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总结
篇一：明清史概论重点 明清史概论重点 1.如何评价明代的科举制度？ 答：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2.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 答：1.朱元璋是禁止宦官干政的。 2.朱棣夺位时依靠了宦官的帮忙，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因此明朝宦官与以往不同，都具有一定文化的。像郑和就是宦官。 3.明朝时期，文官集团权利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比如嘉庆要追认自己的生父为皇帝，用了三年时间和文官斗争才搞定。而万历想废皇后改太子，用了二十多年直到死都没有干成，二十多年里郁郁寡欢不再理朝政，不与文官们合作。因此，皇帝只有倚靠宦官集团来和文官集团斗争。 4.宦官拥有官职，很多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明朝的朝廷分为内廷和外廷。内廷就是以司太监掌印太监为首的，外廷是由内阁首辅为首的文官集团，相互制约。在明朝，由首辅领导的内阁拥有上奏建议权，六部负责行政权，决策权由皇帝亲自掌握。由于皇帝无法过问全部事情，因此一些事情交由内廷处理，从而实际上内廷太监代替皇帝取得了决策权。必须要由内廷签署，这些建议和行政才能生效。 5.此外太监还掌握东厂。实际上东厂并非电影电视里面的那样横行霸道。京城中有三大狱，分属刑部、东厂和锦衣卫北镇抚司，三家刑治机构功能虽有重叠，但大略也有分工：盗匪奸杀等民案，由刑部管辖；涉及宦官及公门中人犯罪，由东厂管辖；凡大臣谋反弑逆或忤犯皇上，则由锦衣卫缉拿。一些重要的案件则往往由三司会审。 6.在明朝漫长的历史中，真正太监乱政的时候有几次，一次是武宗时的刘瑾，一次是熹宗时的魏忠贤，此外还有一个英宗时的王振。他与秦汉唐等朝的乱政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依靠的是皇帝（实际上皇帝也是依靠他们），而不是要挟皇帝，所以当得不到皇帝支持的时候，这些人就立刻被文官集团砍了脑袋。 7.明朝太监的乱政，实际是由于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皇帝扶持起来的一个势力集团，他们在为皇帝服务的同时，趁机为自己牟利。明朝太监集团和皇帝往往是一体的，相互依靠的。 3.试述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特点及影响。 答：首先是明内阁的发展。在太祖时期(1382年后),皇帝侍从,以备顾问,秩不过五品。到成祖时(年),「内阁」之名正式确立,与皇帝议国家大事,章疏常直达御前,渐受重用。至宣宗(年),为内阁制的第一阶段。宣宗时以三孤、尚书等官兼任大学士,地位日隆,内阁大学士掌「条旨」(票拟),俨然汉唐宰辅。英宗(年)时,为内阁制的第二阶段。英宗开「首辅」专权之始,阁权已超过六部。后来,世宗至神宗初期,为内阁的鼎盛期。威权已超六部,无宰相之名,却有「相权之实」,不过此时阁臣互相争夺首辅之位,间接形成党争,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最后,到神宗后期(约1570年后),内阁权力渐衰。皇帝一面仍以内阁首辅票拟,但同时一面假手宦官居间传递奏章,令宦官渐专权。自此以后,内阁权力渐被宦官所夺,就算内阁的首辅,也要和宦官合作,才可以较为顺利地处理政策。如神宗时的张居正便勾结宦官冯保。之后,皇帝多信用宦官,内阁根本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明代的内阁乃前朝所未有的组织,它只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并非正式的行政机构,与一般的中央政府组织有别。正因这样,故明代的内阁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是变动性。明代内阁组织虽有四殿二阁,但并不同时设置,缺此少彼成为常事,须视皇帝好恶而定,而大学土员额亦多寡不等。至于内阁权力亦随皇帝宠信的程度而转变,若皇帝或信阁臣,或信宦官,或信奸臣,则内阁权力,便会因而增大或缩小。 其次,是附属性。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独裁时代,内阁权力常因皇帝委任与否而有轻重之别,且内阁职权出自皇帝授予,不得独立行使,向各部及地方政下达命令时,必须透过皇帝谕旨,可见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 再者,是个别性。内阁大学士虽由皇帝任免,但大学士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责任亦不连带,各自独立以己见辅助君主。 还有,是欠缺法定性。内阁能否产生作用,皇帝之影响至大。如英宗正统初年,事无大小,悉下阁臣参议决定,内阁因而便可发挥高度价值;反之则不然,如思宗因为不信任内阁,而使内阁失去作用。为人所攻讦,影响内阁官员的工作。 内阁制度,对明代的政治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 首先,是助长君主专制。太祖废除丞相以巩固其统治权,内阁制度随着君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内阁首辅虽俨如汉、唐之宰相,但并无节制君权的作用,事无大小都要秉乘皇帝的旨意行事,内阁只是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而已,是明统治者用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明朝皇帝以内阁佐理政务,而一切施政皆由皇帝专权独断,大学士仅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皇帝往往借内阁以遂其私心,使明代之君主专制比历代为甚。 其次,是助长君主荒政。内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对奏章作出票拟,再呈皇帝批红,原意在于使大学士能对政事作出「提议」,但若皇帝无心理政,可以不加细阅,便作批决,阁臣亦无可奈何。因此,内阁的「意见」遂演变成为「决策」,无疑助长助了君主荒政。明代皇帝多荒废朝政,与此不无关系。 再者,是形成宦官弄权。明代内阁因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往往难有作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君主的日益腐朽,更弊端百出。明代皇帝日渐颓废,往往深居内殿,不亲政事,不与大臣相接,而往往把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明之司礼监的地位职掌在宦官中最崇重,又常亲近皇帝,乃有干预朝政之机。皇帝既不见大臣,一切奏章皆靠宦官居间传达,甚至「批红」之重责亦假手司礼监,使司礼监的权力凌驾内阁之上,阁臣的权力仅止于「票拟」。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是假手司礼监代批奏章,内阁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能承机窃柄专权乱政。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 还有,是演成朋党倾轧。