件:  (一)中国的虚弱,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虚弱的国家,那么日本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市场,都没有拓展的空间,能做一个中等国家,那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多个强国争夺东亚,如果某一个中日之外的强国已经取得决定性优势,那么就不再需要日本了。具体到明治,如果说俄国直接占据了东亚,或者英国有余力控制中国,哪怕只是扛住俄国,那么日本妥妥的被殖民。  (三)存在可以依附的域外强权。首先,必须要在域内存在域外强权,因为域内国家不会自己为自己树立强敌,只能指望域外国家。其次,该强权必须能与地头蛇对抗,如果该强权无法给予日本支撑,那么日本不但接不到血管,还很快会被砍掉。  (四)必须有可能在日本和东亚其余国家之间存在“代差”,也就是能够碾压。因为日本本身国小民寡,如果不能形成足够代差,则力量对比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中、俄等过相比。而明治时代日本对中国形成完全碾压,对俄国在远东的势力也形成代差优势(俄国远东落后而日本则发达、俄国组织系统混乱而日本组织精良)。
————《枪炮侯》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落后,自己传统的一套走不通,必须要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才能成功。而且当时日本是分封制,地方自主权很大,几个藩主学西方,中央无力阻止。这几个强藩尝到了甜头,进而打败了幕府,掌握中央政权,对全国改革。所以而当时中国是大一统帝国,地方没有自主权,无法改革。中央也就光绪和几个维新派要改革,慈禧和大部分官僚都没觉得有改革的必要。他们是儒家弟子,他们跟西方接触的少,觉得自己并不落后,文化比西方先进,西方是蛮夷,自己才是正统,让自己学蛮夷,那是打死也不干。到后来,慈禧还支持义和团,义和团装神弄鬼那套慈禧还信了,以为靠义和团的神力,肯定能打败蛮夷。结果被打的狼狈逃窜。总之一句话,因为中国对周边国家文化领先太久,当西方先进文明进入中国,中国并没有认为西方先进,还是按惯性,把他们当做落后的蛮夷看待,所以并不会像日本那样拼命学习。连应该是最了解西方的官僚林则徐,也写过奏折给皇帝,说洋人需要中国大黄,要是不吃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还是把他们当做蛮夷看待,更别说其他的官僚了。
明治维新对应戊戌变法是不对的,明治维新应该对应的是辛亥革命。明治维新是直接换了一个政府,从这点上来看,他不叫变法,他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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