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到. 最后,是导致政风因循。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 总结而言,有谓明代无善政,是始于太祖废相。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如上述所言,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4.试述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答：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 5.如何评价郑和下西洋。 答：首先，行动缺乏明确而切实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实际利益考量。郑和下西洋以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理想为主要使命，重义轻利，厚往薄来，对有效维护国家现实利益功效有限。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国力，大力从事不计成本与不惜代价的睦邻外交活动，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天朝礼治体系”。 其次，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有劳民伤财之嫌。郑和下西洋花费多，收益少；送出去多，拿回来少，并未给明朝带来足够实际利益，反而造成巨大物资浪费，导致后来国库空虚。 再次，受明朝封建制度限制，郑和下西洋仅限于对外宣扬和平，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6.文字狱的相关知识。 答：清代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雍正皇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清朝康熙（年）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震动比较大的是庄廷《明史》案，发生于大臣辅政时期（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总的看来，康熙当政时期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宽容政策，统治者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当时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都有明显的强烈的民族情绪，都未被追究。 雍正皇帝在位（年）时间虽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几起文字狱都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雍正后期，几起文字狱转向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即位之初，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整治那些曾争夺皇位的宿敌，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以及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湖南士子曾静、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一场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此后的文字狱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文字狱被有意识地用作压制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乾隆皇帝在位（年）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0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文网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结果。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鲁迅先生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文字狱的危害：（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思想、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7.试述明代的秘密立储制度。 答：确立的过程: 乾清宫正殿高悬着由清代顺治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这个匾的背后藏有决定太子命运的&建储匣&。康熙朝皇子之间夺取皇位的明争暗斗相当激烈。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自雍正朝开始采取秘密建储的办法，即皇帝生前不公开立皇太子，而秘密写出所选皇位继承人的文书，一式二份，一份放在皇帝身边；一份封在&建储匣&内，放到&正大光明&匾的背后。皇帝死后，由顾命大臣共同取下&建储匣&，和皇帝秘藏在身边的一份对照验看，经核实后宣布皇位的继承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都是按此制度登上宝座的。到了清代后期，由于咸丰皇帝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和光绪皇帝没有儿子，这种秘密立储的办法才失去其意义。
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8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怎么办？雍正想出一个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创革。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顺治选了康熙继位，雍正选了乾隆继位。这两位大清皇帝，都君临天下60年，开创出中国皇朝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应当说，雍正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乾隆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是选对了接班人。这对大清帝国、对中华民族、对亚洲历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8.试述清代的八旗制度的特点。 答：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 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清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崇德元年（1636）始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9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 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9.试述清代前期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和影响。 答：1.从议政王大臣到军机处 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及民族自身的狭隘性，清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首崇满洲”的原则。清初，中央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但最高的决策和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前者的权力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它全部由满洲贵族和八旗首脑组成，汉人不得参与。这种早期的氏族贵族会议制度，早在入关前就已确立，入关后依然保存。凡军国大事均由议政王大臣共同裁定，这就是人们通称的“国议”。而顺治十五年（1658）仿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在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和文渊阁、体仁阁、东阁设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清朝内阁的权力和地位远不如明代内阁那样高，只辅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负责票拟谕旨，批答奏章等，并不具有实际的决策权力，仅仅是名义上的决策机关，屈尊于“国议”之下。这种政治体制，使权力分散于诸王公贵族，随着入关后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专制集权趋势的日益加强，它越来越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障碍。 2.南书房。为了适应统一事业的完成和君主集权政治的需要，康熙帝亲政后，在宫内设南书房，挑选翰林院学士入值。当值的翰林院学士陪同皇帝读书写字外，也参与机密，替皇帝草拟谕旨，实际上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从此，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削弱。康熙帝把中枢权力一分为三：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三者互相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手中。 3. 军机处。为了加强皇权，雍正时设军机处，由皇帝挑选亲信的满汉官员充任军机大臣。军国大事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这样，地方军政首脑实际上也直接听从皇帝指挥。军机处的设立，取代了南书房，使内阁职权进一步缩小，更使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到乾隆时，议政王大臣会议撤销。国家一切政务，均由皇帝一人独断朝纲。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 10.试述清代晚期中央政局变动的表现和影响。篇二：明清史讲义 第一讲:明清慈善组织 一、慈善组织的种类： ? 1.按组织者分类：官办、宗教团体、家族、士绅、商人、村落乡镇 ? 2.按功能分类：育英堂、普济堂、清节堂、漏泽园、惜字会、赈灾、性 ? 3.按设置时间长短：临时性、长期性 ? 4.专业性慈善组织和兼职性慈善组织 ? 5.开放性、半开放性和不开放性慈善组织 二、清代慈善组织统计： ? ? ? ? ? ? 育婴组织
973个 普济堂 399个 清节堂类216个 施棺为主的善会善堂 589个 其他743个 其中江浙两省拥有全国58%的善会善堂、超过61%的救济寡妇的善堂、32%的育婴堂 ? ――据梁其姿的不完全统计 三、明末以前的慈善 1.古代的贫穷观念： 关于贫穷观念及看法：1.贫苦困厄。谓缺少财物，困顿不顺。2.指缺少资财。3.指穷人。 西方社会：基本上是道德问题 中国社会：均贫富、安贫乐道、贫苦无依（家庭不完整）原本不是道德问题，成为道德与社会身份等级的变化直接相关 2.身份等级与经济地位： ①.贫与贱的关系以及贱民：贫与贱并无必然的关系，前者是经济上的，后者是道德上或者身份上的 ②.宋以来贫民阶层的出现，门阀士族衰落，宋代商业发达，财富与商业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3.慈善组织的历史： ①1.传统的施善团体：家族、宗教组织与政府 2.宋代的政府救济：福田院 居养院与安济坊；慈幼局、社仓；惠民药局 贫人定义：鳏寡孤独
贫乏不能自存之人或老疾贫乏不能自存之人 ②范仲淹以佛教组织为模范创造范氏义庄 局限性：1.并非纯粹济贫，而是为了维持家族的生命与声望；2.义庄制度涉及的人有限 4.明政府的救济政策： 保留元代惠民药局与养济院，但二者服务的对象均发生了改变 惠民药：施药给贫苦百姓，变成施药给军旅中的贫户 养济院：收容所有贫病之人，变为收养老人，故别称孤老院 四、明末清初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1.明末善会 性质：地方性、民间性 原因：①贫富良贱观念的变化； ②整顿社会秩序的策略 组织者：士人、商人、其他的地方富民 五、慈善组织的制度化（）： 1.财务的正规化：官方的认许及官民合资 2.管理制度的建立：轮值制与董事制 六、慈善机构的“官僚化”： 1.官方的积极介入：①堂务上的革新②经费上的扩充 2.同善堂的非政治化 3.官僚与地方慈善家的关系 七、清中后期慈善机构的儒生化： 1.变化：前期体现佛家的普济思想，中后期明显地反映了一些儒家的价值 2.特点：宣扬儒家价值者主要是社会及文化地位不特别高的儒生，及文化价值取 向以中下层儒生为准的人 3.代表：惜字会、清节堂 八、 其他的慈善事业： 1.修路、造桥、义渡；2.建寺庙庵观、建塔；3.赈灾救荒；4.办学；5.资助；6.粥棚 第二讲：明清江南地区 一、历代关于江南的解释： 1.秦汉：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 《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 《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不
忧冻馁，亦无千金之家。 ①汉代江南概念大于秦代，包括豫章郡、丹阳郡，甚至会稽郡北部 ②除江南之外，还有江东、江左、江表之称，江南概念大于江东，江南可以概江东 ③两汉之时江南主要指洞庭湖南北地区， 这一地区又属荆州，故东汉人以江南指荆州的大部分范围，甚至包括襄阳。至唐初，地跨长江南北的荆州以及位于江北岸的江陵仍被视为江南。可见习惯上江南的北界并不以长江为限。 2.唐代：较确切的江南概念最终形成。 ①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完全处于长江以南。十道以山川形便原则划定地理区划，概念清晰无误。 ②开元廿一年，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 ③唐后期，江南西道一分为二，西部为湖南道，东部仍称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 ④不过唐代江南一词往往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今天意义上的江南，在唐时，仍常用江东来表示 3.两宋：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也是狭义的江南地区范围。 4.明清：最狭义的江南，苏、松、常、嘉、湖五府；广义，浙东西地区；中间，苏、松、常、嘉、湖加上镇江府、杭州府。此时的江南已非地理概念，而是经济区域概念了。
二、周振鹤《释江南》： 1.江南是一个变化的概念 2.江南应指长江以南地区，但并不尽然 3.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还具有经济涵义，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 4.相关知识：唐代至宋代，位于江北的扬州始终被视为江南，代表江南文化；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超过了扬州。但在文化心理方面扬州依然维持江南的地位。清代后期，尤其是近代，扬州地位一落千丈，不被当成江南，甚至连累镇江也被看成江北。 三、史学研究中的江南： ? 1.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尽管所论多涉江南地区，但尚未对江南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 2.王家范认为至迟在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已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也将五府乃至七府并称，因此，最早的江东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 ? 3.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表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扬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长江以南属于安徽的宣州、徽州、太平、宁国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台州地区 ? 4.洪焕椿、罗仑《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江南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区 ? 5.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划出的太仓州 四、相关研究成果： ? 1.时段上，涉及从唐代至近现代，其中明清时期的研究成果最多，宋次之 ? 2.研究内容上，涉及农业、手工业、人口、市镇经济、区域文化、宗教、庙会、医疗等，其中以明清时期经济，尤其是市镇经济的研究成果最多? 注：很多研究成果并不以“江南”命名，但内容上涉及江南地区（含广义与狭义）甚多，因江南经济与文化发达，且资料很多。 1.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2.洪焕椿：《明清苏州经济资料》，《明清史偶存》，《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 3.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4.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与命运》 5.徐新吾：《江南土布史》 6.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南丝绸史研究》 7.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 8.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9.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10.刘石吉：《江南市镇经济研究》 11.严耀中：《江南佛教史》 12.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 13.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14.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 15.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的研究》 16.岸本美绪：《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 15.森正夫：《江南市镇研究》 五、国际视野下的江南经济史研究： 1.原因：至少自宋代以来，江南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几乎所有做中西比较的历史学者都承认，至少在十五世纪以前，江南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中、西方史比较研究的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许多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离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社会差不多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曾是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江南始终没有自主跨入资本主义近代的门槛？为什么原先落后于中国江南的西欧、特别是英国能后来居上，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成了一个江南之谜？许多学者认为，把江南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下，一方面能够更好地解构江南之谜，发达的江南始终没有自主跨入资本主义，反而落后于江南的英国率先跨入资本主义；其二，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和回答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秘密和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 2.国际比较研究成果及论争： ①代表：滨岛敦俊、王国斌、李伯重、黄宗智、彭慕兰 ②相关知识：“加州学派”以美国加州大学一批进行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为核心，并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新论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彭慕兰（K. Pomeranz）、王国斌(R. Bin Wong)、李中清、这些成果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看法，都对近代以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成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都在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他们那种求真求实，大胆突破以往研究框架，在国际视野下缜密的雄辩思维，把中国的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呼应。这些新观点及国内外学者的广泛交流，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经济史的研究。 围绕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秘密和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的问题上的分歧： ? A黄宗智“内卷化”（过密化）概念 ?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 ? 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来提高产量，这导致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内卷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可以通过内卷化的运作方式来提高总产量，由此而得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断 ? B彭慕兰、王国斌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提出“大分流”理论 ? 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绝不逊色，特别是中国的江南，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前夕，在许多方面都优于西欧最发达的英国。如果说，中国经济因为资源和生态的约束而陷入“内卷化”的话，那么，英国和西欧在十八世纪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才开始“大分流”篇三：明清史 洪武祖制：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创新制，成为其子孙奉行不易的“祖制”。内容有1．中央集权制度明初承袭元政治制度。在中央设中书行省制，由左右丞相统领六部处理全国政务。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因中书省、行省职权较大，明太祖逐步限制他们的权力。这些调整是明统治者对中央行政机构进行的改革，目的是集权于君主，确保明长治久安。2．法律明太祖命大臣依《唐律》制《大明律》，对不能援引《大明律》处理官民犯罪的“法外用刑”案件，制定《大诰》三编，要求臣民学习掌握。后据具体实施情况进行调整，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诰》修订完成。 3．对女主、宦官专权的防范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复著令典，对宦官控制也很严。具体说，有以下措施：（1）设置宦官不及百人。（2）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3）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4）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4．经济建立户籍和赋役制度，奖励开荒、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工商业政策和发行大明宝钞。综上，朱元璋制定各方面的制度，把他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他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要求他的继承者必须沿革遵行，“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胡蓝之狱： 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 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有45000 余人。“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朱元璋对明朝建立有功的将领论功行赏，加封进爵。随 着时间推移，明太祖君臣之间逐渐出现了权力争夺。胡惟庸培植自己的势力，外收集军马。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进贡，胡惟庸等隐瞒未通报， 被宫中太监知道并告知明太祖，朱元璋加以追究，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被伏诛。十九年，爆发所谓胡惟庸指使林贤“通倭”， 二十三年封绩“通虏”的案件，胡惟庸谋反之事被揭发。牵连打击的人员无限扩大。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告蓝玉谋反。蓝玉被族 诛，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族诛者达一万五千人，列名《逆臣录》。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四万五千人，合称为胡蓝之狱。 朱元璋为整肃吏治，以重典治下的一个表现。 靖难之役：靖难之役是明太祖的儿子朱棣和皇孙朱允芍洌峄饰欢统傻囊淮瓮持谓准赌诓康恼秸Ｒ蚍跏屏ε蛘停钩闪硕灾醒胝ǖ耐玻谑墙ㄎ脑炅拢ㄎ姆⒉剂讼骶艏按偈舻内椋韵魅醴跏屏Γ煲鹬扉η苛也宦＝ㄎ脑暄嗤踔扉ξ瞬髌鸨恼毙运煲浴扒寰嘀瘛钡拿寰俦纯钩＝ㄎ脑昶咴轮了哪炅拢岷颖薄⑸蕉⒔系鹊厍扉Ψ⒍艘幌盗姓秸运俚腔饰欢崾Ｓ捎谥扉Α熬俦矗γ改选Ｒ虼耍肥榻獯握秸晌熬改阎邸薄＝ㄎ牡凼О芫科湓蚴 ：建文帝“仁柔少断” 制约其“削藩”的坚定信心，同时缺少得力的文臣武将的支持以及内部的分裂投降，致使朝廷实力削弱，导致人心向背的变化。而朱棣身陷战阵，鼓舞士气，又善于利用人才，凝聚人心，逐渐扭转不利局面，取得主动权，此外神道的力量似乎也对其有利。“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尤为严重， 史书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 明代内阁制度：明初在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辅官而又证明不副职任之后，乃改用内阁制度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上。被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明宣宗内阁的职权有所发展。内阁开始设西制敕房，并有了“票拟”之权，内阁日权重。明英宗正统以后，内阁又设有东诰敕房，于是内阁有承旨办事的下属机构。明世宗中叶，“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随着内阁权利不断膨胀，导致出现了君主专政与荒政，宦官专权，阁部之争等政治弊端。有明之无善政，废丞相是其制度根源。但明代内阁自始至终都不曾是明朝中枢正式的一级行政机构，而是皇帝特设的草拟诏敕的场所，阁臣是皇帝选用的代言侍臣，或者说能参与机要的亲近侍臣而已，并没有成为在封建社会晚期与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体制。 十全武功：是指清乾隆时期的十次重大军事行动：从乾隆十二年（1747）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高宗在执政期间进行了十次军事战争。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两次扫荡金川、一次安定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以及降服缅甸、安南（嘉庆七年[1802]改国名为越南）各一次、两次反击廓尔喀,所以被称为“十全武功”，乾隆帝自称为“十全老人”。乾隆帝总结的十全武功，其实也是康乾盛世在军事全盛的具体表现。十全武功其价值在于安边固疆，同周边各民族离心势力进行了长期而不妥协的斗争，建立政治上的“大一统”，所以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同时，军事的强大，是国家兴盛的标志之一；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繁荣、财富充足，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的绝对保障。 王门“四句教”王阳明弟子钱德洪认为其师有教人的“定本”：“夫子（阳明）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四句为教法， 即为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嘉靖六年夏，王畿与钱德洪论学，王机和钱德洪就王阳明的“四句教”发生分歧，王畿认为王阳明“四句教”为“四无说”，而钱德洪则认为是“四有说”。王门“四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宗旨是讲本体与功夫，道德的内心体验与日用常行的修养，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清代汉学：汉学又叫考据学或朴学。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朴实的经史考证为研究方法，学风朴实谨严。清代的经学研究尤为重视证据，强调考证，因此又称之为考据学。在乾嘉时期发展至高峰，成为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所以又被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以经学经世潮流的衰熄，文化思想的钳制，学者门走入整理和研究传统文化典籍的途辙，这促使汉学的复兴。关于清代汉学的分派，章炳麟将其分为“吴、皖”两派，张瞬微将其“吴、徽、扬”三派。清代前期无汉学、宋学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宋汉发生冲突，但汉、宋二学调和已成主流，主张“汉宋兼采”。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当然，汉学过分考据证“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为什么说 “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丞相始”？ 1．洪武时期“无相时代”的政治尝试 朱元璋为加强皇权，罢黜宰相，六部尚书直接向明太祖负责，实际上，君主兼摄了宰相的职能。但不久以后，繁重的政务使他开始抱怨起来 “设四辅官”，这是朱元璋在“无相时代”对辅政体制的初步尝试。可见，这种尝试并不十分成功。 2、明代内阁制度的创设与发展 ⑴内阁之创设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设置文华殿大学士。当时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明史》卷72《职官志?内阁》）明成祖即位后，特地简选解缙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阁臣的主要职责是：①“常立御榻左，备顾问。（《明史》卷147《黄淮传》）②“从容献纳”，所以明成祖高度重视：“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 ⑵．内阁之发展明仁宗、宣宗内阁的职权有所发展：“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明史》卷72《职官志序》）明宣宗宣德初，内阁开始设西制敕房，明英宗正统以后，内阁又设有东诰敕房，于是内阁有承旨办事的下属机构。明世宗中叶，“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明史》卷72《内阁》） 3．明代内阁制度的特点关于明代的内阁制度，其特点是： 首先，内阁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其次，内阁的职权有限。内阁仅向皇帝提供施政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内阁阁臣，特别是内阁首辅超越职权范围，与皇权发生冲突，都没有好的政治结局。第三，阁臣的简选以及升转均只是荣誉性的职衔。 3、内阁制度下的政治弊端 明代内阁制度下的政治弊端有： ⑴君主专政与荒政朱元璋“乾纲独断”，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训告其子孙不得复设宰相，以后继位的君主严格遵守“祖制”。明朝治乱系于君主一人之身，国君勤惰决定国家政治的清浊。明朝17帝，除明太祖、明成祖有雄才大略，治国有方，勤于国政外，其他君主大多成为“问题皇帝”。如仁宗“耽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朝鲜李朝实录》卷41）宣宗“好游戏”，神宗怠政达三十年之久。 ⑵宦官专权明英宗正统时 “相权转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卷72《职官志序》） 逐渐形成阉党之祸：“明代阉宦之祸，酷矣。（《明史》卷306《阉党传》）特别是天启时魏忠贤，“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卷305《魏忠贤传》）由于阉党专权乱政，“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卷22《熹宗纪》） 3．阁部之争：明初至仁宣时期，内阁与六部关系较为融洽。但自世宗“大礼议”之争后，君臣关系、阁部关系均产生重要变化。内阁阁臣之间，或内阁与宦官之间、或内阁与六部之间逐渐产生矛盾。阁部之间的斗争在明神宗之时最为激烈。阁部之争的战场主要是“京察”。 综上，明代自明太祖废除中书丞相制度，天下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虽设立职司代言的内阁顾问机构，但由于制度的约束，内阁缺少委任责成的行政权力，故在君主荒政倦勤之时，对于天下治乱缺少足够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明代政治的良性运作和阁部大臣的施政积极性，故“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顾炎武《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见，有明之无善政，废丞相是其制度根源。
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继承陆九渊的学说,所创造的“心学”,成为惟一堪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抗礼的儒学流派,对中国当时及后世读书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他的心学思想又经(来自: 唯 才教 育网:明清史总结)历三次变化，逐步确立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1）心理合一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对“心”与“理”的关系作了总体上的概括 。王阳明在批评朱熹“格物”说分“心”、“理”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他把宇宙万物统一到人的主观精神之中。 认为“心即理”有两层意义：首先，意味着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的融合。其次，内化的心又通过践履的过程进一步外化，心的外化表现为内在的道德意识在道德实践中取得一般规范的形式：即忠、孝等。这样，理融合于心（主体意识），心又外化为理（行为的普遍规范），心与理相即不相离。 （2）致良知 在王阳明看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就是人心中的“天理”，是人主观意识的判断能力：将这种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来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就是所谓“致良知”的工夫。“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这样，人伦关系逐渐变得合乎理性的规范，理性化的道德秩序也得到建立。 （3）知行合一 “知”就是人心中的“良知”，“行”就是将良知加以推行，也就是“致良知”，所谓“知行合一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王阳明要求把知、行作为一个工夫，在于说明“知”不能离“行”，他所说的“行”不是泛指人们的道德实践，而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工夫，也就是“减得一分人欲”，“复得一分天理”的道德修养，因而要求不必“专去知识上求圣人??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行迹上比拟。”所以，余英时先生称其为“反智识主义”。 （4）王门“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即为王门“四句教”。它作为王阳明思想宗旨是讲本体与功夫，道德的内心体验与日用常行的修养，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王阳明死后，“王学”或“阳明学”流行天下，其后学的分异，黄宗羲《明儒学案》把王阳明诸弟子、后学区为八派，王学在明代后期有了全国性的影响，但随着新的思想因素的叠加，越来越偏离王学的主流和本来面貌，所以“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评价康乾盛世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包括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在此期间，统治者施行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措施，保证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安定，劳动人民得以安心生产，从而使社会经济从明末清初战争的疮痍中恢复并发展，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康熙时，人民渐增，耕地增加，清政府财政积累丰富；雍正年间，社会经济继续稳步发展。经过康、雍两代的经营和发展，到乾隆帝即位以后，从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五十七年，清高宗执政期间进行了十次军事战争，安边固疆，建立政治上的“大一统”；积极推行“开源节流”经济政策，所以钱粮储蓄的“称为国朝府藏之极盛”； 且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兴盛，经济的繁荣，促使城镇的繁盛；康乾盛世期间，文化极为灿烂，康熙、雍正时编写了《古今图书集成》达万卷，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官私图书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另康雍乾三帝还以“御制”、“御纂”等名义编写图书144种，达三万卷。除此之外，文学、历史、学术等的创作、研究也是超越前代的；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从康熙二十四年以后至乾隆六十年百多年间，全国人口增长了15倍多，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所以，清朝乾隆年间，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时人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正是康乾盛世的最直接的写照。 康乾盛世持续了一百年，但盛世局面之下却隐伏着深刻的危机，特别是嘉庆元年（1896）五省白莲教大起义后，标志着清朝危机的总爆发。康乾盛世危机的表现及其根源：统治者采取一个不思进取的治国方略：“持盈保泰”；腐败严重是盛衰之变的直接根源；人地矛盾成为清朝动乱之源；拒绝近代化，对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排斥，埋下了日后挨打的祸根 。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超过了前代任何一次盛世局面，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却不宜夸大地去评价，康乾盛世孕育了落后，潜伏着危机，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一次辉煌。由于清朝采取的是一种消极保守的防御性政策，经济虽然恢复发展，但盛世背后埋藏了诸多隐患，从乾隆后期开始，炽盛局面就不复重来了。